子 蕴：文革岁月
郭 力：１９７０，北大右派学生顾文选之死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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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六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三一期（zk2409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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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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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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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文革岁月 子 蕴
【亡灵祭坛】 １９７０，北大右派学生顾文选之死 郭 力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九）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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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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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文革岁月
·子 蕴·
◇ 最后一课
１９６６年７月里一天的早晨，我们正在上化学课，化学老师叫陈广俊，是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先生，北京市一级教师。忽然间校园里乱了起来，学生们冲出教室大喊大叫，据说有人给校长焦其树贴大字报了。我们班也乱了，有人站起来好奇地往外看，陈老师大声说：“同学们请安静，安心听讲，不要受外面干扰！”我们听话地坐下来，听完了此生中的最后一堂课。谁会想到这竟是此生纯洁美好生活的结束？谁会想到曾经那么团结和睦、亲如姐妹的班级从此分崩离析、天各一方？谁会想到小小年纪的我们将经历一场人类文明的浩劫？谁会想到我们的生活和命运从此发生了逆转向着不可知的未来走去……十七八年后，当我们重新又走进学校，曾经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不见了，成了历经苦难和沧桑的中年妇女。
凭良心说，我们班的同学还是相当不错的，不管当时心里怎么想，私下搞了什么小动作，但没有撕破脸皮，用当时流行的话，是温良恭俭让的。因为我记忆中没有同学之间彼此抄家、斗争，我们班３９名学生，大约三分之一是高干、革干出身，三分之一是资本家、房产主、小业主或父母被错划右派即家庭有问题的人，三分之一是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属于父母历史较清白的人。只有一名工人子女秋，而且秋也是一个稳重的忠厚的女孩，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
我记得当时有一篇社论叫《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但标题没说错，日后的发展还真是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皮肉，更触及了人们的灵魂，连小小的孩子们也没放过。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再没有学习和集体活动，大家各自组团组队按照自己的派系活动，开斗争会，贴大字报。我不是红五类（工、农、兵、革干、高干）出身，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可我也不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出身，也不属于打击对象。充其量算作“红外围”（当时对既不是打击对象又不是依靠对象的同学称为“红外围”）。可我不记得哪位红五类来团结过我，我倒是自觉自愿地站在倒霉蛋儿（即黑五类）的一边儿了。因为我的几个好朋友的家庭都遭遇了灭顶之灾。
刚开始我们并不明就里，只是认为革命了、运动了，到处轰轰烈烈，人山人海。我们只是骑着自行车到各大学去看大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满天飞，至少有百十种之多。本校也贴满了大字报，老校长焦其树突然成了反革命被打倒了，老师们也都靠边站了，工作组进驻了，掌了教育革命的大权……但是很快风向就变了，一队队的红卫兵骑着二六翘把自行车，剃着光头，戴着红袖章，到处抄家、打人，当时他们叫“联动”。
◇ 红色革命
我家住在东四十条某大院，院里加我家只有三户人家。房东三代女性，寡婆婆、寡儿媳带一个未婚的女青年，好像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平时很少见她回家。房东住北房，两边两个小耳房，一边还供着灶王爷。西房住着老两口，先生是国民党将领傅作义部下，北京解放时起义的军官，姓康，级别不低，据说还是右派。老伴也有文化，干净利落的女干部形象，无儿无女。记得我们搬进院内东屋前，房东老太太要求见见我和弟弟（哥哥姐姐一直住校，现在想起来他俩多幸福啊），因为他们不喜欢有孩子的房客，需要安静的环境，待到见了我和弟弟两个规规矩矩的学生后非常满意。我们院很讲究，北房前廊后厦五大间很气派，院里有枣树、海棠树，中间是特大的大鱼缸，估计司马光砸缸也就这么大了。鱼缸周围是夹竹桃、石榴树、盆景等。我家的三间东房宽敞又明亮，隔断都是玻璃的，很漂亮。院子南向是一个大影壁，绕过影壁是临街的院门。我们偌大一个院子加起来日常生活的才七个人。西房的老两口总是看书、看报、写东西，偶尔在院里坐也拿着书报、杂志，对我和弟弟非常亲切。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见到大门口停着大卡车，上边站着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进门一看院子里乱七八糟，原来康爷爷家被单位红卫兵抄家了，且把老两口五花大绑押上了卡车，据说是遣返回原籍，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第二天一早我还没回过神儿来，一户工人家庭就搬进了西屋，他家夫妻俩带四个小孩子。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没几天的工夫我家院里来了许多不知哪个学校的中学生红卫兵，他们把房东的家抄了个底儿掉，开始时让婆媳二人跪在地上，院中间堆满了山一样的抄出来的东西，晚上开始烧，院子里火光冲天。弟弟胆大坐在房顶上看，我非常害怕，睡不着，找出一本《烈火中永生》的书趴在桌上抄。不料西房顶上也有红卫兵，看到我整夜抄写东西，第二天一早就涌进来问我出身，参加了什么组织，并且把我抄的东西拿过去翻看，看到是革命诗抄就没说什么。现在想想我们双方都很幼稚：我在这种情况下抄写《烈火中永生》究竟站在谁的立场上？而红卫兵不问动机只要看是革命的书就不再追究。实际情况是我非常害怕，找这本书给自己壮胆，什么也没想。红卫兵拿鞭子指着墙上的画，从我喜欢的画报上剪下来的画，说我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正闹得不可开交，街道居委会主任来了，她几句话就把他们劝离了我家。后来红卫兵在房东的屋顶搜出了房东老太太的先生穿军装（不知是军阀的还是国民党军队的）的老照片、军刀等，形势突然严峻了，说是婆媳俩想变天，他们解下皮带开始拼命抽打她们，那个女红卫兵边抽打边歇斯底里地哭，那情景实在太恐怖了。房东老太太先时还大声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渐渐就气弱了……我吓得趁乱跑出了大门……忘记过了几天，婆媳俩双双被打死了……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家的大院面目全非，满目疮痍，死的死，走的走，偌大一个院子，只有西房新搬进来的一家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我受了这场惊吓，从此不吃饭不出门，连走路都腿软，得了一场大病。西房的新邻居温婶白天常到房内叫我出来到院里坐坐，但我拒不出门，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月余，母亲急得带我去看中医。中医大夫说我受了惊吓，惊恐郁结在心，建议我换换环境，出去玩玩散散心。后来我的病还真是出去串联后痊愈的。这一段不光彩的“革命史”我首次公之于众，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太没出息、太丢人了！
弟弟虽然小，胆子比我大得多，但一到晚上，秋风瑟瑟，树影摇曳，我就怕得不行，上厕所都得母亲陪着。偏偏弟弟没心没肺，自己上完厕所告诉母亲：“刚才我听到北屋的老太太叹气了。”这下一向胆大的母亲也怕得不行，很快我们就搬家了，搬离了这个让我至今写起来悲愤恐惧不已的“十三号凶宅”！
◇ 不该凋谢的花朵
茵是我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我的好朋友之一。她温文尔雅，典型的大家闺秀。她的爷爷是民国时期的中国驻外大使，她的大伯当时在台湾，父系的亲属都在台湾。她的爸爸是唯一留在大陆陪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的这一脉家族的后代。茵的爸爸妈妈好像都是画画的，因为他们似乎都不上班。至于其他还有什么政治背景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她家的事后来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她家有四朵金花，一个比一个漂亮。茵是老大，长得不算漂亮但白白净净、娇娇滴滴很讨人喜欢。她说话不多但很幽默，放学以后她常邀请我到她家一起学琴。那时茵正在学习夏威夷吉他，怂恿我和她一起学。她家住在南小街东总布胡同一所深宅大院里。每次到她的房间要经过两进院落，第二进院子是她爷爷的书房和卧房。院子里古色古香，绿树成荫，种满了菊花盆景。她的爷爷瘦瘦高高、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很有些齐白石的范儿。第三进的北房是个大客厅，有些西洋色彩，落地的大瓶欧式的美女雕塑，我俩常在客厅里聊天、学琴。说是学琴其实我没见过老师，是热心的茵教我并与她一起练。茵的妈妈非常漂亮，是那种让人过目难忘的苏州美人儿。
茵很朴素，衣着得体但不鲜艳，她总爱穿一件蓝色的外套，冬天戴个大口罩，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只露出一双圆圆的清澈的黑眼睛。老实讲我俩不是一类人，她是精致的易碎的古代瓷瓶儿，而我是粗糙随意的现代陶瓷罐。但不知为什么我俩相互吸引，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文革开始时，谁也没想到会与自己的家庭有什么关系，还一起骑车到处去看大字报，渐渐的班里不断有同学家里出事。有几天茵没有再来学校，是不是她家出事了？我和几个平时和茵不错的同学决定去找她。她家的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大字报，按了半天门铃儿她才出来。她脸色惨白但很平静，告诉我们家被抄了。我们没问是哪里的红卫兵，也没问为什么，因为也没有为什么，当时已没有了是非标准，我们只是相对无言站了一会儿。她劝我们赶紧走，红卫兵不准她们与外界联系。告别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说，她匆匆关了门，我们默默地一步一回头地走了。很快传来了噩耗：不知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连续三次抄她家，茵的爷爷、妈妈相继被打死，奶奶被打瘫，爸爸的肾被踢出血。据说在打她的家人时，让姐妹四人站在一边看着……茵是老大也才刚刚１７岁，三个妹妹最小的也就十一二岁。四个女孩子被红卫兵关在一间屋子里，没有行动自由。巨大的悲痛和惊吓使茵得了癫痫，从此稍有惊吓刺激就人事不省、抽风吐白沫。面对重病的奶奶和父亲，送医院医院不收，加上三个无助的小妹妹，文弱娇气的茵以惊人的毅力和无比的坚强挑起了残缺不全的家。她到书店买了医书，每天到东单药店买药自己给奶奶、父亲治病。不知过了多久，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茵已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她冷峻而沉默，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没有向我们任何人说起她的痛苦和灾难，我们也没有任何人敢于问她的遭遇，我们只是相对无言，沉默，沉默。直到有一天，班里组织同学们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自愿承担了为茵写控诉材料的任务，我告诉她，要说出来，不能闷在心里，要控诉，要让同学们知道真相。开会的那一天，她冷静得出奇，她毫无感情地读着我给她写的发言稿，就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全班的同学都哭了，一些和她有共同遭遇的同学更是泣不成声，而茵却一滴眼泪也没掉。我害怕地看着她，看着这个曾经那么温柔甜蜜的我的好友，我知道她的心已经死了。
很快，“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京城，我下乡走了，而茵因为频繁发作的癫痫无法下乡。听潇雨讲，大概是为了生存，大概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成分，她匆匆地把自己嫁了，嫁了一个清华大学在读的出身红五类的哈尔滨青年，但是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背景，影响了她丈夫的入党及其原本顺畅的政治前景，丈夫反悔了，而茵则陷入了另一轮新的不幸和痛苦之中。终于有一天，集所有不幸于一身的茵在又一次癫痫发作后再没有醒来，带着对这个世界的千般不解、万般无奈，带着满心的伤痕和不甘，我的好朋友茵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而此时的她还不足三十岁……
像是四十多年前满怀不平为茵写控诉稿一样，今天的我满怀惋惜和思念写下这篇追忆文章，谨以此文悼念我清纯可人的好朋友，不该凋谢的花朵——茵。
◇ 生死之交
潇雨、林伊与我的友谊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们患难与共，生死与共，用我们稚嫩的肩膀和对友谊的无比忠诚，共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和不幸，共同承担社会和家庭强加给我们的责任，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渡过了难关，而我们的年龄当时都还不满１８岁。
林伊的爸爸是文化界搞音乐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妈妈是某女中的高级教师，都是“臭老九”，更要命的是妈妈还是剥削阶级出身，文革刚刚开始不久父母就双双被打倒，爸爸被送进了“五七”干校，妈妈被学校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她的两个弟弟都还小。每天晚上林伊都要给受伤的母亲疗伤敷药，但旧伤未好，一场批斗又添新伤。眼看她妈妈快挺不住了，林伊哭着找我想办法。我和母亲打了个招呼，就把伤痕累累的伯母藏到我们新搬的位于朝阳门北竹竿胡同的家里。北竹竿的房子是在大院中的一个小跨院，我家住三间北房，和我们并排一间房还住着一对工人夫妇。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家里来了生人，我家白天都挂着窗帘。可怜的是林伊的母亲就如惊弓之鸟，连厕所都不敢去，生怕“小脚侦缉队”看到。林伊把家里的一沓现金和父母结婚的龙凤戒指也交给我，我让母亲藏在她单位的保险柜里，我们就这样躲过了一劫。可惜的是，风声一过我把现金和戒指还给林伊，她不敢把戒指拿回家，让弟弟藏在地下管道里，最后都找不到了。很快她大弟弟下乡了，若干年后我利用“职权”把她大弟弟从下乡的地方调到我所在的大兴安岭，办了曲线返城，终回北京。
潇雨的爸爸是老卫生部的律师，北大高材生。１９５７年，性格耿直的他，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因不甘屈辱愤而辞职。但他哪里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天网恢恢”，回家后仍旧接受街道有关部门的监督改造。文革风骤起，一帮红卫兵闯入她家，连抄带打后将她病入膏肓的爸爸遣送回了老家。潇雨的妈妈是某大型汽配厂的一名干部，面对是离婚保住两个女儿，还是全家一起遣返离京，妈妈做出了艰难痛苦的抉择，为了女儿的前途，她痛苦地离开了相爱的丈夫。但天真的妈妈并没有保住女儿，两个女儿都必须“上山下乡”。妹妹所在的中学武斗之风盛行，出身不好的孩子常常挨打遭批斗。如果妹妹随学校走，后果不堪设想。已经身心俱损的潇雨找到我，说妈妈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我这个当姐姐的毅然做出决定，让潇雨的小妹跟着二十五中弟弟的同学伯光一起插队（当时出身不好的孩子不能去兵团）。伯光是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非常仗义，面对我的托付慨然应允，带着潇雨的妹妹一起插队去内蒙古了。他忠于自己的承诺，始终照顾着小妹，直到返城回京。不久噩耗传来，潇雨的爸爸客死他乡，妈妈不堪打击住进了医院九死一生，这才保住了潇雨没有下乡。
那一段时间我们仨常常在一起，相互倾诉，相互鼓励，相互依靠，尽己所能帮助对方，精神上成为彼此的支柱，我们仨的家长也因此成为相互信任、相互往来的朋友。
转眼间１９６８年末了，林伊也不得不下乡了，我们仨商量再三，决定让林伊去投奔我的一位男性朋友，后来成为我丈夫的D，他和我们仨都相识，也是倒霉蛋儿之一。他插队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扎如木台生产队，是达斡尔族人居住的地方。他来信说，扎如木台意即“小鱼”的意思，风景优美，民风朴实，希望我能去，并且说他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给我盖红木到顶的房子。我那时还幻想能留在北京，因为六八届将有一批留京指标。我对林伊说：“你去找D吧，他会照顾你的，你俩在扎如木台等着我，北京待不下去时我会去找你们。”林伊走时，潇雨的妈妈带病给林伊做了厚厚的棉衣、棉裤，D亲自从呼盟来京接林伊。当轰鸣的火车带走了我一对至亲至爱、患难与共的好朋友时，我哭得死去活来，并且从火车站一直哭到家，我觉得自己的心也随他们去了……
林伊走了不久，我也下乡了，不过不是去内蒙古找他们，而是奉母命去北大荒兵团找弟弟了。我们仨人中两个都走了，唯一留在北京的潇雨担起了三家的担子。林伊的爸妈都离开北京去了干校，她和大弟弟都下了乡，只留下一个刚刚上学的小弟弟，托管在邻居家。我没下乡时常常用自行车驮着这个小弟弟到处玩，到我家吃饭。他白白胖胖，一笑两个小酒窝，非常可爱。我下乡后，潇雨成了这个小弟在京的唯一亲人，每周末她都要去托管的邻居家接小弟弟回家住，周一再送回去。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到我家看望孤身一人在京的母亲，陪母亲去给下乡的我和弟弟买吃的寄包裹，帮母亲安炉子，给母亲做伴儿。姐姐生蛮蛮时，她替我去侍候姐姐坐月子，她把对我和林伊的思念全部化作默默的行动，辛苦照料着我俩的家人。
大约是１９６９年底、１９７０年初吧，林伊顶风冒雪、千里跋涉，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来到北大荒，来到我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二团看望我，在单调、艰苦、多雪的大山里，我吃惊地看着我的闺中密友，疑似自己在做梦，紧接着我俩抱在一起又哭又笑……从那一天开始，她大约在连里住了一个多月，白天我去干农活，她在宿舍看书。晚上我俩挤在一个被窝里聊啊聊啊，我们的浪漫之情未泯，我们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大山，走出这一片黑土地，我们憧憬着爱情和美好的未来……林伊的到来给我带来巨大的欢乐，休息时我俩一起到山里照相，她带了一台“一二○”相机，我们拍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拍雪景，拍雪中的小黑狗。噢，我这才觉得原来我的连队自然风景这样美啊！
记得有一次晚年的母亲心梗住院了，听到消息她俩匆匆赶来看望已８７岁的母亲。母亲拉着她俩的手，感慨地说：“你们虽不是男儿，却侠肝义胆，胜似桃园三结义。”听到母亲的话，我们都哭了……
我亦以此文感激我的同样侠肝义胆的母亲。
◇ 国际歌战斗组
人们承受苦难的能力是无法限量的，人们追求光明和快乐的心是永不泯灭的。尽管灾难突至，疑窦重重，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武斗的停止，人们抚平伤痕，擦干眼泪，凭借着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忠诚，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而生活尽管充满那个极左时代的烙印，却也不乏色彩，至少我的文革后期生活如此。
记不清是几月了，我和同学们又陆陆续续回到学校。面对着学校红卫兵分成“四三派”“四四派”的激烈论战，我和我的无派别散兵同学们，学习、思考、讨论，我们认为这种派别之间的争斗耗神费力毫无意义，况且连毛主席都说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于是我和林伊决定成立“国际歌战斗组”，我们打出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旗号，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革命”作为我们的号召。我们将大家的讨论意见归结起来写了一个宣言。我俩的文笔都不错，引经据典，慷慨陈词，写的文章主题鲜明、铿锵有力。我们主要阐述无产阶级应有五湖四海之博大胸襟，应有以天下为己任之鸿鹄之志，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策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目的。大字报贴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轰动，有许多外校同学来找我们。我记得有二十五中的，有男四中的，还有许多分不清是哪儿的同学，赞成我们的观点，想和我们联合。但我们这几位高唱《国际歌》主张大团结的人，却叶公好龙，拒绝了一切想和我们联合的外校同学。我们的战斗组也只写了一篇文章便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因为我们被热烈的反应和热情的同学们吓坏了……现在想起来虽然可笑，但也令我们骄傲，因为我们的主张经得起时间考验、历史的推敲，说明我们是有头脑的、有主见的青年。
◇ 革命大串联
那一年的秋天，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我的哥哥、姐姐、弟弟都不知跟着谁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只有我一人还待在家里。有一天，我的同班同学，革干出身的汪汪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去串联？”我当然想出去，可又很害怕，汪汪拍拍胸膛：“怕什么，有我呢！”她长着一张娃娃脸，性格很像男孩子，她总爱嘲笑我胆小爱哭，但我俩平时关系很不错。她的爸妈都在内蒙古，她独自一人在北京上学。出发那一天，母亲给了我１５元钱，加上我自己兜里的１元钱，一共１６元钱。母亲一再叮嘱汪汪多关照我，还给我俩炒了一罐菜。其实汪汪比我还小，只是独立生活能力比我强，我们就这样在母亲的婆婆妈妈的叮嘱中上路了。比起１元钱走天下的D（后来成了我的先生），我实在老实窝囊得让人脸红。我们只去了广州、上海、天津三个城市，身上的钱就花光了，而且来来去去也只用了２１天。因为乘车不用花钱，火车上挤得一塌糊涂，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是人，那也难按捺我兴奋好奇的心情。我因为有靠窗的座位，一路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的景色，夜晚都舍不得眨眼。我记得火车经过湖北、湖南时窗外绿油油的田野和黑白相间的屋顶上翘翘的房檐；我记得车停靠时，南方的大嫂子、小媳妇挎着装满小食品的竹篮挤到车窗下的叫卖声；我记得充满乡土气息的南方小调的轻快旋律……夜晚伴着车轮“咣当咣当”的节奏，听着车厢内此起彼伏的鼾声，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星以及不时经过村庄小镇的点点灯火，我思绪万千，生活尽管沉重，尽管灾难重重，未来却依旧充满期待和希望，活着真好啊！
因为大汪汪从来不是极左派，因此我和汪汪的串联也没什么革命色彩，我们俩除了住在大学校园里，看看大字报、抄抄大字报外，就是逛逛街，吃吃小吃。在广州校园里的饭菜很难吃，米饭粗糙得扎嗓子，青菜又大又绿没有味道，但为了省钱，我们也只好将就。晚上我俩乘车到市区去吃冷饮，汪汪有钱，她总买香蕉船之类的冰淇淋，我钱少，每次都买一盘七分钱的红豆冰。时至今日，红豆冰仍是我的最爱。在上海，我们住在徐家汇，白天我们到街头去吃阳春面，还买奶油花生牛轧糖吃，晚上我们俩到黑乎乎的黄浦江边看船。有一天夜晚，我们住在大教室里，上海的红卫兵来查出身，我吓得不敢出声，汪汪爬起来对他们说：“查什么查，老子是北京红卫兵，还没查你们呢！”几句话就把他们喝退了！
最后一站是天津，我这个曾经的“天津卫”带着汪汪逛劝业场，看水上公园，去墙子河，津钢桥。汪汪对天津话表现出极大兴趣，一路上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她后来去了美国，据说嫁了个意大利人。我俩自从文革结束分别以后再未谋面，不知在我眼里极具英雄气概的大汪汪过得可好，别来无恙？
◇ 军训生活
到部队参加军训是我一生最幸福、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因为我的理想就是当兵，穿上绿军装，飒爽英姿，多神气，多漂亮。那时毛主席有一首诗词：“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当兵确是当时所有女孩的向往。我们军训的地点是秦皇岛某步兵部队，我们和现役军人在一起训练学习。我们排长叫辛凤枝，是个非常淳朴憨厚的农村兵。每天早晨军号一响我们就集合出操，迎着朝阳，披着万道霞光，我们跑步、正步走、练习队列、射击。每天下午学习政治、讨论、发言。给我们军训的班长以上的干部全部是现役。全连第一次射击训练，连长示范后我就被叫出列射击。我趴在地上，屏住呼吸，一枪就打了个七环，给自己挣足了面子。
我们内务标准和现役军人一样，被子必须是豆腐块儿，床上一个皱褶不能有，鞋子两只要摆齐齐的。早晨我们一出操，班长就来检查内务，几乎每个人都不达标，班长只好一个一个给我们重叠。有一天晚上，我们和部队联欢，几架大探照灯从四面打到大操场的中心，那就是舞台。解放军战士和我们互相拉歌，场面热闹极了。我们班表演唱《萨拉姆毛主席》，我们把勺子放铝饭盒里当手鼓，载歌载舞，非常投入，小战士们不断地叫好给我们鼓劲儿。最后是我们全体军训学生给解放军唱了大合唱《欧阳海之歌》：“湘江水，滚滚奔流，歌唱着舍身的英雄……”歌声回荡在军营的上空，传得很远很远……
本来我的军训生活非常圆满，可惜因为自己的狭隘任性，伤害了排长的感情，使我至今想起来还惭愧不已：因为排长总是表扬我，同学们就总嘲笑我，可我越怕他就越表扬，为了撇清，我索性不理排长了。这使傻根儿式的排长不知所措，找我征求意见，我就不说话（当时军人找学生谈话必须两个对一个，或者两个学生，或者两个军人）。当军训结束时，解放军到火车站欢送我们，排长站在我的车窗外流着眼泪说：“我没完成好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可我这个混蛋仍旧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我长大了，明白了，也晚了，我再没机会向他道歉了，但是我永远记住了朴实的一根筋的他的名字——辛凤枝。
◇ 当矿工
到门头沟煤矿城子矿劳动锻炼也是文革后期我们的生活内容之一。我不记得是学校组织的，还是我们自己联系的，反正只有我们班七八个人一起去的。我们穿着矿工服，戴着矿工帽，每天早上和矿工一起排队领矿灯，然后和煤矿工人坐吊车一起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挖煤。挖煤的活儿非常艰苦，低矮的地方得爬着走，井下通风是大帆布的圆筒子，头上的矿灯是黑洞洞的井下唯一的光亮。我们的班长姓郭，是个南方人，其余几个工人都是当地的，还有一个工人叫常来，是密云人。我们和工人们相处非常融洽，劳动虽然艰苦但很快乐，我们几个疯疯癫癫的女学生给他们艰苦枯燥的生活带来很多欢乐。每次到一个巷道，我们按照要求挖洞，挖洞时多数要猫着腰甚至跪着，因为井下低矮、狭窄，然后工人放上炸药，我们再躲到远远的安全的地方等候爆炸。爆炸过后，满巷道都弥漫着浓浓的呛人的煤灰，要等好长时间，煤灰大致散去之后，再把炸碎的煤装上铁溜子运走。每次矿工装炸药时，我们等着无聊就开始唱歌。我们喜欢唱二重唱，或者多声部合唱，我的几个好朋友大活宝——阿胖、丹妮，都来了。我们在煤烟弥漫的井下大声唱歌真是傻得流鼻涕，大口地呼吸井下废气还挺高兴。那个叫常来的工人和我们年龄差不多，他听我们唱多声部的歌很奇怪：“你们唱歌怎么那么难听，像放焰口似的。”（“放焰口”是死人时唱的歌）我们就叫他唱，他就很原生态地唱：“密云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枣花香……”
我们每天乘吊车从几百米深的井下升到地面，相互一看，整个儿一“非洲”，除了眼白和牙齿白，那叫一个黑，真是“赛过李逵，气死张飞”。可等我们洗完澡再相互一看，那叫一个“漂亮”，原来都洗干净了，只有双眼皮里的煤灰洗不着，就跟现在纹的眼线似的，个个浓眉大眼，跟上了戏装似的。
有一天我们在井下干活儿，看到运煤的铁溜子磨得光亮亮的，像滑梯似的，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与其像狗似的爬来爬去，干吗不坐铁溜子滑下去呢？”话音未落，有三个同学就坐上去了，我只记得其中有一个是杨诗仪。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几声惨叫，三个人头朝下就栽下去了。原来铁溜子只一段，下面是空的，煤块儿在铁溜子里只走一段就悬空掉下去。而我的几个不知深浅的同学也悬空头朝下栽下去了。幸亏下面不深，她们惊魂未定，连哭带号：“我的鞋，我的鞋！”“我的灯，我的灯！”我们几个在上面看到她们的惨状，乐得前仰后合。那时的我们活得可真简单，我们不想从前也不管以后，每天嘻嘻哈哈乐不思蜀，在煤矿一干就两三个月。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一句经典台词来形容我们当时的状态再恰当不过：“年轻人，你可真年轻啊！”（意即单纯到傻的地步）
后来矿工常来带着土特产到学校来看我们，告诉我们，自我们走后，煤矿塌方，小郭班长的腰砸伤不能动了，善良的老班长得了矽肺病，另一个爱开玩笑的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那时煤矿主巷道里贴着毛主席像，那是供矿工们早请示晚汇报用的，有一天这个工人下班前给毛主席像鞠了个躬说：“毛主席，我下班了，您老人家在这儿待着吧！”就为这，他成了反革命。我们听了，唏嘘不已。
◇ 卖货郎
文革期间我的另一个不能不说的有趣经历是到王府井东安市场卖文具。东安市场是现在王府井东风市场的前身。那时候东安市场没有现在东风市场这样现代这样气派，格局同现在也不一样，但是有浓浓的北京味。一个一个隔断分开，有卖北京小吃的：奶油炸糕、灌肠、油茶；有卖北京特产的：山楂糕、糖葫芦、糖炒栗子；还有卖工艺品的：泥人、脸谱、风筝、空竹等；当然也卖服装、鞋、布料、文具等。虽然刚经历了文革破四旧的冲击，许多老北京传统色彩的东西淡化了不少，可是在我眼里还是满有意思的。而我和同学就在这个特殊时期接受了这个特殊任务——卖文具。现在想起来我还不明白，那些职工到哪儿去了？干吗让我们卖货？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卖文具的大背景是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正在如火如荼，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向北京。除了等待毛主席能在天安门接见检阅红卫兵，到各大学看大字报外，大部分大中学生也为看看首都北京什么样子，开开眼界，反正他们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吃住乘车都不用花钱。那时候所有的宣传用品都是毛主席、林彪的照片和八个样板戏剧照，笔记本的插图和文具盒盖上也不外乎是这些。只有一种印有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的笔记本和文具盒大受欢迎，供不应求。早晨商店一开门，大批的学生就蜂拥而入进来了，没有人排队，就那样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柜台前，手里举着钱大声地吵嚷，而我们就马上进入紧张状态，一边收钱一边卖货，忙得满头大汗。好在一般半天多就断货了，我们得以喘一口气，进入正常卖货状态。那也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候，各省市来的学生会好奇地问这问那，而我们也好奇地问他们的生活，就好像我们都是好朋友、老同学似的，一点不感到生疏。我最喜欢和边远山区的学生聊天，他们特别淳朴，连能和我们聊聊天都感到荣幸，认为首都的学生了不起，盲目地崇拜我们。为此我还闹了个笑话：返校以后，有一天我们接到一封湖南山里学生的一封信，信封上注明收信人是北京女十二中在东风市场卖文具的学生，然后又描述收信人的长相、特点等，直到说戴着蓝色的套袖（那时候时兴像产业工人干活时一样戴套袖），大家才知道收信人是我。我记得阿胖毫不留情地批评我说：“你他妈是不是太多情了，到哪儿都惹事。你干脆给人留个姓名，省得大伙儿跟着猜谜语。”信的内容是欢迎我到他的家乡（忘记具体地址了），美丽的大山里看看，希望我们能互相通信，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我当然没有回信，第一我连发信人是谁都搞不清楚，第二我怕阿胖把我吃了！
◇ 看芭蕾舞剧
如果说前面讲述的活动还多少是有组织的活动的话，那下面我们的活动纯粹是个人爱好，是自发的了。八个样板戏里我只喜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钢琴协奏曲《黄河》。那时候我刚好认识中央乐团的人，因此连《黄河》的排练我都看过，正式演出我总有票，也没少看。《白毛女》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我们看不到。但《红色娘子军》是中央芭蕾舞团的，我就痴迷地看了一场又一场。可看芭蕾舞并不容易，得自己去排队买票。那时中央芭蕾舞团演出地点是天桥剧场，看芭蕾得整夜排队，但我和同学们并不在意，甚至深夜排队也成为我们的娱乐活动，乐此不疲。因为排队人太多且大部分是中学生，大家就自动分组，十人一组，自己登记名字。我们就给自己胡乱起名，除了不改姓外，什么侉什么土起什么。比如：吕秀粪（芬）、刘翠花、程香草、乔大妞之类，然后大声呼喊，相互取笑。晚饭大家分头去买，囫囵吞枣，好替换别人。我和林伊总一起去吃晚饭，有一次，我们相中一家小酒铺，里面喝酒的都是天桥住的老头儿，彼此认识，吆三喝四的，我对林伊说：“兴许都是蹬三轮的，老舍笔下的穷人都在里边，咱俩体验一把怎样？”林伊欣然同意。我俩进去以后，买了二两散装白酒，在众目睽睽之下，分成两杯一饮而尽，然后在众老头儿的叫好儿声中退场，心里好生得意。后来下乡听人说东北几大怪之一：大姑娘喝啤酒，站着喝还不就菜！我心里颇不平：想当初咱当学生时站着喝白酒都不就菜，啤酒算什么？
我究竟看了几遍《红色娘子军》都记不清了，只知道我但凡有点天赋也应该会跳了。戏里大段的乐曲我都会唱，甚至过场音乐我都会。我记得A角叫薛菁华，B角叫钟润良，C角叫赵汝衡。赵汝衡现在做了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薛菁华个子高高的，腿特别长，非常挺拔，赵汝衡比她要小巧些。这几个角儿我都看过。《白毛女》因为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是在八个样板戏都拍成电影之后我才看到。其中“山洞里遇喜儿，又是喜来又是悲……”伴唱是后来红透半边天的女歌唱演员朱逢博。前两年我又看了一次中芭复排的《红色娘子军》，我觉得大不如前，小字辈的演员是把这个剧当舞跳了，没演出内涵，没有她们前辈的精气神儿。是啊，让现在的孩子满怀阶级仇恨跳舞也太难为她们了。时光荏苒，一切都变了，不可同日而语了。
◇ 告别演出
大约是１９６８年春或秋天吧！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汇演，名目是什么我忘记了，无外乎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之类的。而那次演出也就成为我们告别母校、告别老师、告别同学们的绝唱。演出之后，我们分赴各地，天各一方，至今再没团聚过。而这次演出也因此而永远留在我记忆深处了。
这次演出，没有人动员，我们班剩下的三十多人齐刷刷都参加了。我是编导之一。我们排练了一组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舞。令我惊奇的是，三十多人中居然拿出十一把小提琴。我用诗歌把所有节目串起来，班里两个同学文慕洁和郭小燕朗诵。朝鲜舞前的串词是：“金光照，银光照，红日出山光万道，毛泽东思想照延边，延边人民心欢笑！”陕北民歌是汪汪独唱：“宝塔山的那个宝塔哟，顶顶儿连着那个天，哎哟毛主席和咱战士呀哎，心呀相连……”最活泼的是新疆舞，我们大个子扮男生，小个子演女生，一对对跳得特别投入。最可笑的是，大个子史小因和小个子郭小燕一对，因为史小因太过热情，不断对郭小燕抛媚眼儿，以致郭小燕总笑场，排练都排不下去，娇滴滴的郭小燕还撒娇说：“你倒是管管史小因呀，她也太热情了，如果她是男的，还不成了流氓！”
……
写到这里我已抑制不住滚滚热泪，我才知道我是这样留恋我的学生生活，这样怀念我的班级，这样想念我的同学们！我的淘气可爱的同学们，你们过得可好？真想你们啊！
□ 选自《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子蕴著，花山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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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１９７０，北大右派学生顾文选之死
·郭 力·
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一次以国家机器通过公检法系统直接处置政治犯的运动。这年１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拉开了“一打三反”运动的序幕。
这个文件中说，“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按照这样的精神，在当时有公检法之名，却毫无法律制度之实的社会环境下，造成了无数冤案。特别是一批年轻的思想者、反叛者遭到残酷镇压，当时北京市有一批政治犯被处以极刑，其中为首者是北大右派学生顾文选。
◇ 办公楼“控诉会”
在北京大学的七百多名右派中，顾文选是比较知名的右派学生，他的出名，是由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那场著名的办公楼“控诉会”。
在５·１９之后的鸣放中，西语系三年级于５月２４日组织了一场小规模座谈会。据当年参加座谈会的法语专业５４级学生夏曙蕾回忆：座谈会规模不大，在哲学楼一个教室举行。当时北大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到场，但只听没有表态。因为这个会是西语系５４级的会，５６级的顾文选没有参会。
在这次会上，西语系英语专业５４级学生周铎发言，讲述了自己在公安系统工作时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经历。据新华社５月２７日内参报道，还有一个调干女学生谈出了她原在家乡时遭受所在县的一个干部强迫要与她结婚，并采取了各种扣大帽子的威逼手段。一个名叫时荣章的学生（共产党员）也在系会里暴露了党支部原先如何确定肃反重点、发展党员的计划以及伏老〔１〕来校参观时的部署。（分社按：据市委高校党委反映：许多学生现在专意向所谓“党的秘密”进攻，这个党员被他们攻破了，叛党了。他将党内布置的肃反部署，如何监视人和审查信件，以及在欢迎伏老时党内如何布置监视有问题的人统统讲出）。
周铎的遭遇以及时荣章的发言，令在场的听众情绪激动，当场就有人高呼：“我们要控诉！”在场的冯至先生说：这简直是伤天害理的事。主持会的西语系助教黄继忠和西语系学生会遂决定召开更大规模的会议，定名为“三害控诉会”，于５月２５日在办公楼礼堂召开。据采访过黄继忠的丁抒记载：“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２〕
在５月２５日控诉会上，顾文选参会并成为重点发言者，他讲述了自己在肃反中的遭遇，据顾文选自述，他１９４９年参加革命，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肃反中被以“污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的罪名批斗和殴打，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被指控为打人，关进监狱，被非法关押四个月。终因无法定罪被释放。他因此而丢了工作，幸而文化素质较高，在向科学进军的宽松环境中考取了北大西语系。顾文选的讲述绘声绘色，很有感染力。头一天在西语系５４级会上发言的周铎也讲了自己的经历，他也曾在公安机关工作，并且也与顾文选一样在肃反中受害，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备受虐待。周铎在讲述自己遭遇时十分动情，声泪俱下。
那场控诉会听众很多，年轻的学子们很多没有经历过肃反，北大的肃反也规模较小，手段远没有公安局的严酷，因此，对顾文选和周铎的控诉，听众反应非常强烈。很多人震惊于艳阳天下的新社会，竟会有如此无法无天的事情！不少人因同情和悲愤而落泪。中文系５４级的学生右派沈泽宜说：“两位同学控诉完毕会还没散，我转过身去，发现离我几排座位的中间部分坐着林昭，她的眼睛已经是红红的了。”〔３〕
沈泽宜回忆：两位同学控诉完毕，西语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手中拿着两位同学的控诉稿，“泪涔涔下，抬头对我们说：’同学们，我向你们保证，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一定把这两份控诉书亲手交到毛主席手中！’他的话音被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所淹没。”〔４〕
顾文选的讲话记录，后来以《我的遭遇》为标题，发表在学生社团百花学社的刊物《广场》上。有１４页。
办公楼控诉会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也惊动了校领导。很多老学长都还记得那天是周六，当晚东操场放映电影，在电影放映前，江隆基副校长手拿扩音喇叭，向同学们讲话，他严厉指责了控诉会，他提醒学生“不要做超越整风范围的事情。”而第二天，江校长的讲话招来了一片反对声。
后来江隆基因反右不力黯然离开北大，又在兰州大学死于文革初的残酷迫害，北大的学子们回顾当年，很多人感到冤枉了江校长。江校长作为高级干部，应该是了解引蛇出洞政策的，或许他是看到学生们的控诉已经走到了危险的境地，担心将来秋后算账时会有更多学子入彀，这才忍不住出来制止。笔者认同这种可能。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守土有责的党的干部，他应该也无法接受在自己所领导的北大，出现这样过激的“控诉”。
◇ 蒙难与遇难
后来的反右中，在控诉会上制造了全校影响的顾文选，毋庸置疑地成了极右分子。１９５７年，他以“反革命煽动”罪被捕入狱，判刑８年。
顾文选刑满后，仍然不能离开劳改农场，他没有结婚，父亲早逝，只有无依无靠的寡母。因此他无家可归，只能在农场就业。他判刑后，与他见过面的只有同在劳改农场的北大右派难友张元勋和黄继忠。
张元勋回忆，１９６６年夏收之季，顾文选与我俯躬挥镰于田间，骈行并进。操劳之间，他向我说：这样下去不行，得想个办法！次日中午，乘午休之一小时，他悄然走进我的狭室，其时室内蒸闷，人皆寻树荫田塍处午卧，唯我一人惜时苦读，他把一册精装原文版《双城记》递给我说：“留作纪念。”未再语，转身而去。次日适逢劳改队之休息日，其日“晚点”，唯顾文选未归。约两个月之后，有押来“劳动候审”者与我等共起居，久则渐厮熟，言于看守所见一重刑犯，传本自农场逃跑越境，引渡押回。我问其姓名，则答不知，只知代号３２１。问其形貌，则答：南方人，二十多岁。〔５〕张元勋很久后得知，此人就是外逃苏联被引渡回国的顾文选。
同在农场劳改的黄继忠，与顾文选有师生之谊。一天，顾文选来看望黄继忠，只简单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６〕黄继忠没有想到，这是顾文选与他的最后诀别。
１９７０年２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都收到了一份北京市军管会发布的《通知》，《通知》说：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在这张通知上，顾文选是五十五名罪犯之首犯，关于他的罪行是：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这样的通知，实际上是一种专政力量的震慑，毫不知情的革命群众，只能拥护，岂能有任何异议。
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顾文选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 最后一个未改正的右派
１９７８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出为右派分子落实政策的５５号文件。北京大学根据文件精神，迅速成立了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右派的复查和改正工作。右派改正工作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逐步推进。至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２日，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汇报工作情况时，全校所划７１５名右派中，６９５人已做结论，２０人待定。在已做结论的６９５人中，有６８９人要改正，６人不改正，这６人是谭天荣、龙英华、刘奇弟、顾文选、贺永增、陈远〔７〕。
顾文选列在不改正的名单中。
在后来的几年中，总书记胡耀邦及相关领导机构尽力排除右派改正工作中“左”的干扰，督促这项工作在阻力中推进。北大作为当年反右重镇，右派数量多，情况很复杂，较其他单位改正工作难度更大。总体来说，北大党委对这项工作的态度是负责的。
至１９８６年２月，《北京大学纪事》中关于右派改正的记载如下：
校党委综合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及落实中央５５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的情况。其中说，全校共划右派７１６人，教职员１２０人，学生５９６人。经过复查，原划右派予以改正的７１５人，并作出了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１人。〔８〕
维持原划一人是谁，一直是个谜。北京大学数学系曾被打成右派的闫桂勋在《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改正考》〔９〕一文中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一人是谁呢？为什么没有改正呢？他在１９５７年的言行有多严重以至于不给他改正呢？遗憾的是《北大纪事》没有明说。闫桂勋认为：当年北大定的最大的几个右派如：谭天荣、陈奉孝、张元勋、王国乡、林昭等都改正了，不可能还有因５７年的问题严重而维持原划的。他为右派改正的问题拜访过《北京大学纪事》的主编王学珍书记，他听“王学珍老说，只有１人逃往国外，不予复查”，因此他推测，“维持原划的１人”应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１人”，也就是说，所谓“维持原划的１人”并不存在。
笔者在做调研搜集材料时在网上购得原北大人事处处长马树孚（１９３７—２０１６·５·２）于１９８７年１月至４月记录的工作笔记，其中的记载揭开了这一谜底。马树孚在参加１９８７年３月３１日落实政策会议时记录：右派改正，全校７１５人，已改正的７１４人，（未改正者）顾文选，原西语系学生，因反革命罪，判８年，后又叛逃，６６年偷越国境，被枪决。同一问题又见几天后的１９８７年４月３日第二次会议记录：顾文选，７９年曾说维持原结论不变。右派改正应抓紧。马树孚当时已任人事处处长，参与落实政策工作，其工作笔记应有相当强的可信度。
从１９７９年９月到１９８７年，原来决定的不改正６人已经有５人获得改正，仅有顾文选仍维持原划，原因何在？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叛国罪。
１９７９年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中关于顾文选是这样记载的：“顾文选，西语系调干生，原在公安部门工作，５７年鸣放对肃反有攻击性言论，他在西语系组织一个控诉会，控诉肃反运动，在礼堂开几百人参加，气氛搞得很紧张，超过大鸣大放，造成了很大影响，后来在１９６６年左右逃到苏联，过了几个月，被苏联驱逐出来，公安局审讯，在苏联出卖了我情报，骂我们，没什么油水就把他推回来，后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叛国投敌产生了严重后果。证明了他５７年对党是有仇恨的，根本立场是反党的，这个人不能改。”
叛国罪是右派改正中的一个敏感问题，沈元的所谓叛国并没有出境，只是进了使馆，没有出卖情报的可能，但也经历了留尾巴和去尾巴的两次改正。上述情况汇报中还提到逃港的物理系５４级右派沈迪克，说对他的改正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偷渡叛国，要慎重。曾因谋划逃港而被判刑的生物系５３级右派学生张强华回忆：他和一同判刑的逃港右派袁植芬是生物系中最晚被改正的右派学生，张强华也经历了两次改正，这应该也和“叛逃”罪名有关。外逃苏联成功的历史系学生右派雷光汉，改正经历更是一波三折，笔者将另文记述。
顾文选的“出卖情报”应该是子虚乌有的，一个在劳改中监禁多年的犯人何来情报可出卖？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也没有可能去证伪。顾文选在鸣放中的“控诉”本已在当时就轰动全校，把他后来的“叛国“与当年的”控诉“联系起来，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对党有仇恨，根本立场是反党的“结论。
从马树孚的工作笔记中看，北大校方并没有遗忘放弃顾文选，根据《北京大学纪事》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３日的记载，右派改正立案７１５人全部结案，〔１０〕这表明顾文选的错划案也于此时了结。虽然，结案并不等于改正，但是，根据马树孚工作笔记中所表明的校方态度，顾文选获得改正应该是有可能的。
笔者的师姐王友琴发表过文章记录顾文选之死，〔１１〕她告诉笔者，顾文选的妹妹顾文菊曾联系她，告诉她公安局后来为顾文选平反，并给予补偿一万元。这是一个令人稍感安慰的信息，对于一个青春在监狱劳改中度过，文革中死于专政枪口之下，无室无家无后的不幸者，还有什么能补偿他所丧失的一切呢！
注释
〔１〕伏老：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他于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５日至５月５日访问中国，并在５月５日来北大参观。
〔２〕见丁抒《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运动纪实》。
〔３〕１〔３〕见沈泽宜《北大，五一九——学生右派们是“怎样炼成的”》，天行健出版社，２０１０，第１２３页。
〔４〕同上书，第１２３页。
〔５〕见张元勋《北大，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２０１０，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６〕见丁抒《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运动纪实》
〔７〕原稿在陈远之后注有：已自杀，西语系女教师，历史反革命，对肃反不满，同军统有关，策反我地下党员，有历史罪行。另：经笔者核实，“陈远”系“程远”之误。
〔８〕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月第２版，第１０８４页。
〔９〕闫桂勋《北大右派分子改正考》，《炎黄春秋》２０１２年第７期，第５３－５６页。
〔１０〕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月第２版，第１１３２页。笔者注：在《北京大学纪事》的记载中，北大右派总数出现了７１５￣＞７１６￣＞７１５的变化，对此笔者将另文说明。
〔１１〕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２０２１，网址：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GuWenXuan．htm（２０２４年５月４日阅）
□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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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九）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０９b）
第八章 “梁效”的顾问叫谁“敢于做皇帝”？
“梁效”的全部事业无非是两个方面，在攻击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的同时，哄抬“四人帮”，特别是美化、吹捧、拥戴江青。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异常活跃，离京出巡，到处讲话，批发材料，俨然以“旗手”自居。而“梁效”则宣扬武则天、吕后。为江青上“红都女皇”之位大肆鼓吹，充当“北门学士”〔１〕。
◇ 江青自比武则天
１９６７年，文革中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时，谭震林骂江青是“当代武则天”。江青撒野：“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又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学她！”江青以武则天自比。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４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为什么武则天得人心？在那样的社会一个女人能当皇帝，重臣为她所用，就是因为她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基础比李世民宽多了。当时２０万人上书要武则天当皇帝嘛！这一定有她的社会基础，她的政策符合更广大的地主阶层。〔２〕
“梁效”立即写了一篇《法家女皇武则天》，后来觉得题目太露骨，按照江青自己对武则天为“女政治家”的称呼，改作《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但改了题目没有改内容，文章一开头就说：“在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出现过一位女皇帝，这就是：唐朝的武则天。”最后的结论又说：“……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江青爱骑马，文中大写武则天驯马，让人产生联想。（《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４年第４期。）
１９７６年３月，周恩来逝世了，邓小平被打倒了，毛泽东病重了，江青放肆地说：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
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３〕
江青自居武则天、吕后之列，当女皇的野心毕露无遗。她还有实际步骤。迟群、谢静宜向“梁效”交代：“江青同志很重视古代服装、发型，主要是唐代的”，又说“主要是女的”“也是为了古为今用嘛！”。“梁效”的头头李家宽心领神会，立即派人到许多文物机构、图书馆、博物院查阅资料、图片、实物，说这是“政治任务”。花了两个多月，写了１６０００多字的唐代服饰材料，绘出４０多张图样，报送江青，为江青登基当女皇做准备。〔４〕
１９７４年６月，在从天津去宝坻的火车上，江青指着自己设计的服装，向随从们鼓吹穿“古代没领的服装”。王世敏当场画了一张图样，称之为“江青服”。
江青为了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特地制作了“皇帝服”和“太君鞋”。江青自己看了也觉得不像样，没有穿。〔５〕
在那个时代，提到武则天就想起江青，提到江青就想起武则天。范达人却说：“我们在起草《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时，……无意把武则天与江青作历史的比拟。”〔６〕他的“尖刀班”同伴、文章的合作者何芳川，说法不同：
在炮制《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过程中，当写到武则天的“北门学士，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的时候，自己头脑里闪过这样的念头，觉得迟、谢带着“两校大批判组”部分成员，又是接见，又是座谈和陪同“出巡”，不是颇有点“北门学士”的味道吗？迟群和谢静宜，一个主持科教组，又主持“全国法家注释会议”，一个身兼数职，不是也有一步一步分总理权的样子吗？上述这种“联想”，正是一种御用文人的意识。自己就是带着这种御用文人的念头，积极贯彻了江青关于武则天的各项黑精神，大肆鼓吹武则天，为江青篡党夺权当女皇制造了反革命舆论。〔７〕
何芳川自认完全具有“御用文人的意识”。“梁效”的御用文人岂止何芳川一人？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同案人，其说不一，旁观者不难判定真伪。看来何芳川比范达人要诚实一点。
◇ 女的要掌大权
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２日，江青带了一帮“梁效”人从天津到小靳庄，召集一个“批林批孔”汇报会。会上，江青批判“男尊女卑”，鼓吹妇女应该掌大权，改变政治局的“大男子主义”。她还有一番论证：
你们学过政治经济学吗？生产力中人是最活跃的。男的、女的，都是女的生的。因此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
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得是女同志。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我在政治局讲这些话，他们还直撇嘴。
然后就抱怨：
在政治局我是单干户。我们中央就不合理，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就我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要我，这回要改变。〔８〕
江青说“这回要改变”，变成什么？她在小靳庄的另一次讲话直截了当地说：“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那就是男的要让位给女的江青来管理。迟、谢把江青的这些话视为“党的核心机密”“极为重要的首长精神”，责令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向“梁效”的留京人员，以及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副书记魏银秋、郭宗林传达。执笔写作《法家女皇武则天》的何芳川事后交代说：“看到江青‘出巡’的架势和排场，觉得江青真要当接班人了。我们写《武则天》时，自己就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积极贯彻江青关于武则天的各种黑精神，大肆吹捧武则天，为江青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９〕
江青尽量从历史上找“女的来管理”。除了武则天、吕后，她说：“西太后（慈禧）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她还说：“萧太后是了不起的。”又说：“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要宣传一下。”〔１０〕一般人都不知道“萧太后”是谁，她是辽景宗的皇后，以太后临朝，掌握了辽国的大权。江青是挖空心思找出来的。
江青为了强调“女的来管理”，以致美化封建社会里女人的地位。她说：“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１１〕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缺的就是自由。女人对没有自由的男人还要“三从四德”，更没有自由。而江青所说的“自由”是“可以有‘面首’”，不过是她自己暗中迷恋的“自由”而已。
◇ 顾问咏诗颂女皇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２日、１４日，冯友兰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由江青主持，主要内容是要求加强“尊法反儒”的宣传。冯友兰高度近视，看不清人，只知道有王洪文参加了会议。１７日，谢静宜通知他外出开会，并规定与会者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很是神秘。到达天津后才知道是参观小靳庄。第二天上午，冯友兰还和江青、王曼恬（王海容的姑姑，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等人聊天，谁知下午，左腿丹毒发作，进了医院。
冯友兰随江青“出巡”天津期间，有病还不忘效力，躺在病床上哼了一组《咏史》诗，发表于９月１４日的《光明日报》。他在后记中说：“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能做，但是还可以想。近来我听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自己觉得也还是有一点体会。”
冯友兰从“中央领导同志”那里听到了什么？
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主义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这次运动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９日，从晚上７点半到次日凌晨，江青主持了千余人参加的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这是在会上讲话的开头部分。〔１２〕
冯友兰说：“中国的旧诗中本来有咏史这个传统题目。我也想写几首诗，把我的一点体会记录下来。”先是写了１８首“体会”。不仅动笔，而且还动口，向周围的人宣讲“儒法斗争”，竟使“病房成了会场”。回北京后又继续写“体会”，增至２４首，临发表前又加一首，共２５首。其中的第１１首特别刺眼：
破碎山河复一统，〔１３〕
寒门庶族胜豪宗。
则天敢于作皇帝，
亘古反儒女英雄。〔１４〕
诗是打油，不合格律，毫无诗意，但功夫在诗外，向江青谄媚的韵味十足，完全是演绎江青“女人能当皇帝”的那番话。冯友兰用心良苦，后两句１４个字竟是反复推敲、三易其稿而成。先是“太宗雄略高宗弱，则天代起继唐功”，此句不过叙述史事，太过平淡；随后改为“则天继续太宗业，唯一法家女英雄”，则天成了主角；冯仍嫌笔力不够，最后定稿是“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这才表达了劝进效忠之意，也撩拨了江青的野心。你要做“反儒女英雄”吗？就得“敢于作皇帝”。“梁效”中的另一位老教授魏建功，跟随江青出巡以后吹捧道：“江青同志统帅许多方面指挥若定。”表示“要学习江青同志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还说“要拼着老命干”。
作家舒芜〔１５〕以诗刺之：
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
莫信批儒反戈击，凄凄南子是心传。
舒芜的《四皓新咏》，另有三绝分咏魏建功、周一良、林庚。
诗人盲目（指爱罗先珂）尔盲心，白首终愧鲁迅箴。（１９２３年，鲁迅曾为文“斥魏建功”。）
一卷《离骚》进天后，翻成一曲雨铃霖。
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管钥护奸谋。（这一句是误传。当时传说，周一良房间的保险柜里藏有反周总理的黑材料。解放军拿枪逼着他，才把钥匙交出来。周一良是“走读”，深夜查封“梁效”时，他不在现场。）
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
进讲唐诗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
义山未得挦扯厄，拉入申韩更奈何！〔１６〕
“四皓”为秦末汉初（公元前２００年左右）的四位隐士：东园公唐秉、甪（lù）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他们本是秦朝７０位博士中的４位，秦亡后，隐居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后为吕后收买，出山时，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故曰“商山四皓”（见《史记·留侯世家》）。舒芜以喻“梁效”的四个老头为“四皓”，也有人称之为“新四皓”。
学者唐兰（１９０１—１９７９ 年，著名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青铜器专家）、王利器（１９１２—１９９８ 年，著名文字学家）还作诗与舒芜应和，为文坛一时之兴。
唐兰《和四皓新咏》诗云：
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
耳畔博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
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
淮缨灌足须重论，山鬼（魏建功号山鬼）能知事几多。
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
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鹅岂识羞。
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
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漫比齐。
王利器《和新四皓》诗云：
东鲁归来道益尊，无端狗曲恣穷经。
世间笑骂由他去，自有诸生呼圣人。
盗丘女褐启宗风，国予先生一脉通。
若问当年齐楚事，是琳是传大江东。
通黄转绿无定期，又是经筵侍讲时。
一部宫阑彤管史，野鸡先讳汉宫仪。
美人芳草寄幽思，不尽闲扯说楚辞。
自古谈诗无达信，腐儒集注有朱熹。〔１７〕
哲学系的同事王永江、陈启伟评论道：
顾问（指冯友兰）过去讲“应帝王”的时候用了《老子》的一句话：“能受国之垢者，始可为社稷主”（《新世训》第十篇《应帝王》），也就是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作皇帝”的意思。这个话过去顾问是讲给独夫民贼蒋介石听的，现在则是讲给他心目中“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帮”主大野心家江青听的。所不同的是，现在比过去讲得更加露骨、更加肆无忌惮。顾问先生不愧为《应帝王》篇的作者，时隔三十多年，益发精于此道了。〔１８〕
◇ 又夸吕后了不起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２日、１４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并进行座谈，江青说：
吕后了不起！一道帮助刘邦定天下，刘邦没有果断地杀韩信，只是贬了韩信，而吕后果断地杀了韩信，这样就断了后患。刘邦死后，吕后独自掌权。刘邦死后汉朝为什么没有乱？就是因为有吕后。吕后是执行法家路线，汉高祖的路线。〔１９〕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８日，江青在天津第二招待所的讲话中说：
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历史人物值得考虑，吕后。她是伟大的政治家，封建政治家，法家，不能低估。因为刘邦去世后，没有乱，以后才有文、景、武、昭、宣。
第二天，江青在天津站向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她推荐《北京日报》上刊载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然后又说：
吕后要作为单独的一条，突出宣传一下。因为她辅佐高祖定天下，高祖死后，她继续了法家路线，经文、景、武、昭、宣几代皇帝，直到元帝才转向尊孔。〔２０〕
江青不懂装懂，信口乱说。明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她却说他是“法家路线”。
迟、谢派宋柏年连夜回北京，向留守的“梁效”头头李家宽传达江青的旨意。“梁效”立即撰写了单独的《法家人物介绍——吕后》，文中大肆吹捧，歪曲历史，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李家宽派专人去天津，将稿子送迟群、谢静宜和江青审阅。江青亲自决定，送回北京，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同时发表。
后来，江青果然自己招认：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又有人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２１〕
江青接见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时，她一开口就说：“听说出土了吕后的玉玺，这很重要，把它弄来给我看看。”玉玺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吕后掌权的信物，江青大有兴趣。
冯友兰的《咏史》诗也与之配合，将吕后提升到与刘邦并列的地位：“秦帝巡行东复东，赵高叛变路途中。项王倒退乌江死，刘皇吕后继秦功”（《咏史》第５首）。“梁效”中有人认为将吕后与刘皇相提并论太过分，冯友兰改为“汉祖继秦歌《大风》”。改来改去都是“继秦”。冯友兰多次说，一个朝代推翻前朝就是继承前朝。冯友兰在《咏史》初稿后记中有一番注解。他说：“我们讲历史，所著重的，不是朝代的废兴，而是历史发展的阶段，从现象上看，一个朝代反对另一个朝代，把它灭了，取而代之。他们是互相反对的。但从历史发展阶段看，—个朝代往往是接着前朝所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继续它的事业，一个新的统治者的地位变了，他的作用也就变了。我的诗中所说的‘继秦功’‘继唐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冯友兰的老调子，早在《贞元六书》的时代，他就说：“新”与“旧”并非断然可分，“社会上的事情，新的一方面都是旧的继续”（《新事论》），“一新社会的出现，不是取消一旧的社会，而是继承一旧的社会。社会中任何事，如思想，文学，艺术等，均是如此。”“革命是演化中之一事”（《新理学》）。更早，在《中国哲学史》中，他就这样说了：“社会组织，由简趋繁，学术由不明晰至于明晰。后人根据前人已有之经验，故一切较之前人，皆能取精用宏。故历史是进步的。”在冯友兰看来，所谓历史的“进步”，只是“由简趋繁”“由不明晰至于明晰”，不过是事物量的增减而已。
按照冯友兰的这种“吾道一以贯之”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历史中没有质变、没有飞跃，所谓的“发展”，只是平滑的进化。
冯友兰的《咏史》第２１首云：“拨开迷雾见青天，千年国史还真相。”他和“梁效”编造的“儒法斗争”改写了历史，这就是“千年国史还真相”？《咏史》第２４首说：“上穷往古下今日，安排基业与后人。”就是说，“四人帮”搞所谓“儒法斗争”是要解决由谁来“安排”中国的“基业”和接班的“后人”。“梁效”一再强调，坚持法家路线，就必须有几个“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必须形成一个“中央机构中的法家领导集团”。在他们看来，“儒法斗争”从古到今，历史的重任已经落在“四人帮”的肩上。
在筹备四届人大之际，江青积极活动。她要王洪文取代朱德做未来的委员长，张春桥当未来的总理，而她自己就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共中央主席了。“梁效”在《红旗》杂志１９７４年第１０期发表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江青的意图表露无遗：“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刘邦就是毛泽东的代名词，吕后就是江青的代名词，晁错、张汤、桑弘羊就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代名词，法家领导集团就是“四人帮”的代名词。
在毛泽东逝世后，“梁效”们又拿吕后说事，论证“按既定方针办”。据说由于吕后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才稳定了汉初的局面。刘邦的“既定方针”是什么？没有说明。
吕后恰恰违背了刘邦的某一项“既定方针”。刘邦与大臣有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吕后大封诸吕，称王称侯，开外戚祸乱之始。恰恰是绛侯周勃诛杀诸吕，执行了刘邦的“既定方针”。吕后的同时代人和后来人，除了江青和追随江青的冯友兰等人，有谁承认吕后是法家？
◇ 梁效为江青效劳的多功能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抡铁棍子。江青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梁效”是这两个工厂的门市部，大批量推销帽子和棍子。有了“梁效”，江青如虎添翼。“梁效”不仅是江青的写作“班子”，还是秘书“班子”，情报“班子”。
“梁效”充当江青的特使，到处送信、送材料，还代替她抓点。江青宣称２０军防化连和天津小靳庄是她抓的点。防化连，她一次也没去过，都是“梁效”不断去人，帮他们修改诗歌、修改《法家军事著作注释》，送出去发表。“梁效”又怂恿防化连给江青写致敬信。小靳庄，江青倒是去过，但认识的人没有几个。她就派宋柏年带上摄影师去给社员和干部照相，每张照片背面写上姓名、职务。江青坐在家里用翻阅照片的办法“联系群众”。
“梁效”还编造了小靳庄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事物”十大件，作为江青抓点的成果。江青要求社员人人都会唱样板戏，占用劳动时间安排专人教唱。同时，调来大批解放军战士和机关干部替他们“义务劳动”。有人嘲讽，小靳庄是“社员唱戏，请人种地”。〔２２〕
《人民日报》１９７４年８月４日报道了“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十件新事”，向全国推广。据《天津日报》统计，从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５日到１９７６年底，共发表宣传小靳庄的稿件４６６篇。从１９７４年８月２１日至１１月７日，有２７个省市５１２个单位１８０００余人到小靳庄参观。〔２３〕尔后，各地到处有“十件新事”，弄虚作假成风。
“梁效”是江青的侍读。１９７５年，毛主席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发通知，号召全党学六本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恩格斯：《反杜林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
江青也装模作样地学起来了，但要“梁效”在《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书上重要的地方画红线。“梁效”把它作为正儿八经的大事，先画出一个大样，经审阅后，再往大字本上画。请看“梁效”的头头给迟群、谢静宜的报告：
迟群、谢静宜同志：
送上《哥达纲领批判》已划出了重点。经研究认为，选那些重点是合适的。请审阅后退我们，正式往大字本上划（划大字本也是红铅笔）。《国家与革命》大字本划否？
致敬礼
李宋王 ２５／３
迟群批语：
可划大本。另送《国家与革命》一部划出重点。（同上次）。
三月廿五日
“梁效”的人手不够，专门调一个人（经济系的女教师王俊宜）来做画线工作。江青就只读书上画线的部分。她比林彪省事，林彪还要别人抄卡片，她只要别人画红线就行了。不过，江青还有不省事的地方，她读了也不懂，又要让“梁效”讲解。“梁效”的头头给迟、谢的报告写道：
迟群、静宜同志：
《老子》一书的讲课已落实，在抓紧准备。
马列著作讲课跟连龙、老魏商量了一两次。我们认为：……以上讲《国家与革命》和《哥达纲领批判》人选还好，讲帝国主义论人选还不理想。人选问题，备课（找本人）问题请决定后快告我们。
致以 革命敬礼
李、宋、王 １６／２〔２４〕
《老子》的讲课，落实到汤一介、田余庆头上。他们认真做了准备，江青没有安排时间，未讲成。但他们各获江青赠线装书《老子》一部。《国家与革命》和《哥达纲领批判》的讲员是由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副书记魏银秋在文科教师中物色的。“梁效”本身及组织别人，给江青讲了１０次课。徐琳写的交代中关于他参加的一次给江青讲课的情节，很有意思：
１９７５年春天，伟大领袖发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全国掀起了学习运动。“四人帮”接过这个口号大反经验主义。在这种形势下一贯反马列的江青忽然要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并且要原两校大批判组这个御用工具派人辅导。１９７５年５月份，一天凌晨，去我家通知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我顺手从家里拿了一本书就和宋柏年、×××、×××等人被用小汽车接到钓鱼台给江青讲课。一个人讲，我和另一个人陪着听，准备江青提问题，主讲人答不上来时，我们可以帮腔。其实江青什么问题也提不出来，只问了一句，“哥达”在德国什么地方，便伏在桌子上睡大觉。讲完了，她也睡醒了，胡诌一通学习理论要反对经验主义。她说一夜未睡，就让我们走了。
徐琳
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３日〔２５〕
毛同江青谈话，谈到一些典故，她不懂，就叫“梁效”赶快查书，写出解释。
１９７６年６月、７月间，江青要“梁效”介绍哥本哈根学派和一些西方原子能科学家。“梁效”干不了，只得请求外援，由北大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几位教授帮忙，写成材料交卷。
不学无术的江青，有一次在同北京大学的教师座谈时，居然说“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违反常识，满座惊讶。有人纠正她，说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她板起面孔说：“我讲的是政治经济学，你们讲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明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梁效”却曲意奉迎，挖空心思地为江青的谬论辩护，编了一本《马列和毛主席论生产关系》，呈送上去。〔２６〕
“梁效”又是江青的侍从。江青去天津、小靳庄、大寨等地１３次，均有“梁效”的成员随同行走。“梁效”的头头王世敏随江青在天津写下了出巡日志：
２６／６—７４ 中午
出海去大港油田，海上学《离骚》。
江青同志要我们把离骚背景写出来。
告迟谢：《论语》批注和《三字经》谚语各地搞了很多，汇总一个发给全国
２７／６—７４ 上午开干部会
江青同志指示：
⒈今天离开天津去杨春（村）路上继续学《离骚》，要抽条，表演节目，在杨春（村）吃午饭
⒉离杨村回京途中看文件
（诗）一首
六级风浪小艇上
首长带领学《离骚》
批判继承历史遗产
继续革命永向前
２７／６—７４ 中午
离津去杨村６６军１６９师②同乐会上江青同志吟诗
“六十六军战斗队
能文能武啥都会
能文超过随陆贾
能武吓得绛灌退”〔２７〕
又要老中青都表演，指定我唱歌，我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①摄影③聚餐④看军事训练汇报⑤打靶⑥江青同志亲自骑马
“女状元”王世敏的写作文句不通，凑合着看吧。“江青同志亲自骑马”一句尤其令人发笑，骑马还有不亲自的吗？
王世敏只说“我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太简单，还有动人的情节，请看孙静的揭发：
１９７４年６月大野心家江青带领两校大批判组和中央党校写作组部分成员去天津……返京途中，曾到杨村九连参观打靶。在打靶开始前，江青组织一个同乐会，要大家吟诗唱歌讲话，为她的天津之行歌功颂德。王世敏在这个同乐会上肉麻地吹捧江青说：江青像慈母一样，带着大家出来，她自己像孩子似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所以她要唱一支儿歌表达她的心情。接着学小孩的声调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儿童歌曲。这次会上，江青与浩亮合唱《红灯记》，浩亮扮演李玉和，江青扮演李奶奶，浩亮当着江青的面喊出“谢谢妈”。王世敏和浩亮一样，表达了她对江青的无耻吹捧。〔２９〕
北京人传说浩亮认江青作妈，典故就出在这里。不过，浩亮是逢场作戏，真正认江青做“慈母”的，是“梁效”的头头王世敏。
“梁效”还从事江青交办的各种特殊任务，甚至奉命抓“高级特务”。江青到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头上蒙一条白毛巾，双手戴手套，干的是很轻松的折页的活。党委安排一帮人和她一起干活，实际是陪她聊天，一个小时能干完的活，非得两个小时。江青疑神疑鬼，说是有“高级特务”盯着她。江青批：“小谢、迟群同志：请将新华印刷厂的特务调查清楚告我，不要打草惊蛇！”新华印刷厂工人连秀荣等９人揭发：
１９７６年９月８日下午６点多，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前几个小时，江青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来厂。……江突然问：“小谢，我问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你知道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高级特务，监视我，搞我的情报。”又说：“工人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谁是特务，站出来，自首，保护自首的。”又对迟、谢说：“你要给我弄清楚！”迟群说：“你别急，会弄清楚的。”江又说：“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３０日）〔３０〕
“梁效”派宋柏年去侦破。结果一无所获，因为本来就没有。
注释
〔１〕武则天物色了一批文人学士，名义上是修撰著作，实际上是组建智囊班子，参决朝政，分宰相权。这些人被特许从北面的玄武门出入禁中，他们常在门前集合，故人称“北门学士”。
〔２〕《梁效罪证材料》，１０９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３〕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江青在中央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１２省、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见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１３３６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３页，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５日；又见《梁效罪证材料》，１１６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５〕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５６１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４。
〔６〕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７１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何芳川交代材料，１９７７年７月７日。《关于原“两校大批判组”成员何芳川的初步审查情况》，梁效专案组清查报告，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２日。
〔８〕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报告，党发〔１９７８〕８２号，《北京大学党委关于对原“两校大批判组”清查情况的报告》，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５日。附件四：《“两校大批判组”无耻吹捧“四人帮”为江青上台当女皇大造舆论的阴谋活动》，２页。
〔９〕同上。
〔１０〕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１日，江青在天津的讲话。《揭发江青利用历史篡党夺权的阴谋——江青“论史”黑话批注》，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７日。
〔１１〕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９日，江青在天津的讲话。同上。
〔１２〕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１０９３￣１０９４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３〕此句与史实不符。武则天之前，大唐未曾有过“破碎山河”。武则天之“一统”称帝是６９０年。发生“破碎山河”的安史之乱（７５０年）是在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时期，乃武则天“一统”之后的６０年。时序颠倒，教授见笑了。
〔１４〕《梁效罪证材料》，１１５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１５〕舒芜（１９２２—２００９年），本名方管，安徽桐城人。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著作甚丰。曾为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７０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３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标题，公布了舒芜交出的与胡风的来往信件。胡风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全国掀起反胡风运动。胡风案平反后，舒芜遭人非议。本人自辩，交出信件并非出于主动。人民日报记者叶遥向舒芜约稿，舒芜在文中引了胡风给他的信。叶遥要求核对原件，舒芜交出信件后，被编辑部主任上交。
〔１６〕引自周一良：《毕竟是书生》，７８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见豆瓣网。
〔１８〕王永江、陈启伟：《评梁效某顾问》，《历史研究》，１９７７年第４期。
〔１９〕《愤怒声讨“四人帮”插手北京大学，利用两校大批判组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刘鸿儒代表北大宣传队在北京市科教系统大会上的发言，《大字报选编》，第１期，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
〔２０〕《梁效罪证材料》，１１２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２１〕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江青在中央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１２省、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见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１３３６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２〕见《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第７页，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５日。
〔２３〕王辉《天津文革亲历记》第２０４页。
〔２４〕《梁效罪证材料》，１９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２５〕《梁效罪证材料》，２１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２６〕《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７页，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５日。
〔２７〕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八大司令员对调）的成员时，劝许世友看《红楼梦》要看５遍。许说过“《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毛说：“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因而说起：“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许说：“应该搞点文。”“随”是随何，“陆”是陆贾，文臣；“绛”是绛侯周勃，“灌”是灌婴，武将。江青的歪诗是从毛泽东那里贩来的。毛还对许说：“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你就作周勃嘛。”周勃是诛杀后党诸吕的太尉。当时江青以吕后自居。军中传说，毛主席要许世友“作周勃”，对付江青。这是过度解读，恐怕毛没有这个意思。
〔２８〕《梁效罪证材料》，１７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２９〕孙静的揭发材料，１９７８年６月３０日。《梁效罪证材料》，３７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３０〕《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张江姚专案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中发〔１９７６〕２４号。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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