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作家与社会担当：作为“政治动物”的陈若曦
陈若曦当年和夫婿毅然投身到“文革”恶浪滔天的中国大陆，后又以亲身经历写出《尹县长》《老人》等“文革”系列小说，显示出她和政治的不解之缘。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又说：“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陈若曦也自认是“政治动物”，她在其长篇小说《远见》的〈自序〉中就是这么说的。当然，她不是一个政治家或政治理论家。她是一位既希望避免大恶又追求至善的“政治动物”，把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苦难，化解人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人人能够各得其所，相得益彰，都视作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根本要义，也成了自己以具体行动追求的目标。
陈若曦为“美丽岛事件”领头签名致函时为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并亲自从美国返台求见蒋先生陈述台湾旅美知识分子的共同政见，就是其中一次为世瞩目的行动。2006年4月，笔者在台北“总统府”见到陈列的这封日期为民国69年（1980年）元月5日的信件，不禁为之肃然起敬。
本来，在1978年，陈若曦的《尹县长》获吴三连文艺奖后就被邀请返台领奖，但她怕见到她认定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只好忍痛拒绝。1979年12月，高雄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丽岛事件”，在美国的台湾知识分子群情激动，决意出手相救。但当时什么人可以把一封信或一个讯息带到蒋经国那里？只有一个人，就是陈若曦。他们觉得，陈若曦的背景充满社会主义色彩，两个人的经历有一点像。当时蒋经国还推荐每个人都应该要看陈若曦的《尹县长》这本书。所以大家认为，如果陈若曦返台，蒋经国一定会召见，这样陈若曦便可以直接向他表达海外华人的关切。于是，陈若曦同意代表台湾旅美知识分子回台伸张正义。为了加重此行的份量，她发动美国知名华人共署一封陈情信，结果这封信得到二十七人签署，包括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张系国、于梨华、庄因……等人。蒋经国在和陈若曦见面时，开始只提《尹县长》一书，陈便很不客气地岔到“美丽岛事件”，把陈情信交给蒋，明白地对他说，事件是未暴先镇、镇而后暴，现在人心惶惶，希望他手下留情，不要军法审判，不要扩大打击面。陈若曦甚至像警告地说，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几天之后，在第二次见面时，蒋经国告诉陈若曦，他很重视这封陈情信，以及陈等人的海外的意见，他会慎重处理。
台北“总统府”陈列的陈若曦为“美丽岛事件”领头签名致时为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信件。
陈若曦返美时，著名学者沈君山博士一路作陪，头一件事便是告诉陈若曦，在她和蒋经国见面时，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当场和事后如何愤怒。蒋彦士说，“陈若曦欺人太甚，竟逼得总统要用人格来保证自己说的话！”（见陈若曦，《三見蔣經國的印象》，网络。）蒋彦士这句话也证明了陈若曦仗义执言，不畏强权，不负众望。
“美丽岛事件”为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台湾政府起先非常严厉，大肆逮捕和审判许多重要民主人士，甚至一度以叛乱罪问死，最后逼于压力皆以徒刑论处。事件的处理虽然在陈若曦等人看来还是非常不当，但是这竟然也成了台湾政局发展变化的契机。自此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台湾政府顺应世界民主潮流，逐渐放弃一党专政的路线，乃至于解除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台湾社会因而得以成功转型。这一切当然首先得益于蒋经国了不起的政治家的眼光与胸怀，以及台湾民众多年来为争取民主自由所作的奋斗与牺牲，其中也有像陈若曦这样敢于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的贡献。
很有意思的是，陈若曦的《尹县长》《老人》那些“文革”系列小说，也受到胡耀邦的注意。1985年，贵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特别邀请陈若曦来看看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面貌，于是陈若曦以“加拿大籍华人作家”的身份重访中国大陆。是年4月30日，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陈若曦。胡总书记称赞陈若曦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欢迎她回来参观访问，希望以后还经常回来，加深相互了解。他们还谈论台湾和大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此后，陈若曦为台海两岸交流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陈若曦回忆说，胡耀邦是个很热情、很真诚的人，滔滔不绝。原本安排会见半个小时，但最后谈了一个多钟头。可惜胡耀邦这位也勇于改革的政治家不久之后即在1987年初却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而黯然下台，两年之后逝世并引发了“六四”这个惊天动地到现在还未能解结的大事件。
五，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强烈的女性意识：从《尹县长》到《慧心莲》
当然，作为一名作家，陈若曦主要是以其作品关怀社会，关怀人生。
1979年，陈若曦由加拿大迁居美国旧金山，她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城里城外》（1981）、《贵州女人》（1989）和《走出细雨濛濛》（1993）；长篇《突围》（1983）、《远见》（1984）、《二胡》（1985）及《纸婚》（1986）；散文集《文革杂忆》（1979）、《生活随笔》（1981）、《无聊才读书》（1983）、《天然生出的花枝》（1987）、《草原行》（1988）、《西藏行》（1989）、《青藏高原的》（1989）、《柏克莱传真》（1993）及《柏克莱邮简》（1993）等。
这个时期，陈若曦的写作在题材上告别了“文革”小说，而以美国华人社会和两岸三地的人情世故为题材。汤淑敏在她的《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书中认为，她这个时期创作的“海外华人小说”，特别是优秀长篇小说《突围》、《远见》和《纸婚》，与第二阶段的作品相比，它们在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刻程度及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拓出了新意，取得了新的成就，标志她的美学风格臻于成熟。赵朕在谈陈若曦这些包括《突围》、《远见》的小说的美学风格时指出，陈若曦敏感的政治嗅觉和勇于涉笔社会问题的思想特质，决定了她的文学创作选取题材和提炼主题的特点，而这种选材、立意的特点，又强化了她的小说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为底蕴的悲剧性效果，从而奠定了冷峻沉郁的风格基础（见赵朕，《论台湾作家陈若曦小说的美学风格》，网络）。
1995年，陈若曦返台定居。其后直到今天，她的创作又发生一个主要的变化。她对小说这种原来她最喜欢写作的文学体裁，兴趣大大减弱了，而对“短平快”的专栏写作情有独钟。她认为现今社会变化太快，以小说反映现实实在太不及时也太无力了，而且读者人数不多，远不如专栏文章有大量的读者群。她现在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不一定要创作鸿篇巨制作为传世之作才有价值；她要以专栏短文，与眼前现实息息相关，以“叩应”的方式与读者进行互动——她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论者都觉得，这倒颇有点像鲁迅当年写杂文的味道。
不过，陈若曦在世纪之交还是出版了一些小说。短篇小说集有：《女儿的家》（1998）、《清水婶回家》（1999）、《完美丈夫的秘密》（2000）等；长篇小说有《慧心莲》（2000）和《重返桃花源》（2001）。
《慧心莲》封面
这些小说都以反映台湾社会的妇女问题为主。代表陈若曦后期的小说特色的《慧心莲》和《重返桃花源》是两部佛教小说，同时表现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其实，陈若曦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位具有强烈女性意识、极其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论者如丁敏就指出，把陈若曦只当成一个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家是不够的，她同时也是一个关注女性命运、生存现状和生活方式的女作家。诚如有学者指出她的小说向来亦步亦趋地随着她所身处的现实政治社会局面而发展，反映出身处每一个阶段的各种人物正在酝酿或已展现的生命型态，她的女性意识也不例外，贯穿着以她个人生命历程、时空环境的变迁而分作的四个创作时期。例如在她的“海外华人小说”中，虽然出现各种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物，但这其中对女人主体性的省思仍是一个主要的关怀点。尽管小说涉及各式题材如离婚、外遇、婆媳之争，以及单亲家庭，乍看似乎不脱八十年代妇女问题范畴，但陈若曦涉及到新旧价值间的挣扎，一再指向女人主体性的省思，通过破碎婚姻或不美好的爱情，完成女性的成长、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独立自主（见丁敏，《陈若曦佛教小说中女性形象与主题意识──以《慧心莲》、《重返桃花源》为探讨》，网络）。钱虹认为，陈若曦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长达40余年的小说创作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基本上可归结为“不幸的夏娃”、“落难的尤物”、“自立的主妇”和“自觉的信女”四种典型,其中蕴涵了作者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钱虹，《从“不幸的夏娃”到“自觉的信女”——论中国台湾女作家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至于2000年出版的《慧心莲》这部主要探讨佛教与女性关系的长篇小说，更充分表现了陈若曦的“女性意识”——一种寻求宗教解脱的的女性意识。作品以杜美慧、杜美心姊妹，和他们的母亲杜阿春，以及杜美慧的女儿王慧莲四位女性主角，展开她们祖女孙、老中青三代的心路历程及她们和佛教相关的生命故事。这里显然有相当深刻的困惑需要解答：“她”为何要走入佛门？出家是否为女性的生命出口？小说揭示：四位女性互相扶持，在人生路上各自走過坎坷破碎的愛情、婚姻之路，而終在佛教的修行路上，共同開出慧心蓮（见丁敏，同上，网络）。
陈若曦最近说，她自1995年返台定居以来，一直关心环保和妇女问题，也关注和研究佛教，因此写了《慧心莲》和《重返桃花源》两部佛教小说。她不无欣喜地说，“《尹县长》和《慧心莲》前后获中山文艺奖，我是该奖唯一的两次获奖者，恰巧我自己也偏爱它们。”（见张曦娜 报道，《台湾作家陈若曦：艾蓓事件是我今生最倒霉的事》，《联合早报》（现在.人物），2011年4月16日。）
笔者认为，《尹县长》和《慧心莲》分别是陈若曦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代表作，共同参与构建她的文学世界。
六，坚持理想无怨无悔：陈若曦从寻找到打造她的桃花源
2006年3月，在澳门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笔者和陈若曦见面时获赠她一部《打造桃花源》的随笔集。这本书是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三老四壮”专栏和《自由时报》“大岛小调”专栏文章的结集。内容广泛，大到国家大事、国际时政，小到保健养生书法等等，其中有关宗教和环保的文章占了较多篇章。文章写得简洁明快，直抒胸臆，一针见血，读起来痛快淋漓。
《坚持·无悔》封面
2008年，刚满七十岁的陈若曦，出版了首部自传《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岁月如流水一般逝去，数十年往事仍然历历在目。陈若曦既平和质朴，又坦诚直率，目光犀利，文笔泼辣，敢怒敢言，仗义执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她的笔下，没有沉湎、耽溺或长吁短叹，大半生一幕幕跃上纸页，节奏明快，情节清晰。这是一部深入了解陈若曦的重要著作。不过，据陈若曦向笔者透露，此书出版时，因为内容涉及某些当事人的缘故，被删去了五万多字。笔者觉得非常可惜。
而最新一部随笔集是本月（2011年4月）继自传《坚持·无悔》后的《我乡与她乡》。这次陈若曦应邀访澳，4月20号一到悉尼见面她便送了我一本。在此书中，陈若曦再一次表明，她的创作“是在反映那一刻的社会现实”。“要我关起门来写一些脱离现实的故事，非我所愿，也非常不喜欢。”（见陈若曦，《我乡与她乡》，台北九歌出版社，2011年4月，封底文字。）她这部作品，一如以往，充满现实色彩和感时忧民的情怀，言之有物，切中问题核心，令人感动，更令人深思。
陈若曦似乎在为她的大半生作总结了。最近这些年她一再谈论“桃花源”。
陈若曦在《坚持·无悔》上的签名。
“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是陶潜在他的名篇《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桃花源入口处。在真实世上，不要说桃花源，就是寻找这个桃花源的入口处，也非易事。
陈若曦穷她大半生，就一直在苦苦寻找她的桃花源。
本名陈秀美的陈若曦，1938年出生于台北，小时候在乡下，家里来往的亲友不是务工便是务农，朴实无华。那时台湾流行一句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自己因为家贫，原本不打算出国留学。但她看到雷震被捕，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也受二十四小时监控，对国民党没有好感，为了体验自由世界，结果在一位前美国在台新闻处长的推荐下，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念书。陈若曦念美国文学，原本计划学成归国在台大开课，但学成后却做了一个震惊朋友的行动——和第一任丈夫段世尧到了“文革”恶浪滔天的中国大陆。结果，七年之后，原先对社会主义的期待只好以幻灭告终。1995年闰八月（某预言说台湾有难甚嚣尘上的时候），在加拿大和美国飘泊了二十年之后，已经五十七岁的陈若曦，又作出了人生中的第二个重大决定——回归台湾，报效家乡，以圆渴望已久的返乡梦。她寻寻觅觅了一个甲子，绕了大半个地球，还是“九九归一”，回到了原始地点。她终于这样说：“此时方悟世上没有现成的桃花源，自己的桃花源只有靠自己打造，而它的原型就是自己的家乡。”（陈若曦，《打造桃花源》（作者序），台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10月，页2。）
陈若曦于2011年4月21日在悉尼唐人街国民党党部举行的《寻找桃花源》演讲会上。
陈若曦这大半生与政治牵扯，连婚姻都彷佛中了政治魔咒，其实她父亲很早就告诫她“不要碰政治”，她却完全反其言而行之，或者是要避也避不开，这是很奇特的事。
陈若曦留美时认识的第一任丈夫段世尧狂热信仰毛泽东，碰上对社会主义也怀抱幻想的陈若曦，于是两人政治志趣相投携手共赴中国大陆。三十年过去，到1995年，她兴冲冲回归台湾，然而老段却无法适应台湾的政治气氛与生活条件，最后，一对三十多年的夫妻终于分手。这是1998年秋天的事，离婚手续还是做律师的儿子办的！第二任丈夫是陈若曦在台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学陈明和，一听到陈离了婚，马上捧了一大束玫瑰花来看她。他们拍拖一年多以后，在2001年8月办理了结婚登记。不料两任丈夫刚好站在政治光谱的两端。第二任丈夫主张台湾独立，陈若曦则觉得不台独，台湾人会安全幸福得多，两人愈吵愈凶，结果两年之后又走上离婚一途。为了政治理念两次离婚，陈若曦的确创下台湾纪录了！
陈若曦的宗教信仰变化，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她小时候家里信佛教，自己在中学时代却跑去听“基督福音”，在浸信会接受洗礼。她十三岁时花三个月就把《圣经》读完，但心里有很多疑问，和牧师又难以沟通，逐渐信心减弱，对基督耶稣失去了信仰。她在大陆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了无神论者。七年之后，她离开大陆时，身心俱疲，但觉浮生若梦。被问到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时，她回答是：“像一种宗教一样，我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仰。”（见白先勇，《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网络。）陈若曦在“文革”中，幸而是回归的台籍海外学人，并未受到更惨烈的遭遇，但已够刻骨铭心了。她深有体会地说，“蒋介石时代的白色恐怖是很可怕，若与文革比较，则小巫见大巫。”（陈若曦，《三見蔣經國的印象》，网络。）1976年，陈若曦隔了十二年之后与白先勇相聚，有一天下午，在海滨聊天，陈若曦突然提到佛家哲学，有一切皆空的感觉。她黯然道：“我现在才了悟，佛家的大慈大悲，实在是很有道理的。”（见白先勇，《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网络。）她需要安抚心灵，很快又萌生了宗教信仰，再到美国后又开始上教堂，后来又开始想到佛教。她在八十年代曾两度去青藏高原，想探究“原始佛教”，但许多问题仍迷惑难解。她一直想着“什么宗教适合我呢？”以前是上帝选她，现在是她选上帝。回到台湾后，很多事情她都看淡看破，发觉提倡关怀社会、很现代化的“人间佛教”，符合她“先入世再出世”的想法。她提倡“宗教融合”，希望各种宗教不要太分界线，大家融合在一起，彼此尊重。至于今天陈若曦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她显然为了更正一些论者的猜测和误传，亲自在本文草稿上修改加上这样几句话：
“最近这些年，陈若曦对基督教的信仰又重新燃起了兴趣，显然又回归了当年受洗的信念。晚年的她，在基督教的‘博爱’中获得心灵的安息，堪称殊途同归。”
把她定位为一个自愿背十字架的人，的确很恰当。
陈若曦这个寻寻觅觅的大半生，生命足迹和生活内容色彩斑斓，潮起潮落，几度改变，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她最大的人生收获是什么呢？就是她自己说的两个词：“坚持”与“无悔”。她因为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所以无怨无悔。
她这大半生就是禀着知识分子良知良能行事。她知道她应该发扬中国文人的传统，不是只能坐而言，应该起而行。她指出，而且以自己的大半生证明了：知识分子就是天生可以关心时事，批评政治，拥抱社会；知识分子没有退休的权力，永远关怀这个社会爱自己生长的土地。这是她恒久不变的精神。
2005年3月，陈若曦为台北九歌出版社以“新典藏版”于此年4月1日出版的《尹县长》写下一个自序，其中说了如下这些话，证明她的社会责任感她的知识分子良知永不泯灭：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转眼将满四十年。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这场几乎革掉中华文化的政治运动，可能记忆淡忘了，甚或全然陌生。无论如何都是可惜的事，因为忽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悲剧可能一演再演。《尹县长》写作不够完美，却是那个荒谬、动乱时代的见证。读者若能从中有所体会，譬如一个民族不追求民主进步并自我反省的话，会有集体疯狂而堕落、沦亡之虞，作者将会感恩戴德，不虚此生矣。”
读了这一段话，笔者不禁觉得，我们每一个华人作家，都应该像陈若曦一样，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禀着知识分子良知良能行事，参与民族反思，推动民族进步；都应该像陈若曦一样感悟到：桃花源就在脚下，自己的桃花源只有靠自己打造！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刊《华文文学》2011年第4期，28至34页。)
后记：
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一项活动，陈若曦于2011年4月18日至24日应邀访问澳大利亚。本文为此访问而作，完成于她到达悉尼之日，全文其后得到她亲自审阅校正。是年陈若曦荣获“民国一百年国家文艺奖”，笔者热烈祝贺！
陈若曦2011年4月20日到达悉尼时在旅馆和澳洲文友合照。左起：心水、何与怀、陈若曦、张奥列、婉冰。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四六期(cm092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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