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和陈若曦女士摄于澳门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2006年3月16日）。
一，《尹县长》：“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被判决后，他老婆想冲上台去，嘴里直嚷着：“讲政策，你们讲政策呀！”她当场就被架走……尹县长被绑在一根预先插在石堆里的木桩上。当举枪对准他时，他又仰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开来似的，嘴唇也咬出血来……
这是陈若曦的短篇小说《尹县长》的尾声。作品写的是文革初期发生在陕西兴安县的一个悲剧。冤死者名叫尹飞龙，原型为一位雷姓人物，经历几乎末作改动。他是在国共内战中率部投共的国民党上校，为共产党努力工作了十多年，到“文革”时只是个小小的挂名的县长。这也罢了，他仍然难逃厄运，终因“历史问题”而被枪毙……
《尹县长》封面
这篇作品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11月号（第107期）。当时，陈若曦和他的夫婿段世尧刚离开中国大陆不久，暂住在香港。她回想起在大陆七年生活（北京两年，南京五年），不胜感慨。她开始写《尹县长》，而这竟然成了她文学创作中断十二年的再出发。此作发表后，她就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便有《耿尔在北京》、《值夜》、《晶晶的生日》、《查户口》、《任秀兰》等篇什陆续发表，后集结成《尹县长》一书，于1976年3月在台湾出版，至1979年4月，三年间竟印刷了二十一版。1976年至1978年，陈若曦又在加拿大写作在台湾发表了《老人》等七个短篇小说，1978年4月，以《老人》为书名也结集出版了。此外陈若曦还写了长篇小说《归》以及其它一些作品。陈若曦这段创作可看为她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陈若曦这个文学创作第二个高潮的意义非同小可。
关于这一点，笔者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纽西兰奥克兰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中也作了说明。论文题目为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Brockmeyer, Bochum, Germany, 1992)，它的第二章是论述中国大陆文坛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其导言的注释指出：陈若曦于1974至1976年在香港发表的“文革”小说，标志“新时期文学”早期的“伤痕文学”的诞生（同上，p 73）。
本文作者博士论文第二章开头。
其后，笔者在九十年代编著的英文词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M.E.SHARPE, NEW YORK, 2000年）中，有一个条目，“新时期文学”，内中也指出陈若曦的文革小说标志“伤痕文学”的诞生，当然亦意味“新时期文学”的出现，因为“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早期最显著的面貌。
本文作者编著的英文词典中的条目“新时期文学”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还是非常封闭，文学批评家文史家一般都不知道陈若曦在香港发表的作品，即使知道了也不敢评论，都把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两篇短篇小说看作“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班主任》能够发表，多亏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讲了“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样一句话，最终登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小说栏的头条位置。《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栏上，时间是1978年4月上旬，但要正式发表却命途多舛，周转于《文汇报》、《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好几个月，连发表过《班主任》的《人民文学》也不敢发表。庆幸的是，《文汇报》最后同意采用，1978年8月11日，《伤痕》在其“笔会”副刊发表。不管怎样，从时间来说，这两篇作品都比陈若曦的《尹县长》里的篇什特别是其首篇《尹县长》晚了好几年。
二，炼狱：没有在中国大陆的七年，就没有后来的陈若曦
就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来说，卢新华和刘心武能够率先于整个中国大陆文坛，写出《伤痕》和《班主任》，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正是因为当时的时代局限环境局限，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浑身都被打上伤痕。就说〈伤痕〉吧，根据披露的资料，卢新华这位刚考上大学的小青年，为了求得发表，不得不按领导意图对稿子作修改，而修改意见竟有十六条之多。比如，小说一开头说除夕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也不行，说是有“影射”之嫌，要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还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遵嘱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在小说中一直关心主人公王晓华的“大伯大娘”，要改成“贫下中农”。小说的结尾，被认为太压抑，需要点亮色，于是最后一句改成了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至于《班主任》，当时比较敏锐先进的文学批评家如陈思和就指出，刘心武害怕他的作品被戴上“暴露黑暗”的帽子（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御制的可毁人一生帽子），尽量掩盖他的“解剖刀”，有意让他的人物“安全可靠”（陈思和，《思考，生活，概念化》，《光明日报》，1979年4月3日）。时隔二十八年之后，刘心武在他的《心灵体操》一书中说：现在看来，在当时的背景下，《班主任》的要害在于写了个谢慧敏，作为一种诉求的载体，她的存在非同小可，但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看，她的文学形象却极为苍白。刘心武还无可奈何地说，《班主任》遮蔽了他此后几乎所有的创作成就，成了他此生最大的心病。他对自己这部作品毫无兴趣，懒得再说。刘心武这个意思，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流露出来。
即使这样，卢新华和刘心武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各种攻击源源不断，整个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关于“社会主义悲剧”的大辩论，直到1984年末1985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伤痕文学”才得到官方正式的认可（见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人民文学》，1985年第1期，页6）。
这样一比照，陈若曦的确“有福”——她在香港可以享受完全自由的另外一种写作和发表作品的环境。
说她“有福”，应该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陈若曦和段世尧自离开台湾在美国求学，多年来可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狂热崇拜者。陈若曦仔细读完《毛泽东选集》四卷后，觉得很能接受。而段世尧在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毛主席诗词》，每晚睡前必定摇头晃脑地朗诵两首，念得津津有味。他们坚决要回中国大陆工作，实现多年追求的美好梦想。1966年10月18日，他们终于从巴黎转折飞到上海，回到祖国怀抱。当时，“文革”的种种悲剧无日不在发生，民众已处在痛苦与恐惧的深渊之中，但他们两个，正可谓不见棺材不流泪，虽然在巴黎时已从报上得知老舍被政治迫害而投湖自尽，但居然能够不为所动。就这样，他们在大陆生活了七年，刚好经历了“文革”的疯狂、残酷和荒诞。最后，他们觉得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于1973年11月16日，带着两个出生不久的儿子黯然离开了原要满腔热情来报效的祖国。陈若曦这七年可以说是受罪，但作为一个作家，这又是炼狱，是达至思想升华的一种特别方式，犹如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成金睛火眼。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七年，就没有后来的陈若曦。
陳若曦與丈夫段世堯一九七四年在香港。
因为经过炼狱，陈若曦能够顽强不屈地坚持她以巨大的代价而获得的信念。《尹县长》等作品问世后，反响很大，赞美与诽谤并起，劝告与引诱齐来。特别因为她回归大陆复又出走，再写小说“揭大陆的短处”，这给一些左派人士很大打击，也使他们无法容忍。他们施加压力，要陈若曦“不忘祖国”“不当汉奸”。段世尧也劝她说要写就写些风花雪月一类的东西，甚至威胁说如果她再写下去就分手。陈若曦连这也不怕，准备到加拿大后便离婚。幸好到加之后，段世尧的观点也改变了，特别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陈若曦写作了。
陈若曦的信念是：“正因为我太爱中国，看到她的缺点，我就要把它写出来，希望得到改正。”（汤淑敏，《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作家出版社，2006年7月，页57。）她完全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而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青史留名的优秀作家应有的基本见识基本立场。
三，深邃的思想与高明的艺术表达：选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尹县长》
陈若曦能够生发出她这个文学创作第二个高潮，当然也因为她有很不错的文学修养，能够以精确的艺术手法驾驭她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陈若曦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后，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已尽显创作才能，并和白先勇等几位级友创办和编辑《现代文学》。她那时先后发表《钦之舅舅》、《灰眼黑猫》、《巴里的旅程》、《收魂》、《乔琪》、《最后夜戏》、《妇人桃花》……等短篇小说。在大多这些早期的作品中，她的民族情结，以及对贫苦弱者的同情和人生的渴望，精心包装在西方现代派的抽象和晦涩里，带着一种激动的情绪宣泄。那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手法正在台湾流行，陈若曦也深受影响。
可是，到了《尹县长》集中的篇什，陈若曦的小说风格完全改变了，代之而起的是现实主义，使用近乎完全客观的角度，基调是冷漠内敛，在一种沉潜的状态下，小说里的人物自己在思考乱世中的人生得失生命价值。
陈若曦这样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正是她高明之处。
例如，《尹县长》运用不动声色的回忆来编织故事的架构，而且特意安排一个没有立场的“我”，以让所述之事更合理和真实。这令叶维廉拍案叫绝，禁不住说，“这篇小说最独特的地方是叙述者的身份与立场的不确定。”（见叶维廉，《陈若曦的旅程》；黄嘉丽，《论<尹县长>的艺术特色》，网络。）其它几篇也是处理得极其冷静理性节制，欲语还休，点到为止，所有讥讽、怨怼都拐了好几个弯，但这样一来，正好营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正好让读者自己充分去感受去判断故事里的人物那种压抑的情感扭曲的心态。
也许因为陈若曦既生活其中但又是一个“外来者”，她对当时反映人们内心世界的细节非常敏感。在《晶晶的生日》里，晶晶的妈妈在听闻喊反动口号的不是自家的小孩时，竟是松了一口气；里面还有向四岁大的小孩逼供的叫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在《查户口》里，邻居们彼此窥探监视，深怕被对方揪住可以上纲上线的辫子。《任秀兰》中的任秀兰跳到粪坑自杀，形状极其恶心可怖，人们并不以为意，死后还要追加批判。《值夜》和《尹县长》中主要叙述者都是冷眼旁观。在《耿尔在北京》里，耿尔只在回忆中过活，种种细节活现了他的心灰意懒、早衰麻木、凡事毫不关心的冷漠。这些细节编织出文革中那些极其扭曲的心灵。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正如许多论者都发现，在《尹县长》小说集里，故事高潮几乎都发生在夜晚——夜色深沉，人物的思维和活动，都笼罩在一种浓重的压抑和悲凉中。这样烘托出故事发展的情节氛围，和整个凄冷色调极其相配，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文革时期中共宣传画
笔者敢说陈若曦写《尹县长》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篇什对一个“伟大”的领袖所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完全否定的巨大的颠覆意义。也没有必要。她要反映人生，而不是宣讲个人的政治主张。她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人。她知道她不必大动肝火而只要以平实的手法写出真实就足够了。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其实都没有也不需要太多的虚构，尹县长和他的雷姓原型的遭遇几乎一样，任秀兰连名字也没有改。其实，陈若曦的冷漠内敛的写实，是另一种更深层的控诉。这比过后几年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诉诸以大悲大喜的“伤痕文学”作品，显然更具艺术感力更震摄人心。正如白先勇说：“若曦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她以小说家敏锐的观察，及写实的技巧，将‘文革’悲惨恐怖的经验，提炼升华，化成了艺术。《尹县长》集中最成功的几篇如《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已经超越了政治报导的范围，变成阐释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见白先勇，《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网络。）
1999年6月，陈若曦的《尹县长》光荣地被《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的一部。
（未完）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四六期(cm092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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