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迪：读敖本立先生著述时想到两点商榷意见
竺可桢：关于文革期间批判相对论运动的日记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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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六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九期（zk2409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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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九月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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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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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读敖本立先生著述时想到两点商榷意见 陈永迪
【文献资料】 关于文革期间批判相对论运动的日记 竺可桢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七）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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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读敖本立先生著述时想到两点商榷意见
·陈永迪·
敖本立先生是文革前期群众造反运动时的中央财金学院造反派头头和国务院财贸口造反组织负责人之一，曾得到周恩来的赏识和倚重，后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犯”，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长达四年，至１９７５年５月才获释出狱。文革结束后又因文革中的“问题”受到反复“清查”，不得不南下深圳特区谋生。后在香港创办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专注于文革史料的挖掘、搜集、出版和研究工作，做了许多值得赞赏的工作，近年先后出版了《清华蒯大富》《王大宾回忆录》《戚本禹回忆录》以及聂元梓的《在文革漩涡中》、孟祥才的《学部文革亲历记》等书，他自己也写作完成了“亲历与思考”系列，其中包括《周恩来要我批陈云》《周恩来与财贸口“二月逆流”始末》《周恩来与清查“五一六”运动》《周恩来与文革抓叛徒》《周恩来领导财贸口文革史料汇编》等书，都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前不久在读到本立先生的几部著述时，对其中的两个重要观点不敢苟同，特将自己的想法写出，以作商榷并求教于对这方面有研究有思考的师友。
一、毛、周关系是“和而不同，斗而不破”吗？
本立先生在所著《毛泽东批右发怒斥“二月逆流”与周恩来批左发威抓杜向光》一书的自序——《毛泽东·周恩来：和而不同，斗而不破——认识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７６年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书名较长，本文中简称“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一文）中，〔见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１１６９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日，zk２２１０a）所载敖本立：〈《周恩来与财贸口“二月逆流”始末》自序和后记〉一文——编者〕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总结为“和而不同，斗而不破”。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中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与他人和谐相处，同时也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小人是两面派，表面迎合他人，内心并不认同，不能得到真正的和谐。抛开孔子的“君子”“小人”说——用这样简单的概念来评判政治家不合适；同样也不能用此概念来定性毛泽东和周恩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只用孔子的“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的哲学含义来探讨毛周关系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可以这样说，延安整风前，毛周关系是“和而不同”，延安整风后毛周关系是“同而不和”。
周恩来本人就说过类似的话，他的秘书范若愚回忆１９５７年帮助周恩来因“反冒进错误”写检讨时的情况：
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
延安整风前，周恩来在政治上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延安整风后，“忠君”成了周恩来的第一原则，在政治上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例如：１９５７年在“反冒进”问题上作检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文革中跟着毛整倒刘少奇等开国功臣等等。周恩来是真的认同毛的做法，或者是为了顾全毛的大局而放弃原则？我看后者居多。周放弃原则的后果，是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改善了他与毛的关系，最终还是未能与毛泽东和睦相处。从批林批孔批周公到评水浒批“投降派”，周恩来到死都念念不忘能得到一个“我不是投降派”的评价。
推而广之，从１９５７年反右到文革结束前，全国都处于“同而不和”状态。表面上“拥护”，“万岁”喊得震天响，人们把真实的思想隐藏起来，大量不满的意见不能表达，也不敢表达。等到老人家见了马克思，这种表面的不稳定的“和谐”就烟消云散了。
对于毛周的“和而不同”，本立先生有一种解释：“毛泽东是个坚持他认定的原则，认定的真理绝不放弃的人；不喜欢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中常取折中、调和立场和宁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一句话，毛泽东讲原则，周恩来搞折中，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周恩来受中庸之道影响，处事四平八稳不走极端，这是一方面；但是，自遵义会议后的党内斗争中，周就坚定地站在毛一边，既不“折中”也不“调和”。周的“宁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并非毛“不喜欢”，恰恰相反，而是正中下怀。延安整风后，“不犯组织错误”就是绝对服从毛的领导，所谓“宁犯政治错误”，就是对毛泽东的指示、意图，对的要执行，错的也要执行。
“斗而不破”，指双方虽有争斗，但没有撕破脸皮，用这句话来描述毛周关系是客观的。为什么毛与周会“斗而不破”？本立先生列出几点理由：一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坐在同一条船上，和党共命运，靠党成大事，都不想这条船翻船落水”；二是“毛泽东倚重周恩来，应是把周恩来定位于‘办事之人’”；三是“周恩来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而能知错即改，检讨最多最快”；四是毛泽东“善于团结，总能团结大多数，这里的关键是能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特别是能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这些说法显然不够严谨或不符合史实。刘少奇难道不是与毛泽东“坐在同一条船上”？但是被毛打落水中；章士钊与毛泽东没有“坐在同一条船上”，却受到毛的特别保护安然无恙。从逻辑上说，“坐在同一条船上”是“斗而不破”的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坐在同一条船上”可以是同志，也可能成为“敌人”，因此，这不是“斗而不破”的必要条件。
周恩来是公认的会“办事之人”，刘少奇、高岗、邓小平等也都是会“办事之人”，他们都有能力承担周恩来所办之事。毛泽东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倚重周恩来的同时就准备了备用篮子。建国初，搞了一个与政务院平起平坐的小政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让高岗当家；１９５６年成立的书记处，把国务院的很多权力拿到书记处，让邓小平当家。这样，即使周恩来被拿下也无妨大局，因此，周恩来是“办事之人”或者是最能“办事之人”，都不是“斗而不破”的条件。
周恩来“检讨又多又快”。作为毛泽东的同事，不管有错没错，只要毛认为有错就必须检讨，把检讨当作把柄攥在手里是毛泽东的治臣之道。周恩来深知其妙，他是写“检讨”的高手。其实，刘少奇也是“检讨”高手，１９６４年因“走资派”的提法与毛发生争执后，检讨过“不尊重主席”的“错误”；文革初期又检讨过派工作组的“错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过后，９月１４日，毛泽东阅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时，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同样，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等中央高层领导都有这个本事，文革中邓小平还做过“永不翻案”的检讨，给毛泽东当“大臣”不会写检讨是过不了关的。到了文革，从官员到群众都成了“检讨”高手，民间流传着：“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著名作家沙叶新还专门写过一篇《检讨文化》对此现象做了详细论述。“检讨最多最快”早已不是周恩来的专利。周恩来“检讨最多最快”是“斗而不破”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检讨有效的必要条件是其人被划入“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的厄运表明，被毛泽东划为“敌我矛盾”的人，不管“检讨”有多快，认识有多深，都逃不脱被打倒的命运——即使已经得到了“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的肯定评价。
至于说团结人，在战争年代，为了壮大革命队伍，毛泽东确有团结人的雅量。毛团结过犯了错误的王明、博古；团结过兵强马壮想要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在张国焘脱离中共队伍后又团结过曾跟着张国焘走的四方面军将领；团结过“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内奸”的干部；团结过社会上的开明士绅等等。建国后，毛泽东掌了大权，则连逆耳忠言都难得有倾听的雅量了，对那些历史上反对过他的人则更是老账新账一起算，大者如王明、李立三、张闻天、彭德怀、王稼祥；小者如肖克、陈昌浩、何长工，连被敌人枪杀的瞿秋白也不放过；甚至没有反对过他的，如刘伯承、粟裕、贺龙、罗瑞卿、陆定一、周扬……也不能幸免。在“毛泽东时代”，随着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的开展，打击面越来越宽，团结面越来越窄，到了文革，“总能团结大多数”的毛泽东最终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事实表明，毛泽东的“团结”是“利用”的代名词，事过之后弃之如敝屐，如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是如此。
综观党史，被毛斗倒的人：一是向毛泽东挑战，如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不斗倒张，毛就要被斗倒；二是地位在其上者，如：遵义会议确定的负总责的张闻天，不斗下来毛泽东当不了王；三是外国代理人，如：王明；四是有损毛的威望的人，如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五是被疑为有可能在身后做赫鲁晓夫式“秘密报告”的“阴谋家”，如刘少奇、林彪……总之，对毛的地位和权力构成威胁者，必除之而后快；反之，对毛的地位和权力持拥护和服从态度者，即使被斗，也会“斗而不破”，这是必要条件。这里还要加上一个限制，必须是毛泽东认可的，对他的地位和权力持拥护和服从态度者，否则，难以解释那么多对毛并无二心的人被打倒的事实。
周恩来是毛泽东走向高位的推手，获取权力的有功之臣，不遗余力捍卫毛泽东权力与地位的忠诚战士。就凭这几点，周恩来具备了不被斗破的本钱。
与传统宣传相反，遵义会议确立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是“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助手。当时的红军没有比军事更重要的事，张闻天虽负总责，不过是作一些召集会议之类的行政工作而已，周恩来才是实际上的中共最高负责人。在遵义会议上，是周恩来举荐，毛泽东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常委；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０日，还是周恩来的举荐，毛泽东进了“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１１月３日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的中央军委），周恩来主动让贤，毛泽东当了军委主席，周恩来成了军委副主席，从此，毛正周副的格局形成，周恩来功不可没。如果，周恩来死死把住权力不放手，那时的毛泽东还不是“伟大领袖”，说话也没有“一句顶万句”的威力，毛屈居副手的地位很难改变。延安整风后，周对毛口服心服，从此恪守君臣之道，始终把自己摆在副手的位置，绝不越雷池半步。对于周恩来的忠心，毛泽东是认可的。在文革的险恶岁月里，毛专门给中央文革打招呼：“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放心地把军权交给周，大至军队高级干部的任免，小至调动营以上的部队，都要先过周这一关才能执行。但毛也是随时警惕的，不然不会有批林批孔批周公和评《水浒》批宋江。
周有恩于毛，对毛又忠心耿耿，毛也把大权交给他，为什么还是要批周？为什么又批不倒周？
“九一三”后，周恩来对文革的态度发生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也许早就开始了，但是没有公开表露。一场批林彪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的明争暗斗，暴露了周对文革的态度，不批周，毛担心他的文革有被清算的危险。周恩来初期支持文革，后来面对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周恩来殚精竭虑，力图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维护文革“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形象，但是说他会怀疑文革甚至否定文革是不对的，没有证据能证明周认识到了文革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批周的另一个原因是“功高盖主”。特别是打开中美关系后，迎来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新局面，国外的舆论称这是“周恩来外交的胜利”，招来毛对他的不满。
“九一三”后，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解放出来，壮大了务实派的势力，使毛与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倒转。务实派的势力超过了文革派，周恩来的实际威望超过了毛泽东；毛泽东寄予希望的文革派，王、张、江、姚之流是扶不上墙的稀泥，他们既无威望又无治国之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批林批孔批周公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有重新引发社会动乱的风险。种种因素，促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让步，批林批孔批周公不到一年就草草收场。毛泽东已经没有信心和力量上演“倒周”大戏，他多次承认“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错误不能重演，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和而不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世界充满生机的源泉。现代政党都会建立一套制度容纳不同意见，使“和而不同”成为常态；成熟的政党也会建立一套约束党内斗争的机制，使“斗而不破”成为常态。其中正常的退出机制起关键作用，持不同见解者偏离太远可以自愿退党或在同一党内另成一派展开良性竞争，不必关起门来斗个你死我活。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权威（领导人）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用他的理论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定位，也可以一定程度地解释他们之间的矛盾。传统型权威以宗法和血缘为基础，皇帝是典型的代表。魅力型权威有三大特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强信念，强烈的反传统反理性色彩。乱世英雄、革命领袖属于此类，如：乱世英雄项羽，开国皇帝刘邦、朱元璋，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是魅力型领袖的典型。他们可以建大功立大业，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大灾大难。法理型权威（又称理性权威），尊重规则与法制，思维理性，办事稳妥。现代社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属于此类。
毛泽东雄才大略，无疑是魅力型领袖。然而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还停留在革命年代，他不合时宜地继续推行“阶级斗争为纲”；他刚愎自用，发动文革，即使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破坏也在所不惜。毛泽东的一生，正应了他很喜欢的著名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二、周恩来对文革不理解吗？
本立先生在《周恩来与清查“５１６”运动》一文的自序中，对周恩来的文革认知，应对文革的策略，与林彪、江青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周恩来虽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决定等不理解，但组织上服从执行。对文革不理解的上层老干部，集合在周恩来周围，形成文革中党内的‘不理解派’。虽有过与文革派激烈冲突的表现，但周恩来始终把握与告诫‘不理解派’采取忍耐、等待的态度、策略应对文革潮流；而与林派、江派亦是又团结、又斗争。”本文就这几个观点提出不同见解，与本立商榷。
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决定不理解吗？答案是否定的。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时都称毛泽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伟大统帅”，林彪是“副统帅”，周恩来则被称为“总参谋长”。古今中外没有那一位总司令会选一个对他的战略意图不理解的人当总参谋长，也没有那一位总参谋长不理解总司令的战略意图敢于坐到这个位子上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三大干将（周恩来、林彪、江青）中，周恩来对毛的忠诚、对文革的理解、统领全局的能力与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是毛最看重的，如果不是周恩来的殚精竭虑运筹帷幄，文革进行到大串联时就会搞不下去了。回顾文革的过程，可以证明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充分理解并全力支持的。
周恩来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组织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但他明白毛策划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采取迂回战术对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彭真开刀。在１９６６年４月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表明了他打倒彭真、拥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决心；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的《人民日报》，刊登周恩来４月３０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的大会上的讲话，准确地阐述了发动文革的必要性，他说：“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目前正在我国兴起。”“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讲得这么清楚，还能说周恩来对发动文革不理解吗？在５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对林彪的讲话大加赞赏：“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大谈古今中外政变问题的５·１８讲话），讲得很好”，还配合毛泽东制造紧张空气：“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在５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帮助毛泽东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推荐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７月，为了让周恩来充分理解发动文革的意图，毛泽东把他写给江青的信拿给周看，信中透露发动文革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判断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否理解，还有一块试金石，那就是对打倒刘少奇持什么态度。所谓文革“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是指政权出了问题，毛泽东有一整套关于文革的伟大理论和宏伟愿景，但那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事，当务之急是要把刘少奇掌握的权力夺过来。周恩来对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了如指掌，对毛发动文革的首要目标是打倒刘少奇不仅明白，而且在行动上积极支持与配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抛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周恩来连续几天在会下给军队负责人，地方负责人打招呼说：“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各路诸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纷纷表态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毛见时机成熟，立即与周恩来商定改组政治局常委。在新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中，刘少奇、邓小平被降序，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一年后，周恩来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把刘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以周恩来的丰富阅历和政治经验以及明察秋毫的缜密作风，说他看不出专案组给刘少奇罗织罪名的“材料”漏洞百出，那是低估了周的洞察力和智商，只能说明周恩来紧跟毛泽东对刘少奇痛下杀手，即使把假材料公之于众，让刘少奇到另一个世界去报到也在所不辞。
文革中是否始终存在一个“不理解派”？文革初期，确实存在“不理解派”。大多数干部对自己被打成“走资派”不理解，他们认为自己对毛忠心耿耿，没有功劳有苦劳，即使有错误也不至于成了敌人，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走资派”？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是不切实际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属于个人所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没有私有制就不能称为资本主义。１９５６年完成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和农村已经消灭了私有制，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条件搞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个伪命题。群众拿着批“走资派”这个武器，主要是发泄长期积累的对官僚特权和社会不公的不满，形成“打倒一切”“残酷斗争”的现象，用斗地主、资本家的方法对付他们，使当权派们对文革更加不理解。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步深化，对文革的认识亦然。转折点是“九一三”，毛培养的反修防修的接班人居然投向苏修的怀抱，给那些对文革抱有幻想的人当头一棒，无异于宣告文革彻底失败。《５７１工程纪要》攻击整个国家就是一架“绞肉机”，《纪要》指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封建独裁专制式的家长制生活。”《纪要》的杀伤力极大。经历了林彪叛逃事件，大多数干部对文革的认识已不可能像文革初期那样“不理解”，而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很多人都走进文革反对派的队伍里。“不理解派”只存于文革初期的短暂时间，作为一种过度形态很快就消失了。
说周恩来始终把握与告诫“不理解派”采取忍耐等待的态度应对文革，根据何在？周恩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对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或暗示过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周恩来对所有干部的忠告始终是要“保持晚节”，要忠于毛主席。周恩来有一句名言：“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忍耐、等待”，忍到是么时候？等到什么时候？是否要等到毛见马克思后再“秋后算账”？这样看待周恩来，有把他说成阴险的反毛分子、“赫鲁晓夫式人物”的嫌疑，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文革闹了一阵，没有出现毛泽东描绘的“到处莺歌燕舞”，反而是国破家亡，民不聊生，面对文革造成巨大破坏的现实，周恩来自知难辞其咎，力图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九一三”以后，周恩来借批林彪的极左，巧妙地把锅甩到林彪身上，借此对文革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周恩来对文革的态度已经不是当初的大力支持了，他的行为首先引起江青一伙的注意，进而受到毛泽东的指责。毛泽东怀疑周会清算他的文革，决定在高层内部对周展开批判。实事求是地说，周恩来并不会彻底清算文革，因为文革实际上是他具体参与发动和组织的，他只是不事声张地纠正文革中一些极端思想与做法造成的具体错误，而且要小心翼翼地避开毛泽东的责任。周纠正文革中的错误与他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作法相似，那时，他支持刘少奇恢复国民经济的各项措施，但是绝对不说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这一次，他埋头纠正文革的具体错误，把错误的责任推到替罪羊身上，如：造反派、陈伯达、林彪。
不能把周恩来说成自始至终坚定的支持文革，也不能把他说成自始至终对文革不理解，更不能把他说成自始至终的文革反对派。周恩来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政治态度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
本立先生所言的周恩来对林派和江派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这种提法也值得商榷。
周恩来应对林彪、江青的策略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毛泽东的态度。试问，当毛要立林彪为接班人时，周恩来能和林彪斗争吗？当毛泽东要废掉林彪时，周恩来敢和林彪讲团结吗？江青是毛泽东的政治代表，周恩来和她斗争过吗？当江青受命批周公时，能把她团结过来吗？周恩来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林、江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一切都得听命于毛，这是君臣关系的制约。
“又团结，又斗争”说，把江派、林派混为一谈，没有区分他们对文革的不同立场以及周恩来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林彪曾经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得益于他多年来为树立毛的“个人崇拜”做出的贡献，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独树一帜的发言与刘少奇的发言形成鲜明对比，让龙心大悦。毛坚信以林彪为首的军队是他发动文革的坚强后盾，有了军队就不怕天下大乱。但是，军队还有另一面，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是同根生，文革把党政机关冲得七零八落，令军队反感，他们对地方干部遭到“打倒一切”的对待也非常不能理解。大多数军人对文革的基本态度是负面的，表现在军队一介入文革就亲近保守派甚至镇压造反派，“７·２０”事件竟敢公开与毛、周的指示唱反调；文革对军队领率机关和高级干部的冲击极其严重，使林彪这个文革的拥护者和受益者也头疼不已，林彪对文革的立场也从支持渐变到反对。他支持陈伯达起草的被毛泽东废掉的结束文革转入建设的“九大政治报告”，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又向文革派的理论家张春桥发起进攻，凡此种种，使毛泽东对这位接班人大失所望。在对待文革的立场上，毛泽东绝不会让步，林彪的倒台是他在文革这个根本问题与毛对立的结果。
周恩来对林彪、江青都大力吹捧过，在不同场合讲了很多肉麻的话，但是，周对林彪更亲密。林彪与周恩来有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从中央苏区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林彪一直是周恩来的学生和部下，他们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用“生死之交”来形容并不为过。林彪领导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还是黄永胜，他们掌权时的军队从未参与过江青的倒周活动，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在江青攻击周恩来时，林彪要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并向周恩来及时通报。对于林彪的情谊，周恩来感慨道：“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周恩来和林彪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处和谐。庐山会议上林彪闯了祸，周恩来连夜为他修改讲话稿，甚至致信康生帮助修改。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向毛进言，请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上去掉吴法宪的名字，在山上帮助吴法宪写检讨，下山后帮助黄、吴、李、邱检讨过关。当周恩来看到林彪死于温都尔汗的照片时，曾大哭一场，他一哭林彪的悲剧，二哭自己未来的命运。在林彪当政时，找不到林和周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也查不到周恩来有那些事与林彪做过斗争。
“九一三”后，周恩来把“极左”的帽子扣到林彪头上，是找一个借题发挥的题材，真正指向的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不然，江青为什么听到批“极左”就暴跳如雷。
毛泽东与江青在政治上是一体的，毛泽东是江青的后台，江青是贯彻毛泽东路线的急先锋，江青说她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比喻得非常恰当。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是毛泽东发动和开展文革的基本力量，他们靠文革起家，靠文革发家，毛泽东花大力气扶持他们，让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让张春桥当了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即使这样也树不起威信，成不了气候。随着造反派被镇压下去，真心支持文革的人越来越少，文革派成了孤家寡人，毛担心的为抢夺执政权而暴发内战的血雨腥风并未出现。
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在政治上，周恩来决不与江青直接作对，生活上对江青关怀备至，如处理江青身边医疗事务，委派医生、护士，解决江青的私人纠纷等。就是对那些得到江青支持的文革新秀亦是如此，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曾深情地回忆说：“我对周恩来怀着一种对待自己父辈一样的感情，是有着特殊原因的，我觉得他待人十分平等，而且对年轻干部特别关心和爱护。”“九一三”后，周恩来发起批“极左”，江青在毛泽东指使下对周发起反击，把批林批孔变成批周公，对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一次周恩来没有屈服，他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在周管辖的国务院各部门，江青的那一套行不通；毛泽东关于“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指示也无疾而终，因为，现代企业的运行必须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毛的奇思妙想不切实际，江青的胡作非为也只能在她掌管的文化、体育部门闹腾。
总之，“九一三”以前，周恩来与林派和江派都没有进行过大的斗争，周与林派在理念上相同，林派是周执政的支柱，谈不上斗争；周与江派虽有不和，碍于江派是毛泽东的代表，周不能也不敢与他们斗争。“九一三”后，周恩来明为批林实则把矛头指向江派。周采取软磨硬抗的方法对付毛和他的文革派，在国计民生领域尽量减轻他们的危害，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周恩来不像江派那样走极端，为国计民生而能适度纠正一些极左做法，尽力消除一些极左造成的危害，这是他的晚年最得人心的一页。
周恩来的气质兼有魅力型和法理型二者的优势，更接近于法理型。他是革命年代的领袖，也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有坚强的信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意志；他尊重规则（法制），思维缜密，办事理性，是文武双全的难得之才。在革命年代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对敌斗争的谋略、当机立断的魄力等方面都略显不足，革命是毛泽东的强项；在和平建设年代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外行，而且喜欢随心所欲地违背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建设是周恩来的强项。毛泽东是革命英雄，周恩来是治国良才。而在和平建设年代，毛泽东天马行空一意孤行，周恩来的治国良方不被采纳，这是他们产生矛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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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
关于文革期间批判相对论运动的日记
·竺可桢·
〔编者按：在“文革”期间，中国曾有过一场旨在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政治运动。当时陈伯达指出，“要开个万把人的大会，请中学生也参加。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科学院革委会成立“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并出版了期刊《相对论问题讨论》。关于这场运动，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其日记中留下了不少记录。这里摘录含有相关内容的日记，供读者参考。〕
▲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
《人民日报》载兰州市破获美间谍西德人特鲁次、许德林。参加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革委会召集的讨论《相对论批判》修改稿会议。今日下午允敏约了陈宣昭（吴觉农爱人）、王国桢、薛文淑、杨景任等在寓中谈话。
晨六点半起，天雨。做了太极拳五分钟。听广播。早餐后，８：３０乘老林开车赴中关村福利楼二楼２０１号，开院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革委会所召集的《相对论批判》修改稿讨论会，到约４０多人，见到钱学森、周培源、刘西尧、朱洪元、汪容、何祚庥、邹协成等。军宣队某君（郝梦笔）主席，戴銮谟副之。主席报告讨论稿和修改稿是为了《红旗》杂志云云。今日《红旗》也到了人。
何祚庥首先发言，说批评爱因斯坦不应限制于相对论，应在四方面进行：１）统一场论，２）宇宙有限论，３）反对量子力学论，４）狭义相对论中空间时间唯心主义东西。他讲了约４５分钟。次周培源，他谈了爱因斯坦历史出身，说他曾经见爱氏，并问起中国人民的疾苦。１９５５年爱过世时周总理还打了电报。次钱学森说看了批判稿很鼓舞，取得了学习毛泽东思想成果，我们科学界敢于揭发如此伟大人物，是以前所没有的劲头，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战胜他们。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人来评论，要把各方汇总起来，要用客观眼光来考虑他对于人有影响。从相对论引出东西也要批判，但这和相对论本身有分别，主席说科学理论一定要有实践来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唯物辩证法最高智慧云云。十二点散。
▲ １９７０年８月６日
今天为了准备批判《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看了Max Born １９５５年一篇演讲Physics and Relativity《物理学与相对论》，是在瑞士Berne国际相对论会议上的演稿。他把相对论的发展史讲得相当清楚。说狭义相对论是积许多人的经验，如罗伦兹Lorentz、Poincare庞加莱、Minkowski闵可夫斯基，而广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所独创的。Born认为（P．２００）狭义相对论已经得到了许多证明，但广义相对论虽有三种实证，但是在数学上统有问题。他认为广义相对论重要性在于他给予Cosmology宇宙学的意义，他主张宇宙是有限的，但是无边的，这样解释了为什么缘故恒星为什么不散疏以致空荒，若使宇宙是无穷就会这样，同时也给了马赫的主张（所谓Mach’s Principle惯性定律不是空间的一个固有性质，而是全宇宙星体的总影响）一个物理上的意义，而引导向现代的宇宙膨胀论。
〔补记：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长加法尔·M·尼迈里少将到北京。访问结果给了一千四百五十万贷款，作为五年发展计划之用。贷款是无息的，１９８６年起，分十年还清。建设一个化肥工厂、小型农具厂、纺织厂、造纸厂、糖厂、水稻研究站、电台、养鱼场、一个大会堂、探钻石油和有色金属、公路等。先派技术小组作实地研究。朝鲜给四百万美元贷款。以上是根据苏丹尼迈里回国后八月廿四日在喀土穆的记者招待会报告。〕
▲ １９７０年８月８日
明芝在南京赤壁路小学附中一年级，功课很好，是“五好战士”。我问了她小学情况，据云该小学即在珞珈路近旁，有学生８００多，教师２０多人。她在附中一年级，学生四十多人。现教语文、数学，每天均有课。英文一星期三次，每次４０’钟。数学教代数。英文从教“毛主席万岁”起头，不教字母，也不教文法。我今天把数目从１到１００教了她。明芝爱看书。她在书架上拿看《列宁的故事》和《斯大林故事》，而这两本书却是她父亲希文给我和松松的。她此来有机会在中关村游泳几次，看了电影，回城后又看了难得的冰球与花样滑冰，今天又看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同时也见到副主席董必武和尼迈里苏丹主席，可谓不虚此行。
今日准备了星期三回答《讨论批评相对论》一文中的问题，该小组将有四位年青同志来谈。今日接了院转来不少的信。有地球化学所从贵阳寄来《C１４绝对年龄简介》，证明C１４室已经过了关。但我半年前寄去一信，要他们把新疆的陨石“灰色的骆驼”落下的年代定出来，未得复。大批判组寄来关于《毛主席思想来预报阴雨方法》和业务二组寄来《珠峰地区太阳辐射研究》文稿。
▲ 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０日
今日准备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批评小组明日谈话，所以重看了《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原来觉得第一篇《相对论批判》有许（多）问题，但重看以后，觉得都是我的误会，对于航空学院批评广义相对论也是这样。其中我要提的问题，如引力场或宇宙引力问题，与马赫对于爱因斯坦在于马赫考虑到惯性与引力质量数相等（P．８５），从而建立等效原理，而且以为惯性和引力完全由宇宙间其他所有质量的互相作用所决定（P．８１），因而提出了“外因论”（P．８２），从这个理论应用到天文、地学上因此而引起。Jordan根据引力常数也是由于宇宙物质总数所决定，由于宇宙物质的减少，因此宇宙常数不是一个常数，而在递减。地学方面由于这个理论来解释大陆漂流和地球膨胀，太平洋、大西洋扩充的现象。
▲ 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２日
事先约好的大批判组四青年来，与我和吴老（吴有训—编注）谈第一期批判相对论问题稿，系力学所刘煜奋、物理所吴咏时以及原院部新技术局刘瑞亭、袁义谷四人。由吴老先谈，他认为一期稿第一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著）有若干地方费解，不如原子能所《评狭义相对论》清楚。因为后者把哲学问题与物理问题二者分别开来，而前者则二者合并地批评了。认为第十一页五行“但是爱因斯坦在否定‘以太’的同时，却提出电磁场并不与任何基础相联系”（引用相对论和以太），他根据原书，认为把Bearing译作“基础”是错误的。第２０页又引到此“基础”两个字。谈到２４页“光速不能逾越”说，照广义相对论、光速是可以超越的说。
提到谈相对论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没有举出例子。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严慕光（严济慈—编注）曾来看他。因为我们正在讨论，所以他就走了。接着我谈了半小时，谈第一次稿中是从哲学方面、物理方面的看法，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都说了，但是究竟相对论的要害在什么地方。林副主席昭示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毛主席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就是避实击虚。Max Born １９５５年《物理学与相对论》分析得很好，弱点不在狭义相对论而在广义相对论，尤其是影响到宇宙学方面。但是这次稿件却没有提到相对论和宇宙学的关系。第二点我主张引用爱因斯坦的话，一定要引用他在重要发表的文章方面，不要引用他人传达的意见，因为这很容易传错。
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所谓同时性Simultaneity就有这样的情况。我指出文稿第十页中几句话为例，说“不存在不同地点事件的同时性这样东西”，但Einstein在１９０５提出狭义相对论时，即是有条件地提同时性，而不是没有条件，即是他和Infeld合著Evolution of Physics《物理学的进化》书中也是有条件的。第十一页上谈到光速不变原理，引爱因斯坦话也与原书有出入，云云。谈至十一点半散，他们说将把我们所说的写下来再给我们核对。
▲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７日
晨六点起。做了太极拳。听广播。背诵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把阅毕的《参考资料》送给吴老。我谈到Max Born相对论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一书比爱氏和Infeld合著的《物理学进化》一书要好。吴老就大谈相对论，认为Born在他芝加哥大学时代一次演讲，谈得非常漂亮。他的相对论书中有一缺点，即是他信从了Minkowski四维continuum连续统的说法。关于我院批判小组文中，他认为年青人对于赝性认识不足，目前光速可以莱塞（激光）量月地距离，精确度可以到几个cm，说广义相对论已指出光速是可以超过的，云云。
我回家后即接东北军垦农场一年青人蒋春暄来函。我于五月十号左右曾接过他一封信，说他发现c＞v的一个新世界。我当时以他写的信上住址给他回信，并把他的信转给刘西尧。今日又得他来函，说他用二维多整数即z＝x＋jy（其中j２＝＋１但j≠±１），用这种数创立了新的狭义相对论，他已把内容告知了院中郭国亮同志。说二维多正数性质坐标转换就是Lorentz转换，但后者是不完善的。他完全用非常简单几何图来表示新的相对论，他假定光速是可变的，因此发现了超光速的世界。说他文中描述了超光速的世界，他的物理世界特性，时、空、能量和动量的变化。他希望我能把他的文要来看一下。他要老科学家的支持，如我支持他，要我向周培源介绍他所建立的新相对论云云。
□ 摘自《竺可桢全集》第１９、１０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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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七）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０８d）
第七章 批林批孔中出世的怪胎——梁效
文革中有许许多多的“大批判组”，唯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青史留名的。
１９６７年春，毛泽东提出：“不能光喊砸烂狗头，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陈伯达发明了“大批判”这个概念。同年夏，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在中央文革下面成立了“大批判组”。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原中宣部所在地）的教育楼召开的，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单位的代表数百人。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在会上讲了话。陈伯达的这次讲话，又发明了“走资派”的概念。他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是不是就叫“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就广泛流行了。中央文革大批判组的成员有杨永直、廖初江、林杰、阎长贵等１０人。〔１〕之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各大派都相继成立了“大批判组”。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立之前，北大各系早就有“大批判组”了，其中哲学系的“哲军”，历史系的“史军”，中文系的“闻军”，是北大的三大主力军。“梁效”的成员叶朗、杨克明、汤一介先是“哲军”的成员，范达人、何芳川等先是“史军”的成员，孙庆升、胡经之等先是“闻军”的成员。“梁效”们的辩解总是说，他们是由党组织调来的，个人无可选择。但党组织是有选择的，为什么在北大、清华四五千教职员中看上你们？就因为你们有“大批判”的来历。北大、清华的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两校联合进行大批判，以北大的“三军”为主，清华派人参加。１９７３年９月４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哲军”的作品。１０月，两校成立了联合的“批林批孔研究小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就是这个小组的作品。所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有时也称“材料组”。北大批林批孔办公室下面设有一个“批林批孔动态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完成后，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３日，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会议，宣布北大、清华两校批林批孔研究组（１４人，北大８人、清华６人），大批判组（１９人，北大１２人、清华７人），动态组（５人，均为北大）合而为一，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常委联席会议正式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诨名“梁效”〔２〕，进行“大批判”，并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之三、之四。
“梁效”是荒诞时代出世的怪胎。
◇ 一个奇特机构
“梁效”的架构，当时不为人所知，“梁效”覆灭后才被揭示。
“梁效”的领导机构是一个特别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北大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李家宽（原８３４１部队秘书科副科长），北京大学的宋柏年（中文系毕业，原为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师，文革中任党委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批林整风办公室副主任）、清华大学的王世敏（哲学教师，江青封的“女状元”）为副书记。李、宋、王再加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卢振义，组成支部委员会。卢振义是清华大学的电影放映员，算是工人。按毛主席的教导，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必须有工农分子“掺沙子”，否则就会板结，不透气。其实是装相，工人卢振义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尾巴。支部委员会几乎没有开过会，有事都由李、宋、王说了算。
先后参加“梁效”的有４６人，过程中有出有入。“表现不好”的，被踢出去；看中了的，加进来。坚持到最后的是３９人（北大３０人，清华９人），另有顾问１人（名单见第十二章附一）〔３〕。下分两个大组：写作组和材料组。还有一个动态组，人数不多。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副组长杨克明；下面又分九个小组，范达人组（历史），钟哲明组（政治），叶朗组（哲学），胡经之组（《红楼梦》），徐琳组（马列主义），孙庆升组（文学），梁英明组（国际问题），汤一介组（哲学史），孙静组（文学史）；其中，范达人组和钟哲明组号称“梁效”的“尖刀班”，尤其是范达人组（组员：何芳川、陈先达），发表了３０多篇文章，在“梁效”中独占鳌头，许多“重头文章”，如《孔丘其人》《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都是这个组的作品。各小组还曾用过“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常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化名。材料组组长汤一介，任务是继续搞《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之三、之四。后来又从材料组分出一个注释组，组长孙静。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不能看书，就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朗读。这些女孩子文化水平不高，读古文有困难。“梁效”就将古文注音、释义，有的还翻译成白话，为朗读做准备。毛泽东老来愁肠百结，屡读庾信（５１３—５８１年，南北朝时文学家）的《枯树赋》，读到最后，“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尤为动情，潸然泪下。“梁效”注释的《枯树赋》受到表扬，毛说比上海的注释本好。迟群、谢静宜颇为得意，以为是他们的功劳。
冯友兰作为“批林批孔”的风云人物，成了“梁效”的顾问。哲学系的同事王永江、陈启伟在《评梁效某顾问》（《历史研究》１９７７年第４期）中说：“‘四人帮’反革命别动队梁效的某位顾问先生，又是撰文，又是赋诗，名噪一时，红得发紫。”（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时期，除了王、张、江、姚，其他人不得点名，只好用代名词。例如，康生叫作“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迟群、谢静宜就是“江青的黑干将”，如果分开来说，迟群是“江青的男黑干将”，谢静宜是“江青的女黑干将”；冯友兰自然就被称为“梁效的某顾问”了。）
还有两位老教授也是“梁效”的成员，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和历史学家周一良。后期，林庚〔４〕曾短暂参与注释组工作。
“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梁效”的负责人之一宋柏年自问自答：“他们是资深教授，又是在文史哲各学科领域卓有成就和影响的学者。这样，对一些孔孟、林彪的言论如何解释、如何批判，他们当然起着主要的作用。比如：克己复礼、天马行空等，是什么意思、出处为何？都要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一些中青年的教师再去图书馆查书、起草按语。最后还要经大家一起讨论定稿。”〔５〕这几位老先生并不是如局外人所说的“花瓶”，“仅起咨询作用”，而是局内人宋柏年所说的在“梁效”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原来《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有关“克己复礼”“天马行空”等笑谈，竟是听了这几位文史哲名家的“意见”拼凑出来的！
“梁效”中人，有一些本来就人品不好，一朝受重用，目中无人，忘乎所以。一些人本来人品不坏，如周一良、田余庆，但经不起“诱以官、禄、德”（林彪箴言）。周一良说，每每深夜骑自行车回家，“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我又当了党的十大代表。毛主席逝世，我列名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所以，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作为梁效成员始终处于顺景。所幸者，我虽怡然自得，却未忘乎所以。”〔６〕怎么没有“忘乎所以”？周一良较之“梁效”中的恶劣者虽不为甚，但“欣然自得”“怡然自得”是为“德”字所诱；津津乐道当了十大代表、名列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是为“官”字所诱。
“梁效”之中，有四届人大代表４人（冯友兰、汤一介、范达人、王世敏），中共十大代表１人（周一良），出席国宴者８人（冯友兰、范达人、汤一介、王世敏、周一良、田余庆等），出国访问者２人（范达人、宋柏年），名列毛主席治丧委员会者２人（冯友兰、周一良），“火线”入党者２人（何芳川、张世英）。范达人出席国宴后自鸣得意：“一时间，我成了新闻人物。”事后多少年，他还说：“在＇文革＇那个年代，……可谓大红大紫，内心感到万分荣幸和异常兴奋。当时的心情可以用＇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八个大字来形容。”〔７〕他常说的“不要在这里吃干饭”成了“梁效”中流行的名言。汤一介在审查期间交代：四届人大期间，江青向他泄露，他将当人大常委会委员。“江青对我说：＇以后开人大常委会，你不要都参加，还是搞你的研究，写文章。＇接着马上又说：＇我不应该说，还没有公布呢，泄密了。＇……江青这样讲，对我有很大影响，使我感到自己当四届人大代表是江青的恩赐，从而更加卖力为她服务。”〔８〕江青装腔作势故意“泄密”，事实上汤一介并没有当上人大常委会委员。同为四届人大代表的王世敏交代，江青曾对她和汤一介说：“你们既要当秀才，又不要只当秀才。”王世敏说：“我在＇大批判组＇一面组织炮制黑文，一面……搞乱了社会，根子就在这里。”〔９〕宋柏年说：“什么这个部、那个部，不就是那么几个鸟人！咱们大批判组就是一个部，我当部长！”以至于下面一个事务工作人员竟然说：“头头当了部长，咱们也弄个司局长干干。”〔１０〕许多“梁效”分子的脑袋里都有一幅“升官图”。
◇ 一个神秘据点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１日，“梁效”占领了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
朗润园与镜春园、淑春园（即未名湖）、蔚秀园、承泽园（均为原燕京大学旧址，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此）乃万园之园——圆明园——之一园，是没有被１８６０年的英法联军烧掉或损毁不大的部分。朗润园的北部边墙外，隔一条马路，就是圆明园废墟。朗润园的中心是一个湖（从网上的照片看到，现已干涸，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周有亭榭。这里是春风秋月的幽静所在。北招待所为三层灰色楼房，５０年代时是苏联专家招待所，〔１１〕当时属豪华型宾馆，７０年代仍较一般教师宿舍为优。“梁效”的一般成员，必须入住据点，不得请假，星期六回家，星期日返回。他们在一楼各占一个套间，作为工作室兼卧室。二楼除了住着李家宽和宋柏年外，为机要室，储藏机密材料；还有专门为江青保存贵重书籍的藏书室，存放特为江青大字印刷的线装书４３种。三楼为女宿舍，还有迟群、谢静宜的临时休息室。“梁效”的成员未经批准也不得上二楼、三楼。周一良、魏建功年纪大了，则为“走读”，住在家里，按时上班。宋柏年说：“他（周一良）当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工作到深夜，骑着自行车回家，十分辛苦。”〔１２〕冯友兰的年纪更大，行动不便，“走读”都免了，有事上门请教，送审稿件。
作为“梁效”的据点，北招待所成了机要重地，门卫森严，２４小时有人值班，外人不得入内。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到北大找亲戚，误入“梁效”的禁区，被怀疑为“刺探情报”。“梁效”立即把他们押送北大保卫组审问，尔后交所在部队批判。有一次，一条狗在据点附近被汽车撞死了，“梁效”疑神疑鬼，以为有人在周围投毒，把死狗拉到公安局验尸。他们与人民为敌，总觉得人民与他们为敌。
“梁效”内部，纪律严明。凡事不得与外人道，连家属也不例外。领导交代：“该你知道的，不准外传；不该你知道的，不准打听。”还不准透露迟群、谢静宜的行踪，甚至连大伙吃什么饭也不准外传。迟群说：“谁要是泄露了班子的秘密，查出来，那就不客气，请他离开这个班子。”有人说：“我正不想在这儿待呢！”迟群说：“那也没有这么便宜，回到原单位，你给我检查，问题严重的，要作组织处理。”〔１３〕迟群还要求“梁效”的成员“刮西风不动摇”，为“四人帮”卖命到底。内部各小组不许串联，只能与头头单线联系。成员之间互相监视，有谁发个牢骚，上面就知道了，马上会有人找他谈话。“梁效”完全是一个神秘组织。
“梁效”在生活上享受特殊待遇，副食由商业部门特供，一律按外宾的规格。３０多人一顿要吃３０几斤鱼、排骨、鸡（或鸭）。每天吃夜宵，看电影、打扑克过了钟点照吃不误。从１９７４年２月到１９７６年９月，光是伙食补贴多达２３８９２元，大约相当于２０００个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他们３０几个人占用５０多间房，还有８个服务员专门伺候。江青给他们放映了５０多场外面禁演的西方电影和旧戏曲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他们叫喊的比谁都响；实际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享受的比谁都多。李家宽到临湖轩（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住宅，北京大学作为接待外宾的场所）拿招待外宾的好烟、好茶。服务人员说没法报账。李说：“脑子灵活一点，记到外宾账上嘛。”服务人员说：“不要拿了，再拿就签字。”李家宽大声质问：“你受谁领导？”答：“受伙食科领导。”李又问：“伙食科受谁领导？”答：“受校务部领导。”李还问：“校务部受谁领导？”服务人员明白了，归根到底是受党领导，他就是代表党。只好不吭声。〔１４〕这一番问答很简明，也很深刻。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腐败，再由党的领导来反腐败，能反得彻底吗？
◇ “梁效”是谁领导的
“梁效”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声称他们是“毛主席领导的”。讲得最起劲的是范达人。〔１５〕可是他自己的书中就提供了反证。
宋柏年的揭发交代写道：
１９７４年“一二五”大会，“四人帮”批林批孔又反走后门，三箭齐发，毛主席严厉批评了他们并指出“形而上学猖獗”。反党分子迟群、谢静宜极力封锁毛主席这一批评，后来有的同志知道了，迟、谢竟狗胆包天，说“这是谣言”。〔１６〕
１９７５年春天，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煽动人们“反经验主义”。４月２３日，毛批示：
提法似应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１７〕
毛主席的这个批示，迟群、谢静宜对“梁效”的成员也是封锁的。“梁效”中有人从外单位传抄了毛的批示。迟群竟大发雷霆，勒令传抄者“滚出”大批判组。更有甚者，迟、谢把毛的批示叫作“谣言”。迟群要北大党委追查“谣言”，还绘成“联络图”，图中显示毛主席的批示来自五个渠道、三种版本、传抄百人左右。〔１８〕
毛批评“三箭齐发”是“谣言”，毛批评“反经验主义”又是“谣言”，不仅如此，教育部长周荣鑫引用毛的批示，指出：“教育战线形而上学很猖狂。”“梁效”把这句话编入反面材料，按语中说：“周荣鑫……妄图转移人们的视线，为他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开方便之门。”〔１９〕
虽然封锁毛主席的指示，但范达人说：“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气氛的变化。‘梁效’从４月份（１９７５年）起开始萧条，……无所事事。”〔２０〕
毛主席的批示，为何对毛主席领导的“梁效”封锁？毛主席领导的“梁效”为何将毛主席的批示叫作“谣言”？毛主席批示后，毛主席领导的“梁效”为何萧条？范达人及其同伙如何自圆其说？因为毛主席的指示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不利，故加以封锁；毛主席的指示不能直达“梁效”，如何领导？江青自称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江青这条“狗”连同她的爪牙“梁效”，最终当然都要听主子毛主席的吆喝。正像“罗思鼎”是张春桥、姚文元的班子，“唐晓文”是康生的班子，也要听毛主席的吆喝。准确地说，阶梯是这样的：“梁效”—迟谢—江青—毛主席。“梁效”的头上有三重天，“梁效”和毛主席之间还隔着两层呢。毛泽东需要“梁效”是为了做“批林批孔”的文章，坐实林彪的极右，防止反极左反到文化大革命。他说：“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２１〕所以，要网罗一帮文人来介绍许多人“不大懂”的孔夫子，以及挖空心思地把林彪和孔夫子“联在一块”。“批林批孔”搞了几个月，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指出：“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批了几个月，还认为“批孔”比“批林”更困难，因为“批孔”与“批林”实在扯不上。
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交给她的两个爱将迟群、谢静宜掌管。迟群在“梁效”的会议上说：“你们对我负责，我对首长负责。”他口中的“首长”就是江青。江青需要“梁效”，是为了实现“组阁”、当“女皇”的野心，借“批林批孔”之机，继续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故一再兴风作浪。１９７５年４月，江青在新华印刷厂的一次工人座谈会上说：“我在主席家里可倒霉啦，受压３０年。”〔２２〕她一心想要出头。这时，毛泽东已经没有文革初期那种鼓动“天下大乱”的气概了，他的心思是希望不要再乱，倡言“以安定团结为好”。连连安抚旧部，承认整错了人（贺龙，罗瑞卿，杨、余、傅等，推托“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江青却在“一二五”大会上四面出击。他们大反“走后门”是针对叶剑英的。会后，叶剑英立即向毛主席做检讨。毛的批示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２３〕毛极力防止“冲淡批林批孔”，批评江青“夹着”私货。“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江青）也不懂，又夹了走后门。”〔２４〕后来又批评江青“夹了”反经验主义的私货。所以，“梁效”的作品，在揣摩毛泽东的上意的同时，更多的是“夹了”江青的私货。
迟群、谢静宜则狐假虎威，假传圣旨，又在江青的私货中夹带假货。迟群、谢静宜这两个人，不过粗通文墨而已，但在８３４１部队军宣队的“土八路”中算是鹤立鸡群了。江青把他们称作“金童玉女”。他们两个人都是北大、清华的党委常委，是两校的实际操控者，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北京大学号称中国的“太学”，清华大学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理工大学，这两所名校同时由两个人掌控，史无前例；而且掌控者一个是初中生，一个是中专生，更是举世难见。后来迟群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谢静宜是副书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把教育部长周荣鑫打倒、斗死后，迟群夺了教育部的权。谢静宜在中共十大混上中央委员，又补李讷〔２５〕之空缺，高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按江青的“组阁”名单，谢静宜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是教育部长。这两个人跟着江青一心向上爬。他们才是“梁效”的实际操控者。毛主席批评反经验主义以后，１９７５年７月和８月，“梁效”不见他们的人影。范达人说：“７、８月是北京最为炎热的季节。可是，‘梁效’却处于冷冷清清的状态。当时我们有一种‘断线’的感觉。”〔２６〕
迟群、谢静宜把“梁效”搞成控制舆论、独步文坛的一霸。一时之间，“梁效”握有意识形态霸权，提供整人的思想武器，是一批“软刀子杀人”的杀手。他们还预报政治风云变幻，在蛊惑人心、搞乱全国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当年的民谣曰：“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梁效”是“一仆三主”：迟、谢为现管；迟、谢又服江青的管；毛主席的指示经两层过滤，才能到达“梁效”。“三主”对“梁效”的期望是各怀鬼胎。
粉碎“四人帮”以后，揭发批判“梁效”，又说他们的罪状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罪恶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云云。声称“梁效”由毛主席直接领导，以及谴责“梁效”反对毛主席，都是出于同样思维方法的不实之词。
◇ “批林批孔”批“周公”
“梁效”是干什么的？
“梁效”借学术为包装，含沙射影，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旁敲侧击，创“影射史学”“影射文学”，大做“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说“红楼”、评“水浒”的阴谋文章。谁主持中央工作，他们就把矛头指向谁，先后是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人们常常捉摸“梁效”的文章，到底影射谁？迟群说：“你看像谁就是谁。”
“梁效”的第一炮是以《孔丘其人》影射周恩来。这是江青的命题写作。１９７４年２月下旬交代任务，要求３月８日前发表。宋柏年说：“《孔丘其人》是我们接到的上面布置的第一篇写作任务，非常重视。起草交给第一小组——范达人组，实际上是倾整个大批判组之力写作。周一良先生也参加了讨论。稿子几经修改，范达人小组几天几夜连轴转，很少休息，以致范达人累得晕倒在卫生间里。”〔２７〕文章没能如期完成，写了几稿，江青都不满意，以至于发脾气：“干脆不要你们写了。”迟群给写作班子开导：“文章必须有政治性，对着党内机会主义头子。与孔子的联系不能太实，要做些虚构。让人看完后产生一个判断，这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东西。”写到第八稿，江青满意了，对于“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一节尤其满意，说是写出了孔丘“对国君如何毕恭毕敬，对权臣如何笑脸相迎，在大庭广众之中如何装出一副忠厚老实的面孔，在社会上如何骗取正人君子的美名。”〔２８〕姚文元将它发表在《红旗》杂志１９７４年第４期。《孔丘其人》开宗明义就说：“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王明、刘少奇、林彪的面目不用“识别”了，需要“识别”的是“这一类政治骗子”。“……一类政治骗子”是个代名词，随时可以填入人名。“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是指林彪，“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是指谁？谁够这个级别？不言自明。这里特别提到王明，暗示周恩来执行过王明路线。“梁效”的头头李家宽就在群众中散布：“等着吧，这次还要揪出个最大的来。”〔２９〕
《孔丘其人》是以“梁效”的“尖刀班”为主、倾“梁效”之全力写作的。“尖刀班”班长范达人在接受审查时及后来发表的作品中，多方辩解。他说：“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为反对周总理。”“如果要问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么，坦率地说，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３０〕拙劣的辩解！林彪是公开批判的对象，需要“影射”吗？李德生早已地位不稳（他是中共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副主席），值得“影射”吗？范达人的辩解显得十分低能。“尖刀班”的成员何芳川，态度与他不同。何芳川老实承认：
在“四人帮”的欺骗下，自己头脑中产生了批林批孔运动，毛主席的下一步战略部署可能批判周总理的念头。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我参加了《孔丘其人》的炮制。
在我们写作小组承担《孔丘其人》的任务，连写三稿都达不到要求，受到江青斥责，迟群又下令大批判组总动员突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私心作祟，一方面容忍了一些人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文字，一方面有意识地向迟、谢的“领导意图”靠拢，参加和炮制了一些影射文字。当时看到报上，特别是上海报纸上有“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文字，自己意识到这是影射周总理。因此写作小组写上这句话的时候，自己想：这样一写，大约就可以达到“上面要求”了。〔３１〕
果然，用这一句话开篇，文章就达到“上面要求”了。〔３２〕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２日、１４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和“唐晓文”的成员，举行“批林批孔”座谈会。她说：“我叫迟群组织写一篇《孔丘其人》，文章写得生龙活虎。但有一个缺点，外国人看了说，没有孔丘的原文。”〔３３〕外国人都看出来了，离开了孔丘的原文，以便任意发挥。从文章的小标题就可以看出写作的随意性：“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正因为离开原文随意写作，才能适应影射。为了影射，还杜撰了一个当时鲁国并不存在的“宰相”职务。不是说“批林批孔”吗？《孔丘其人》根本不“批林”。
在《从〈乡党〉篇看孔老二》〔３４〕一文中，“梁效”简直是照着周恩来描绘孔老二，说他“端起胳膊”走路〔３５〕，说他“煞费苦心地练风度、练表情，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是为了做官，做官又是为了‘复礼’”“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如此等等。
“梁效”的“批孔”，在江青的导演下，瞄准周恩来，鼓噪“揪大儒”“批周公”“批宰相”，批了秦朝的宰相李斯，又批汉朝的宰相霍光，再批宋朝的宰相司马光。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２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要小靳庄妇委会主任周福兰改名：“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３６〕江青，何等的肆无忌惮！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座谈会上，授意“揪现代大儒”。她说：“现在的文章除了林彪、陈伯达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现代有很大的儒，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迟群回到“梁效”驻地，贯彻江青的精神，说：“不仅要批古代的儒，还要批现代的儒。”“梁效”的头目之一宋柏年接着说：“刚才迟群讲的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指林彪、陈伯达。这一类文章不要。”谢静宜接着说：“对，宋柏年讲了，就是这样，不要批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的。”一个比一个露骨。〔３７〕宋柏年在别的场合还对人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人要搞臭他；但这个人又搞不臭，还很香。”有人问：“是不是陈毅？叶帅？”他摇摇头：“都不是。”很明显，他指的是周恩来。〔３８〕这个宋柏年后来又另有一套说辞：“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说：＇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谢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这是实情。”〔３９〕他自己在３０多年前写的交代是这样说的：
在反党分子迟群讲到：“批林批孔要普及、深入、持久，不仅要批古代的儒，还要批现代的儒”时，我插话：“这个儒不是刘少奇，也不是林彪。”根据我以上的交待，这句话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有江青讲话交底在先，有梁效有关人员讨论在先，我这句话是迟、谢毒害的结果，是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这是我对总理犯下的滔天罪行。〔４０〕
是健忘还是抵赖？或是企图翻案？
江青在天津让人给随从们念一份新华社《国际内参》上的外电。这份外电，借中共北京市委门前出现大字报一事，评论：“中国当前的斗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是从揪彭真开始打倒刘少奇，这次也是从揪北京市的吴德开始要打倒周恩来。”念完，有人问为什么要念这样的外电？谢静宜阴阳怪气地说：“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了解嘛。”〔４１〕范达人在他的书中另有一说：“粉碎‘四人帮’后，还有人揭发１９７４年６月，江青一行在天津时曾有人提到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据我所知，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在天津市委招待所内，王世敏给我们念一些文件，……第二份是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她在读世界对中国的评论时，的确念到‘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与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斗争’的内容。当时，谢静宜说：‘那是胡说八道。’并要大家不要相信这种妄评。在场的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并未意识到是授意我们反对周总理，”〔４２〕既然是“胡说八道”，为什么要给大家念？念文件的王世敏和另一“梁效”成员梁英明写的交代都没有范达人所说的情节。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６日，王世敏的交代中说：
６月底（１９７４年）的一天，在天津大理道天津第二招待所的会客室，谢静宜召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同志和党校的同志一起“学习”。谢拿来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并且说是江青让给大家念的。谢亲自念了一会，不知什么事情要上楼去，就把这份清样交到了我的手里，交待说，念完了还送到她楼上。我念下去以后，才发现这份清样原来是一篇外电的报道，报道北京街头出现了李冬民等人贴吴德同志的大字报。外电评论中国党内激进主义路线和周恩来的温和主义、保守主义路线的斗争正在继续，并且日益尖锐等等。显然，这是对我们党内生活的极大歪曲，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及其恶毒的诽谤。……谢不以为然地说：“这本来就是给大家了解了解。”我记得这份清样右上角还有江青的名字。〔４３〕
范达人似有为江青、谢静宜开脱之嫌。当然，重要的是为自己开脱，表明“在场的我……并未意识到是授意我们反对周总理”。周一良为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所写的序言中说，范书应出版，“以示人真实历史，以正视听”。范书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说法，与他的“梁效”同伙不一致，难道这才是“真实历史”？难道还要以范达人的说法来正别人的“视听”？
１９７４年秋，在召开四届人大前夕，“四人帮”为了主导组阁，密谋由王洪文飞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与此同时，江青在１０月２４日将迟群、谢静宜和中央党校的武葆华叫到她的住地，指挥他们批“因循守旧”、批“卖国哲学”，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她说：“别的我都不管了，这两篇文章我要亲自过问，写好后送给我。”她还对迟群单独讲：“就是要批几个人，不是科长。”迟、谢在布置任务时，强调“要向权威挑战”“要发动一个比批林批孔还要大的运动”。“梁效”头头李家宽领会：批因循守旧是“带有战略性的部署”“文章发出去是一个重磅炸弹”“调子要高，使有些人看了出一身冷汗”。迟群嫌文章出得慢，大骂：“你们这批腐儒，文章可以讨论三天，现实斗争不能等。”他们煞费苦心，既要让人意识到批周恩来，又不能明白说出批周恩来。文章是马上写了，但拿出的第一稿，迟群认为“调子不高”，下令重写。旷日持久，炮制了《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叫喊“必须整顿和革新国家机关”“改天换地”，不要“补天”，要“冲天”，要建立“新天”。姚文元三审其稿，从标题到内容改了３９处之多。拖到１９７５年，才在《红旗》杂志第３期发表。〔４４〕
江青还要田余庆以个人名义，批历史上的因循守旧。田写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一文。他首先把曹操和袁绍的斗争纳入“儒法斗争”，然后，说袁绍“搞儒家路线，依靠世家大族，因循守旧，根本不可能收拾四分五裂局面，不可能实现统一”。说到曹操，称他“同历史上其它富有进取精神的法家人物一样，都是在反对保守势力、反对因循守旧的斗争中成长的”（《历史研究》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４５〕他们论证儒法斗争，反对因循守旧，都是从古到今，贯彻始终的。
毛远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批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揭发）。”〔４６〕邓小平说错了吗？没错。
周恩来逝世后，迟群参加吊唁后到两校大批判组吃饭，说：“我去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小谢守灵活受罪。”他看见大批判组有人戴黑纱，强令摘下，说：“你们不要带这个头。”谢静宜接着说：“我去守灵，给我一个，丢一个。”〔４７〕迟、谢已经按捺不住对周恩来的愤激之情。谢静宜打电话给青年团北京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下令：“大会照常召开，要开得热热闹闹，要敲锣打鼓。”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大会决定改期。谢静宜又下令：与会者不得佩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在发言中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不准讲“继承周总理的遗志”，会议要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并强令团市委审查会议发言稿，将“怀念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继承周总理遗志”等字句全部删去。〔４８〕
江青说：“走资派活着要反，死了也要反。”“梁效”成员汤一介主动请战，炮制了《“克己复礼”再批判》。文中写道：“孔老二当上司寇之后，立即将鲁昭公与祖宗合葬，借这具僵尸为他的复辟活动张目，用死人来压活人。”《光明日报》编辑看了这段文字很吃惊，建议删去“用死人来压活人”，说“免得敏感的群众有联想”。“四人帮”在《光明日报》的代理人莫艾主张不删，他挑明了：“现在要防止有些人利用总理的形象来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４９〕《光明日报》１９７６年３月６日发表时，这一段话没有了（不知何故）。但删去了文字，没有删去思想；针对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常被指责为“以死人压活人”。
“梁效”发表《孔丘之忧》（《光明日报》，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３日，署名高路），在“忧”字上大做文章，污蔑沉痛哀悼的群众为“哭丧妇”，诅咒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抢地吧。”“梁效”这一时期的文章大骂“哭丧妇”“哭丧棒”，大批“幽灵”“挽歌”，激起了群众的公愤，为后来清明节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准备了条件。
注释
〔１〕阎长贵：《戚本禹谈“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凤凰历史，２０１６／０４／２２－２３。
〔２〕“梁效”取“两校”之谐音。姚文元说报刊上经常出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不大好，可以用个笔名。用什么笔名？范达人提议用“梁效”，他以为这是他的创意。（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３１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有些流传的文章把杨荣国、冯天瑜列为“梁效”的成员，误，只因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活跃一时。他们根本不是北大或清华的教师。
〔４〕林庚（１９１０—２００６年），原籍福建闽侯，生于北京，字静希。林庚是现代诗人，又是古代文学史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５〕宋柏年：《怀念周一良先生》，《苹果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６〕周一良：《毕竟是书生》，７４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７〕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７４、７８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汤一介交代，１９７７年３月３日。《梁效罪证材料》，３１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９〕王世敏交代，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３日。《梁效罪证材料》，８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１０〕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日批斗反党分子迟群大会上的发言，《大字报选编》（增刊一），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日。
〔１１〕在朗润园筹建专家招待所和五幢公寓大楼时，北大一批老教授联名上书表示反对，理由是破坏了古典园林的景观，甚至说是不可容忍的“罪过”。不要说区区一个朗润园，就是巍峨的北京城墙，人民政府说拆就拆了，何尝以半点人民意愿为念？１９６３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２００周年，北京举办了一个展览会，会中展出一幅曹雪芹时代的朗润园图。北大人惊奇地发现，现存朗润园与当时的朗润园何其相似，就是多了那几幢煞风景的洋楼，故园非复旧池台。
〔１２〕宋柏年：《怀念周一良先生》，《苹果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１３〕《“四人帮”干将迟群、谢静宜部分言行摘编》，《大字报选编》，第９期，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１４〕《揭发“四人帮”的据点原两校大批判组的罪行》（北京大学伙食科、房管科、汽车队、事务科、财务科、校医院、校务部机关部分党员），《大字报选编》，第９期，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１５〕范达人：《“文革”御笔浮沉录——“梁效”往事》，２０—２２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范达人：《“梁效”的成立与终结》，《炎黄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１６〕宋柏年的揭发交代，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日。《梁效罪证材料》，４１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１７〕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１卷，５２４页，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８〕《王连龙、魏银秋、郭忠林、李家宽罪行材料之三》，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
〔１９〕《梁效罪证材料》，４１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２０〕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９２—９３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１〕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１９７４年８月２０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６９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２〕《愤怒声讨“四人帮”插手北京大学，利用两校大批判组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刘鸿儒代表北大宣传队在北京市科教系统大会上的发言，见《大字报选编》，第１期，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
〔２３《给叶剑英的信》，见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１卷，４５１页，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４〕毛泽东对江青来电话一事的谈话记录，１９７５年５月。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３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５〕李讷（１９４０—），毛泽东与江青之女，生于延安。１９５９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曾因病休学一年，１９６５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以“肖力（小李）”之名行时。肖力在文革中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炮轰报社领导。１月１７日，林彪签署的《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支持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肖力担任了《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１９７３年，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５年，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李讷在北京市委书记任上隐退。
〔２６〕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９６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７〕宋柏年：《怀念周一良先生》，《苹果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２８〕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报告，党发〔１９７８〕８２号，《对原“两校大批判组”清查情况的报告》，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５日。附件一：《“两校大批判组”疯狂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的阴谋活动》，３页。
〔２９〕《“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反对周总理大事记》，《大字报选编》，第２期，北京大学历史系，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８日。
〔３０〕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５１、５５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１〕何芳川交代材料，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１日。《关于原“两校大批判组”成员何芳川的初步审查情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２日。
〔３２〕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３４５页：“据谢静宜‘文革’后回忆：《孔丘其人》一文发表前，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审阅。由此可见，文章影射周恩来可能性不大。”（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谢静宜文革后的回忆没有原文，没有出处，即使确实，也是孤证，当时人、当事人都未曾提及周恩来审阅过“梁效”的文章。即使毛泽东、周恩来审阅过，怎么能“由此可见”妄断“文章影射周恩来可能性不大”？对影射的论断只能说“是”或“不是”，不在于可能性大或不大。毛泽东是批“周公”的指示人，文章经他审阅同意，正是确认了影射周恩来。即使经周恩来本人审阅，也不能证明“影射周恩来可能性不大”。影射的妙用就在此，被影射者能提出反驳吗？提出反驳就是承认和证实影射。中央政治局讨论姚文元起草的１９７４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其中“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是影射周恩来的。会议还是周恩来主持的，不是照样通过吗？
〔３３〕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５１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４〕署名“柏青”，《北京日报》，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７日；又见《教育革命通讯》，１９７４年第６期。
〔３５〕１９３９年夏，周恩来在延安党校做报告，返回杨家岭时，江青与之策马同行。江青为了显示她的马术，突然扬鞭，周的坐骑受惊，周坠马，右臂受伤，痊愈后不能伸直。“梁效”把“趋进，翼如也”说成“端着两个胳膊向前急走”。历来，《论语》的注释家没有这样说的。例如，邢昺疏：“趋进翼如也者，谓疾趋而进，张拱端好，如鸟之张翼也。”用白话来说，“甩开膀子，大步流星”还差不多。“端着两个胳膊”怎么能说是“如鸟之张翼也”？完全是曲意影射。审查“梁效”时，他们辩解：“总理也不是端着＇两个胳膊＇呀！”（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５３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３７２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７〕《梁效罪证材料》，５１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６９０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周恩来传》，下册，２０９９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８〕《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初编），７页，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５日。
〔３９〕宋柏年：《怀念周一良先生》，《苹果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４０〕宋柏年的交代，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２日。《梁效罪证材料》，５１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４１〕《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２页，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５日。
〔４２〕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５３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３〕《梁效罪证材料》，５３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４４〕《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３页，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５日。又见《梁效罪证材料》，６０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４５〕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党发〔１９７８〕２６号，《关于田余庆的＜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一文的审查情况》，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０日。
〔４６〕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４月４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转引自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１８０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７〕《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７页，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５日。
〔４８〕《北京日报》，１９７７年２月４日、３月９日。
〔４９〕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报告，党发〔１９７８〕８２号，《关于对原“两校大批判组”清查情况的报告》，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５日，附件一：《“两校大批判组”疯狂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的阴谋活动》，１１页。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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