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航：被革命反噬的闯将——“北决扬”资料集前言
Karoline Kan：当过红卫兵的舅舅和他的文革梦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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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五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七期（zk2408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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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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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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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被革命反噬的闯将——“北决扬”资料集前言 李晓航
【往事非烟】 当过红卫兵的舅舅和他的文革梦 Karoline Kan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五）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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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被革命反噬的闯将——“北决扬”资料集前言
·李晓航·
“北决扬”是文革时期武汉地区一批激进青年学生组成的群众团体，是１９６７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先后成立的“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联站”或“决派”）及其所办小报《扬子江评论》的合称。
１９６７年４月初，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在本校发起成立学生组织“新华工敢死队”；９月７日，“新华工敢死队”创办《扬子江》杂志（小报《扬子江评论》的前身）；１１月７日，鲁礼安和同校四年级学生冯天艾仿照毛泽东青年时期创办的“新民学会”，在汉口海陆饭店成立学习研究性团体“北斗星学会”，学会取名于文革流行的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其成员是武汉地区大专院校学生和中学生；１２月４日，主政湖北的一、二号首长曾思玉、刘丰在一个学习班上点名斥责“北斗星学会”之后，“北斗星学会”随即改头换面，另起炉灶，成立“决联站”，并于２５日创办他们的小报《扬子江评论》。“决联站”名称取自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段语录：“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扬子江评论》模仿青年毛泽东主办的刊物《湘江评论》而起名。
文革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鲁礼安们这样一批青年思想者结社、办报和畅言提供了短暂的生存间隙，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拿起笔做刀枪”，以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撰写时评，发表了数十篇政论性文章，这批文章从思想到语言，无所畏忌，秉笔直书，与当时盛行的“文革八股”大相径庭，颇有“说大人则藐之”的气势。
鲁礼安和他的“战友们”作为毛泽东忠诚的崇拜者，以“青年毛泽东派”自居且自豪，自诩为“最能紧跟毛主席的一派”。他们关怀国家，“两耳竖闻窗外事”，潜心研究马列主义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对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诸如大联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革委会等，有其独到的判断和主张。他们不惮于公开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大胆怀疑，独立思考，自主研究，用自己的头脑分析社会现象，对流行观点进行质疑，无论这些流行观点来自上层，还是来自群众组织其它派别。他们以革命领袖著作为理论依据，从中寻出一些经典语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阐释与发挥，用革命领袖的言论和术语论证自己的观点，对他们认为违反领袖指示的观点大胆批驳。
“北决扬”不同于其他群众组织，他们不热衷于争权夺位和在社会上冲冲杀杀，而致力于通过结社和刊物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关注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新动向，探讨如何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策略，文化大革命依靠什么力量等问题。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用鲁礼安的话说就是“归根结底都是遵循主席‘造反有理’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理论上为造反派提供舆论支持，为群众运动呐喊造势。
然而，当中央对群众运动踩刹车、调整运行方向时，他们却刹不住车，未有收敛停息之意，逆势而动；当中央要求实行大联合时，他们误判形势，认为这是“考茨基派”的阴谋，“‘无条件联合’完全适应了资产阶级需要”〔１〕，“这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投降”〔２〕；中央指示全军支持左派，他们认为这是“军内一小撮”“大搞白色恐怖，实行围剿革命派”〔３〕；中央“九·五”命令要求群众组织限期归还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他们认为这违背毛泽东“武装革命群众”的指示，放言“抢枪、放枪、交枪，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九·五’命令就是对付这种小资产阶级而发出来的”〔４〕，拒不执行。犹如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他们一旦跳出盒子，便不受主人控制。他们有幸成为“召之即来”的“闯将”，却未能成为“挥之即去”的“俊杰”。
鲁礼安本人政治嗅觉灵敏，眼光犀利，善于思辨，擅长观察和分析运动的动态变化，对“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底”究竟在何处？对“继续革命”继续到什么程度等一些青年反叛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作了一番别开生面的探索。他以毛泽东提出的“对派性要作分析”为依据，批驳《文汇报》的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５〕；他认为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的干部不能一脚踢开，其中既有“革命事业的叛徒”，也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区别对待，不能统统一棍子打死；他质疑中央转发的《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这个报告被毛泽东肯定且据此于１９６７年３月７日作出批示，时称“三·七”指示），认为该报告宣传无条件实行大联合，片面强调大联合的意义和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好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以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机器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必须处于切实监督之下”为理论根据，呼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官员直选，选民监督，随时可以撤换，不领高薪；他寻求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措施，“让农民免除苛捐杂税”。
相对于敢于创想的鲁礼安，比他年长几岁的“战友”“巴河一司”头头王仁舟，则敏于行动，堪称“北决扬”的“践行者”。王仁舟虽非“北决扬”组织成员，但他与鲁礼安思想相通，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惺惺相惜。比较而言，王仁舟的思想更加激进，不仅敢想、敢说，而且敢干，且将其激进思想付诸社会实践，在巴河推行他的“新农村”政治主张。
王仁舟原是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学生，１９６５年５月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回原籍湖北浠水县巴河区参加农业生产。文革爆发后，他在当地操纵农民造反组织“巴河一司”，夺取巴河区党政大权，大搞农民运动，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在巴河进行社会实验，采取直选方式，建立新的政权机构。他说：“马克思很早所盼望的廉价政府，我第一个要在巴河办起来，这是我的创举。”他和他的“巴河一司”替代原先的生产队和党支部，在当地试建“新农村”，打破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居住格局，村民们以班、排、连为单位统一住宿、统一行动，让村民免交公粮和税收，“藏粮于民”，“藏富于民”。鲁礼安对“巴河一司”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新政”推崇备至，他坚信文化大革命必然遵循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进而农民运动这一规律发展，认为农民造反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始，“巴河一司”的崛起，是湖北乃至中国农民运动高潮将要来临的预兆，“巴河一司”的“新农村”试验，是“革命的创举”。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显然，中央并不希望农村也像城市那样大乱一场。“北决扬”对农民运动高潮到来的预期落空，转而质疑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各地在夺权过程中，中央对即将成立新的权力机构的要求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先的要求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则举行选举：“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６〕后来发现，这种全面的选举制容易导致群众组织撕裂，彼此抵牾，处于不可控状态。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解放军“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解放军支左有两个目的，一是让解放军作为“调解人”，化解造反派组织与组织之间、造反派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实行“大联合”；二是将夺权和成立新的权力机构纳入可控范围，解放军不仅参加夺权，还主导建立新的权力机构，成为其领导成员构成之一。１月２５日，山西夺权成功后，中央肯定了山西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的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三方大联合夺权的经验〔７〕。这释放出一个重要信息：凡是造反派单方面而没有老干部和解放军参加的夺权，中央一律不承认。１月３１日，中央将权力机构的产生由原先“全面的选举制”，悄悄修改为由三方共同参加的“协商制”：“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８〕。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巴黎公社模式。随后，中央在总结黑龙江夺权经验时，首次明确提出“三结合”这一政治术语，正式确定组成权力机构的“三结合”方针：“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９〕。在这个初始“三结合”的排序中，“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排在首位，可见中央对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的充分肯定。此后，“三结合”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各地夺权后一律按照“三结合”方针成立革委会机构。
然而，各地在执行“三结合”方针过程中，三方力量暗中较量，导致“三结合”中的排序悄然发生改变。一方面，解放干部不通过群众，文革初期靠边站或被当作“走资派”打倒的老干部官复原职，另一方面，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选举产生，要由相当一级的军队领导机关批准，中央支左决定为军人执掌群众组织的生杀大权提供了法理依据。这样，老干部与军队干部一同成为“酝酿”革委会的实权派，处于主导地位，居“三结合”排序的前两位。而群众组织负责人在新的体制内缺乏权力基础，更无掌权经验，势单力薄，有职无权，“山鸡还是山鸡”，处于充门面、附属的尴尬位置，被淡化为“群众代表”〔１０〕，排序由首位降至末位。这种现象引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群众组织的不满，他们纷纷表达自身诉求，认为革委会“复旧”了，“回潮”了，“造反派靠边站”了，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复旧”运动。“北决扬”集中反映了这股“反复旧”的社会思潮。
对于夺权后中央倚重对象的微妙变化（夺权倚重造反派，掌权倚重军队干部和老干部），“北决扬”由于政治上不成熟，缺乏斗争经验，并未察觉到这种变化，也未意识到建立革委会后，群众组织的地位正在下降。他们依旧按照中央在运动初期提倡的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对革委会进行“改善”，并根据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诟病革委会。巴黎公社有三条基本原则，一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二是领导机构直接选举，三是公职人员的工资仅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以防止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在“北决扬”看来，革委会的产生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其领导成员是预先指定、暗中操作产生的，没有实行自下而上的直接选举，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现在中央批准成立的一系列革委会都是折衷主义的产物，基本上都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１１〕，是“套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１２〕。因而，革委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底”了，这个“底”的标志是，是否实现了巴黎公社原则，是否实现了直接选举，公职人员是否要对选民负责，接受选民的监督，且不享有任何特权。所有这些，革委会都没有做到，因而革委会没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依据《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３期社论的一段话〔１３〕与革委会大唱对台戏，批判革委会的修正主义，主张“工代会监督革委会”“武装夺取政权”，乃至要“把他消灭掉”，要“吐故纳新”，重新建党，重新建军，而这个“故”便是各级革委会，“新”便是“决派”。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北决扬”对“革命委员会好”这一“最高指示”作了独具一格的诠释。他们认为，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是对新的权力机构名称的称赞，是说这个名称好，而不是说“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本身好。按照中央对革委会的定位，这个机构是临时性、过渡性机构。“北决扬”根据这个定位，认为既然是临时性、过渡性机构，必然存在不完善和需要改进之处。革委会虽然实行了“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实际上是“左、中、右”的“三结合”，形式上实现了“大联合”，但没有消除造反派与老干部之间相互不信任和矛盾冲突状态。造反派作为夺权的急先锋和有功之臣，在革委会席位里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没有成为革委会的“核心”，基本上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认为革委会是由各派捏合起来的折衷主义的产物，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凑合”，这种临时权力机构中的各种政治势力，不可能长期在“革委会”这个框架下和平共处，“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他消灭掉”〔１４〕，由一个通过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出来的正式权力机构所取代。在他们看来，正式权力机构的终极目标，必须由一派通过严重斗争取得统治地位，“使之过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真正地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正式权力机构——武汉人民公社而奋斗！”〔１５〕“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的肩上。”〔１６〕
在对待革委会问题上，“北决扬”与“钢工总”“巴河一司”不谋而合，这三股势力所达成的共识，在社会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对革委会造成严重冲击。他们用巴黎公社原则质疑革委会，恰恰精准地攻击到革委会体制的命门，突破了“实权派”的底线，如果任由这股思潮在社会上蔓延，必然动摇革委会的权威，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任何对抗、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不仅体制的捍卫者“曾、刘首长”把“北决扬”视为群众组织派性的“大杂烩”，也触碰到北京“最高司令部”的逆鳞。
在湖北主政者看来，“北决扬”自诩的“逆潮流而动”无异于离经叛道，其“勇敢战斗”无异于倒行逆施，其“革命到底的决心”无异于居心叵测的“祸心”，其“决心”愈大，对“革命委员会”的危害愈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正因如此，这批青年学子“不顾十字架的威胁，开拓新的道路”的救世情怀，无异于唐吉坷德大战风车，飞蛾扑火。
“北决扬”从问世的那一天起就不受待见，遭受来自官方和对立群众组织两方面的围攻。前期打头阵的是与“新华工敢死队”对立的学生组织，以新华工、新湖大、新一中为代表的“新派”，把“北决扬”当作极左思潮进行批判。批判方式以论战为主，打口头官司。此时官方虽已介入，但中央尚未表态，未对“北决扬”采取组织措施，而是向群众组织打招呼，让他们不要与“北决扬”接触，并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导引群众抵制“北决扬”，“借力打力”。当鲁礼安被“新派”拘禁后，“北决扬”联合“钢派”组织营救，但由于“新派”背后有军方支持，营救失败，鲁礼安后被“新派”移交军方关押。在中央对“北决扬”表态前，“北决扬”仍有生存和公开辩驳的言论空间，论辩双方唇枪舌剑，彼此质难，“各说各有理”。
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７日，中央给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市革委会下达“九·二七”指示，指示说：“‘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把《扬子江评论》定性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在此之前，“北决扬”虽被湖北当局取缔，但其活动并未停止，转入地下，继续写文章，贴大字报。此后，“北决扬”问题陡然升级，其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相继被逮捕和拘留。当局将“北决扬”冠以“大杂烩”的名号，是别有深意的，除“北决扬”外，还囊括了与“北决扬”观点一致的“巴河一司”“钢工总”等一大批群众组织。由于“钢工总”在武汉规模庞大，人数众多，影响广泛，加之中央在“七·二〇”事件后为“钢工总”平反，若再次公开把“钢工总”摁下去，法理上行不通，主政者便借中央清查“五·一六”之机，在湖北清查“北决扬”，以批判“北决扬”为名，为围剿造反派打开缺口。对“钢工总”等造反组织头头的策略是区别对待，“捧朱（鸿霞）、拉吴（焱金）、压李（想玉）、打胡（厚民）”〔１７〕，分而治之，逐个瓦解，能分化的分化，不能分化的实行专政措施。
在之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曾、刘本想将造反派一网打尽，不料造反派发起反复旧运动，受到干扰和反击，未能如愿。有了“九·二七”这个尚方宝剑，曾、刘以清查“北决扬”为突破口，彻底否定反复旧，对造反派大加挞伐，被结合进各级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成为“活靶子”。为了避免受到造反派的掣肘，曾、刘将大批造反派头头集中到北京，阻断造反派头头与其基层组织的联系，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５日至１９７０年６月举办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五不准”〔１８〕学习班），重点清查“北决扬”及其“幕后操纵者”，矛头指向造反派头头，让造反派头头人人过关，交代问题。至此，揭批“北决扬”运动发展为大规模的“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运动。据统计，参加湖北省学习班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武汉市学习班一千三百多人，各市、地县参加人员达六十万人次〔１９〕。“北决扬”成为曾、刘网罗造反派罪行的“箩筐”，把造反派与“北决扬”捆绑在一起，把“反复旧”与“北决扬”的罪行划等号，层层揪“北决扬”，一批与“北决扬”毫无关联但冲击过“当权派”的造反派头头和积极分子，无论是赞成“北决扬”观点还是反对“北决扬”观点的，统统被装进这个“箩筐”，乱批乱斗。各单位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被清理、撤职，有的被边缘化，淘汰出局。与“北决扬”有联系或支持、同情“北决扬”的人，被打入另册。与“北决扬”有直接联系、参加过“北决扬”的活动的人，被当作“黑线人物”，有的遭受长期监禁，有的精神失常。“曾、刘首长”为了证明“北决扬”不仅仅是一群学生娃，而是有幕后操纵的“黑手”，将与鲁礼安仅一面之交的老红军王盛荣当作“北决扬”的后台逮捕〔２０〕。
为了制造声势，《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官方报纸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开始，不惜版面，铺天盖地发表批判“反革命‘大杂烩’”的文章和报道，连篇累牍讨伐“北决扬”，持续一年半之久。这一时期，对“北决扬”批判的调门更高，措辞更凌厉，阵势更猛烈，一片肃杀之气。
“九·一三”事件后，湖北二号首长刘丰随之倒台，一号首长曾思玉也成为“问题人物”。按理说，“北决扬”是曾、刘二人共同掌握的案子，省革委会其他常委无权插手，这时一个倒台，一个犯了错误，“北决扬”案应重新审查，平反冤狱。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则“北决扬”是中央点名定性的“反革命地下组织”，“九·二七指示”没有撤销，仍然有效；二则曾思玉虽然犯了错误，“上了贼船”〔２１〕，但“不是死党，是活党”〔２２〕，还是“好干部”，仍然主导湖北政局。因而，刘丰的倒台并未给“北决扬”案带来任何转机。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在接见曾思玉时，针对“北决扬”问题指出：“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跟你讲了，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显然，毛泽东对湖北清查“北决扬”问题并未全盘否定，只是认为“搞过了一点”，扩大化了而已。
曾思玉虽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但不过是官样文章，其职权并未旁落，他继续主导清查“北决扬”。１９７２年３月，为加强对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专案的领导，省委撤销原湖北省驻军和地方“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新成立湖北省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由省委直接领导，负责“彻底清查林陈死党和‘五·一六’‘北、决、扬’的工作”。两个月后，省委下发文件《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问题》，文件承认清查“搞过了一点”，但仍认定“有的单位对清查工作抓得不紧，决心不大。从全省范围看，有的‘五·一六’‘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还没有挖出来。”要求“进行重点清查”“清理大事件”。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８日全省政工会上，曾思玉不讲“搞过了一点”，反而肯定“继续清查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和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的幕后策划者和操纵者。”１０月６日，省委又下发文件《批转武汉市委＜关于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的试点情况报告＞》，继续肯定“清查工作十分必要，成绩是主要的”，对“搞过了一点”的问题，不痛不痒地列举了几种表现形式：一是“审查面宽了一点”，二是“挂的时间长了一点”，三是“个别单位有逼供、诱供、指供现象”，指出“有些人完全否定清查工作”，要求“对于破坏解决搞过了一点的问题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予以打击。”可见清查力度有增无减。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曾思玉奉命调往济南军区任司令员。曾思玉调离武汉，成为清查“北决扬”的一个分水岭，清查运动出现反弹。在此之前，清查对象在基层，主要针对造反派头头，在此之后，受压制的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要求彻底否定清查运动。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内部也出现分化，对清查运动和曾思玉问题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一方支持造反派的主要诉求，认为“两清”把矛头指向造反派头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的根源在曾思玉和刘丰。在中共湖北省委１９７４年３月印发的《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草稿）（通称“六条”）中，公开点了曾思玉的名，把曾思玉“搞过了一点”的问题同刘丰的罪行并提，把曾思玉的检查与刘丰的罪行材料一起下发。这一派的观点得到造反派的积极策应。另一方认为“两清”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两清”虽然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但那是林彪“死党”刘丰插了手，扩大化并没有转移“两清”的方向。双方对毛泽东“搞过了一点”的指示各取所需，一方强调“搞过了”，另一方强调“一点”（即虽然“搞过了”，但并不过分），双方僵持不下。
为解决省委对“两清”和曾思玉问题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中央于１９７４年４月将省委双方领导集中到北京办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中央对省委领导层和社会上反对曾思玉的一方并未认可，中央首长连续五次接见他们，进行座谈。在座谈中，中央首长肯定了湖北清查“北决扬”大方向是正确的，说“主席指示过了一点，就是扩大化了，错误还是严重的，一点是个形容词，就是扩大化，总不能说过了十点吧！”又有针对性地说：“在‘六条’上调子定得那么高，已经超过了主席指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要在立场上转变观点，认识达到一致，不然回去弄得不好又会犯错误。”姚文元说：“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要继续深入深挖。”对曾思玉的问题，周恩来、纪登奎等中央首长于４月８日接见湖北省委书记赵修、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六生等时，明确指示：“关于曾思玉同志的问题，要一批二保，现在他在济南工作，湖北整理他的材料，要全部销毁。以后在湖北对他不要炮轰。”在此期间，中央召开“湖北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认为对曾思玉的批评是对的，但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揪住不放；还是要抓大方向，揭批刘丰。５月２３日，省委下发《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１日）》，这个《指示要点》对刘丰和曾思玉二人分别作了不同定性：“刘丰是林彪的死党，曾思玉同志是好人犯错误，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严格加以区别。对曾思玉同志提出批评意见，是完全可以的，曾思玉同志应持欢迎态度。”对于“两清”问题，《指示要点》一方面认为“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认为“‘两清’工作发生了严重错误”，“错误的根子在刘丰”。
很显然，中央对曾思玉的态度是保护第一，批评第二，把刘丰作为敌我矛盾对待，把曾思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要求把揭批对象指向刘丰。这样，“两清”的错误，作为一把手的曾思玉免了责任，而让二把手刘丰顶了雷。
经过中央领导协调，湖北省委领导在“两清”问题上的认识有所统一，双方矛盾得到缓解，武汉地区基层群众相互攻击的混乱局面也告一段落。此后，“两清”的重点由整人转向落实政策，对涉案人员重新审查，进行纠偏。７月１７日，中共武汉市委上报《关于继续纠正“清查”扩大化错误落实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对“两清”中确实曾作为“五·一六”“北决扬”审查，现在查清否定其问题的，单位领导人要与本人谈话，代表组织赔礼道歉，要认真退还和销毁有关材料，原则上应该恢复其职务。此后，大批涉案人员获得解脱。
１９７５年６月，赵辛初在全省广播大会上发表讲话，对清查“北决扬”问题作出简短总结。他说：“我省经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纠正‘两清’中扩大化的问题，在政策上已经基本落实了。”至此，全省清查“北决扬”问题尘埃落定，大部分被抓的人予以释放。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４日，中共湖北省委批复同意中共湖北省高级法院党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现审查结果，‘北决扬’不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此案不作反革命组织处理，按各人的具体罪行分别处理。”“对鲁礼安、冯天艾、蔡万宝、严琳免予刑事处分，对甘勇、童丹、马业成不以反革命论处，予以释放。”并要求劳动部门予以安排工作。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北决扬”运动，最终以这种“新官否旧官”的方式结案。
综上所述，“北决扬”存在时间不长，人数不多（武汉市最后认定参加“北决扬”组织的为１７７人）〔２３〕，组织松散，活动范围有限，所办刊物《扬子江评论》总共出刊不过十二期，其社会影响远不如同为主政者所痛恨的“三钢”等组织，但由于“三钢”人数多，势力强，影响大，主政者不便下手，出于策略考虑，“北决扬”这个小组织被当作整治造反派群体的突破口，“小题大做”，以清查“北决扬”为名，通过打击“一小撮”，各个击破，震慑“一大片”，对全省造反派大兴挞伐。在“北决扬”组织解散，刊物被查封，成员被抓，其社会表达功能处于失语状态下，仍然深挖细找，上挂下联，开展空前规模的“批扬”“挖决”的群众运动，其发动之深入，范围之广泛，声势之浩大，攻势之猛烈，可谓轰轰烈烈，以致“伟大领袖”亲自出面敲打，仍未收手，直至湖北主政者一个垮台，一个调离武汉之后，清查运动才有所收敛，渐次收场。
“北决扬”的学子们以“革命到底”的执念登上文革舞台，在时代的浪潮中踽踽孤行。这些弄潮儿口衔“最高指示”，引经据典，无奈最终演化为当局所不容的“反动思潮”，沦为“最高司令部”的弃儿；他们言必称领袖教导，舌战群雄，却事与愿违，遭遇围剿，被自己“誓死捍卫”的“革命路线”反噬，成为革命的对象。他们与１９５７年的“右派”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右派”在精神气质上尚存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官方“同心不同德”，对党的领袖、党的政策有相对独立的看法。“北决扬”则不具思想上的独立性，与中央既同心也同德，其思想资源和思维定势并未脱离官方话语系统，只是在解读、阐释“上意”上有所发挥，有所“僭越”，有所“触犯”，在革命的大合唱中唱走了腔，弹跑了调，帮了倒忙，视为“极左”，“打着红旗反红旗”，演出了一幕“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的悲剧。他们的悲剧不仅是这个小团体的悲剧，也是整个造反派群体的悲剧。他们既是群众运动的参与者，又是群众运动的受害者，其命运遭际令人叹息，其中的历史与政治涵义，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审视与反思空间。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８日初稿，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２日修改，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２日定稿
注释
１，鲁礼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派——为捍卫五·一六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１日。
２，同上
３，鲁礼安《政权的根本问题是军权》，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２日。
４，《王仁舟六月一日在巴河一司群众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８年６月１日。
５，这篇社论传达了中央文革的观点。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９月讲：最近中央文革不好讲的话，通过《文汇报》来讲，你们要好好学习《文汇报》。（见华东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兵团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５日出版的《东方红通讯》第８１期第２版）
６，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７，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指出：“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８，《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３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９，１９６７年２月２日《人民日报》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１０，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０日“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转述毛泽东最近指示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１１，《鲁礼安学习＜元旦社论＞时的发言》，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５日《新华工》第９５期文章《妖为鬼蜮必成灾——关于鲁礼安的一批材料》。
１２，《决派宣言》（第二稿，草案，供大家讨论）（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５日），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宣部编《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拿出来示众》，１９６９年９月，第３４页。
１３，这段话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３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１４，《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供大家讨论）（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５日），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宣部编《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拿出来示众》，１９６９年９月，第２０页。
１５，《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派）章程总纲》（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
１６，《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供大家讨论）（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５日），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宣部编《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拿出来示众》，１９６９年９月，第２０页。
１７，这是胡厚民在１９６９年北京学习班时讲过的话。见《四十三年望中犹记》，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第１２７页。
１８，五不准，学员在学习班学习期间，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一说为“不准请假、不准会客、不准亲友会面、不准写信打电话、不准交头接耳”），交待问题。
１９，《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材料——关于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武汉地区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行材料》，１９７４年４月４日，第２页。
２０，据中共湖北省委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４日批复的湖北省法院党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说：“王盛荣仅与鲁礼安见过一次面，没有谈及‘北决扬’的问题，不是幕后操纵者。上列三人（指周岳森、干毅、王盛荣——本书编者注）均早已释放，故幕后操纵问题已不存在。”
２１，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７日，曾思玉等十人向毛泽东写出《学习汇报》，说：“曾思玉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检查自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见《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３５１页。
２２，毛泽东语。见《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第１６０８页。
２３，《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６月，第４４０页。
□ 来源：李晓航编注：《“北决扬”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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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当过红卫兵的舅舅和他的文革梦
·Karoline Kan·
王立水是我的二舅舅，一位一辈子生活在天津郊县的农民。当人们提起我这位舅舅的时候，大多会评价说，“立水老实人，脾气秉性都好。”
我从来不怀疑这句评价。二舅舅固然有一些小农民意识，比如，会计较邻居家的鸡是不是过来篱笆这边吃了自家鸡的草，或是因为政府种的树遮住了自己屋子里的阳光而偷偷地把树砍掉，种上更实际的萝卜白菜。但这些都不影响我对二舅本质的定位：仁义善良。我的二舅是我在童年最亲密的人之一，我曾一直觉得，和二舅在一起是最有意思的。每当二舅回家，远远听到他的敞篷小货车咚咚哒哒的声音，我会开心地跑出去，顺着二舅的胳膊爬到他的肩膀，抓他的耳朵。
可是当我听说了他参与过文化大革命时村子里那些可怕、可恨、可笑和可悲的事情，我开始变得困惑。１０年前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中国的电视剧审查制度还不像现在这般严格，那时电视常放映一些编剧做得不错的反映文革的电视剧。有一天我正在看《福贵》，妈妈指着剧中的红卫兵说，“你二舅、我堂姐，他们原来都是红卫兵。我爷爷，也就是你的太姥爷，原来就像这剧中的福贵一样，要不是把家产都输了，我们肯定也倒霉了。”
我看着电视剧中红卫兵的歇斯底里、混淆黑白，再想想我的二舅，一个在路上遇见小猫小狗都会心疼抱回家的人，怎么可能曾参与到那些打人整人的队伍里，扒人家的祖坟，烧掉村头寺庙的佛像，更别说拎起棍棒砸向别人？
这些对于十几岁的我来说不可思议。我走在姥爷的村庄，那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平静。在这个我从小就很熟悉的地方，人们辛勤经营着自己的田地，老人带孙子孙女玩耍，阿姨们喜欢在农闲时候打打麻将，每天黄昏时候小孩子们说说笑笑背着书包在夕阳里从学校走回家。这里有爱我的长辈，亲切的邻居，和我一起咿呀学语的我最早的朋友们。
但是当这个村庄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很多东西一下子都变了味道。我不断地从家人口中打探几十年前的故事后，才发现亲切的邻居曾经带头用小臂一般粗细的木棒重打在另一位邻居的脊梁骨上；村头的学校曾经是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庙，在初一十五聚满过虔诚的信徒，却在文革中被毁；我最早的朋友——马莲，难怪小时候起了纷争时，小朋友们不知怎么都会被教唆骂她“地主婆子”，原来是因为她的爷爷在文革中是全乡重点打击的地主之一；而在那条岸边长满了杨树的蓟运河，在寒冬腊月里，村子里姓付的一个地主被人捆绑后塞进了冰窟窿。
比这些更可怕的是遗忘。当小孩子问起文革，我们得到的最多的回答是，“别提那些事儿了”，或是，“哎，那个时候不就那个样子么？”
至于我二舅舅王立水，他一直没有对自己做了红卫兵的事情表示后悔。他至今使用尊称“毛主席”而不是“毛泽东”，虽然他今天是天津郊区一个每月拿着几百元农村养老金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见到我的时候，依旧会抓起一支旱烟，跟我讲“四清是伟大的，文革本意是好的，那些事件背后的精神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缺乏的”。
◇ “啥是红卫兵？”
５０年前的１９６６年５月，我的二舅王立水１８岁，在村里的生产队工作。他听到村子里的广播播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有一天晚上，我姥爷在老房子的西屋坐在煤油灯下陪年纪小的孩子玩，用板凳糊上纸，给家里的小孩子表演皮影，坐在一旁的二舅听到窗外传来锣鼓的声音，他弟弟妹妹问他们父亲那声音是咋回事儿，他们父亲说是红卫兵串联。
“啥是红卫兵？”他弟弟妹妹问。
“就是串联抄家的。”他父亲回答。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文革开始了。不久，王立水发现身边的年轻人都成了红卫兵，他自己也像是被洪水推着加入了这个队伍，因为他的父母比较“先进”。王立水的父亲，我的姥爷曾经背叛了自己地主的家庭，是村子里最早的共产党之一，也曾经在抗日战争中负过伤。王立水个人在生产队也努力工作，因此他加入组织没受太大阻碍。
“文革那个时候年轻人都可以被称作红卫兵；参加串联的都叫红卫兵，没有严格的组织，也没有程序，没有档案记录，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二舅这样告诉我，“我认识的同龄人里８０％都参与过红卫兵活动吧。”
我想起两年前网上讨论为什么现在６０多岁的广场舞大妈不顾别人的感受跳舞扰民，为什么６０多岁的大爷能够在公交车上为了占座位和别人大打出手，有人抛出了“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暗讽他们这代人是红卫兵的一代，也因此沾染着红卫兵的恶劣本性。当然不能草率地将这代人定位“恶人”，假如他们那代人如我舅舅讲８０％都是红卫兵，难到这８０％的人都是恶人么？那么到底是什么将我的二舅舅还有很多的亲人卷入到文革中恶的一面呢？
王立水从小就以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而自豪，他积极的加入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冲上前去大炼钢铁，不辞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为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青春，毫不保留，不图私利”，他为之奉献青春的是一个叫做”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
“文化大革命对不对不管，最起码是出于好意。我们守卫的社会主义当时面临胜利果实被篡夺的危机，”二舅这样说。
做红卫兵的那几年，王立水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有政治活动了就参加政治活动。开始一切都挺新鲜、有意思，生产队的工作不用那么勤了，村子里的小孩子们不去上学了，全家人用餐前，多了一个仪式——对着毛主席像背诵语录。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家里的古风字画被撤了下来，换上了毛泽东的画像。全家人站在画像前鞠躬，手捧红宝书。
我小舅舅的课堂上，老师上课前大家都要起立，举起手，老师领喊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来又加上了林彪，“祝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再往后，事情就不仅仅是有趣，而是变得荒谬。
有一天，村里的红卫兵组织接到了最高指示，要开始“破四旧”。第一件事情就是抄家。王立水自己的爷爷家有很多的藏书，传了几代人，老爷子自视成分不好，主动供出书给红卫兵，老爷子看着长大的红卫兵们站在一旁，点着了一本本的书用来烧水。抄完家大家又想到了扒坟，队伍声势浩荡得走向村西头，“很多人围上去，把坟堆填平，把棺椁拿出来，骨头都攘了，金银首饰都拿走，”二舅跟我讲，“我去过很多次，但是并没有拿到任何的东西，因为有红卫兵首领管着那些东西。我开始也会害怕，会犹豫，但是后来就习惯了。”
我问他后悔么？
“我觉得扒坟这件事不是一件坏事，破除封建迷信，给国家省出来多少土地啊？”二舅这样回答我。
当然，我们自己家的祖坟也被扒了，扒在了一些后代人的手里，参与活动的包括我的二舅和一些堂舅、堂姨。
因为村头庙的瓦上有花纹，被认为代表了封建文化，所以需要拆除。几个红卫兵爬着梯子上庙顶就为了拆那个带花纹的瓦片。拆了瓦之后，他们又一起揪出藏在庙里的京剧戏服，放了一把火，都给烧了。二舅自己烧完之后也觉得荒谬，他告诉我“事情是有点太过了”。
我没有机会问我已经去世了的姥爷对戏服被烧这件事情怎么看，我猜他肯定会心疼。姥爷从小爱听戏爱唱戏，在解放前，他不光自己上台，也会带着舅舅们演些小角色。我的太姥爷也是戏迷，在一次外村演员的演出上，太姥爷觉得演主角的两个姑娘聪明漂亮，就找媒人说媒，两个唱戏姑娘就嫁给了自己的两个小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位小外公。建国后，姥爷的戏单子从传统剧目变成了革命的新戏，二舅和他的红卫兵同伴烧掉了村里保存的戏服和演出道具之后，恢复村里传统京剧看来就更遥不可及了。虽然后来也时兴过八个样板戏，但姥爷觉得没意思，就不唱了。
◇ 因祸得福？
事情越来越不可控制。毛泽东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再主导这场文化革命，人性的恶开始被激发。村里开始流血，甚至出了人命。
每当听到外面民兵喊口号，家里的小孩子们就出去看热闹。我家邻居有个老奶奶，满头白发，外号叫老白毛，她因为老伴儿在世时在外面做生意，有点积蓄，所以就成了批斗抄家的对象。当时全村民兵在她家集合，高喊“打到老白毛”。有一次在她的相框后面，红卫兵翻出了她藏起来的金首饰，于是她被拖出去打到起不来。
我姥姥偷偷给老奶奶送饭，老奶奶的脊梁骨受伤了，煮饭的锅被没收了，红卫兵想饿死她。“你要活下去，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姥姥这样安慰要自杀的老奶奶。
也是在那个冬天，老傅家的男人被查出来有“重大历史问题”，在零下十几度的腊月被人捆了手脚，坠上石头，扔到了冰窟窿，一开始有惨叫，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我的太姥爷开始害怕，虽然建国前因为赌博输成了无产者，但是全村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的个人历史。在国民党时期，太姥爷做过保长，并在日本侵略时期和日本军人周旋，比如给他们宰猪宰鸡，笑脸相迎，以求他们过村子不杀一条人命。
“日本人没在咱们村子杀人还不是我周旋好的缘故！邻村杨拔子村被日本人捅死好多人呢。”太姥爷这样给我妈妈讲过。
可是这种周旋，加上家庭背景，让他成为了文革中的攻击目标。在文革中需要交代一些历史情况，他登过高楼，带过高帽。我做红卫兵的二舅舅就帮着他写检查，“他老了，所以他讲，我写，我只记得开头是，‘我生于１８９９年，地主家庭，八岁开始读私塾，曾经做过伪保长，我深刻地反省并坚持自我改造……’”二舅告诉我。
太姥爷是改造的对象，但不是专政对象。一位７０多岁的老爷子，每天定时定点去参加十来岁红小兵监督的学习班，改造自己。老爷子自己主动上交家里任何和封建思想有关的东西，每天在煤油灯下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比年轻人更熟记毛主席语录，以求自保。我想到这些，就觉得心疼。
无论我怎样反复追问，二舅依旧不曾说出“后悔”这两个字。他告诉我，“不应该怪红卫兵，因为红卫兵们是忠诚的，在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最重要的是，在做我们觉得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二舅抽了一口旱烟，对我说道。“如果说过分的事情，还真有。”
马春浦家是当时村中的另一户地主家庭。在土地改革中马家的财产土地全被分了。马春浦的媳妇爱说话，走到谁家看到原来自己家的老桌子老椅子都会说“这是我们家的”，令很多人不满。后来有一天她做了个梦，说是梦见死去的婆婆左右手被同样死去了的两个女儿搀扶着，她告诉邻居，说死去的老人生活得不错，有女儿照顾。当时村子里的红卫兵正在千方百计抓资产阶级典型，所以她这个梦给了他们把柄，说这个梦是他们家资产阶级享受思想的体现，第二天就把全县的红卫兵都叫来了，开始公开斗争马春浦，他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马曾经给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也说过，“只要共产党在，有一天一定要求翻案”。可是他没有了机会。从监狱出来不久，在１９７６年的唐山大地震中，马春浦震亡。
马春浦是我童年好友马莲的爷爷。我跟马莲提起了她们家的故事，她惊奇地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多？我们家人不许我们问这些事情。”
老马家的儿子们后来经过努力娶了贫困山区的女人，因为没有当地女人愿意嫁给他家。马家至今仍有一个最小的儿子没有取过媳妇，光棍一辈子，被称为村子里最窝囊最老实无用的男人。
我和马莲聊天，问她怎么看自己家的遭遇。
“国家的事情，怎么说呢？你看过电影《归来》么？我看的时候是掉了很多眼泪的。我只是觉得爷爷奶奶太不容易，倒是没有想过公平和不公平的事情。国家的事情，怎么讲理？”
他们家人从不公开谈论政治，也不许孩子们过问太多。
而我们家没有走马家的相同命运沾了太姥爷戏剧性人生变故的光。他败掉了田地房产，却逃过了一劫。想到这里，我常常吸一口冷气。或许还有一些家庭背叛的因素起了作用。虽然姥爷和他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是革命给了他一个更加有力的和父亲断绝关系的理由。姥爷加入了共产党，带着妻儿从村南头老宅子搬到了北边。文革中被划分为贫农。
◇ 理想幻灭？
毕竟革命不是常态。１９７６年一切都结束了，７月唐山大地震让已经破败不堪千疮百孔的村庄陷入更大的灾难；９月毛泽东逝世了，王立水和伙伴们哭了好几天；１０月村子里的广播播放“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生产队解散了，变成了村委会，王立水的会计职位没有了，他被乡里派来的人代替，他年轻岁月里的那些努力都化为了泡影。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姥爷，那位村里最早入党的共产党员和他的地主父亲静静地躺在同一片坟地里，坟头有一棵松树和一个石碑标明这是王家的祖坟。而做过红卫兵的二舅作为家里为数不多至今仍留在村子里的后代，会在每年的清明去看看他们。他知道自己将来也要住进这里。
我试图从舅舅那里找到太姥爷当年写的检查，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希望我们晚辈去了解当初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太姥爷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我大舅舅的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爷爷没有太大的过错。那件事情就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家里人有正式工作的，说出去影响也不好。”他的意思是，家里人有在国家部门工作的，这件事情最好不要影响他们的公职。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做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保长仍旧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王立水认为改革开放后，农民阶层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位置，似乎一切远不如从前。他对自己后来的命运直到现在都不满意。
舅舅年轻时候有很多爱好，他喜欢唱歌，画画，还有天文学。文革结束后，县里的气象站听说他对天文有研究，曾经找过他去工作，但是他没有去，“一方面是因为家里需要人照顾，一方面觉得在村里也有工作。”他跟我解释。他本来做过生产队会计，用他的话说，由于那个时代评判人好坏的标准是看你是否诚实肯干，所以他才能被选中。后来又有县里的文化站来人找他去工作，他也因为一样的原因推辞了，坚持留在村庄做贡献，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基层奉献自己。
最近一次我去拜访二舅的时候，看到相册里面他一张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二舅穿着白衬衣，绿军裤，头戴军帽意气风发，这不禁让人感叹时光把一个有志青年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在王立水的眼里，中国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毛泽东倡导的工人农民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但是显然现在的中国已经背离了他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曾经无怨无悔立志扎根在农村，但是现在回头看来好像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他经常会用他的人生哲学教育我：“文革期间反正比现在强，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谋公肥私，如果万一谁家的猪跑到生产队的庄稼地吃庄稼，谁看见谁管，不论大人小孩儿。在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民怕官，只有文革，让领导者真正畏惧人民。而现在你说哪个村子不贪污？”二舅这样说。
改革开放后，最让二舅闹心的，是农村选举过程中和基层官员的腐败。四年前的选举后，我问他谁被选中了，他说，“选出谁来了还不是提前就知道。一家一户地送票子。”
“那难道非要接受钱，然后选行贿的人么？”我问。
二舅一脸无奈，好像在感叹我是如此的不懂风土人情和世故，“要不怎样？公开跳出来反对？那还在不在村子里生活了？另选别人？最后你选的人就一两票反而丢脸，还给人家树敌。这年头农村的官不是好人能当的。还是文革好，老百姓都有权利举报当官的，没有人偏袒当官的。现在不是毛主席那套啦！”
和二舅讨论政治，他的结论往往都是这个：文革好，毛主席时代好。
而最近的这次农村选举之后，二舅跟我说，“嗨，上边来人了说是要查选举贿赂，但是他们傻么？在村大队办公室找村民来询问，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包括村里的书记，那谁敢说实情啊？你说习近平不知道农村的腐败么？”
我也试图跟他讨论过西方民主宪政，被他一口回绝，“那些都是邪门歪道，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腐蚀中国的。还是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好，我们需要再搞一次文革，把风气正一正。”
二舅的家里，两年前曾经挂上了习近平的画像，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也让他重燃过希望，甚至把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和文革前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相联系。但令他失望的是，新一次的文化革命并没有随着反腐运动再一次到来。而我注意到，习近平的画像也被二舅摘下来了。
□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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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五）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０８b）
第六章“批林批孔”大开张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人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为自己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穿上他们的服装，运用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１〕马克思说的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法国，却对于１００多年后的中国更为贴切。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还是没有摆脱先辈传统的梦魇。毛泽东穿上了秦始皇的服装，借用法家的语言，演出“批林批孔”的历史新场面。
◇ 奇特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１９７４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元旦献词》指出：“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什么是大事？“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从“批林整风”过渡到“批林批孔”。“批林批孔”就是本年度的大事。这些断语都是没有论证的。为什么“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明显的是，发出威胁：谁不抓“批林批孔”这一件大事，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大事不讨论……势必出修正。”本来是针对周恩来的。１２月２４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姚文元起草的这篇社论时，会议还是周恩来主持的。他隐忍不发，另有一功。
１９７３年，讨论准备召开中共十大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据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谈话，主张将“批孔”、批“尊孔”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当场拒绝，但话说得很委婉，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故十大的政治报告提出的今后任务，第一条就是搞好“批林整风”，通篇没有“批孔”的字样。耿飚在中共中央联络部的会议上透露：总理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一次清样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２〕周恩来在抵制“批孔”。为什么？他没有透露，只做不说。接下来“批林批孔”大戏开场了！
不是说“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吗？马上给你来一个。１月１２日，王洪文、江青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报给毛主席，要求转发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信中说：“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还说“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实际上，各地全然不知毛已暗中决定要搞“批林批孔”，根本谈不上什么“迫切需要”。毛批示“同意转发”。这个材料本来就是毛授意搞的，而且他早已审阅修改过，毛与江在演夫妻二人转，拉上一个王洪文做配角。宋柏年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始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几经反覆修改，定稿后直接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对材料内容、先后次序、按语等作了调整。”〔３〕据谢静宜说：“《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编好之后送给了毛主席，主席逐字逐句仔细审阅并指示我通过北京市委组织系统报到中央。”〔４〕毛要掩饰自己的真实角色。先是授意北京市委上报，实际上此事与北京市委毫无关系。后改由江青、王洪文上报。除了毛泽东自己，谁能改变他的授意？
１月１８日，《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１９７４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出。中共中央的通知中，把王洪文、江青信中的那句话改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会有很大帮助。”毛念念不忘的是借批孔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中共中央通知还摘引《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加以强调：“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一个什么“材料”，作为中共中央的文件，而且是一年开门红的“一号文件”，前所未有。
过了两天，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补充通知》，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共中央１９７４年一号文件时，对于《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增加一批学习文件和文章，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是毛泽东著作，有《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等；第二单元是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第三单元是重要文章，除了“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的文章，也有杨荣国的文章，还有冯友兰的文章。冯友兰的文章居然列入中共中央文件，规定为必读。
中共中央的这两个《通知》，将半年以前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头号政治任务“批林整风”运动轻易地改为“批林批孔”运动，推向全国。
◇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迟群、谢静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纠集一伙人炮制出来的。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由北大和清华的各６名教师参加，组成一个“批林批孔研究组”，北大有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５〕、汤一介、范达人、徐琳，清华有王世敏、史国衡、王朝文等。因为搞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后来也叫“材料组”。参加者不得为外人道，连本人所在的党组织也不得与闻。研究组成员都认为，原清华大学钱伟长等人搞的材料不足以证明林彪尊孔，于是二进宫，到林家大院中苦苦搜索。凡是林彪、叶群留有的字迹都抄录下来。在林彪的卧室墙上挂的和在一个瓷缸里找到的林彪书写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研究组认为：“这就是林彪尊孔的铁证！”林彪的“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本人没有解释。研究组判定：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断语的前件与后件是矛盾的。如果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只能复辟“三代”，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如果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不可能“效法孔子”，因为孔子的时代还没有资本主义。这里，“梁效”运用了他们的顾问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复辟什么？把复辟的内容抽象掉，只要断定林彪搞复辟，就是“孔孟之道”。那么，林彪搞复辟有事实、有证据吗？没有，什么都没有。
林彪在进黄埔军校之前，是一个初中生，他的文化修养还不足以通读古籍。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他征战在前线，无书可读，不像毛泽东还可以在后方的窑洞里挑灯夜读。在位高权重的年代，他养尊处优，有书不读。毛家湾藏书７万多册，林彪绝大部分没有读过，甚至没有碰过。书多不读，假充斯文而已。藏书中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根本没有阅读的痕迹。林彪的读书方法很特别。他要读哪本书，先让秘书或图书管理员将书中要点和警句抄成卡片，他只读卡片不读书，所得知识是经别人过滤的；而且４７个卡片箱也只翻了一小部分。说林彪如何“尊孔”、景仰“孔孟之道”，未免过于抬举。《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前言还说林彪“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但林彪“反法”的言论一条都没有。
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题目是毛主席定的，格式也是毛主席定的，毛主席拿出一张纸，中间折开，给谢静宜交代：一边是林彪的话，一边是孔孟的话，两相对照，再加上按语，予以批判。”〔６〕毛泽东只想扮演批准转发材料的角色，而掩盖幕后操纵炮制材料的角色。愚蠢的“四人帮”、迟谢和“梁效”却把内情一一抖落出来，以至于想要为毛开脱都很困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以下简称《决议》）中说：
１９７４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７〕
《决议》是胡乔木起草的。这个刀笔吏用词很讲究。他写道，“批林批孔”是江青、王洪文等“提出”的，毛泽东只是“批准”而已，于是开展运动。他截取了过程的一个片段。在江青、王洪文“提出”之前，毛泽东早就提出了；而且江青、王洪文的“提出”也是毛泽东授意的。按《决议》的说法，“批林批孔”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责任全在“江青等人”，好像与毛泽东无关。这一段论述与事实完全不符。江青、王洪文只不过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报请毛主席，转发全国，不是“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提出“批林批孔”决策的是毛泽东，《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正是根据毛的决策炮制出来的，而且炮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毛是全程参与的。毛批评“四人帮”，是有这么回事；但阻止或扭转“四人帮”兴风作浪的“批林批孔”运动，从来没有。《毛泽东传》中也说：“他（毛）并没有提出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主张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８〕但事实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１９７４年一号文件批发全国，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毛既是幕后的操盘手，又是前台的发令人。《决议》和《毛泽东传》意欲为毛开脱，显然是徒劳的。
◇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一份什么样的材料？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将近３万字，分八个部分，标题是：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篡权；
三，宣传“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采取对比式排列，左边是“林彪”，右边是“孔孟”。“林彪”部分大约只有一半是林彪的，其余为陈伯达言论（１３条）、《“５７１工程”纪要》（林彪是否看过，未有确证，更谈不上是否同意）中的摘录（５条）、叶群言论（４条），还有吴法宪的揭发材料（１条）。就林彪的言论而言，大多是从条幅、眉批、卡片〔９〕摘引的只言片语。有几段连贯的叙述，却是１９４５年林彪在中共七大的发言。难道在１９４５年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林彪就干起“复辟”的勾当来了？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载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第一条，“林彪”与“孔孟”都有“克己复礼”四个字，还算沾一点儿边：
林彪——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书赠叶群同志 育容（即林彪） 一九六九·十·十九（条幅，林彪卧室）
孔孟——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梁效”对“孔孟”的译文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同一段话中两个“仁”字，却有不同的译法，前一个“仁”字译作“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后一个“仁”字译作“天下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１０〕不是太随心所欲了吗？因为他们具有免于批评、指责的特权，谁也奈何不得。
好不容易找到“克己复礼”四个字，“林彪”与“孔孟”是相同的，但编者对“林彪”的解释，又表明“林彪”与“孔孟”不沾边：
按：“克己复礼”是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０年１月，在不到３个月内，连续写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的大事。
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复“三代”之礼。且不说复“三代”之礼是不是“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１１〕，就算是吧。林彪的“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本人没有解释。〔１２〕“梁效”断定“克己复礼”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１３〕怎么能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是来自于“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总之，“梁效”的批判，道理上说不通，事实上不成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副统帅林副主席何曾有过坚持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
其他“林彪”与“孔孟”的对比，都是牛头不对马嘴。例如“林彪”中的一条：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林彪赠叶群 六二·六一（条幅，林彪卧室）
“孔孟”中用来对比的是：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是儒家思想吗？“天马行空”语出元人刘廷振所作《萨天锡诗集序》：“其所以神化而超出于众表者；殆犹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萨天锡即萨都剌（约１２７２—１３５５年），他的诗词大多虚无历史，优游求仙。说它是道家思想还差不多。〔１４〕林彪未必读过萨都剌的诗和刘廷振的序，“天马行空”是从陈伯达的题词“天马行空，猛志常在”中捡来的。连《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者，这些文史哲名家也未能注明“天马行空”的来历〔１５〕。“梁效”的注说“天马”是《史记·大宛传》所记载的一种神马，“天马行空”一语只注了“天马”两个字，注与被注不相干。按刘廷振的意思，“天马行空”是出神入化、步骤不凡。“梁效”在注林彪的“独来独往”时，说语出道家《庄子·在?篇》，用来对比的又是儒家《孟子·公孙丑下》。“天马行空”与“平治天下”怎么能相当？一为出世，一为入世。难道仅仅因为都有一个“天”字？
统摄这一材料的标题是“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这就更为离奇，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怎么能演绎出“天才论”和“篡党夺权”？
以往被认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林彪的警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前面隐去了“毛主席”三个字），现在也列入了“林彪与孔孟之道”。那么，是不是还要谈谈“毛泽东思想”与“孔孟之道”是什么关系？
还有更可笑的。林彪写给女儿的“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写给儿子的“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都作为“孔孟之道”受到批判。这一节的标题是“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总之，对这个《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评论只能是八个字：“杂乱无章，牵强附会。”重要的是由谁来解释。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经冯友兰审阅定稿的。作为中央文件发出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及用“梁效”（两校）、“柏青”（北大、清华）等化名，一连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北京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发出１０多篇文章，诸如：《林彪与孔孟之道》《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居心何在？》《中庸之道和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孔丘其人》等。“梁效”是《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者，又垄断了解释权。这些文章也大多经冯友兰审阅、修改。这些材料和文章，按冯友兰的学问，完全能够指出破绽和荒谬；按冯友兰的人品，必须维护和修饰。这就是列宁所说可以为任何人服务的“卖淫文人”；这种人的全部学问都用来“卖淫”。
◇ 江青放出“炮队”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３日（农历大年初一），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她把迟群、谢静宜、苏延勋（谢静宜丈夫，空军党委办公厅副处长）等人找去谈话，说：“我这个人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有炮队。现在就把你们当炮队放出去，替我放炮。”〔１６〕派他们以“江青同志”的名义到处送“批林批孔”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放火烧荒”“点火放炮”。林彪、林立果有“小舰队”，江青有“炮队”；“小舰队”手握枪杆子，“炮队”手握笔杆子，各有千秋。
江青和王洪文各自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军委空军、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２０８１部队（２０军）防化连、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等单位写信送了材料。〔１７〕江青给防化连的材料是派迟群、谢静宜送去的，信中煽动“揭发上级领导机关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大是大非问题”。
１月２４日，江青擅自召开中央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的万人大会，会议的中心就是宣读江青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关于开展“批林批孔”的一封信，信中说：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接着由迟群、谢静宜这两个没有军队领导职务的人做主要发言，宣读中共中央１９７４年一号文件，讲解《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江青在军中没有职务。同日，张春桥（兼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委员）将江青的信批转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 “一二五”大会露峥嵘
第二天，江青又以传达中共中央１９７４年一号文件为名，擅自召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干部万余人在北京体育馆举行“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五”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事先不知，临时匆忙参加。但他争取主动，一来就主持会议，不过他根本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他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１８〕江青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姿态，控制会场。她说：“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联系实际。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这个问题大家要动脑子，想一想。”名曰“批林批孔”，既不“批林”，也不“批孔”，而是要揪“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
会议的内容还是由迟群、谢静宜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迟群说：
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像抓样板戏一样，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江青同志是建议叫组织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一个班子，就是找一些老教授，在这方面有研究的，作点顾问。当时北大、清华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的是江青同志提名的，就是譬如说，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清华大学的王世敏、石国洪（应为史国衡）……。〔１９〕
谢静宜和迟群一吹一唱：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给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指示啊，……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里头的大瓷缸里头的东西，条幅，还有挂的条幅、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这样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仔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说了几句，谢静宜又接着说：
看得很细，给我们作了指示。把我们叫去之后，讲了，肯定了这个材料比上次内容丰富多了，但是编得还比较乱，就是要分类，要通俗易懂，为工农兵着想，应该还编上一个简释出来。还给我们指出，有些地方不够准确，所以要查，要核实。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天马行空”，我们只查到了汉，江青同志查到了宋，昨天晚上江青同志又查到了唐，今后还要查。〔２０〕
他们的来头不是毛就是江。“批林批孔”这种推行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到底是怎样决定的？国家大事成了毛江夫妻档的家务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一宪法规定早已作废了。就算共产党一党专权，也不是党在做决定。党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没有参与发动“批林批孔”的决定，相反，他还是被决定的，成为运动影射的对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只此中国一家，举世无双；要说“中国特色”，中国从前也没有，又是史无前例。
谢静宜在会上讲到冯友兰：
另外，我还再讲一遍，就是对批孔的文章，主席是非常关心的。听我们说到，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有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那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所以主席总是看到这些老人的进步，主席是很高兴的，哪怕是微小的进步主席就肯定。而且这两篇，江青同志看了又转发了。
迟群强调了“批孔”的意义，“批林”结合“批孔”才能坐实林彪集团的极右实质：
批孔是批林的深入。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批林结合批孔，要从阶级立场，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从哲学观点，理论基础和意识领域的阶级斗争等方面来认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关系，这样才能深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２１〕
在迟群、谢静宜讲话的过程中，江青、姚文元频繁插话，说“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说，都是指向周恩来的。
谢静宜发言时，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在部队中批判孔子的意见》。当她念到其中注意“批孔的口径”“批什么问题，批到什么程度，一定要以中央报刊为标准，不要乱批，不要乱提口号，不要乱点名”，江青紧接着说：“屁话！就是主席讲的‘屁话’。”〔２２〕
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上全面出击，他们叫喊“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
江青写过一首五言诗：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一二五”大会就是她露了一下“峥嵘”。
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２日，江青将此诗写在“庐山汉阳峰”照片背面，赠纽约宾翰顿大学助理教授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维特克将采访江青所得写成《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一书，题诗作为插页。维特克猜想，诗可能是毛泽东所作，非也。“一二五”大会后，江青又将照片和诗交《中国摄影》发表，署名“琅琊石”。〔２３〕
注释
〔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１卷，６６９页，２０１２。
〔２〕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６５９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宋柏年：《怀念周一良先生》，《苹果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４〕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４０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周一良（１９１３—２００１年），祖籍安徽东至，出生于山东青岛。父亲周叔弢是民族资本家，也是文物古籍收藏家。周一良幼年时，家中聘请塾师，教授古文经典。他没有上过小学、中学，１９３０年，直接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１９３２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１９３５年，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１９３６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１９３９年到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１９４４年获博士学位，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１９４６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１９４７年任教授；１９４９年转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１９５２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一良的学术专长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着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１９６３）、《魏晋南北朝史札记》（１９８５）。文革前，他与吴于廑合作主编《世界通史》；８０年代，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有了“梁效”的经历，周一良写出《毕竟是书生》，感叹身世。
〔６〕宋柏年：《怀念周一良先生》，《苹果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２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８〕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６８０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徐景贤曾两次参观林家大院，他在《十年一梦》中写道：“听说这些卡片是林彪的秘书兼图书管理员摘抄的，而林彪自己则不读书、不看报，每天听听文件，所以卡片上的观点不能代表林彪的观点。后来，江青要清华、北大两校的大批判组，从这些卡片里摘出不少孔、孟的论述，对照林彪的言论，编成材料，加上按语，印发文件，作为批林批孔的‘靶子’，实在是牵强附会的。”（２５１页，上海，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
〔１０〕以前冯友兰对“仁”的解释与此二者都不同。他说：“针对封建领主的等级制度，孔子所提倡的‘仁’，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它要求人以人的资格，承认于‘己’之外，还有与己相对的：‘别人’。它要求人互相承认对方有独立的意志，有与自己相同的人格。”（《孔子思想研究》，《新建设》，１９５４年４月号。）
〔１１〕毛泽东说：“我赞成郭老（沫若）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主张，中国古代社会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划界在春秋、战国之间。按毛泽东所赞成的郭沫若的主张，春秋仍是奴隶制时代。生活在春秋奴隶制时代的孔子提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此话根本不通。
〔１２〕朱永嘉的《林彪读懂＜论语＞了吗？》认为，林彪是读不懂《论语》的。他对林彪的“克己复礼”有一种解释：“客观地讲，林彪在家里书写这个条幅，是要与叶群一起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在家中对自己庐山会议莽撞行事的一种反省。而梁效编这一材料把意思说反了，说是林彪欲借孔孟之道搞复辟。现在想来，这样的解释不妥帖。不能因为林彪后面的表现，一切都往坏处想，以此把批林与批孔联系在一起，便显得生硬了。”这里，时间上有出入，林彪书写条幅是在庐山会议之前，但基本的分析是能够成立的。“克己复礼”应是在毛、林矛盾中林彪和叶群的自警自策之词。朱永嘉是“罗思鼎”的负责人。他如能在当时指出“梁效”的“不妥帖”，就好了；如能同时指出“罗思鼎”的“不妥帖”，那就更好了。辛子陵在他的书中记载，１９６９年，所谓“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毛泽东把它烧了。消息传给林彪，其惶恐不安。当日，他写了两张“克己复礼”的条幅，一张挂在自己的起居室中，另一张送给叶群。辛子陵评说：“林彪这里突出‘克己复礼’的意思，是深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对毛泽东的谦恭和尊敬，不可越位，不可越权。后来‘批林批孔’中那些批判‘克己复礼’的文章，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红太阳的陨落》，第６版，下卷，５７４页，香港，书作坊出版，２０１０。）“梁效”还不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而是反其意而用之。
〔１３〕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公然宣称：“如今批判‘克己复礼’一词最时行，殊不知许多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至于林彪写‘克己复礼’这张条幅，……究竟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己’和‘礼’又何所指？我看除了问他自己，别人难以解释。”见第八章。
〔１４〕林彪本人有赞扬道家的言论。网上流传的《中央在内部单位逐步解密＜林彪日记＞，内容太惊人》，其中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林彪讲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学说，儒家重赏，法家重罚，道家赏罚分明。所以我相信道家比别的好一点。道家讲究养生，我觉得有意思。我不想干更多的事情，就是好好休息。”
〔１５〕宋柏年说：“克己复礼、天马行空等，是什么意思、出处为何？都要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一些中青年的老师再去图书馆查书、起草按语。”“他们”就是指魏建功、周一良、冯友兰这三位文史哲名家。见宋柏年：《怀念周一良先生》，《苹果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１６〕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１０４８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又见《历史的审判》（续集）中，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５１页，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张江姚专案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中发〔１９７６〕２４号。
〔１８〕《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存。
〔１９〕宋柏年说：“梁效……其中有三个人是由毛主席亲自提名调进的，而且是梁效最早的成员。他们是：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宋柏年《怀念周一良先生》，《苹果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而迟群说，这三个人是“江青同志提名的”。谁知道呢？
〔２０〕《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存。又见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第６版，下卷，６５２页，书作坊出版，２０１０。作者是”一二五”大会的参加者。
〔２１〕《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存。
〔２２〕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９７６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３〕山东临沂古为琅琊郡，产优质石材，称琅琊石，可制名砚。江青生于诸城，母为临沂人，以“琅琊石”自喻。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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