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浙江大学北京校友会谢善骁先生的文章“不忘浙大恩师的老学长李政道”一文，对此我深有体会，并想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做一些具体的补充。
2021年11月24日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95岁华诞，我想借此文向李政道先生表示由衷地祝贺，并用此文代表我们全家和我父母的在天之灵向李先生表示真挚的感谢！
在物理学方面，父亲束星北对李政道先生的指导，仅仅是1943-1944年一年的时间，而李政道先生却用他的一生，用他力所能及的努力，一直在回报着我的父亲——他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对于李政道先生在学术领域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我是没有资格去评价的。但对于李先生的人格魅力，我却是无限地敬仰。令我感慨和难忘的是，在2006年我曾有幸地两次应邀到北京，见到了李政道先生：第一次是2006年6月10日，在北京中关村李政道先生亲自创立并领导的“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第二次是2006年11月24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参加了庆祝李政道先生从事物理研究60周年暨80周岁华诞。
2014年12月28日，我又非常荣幸地应邀到上海交通大学，参加“李政道图书馆”落成仪式。
在上海交大的“李政道图书馆”里，我看到了父亲束星北与李政道先生的师生情谊的印证，其中有李政道先生1972年10月第一次回国给父亲的信函，以及父亲去世时，李政道先生给我母亲的唁函，还有1944年在离开浙大前，父亲送给李政道先生的习题集等。
2004年，李政道先生在为刘海军先生撰写的《束星北档案》一书写的序里，也曾提到过这本习题集：
1944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就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走。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重庆。
1944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中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也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1945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1944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
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的，谁也没有想到，1944年的那次分别，竟是师生两人最后的见面……
一、父亲与李政道先生一年的交往：
1943年，因为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西迁在贵州湄潭。李政道先生在浙大求学时，和我的堂兄束慰曾、以及我的姨表兄曹之铭先生（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的发起人之一），是机械系的同班同学。我的堂兄束慰曾和表兄曹之铭从小就跟随着我父亲读书，到湄潭后，两人更是经常在我家吃饭，同时也方便向我父亲请教功课。我堂兄束慰曾和李政道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一天他把李政道带到了我家。父亲在辅导他们功课时，发现李政道的思路清晰，提出的问题颇有深度，表现出他在数学、物理方面具有超人的天赋。于是父亲就动员并帮助李政道从机械系转入物理系。从此父亲便经常与李政道进行一对一的讨论和指导，由此使李政道先生对物理学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与父亲之间的情谊，也自此开始。
我母亲曾多次说过，父亲对他学生的感情和付出，要远远地胜过他对子女们，尤其是对有天赋和勤奋的学生，李政道先生无疑就是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
我大哥束越新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李政道在我们家吃饭，父亲顺手撕了一条鸡腿给了李政道，而全然没有理会坐在旁边馋得不得了的仅10岁的我大哥。母亲生前也常对我们说，当时，她也特别喜欢李政道，说他不仅聪明好学，人还特别懂事。据母亲对我说，她还认了李政道为干儿子。
父亲还经常教导我们兄妹：“要想学好理论物理，要么要有李政道的天才，要么要有程开甲的勤奋。而李政道和程开甲却又都是天才加勤奋的典范，正因为此，才能有后来这样的成绩。”
可惜父亲对李政道的指导仅仅只有一年。1944年因为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经竺可桢校长应允，父亲被借聘到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研制雷达去了。在重庆时，父亲听说，李政道由于要去参军（这是我听母亲说的，她恐怕也是听人说的），在路上出了车祸（李政道本人记得是他到重庆看望他母亲，在回湄潭的路上），我父亲非常着急。他认定李政道是一个物理天才，于是立即拍电报给王淦昌先生，让他照顾好李政道，看住他，不能让他去参军。父亲考虑到，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了李的学业，于是建议并介绍李政道投师去时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先生。
二、父亲生前与李政道先生再无缘相见
非常遗憾，后来因为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自1944年后，父亲和李政道先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父亲从浙江大学调到了山东大学，历经多年的政治运动，父亲已经身陷逆境了。1957年，当父亲听到李政道先生在美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时，竟然激动地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地一连几天都睡不着觉。他为李先生所取得的成就高兴，也为李先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当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时，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
先生当年在永兴、在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目，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并强烈地表示想见父亲一面。而此时的父亲，却正在山东北镇（现在的滨州）青岛医学院分院打扫卫生。
那时父母亲在青岛已经没有家了，仅住在黄河边上的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的暂住地——北镇党校的宿舍里的两间平房里。党委研究后，觉得让李政道到北镇来看望老师束星北是不可能的。有人提议让父亲到北京去见李政道，但没有想到的是，却被父亲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记得事后，父亲只是在家中淡淡地对我们说了一句：“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学生拜见老师的，那有老师去求见学生的呢？”其实父亲何尝不想见他时刻都在惦念着的弟子啊？
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时给父亲的信的信封及内容的复印件
其实在李政道先生回国之前，浙江大学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已经在给父亲的来信中，谈到了不少美籍华人科研人员已回国观光探亲，并透露了李政道和吴健雄也即将回国的消息。
竺可桢先生1972年9月3日让大哥束越新转给父亲束星北的信
在1972年10月2日竺可桢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李政道同志已于上月（9月）25日到京，我于国庆节前夕外交部宴会上由王淦昌介绍与他见了一面。预约明晚（3日）邀集浙大几位老师，（注：何）增禄、（注：蒋）硕民、（注：贝）时璋、（注：王）葆仁、（注：王）淦昌再与会面。惜你远在青岛无法参加。我将为你代述对李的关心。
何增禄先生的长孙（何成伟）也曾对我说起：
文革后期李政道来京（注：应该就是竺可桢在10月2日信中提及的3日晚的那次），祖父参加完竺校长的便宴回家后说起李博士席间多次问起束爷爷的近况；赵（宗尧）、王（淦昌）等老先生来清华寓所拜访闲谈时，也时常提及你们全家。元老们与远在青岛的你们始终是心心相印的！
此后十几年每次李政道先生回国，尽管没能见到父亲，但他都会给父亲致信问候，最起码也有一封明信片。父亲也总是将报纸上有关李政道行踪的报道剪下搜集好。1982年李政道先生还曾拜托他的好友、美籍华人科学家颜如东教授，到青岛来看望父亲，还特意委托颜先生带了一瓶当时在国内难以买到的人头马酒。
此照片右手起：美籍华人颜如东教授、束美新、母亲、父亲、颜夫人
我个人认为：正是由于竺校长、王淦昌这批在北京的浙大老先生的关心和帮助，才让李政道先生不止一次有意地在中央领导人的面前提及父亲束星北是他的恩师，终于使得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父亲束星北又重新被人提起。
此后我还陆续得知，当李政道先生意识到父亲处境有难时，为了帮助父亲摆脱困境，他曾多次在国家非常重大的正式场合中，面对中央领导人时，一再有意地提及，对他一生有着最重要影响的三位导师，束星北、吴大猷和费米先生。
遗憾的是，父亲至死也不知道李政道先生为了帮助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猜想父亲当初对我们说那话的含义，很可能他感觉：自己目前的地位和李先生之间有了巨大的落差，父亲还在坚守自己内心的那份知识分子的“尊严”而已！
我们后来又陆续得知，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时，希望他能为解决国内人才断层的问题作一些工作，李先生回答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只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三、父亲晚年的感悟：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应该是1978 年的一天，父亲收到了一本书，是吴健雄和李政道先生寄给他的，我只记得是英文原版（我不懂，可能是一本学术期刊），掀开封面，第二页上有一中文题词：
敬请 束先生 指正。
吴健雄 李政道
父亲看到后，半天才感慨地说了一句令我至今难忘的话：“啊呀，指正不了了！”（注：1934年前吴健雄在浙江大学时，也曾作过父亲的助教。）
这时的父亲，既表露出他对于弟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自豪，也明显地感觉到，当前国内与国际物理水平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差距。这时的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在一场场的浩劫过后，他个人所受到的损失，比起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听到过父亲谈论过任何一句有关他多年来所曾受到过的不公待遇，更不再谈及他个人的平反问题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来不及了！中国脱了鞋赶快撵吧！”
不久父亲便受邀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此后他便全身心地、忘我地投入到对物理海洋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了。我个人认为，正是吴健雄和李政道先生送给他的这本书，给了他重要的启示，并成为他晚年奋发的一个动力和鞭策。那时的父亲，清楚地认识到，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要想亲自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已经来不及了，他便“甘为人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年轻人的身上。他希望趁着自己尚有余力，能为自己的国家尽快地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所以日后，父亲对他的学生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趁着我还活着，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吧！”
四、父亲去世后，李政道先生为父亲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而继续做出种种努力
1、1983年10月30日父亲去世时，李政道发来唁电，并给母亲寄来唁函：
束师母：
突闻 束老师仙逝的恶讯，无限悲痛，可惜路途遥远，不能赶上十一月十四日的追悼会。
束老师是中国物理界的老前辈，国际闻名，桃李天下，他的去世是世界物理界及全国教育界极重大的损失。
敬祈 师母
节哀
生
政道
八三年十一月二日
2、2004年李政道应邀为刘海军先生撰写的《束星北档案》一书写序，称：
……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由于李政道先生的“序”，促使此书能够顺利出版。
3、后来，在“李政道教授大型学术报告会–物理的挑战”的演讲时，面对台下坐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李政道先生再一次提及并感谢了他的老师束星北等。这时我才明白，当年李政道先生想见父亲，却每每受阻，他已经意识到父亲的处境。于是为了使父亲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他一直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父亲。
4、200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李政道先生80周岁华诞纪念活动上，李政道先生在邀请我参加的同时，还特意邀请了时任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的孙书贤先生作为代表参加。我明白李政道先生的用意，他是以此种方式来表达了对父亲束星北的怀念，同时也表示对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感谢，因为在父亲生前的最后五年，正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领导，给了父亲一个最后施展才能的平台，“能有一个好的、安静的学习和研究的环境”——这其实就是我父亲这批老知识分子，他们一生最大的心愿啊！
李政道先生80周岁华诞纪念活动给我的邀请函
5、2007年父亲诞辰100周年时，李政道又亲自为《束星北学术论文选集》写序。在序言中，李政道先生写道：“束老师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深邃的洞察力、勤奋的治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认真学习的。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这是李政道先生给予父亲一生的学术成就以最高的评价！而且，李政道先生特意委托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派季承（季羡林先生之子）和王垂林两位先生，代表他参加了在青岛召开的《束星北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并在会上做了发言。
6、为《奉献的约定》雕塑题词：
1974年时父亲身处逆境，在青岛医学院打扫卫生，当他看到由于中国旧传统观念的影响，医学院的尸体标本奇缺。尸源基本上是无人认领的死刑犯人，造成医学院的学生甚至到毕业也没有机会解剖尸体。于是在1975年春节我们全家的一次聚会上，父亲当着所有子女的面正式宣布：“他们连死人都没有碰过，将来怎么给活人动手术？！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把我给他们解剖，不要浪费了。”事后，父亲便与他的好友、解剖学家沈福彭教授共同约定，去世后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青岛医学院做医学研究。他们相继于1982年和1983年去世后，子女们帮助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诺言。2009年4月青岛市红十字会为弘扬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特在青岛福宁园为父亲束星北和沈福彭先生共同树立了一组题命名为“奉献的约定”的雕塑群。当李政道先生得知此事时，于2009年再次为束星北先生的《奉献的约定》雕塑题词：
奉献后人 千古仰慕
李政道 〇九年四月七日
附1：.《奉献的约定》的群
附2：雕塑前下方的大理石上雕刻着李政道先生的题词
7、更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10月，在父亲去世30年后，浙江大学华东地区校友在青岛八大关小礼堂联合主办“束星北老师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时，李政道先生依然为父亲作了铿锵有力的题词：
浙大人 民族魂
70年多年以前，父亲对李政道先生给予了短短一年的指导，而李政道先生却因此终生回报。我们为李政道先生的高贵品质所感动，也对李政道先生为父亲所做出的一切，由衷地表示感谢！
五、我替父亲了却了心愿
2006年6月，我突然接到了时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李政道先生助理的柳怀祖先生的电话，说李政道先生想与我通电话，我顿时激动不已：李先生到北京了，并约我在北京见面。我想一定是由于在父亲生前，李先生没有能见到父亲，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为此，我也想替父亲了却“虽然思念，但却未能再见”的心愿。
去北京之前，我将父亲生前多年积攒的他从各种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关李先生的报道，装入一个信封。当我到北京见到李政道先生时，亲手交给了他，并借此以向他转达了父亲生前对他的思念之情！
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与李政道先生相聚的餐桌上，我听见坐在李政道先生右手旁的凌青先生（注：原名林墨清，林则徐先生的后人，1949年后中国著名的外交官）与李政道先生的一段对话。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凌青先生问李政道先生：“李先生，你对中国目前的科技发展有什么看法？”李政道先生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回答道：“目前中国的‘技’还可以，但是‘科’还需努力！正像北京的高速路，看起来很宽畅，但如果是要想提速，难度是比较大的。” 这句话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使我不由地自主地想起我父亲束星北与我三哥束庆星之间的一段对话。1956年三哥在报考大学时想学物理，在选专业时征求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对他说：“物理有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两种，理论物理难度大，研究一辈子可能两袖清风，也不一定能做出来什么成绩。相对来说应用物理做出点成绩就较为容易。但在科学上是很难有所突破的。如果想走在世界的前列，理论物理就必须要有所突破。”我突然联想到：李先生的这段话和父亲的话之间是否会有一些“共同的含义”？！
这张李政道先生、凌青先生与我一起的照片，还使我联想起另外一件事：在父亲的档案中，我曾看到浙江大学父亲的另一位好朋友、好同事谈家帧先生写给一位凌秘书长的亲笔信，看信签上的日期，是1950年后，可肯定是在父亲1952年调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之前。在这封信中，谈先生是想请凌秘书长帮忙推荐，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我父亲束星北的一篇文章《On the advanced solution of the wave equation （1950）》，这篇文章是我父亲1950年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因为凌青先生曾是1949年后我国著名的外交官，我想这封信或许就是谈家帧先生写给这位凌青先生的，他想求助于凌先生，通过凌先生的帮助，让我父亲将自己的文章能够在世界性的杂志上发表而已！（根据当时的形势，只有通过苏联这条渠道？）
另外这次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会面中，我还见到了赵维勤大姐，她坐在我的旁边，赵维勤大姐是物理大师赵忠尧先生的女儿。我非常兴奋地告诉她，我清楚地记得我大哥束越新曾对我父亲说过的一件事：即上个世纪60年代，那是父亲一生最困难的时期，我大哥曾受父亲之托，到北京去看望赵忠尧先生，当时父亲已经有“历史反革命、极右分子”“两顶”政治帽子在身了，但他依旧渴望着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事情。赵忠尧先生当时在国内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特级教授、核物理学家。一般人对父亲早就躲之不及，但赵忠尧先生对我大哥却是非常得热情，他关心并询问我父亲的处境。当大哥要离开并要回青岛时，赵忠尧先生亲自坐着红旗轿车，将我大哥送到北京火车站。大哥回家后，对父亲说起此事，父亲当时就被感动得双眼蒙泪！
2018年9月，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王垂林先生的带领下，我和青岛二中的我的几位学妹们一起去看望了李政道先生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同事叶铭汉院士（物理大师叶企荪先生的侄子）。
父亲与李政道之间这份真挚的师生情，必将成为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它更体现了中国这一批伟大的科学家们的高尚品质，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他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们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教给我们如何去做人，如何去做事。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华人，民族魂”！
2021年11月1日于青岛
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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