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江月明：狂风摧落叶，尽瘁入黄泥一一怀念我的父亲中国轻工造纸专家张天荣

2024年6月16日“父亲节”刚刚过去，父亲的忌日6月29又即将来临。

情不自禁，我缅怀起我的父亲；想起了父亲那慈祥的面孔，那朴素的穿着和简朴的生活，那与人为善、谦逊宽厚的性格，那正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品德，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那严肃认真和勤奋不息，坚韧不拔不折不挠的事业心……

一位当年典型的老一辈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可叹，文革中父亲含冤辞世撒手人间。

想父亲，太悲痛!

忆父亲，更沉重……

我的父亲张天荣（1895－1968），字嘉平，号瞬初；出生于江西靖安吉洛张赤霞村。父亲是民国早年获得官费选派，怀着实业和教育救国的志向，东渡日本留学的老一辈专家，是我国著名的轻工造纸及其教育界的老前辈。系国内行业和江西省内有突出贡献，受到政府和行业内以及科技界尊重的专家。

他是真正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生投身于建设和教育事业，专心致志，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

但是，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和全中国老一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难逃厄运，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隔离、批斗、示众，不幸含冤去世。

直到十一年后文革结束，由省主管部门举行隆重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人去楼空，化为尘灰，早已作古。

想到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往事历历在目……

1968年5、6月，天气日趋炎热，太阳高悬天空，直射人间大地，空气燥热沉闷。

这是狂热的一年。人们似乎并不觉察天气的炎热，更关心注视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是全面清理和揪斗之年。学校两派红卫兵你争我斗，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把矛头转向广大党外人士，揪斗清理高潮此起彼伏，有如翻江倒海之势。

1955年后直至文革前，父亲被调在教育界工作，先后担任了江西省工业学校副校长，江西工学院化工系主任（现南昌大学的前身），江西轻工业学院副院长——后为江西轻化工业学校付校长，主管教学。和书记兼校长——一位年富力强的南下干部配合默契。

父亲为人忠厚正直，工作认真负责，口碑很好。文革开始后，虽然有大字报批判，但并没有直接受到揪斗。

但文革开始后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冲击，历历在目；父亲心中似乎有不祥预感，心里仿佛有着无形的压力；在家一直郁闷寡言、闭目沉思，心事重重，仿佛在静候着风暴的来临。

我还年轻涉世未深，也没有经过这样的阵势，不知所措，无能为力，未能和父亲交流，不能为之排忧解难。

我在大学一年的文革中，一直在大学宣传队演出，幸好远离了派性斗争，但那些学校院系领导和老教授遭受冲击的命运历历在目，令人不寒而栗，心中对父亲的命运有不详的预感……

运动初期，父亲和很多老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做出了放弃高薪的决定，主动将高薪降到只领取几十元生活费。而且按时去学校上下班，不耽误工作。但这无济于事，丝毫改变不了他们经受造反红卫兵冲击和迫害的命运。

1968年揪斗、清理之风愈演愈烈，两派争先恐后、随心所欲，老专家教授无一幸免，全国高潮迭起，也酿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终于，父亲的噩梦来临……

我们家住在校外，步行半个小时左右，父亲有时候中午也回家吃饭。

1968年5月上旬一天，父亲回家午饭后不久返校。就在半路上，遇到学校十几个气势汹汹的学生红卫兵，不由分说立即被揪，然后逼着他带路回家抄家。在家中，父亲被逼下跪，造反派学生到处翻箱倒柜。

此前，不知谁唆使附近一个中学的学生光临抄家，连公社居委会也闻风而动来了两次，父亲学校这些学生来迟了一步，也把剩余的钱财物品及略有价值的物品一扫而光。

不多久，他们押着父亲挂着牌子带着高帽返回学校隔离。

想不到，这竟然是父亲和母亲家人的生离死别。

父亲饮食清淡，习惯母亲烹调的粗茶淡饭。他被揪关押后，开始弟弟可以送饭给羁押中的父亲，由看管人员查收，但不准探望。

有一次，妹妹代弟弟送饭找不到父亲。好心的老师悄悄告诉她：张校长双腿浮肿，不能行走只能爬行，被隔离关在楼下一间房间里。

妹妹将饭食送到房间，还是没看到父亲。无意间一眼看到父亲挂着一块沉重的牌子在外面场地上下跪，双目紧闭摇摇欲坠。旁边有两个红卫兵看管，毫无表情。

此后，父亲又被转移在食堂后面的一间小房间内单独关押隔离，时不时拉出去和书记和其他人批斗或在骄阳下面示众。

当时也被揪斗的童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父亲主要是和书记及其他人一道批斗，他们挂的牌子不是一般的木牌，而是沉重的铁牌，父亲身体虚弱，自己不能把沉重的铁牌套上头部，只得请她帮忙。

我们可以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批斗或游街示众老干部的历史照片看到，有几个是挂着沉重铁牌的？可见这些年轻的造反派学生手法五花八门，别出心裁，无情之至……

不久，他们禁止弟弟送饭，也不准他进入父亲的住房，更不得探望父亲。我们远离学校，根本不清楚父亲的饮食起居和身体状况，无从得知父亲是否得病而且病情到了怎样的程度？也根本得不到他们的通知，音讯全无。

1968年6月28日，父亲所在学校的校工万师傅突然来到家中告诉我们：“张校长快不行了，你们马上去接出来送医院。”母亲听到这个噩耗，简直不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

父亲一直喜欢简单的运动，每天练习太极拳，平时在市区范围内，从不乘车，天天徒步行走，不管风吹雨打不管距离多远。直到被揪隔离，身体看起来还很健康正常，也没有发现什么大小疾病，怎么关押50多天，人就不行了呢？

而且父亲早就不能行走只能爬行，而你们不闻不问，不予治疗，还要不断被你们批斗示众，直到人不行了，直到生死关头，才不得已派人通知我们，要我们自行去接人送医院，这人命关天之事，竟然如同儿戏一样。

今天的年轻人，你能理解吗？

我上高中以后，由弟弟跟着父亲在学校居住，顺便照顾父亲。

但是弟弟早就不准再去学校去探望了，想不到父亲到了濒临绝境的地步。

母亲立即要弟弟在外面请了一辆三轮车去学校接父亲。当弟弟见到父亲时大吃一惊，只见父亲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非常虚弱，双腿及下半身浮肿得透明，粗大如水桶一般，奄奄一息。

弟弟轻轻地叫醒他，告知要送他去医院。他从昏迷中惊醒，神智清醒过来。但他艰难地摇摇头，叮嘱弟弟不要先去医院，要先送他回家看看，然后再去医院。

弟弟把父亲扶起，但父亲连站都无能为力。弟弟只能把父亲背出房间，来到外面上了三轮车，三轮车师傅小小心心骑行，回到家中。街上围满了左邻右舍和来往路人，连声叹息，露出了同情和惋惜。

母亲忍着悲痛，帮父亲擦洗全身，换了干净衣服，父亲用微弱的声音安慰母亲不要难过，又叮嘱弟弟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母亲在三轮车上扶着父亲，由弟弟陪同去到医院。

看来父亲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希望最后一次回到家中，和母亲家人见上最后一面，了却最后的心愿。

父亲系当年受国家保护的高级知识分子，系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专家，文革前疾病治疗在省政府大院旁省级干部医疗中心。弟弟和母亲把父亲送到医疗中心时，已经不省人事。主治医生立即嘱咐转到医学院二附院心脏专科去抢救。

母亲和弟弟跟着三轮车十几分钟后赶到二附院，谁知刚刚诊断，还没有开始抢救，父亲就毫无气息、撒手人寰。

医生诊断，父亲心脏病爆发，全身浮肿，没有及时治疗，以致心跳骤停。医院无能为力，要家属赶快准备后事！

后来我们了解清楚：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年事已高经受不了折磨。又成天关闭在斗室之中，不能活动，而饮食起居没有保障，还要经受长时间的批斗和示众，挂着沉重的铁牌长时间站立或下跪，引发心脏疾病，又得不到治疗，愈演愈烈以至全身浮肿，不能行走。

父亲孤立无助、身心交瘁、生命垂危、命在旦夕，只有“卧以待毙”了。所幸他终于在50多天后，在弥留之际短暂的回家且仅仅20来分钟，和母亲弟妹见上了一面，然后瞑目，驾鹤西去。

父亲遗体被停在医院太平间的石板床上不久，透明肿胀的腹部和双腿褪肿，流了一大摊水在地上。好心的工作人员连母亲带来的寿衣也换不上身，只有覆盖在遗体上面。

母亲悲痛欲绝，以泪洗面…..

我是66届也即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由于文革按规定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直到1967年底按原全国分配方案分配在本市一家工厂工作，离家不远在工厂宿舍住宿。父亲知道我没有分配去全国各地远走他乡而就在近旁，觉得家庭也能有所依靠，颇为放心，似乎情绪轻松了许多。

我是第一个分配来厂的大学生，也是工厂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报到，立即分配在车间劳动锻炼一年．而且是三班倒。当时大学毕业生属于“臭老九”，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我闻讯后，强忍着悲痛，急忙调休为父亲料理后事。

天气炎热，必须及时送往市郊唯一的瀛上火葬场火化。我怕母亲承受不了，没有让母亲一道前来，只和弟弟两人前往料理后事。

遗体火化这一天，天气突然转阴，天色灰暗。火葬场也就是一栋单独的红砖小房子，烟筒不停地冒着黑烟。隔着小路，对面是丘陵乱岗，每一个小山丘就是一个密密麻麻的墓区。冷冷清清，不时有人烧纸扫墓透出哭泣之声……

父亲的骨灰用陶坛装着，我们领好匆忙定制的简单碑石，找到墓区墓穴，自己挖土填穴并堆成坟堆，草草下葬，一切从简；以后再用砖块草皮修缮。

那时候墓区设有专门陵园，除了领导干部也有民主人士或名人的一席之地。但时过境迁，文革时期这些人成了揪斗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谁敢心存奢望，当然早日落土为安才是。

这就是我父亲的最终结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整整一代老知识分子命运的一则写照。他们虽然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却如同秋风摧落叶一样，命归黄泉。

他们没有追悼会，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几个亲人送葬。

尽管如此，父亲死后，而学校的红卫兵还不放过……

有一天，妹妹的同事好心问她：为什么妳爸爸要自杀呢？妹妹听了大吃一惊。原来有学生告诉同事：父亲死后，学校红卫兵竟然贴出大幅标语，说是张天荣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这在当时也是一桩莫大的罪名。

明明父亲是被他们迫害致死，他们还要踏上一只脚，再抹黑一把，再扣上一顶帽子，可见人性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当然，他们也是一批被蒙蔽的受害者，但是当文革浩劫结束后，他们有没有反思？有的还肩负重任，他们有没有感到内疚呢？

如果没有，甚至还留恋当年的荣耀，那才是文革造成的悲哀！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妹妹参加工作时，为什么我所在工厂的政工人员，出具“其父自杀”的证明材料的来由。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父爱是多么伟大！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为家属为子女着想，再大的痛苦，也坚持到底，独自忍受，绝对不一了百了，绝对不连累子女亲属！

想到这里，我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文革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吗？

我的父亲张天荣，是民国时期公派留学日本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是当年绝大多数怀抱“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理想的老一代的专家和教授。

谈到父亲的名字，还有一段故事：父亲原名叫嘉平（嘉字辈），号瞬初。因东渡日本后，不慎落入深水不会游泳而大难不死，故改名为张天荣（1935年，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聂耳就在日本海滨游泳溺水身亡）。但即使这样，还是在文革中遭遇不测，遇难而亡。

父亲早年获得官费留学日本，在当年的“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就读“应用化学”，毕业后专攻轻工和造纸。

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前身建于1881年，1901年5月更名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它是日本最早的工业大学之一，1929年4月更名为“东京工业大学”。主要培养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和管理人才；后定名为国立东京工业大学。

父亲早在1919年於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学科毕业，随即在日本富西造纸公司北海道造纸厂担任技师，在日本工作了几年受益匪浅，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勤奋刻苦的精神，为成为我国轻工造纸行业的专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这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美德，诚恳踏实，勤俭朴实、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苦干实干，心中始终怀着理想。

父亲的理想是“实业救国”。1921年即从日本辞职回国效劳，先后在上海、杭州、江苏等地造纸厂担任工程师。（文革后拨乱反正，这些纸厂纷纷派人访问我们家属，收集父亲的资料，编写专门的造纸历史。）

父亲当年的不少属下，成为了建国后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著名造纸企业的工程技术和企业负责人，成为我国造纸技术中坚。

1922年到1932年间，父亲先后连续在上海《申报》增刊上发表造纸论文，深受当年上海工商实业界人士以及工程技术界专家的赞赏。也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父亲这份用毛笔撰写的“毛边纸”文稿，虽已发黄，但字迹清晰保存完好。是父亲留给我们唯一珍贵的遗物。

1937年，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父亲即离开江浙返回家乡江西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在江西造纸学校、江西建设银行训练班负责教学，后担任了江西工业专科学校化工系主任等职务－－当时江西只剩下两所高等专科学校（江西省农校于1935年停办），另一所为江西医科学校（医学院的前身）。当时全国专科以上包括大学和学院的学校一共才108所。

1949年江西工业专科学校并入国立南昌大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继续身体力行实业救国，集资筹建了酒精厂、天工酿造厂等实业。采用了国外新工艺和螺旋压榨机等设备生产制造酱油，其产品“飞机牌”酱油获得国内展览会金奖，在全省享有声誉。父亲为民国时江西一穷二白的经济建设尽了一己微薄之力。

江西在宋、明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但近代战乱频起，民不聊生。

民国时期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是赣人，但主政江西10年，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留下一个经济落后的烂摊子。

建国初期，经济凋零百废待举，发展经济建设是头等大事。1949年6月16日，邵式平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第一任省长，立即着手筹建江西第一家造纸厂“赣西南造纸厂。亲自委任父亲为厂长兼总工程师筹建办厂，利用赣西南丰富的资源，发挥江西的资源优势。

邵式平省长亲自签字的委任状，于文革中抄家被抄走。邵式平是赣东北出身的老资格革命家，有理想有抱负。他曾经就读于历史名校南昌一中，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

邵式平省长主政江西后，一心为江西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1951年他力排众议提出在南昌市修建一条宽81米的大道，按计划将成为国内第一宽的大道。后来因为得不到有关的支持被迫改成61米宽。1955年这条长2964米宽61米的八一大道竣工，建造质量和速度为当时全国一流，闻名全国，宽度仅次于北京长安街。为城市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发展教育，兴办大学，尽量在高考中留住江西人才防止外流。

可见他心胸开阔，目光长远，光明磊落有超前意识。他在江西很有民望，历任省长谁人能及？

可惜英年早逝，至今江西人仍然忘记不了他！

父亲被邵省长任命后，先行前往赣州赴任。随后有关部门专门派出一辆汽车将母亲和家属携带行李送往赣州，我年幼好动，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一路东张西望。来到赣州，就住在光孝寺旁赣州一中附近，我就读于赣州市第一小学厚德路小学。小学位于文庙之中，校舍金碧辉煌，操场有如足球场之大，傍靠碧云寺高塔，学校极有文化底蕴。我就在这里接受了文化启蒙。

我常常去赣江戏水，在宋代古城墙上徒步，在建春门城楼上看古浮桥，登八境台爬通天岩，受到了赣州文化古迹历史文明的陶冶。

母亲告诉我，1939年3月日本人进攻江西南昌沦陷，父亲举家迁往赣南避难多年，在赣州也筹建了酒精厂和天工酿造厂。

我就在赣州出生，所以我的小名就叫“赣子”。想不到父亲被邵式平省长委以重任，又一次来到赣州筹建江西第一所现代化的造纸厂。

建国初期，父亲不负重任，在人员、经费、设备极其不足的条件下，深入生产第一线和技术员工人同甘共苦，不到三年就建成投产，受到了当年赣南专署的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因地制宜，解决了用赣南地区毛竹造纸的工艺生产技术，改善了木材纸浆制纸的单一工艺。现在我还保存父亲在江西人民代表大会中所作的专题演讲报告文集。

赣西南造纸厂顺利投产后，1952年又被省政府任命为江西省造纸厂总工程师，调回南昌筹建江西最大的造纸厂。

记得当年我又随母亲再次乘坐一辆卡车从赣州迁回南昌，那时候南昌的城建刚刚起步，还远不如赣州。

我就读于抚河区中心小学高年级，学校设在赵公庙内，小巧玲珑。远不如赣州第一小学那样，宏伟气派。但师资力量也很强，当年那些小学老师，颇有才气，可惜有几位打成了右派。

父亲返回南昌后，忙于筹建，上海、江浙一带口音的老同事和行家不断来昌访问交流，母亲忙着烹调照顾客人。

父亲在造纸厂解决了很多关键技术问题，特别是新闻纸纸张“沙眼”致命的质量问题，得到了邵式平省长的嘉奖。

和上海北京广州等发达城市的造纸厂相比，江西毫不逊色，江西造纸有资源丰富的优势，以至承担了华东六省一市（上海）所有新闻用纸的供应。

江西这两个造纸厂，是建国初期江西和全国最早建成的并生产的企业。为江西的经济发展的前驱，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5年后，父亲完成了建厂使命，被调往教育部门工作，这也是他以前的老本行。父亲不辱使命，在江西工学院，江西轻工业学院和江西轻化工业学校的教学领导岗位上，为国家造就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成为经济建设的栋梁。有的在省市厅局担任领导职务。

父亲在文革前，曾担任江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南昌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化工学会常务理事、南昌市化工学会副主席。曾当选文革前江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会代表。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父亲也没有参加任何民主党派。只是一心沉浸在工程技术和教学管理的业务之中，在建国初期百废待举之时，作出了应有的业绩和贡献，有目共睹，受到了省领导的尊重和保护。

直到省里为父亲开追悼会时，我才得知，他的档案由省委组织部直接封存管理，省厅和学校无权涉及，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教授受到重点保护。

建国初期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可圈可点，他们的待遇甚至达到了高干的水平。而他们也诚惶诚恐踏踏实实为国家效劳．

不过，当时社会上世俗的眼光普遍认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旧知识分子”。所以虽然父辈享有盛誉，可他们的子女，却没有什么特殊，还在不断地改造思想，要求进步。

父亲虽然得到省领导的尊重和优待，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非常低调自律，一心从事业务教学，在师生中颇有口碑。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

谈到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谁都会立即联想起那些政坛上和教育界、文史界的风云人物和历史名人。

相对而言，父亲和绝大多数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虽然在国内行业中有所建树，在省内地方有所成就，在国内却比不得那些驰骋于政坛文坛以及科技界大家、名人。

但正是他们这一大批在地方在基层企业的老知识分子却是当年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和栋梁。

谈到鞠躬尽瘁，谁都会立即联想到那些献身国防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名人。

谁会将眼光投向那些兢兢业业诚诚恳恳绝大多数老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长年累月在全国各地、各省市、各行各业，直至基层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作出贡献的专家教授和先辈呢？

我的父亲对家庭和子女，从来都是默默付出，从来都是把自己的责任心和情感，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不轻易表露，不见言辞。他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教，而我却无形中被父亲的言行举止所影响，深受了父亲性格和为人的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我的性格上有着他的烙印。

父亲对我的教育方式是“放任自流，任其发展”，不横加干预。所以我自幼喜爱大自然，享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贪玩好动，体格健康，但也成绩平平。直到初中毕业前，我才“改邪归正”，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我在高考选择志愿时，父亲也未参与任何意见。记得我独自选择报考专业，也没有征求班主任的建议，毫不犹豫独自选择了化学，而且一心想从事教育事业。结果却在轻化工业行业从事科技工作，也算是命运使然吧。

父亲看在眼里、口中无言、而心里却一定会感到欣慰。

父亲在生活上以身作则，尽管高薪却生活简单朴素、干净整洁，勤俭节约、从不浪费。对子女要求很严，我们子女住在居民区中，衣着朴素，饮食和生活与普通家庭毫无二致。那时候猪肉凭票供应，还得起早排队买到一两斤，打打牙祭。母亲想方设法，买来小鱼鳅煮面条，分外鲜美，有如荤食一般。

我们和普通居民一样，毫无二致，丝毫没有所谓的优越感；别人也毫无一点不同的感觉。

父亲饮食简单，最喜欢母亲烹调的素菜，我记得很清楚特别是醋香扁豆、清炒芥菜、豆腐青菜、芹菜酱干……

记得，我小时候吃饭时不小心把饭粒掉在桌上，他马上要我捡起，耐心地解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我至今记忆犹新、终身不忘！

父亲出生在农村，养成了热爱农作的爱好。记得我只有十多岁，还在上高小，和父亲住在学校。父亲要我在校园偏僻泥石荒地上，好不容易开辟了一小块菜地，播上菜籽，浇水挑肥。冬天寒风刺骨时，能收获到绿油油的芥菜。这时候，我幼小的心灵才感受到了劳动和丰收的喜悦。那时候蔬菜相当便宜，父亲买了不少书籍研究栽培技术，纯粹是从小养成的爱好。

我后来练成了家中母亲主要的帮手，和母亲一样任劳任怨，从小买米、担水、赶早排队买计划肉，养成了勤劳的好习惯。

在高中担任班长时，提倡勤工俭学经常送肥去农场参加劳动，我总是先在厕所罐装大粪，然后掌舵推大轮板车，众人在前面拉着绳索，奔向农场，然后施肥种植；吃苦耐劳，不亚于任何人。

后来弟弟接替我，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父亲虽然专攻工程技术，但喜欢阅读手不释卷，特别喜欢阅看文史资料书籍。我和父亲一道在他工作的学校居住时，他的卧室中不断留有阅看书籍，我也就“顺手牵羊”，成了我儿时的读物。

所以我年纪很小，就阅读了“石头记”（红楼梦）、文言文“史记”、“二十四史”以及“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拍案惊奇”等书籍，从小养成了阅读文史以及经典小说的嗜好。

记得，父亲在中山堂政协资料室借来只有在政协内部发行“文史资料”系列，由统战对象、民主爱国人士、从前的高级将领及名人等撰写的历史史实和内幕以及回忆录等，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事变以及战役等等，也成为我儿时喜欢涉猎的书籍，充实了我的知识和视野。

父亲为人正直严于律己，父亲主管教学教务，有一定的权力。亲友有什么有关请求，毫无通融一概拒绝，不循私利。当时对那些家庭贫困，努力学习却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充满了同情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补习，提高学习水平顺利毕业走向社会。

1979年7月17日，父亲去世后整整十一年，文革浩劫结束后，省主管部门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宣读悼词，结论是：在“文革”期间，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不幸含冤去世。

悼词对父亲一生的贡献给予以很高的评价，为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尽管文革浩劫结束后父亲也得到了平反昭雪。但秋风扫落叶人去楼空，魂归黄泉。但是这一结论，无疑成了我们的子女的福音。

由于父亲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被冲击，所以子女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为父亲平反的结论，可以入档改正不实之词，什么自绝于人民的不实之词，不攻自破。

往事如云烟。想起父亲，作为人子，直至今日，我心中一直很为内疚，我为父亲做的事情太少太少。

文革中虽然谁也无能为力，但可以尽微博之力陪陪父亲，为父亲排忧解愁吧，哪怕是聊聊天解解闷也好！

父亲的后顾之忧，就是母亲和我们子女家属，现在我只有为父亲排忧解难，帮助母亲协助弟妹度过难关。让父亲在天之灵欣慰

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立即捉襟见肘，我尽力协助母亲照顾家庭，担起长子之责。当年大学毕业工资43.5元，我只留少数膳食费，其余都交给母亲，成为了母亲的贴心助手，为母亲排忧解难。

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在车间当工人劳动锻炼达五年之久，很晚才来到技术岗位。但是就像焕发了青春一样，要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

我就像激发了满腔热情一样，争分夺秒，加倍努力，勤奋工作。在工厂连续获得市级科技成果奖。后来调往省级单位主管科研后，几年内连续获得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奖和优秀科技管理人员等四项奖励，1987年即成为国内行业中第一项发明专利技术第一发明人（中国专利法1985年4月开始实施）转让在国内外引起了反响，要求专利技术或代销产品回馈美元外汇。可惜我随即作为访问学者赴联邦德国进修，加之种种原因而错失了良机。

不过，七年后，我的后辈同事在这项工艺专利技术的基础上，于1994年开发了新产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对此心中颇感欣慰。

这项技术至今仍然网络上流传。

父亲精通日语，经常阅看日语科技资料，我也曾有跟着父亲学习日语的想法，但碰到文革，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学日语的念头烟消云散。

文革后拨乱反正，科技人员学习外语的风气越来越浓，英语、日语成了热门外语。此时父亲已经作古，我审时度势，决心选择自学科技德语，希望达到父亲那样能够熟练地阅读科技资料的水平。怀着这一信念，我一直坚持业余自学，并且在广外进修，最终达到了出国德语水平考试的要求。

我有幸遇到了改革开放稍纵则逝的机遇，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遇，那时非常公平，要是通不过考试再大的背景也无可奈何，要求非常严格。谁知却无故受到了单位的阻扰，尽管他们以下属单位引进设备之名组团出国考察荣归，而我的出国费用和单位无关，未增加单位的负担……

好在经过努力，最终有幸来到联邦德国大学研究所进修工作，接着又连续几年获得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资助，尽管如此也非一帆风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真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在德国工作、学习和生活至今。

我感恩父亲给了我坚韧不拔、奋斗不止的精神，培养并练就了我健康的体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养成了待人宽厚的性格。

父亲默默的期望和无声的眼光，始终激励着我努力向前。

父亲在天之灵肯定在注视着我的努力，并且为之欣慰。

我感谢我的母亲，忍受着和最贴心最依赖的儿子离别的痛苦，默默为我祝福和期待，为我操心记挂。我一想到二老，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

父母合葬处西山万寿陵园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在国内从来不知道另外有“母亲节”，一直以为“三八妇女节”即包含了母亲在内，也就心安理得。

而对于“父亲节”则毫无印象。后来才知道，母亲节是每年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父亲节是每年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它们是感恩父母的节日。

殊不知，民国时期1945年8月8日即被定为法定的父亲节–至今台湾还保持这一节日。我们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自己的“父亲节”？

似乎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常人的父、母亲并不重要，他们只不过是生养了你而已；还有更加伟大的“祖国母亲”培养了你教育了你，应该念念不忘感恩戴德。

似乎只有高官厚爵或名人的父亲才能被念念不忘，而普通人的父亲则微不足道。

无论谁的父母对子女都是无私的，他们在世之时，儿女觉得父母为他们为家庭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父母亡故之后，子女才会记起他们。而在清明时节雨纷纷时，前往墓地扫墓，表达一下哀思，怀念一下父母的亲情。此后则忘在脑后。特别是对父亲！

子女们真正地爱过自己的父亲吗？尽到了自己一份爱心吗？

我扪心自问，很惭愧，没有！我的内心感到内疚……

母亲在世时，我每年一次，在春节前夕，必定要回国探望，并且为父亲扫墓，无论交通如何紧张，归心似箭风雨无阻！

2008年10月，见到母亲时，老人家已经因脑梗而不能自由行动，坐在轮椅上。母亲把我叫到身前，悄悄地叮嘱：她只有唯一的心愿，就是百年之后，一定要把父亲的骨灰迁出一道合葬。

我毫不迟疑，立即和妹妹四处查看，终于在著名的“西山万寿宫”附近新开发“万寿山陵园”选好背山面水的墓地“富春苑”。陵园风景优美，犹如现代林园，中央湖光山色，墓区围绕四周，繁花似锦林木成荫。母亲看了照片终于放下心来……

无巧不成书，仅过了几个月，2009年4月母亲安详辞世，我立即赶回国内，我们终于为父亲迁墓和母亲的骨灰合葬在山清水秀之间。

母亲无比贤惠父亲无比宽厚，父母亲感情融洽、相濡以沫、互相体贴、一辈子从未红过一次脸，如今父母亲团聚在九泉之下。我心头感到无比欣慰。

值此父亲节和忌日之时，我感恩父亲对我的生养之恩，感谢父亲对我的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感谢我的品格里留下了您的烙印！

聊以自慰的是：如今父亲的简介出现在网络上、登载在报刊里、记录在历史资料中、留在在县志上（历史名人况钟也在靖安县志中），电视台在父亲出生地老家拍摄资料，甚至也作为名人在墓园专栏中加以介绍（据报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等也在此落叶归根）……留下了鸿爪雪泥。

今天，终于我完成了多年的心愿，完成了此文。在忌日之时祭奠我的父亲，以此文寄托我对父亲的无尽的哀思。

我庆幸父亲再也没有人间的烦恼，再也不受世间的痛苦，又和母亲团聚在“富春苑”。

我永远怀念我亲爱的父母，你们不仅生养了我们，还传承给了我们一些主要的传统品德。

愿父母双亲在天之灵慰籍，在九泉之下安息。

2024年6月28日 甲辰年五月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三六期(cm072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