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苏俄与中国
在北洋政府那个时代，孙文是无产者，他不是一直都是无产者，但是这一阵子非常倒霉，已经沦为无产者了。而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些人，家大业大，还比较有产，所以苏联不给我钱又怎么样，老子不是没有钱没有地盘，你跟我作对，我至少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你过来试试看看？所以他可以比较坚持原则。而孙文已经是被陈炯明赶走了以后，而且年纪又已经大了，以前他的前半生一直依靠日本军部黑龙会的支持，但现在日本人自从已经变成了远东的分公司经理以后，已经觉得没有必要支持革命方面的势力，采取维护条约体系的做法对他更有利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找不到支持者，而且自己又处在人老珠黄的状态，所以他如果不支持苏联的话，那么他恐怕以后国民党就要从历史上消失了。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后半生也只能一直去炒股了。
得到苏联支持的结果，就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我们从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内幕你就可以看出，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已经强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只要求在几个军工企业和北洋政府的几个部门里面设立几个顾问，这个顾问的性质跟袁世凯在朝鲜设立的顾问实际上差不多，并不负实际责任。但是鲍罗廷在广州的基地，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在国民党开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必须有俄国代表出席；季山嘉是直接主持广州的军队的；广州政府的主要武器，通过海参崴，由斯大林安排运到广州；广州政府的主要津贴，通过上海和香港由鲍罗廷筹集，以国际赤色劳工组织捐助名义提供给广州政府；在所谓的沙基惨案当中，率领游行队伍去冲击英国警察的是俄国军官；在所谓的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中间，在汉口主持大局的也是俄国顾问。现在俄国顾问他们和最早期的国共合作党人在两湖地区的根据地现在还留存着，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武昌汉口那里去看一看，那是绝对的豪宅。比起昙华林附近英美各国的富商、主教、教会长老之类的住的房子还要宽大七、八倍。他们的菜单都留到了现在，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开会的时候，在会上负责送茶送水那些普通服务员，一顿晚饭要吃七道大菜。就是这样一些人，声称他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领袖，我想没有任何工人农民能在汉口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汉口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的妙处在哪儿呢？在于共产国际在计算它的东方津贴的时候发生了一点计算错误。因为俄国人对中国内地的物价标准不太了解，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通过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总坛，然后这些总坛到内地发展分坛的时候，他们第一是不知道内地的生活标准和社会情况；第二可能是觉得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多花点钱也无所谓。所以他们大体上按照中国沿海地区的物价标准给他们在两湖地区的代理人制定了工资标准，于是这些人就像是立刻就发了大财一样。你自己想想，如果有人按照上海的工资标准发工资，让你到武汉去住，你是不是觉得你一下子比武汉那些按照本地工资标准发工资的人，一下占了无穷的便宜。两湖地区的那些人，之所以能够住得起这些豪宅，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他们没有搞清楚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物价差别。
共产国际在远东设立机构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们是通过西伯利亚局建立远东各国共产党的。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粗糙。比如说西伯利亚局同时负责整个远东地区的共产党建设，因此他们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同时活动，而且派出去的人员彼此之间也没有打好招呼，以至于同时建立了两个朝鲜共产党，然后两个朝鲜共产党彼此之间掐架，一路掐到莫斯科去了。从这件事件你就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可能是在冰火仓皇之中，工作是做得很差劲的。
第二阶段，远东共和国阶段，工作就做得比较好的了，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有理论依据的缘故。列宁在东征的过程中，首先发现了统战工作的妙用。按照我党的说法，就是统战工作是我们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正如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法宝一样，这些法宝都不是他原创的，而是苏联提供给他的。统一战线的妙用是列宁在打高尔察克的时候发现的。他发现直接打的话，因为尽管他是拥有武器优势，但是由于俄国贵族和军官勇敢的传统，以及俄国农民对征粮队伍的反感，付出的代价还是很大。但是敌人是有弱点的，敌人内部不团结。白军理论上的共主是萨马拉的立宪会议，这个立宪会议就是在圣彼得堡召开以后，被列宁带着布尔什维克水兵冲进去解散的那个会议。但是当时列宁刚刚夺取政权，契卡机构还不够完善。按照后来的做法，他应该是，既然解散了议会，就应该斩草除根，把那些罪该万死的人员就地枪毙，以绝后患的。但是他刚刚夺取政权，要忙的事情很多，让那些议员中间有很大一部分逃出了圣彼得堡。这些人逃到了萨马拉，然后在那里宣布立宪会议复会。因为有了一个法统的象征，于是各地的叛军就风起云涌地宣布他们响应立宪会议，只有立宪会议才是俄罗斯的正统了。但是立宪会议的代表力量是五花八门的，包括大量的粉红色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有自由主义分子，也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流品驳杂，所以你就可以打一个楔子进去，把他们分化瓦解。列宁对这个西伯利亚政策就是，瓦解高尔察克政权内部，通过高尔察克政权内部的社会民主党来打击高尔察克。
这个做法相当成功的。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刻，高尔察克的基地伊尔库茨克发生政变，社会民主党掌握了当地政权，反过来打击高尔察克。在他们正在掐的不亦乐乎的关键时刻，红军突然就进了城。高尔察克本人是比较保守的，他和大多数俄罗斯军人一样，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也就是比布尔什维克稍微好一点，对这些人是很不信任的。但是这些人既然在立宪会议中占了相当大的势力，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不得不在政府中给他一些位置。这一点就是右翼威权政府和左翼的不同。如果是共产党人搞的话，除了花瓶以外，你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实权的政府位置。但是右翼的独裁者，在这个方面没有办法做的像左翼一样绝，他要搞联合政府就真得给你一些实权。而布尔什维克统战的结果，就是使这些社会民主党人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从内部破坏高尔察克政权，导致了高尔察克本人及其总理，不但在关键时刻没有办法出城打仗，连逃跑的计划都遭到了破坏。如果高尔察克能够逃到远东，那么他的格局就比后来的谢苗诺夫这些人要好得多了。因为他是负有俄罗斯立宪会议法统的，而后来的白军就没有这个法统了。
列宁经过这次胜利以后，就觉得这种办法可以系统的加以推行，于是他成立了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名义上是一个独立于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家，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它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由联合政府领导。联合政府的首脑和一半成员都是资产阶级人士，但是那另一半成员中间，包含着几个最要害的，按照俄国人现在的说法就是强力部门，也就是说，枪杆子牢牢的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里面。但是政府首脑以及负责外交和经济部分方面的那些经常抛头露面的人员，要由旧的资产阶级人士，照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就是政协，就是由这些政协人士担任花瓶。这样就可以欺骗资产阶级世界，让他以为远东共和国是没有危险的。同时也可以欺骗俄国国内的反对者，以为这样一个共和国跟布尔什维克有本质区别，不会实行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实行的恐怖统治，因此缓解他们的抵抗力量。远东共和国还有第三项作用，就是说，既然它在理论上来讲是一个独立国家，跟脱离俄罗斯帝国独立的爱沙尼亚和芬兰一样是一个独立国家，那么通过它为基地，向日本、朝鲜、中国这些地方派遣渗透人员，就要比从俄罗斯本地派渗透人员要容易得多。特别是当时俄罗斯在远东还有大量的中国和朝鲜的侨民，如果在这些侨民中间发展组织，训练特工，派他们去渗透的话，比起直接派俄罗斯人去渗透效果还要好。所以俄国渗透的第二阶段是远东共和国时期。
现在的，我们官方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间，规定 1921 年一大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起点，这不符合历史。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 1920 年已经成立了，但是这个成立是西伯利亚局领导下的一个极其混乱的组织，效果也不太好，所以被后来的正式历史给抹掉了。第二次成立，是远东共和国远东局的特工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领导的，在上海成立。参加会议那几个代表，包括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大体上是起花瓶作用。真正的工作，甚至不是由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而是那个不显山不显水的尼克尔斯基。如果你现在到上海去寻找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堂什么什么的，你就会发现代表上那二十几个代表，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介绍，介绍他如何如何，诸如此类，blabla 的丰功伟绩。只有一个人默默无闻的留在后面，什么介绍也没有，他的名字就是尼克尔斯基。他的名字在三个字组成的中国人名字当中非常显眼。马林这个名字你看上去还很像是中国名字，你不会发现他原来是个原名斯内夫利特的荷兰共产党员。而唯有尼克尔斯基这个名字，任何傻瓜都可以看出他不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有任何介绍，因为这个介绍是没法写的。他在完成了在中国的任务以后回到俄罗斯，在托洛茨基倒台后的俄国内部斗争中间被斯大林逮捕，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枪毙了。但他实际不是帝国主义间谍，而是苏联本身的特工。在俄罗斯解体以后，苏联历史学家重新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予以公布。我想现在远东研究所里面，还留着相应的材料。但是这段材料要纳进中国的党史内部，那就是太过于尴尬了。
照现在共产国际留下的账单，一大以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党费和募捐的方式，从中国本部弄到的钱，大概相当于是一千美元左右，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中间，大概占了不到5%。 95% 的经费来自于共产国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经费跟苏联本地不同，苏联革命成功了以后，本地废除了贵金属而实行没有办法兑现的纸币。但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在上海远东局，他们绝对用的是真金白银，用的是墨西哥的鹰洋、中国本地的银元和当时还可以兑换黄金的美元。远东局拿到这笔钱以后，通过远东局的书记和委员，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级办事人员。注意，不是交给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领袖陈独秀，而是交给陈独秀下面的，像邓中夏、周恩来、顾顺章，还有李立三这一系列的人。这一系列的人拿到钱以后，他们汇报的对象不是陈独秀和他的代表，而是远东局的委员和主席。
在二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内，起主要作用的、担任远东局主席、负远东革命主要领导责任的人是维经斯基。领到他的钱的人是李立三、顾顺章、周恩来这些人，他们拿到了这些钱以后，展开的活动包括几方面，首先是帮会工作，就是你要加入青帮或者其他的帮派，拜当地大爷为师，然后你自己当小弟。通过帮会工作，把帮会的门徒组织起来，把他们改组为真正革命的工会。因为工会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工会和帮会是一回事。无产阶级的劳工，基本上就是在青帮的保护之下的，所以李立三就拜了青帮的大佬常玉清，青帮当时的说法叫做老爷子，常老爷子常玉清。李立三是常玉清的门徒。这个门徒身份是他能够在上海发动五卅运动的根本。
五卅运动照现在的说法是工人运动，实际上照当时资产阶级人士看来，是一个黑帮运动。顾顺章和周恩来的交涉对象更加牛逼一点，就是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杜月笙和黄金荣。在 1917 年上海革命的前夜，周恩来派汪寿华拜在杜月笙门下。注意，他不是直接以共产党身份拜在杜月笙门下的，他首先戴了几层白手套：他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拜在杜月笙的门下，加入了青帮；然后以杜月笙弟子的身份，去组织上海的帮会。周恩来的报告是这么说的：上海的流氓无产者、帮会成员，还有逃兵，共有几万人，他们目前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在将来的革命中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 1926 年底和 1927 年初，就是北伐军正在蒋介石率领下从南昌东下，快要逼近上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决定在上海发动起义，他们的依靠力量就是上述这三种人。当然仅仅依靠下层的力量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打通上层关系，以租界为避难所。因为华界——就是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在法律上属于中国的地区，由北洋军阀的李宝章控制，这些人是可以决定逮捕你的。因此共产党的主要机关迁入了租界，准确的说是迁到法租界，而法租界的大佬就是法租界的总巡捕，大名鼎鼎的青帮大佬黄金荣。周恩来和汪寿华跟杜月笙谈判，希望他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保护当地的共产党员。
于是，发生了你想象不到的、比小说还要精彩的一幕。他们在共产国际上海资产阶级各路匪谍、租界当局和帮会召开这一次秘密交涉，有几个主要代理人：我们都熟悉的周恩来同志、汪寿华同志代表共产党这一方；工部局的董事会代表帝国主义和上海资产阶级一方；著名的东正教徒，安利烈· 帕夫洛维奇· 虞（我们中国人叫做虞洽卿，他是苏联的老牌间谍，因为东正教会当时是上海的一个著名的间谍窝，但他同时也是上海商会的重要主持人，五卅运动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充当调解人；杜月笙和黄金荣也参加了这场活动。活动调解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材料已经很不完全，就我看到的材料，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内容：杜月笙用五千大洋资助周恩来和汪寿华闹革命；杜月笙去负责召集青帮大佬去说服总巡捕黄金荣，通过他说服租界当局，保护在租界的共产党人；同时，共产党人向租界和工部局保证，共产党人不会越过租界的边界，将会保护在上海的外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
这次交易达成的结果就是，李宝章派出他的便衣侦探进入租界抓共产党的时候，被黄金荣领导的租界警察反过来逮捕了，押解出境。押解出境，工部局和法租界当局对这些活动提出的官方理由是这样的：「租界不属于中国主权管辖氛围内，法律上属于中立区。国民党、共产党发动的北伐战争和北洋军阀战争，法律上讲属于中国内战。中国内战应该在中国人管辖区域进行，不应该干涉租界的政治秩序。共产党员逃到租界里面，是出于政治原因，按照国际法，属于政治犯的范围。租界当局，作为外国人，他们不介入中国内战，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中立，有义务保护中国的政治犯。」于是北洋军阀面对这种理由，以后就是完全傻眼了。但是这样做也没有防止我们亲爱的党理直气壮的指控孙传芳和段祺瑞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上海的革命者，发动革命的理由是打倒帝国主义。更精彩的内容在下面。杜月笙为共产党做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汪寿华代表周恩来很婉转的问他，向他表示感谢，其实就是试探一下他的态度的意思。杜月笙表示说，你们不用感谢我，江湖人的道义就是你帮我我也帮你。汪寿华一听就明白了，那么你想要什么呢？杜月笙回答说，别的不要，你只要把上海的鸦片贸易保留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汪寿华回告周恩来。于是双方交易正式达成，杜月笙得到了他的鸦片，而周恩来得到了上海的革命临时委员会。
上海革命临时委员会，可以说是统战史上的第三座丰碑。第一座丰碑是我们众所周知的远东共和国，第二座丰碑是鲍罗廷主持的广州革命政府，第三座丰碑就是维经斯基同志领导、由周恩来充当中间人、名义上由国民党的纽永建出面的上海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在民间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青帮政府。因为它总共有十九名委员，其中有十名共产党员和三名公认的青帮。其实，当时普遍的舆论只了解外表上谁是青帮，所以说它是青帮政府。但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我们后来人会发现，这三名青帮其实都是隐藏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他们到底是忠于青帮还是忠于共产党是很难说的。青帮政府这个词之所以出来是因为当时北方有另外一个青帮政府，就是依附于张作霖这个大军阀的另一个小军阀，直隶督军褚玉璞，他异想天开，他自己跟青帮的关系很好，又跟青帮的另一位大佬袁克定，就是袁世凯的儿子，当年反对袁世凯称帝那位仁兄。他是，后来袁世凯垮台以后，这家伙变成一个诗人，诗酒风流，最后像所有的诗人一样，不善于理财。最后把袁世凯留给他的家当卖了不少以后，快要混不下去了，投到青帮名下。青帮觉得这家伙好歹还是大皇帝的儿子，有必要给他养起来。于是就在青帮当中给了他一个更高的辈分，算是一个青帮的荣誉领袖。所以直隶在他的领导之下就组织了一个包括很多帮会成员的政府，号称是北方的青帮政府。南方的青帮政府就是维经斯基和周恩来幕后牵线成的这个政府。其实这个政府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当时舆论所说的三位青帮大佬，其实，我们说说他们的名字就够了：第一位，李立三；第二位，汪寿华；第三位，顾顺章。我想，说出这三个名字以后，大家心里就有数了。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们三位是共产党员，他们在五卅运动和以后的工人运动露头的时候，都是以青帮大哥大的身份出面来号召群众的。这是统战的第三阶段。
4 蒋介石的反击
上海是非同小可的地方，它占据着当时中国全国税收的一半还要多。你只要占据了上海，那么其他各地军阀至少在钱这上面是没办法跟你对抗的。蒋介石率领他的部队开进上海的时候，他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蒋自己的部队，从南昌打过来以后，渐渐的跟武汉的中央政府开始闹翻了。鲍罗廷在汉口，企图扶植唐生智来代替他。蒋介石现在处于一个进退失据的状态，他自己的部队中有不少的共产党人，他进入了这个上海，基本上已经被名义上不是共产党人、但是实际上是共产党人的帮会组织控制了。只要这些人在上海掌权，他很难得到上海的税收。而上海的巨额税收，只要经过足够时间的发酵，就很容易把他手下的那些五花八门的部队的一部分拉过去，而他手下的部队已经有一部分表现得非常不稳了。
在这种情况下，四一二政变到底是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呢，还是绝处逢生的一种自卫行动，就很难说了。因为当时是，斯大林和汉口政府都已经开始决定，觉得蒋介石这个橘子已经挤干了，可以扔了。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可能是经过长期炒股吧，有赌徒的性格，在绝望的时候可以采取完全不讲道理的行动。而在他采取完全不讲道理的行动的时候，由大批的逃兵和流氓无产者组织的上海工农阶级武装表现得很不禁打。如果从人数来讲，他们绝对是占了优势，而且占有极大的统治权，因为他们先进了上海，而且已经在上海实行了长时间的红色恐怖。所谓红色恐怖就是，用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代替过去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法庭。
我们不要以为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是头衔更好听一点，在「警察」上面加上「人民」两个字好像更好一些。什么是「人民」？这其实就是复制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所搞的经验。 「人民警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人、农民，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行使执法权，以前是只有官方认定的警察根据法律和上级的命令行使执法权。现在，我就像红卫兵一样，我宣布我是五湖四海战斗队的人民警察，然后我可以随便抓住一个路人，把他挂路灯，这个就不叫做「谋杀」了。照旧警察的说法，这叫谋杀或者私刑。但是按照人们警察的做法，这就是人们警察执行了人民法庭的判决。我们如果用资产阶级的语言来描述人民法庭和人们警察，就是人人都可以自己封自己当法官和当警察。当然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封，但实际上大多数老百姓是不会封的，只有处心积虑的革命家才会利用这一点，用法外的手段除掉他们的敌人。同时吊死几个资本家，在资本家门口放几个炸弹，可以非常有效的把他们的钱挤出来。看到这样的榜样以后，恐怕你也不敢不出钱了。在英国人或者是在北洋军阀面前，你是可以撒娇耍赖，就是不出钱的；但是在革命的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威胁之下，你要想不出钱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杀你，要挂路灯这个程序，比起大英帝国和北洋政府的王法来说是要简便和有效得很多的。
上海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几天之内弄到的金条和银元，就比过去张作霖和杨宇霆在江苏和上海的时候整整一年时间弄到的银元还要多。老实说，如果张作霖同志和张宗昌同志能够用同样的手段从上海捞到足够多的钱的话，我想孙传芳是很难用一个太湖秋操就能够赶走杨宇霆的。在当时，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手下，在他们旗下当时动员的流氓无产者和各种黑帮、工人武装，大概是三万到五万之间；但是在控制了上海、得到了从资本家手里面用挂路灯手段得到的银元以后，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们的所谓的工人武装就膨胀到几十万人之多。在 1966 年以前，上海从来没有这样的工人武装。而蒋介石带进上海的武装部队：真正进驻上海的武装部队，实际上只有一万多人；在整个上海地区派驻的武装部队也只有三万多人。而且这三万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桂系的人，并不听蒋介石本人的号令。所以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理由认为是可以瓮中捉鳖的。
但是他高估了他的流氓无产者的战斗力。这些人真要打起来的时候，表现得还是不如正规军。正规军虽然少，但是比较有纪律而团结；而流氓无产者虽然在挂路灯的时候比较积极，但是真到冲锋的时候却表现出一种一哄而散的迅速性和积极性。我们的党史上所记载，杨虎和蒋介石的部队用机关枪扫射游行示威群众，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像是记载沙基惨案，说是英国警察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一样。实际上他所谓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人数超过国民革命军至少七、八倍的武装工纠队员。我们要明白，工纠队员其实大部分不是真正干活的工人，而是我们上述介绍过的李立三同志和顾顺章同志搞的那些青帮同志、各路小弟之类的。他们挂上了红袖章、领到了枪支、得到了银元以后，觉得自己已经很强大了。但是他们没有打正规战的经验，没有相互协调和持久支持的习惯，真到一旦冲突的时候，只要第一排有几十个人见了血，剩下的人就一哄而散，就地把武器扔下，然后凭着他们对上海地理位置的了解，迅速的消失在上海的各个胡同当中，追击的军队永远没有办法把他们找出来了。
上海的革命势力在遭到这一次很可悲很丢脸的惨败以后，共产国际内部曾经引起过很严厉的检讨。你比较一下这些检讨的风格，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比较低级的层次，在周恩来他们那个层次，争论反倒是比较形而上的，他们在讨论流氓无产者到底靠得住靠不住的问题，以及恩格斯对流氓无产者的经典论述是怎么样；而苏联当时的考虑就技术化得多，他们在考虑，今后的工作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他们的结论是，今后应该加强兵运工作，也就是说，要从国民革命军那些受过正规训练、真正打过仗的国军老兵身上下手，把他们成建制成建制的拉过来，用来代替这些事实证明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流氓无产者。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展开，实际上是把张发奎手下的粤军的很大一部分拉过去了。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当时四分五裂的状况下，粤军，张发奎那一部分，一方面觉得广东是我们的老乡，一方面他们怀有一种石达开式的想法。石达开当时就是看到洪秀全和杨秀清互掐以后，觉得很没意思，完全背弃了当初参加革命的初衷，觉得还是当年在广州的时候充满理想主义的气氛很好，我们还是回到过去吧。于是他们就自管自的南下，希望打回广州去。在半路上，经过无所不在的周恩来同志适当的经营以后，正在南下的部队突然占据了南昌城，改变了他们的行军路线，使张发奎陷入一个两面不是人的局面：一方面他在蒋介石和国民党主流派的眼里面，他已经是一个开小差的人了，北伐还没有打完，亲爱的张宗昌同志和孙传芳同志还在湖口和国民军大战，你倒是想起回老家来了；第二就是你连老家都没有回去，你的军队哗变，把你给赶出来了。这个脸是丢得太大了。
朱德的第一批工农红军就是这一次统战工作的产物。与此同时，他的军队在后来的共军当中是比较少见的一支经过正规训练的部队。后来到三十年代的时候，毛在湘赣边界征集军队的时候，已经得不到这样高素质的士兵了。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利用当地的土客矛盾，就是客家人跟江西湖南土族之间的矛盾，把客家人武装起来去打击占多数的土族人。因为在以前的政治斗争中间，一般客家人是处于弱势地位，始终有被压迫感，把这些被压迫的人解放出来，充当红军的骨干，然后再收编一些王佐、袁文才那样的土匪和帮会，构成他的骨干。这种做法引起了苏联代表的不满，苏联代表在1928 年以后给共产国际提出的报告中，认为毛泽东的军队是半土匪，而且完全没有发军饷和寻找基地的能力，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扰害，导致了农民大量的投靠白军。但是毛泽东本人却是毫不在乎，面不改色的说，我们不但要招募流氓无产者，而且还嫌流氓无产者太少了，因为事实证明，只有流氓无产者是勇敢的战斗分子。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开始显示出了他在党内的异心。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处在远东局的严密控制下，周恩来也好，康生也好，陈赓也好，其他势力也好，都是非要得到苏联的认可和苏联的资助才能够正式开展他们的工作的。这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决裂，其实是苏联外交的一个重大挫折，意味着他的白手套还没有发挥完正式的作用就已经被撕开了。国民党本来是应该完成了他北伐的使命以后二十年才被徐徐替代，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节奏。但是共产党这样过早的暴露了自己，也就把自己赶到穷乡僻壤当中，而国民党得到了上海和东南沿海地区。
这对国民党的影响就是：第一，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因为得到上海就得到了最多的钱，其他钱不够的很难养活足够的军队、买足够的武器跟你竞争。第二就是它加强了蒋介石本人的赌徒性格。照蒋介石自己在日记中的自述，就是说，他这个人最喜欢用孤注一掷的手段，往往因此而致胜，然而也经常因此而大败。他经过了这一次重大胜利以后，在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都不断的运用这种做法。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你看到某一个人有赌徒性格，你在他垮台以前就可以精确的预见到他的下场，因为只要他按照这种生活方式走下去，他就不可避免得到赌徒应有的结果，就是说，不断的获得一系列惊人的局部胜利，但是最后会在一次可怕的惨败中搞得全军覆没。
从当时的格局来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其实是一个不大应该存在的东西，因为它即使是得到上海，又通过宋子文的财政改革实行了银行和重要企业的半国有化，建立资源委员会以后，它的财政基础仍然是少得可怜。大概最初的时候，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总共也就只有几千万银元，到最后，到抗战前夜，也就是经历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以后，它最多也就只能搞到四亿。但是苏联人仅仅是养冯玉祥那支军队，每年给的年金就是八千万银元，这还不用说是通过上海、印度支那和香港，用来支持南中国各地、粤桂各军、用来养活汪精卫改组派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养活吉鸿昌等西北军各将领的那些巨大开支。当然我们必须公正的说，在这些开支中间，共产党只得到了极少一部分，跟冯玉祥比起来，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兄弟。共产党在抗战爆发以前，开始的时候一年只拿到几万银元，最多的时候，也只拿到几百万银元，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钱实际上只有冯玉祥拿到钱的十分之一。
当时中国法定疆土的财政格局分布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中国有大概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土地由苏联人养活。总的开支大概是——没有办法精确统计，你只能根据冯玉祥的比例来算，因为南方和沿海地区的普通费用和武器费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可以大致估计，维持中国大概三分之二领土上的各路所谓的国民党左派的军阀，花掉了苏联大概八万亿左右的开支。蒋介石依靠上海和天津的海关收入，以及盐税和派驻工厂的统税，拿到了几千万到几亿的开支，统治了中国大概五分之一的土地。除去上述这四分之三和五分之一剩下的领土，绝大部分由张学良统治，还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碎，由刘湘那些不值一提的小军阀统治。这些小军阀用的是北洋时期和清末时期用的土枪，能够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淘汰下来的步枪就要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一个师长所能够支付的军费，还赶不上蒋介石在东南部的一个营长。像是刘存厚这样的在四川也算是大军阀的人物，手下理论上的正规军有十几万，但是拥有的枪支还没有张国焘手下红四方面军一个团的枪支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基本格局。从地图上看，列强好像是承认了蒋介石的政府，但从实际上来看，可以说是，亚洲大陆势力最大的是受苏联资助的各军；第二是蒋介石和那些不稳定的国民党盟友；第三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投靠哪一方面的张学良；然后剩下的那些各路杂碎军阀都弱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主要依靠列强的反应了。我们可以说是，假如国际形势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情况，你就等不到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当年北伐军打进南京开始残杀侨民的时候，列强就会像义和团时代一样行事了。列强的军队会直接开进东交民巷和南京，实行武装护侨。敢于跟列强作对的任何军阀势力，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到粉身碎骨的下场。跟刚毅和大阿哥的下场是一模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列强势力已经衰退，而且尤其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采取直接行动的日本和美国两个新兴列强采取不干涉政策。日本当时掌权的是币原喜重郎。他认为，以前中日之所以多事是因为日本干涉过度，现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日本人应该释放善意，在南京时期不应该出兵。由于日本不肯出兵，英国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才得到一条生路。如果当时列强能够集体行动的话，蒋介石肯定是完蛋的。第二就是，这个就没有任何悬念，是美国人，美国人尽管是南京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死的侨民中间主要是美国人，而且包括美国外交官。按照当时的国际法，他完全可以狠狠打你一下。但是美国认为，他为了维护威尔逊总统以来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深情厚谊，美国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从日本人和其他列强的虎口之下救出了根本没有能力自卫的中国。好人已经做这么多年，最后还是做到底，不能为了这件小事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于是他秘密保卫使馆的海军陆战队筑起沙袋，不准外出，坚决不能向任何中国人开枪，你们只要龟缩起来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足够了。
在日美两国这种政策的保护之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才得以成功。成功以后，美国带头，大多数列强又非常主动的交回了辛丑条约以后规定的各项条约特权，最重要就是关于海关权利，因为这是关于金钱的权利。国民党在得到了海关以后才稍稍有点像个政府的样子。在那以前，他们所谓的革命军队，没有固定的税源，依靠各地的资本家、绅商临时资助过日子，那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日本国内的严重不满，因为日本国内的宪法结构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国内的泛亚洲主义者和国际协调主义者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辛亥前后，北洋时期，大体上讲是在外务省控制的国际协调派的手里面。这一派主要观点就是，我们既然已经通过英日联盟和各种国际协约加入了国际体系，我们等于说是已经从优等生混向地区分公司的经理了，这样的大好前途必须珍惜，我们不能跟列强捣乱，列强说要维持远东秩序，我们就乖乖的维持远东秩序行了，一切按照条约办事，如果什么地方有人违反了条约发生冲突，通过国际协调解决，解决的基本原则是，回到条约体系去。币原喜重郎就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
照胡适的说法，这一阶段是日本所谓霸权无害的阶段，他不能充分使用他的力量。如果按照他自己力量的话，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把东北割出去。例如在清帝退位的时候，张作霖就很想是奉迎皇帝回关东老家，如果革命党都要十八省，但满洲父老至少是忠于大清皇帝的。日本这时候只要稍稍下下手就可以把东北割出去，但他们不肯，他们遵循列强集体行动原则。袁世凯倒台的时候机会再次出现，北伐军前进的时候机会第三次出现。但是每一次当权人都是外务省的国际主义协调者，日本人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决定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统一。这一点在后来他们垮台以后变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因为泛亚主义者可以很正确的说，事情全都坏在你们手里面，当初如果你们当机立断，把九一八事变提前十年或者二十年发生的话，无论是中国还是列强，都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你们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把我们给害惨了。所以现在我们总算是推翻你们掌了权以后，一定要踩你们一万只脚让你们永远不能翻身。当然他原话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