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烈地向读者推荐徐友渔先生的新书《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台北，渠成文化出版，2023年12月）。1999年，徐友渔出版过一本《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这本《革后余生》可以说是《蓦然回首》的姊妹篇。
《蓦然回首》从作者的童年回忆写起，写到1966年高中毕业，然后把主要篇幅写到他如何参加文革，一直写到下农村插队落户，写到1971年林彪9.13事件。这本《革后余生》则是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恢复高考写起。徐友渔先是考上大学本科，一年后又考上研究生，198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一直写到2014年5月，他因在北京召集纪念六四25周年座谈会被当局逮捕，关进北京市第一看守所，6月5日获释为止。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自传。
（一）
我和徐友渔是老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至今已有57年。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在成都十九中，他在成都一中，都是高中66级。1967年三月，我和同学们创办了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北京《中学文革报》遇罗克 的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通过这份小报结识了几个外校的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徐友渔。后来成都造反派打内战搞武斗，我和徐友渔虽然分属对立的派别（我是八二六派，他是红成派），但我们都不喜欢极端，不喜欢任何一派中的激进分子。我们都反对武斗，主张联合，于是又走到一起来，为促进两派大联合做了一番努力。 1969年初，老三届都被下放农村。我们十九中的同学被安排到渡口市郊区，友渔他们一中去的是安县。在知青岁月，我们有书信来往。我们先后回到成都，交往更方便也更多了。我们在一起总是谈思想，我们都关心时政，同时又对知识有着纯粹的超功利的强烈爱好。我们互相推荐好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文史哲，交流读书心得，讨论一些大问题，互相启迪，互相激励。
友渔在《革后余生》里写道，他是受到我的鼓励去考研究生的。事情是这样的。1977年恢复高考，友渔考上了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我却因为当初是以病残的名义回城，而当时成都招生办规定病残不准报名，因此错过了77年高考。到了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报名费才五毛，也不限制病残报考，我以“同等学力”的名义去报了名，居然考上了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而且初试复试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友渔闻讯大受鼓舞。因为以前我们有很多交流，彼此知根知底。既然我都能考上，他应该也没问题。于是在第二年，79年，友渔以在校生的身份报考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生。这一年7月，学校放暑假，我坐火车从北京回成都探亲。车上两位邻座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女生，其中一位的姨父恰好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徐崇温，徐友渔未来的导师之一。这位邮电学院的女生告诉我，她听她的的姨父说起过他们这次录取了一位四川考生，考分高不说，还是数学系出身，外语也好。我一听大喜，对她说：那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啊！叫徐友渔。我回到成都后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友渔。
我考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友渔考取的是当代分析哲学。我的毕业论文是论休谟的因果观，友渔的毕业论文是评罗素的认识论。连我们的哲学研究取向都不约而同。
我和友渔后来都获得了硕士学位，进入了研究所，成了所谓知识分子，但其实我们早就是知识分子了。我和友渔后来都成了自由主义者，但其实我们早就是自由主义者了。是相同的精神气质，使我们成为后来的我们，使我们在成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是我们。
（二）
徐友渔这本《革后余生》的副标题是“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在前言里，友渔写道：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 自从经历了六四屠杀之后，我再也无法以身为一个书斋学者而满足，今后我所有的研究、思考、写作，都必须与正在改变的中国现状相关，必须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标相关。
六四之前的徐友渔，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学术道路上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考试中拔得头筹，获得了到西方留学的机会，赴英国牛津大学师从世界知名哲学家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学成归国后，通过特殊的考试和成果评议，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成为哲学所最年轻的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还当上了研究室副主任。 学界前辈和同道都把他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友渔选择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分析哲学，这门学问很高雅，用友渔的话，“有点像是在象牙塔中作诗”。但其实这一选择体现了他的精神特质，喜欢明晰的思想和明晰的论述，不喜欢只有宏大气势但没有信息量的空话大话废话，不喜欢文通理不通的虚假论证。友渔选择语言分析哲学，也体现了他长期的深厚的社会关怀。他是为了让国人的思维更科学、更理性、更精确，也是为了从思维方式和表达与论证方式上破除官方的意识形态统治。想当年，友渔和我能比一般同时代人更早的走出官方意识形态的牢笼，就因为我们自发的采取了若干逻辑的语言的分析，发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和逻辑谬误。友渔说，语言分析哲学这个学问是最抽象的，但是，对于中国长远来说又是最要紧和最切中要害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中国人需要的正是这个手指头。友渔在学术上的成就非凡。他那本《“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荣获金岳霖学术奖。
六四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友渔写道，早在1988年，人们就普遍预感，1989年将是多事之秋：因为这一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知识界人士纷纷议论，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使1989年成为新时代的起点。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公开 信，建议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接下来，知识界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签名信运动。友渔是其中一波签名信的组织者和执笔者。其后，友渔参与了、见证了北京八九民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六四开枪后他和他的妻子奔走于北京的多家医院，收集和记录死伤者的名单。
六四事件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生活方向，友渔的改变是内在的。面对六四后的中国，友渔感到，他不能满足于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不能沉溺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理之中，他再也无意于体制内的提升与发展。自六四后，徐友渔从学院派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
根据自己的志向、学养、兴趣与关怀，友渔作出了一种堪称公知经典的选择，那就是：“在思辨和理论层面从事一种与政治、社会批评的专门学问，使自己在现实层面的社会评论有更深厚的学理资源支撑，并使二者相得益彰。”
接下来，友渔把他的哲学思考，从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从他天生的气质倾向，也是从他在毛时代的生活感悟，友渔自然而然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言说活动中，徐友渔一身而兼二任，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这就很像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自我定位，即“入戏的观众”。 另外，友渔这个公知和其他很多公知不一样，他还亲身参与了争取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抗争活动。友渔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在这一方面，他更接近于捷克的哈维尔。
（三）
2014年5月，徐友渔组织了一场在私人住宅中的纪念六四25周年座谈会，当局竟然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将友渔拘捕，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友渔的这一遭遇，是其他在体制内学院中尚有一席之地的公知们都不曾有过的。这也凸显出徐友渔之所以为徐友渔。
2014年5月6日，徐友渔被当局刑事拘留，事因是他参加了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家中举行的“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罪名是”寻衅滋事“，一同被拘留的还有郝建、胡石根、笔名“不锈钢老鼠”的刘荻和浦志强。
我读到这则新闻，非常愤慨，也有些惊讶。记得5年前，友渔他们也举行过同样的研讨会，地点还是在香山别墅饭店这样的公众场所，会后当局的反应还算温和，与会者中只有部分人受到警察的问话和含蓄的警告。为什么这次同样的活动，而且还是在私人住宅中举行的，当局却要抓人了呢？把一件在私人住宅中举行的活动安上 “寻衅滋事”的罪名，这简直是公然无耻，把起码的脸面都不要了。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稍一思索，我觉得我明白了。此前我就听说，当局有一套名叫“拔旗”行动的计划，要把各个领域中人权活动的旗帜性人物一概压下去。徐友渔就是一面旗帜。友渔兼有两种身份，一方面，友渔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又和被当局打入另册的民运人士相处无间。由于当局的威胁和抹黑，一般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总是避免和体制外的民运人士沾边。友渔决意要改变这种情况，友渔和刘晓波成为好朋友。他和晓波倾心交谈，达成共识：“今后，就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而言，如果看法一致，我们可以在同一份声明或呼吁上发声，让我们的主张以一个系列而不是两个系列的面貌出现，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不复存在。”
2004年5月，友渔在刘晓波等人发起的关于六四15周年呼吁书上签了名。他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头头几次找他谈话，要求他撤销签名，口气严厉，语带威胁，被友渔一口拒绝。后来头头们的态度变软了，虚张声势的说了一声“下不为例”。友渔立即回复说：“我可没有担保下不为例。”
《零八宪章》是体制内外精诚合作的高潮。友渔参与了《零八宪章》的发起和签名。刘晓波被捕后，他和一些朋友立即发表公开信“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接下来，徐友渔又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维权律师莫少平一道，顶着不测的风险飞往布拉格，代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签署者领取了捷克人权奖。友渔还以个人名义，致信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推荐刘晓波获和平奖（按照诺委会章程，友渔有推荐的资格）。当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发布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后，友渔立刻和朋友们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不到10天功夫，就得到了852人的签名。
自从和刘晓波等民运人士合作，友渔就成了警察频频光顾的对象。警察成了友渔生活的一部分。和警察的每一次交往都是一次抗争，捍卫人的尊严、捍卫正常社会生活的抗争。友渔和警察打交道的故事很多。有两个细节很能显示友渔的个性和风格。
一次，警察找友渔去办公室谈话，谈完后拉着友渔一道出去下饭馆吃饭。友渔知道他们一定会趁机胡吃海喝一顿，反正都算在他这个项目上。友渔就是不去。害得这几个警察只好买回盒饭，啃炸鸡腿。友渔写道：“我的拒绝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是实质性的，想到这点我心中就略微泛起一丝快意。”
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奖，友渔他们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之后，警察找到友渔，刨根究底的问声明出台的经过。友渔当然不会如实相告。他只说发起组织者就是我一人，由我负全部责任。谈完后，警察把记录下他谈话的几页纸递给他，要他好好看看有没有差误，然后签名。友渔立刻把早就准备好的话抛过去：“我不看，也不签名。”友渔说我敢作敢当，但是我知道你们很可能会把这份记录中我说的话掐头去尾，重新组合，变成诬陷我或其他人的法律上的证词。你们在对刘晓波的判决书中 就是这么做的。警察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离去。
友渔是这样的一面的旗帜，无怪乎当局不顾起码的脸面也要把他罗织入狱。自那时起，大陆的报刊、媒体（包括网络）上就再也看不到友渔的文章的踪影了。
（四）
徐友渔这本《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读得最多最细的是最后一章“在看守所”。因为其他章节写到的事情，我原来就知道一些，有的事我还相当熟悉。唯有在看守所这一段生活，我以前知道的很少，所以读得最认真。我越是读这一段叙事，越是对友渔由衷的敬佩。友渔太了不起了。
友渔被审讯，第一个问题就是5月3日的“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友渔写道，在5月3日会议之前，他就多次承诺，召集会议的责任由他承担。在整个审讯期间，友渔坚持实现了这个承诺。涉及到其他与会者，可能对他们不利，警察又未见得知道的情况，友渔绝不吐露。尽管这些事都是正大光明的，符合现行的 宪法和法律的，但经验证明，当局会无耻的把你说的事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罗织成罪名，然后对他人进行惩罚和迫害，所以友渔绝不吐露，不给审讯者任何可乘之机，坚持由自己承担起全部责任。
友渔的同案犯，笔名“不锈钢老鼠”的刘荻，在第二年（2015年）写文章回忆道，“和徐友渔老师成为‘同案’，是我的荣幸。我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就是我愿意和他一起坐牢”。刘荻说，“2012年12月28日，朋友们决定闯关去探望长期遭到软禁的刘霞，特意拉上了徐老师，意思是请他来‘背黑锅’，承担可能的责任。徐老师欣然应允”。“去年5月的六四研讨会事件中，徐老师主动提出愿为此承担责任，而且说到做到，即使坐牢也不反悔。在我看来，要成为民主运动的领袖和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要能够承担责任”。
在看守所期间，友渔被多次提审。每一场审讯都是一场博弈，每一场审讯也都是一场抗争。审讯的目的常常不是为了从你口中得到什么要紧的信息，审讯的目的常常就是为了侮辱你的人格，打击和摧毁你的意志。友渔总是从容应对，一找到机会就反击。友渔当面质问审讯者，请你解释什么是“寻衅滋事”罪，它怎么和我们的行动相关联？审讯者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只好说，你不该这么问，你只该考虑你自己的问题。友渔说，这个问题不弄明白，其他事情无从谈起。审讯者恼羞成怒，说，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罪名抓你，并威胁说，另外的罪名判罚会更重。友渔毫不退让地反击道：“如果你们用这个罪名抓人不成立就随便换一个罪名，那说明你们抓人和定罪是任意的。”审讯者自知理亏，被迫转移话题。这个审讯者对友渔怀恨在心。在接下来的一次审讯中，他用凶狠的眼光逼视友渔，友渔针锋相对，用蔑视的 眼光盯着他，不眨眼，不转移。两人相互怒视了许久，最后，是对方把眼光闪开了。友渔和警察打了多年的交道，没有一次在气势上屈居下风。
看守所的情况很恶劣。监室只有22平方米，却关进了17个大男人。其中大多数是重罪嫌犯，包括4个杀人嫌犯、一个等待处决的杀人犯，3个贩毒嫌犯。中国监 狱的惯例，对新来者要施以下马威。友渔一踏进监室，囚徒们个个眼露凶光，牢头问道：“干什么的？为什么事进来？”友渔说我是中国社科院的教授，因为开了一个纪念六四的会议被抓。奇迹发生了。整个监室的气氛为之一变。众囚徒的态度由威吓变为赞叹。友渔在监室中受到一系列优待。没有人对他直呼其名，都叫他“徐老师”、“徐老”。友渔写道：“我在狱中心态平和、精神宁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丝毫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虽然狱友们因为我是政治犯和教授而对我十分尊重。”
友渔书里还讲到一件事。一次被提审后，一个年轻的警察趁没人的时候溜进审讯室，对友渔说：“徐老师，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文革和红卫兵的书，那真是有关文革里程碑式的著作！请你好好保重。”友渔听了深受感动和鼓舞。读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这个警察会不会是看了我写的书评呢。我为友渔那本《形形色色的造反 ——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与演变》写的书评，标题就是“文革研究的里程碑”。
在仅有的一次和律师会见，友渔对律师说，作为哲学家，生死看得很开，精神不会崩溃，死都无所谓。唯一感到愧疚难过的是给家人带来惊吓和担心。
拘押了些日子，经过了几次审讯，当局要友渔“写一个认识”。友渔略一思索就答应了。友渔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被当局抓了，强令你写“认识”写“保证”，怎么办？友渔有自己的应对方略：面对兽类，大可不必太迂腐。能蒙混过关就蒙混过关。出卖同伙的事绝不能做，自我污辱的话，别人说了不谴责，自己决不说。
警方要求一定要有“认错”的字句。友渔是这么写的：“基于错误的形势估计而开了会”，“只考虑自己主观上并无恶意，认为此举能化解社会紧张对立情绪，促使 执政党借鉴台湾国民党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方式开辟政治新局面，但实际上却没料到执政党会做出强烈反应”……这与其说是认错，不如说是批判。居然也就过关了。
2014年12月16日，瑞典“帕尔梅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会” 宣布，将2014年度“奥洛夫·帕尔梅奖”颁发给徐友渔。2015年1月3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举行了颁奖仪式。友渔因取保候审不能出国领奖。 在颁奖式上，基金会总裁宣读了颁奖词，并传达了徐友渔的决定，将全部奖金（7万5千美元）捐赠给“天安门母亲”。
从1967年3月，我和友渔结识，转眼之间，就过去了57年。我们这一代人，除去离世者，其他的也步入余生。无论是言说还是行动，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事，友渔都不愧为我们这代人的典范。借此书评，谨表达我对友渔崇高的敬意，以及对我们半个多世纪友谊的美好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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