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洛生：文革浩劫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再版补遗）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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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五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〇期（zk2406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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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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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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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文革浩劫 赵洛生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再版补遗） 孙怒涛
【往事非烟】 “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五） 范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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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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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文革浩劫
·赵洛生·
〔作者简介：赵宏才，又名赵洛生。１９４５年考入中央大学社会系，一直任中大地下组织新青社的领导，１９４７年入党，次年任中大地下党总支委员。１９４９年前曾两次被捕入狱。１９５７年，他在北京中苏友协工作时被打成右派，发往农场劳动改造。１９６１年摘掉右派帽子后被分配到安徽省歙县徽州专区农业专科学校任副校长。文革又入囹圄，从造反派的关压中越狱逃亡，多次在死亡边沿挣扎，长达八年里靠讨饭、打工活命。本文是他的回忆录《劫后余生》中关于文革经历的部分〕
（一）再劫再戾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哦，现在我才算恍然大悟。马恩学说认为，运动是绝对的，不停的，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也是不停的，斗争是绝对的。于是自从共产党当政就不断的搞运动、搞阶级斗争。苏联是这样，中国也一样。从斗争地主、镇压反革命、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集体食堂、搞所谓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阶级斗争斗倒一批又一批，现在斗到开国元勋、国家主席头上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是，过去反右派斗争，我竟然低头认罪，迫于淫威把无罪承认为有罪。丧失个人人格，这才真的是我的大罪。我必须赎罪，赎回我的人格尊严。——我心里一直在想着。
这时，在毛泽东领导下，由学生为首的造反派对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人批斗打倒。这些领导人都被毛说成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只要是领导人都有罪。据他们揭发，过去我说过一句：“青菜豆腐保平安”，这就证明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我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穷得只能吃青菜豆腐。我还曾说过“小鸟自由的飞翔。”这又证明我认为社会主义不自由。我还有许多滔天大罪，和这一样，不必赘述。这些造反派真个是为所欲为的折磨、侮辱原来的领导人。例如说批斗时，挨批的人得低头弯腰或下跪，要挂黑牌子（牌子上写着“走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之类）、戴纸糊的高帽子，游街示众。一切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说来办事。
那天他们斗争我，命令我跪下。我说：“我这辈子没学过下跪，从不会下跪！”
“不会就要学，你要下跪向毛主席请罪。”
“对不起，我是人不是狗，不会下跪！”
于是这些暴徒就用棍子、翻毛皮鞋对着我两只脚后面的打弯处狠打、狠踢，使我膝盖弯曲跌下地，这就成了屈膝下跪。这时我忍着两脚剧痛，努力把两脚伸向前方，从而跌坐在地，几乎是躺在地上。我心里响起了《马赛曲》的声音：“……awake to glory”！我对着暴徒们怒目而视：“看吧，我是坐在地上，不是跪在地上的。”于是突然一棒把我打昏过去。
后来有个青年告诉我说，我被打昏后，暴徒们说我装死，这时我的鞋已被打掉，他们拿了个钉子扎我的脚底板，我没有反应，于是他们干脆把钉子钉进我的脚底板。这个青年于心不忍，随后把钉子拔了出来。哦，怪不得现在我的右脚底板在疼。他给我说了这事以后，我忍不住笑了。
“啊，你还笑？”
“因为我庆幸自己保住了人格尊严。到死我也是人，决不会当狗。”我说。
“噢，你给我上了一课。”他说。“可是别的当权派，叫下跪都下跪。”
我的确很高兴，为此我还作了一首诗：
金钱豹。
箭毒入心猝夭。
坐地昂头威不到。
死犹风骨傲。
如今人妖颠倒，
生受铁笼浇脲。
冻夜风高鹰犬叫。
念君飘冷笑。
金钱豹在被射杀后，后脚坐在地上，前脚撑着地，就像活着一样。当地农民十分欣赏，说它们是“坐地昂头威不到”。现在我想起了它们，对那些暴徒飘出了轻蔑的冷笑。
他们把我囚禁在一个小房里，日夜还有人把守，如临大敌。看守在外面唱着毛泽东的语录歌《今胜昔》、《换新天》。哦，这是毛的指示。过去在旧社会，我坐过两回牢。如今换了新天，今日的新天比昔日的旧天还要黑，所以是今胜昔了。
越狱生还二十年，前朝驾崩忽回銮。
钦犯捕归本朝办，两蝉联。
魔爪余生今待毙，旧伤新创缀连环。
窗外放歌：今胜昔，换新天。
这就是当时的写照。
这时学生造反派和县里的工人造反派双方在斗争，没工夫来管我。我就自由了。毛实际上是信任他的军队，命令各地的武装部队“支左”，即由部队支持“左派”。后来还派来８３４１野战军来支左。县武装部积极支持学生造反派，排斥工人造反派。小县城里的工人造反派，当然不会有几个标准的无产阶级分子，多数只是手工业者那样的所谓“小业主”，他们被看成和资产阶级差不离。所以县武装部排斥他们。于是实际上是由县武装部的“支左”，在把这里的造反派分裂成了两派。
其实全国各大城市，甚至各小城市，造反派都在支左部队的所谓支左下，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叫“好派”，他们夺了当权派的权，并且欢呼夺权好得很。另一派也要夺权，就反对前一派，说前者夺权“好个屁”。这就叫“P派”。
这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特别是江青巧妙地用一些“不许”如何如何来煽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去做那“不许”的事：去抢武装部弹药库里的武器进行武装斗争来打江山。于是各地造反派几乎同一个时期纷纷在干同样的勾当，互相武斗抢夺江山。
我们学校里的学生造反派。那天由该县武装部当内线要去抢枪。显然是为用武力攻打另一派，也就是要在这里打仗。当他们计划抢枪的前一小时，我得到消息，急忙找县里的支左部队，野战军８３４１部队报告。结果对方好像无可奈何似的，只是说你们自行躲避一下吧。我就到另一派的驻地去报告。我实在愚蠢，幻想能制止武斗的发生。此事被那抢枪的暴徒们知道了。本校一位同学急忙到县里找到我，通知我快躲避。因为他们有了武装，首先就会来害我。我被看成是他们的敌人。我只好躲避到另一派的驻地。结果这些暴徒找不到我，就把我住处的财物掠夺焚烧一空。三光——抢光，烧光和杀光，我幸没遭到杀光。当他们来开战的时候，我随另一派徒步逃亡到杭州。当时从中央到各省市都设有接待站，接待这些人。不料这个造反派也行同暴徒。他们竟然嫌接待站的伙食不好［其实并不坏］，掀翻饭桌，砸坏锅碗。看来无论哪一个造反派都会有高高在上独裁统治者的“天性”。我只好离开他们，独自外出。事后听说，杭州的造反派狠狠教训了他们，勒令他们全体就地跪下。结果这些原来十足专制派头的造反派一下子就变成具有十足驯服奴才的天性，老老实实下跪认罪，不觉羞耻。哈哈，这就是被培养成的造反派的双重天性！
我失望地独自离开杭州到上海浦东一个小镇我弟弟家里躲避。所谓“躲避”无非是从本地跑到外地去暂住一下而已。谁也想不到本地的造反派还会派人到外地去抓人。你说他出去抓人回来干吗？他们凭什么有这权力？我实在愚蠢，不明白。不料本单位的一群歹徒由一个造反派老师带队，不怕辛苦展转从歙县到上海，又从火车站下来寻找去浦东的公共汽车，在浦东的公共汽车上还要找半路下车的小站，再步行很远的乡间小路，才能到我弟弟的家。他们竟然来了。
“你们要干什么？”
“带你回本单位。”
“回本单位？我的一切已经全都被你们抢光，烧光。我怎么生活？你们能保障我的生活吗？”
“你造谣！谁抢你的东西了？”
“这就是说，你们拒绝保障我的生活。如此说来我不能跟你们回去。”
“你还想逃跑吗？”
“当然！”
“那你现在就跑给我们看看！”
我沉默不语。跟着他们走。直到过了黄浦江渡口，在十六铺等公共汽车。车来了，像往常一样，车上挤满旅客。我跟着他们挤进车门。后面还有三四个旅客挤在门里我的身后。于是车门“扑吃——”响着开始关门。就在这一瞬间，我却穿过车门口的那几个人和车门，跳下车去。就在我身后“——啪”的一声门关死了。只有我在车外，车立即开走了。哈哈，这些蠢驴。你们不是说现在就跑给你们看看吗？你们无非借此机会到上海玩一趟。这回可玩的快活！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当着造反派暴徒的面逃跑。
从他们手里逃出以后，我就去了南京。我妻子儿子就住在南京。但是我不能去。这些暴徒当然知道我的家。我住到了一位姓万的老友家里。万不料我会被他妻子赶出家门。无奈又到另一位友人张汉鹏家。这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帮助我，掩护我。这家对面的另一家是友人的姐姐家。她们也同样待我。所以我在这里躲了很久。我妻子常偷偷到这里与我相会。因为我在他们家吃住，所以我妻子总是带好吃的来给他们。一天，妻子带了一个塑料化肥口袋来。据说是进口罗马尼亚的化肥。化肥口袋得凭着关系才能买到一个。她是单位里的科长，有资格买到一个。连个化肥的塑料袋子也是个稀罕东西。当时中国人穷到什么地步，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我离开这个友人家，到安徽省会合肥找接待站。不久还是回到本校。
因为这时已经成立了“革委会”，这是文革后期成立的共产党的政权机构。既然成立了“革委会”，总要讲理的，我想。岂知大谬不然。
现在毛号召并由军队来领导和执行，把两派调和起来、团结起来，成立个名叫“革委会”的政权机构，给一些头面人物分摊一定的政权地位，尽可能使各方都能满意，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斗争阶级敌人。大家都有“阶级斗争”的活干，都能过上称王称霸的瘾，这该可以取代双方之间的斗争，就在这时我听到说，河北大兴县把那里的地富反坏右全部活埋！南方好像是广西某地造反派把地富反坏右全部处死！这类消息听到不少，令人心惊肉跳，但我无法证实，这是当时反对他们“文革造反”的人在背后秘密传说的，但是对我来说是：宁信其有，提高警惕，以防不测。
“阶级敌人”就是指“地富反坏右”，他们还特别提出“抓叛徒”。当然摘了右派分子帽子的，也可以列入敌人的行列，更不必说，我是“老右派”［造反派这样叫我］。我是从文革以来为保住自己人格尊严一直跟这些所谓革命造反派针锋相对地在斗争的，他们恨透了我，一直在攻击说我是叛徒、老右派。好，现在他们就来对我“抓叛徒”了。
既成立了革命政权，我们就要去并有权去查看干部的档案，我的档案明白写明了我从敌人那里越狱逃回的历史是清白的。我才不怕他们呢。可是他们竟能想尽办法说我是叛徒。当时１９４９年我越狱回来后，地委书记，专员和组织部长等领导干部详细审查我被捕的历史关节，把审查结果的全部材料报到区党委。区党委书记批准我“恢复党籍”。现在那些家伙却发现批准我恢复党籍的人是“刘少奇６１个叛徒集团”中的曹荻秋（这时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哈哈，我原来属于刘少奇６１个叛徒集团的，他们挖出来了好大的一个敌人！
当然说我是叛徒的“理由”、“根据”还多的是，最纠缠不休、最有意思的如下：
１９４８年末和１９４９年初，我在六合县东沟镇的农村里搞联络部工作。当地政府是应该负责保护我的安全的。可是一次敌人前来袭击时，当地武装及时撤退竟没有通知我。结果我被捕，我的文件材料被敌人夺获。其中记载有：“某月某日永利氩厂情报员某某二人送来情报一纸”，通讯连络办法：“寄永利氩厂××收”。同时文件里还附有原情报一分。这两位情报员是当地农民，当时住在永利氩厂西厂门外几步路远的一家饭馆里当伙计。敌人夺获文件后，极尽全力务必要抓到在他们眼皮底下的这两个人（永利氩厂就在他们治下），当时我努力转移目标，防止他们为寻找情报员而去厂门外查户口。否则轻而易举就可以找到目标的。所以我告诉们这两个人就在厂内，是厂内工人。敌人问是否场内职员，我说“他们自己说我们是厂里工人”，我根据敌人的询问，描述了情报员的服装，言谈特点等等。当然是按我的编造来描述成工人。敌人果然相信了，并且说：“没问题是工人，那份情报上的内容和字迹也只是文化不高的工人，不会是职员”，于是敌人就根据我的供词一心一意在永利氩厂内想方设法查找。大约找了近一个月，事后听说厂内全部工人职员的档案都被查了好久。然后他们怀疑了我的话，专门来提审我，还用了刑。但是仍然堕入我的圈套，例如敌人想起来问：“材料上写的通讯联络办法：“寄永利氩厂××收”是不是从邮局寄？”
真笨！会问出这种问题！于是我立即回答：“当然不是，我们解放区和你们这里还不通邮政呢。这是由我们联络部的专门通讯员把信直接送到永利氩厂里的那两个人，这才能保密”他们竟然相信了。其实当时双方是通邮政的，他们却根本不知道！连发封信试验一下也没试，只相信靠刑法拷打而得来的口供。结果彻底失败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两位情报员始终安然无恙。
不料现在二三十年以后，这些“革委会”老爷们说我出卖了那两名情报员，因为现在二三十年后的现在那两名情报员就是永利氩厂工人，在解放后他们被安排进厂当了工人。虽然二三十年前不是工人，但是现在是的，所以我在二三十年前说他们是永利氩厂工人就是预先出卖了二三十年后的他们！
反正这个所谓的“革委会”就凭歪理把我关在一个楼梯下的地方。一个扔了许多杂物，老鼠日夜猖狂的三角形空间（即所谓的楼梯间）。只是为我塞进了一张破床，床上一无所有。反正这时是夏天，不用铺的和盖的。另外，床旁倒放了一张小桌子，要我写交代用。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我这一生所坐过的最差最糟的监牢——堪与渣滓洞相媲美！
每天傍晚天黑以后，他们就带我到他们的大会场宣布“罪行”和进行“审讯”。只要有我说话的机会，我就一定说明我不是叛徒。会后他们送我回监牢。回监牢前一群人围着这个“罪大恶极万分可恨”的叛徒狠打，具体来说就是又打又踢又用指甲挖我的脸。全身除了腹部以外，可谓遍体鳞伤。被打时我蹲在地上，所以腹部得以不被伤害到。但是后来我发现在黑暗中常有人用一本书挡住我的头顶，使我头部不被伤得太重。可见不是每人如此。
终于一次我被打得一条腿都瘸了，伤得昏死过去了，所以他们只好暂停审讯殴打。这时一些人来参观，其中有一个对另一个说：“俞士模在×农场里也关在这样的屋里，天天挨打，跟这一样，看样子得死在里面了。”当时各个单位都会有“阶级斗争”，主要对象就像俞士模和我。
俞士模原是清华大学的一位领导干部，被打成右派分子了的。１９６１年夏我被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以后，被从北京流放到安徽歙县，根据北京送来的档案，认为可以任命我在名义上当个中等专科学校的副校长，［工资从１５级降到１７级，职务由副司局长级降为副县级，党籍当然是开除了的，这就是按照封建王朝那样，让我当个降级贬斥流放外地被监管的犯官］。当时我发现与我同时有一位同样的京官，也被派到歙县一所中等专科学校［徽州专区师范学校］当个名义上的副校长，他就是俞士模。后来听说作为犯官，他受够监管批斗之苦，然后被调到了一个农场里。现在才听到他们讲，他正在受到和我同样的待遇，当然也会和我一样死在同样的黑牢里。
实际上后来俞士模就死在那个黑牢里，死前耳朵已被老鼠啃烂。根据我后来得知，他也曾在几乎和我同时越狱逃生，可惜失败。唉，安息吧，俞士模。
记得那些“革委会”领导下的暴徒们，曾说我是被国民党敌人把我从牢里放出来当特务的，并且他们说“有本事现在你就越狱逃跑一下看！”这真是一个好的激将法。
是的，我不能被他们折磨死在这黑牢里，现在我总算有几天没遭殴打，得到了一点休养，我应该抓住机会赶快逃出去，我必须越狱保住我的生命。但是我想如果可能有一天我的生命能有保障，我希望我还会回来。我早就宣布过，只要危及我的生命，我就一定会逃；不危及我的生命，我就不会外逃，即使外逃也会再回来。（因为这可以证明我不是真有罪，不是为畏罪才外逃的）。
这时我在计划越狱，当时整天关在这闷热难耐的黑牢里，只给我一个盆供我便溺，到傍晚才由看守人跟着我出外打一天要喝的水、要吃的饭，并去厕所倒尿盆，以及附带大便，我只有这时才有可能走出黑牢。现在正是农历十五的夜晚，院子里月明如昼，我热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却发现了绝无仅有的怪事，黑牢的门偏偏这时大开着，我又闷热得忍不住要跨出门外，透一口气。可是我警惕起来，我经常可以听到门外一些人在闲谈，说某处某人被打死了。记得好像是说邻县的县长被吊打后，死在一条河边，另外有人说是他自己到河边死的，也有人说是他在夜里逃跑被抓住打死的，莫衷一是，现在我在警惕：他们明明有意开着门在等我呢，我要在这时逃跑，正好中了那些恶棍的圈套，完全可能被活活打死，无人负责，成了无头案无处找凶手－具体负责打死人的人。
我绝对不能走出这黑牢一步！怎么办？等明天晚上吗？不行。明天晚上不等天黑月亮就会升起的，到处月亮照得通明，我怎么好跑？看来后天也不行。大后天也不行。我等到７月１３日，时机到了。
……
在这之前我已对逃跑时的一切条件了解清楚，想好应有的一切对策。傍晚，天色朦胧而将黑没黑的几分钟，是大家吃完晚饭而消闲片刻的空隙，操场上在忙于赛球，所有的房间电灯还没亮。连后面的厨房和烧水房也都没有供给电等照明。但是转眼工夫就到该开灯照明的时候了。这时是休息结束，供电的工作人员该去供电了。好，就在这个空隙的片刻，看守我这犯人的年轻人给我开门，让我走出牢房到后面厨房打饭，到开水房打水，解决我一天的吃喝。路过操场时，这个对我特凶的看守还很有兴趣地看打球的情况呢。我磨磨蹭蹭，一瘸一拐，走路不稳地干着我的事，这的确不是装的，我已被伤到了这种地步。现在我又艰难地去后面比较偏一点的角落，那里是厕所，我去倒尿并解大便。
行了，天已黑透，一两米外什么也看不清了。看守者站在门外，他不愿跟我到毛坑跟前去闻臭，尽管准备亦步亦趋地跟着我。对不起，我突然燃起了爆发力，这爆发力是惊人的，早在二十多年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下我就经历过一次了。我一个箭步飞出了厕所的门，这里离那个心不在焉的看守人大约相距不足一米。这时我立即转向两步远的后方，像个子弹，我向后面稻田间射去。但是这个子弹却是会拐来拐去的，只有我知道它射向何处。我冲出厕所门时，那位看守已经发现并惊叫了一声。他在向不远处的操场的方向呼喊求救兵。可惜所有的人都动员来了也是白搭。那里原来还驻有野战军“支左部队”，他们打开了探照灯向后面我可能在的方向探照。人声鼎沸呼叫抓人的声音震天价响。
我继续在逃跑，身上的伤痛竟然都可以撇到一边。我很镇静而且勇敢吧？不！跟二十多年前那次越狱一样。我惊慌万分，恐怖极了，既不镇静，也不勇敢。我只是面临立即就会死去的前一刻，被逼得无其他选择才会押上这条命，拼将一死求必生。事后回过头来看自己，不禁又惊又怪，“怎么此人就是我？”翻墙走壁，腾挪跳纵，跟谁学会了一套功夫？
我逃到了一个没路可走的地方。那是西北方的一个小山的陡坡。坡高至少也有四米，我脊背贴着陡坡出溜滑坠到底部，不过几秒钟。底部是一个长年荒芜没有人走的废路。这是大跃进时代的遗迹。大跃进时代，当政者们按照那个领导人大跃进的精神决定从芜湖到皖南的屯溪由当地政府自行建造一条铁路。现在我所说的“废路”，就是那时搞的铁路路基。路基挖成以后就废掉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条件建造铁路。——像这样类似笑话的事多得很呢。这个路基是穿过一座小山挖出来的。我越过长满野草的废路基，向对面的山摸索着攀爬。过去我曾独自在这一带攀爬着玩过。当然我总是走没路的路，不走人们走的现成的路。他们无论沿着哪条路也找不到我。如果不沿路，那又到哪里去找我呢。就这样我翻过一个山，到了山顶又摸索着向前绕过一个山包就停了下来，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我几乎瘫了，特别是一条腿和脚疼得很。
正如我的计划，这时月亮开始升起。我要等月亮升起以后才能确定往哪里逃跑。前途茫茫我逃向何方？我休息一下就上路了。追赶迫害我的人早已被甩掉。我可以瘸着拐着慢慢地走而不着急了。
凭着月光我就上路。我所谓的路，当然是没人走，却又是我可以走的路。
我一开始就确定了向北方逃。这里是皖南山区的北边，山区里是说徽州方言的人。我应远离这人生地不熟的南方。开始时我昼伏夜行，避不见人，后来我夜宿路边，幸好由于感情的缘故，我身上带着一张原来盛化肥的塑料口袋（那是我妻子给我的），这时塑料袋在夜里就成了我的床，下雨时就成了我的雨衣。
那天我来到一个大镇叫“河沥溪”。这里是南北分界，也是山区平原的分界。分界就在这里的一条宽大的河。我不会游泳，只能过桥。桥很宽大，这是从南方通向北方的重要大道。可是我发现我们造反派里的两名小卒竟然呆在桥的那一头。显然是为堵截我的。噢，这里是我的昭关！
我蹲在桥的这一头一块低凹的地方思考着对策。这之前，我已经脱了鞋子，光着脚，裤腿挽得高高的。我在路上还捡来了一顶破的大草帽。虽然这是老农的打扮，但是这并没能改变我的本相。好吧，——我想——我就不信拼不过你这两个小子！
我站起身来，准备往前闯。这时恰好有个妇女怀里抱着个幼儿，头上打着个阳伞，急匆匆来到我跟前，问我镇上的医院在哪里。于是我就帮她抱着孩子，领她到镇上去。那个妇女用阳伞罩着我和孩子的头。我们一起过桥。我特别注意努力拿捏着改变自己平时行动的特点。这种特点各人不同，熟悉你的人仅凭你的特点就能知道你是谁。甚至仅凭你行动时的声音也能辨别你是谁。所以现在我必须完全改变平时行动的特点。好！我安全的过了大桥。
随后我沿公路继续向北从芜湖过长江，再坐火车向北到了巢湖。本来我有许多老战友、老上级、老朋友，我可以找他们寄住、隐蔽。他们都会热情接待援助我的。但是我想起了汉代党锢之祸时期的张检。他为了逃生，“望门投止”。他躲进许多人家，都受到接待掩护，因此终于活了下来。但是不少接待掩护过他的人家，却受到株连而家破人亡。我决不愿做张检去连累别人，所以我既无家可归，更无门可投。只有去当叫化子，流落荒野，听任冻饿伤病而死去。
“鸟飞还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我在自己眼看日暮途穷活不成了的时候，一个难以抑制的心情和冲动，就是要在我死去之前，务必要挣扎着把自己的身体送到我妻子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巢县农村。这里是妻子曾经踏青剜菜、劈材担水、纺纱卖线的地方。这里就是我寻求心灵上最后的安慰和最后的归宿的圣地。
所以这时我一心一意想在死去之前能从这里的山水、草木、村镇、道路和大人、小孩儿的言谈活动之中，寻找并寻味我的妻子的身影举止、声音笑貌。然后我就准备默默的倒毙在这怀有特殊感情的土地上，了结自己这个革命者的一生。这也就算是幸福的死在妻子的怀抱里了。
于是我如痴如醉的在巢县颠连四乡，流连不去。
（二）乞丐生涯
这是１９６８年的夏天。北方阜南县一带发大水，大批难民纷纷向南逃到巢县（后来叫巢湖市）。入夜，巢县那座宽敞漂亮的石桥上挤满了人，令人根本无法通过。可是这些人里也有并非北方来的难民，而是“文革”中的逃难者。当然，这里还有原来就在外流和当乞丐的。大约中国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乞丐。
这一带的乞丐在周围农村里要饭，只在中午要一次。快到中饭时，村里家家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升起炊烟。这阵炊烟时间较长，炊烟过后锅里在焖饭；隔一会儿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又升起一股浓烈而短暂的炊烟，这是最后催熟，并收一下水汽。这阵炊烟消失就是饭已经烧好，要开锅舀饭了。这时在村外田里干活的就会回到家里来，家人一起吃饭。这时等在村外的乞丐也就会进村到每家门口要饭。
乞丐上门，主人总是打开饭锅锅盖用饭勺从锅里现舀新的饭，绝不会把自己碗里正在要吃的饭倒给乞丐。这是规矩。这些主人都是农民，并且也都要过饭。他们对乞丐很尊敬。
现在这里来了一个乞丐。中等身材，双肩宽阔，面目黎黑憔悴，身体虚弱，眼珠子眍喽凹陷，无精打采，一只右脚走起路来蹒跚带瘸。脸上总是带着忧伤、绝望的眼神。他来到一个山村。当他到一家门口要饭的时候，门里却不见有人吃饭。这时，屋子的后进传出幼儿咿呀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位妇女说话的声音。这声音深深的撞击着他的心。
“哦，醒了！好吃的老奶奶，一骨碌爬起来。
好吃的老奶奶，一骨碌爬起来。
哦，抖抖站，抖抖站，一碗锅巴两碗饭。
哦，我的心哪，我的命肝心哪，会站了！”
听得出来，末了一句是母亲亲吻着孩子发出的呢喃的声音。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比这声音更能打动他的了。几乎一丝不差，这正是十几年前，他的妻子在他身边，对他们的幼儿所说的话。这一带农村里，所有的母亲抱孩子起床、扶孩子颤微微的学站、哄孩子做各种玩耍、对孩子说话，都是这种歌谣、顺口溜式的语言。这是世代相传他在这里找到了妻子的声音笑貌，找到了妻子和儿子的踪影。多么亲切、多么温暖。这使他晃若隔世，内心涌起凄楚辛酸的浪潮，不能自已。
随后，他又挨门到另一家去，仍然见不到人们在吃饭。他瞥见有人在端着饭碗朝什么地方走去，他明白了，也跟着朝那边走。原来那边有一个长着好些大树的空场子，这是“饭场”。村里人聚集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闲聊。他就走到饭场前面站了下来。把草帽和一个布口袋放在脚下，端着他的饭碗朝大家望着。场上的人似乎没有谁要来给他吃的。他略为犹疑了一下，随后把两只臂膀交叉在胸前，对着饭场用低沉而洪亮的嗓子唱起他自编的讨饭歌子来：
大叔呀啊大婶呀啊大哥大姐听我言：
我的家在阜南县，三年涝来七年旱。
老天爷呀没心肝，苦死累活糊口难。
今年七月一十三，灾殃更比往年惨。
乌云呀啊漫地呀啊水漫天那啊。
墙倒呀屋塌呀，小的哭来老的喊。
水声雷声响连天，转眼屋上能行船。
茫茫大水水冒烟，一会儿人影全不见。
妻子呀啊儿女呀啊生离死别活拆散。
老天爷呀黑通了心，贼风鬼雨把人。
千年不遇的大灾难，如今全都到眼前。
独自闯过鬼门关，死里逃生来要饭。
他那哀伤的声调和这绘声绘色的歌词实在十分动人。唱的是只优美的民歌曲调。这是个男中音，声如铜钟。唉，一个大男子汉发出这样如泣如诉哀怨愤恨的声音，可比哭喊更能催人泪下。有几个妇女在抹眼泪。一个老妈妈眼泪汪汪地走到他跟前说：“小哥哥不要再唱了。再唱下去我们这顿饭可就吃不成了。”一个中年汉子和这老妈妈一起过来，他说：“我们都在这饭场上吃饭，哪能有饭给你。把你的碗给我，我到家给你盛点儿来吧。”那汉子盛了一碗新从锅里舀来的白米饭给他。
许多人有的拿山芋、有的拿饭锅巴给他。他一声不吭的接了过来，把山芋、锅巴装进布口袋里。有人把一小碗腌菜送过来说：“就着小菜把那碗饭吃了再走吧。”
他默默的接收了那人的好意，转身到树上折了跟树枝准备当筷子用。一位妇女把手里的筷子赶忙在自己身上擦了几下递给他说：“给，你就带上用吧，不用还我了。”
他接过筷子就着腌小菜吃起来，始终默不作声的接受着这群人的热情关心。这比说些感谢的话反倒使大家感到亲切、实在。一位老妈妈对他说：“我们这村里啊家家户户都逃过荒要过饭，见了要饭的都知道可怜。”
这时他才答腔问：“你们这里有这大白米饭吃，咋也会逃荒？”“唉，还不都一样。”
周围的人一起谈起来：“那一年，我们村里能跑的，全都出外逃荒要饭了。没跑的都饿死了。跑出去的，有几家至今也没见回来。”
“你们这儿是闹旱灾还是水灾？”他问。
“哪有旱灾水灾，闹风灾！大跃进，共产风。”
这段悲惨的历史其实是遍及全国的。这个乞丐当然清楚。可是他又问：“现在你们的日子该好过了吧？”
盛饭给他的汉子说：“凑合着过吧。如今文化大革命，城里、镇上到处打仗，没人来管我们、来瞎指挥了。这倒快活，暂时可以自己做主。我们过一天是一天。明天谁知道又兴啥政策，日子又该咋么过。唉，反正咱们老百姓做不了主！”
有人问他多大年纪了。他说：“三十七，属鸡的。”
其实这时他四十六。他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许多。这倒显得合理、可信。因为他很了解农村里，“从长相看年龄”的规律。这叫做：“小的要看大，大的要看小。”河北农村里的说法叫做：“小的马后大，大的马前老。”这一南一北两种说法是一档子事。例如，十岁的孩子，长相只有六七岁。因为缺乏营养，发育严重不良。而四十岁的人，长相却像五六十了。因为未老先衰。特别是在大跃进、吃食堂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更加如此。
大家关心的问起他妻儿老小的情况。他说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眼睁睁被“大水”拆散，各自东西。如今他流落到巢县，就是来寻找他妻子的踪影来的。说到这儿，他格外黯然神伤，不再多说，拎起口袋，带上草帽，转过身子，蹒跚的走了。大家带着深切的同情望着他那慢慢离去的孤孤单单的身影。他听到有人在他的身后无可奈何的叹息着：“老天爷啊”。
这正是他那歌子里一再咀咒的：“老天爷呀没心肝”，“老天爷呀黑通了心”。这老天爷实在是那个领导人，他那歌词中所说的“七月一十三”，实在是他在皖南一个黑牢里冒死越狱逃生的日子。现在当地的一个“革委会”还正在发布“通缉令”，追捕他呢。
这个乞丐入夜露宿在野地里，面对夜空繁星，听着身旁水稻田里白胸秧鸡（俗名：苦恶鸟）彻夜不停千遍万遍的呼叫着：“苦呵，苦呵，苦呵”，简直是为他在凄厉而悲愤的喊叫。这声音使他心如刀绞，鲜血滴沥，不能排遣。他只有向不能再见一面的妻子，一遍又一遍的默默倾诉：
秧鸡啼血繁星溅，魂断巢湖梦里烟。
溪水盈盈寻倩影，山风袅袅想髫颜。
情深但恨情难绝，命舛犹悲命紧连。
今日分飞成永诀，还期来世结姻缘。
从许多外流的人那里听到说，县里在开始驱赶并清理外流，许多外流已经转移到附近的柘皋镇。那个古镇里有个废弃不用的砖瓦窑场，许多外流在那个窑里住。于是他也就去了。到了这里真是大开眼界。
先来的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要饭的。他也问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有的说是外流要饭的。有的却说是“十一号”，并伸出食指和中指来示意。这个人大约三十出头。原来他说自己是小偷，靠食指和中指来干活。此外他还有一个刮胡子的刀片，是用来割开人家的口袋偷东西用的。
有四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跟一个“瞎子”一伙。这瞎子大约四十，两眼的上下眼皮长满了疤拉，根本看不到眼珠子。但是他根本没瞎。他是这群青年的头头。他们是“钓鱼”、“砸窑子”的。所谓“钓鱼”就是用竹竿伸进别人的窗子里钩出衣裤之类。所谓“砸窑子”就是在别人房屋墙上挖洞，进去偷。这里的房屋多半是土墙。他们到很远的地方，进行“踩线”——兔子不吃窝边草，偷盗的目标总是在很远的地方。傍晚他们一起商量，天黑以后就出去了。半夜以后回到这里。偷来了许多贵重的衣衫、裤子。立刻就便宜的卖给窑旁的居民。那些居民明知是偷来的。他们再卖给旧货店。那个“瞎子”告诉他说。那年他害眼几乎要了命。几个年轻人要来饭给他吃，偷来钱带他到医院治病。只是偷来的钱不多，没能及时治好。
这里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儿子。老头自称会算命。他断言这个乞丐不是凡人，是个落难的干部。当然这个乞丐根本不承认。老头没事儿就靠在窑边上，一个人在那里哼唱着。原来是唱杨家将。从杨老令公兵败而援军失信没有来，结果一头撞死在李陵碑，唱到杨家将除了一个走头无路投奔和尚庙，当了和尚，其余一个个为国捐躯。他的声音悲壮、惨烈，似乎在感叹他自己的一生。
附近居民来找个会“说书”的。一个自称要饭的小伙子却答应了。老头告诉他，这事可不能干。现在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说你搞“四旧”，说不定还说你反革命。小伙子说，没事儿，我给他们编个“新段子”，挣两个钱化。当晚，他就对着会场又说又唱，绘声绘色，十分精彩，一下子把全场都抓住了。
大约一年以后听说这个年轻人到一个山村里偷鸡，被村民抓到，捆起来打了一顿，把眉毛拔光，才放了他。唉，这么有才华的人，为什么只能外流，当要饭，当小偷？
窑旁有两个人在编篮子。编好就卖掉了，很好卖。我就央求他们教我。于是我学会了编筐打篮子。花一毛三分钱买了把镰刀，装上一个很长的刀把儿，用来采摘树条子。当地有水曲柳和紫穗槐的树条，最适合编篮子。但是这种树条都有主，不能由外人采摘。所以他只能采摘路边树上的。于是我沿路采摘编篮打筐，随即卖掉，同时在中午要一顿饭。
我一路编篮卖篮子，到了附近的小镇夏格。我每天到小店里买上两个油炸花卷，改善一下生活。晚上就在镇旁的一个没人住的棚子里过夜。那天，那位白胡子老头和他的儿子也来到这儿。他们带了一只鸡来，用他们带的锅炖鸡。外流的人几乎都自己带着个铝锅。哪怕是剩饭也要煮过再吃。他们都懂得讲卫生。
听他们说，这鸡是“抓老歪”抓来的。许多外流都会抓老歪。他们进村，瞅着周围没人，用一根细线，拴着个蚯蚓，引一个鸡来吃。并且把线收到跟前，猛一下扑过去，抓住鸡颈子，立即把鸡颈子一拧，掖在翅膀底下。鸡连一声也没叫，也根本不能动，就被放在篮子里，上面盖上草。就此带出村外。这就叫“抓老歪”。
老头请他一起吃鸡。吃完，老头又要用文王八卦给他算命。吹嘘自己算卦十分灵，并且断定他不是“凡人”，一定是个落难的干部。我反驳说，你那八卦根本不对头，早在三王五帝以前，我们的老祖宗还没有文字，就会编筐打篮子。按照这篮子就造出了八卦。你看三根经条就是“乾”卦；三根经条全被一个纬条压住，就是“坤”卦；三根经条当中一根让纬条压住，就是“离”卦。每两个卦加起来就合成一个卦，九九八十一卦。后来商纣王统治天下，他把周文王扣押起来。文王落难就在那儿推演八卦。本来理应乾卦座北朝南。文王却把乾卦移到了西方。因为在商朝，周国在西方。这一下把八卦弄得错了位，根本玩不转了。你还要用文王八卦来算命，当然也不灵了。你还想给我算卦，没门儿！
老头被我这乞丐说得一愣一愣的。“唉，人上有人，天上有天。你有学问。兴许你就是个落难的文王。你的儿子也会替你伐纣，把暴君打倒！”看来他话里有话。这暴君应该是指毛泽东吧。
这些外流的无业游民多数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他们都是衣衫不整，拎着个口袋，装着些吃用的东西。一般还带着个锅。中午会去要饭，或者自行用三块砖架起锅，拿农民草堆上的草烧饭。然后又拎起口袋上路。外流的人常常互相交流情报。
有一次，一个从合肥来的，告诉我，严凤英惨死的消息。严凤英是全国知名的黄梅戏演员，安徽人特别喜爱甚至崇拜。她被关押批斗，受尽虐待。她写信给周总理求救却没有下文。最后绝望自杀。死了还被“造反派”侮辱糟践。借口说严凤英身上藏有收发报机。于是把她全身扒光。又说发报机藏在肚子里，又打开了她的肚子！这又是谁对人民欠下的滔天罪行？
这个乞丐我编篮要饭，一路上看到下地干活的农民，有人带着黑臂章，上面写着“地主”或“反革命”。还有的人，显然是被勒令示众，每天要拿一条长凳放在门外，面对大路，自己站在凳子上。身上挂着个黑牌子，牌子上写着“反革命”、“特务”、“地主”之类。唉，这是个什么世界啊。对人这样侮辱。我简直是欲哭无泪，特别是想起严凤英的死后惨状，我的眼泪就会忍不住流下。
我一路要饭来到一家门口。主人拿着一碗饭，饭里还有肉和菜。主人说，自己准备吃却吃不下，“如果你愿要就给你。不愿要我就另外给你舀锅里的饭。”我就要下了这碗饭。我吃了一碗特别好吃的饭。这一下我犯了大错误。随后拉肚子发高烧。我再也不能把个篮子编圆，只好留下自用。我摸了一下自己的脉搏，脉搏很慢。“坏了！我得了伤寒！”于是我立即向一个小镇走去。准备到那里找药店买氯酶素。
我在早上到了那个小镇。不料这里家家户户闭门，商店全关闭了。原来是要召集全镇的人开批斗大会。墙上写着大标语：“地主阶级的残渣余孽某某某死有余辜”。原来是一个小学教师，是属于地主成分。他受不起批斗虐待而自杀。大会开始了。台上后面正中挂着毛泽东的大幅画像。造反派上来领着大家读毛的语录，无非是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然后那个自杀了的老师的尸体被抬上台，有两个带着大口罩的造反派已经把死尸树立在台前。于是有几个造反派手中挥舞着毛的语录本——叫“红宝书”——对着死人大加辱骂批斗。全镇人民默无声，齐看台上活尸斗死尸。共产党怎么可以把人培养教育成如此没有人性的禽兽，并且让这种禽兽来统治领导尚未泯灭人性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个乞丐实在看不下去，只好转身走了。
现在我努力向前面一个大镇子古河走去。我知道古河镇上有医院，可以就诊。我发着高烧，浑身无力，勉强向前走着。好容易在傍晚时分，看到古河镇已在眼前，可是我支撑不住倒在了路旁。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看到妻子对着我的脸说：“你痛苦吗？”我忽然两眼涌满了泪水。啊，不对。我从来不流眼泪的。我用手去搽眼里的泪水。啊，真的有泪。这时我才完全清醒，原来正在下着大雨。是雨水落在我的两眼上。是大雨把我浇醒的。
倾盆大雨使我的高烧减退。我躺在地上不动。早晨雨停了。我努力爬起来向古河医院走去。这大概不到两里路。可是我走不动。我努力向前移动两脚。每步顶多不到二十公分。走了两三个小时，才到了医院。
医生给我检查验血，最后结论：伤寒。医生说必须住院。“你有身份证或者别的什么证件吗？”我摇摇头。医生叹息说，等一下，我去找革委会代我请求。但是不行。只好多开了药给我带上。原来开的就是氯酶素。我立即服下了加倍量，走出医院。忽然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清醒，听到有人在说话：“搞张芦席裹起来，先送到北边荒坟堆上。”“再等会儿，看样子还没咽气。”这时我才醒透，睁开眼。原来我就倒在医院门口。我爬起来走开。我到附近一个公路的涵洞里躺下，就在这儿生病、治病。等我能爬起来时，我就到附近邮局寄了一封信。信寄给一个友人收。问友人能否安全地告诉我家。约我儿子在９月２５日一时左右，到浦口火车站候车室附近找我。并希望带点钱给我。
届时我见到了１５岁的大儿子。儿子告诉我，“妈妈已经被造反派关押起来了，家里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
在我逃离黑牢后没几天，追捕我的通缉令就贴到了我家在南京的房门上。“第二天，妈妈就被关起来了。”“妈妈天天挨打，挨斗，还被拉到市里和一些大厂批斗了几十场。”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她又不是大领导，走资派？”儿子说，“造反派说因为查出她是假党员。”她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是东北某军的一个师政委，矢口否认她是他介绍的党员。他原来是我妻子在新四军七师文工团时的一位领导，过去未能达到追求的目的，几十年后向她报复！于是，她成了“假党员。”造反派说她是叛徒老婆，姐姐又是南京市的走资派，这样她能不去背十字架吗？最后，儿子带给了我三十块钱和一点点全国粮票，他说还是他借的。……
我忍痛离开了儿子。想着妻子，内心痛苦难耐，我沿着到巢县去的公路，两臂交叉在胸口，满腔悲愤喷薄而出，哭天抢地的大声唱起来：
南冥沉冤，不知岁月，狂涛不断。
黄河九屈，怨积满怀，炸破千寻岸。
屈原投水，岳飞处决，扁鹊杀人当斩。
布鲁诺，活活烧死，只为地球在转。
死而留名，亡灵有幸，更有无名千万。
右派冤魂，灭门犹太，也是寻常见。
太平天下，文明世界，真理杀人血荐。
啥稀罕，天天都有，家常便饭。
这个要饭的又回到巢县，仍旧在那一带编篮和要饭。
有一天路上遇见一个扬州的年轻人。他说他姐姐嫁给一个村子的生产队长，现在他去姐姐家。据说有许多扬州女人嫁到那一带的农村。他说在那一带农村，村村都种紫穗槐，用来编篮、编粪箕、编筐。可是他们却打不好篮子、粪箕和大筐。于是我这个要饭的就跟那个年轻人一起到那儿去看看。
这时我已经置了一个讲究的提包装东西。半路上那个年轻的扬州人主动替我拎提包。后来路过一个集镇，扬州人叫我顺着公路向前走，自己到集镇上看一下。等我走过集镇却不见那个扬州年轻人。这时我才想起，自己上当受骗了。“唉，多少次上当受骗，吃了亏，怎么还不接受教训？”
这时我向一个路边上的人打听，是否见到过一个年轻人拎着一个提包从这儿走过。那人了解到我的情况以后就带我到自己的村里编篮打筐。
这个村子靠近利辛县，但是属于凤台县，叫南黄苇村。介绍我来的叫黄庆节。村里生产队让我给队里编篮子。编了两天，大家认为编得不错。就把紫穗槐条子分给各家。由各家邀我去编篮子、粪箕和筐子，并由各家供给我吃饭。夜里我就在晒场上的小屋里睡觉。刚过两天，黄庆节叫我暂停编结，跟他去耕地去。那是个十分广阔、平坦的土地。来耕地的有许多人，一个个都架好了牛和犁，排队等着。黄让我装好牛和犁，到这片地的正当中，由我在这里带头开一犁到对面的中间。哈哈，想考我？我想。我看准对面正中的一个目标，一犁开过去，开得笔直。后面的人跟着我犁了过去。我又回头犁到原地。黄庆节接过我的犁，不再要我耕了。“哈哈，考试合格！”我就仍然回去编篮子。
等我再见到黄庆节，我说：“你们的地，已经很久没下雨了，土地还是很湿润，墒情很好。”
“嘿嘿，这么好的宝地，我们村里，一人能摊上十亩。”
“那你们每个人都成了‘地主’了！”
“那可不，我们村里好多人都死掉了。于是现在人少地多。喏，咱们西北边那个村子，人差不多都死光了。村里就迁来了很多外来户。他们的地恐怕比我们这里的地还多。”
很多天以后黄庆节问我，“老李，你认识那个寡妇和他的儿子吗？”
“认识。”我回答。这寡妇母子俩都待我很好。邀我编了篮子、粪箕、囤米的大筐。她家紫穗槐条子都用完了，又用她家门口树上的树条。因为给她们编结，她们招待我吃过很多日子。每次还买来羊肉招待我。
黄庆节说：“饿死人的那些日子，男子汉年轻力壮的容易饿死。妇女小孩反倒不容易饿死。这寡妇的丈夫饿死了。这寡妇和她儿子没饿死，活了下来。”
最后有一天，黄庆节说村里人都说，老李—我—为人很“直固”，想留我在本村。“我给做媒，把那寡妇嫁给你吧。她还可以给你生个儿子呢。”并且为此叫我回老家把户口迁来。
这下难办了。我只好找借口外出。从此离开了那里。
我向南方一路走着一路编篮打筐，天气已经变冷。一天我替一家生产队编大筐，天正在大雪纷纷。本来是让我在屋里编的。我却蹲在外面地上编。一会儿工夫就累出了一身汗。这里已是寿县，一般吃的是大米绿豆饭。我在这里干了几天活，女会计来给我付钱，要我盖章。我没有图章。“唉，以后出外打工，要带上图章。这回你就盖个手印吧。”于是我把手印朝那张收条的右上方去盖。“哎，哎，你不认得字啊。手印要盖在这儿！”其实我是装不认得字。
一次天突然下大雪，我没找到编结的活，独自在路上，两踝也已冻得红肿，走不动，看来我得死在这儿了。这时，内心呼唤着：“金剑沉埋，碧玉成灰，明珠砸碎。问高天后土，生我何为？高天后土啊，我有何罪？”不久我就陷入一片春暖花开的梦景之中。这是一个要冻死的人必经的阶段。幸好有个外流的看到，把我叫醒。要不然就冻死了。
后来我对这一带熟悉了。知道在一条大路边上有一个小旅店。价格便宜。一毛一分钱过一夜。
一毛一分钱下一碗面。我没有活儿时就在此住下。有两个编筐打篮子的，没有活时也在这里过夜。那天店老板给我们聊天说，前不久他去百货商店买一块羊毛统子，售货员一开口就得先说一句“毛主席万岁！”然后背一句毛主席语录。他实在烦，扭头就走。店老板和我们挺谈得来。大家说，这都是想当万岁的人兴的规距，售货员要吃饭也只好这么干。
我在这里安定下来以后，有时出外注意看一下报纸。我注意到报上在强调：“对敌斗争要注意政策”，“不能搞体罚，污骂，私设公堂，私自关押”。看来，现在回去是时候了。于是我就回到原单位。
（三）白发余生
的确，原单位再也不打、不骂、不关押了。可是他们务必把我打成个叛徒才甘心。终于报请地委会批准，把我定成叛徒。召开大会宣布我是叛徒，交该单位监督劳改，剥夺人身自由。
于是我正式成了罪犯，天天劳改。从第一天起，每个月我都要写一分申诉书给地区革委会，要求平反。本来我在农业专科学校工作时就学会了种植水稻的一切技术，现在劳改，我就负责种水稻。春节期间，我擅自外出到屯溪地区革委会，找到领导接见，提出申诉。临去前，我写了一首诗：
历史靠谁写？是非凭谁说？
缘何蝇狗如意，贞烈罪名多？
大道歧出九派，人犬差之一点，去就问谁何？
万物不同趣，何必苦吟哦？
迎风雨，格雷电，起婆娑。
吉凶宠辱听便，孺子志难挫。
甘入千层地狱，昂首攀峰历险，看遍好山河。
目系云鹏舞，心伴触天波。
不久，地区革委会来了两个专案人员。一见面笑容可掬，递香烟给我。他们说，经研究，关于我被定为叛徒一案并没有错，但是可以不作为叛徒，而实行宽大处理，并解除劳改处分。——哈哈，过去和敌人斗争时，敌人就有这样狡猾卑鄙的诱惑手段。我很清楚，“诱使你得到自由的道路，就是爬出狗洞！”我立即回答说，“我根本不是叛徒，我不要求宽大处理，我要求你们改正。”结果谈判失败，我仍被作为叛徒，继续劳改。“哈哈，共产党竟然会如此黑暗。我竟要作为囚犯劳改到死。”
多年来，我在劳改中逐渐衰老。那天我得了病，独自睡在一间小屋里。心情痛苦，夜闻鼠咬，吟了一首诗：
真的不更事，天教降，百难助成之。
使牢狱出进，街头乞讨，三番死囚，念载冤挚。
平生志，舍得一身剐，真理必坚持。
双手掬出，满腔热血，茫芒四顾，何处可施？
将人当做狗，今天这下场，神鬼难知。
对镜尘颜白发，万念俱失。
剩老去填词，壮志吟诗，呕心沥血，又盼谁识？
只有床头鼠咬：“稚稚！痴痴！”
眼看我已活不下去了。这时忽然传来，毛泽东死了。接着“四人帮”倒台了。霎时间，魔王小鬼灰飞烟灭，血雨腥风戛然而止，消踪灭影。乌云散尽，晴了天。
据说，本地区是“四人帮”的老窝，省委派了一位领导人到这里兼任地委书记。这个负责人，恰恰就是，那年（在六合）【注：这是指１９４８年被国民党逮捕】我越狱逃回时，负责对我进行审查的领导人之一。于是我又写了一分申诉，告诉地委说，“我的证明人来了，他就是新来的地委书记。”于是问题迎刃而解。当然也解除了劳改，恢复了自由。地委组织部长告诉我说，赶快去向原单位申请对右派问题的复审，要求平反。与此几乎同时，中宣部有关方面也来函，要我申请复审。世界大变，变得正常了。
我既得到自由，就立即去南京与妻子见面。这时两人正是：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
这时夫妻二人合写成了一首诗：
大难生分同命鸟，青春枉逝念余年。
不知悲痛心已碎，敢梦欢娱月再圆？
意志如钢经百炼，柔情似水洗千瘢。
今朝得见全躯返，泪雨滂沱尔汝前！
□ 原载《华夏文摘》第一七二六期（cm０５２４c）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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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再版补遗）
·孙怒涛·
〔编者按：孙怒涛所著《良知的拷问》一书2013年在香港出版，当时全书结束于第十章第四节，本刊在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间分32期刊载了该书的全文。今年再版时，该书增添了原来未刊行的第十章之第五、第六两节。现将此两节刊登于此。〕
第五节 反思教育，我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任主力军是青年学生，既有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竟成了只听命于领袖的枪手，充当了无辜的炮灰呢？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
◇ 教育方针
党的教育方针是在反右以后的１９５８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我已经上了高中，对这一方针出笼前后所受教育的变化有切身的体会。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初几年，要恢复国民经济，要镇压反革命，要抗美援朝，要土地改革，要搞合作化，要对工商业进行改造，等等。及至政权比较稳固以后，就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斗争，标志是五七年的反右；以及对教育实行全面控制，标志是提出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
回想起来，对我的德育影响最大、终生受益的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党的教育方针。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个“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个时候还没有提“爱共产党”，也没有提后来替代了“爱护公共财物”的“爱社会主义”。
到了高中，开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了。
因为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当大跃进成为全党最大的政治任务以后，即便是我所在的县中，也要在校内垒起小土炉炼铁。
因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垦荒种地、夏收夏种成了一门分量最重、占时最多的课程。
政治与教育，是有关联的。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是相对独立的。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是把教育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这完全是错误的定位。
更为错误和荒谬的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教育必须为某一党派的政治利益服务，成为某一党派谋取私利的工具。至于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方针，也是片面、极端的。
青年学生之所以成为文革的枪手和炮灰，就是这一教育方针指导下的必然结果。
文革以后，这一教育方针很少提及了。但是它的核心，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 培养目标
无论是叫又红又专，还是叫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有用人才，或者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意思都差不多。在清华，这一培养目标有一个通俗形象、简洁明了的叫法：听话出活。
所谓听话，当然是忠心耿耿地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就是“红”，就是“德”，是政治标准。听党的话，落实到具体，不仅要听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党中央的话、领袖的话，还要听从基层党组织的话，听从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的话，甚至是听从一个普通党员的话。总之，就是听领导的话，听上头的话。脑袋只是用来吸收消化党的指示，不是用来独立思考的。谁要是有点自己的想法，有点个性，那就意味着与党离心离德，与党不是一条心，就被视为“差质生”，开始走上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道路了。
所谓出活，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以精湛的技术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能为党高效率服务的工具。这是业务标准。
在听话与出活的关系上，听话永远是第一位重要的，是方向，犹如数值前面的正负号。
◇ 思想灌输
要培养听话的人，首先必须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也就是“兴无灭资”：灌输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思想等正统思想，其他的思想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封资修的，都必须彻底清除干净。
于是，从高中到大学，我们被灌输进脑子的是这些东西：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是红太阳、永远是英明伟大不会犯错误也没有丝毫缺点的，抗战八年全靠八路军新四军的地道战地雷战把日本小鬼子打跑的……。
红专大辩论、参观反右展览、联系实际的“九评”学习、学习“毛选”、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雷锋、参加“四清”、政治课、党课、还有各种各样形式繁多的活动、会议、参观、座谈等等，都是我们上过的阶级斗争主课，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听话的人。而实际效果，我们确实被塑造成为阶级立场坚定的、随时听从党的召唤的驯服工具。
◇ 政治辅导员制度
为了培养听话出活的学生，必须要有组织措施，有制度保证。为此，蒋南翔在清华首创了后来推广到全国的政治辅导员制度。
在我看来，政治辅导员制度所起的作用主要有这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各种形式各种机会对同学进行“兴无灭资”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灌输，清除一切异己思想；对“差质生”进行监督、控制，排查一切异己分子。
二是不断地锻炼、考察、培养辅导员队伍，毕业以后输送到各级领导岗位，成为维护体制的骨干力量。
当上政治辅导员，就意味着成为最优秀的优质生，“革命事业接班人”已经非其莫属。辅导员的耀眼经历，是毕业以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名片，其中的出类拔萃者甚至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辅导员们对辅导员制度感激不尽、赞扬有加。如与我同届曾当过辅导员的吴姓委员长回清华时对学生现身说法：“做辅导员工作可以密切和学生们联系，更重要的是，做辅导员的经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学会与人与社会打交道，对一生的成长都很有用，不吃亏的。”有利于仕途“不吃亏”，这暴露出他们本质上是一群政治商人。
文革初期，一些激进学生把辅导员每月领取的１８元补贴叫“养狗费”。这种侮辱性的叫法虽然是不对的，但也道出了问题的本质：这批共产党豢养的辅导员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为体制“看家护院”而已。
按理说，经历过惨痛的文革，应该吸取深刻的教训，对教育进行彻底的反省和改革。遗憾的是，教育的根本方面没有什么触动。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除了党化教育依旧，新灌输了金钱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教育，离教育的本义越来越远。
◇ 我的希望
我希望，学校培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心智健全的现代公民，而不是顺民、暴民、奴才或者是只有经济头脑（以前是只有政治头脑）的脑残者。心智健全的现代公民应当具有善良、正直、友爱、正义、诚实、勇敢、信义、守法、独立思考这些做人最基本的品德和精神。这应是我国各类大、中、小学都应当努力达到的共同目标，也是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德”的真谛。
我希望，学校应该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个没有灵魂的学校，永远培养不出有灵魂的杰出人才。即便冒出个把诺奖获得者，钱学森明知故问的天问〔注〕也依然是无解。砸下重金的清华大学外表恢弘气派，硬件上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学，但是，没有灵魂的大学犹如行尸走肉，充其量只是一个顶着大学桂冠的官衙门。
我希望，教育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教育应远离政治，远离权贵，回归原位。应当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样的党派口号扔到太平洋里去。教育工作者应该忠诚的是国民的教育事业，因为教育是国家的、民族的、民众的事业，不是党的私产。那些用于灌输、洗脑的课程，如政治思想课、党史、哲学之类的，统统都从必修课中剔除，归入自愿学习的选修课。应该上公民课，上品德课。从辛亥革命起，历经北洋军阀、民国，到建国前，这几十年间，并没有哪个党派在领导教育，却培养了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大批有杰出贡献的大师之才。所以，一切政党都应退出学校，不得在学校里建立党组织。建国以来，正是因为执政党对教育的错误领导，才造成了教育的大倒退。
我希望——这也是我最重要最坚定的希望：教育一定要改革，一定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但是，教育痼疾已经不可能由教育系统自己医治，因为这不仅仅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教育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没有政治体制的根本性改革，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就永远没有前途。坚定地推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既是我们国家的唯一出路，也是我国教育的唯一希望！
我最后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希望是，后人不要再像我那样，到了老了还要不断地“呕吐”。我回顾１８年（小学６年，中学６年，大学６年，再加因文革而留校１年）所受的教育，智育方面大多数都是有益的。而德育方面大多数不仅无益，反而是有害的。对我的品行、操守、人格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是纯朴的乡间民风，是小学和初中这阶段心智的启蒙教育。后来的政治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党史教育以及形式繁多的运动、活动这类德育教育，基本上都是垃圾，都是狼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我的一生中被灌输了各种谎言。近几年来，我在回顾以往所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地区别真伪、区别良莠、区别养分毒素，尽力把那些伪的、莠的、毒的东西统统都“呕吐”出去。这真的是一项繁重的、痛苦的、但又是不得不完成的最后任务。
〔注〕２００５年以来，钱学森多次在病榻上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第六节 终结一党专制领袖独裁 中国呼唤民主宪政
文革是在天怒人怨的１９７６年结束的。
如果说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预示的是“天怒”，那么四五清明节悼念周恩来逝世的天安门事件，则是亿万民众对文革不满情绪集中爆发的“人怨”。当年９月，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文革也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基本结束。
严格地说，文革既非依靠执政党的自身力量终结的，也不是由民众的意志终结的，文革是被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结束的。设想一下，要是毛泽东再“万寿无疆”个七八年，文革是不是还得再无可奈何地拖上七八年？这样一个既祸国殃民也使执政党颜面扫地的全局性错误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得不到及时的纠正？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中国的专制制度源远流长。所谓的“封建”专制其实是皇权专制。历次的改朝换代仅仅是新的皇权替代旧的皇权而已。刘邦、朱元璋等下层草民一旦造反成功所建立的依旧是又一代的皇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就是皇家的私产。皇族及其文臣武将成为改朝换代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二千多年来，中国在制度上没有创新，没有进步，一直是旧瓶装新酒。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终结了皇权专制，这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勋。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制度。经过一段军阀混战以后，国民党所建立的政权是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体制。
经过多年的国共较量，国民党由兴而衰，共产党由弱变强。１９４５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谈到历朝政权“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那时的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许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给农民以土地，给工人以主人翁的地位，给民主党派以联合执政的权力。那个时候的毛泽东，看起来是多么的高瞻远瞩、伟大英明呀！因此，他得到劳苦大众的衷心爱戴，中国共产党也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全力支持。
但是，庄严的政治诺言没有兑现，最终建立的是一个领袖凌驾于全党之上、执政党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专制国家。这既是失信，也是欺骗。与中华民国不同的是，现在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代替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与历代皇朝不同的是，现在是一党专制代替了家族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时代发生了两次特大灾难。
一次是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基本上消灭了党外的异己、反对势力，实现了共产党的一党集权，毛泽东的威望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１９５８年，他高举“三面红旗”，在全国发起大跃进，在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妄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天堂”。最后，他的乌托邦以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老百姓的巨大代价而碰壁告终。
另一次就是不甘心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１９６２年９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在１９６６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无论对国家、对民众，还是对共产党自己，都是一场浩劫，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重的巨大灾难？为什么不能预防这些灾难的发生？为什么长时间地无法纠正？显然是在我们的制度层面出了问题，国家的体制已明显呈现了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特征。在一党专制下，社会上已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预防、制止灾难的发生。而在领袖独裁下，党内也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预防、制止灾难的发生。坚持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人总是把这美化成“中国特色”，说这样的举国体制决策程序简单，办事效率高，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遗憾的是，过往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是集中力量办坏事，集中力量办蠢事，最后是集中力量一心一意奔灾难！要防止文革重演，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就是终结一党专制领袖独裁，逐步有序地过渡到民主宪政。
在１９８０年代，经过对文革的初步反思和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试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也作出了一些规定。可叹的是，１９８９年以后，只有对外开放，只有经济上的发展是硬道理，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停滞了，于是成了跛足的改革开放。我的两位校友，一位奉行“不折腾”，开创了维稳新模式，任由官员贪腐横行，社会两极分化；另一位则公开提出“五不搞”〔注〕，更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垒砌了拦路墙。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声不过是保守、顽固的又一例而已。
纵观世界上实行三权分立、民主宪政的国家，他们也有众多的社会矛盾，他们的决策效率有时有点慢，发展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他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他们的社会发展总体上是平缓上升的。尤其是，他们的民众是自由的，有尊严的，比较富足的。
世界上各个国家实行着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相比较而言，民主宪政虽非最完善美好的社会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相对于那个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社会制度，更是如此。同是华人社会的台湾和大陆，十几年来，其社会制度形成了强烈的、明显的优劣对照。
中国的民众需要自由民主！中国的社会呼唤民主宪政！
〔注〕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日动笔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完成征求意见稿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终稿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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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五）
·范达人·
（上接zk２４０６c）
◇ 试图跳出漩涡
一九七六年春，我的妻子从波兰回国休假。为便于工作起见，她希望我同往华沙。我也想乘机离开“梁效”。之所以如此想，并不是对毛泽东的路线有什么怀疑，当时，我依然认为“梁效”写文章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止走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道路。对毛泽东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我是衷心拥护的。那么，何以要离“梁效”而去国外呢？主要原因：一、我原以为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夫人，是代表毛泽东，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后来从正道和小道听到不少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从此，我对江青等人的正确性和代表性打了个问号。同时，我也深感在“梁效”写文章，不由自主地卷入中央斗争的漩涡，很危险。特别是迟群等人严密封锁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跟着他们干，实在很悬，应该设法跳出这个漩涡。二、干部、群众不理解，不欣赏我们所写的文章。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九七六年春节期间，我们夫妇二人一起赴江苏南通探亲，听到不少普通百姓不满批邓的言论，感到群众对无休止的斗争非常厌倦，而我们所写的文章，篇篇强调“斗争”。另一件事是，我们到太原钢铁厂参观，有位负责生产的副厂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抱怨地说：“我们厂原来生产是比较好的，批林批孔以来，一搞运动，生产就下去了。”他在我们这些“梁效”成员面前，公然表示对批林批孔的不满，敢于说实话，令我震惊。由此可见，社会上对我们所写文章，反感到何等程度。第三件事是，一位在部队工作的老朋友，邀我到家中作客。在我们闲谈中，他不满地问：“你们现在又要批判邓小平这些老干部，老干部都打倒了，谁出来工作？”三、“梁效”的清规戒律使我不快。一次，我与“梁效”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同志一起骑车去看调演节目，途中，我问他：“我们每天补助多少钱？是中央还是市委补助的？”“梁效”一头头得知后即找我谈话，以责备的口气说：“我们每天补助多少钱，你不知道吗？难道你要跟外面的人勾结起来搞垮我们的班子吗？”又有一次，我与一位同志聊天，说到外交部同志也有大批判组选印的文章。这件事又被“梁效”某头头知道，他声色俱厉地说：“你跟外交部的人吃吃喝喝，我们跟外交部一点关系也没有。”再有一回，正当我们小组在北京乳胶厂劳动期间，我抽空去看望在北京木材公司工作的朋友，他在办公室问我：“迟群犯错误了，你知道吗？”当时，由于办公室的人很多，我没有答话，岔开去说别的了。“梁效”那位头头又很快获悉，找我谈话，他说：“你岔开了，等于默认迟群犯了错误。”
后来，李家宽和王世敏也经历了一次信任危机。大约在一九七六年四、五月间，宋柏年召开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大会，对李家宽、王世敏两人的工作作风进行揭发、批判。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此会并支持大家对李、王二人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大批判组，回原单位工作。那天，我正好回家，没有参加那个批判会。事后，有的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会议情况。李、王二人调离后，宋柏年担任“梁效”主要负责人，红卫兵出身的郁龙余和中文系的孙静进入领导班子。北大党委书记、原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王连龙和北大党委常委魏银秋得知此事后，认为处理欠妥，强调即使李、王二人工作作风或其他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但政治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应调离“梁效”。迟、谢考虑了王连龙和魏银秋的意见，两、三天后，又将李家宽和王世敏调回大批判组并官复原职。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向“梁效”领导打了报告，要求随妻赴我驻波兰使馆工作。为避免领导产生误解，以为我要“临阵脱逃”或对“梁效”有什么看法，我特意在报告上写道，几年来组织上的教育培养，我将牢记于心，今后无论到何处，我都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
请调报告先交给李家宽，再转送迟群、谢静宜。出乎意外的是，“梁效”党支部、校党委、迟、谢一路绿灯，旋即获准。当时，我以为领导通情达理，照顾我们夫妇两地分居呢。粉碎“四人帮”后，有位头头告诉我，迟群生怕我把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内的情况泄露给外交部，曾几次说：“让范达人走吧！“由此看来，我的请调报告正中了他们的下怀。
◇ “按既定方针办”
粉碎“四人帮”后，《光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被定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动员令。因此，起草这篇文章的我们小组首当其冲，受到猛烈冲击。
毛主席逝世后，《光明日报》向“梁效”约稿，要我们写一篇淖念毛主席的文章，主要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李家宽问我们组能不能写。
对毛主席逝世，我个人已在北大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悼念文章，全文如下：
▲ 敬爱的毛主席啊 我们永远忠于您——历史系教员范达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踏着沉重的步履，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这裹，我瞻仰了最崇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容；在这里，我悲痛万分，放声大哭；在这里，我立下了毕生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不息的誓言。回到大批判组，打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在扉页上写了几句活，寄托我的哀思，表达我的决心：红日灿灿照心间，伟绩永存载史篇，含泪攻读遗雄文，革命登攀志更坚。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为我们树立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在这举世哀悼的悲痛时刻，我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回忆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我的无比恩情。
我清楚地记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唤醒了我，激励了我，使我一个无知少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我一定要更加刻苦地攻读您的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沿着您指引的革命道路，永远走下去，直到生命最后的一息。
我终生难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上解放出来，使我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拿起笔作刀枪，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猛烈开火。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我一定牢记您老人家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教导，坚决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誓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的安内资产阶级斗争到底！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正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们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撰写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文章。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不管今后征途上有多少艰难曲折，有多少险风恶浪，我一定要继承您老人家的遗志，把您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奋斗终生！（原载《新北大》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６日）
当时我崇拜毛泽东，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尽管“文革”初期，我受到冲击，遭到批斗，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的思想逐步被其征服，完全接受了他的理论。我认为毛泽东知识渊博，文史哲造诣深，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对世界亦有广泛影响。他的逝世，犹如巨星殒落，令我悲痛不已。那篇悼文充分表达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心情。
对《光明日报》的约稿，我却兴趣不大，因为此时我正准备赴波兰工作，整天在学习英语，念“九百句”。现在，李家宽既然找到头上，那就写吧。我便将此事告知两位组员何芳川和陈先达，他们也是持“要写就写吧”的态度，不甚重视。不久，《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孙关龙应约来到“梁效”驻地北招待所，与李家宽和我们小组的同志一起讨论文章的主题。孙一开头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晚年的一项重要指示，因为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句话用粗体字刊出。”我对此也深信不疑，早在八月份，我已从《人民日报》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两点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上午九时，汪波清、孙关龙在《光明日报》社对范达人、陈先达、何芳川等人谈了对该文的要求。孙关龙说，我们理论部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伟大意义，这六个字，字字千金，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接着，孙关龙对文章的路子、内容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提纲：首先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管我们这一代、下一代，还要管世世代代。违背这一点，党就变修，国就变色。然后谈谈为什么必须“按既定方针办”。回顾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已经为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歌颂主席思想的伟大发展。违背就失败，遵循则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按党的基本路线办。再谈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一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当前，在国内要批邓，在国际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最后要强调，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要树立必胜的信念。汪波清补充说，最有说服力的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蓝图已绘好，问题是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而不是另想一套。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以后还是这样，要鼓舞必胜的信念。孙关龙还谈到国际共运史的经验不太好写，马恩逝世后，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斯大林逝世后，出了赫鲁晓夫。汪波清说毛泽东思想现在深入人心，马恩那时两个人，现在八亿人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在讨论结束前，汪波清把师海云找来，请他念了一遍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传达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孙关龙和汪波清还给我们看了新华社内参关于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应。
文章大意明确后，我对何芳川说：“你先起草，然后我们大家修改。”那时我只想尽快赴波，已经心不在焉。何说：“行，我起草”，并说：“这不是什么大块文章，几千字就行了。”初稿完成后，由我执笔修改，我未作大的改动，只作了一点非实质性的文字润色。这篇文章便于九月二十四日左右定稿。经李家宽等人同意后送《光明日报》。九月三十日下午，迟群电话告李家宽：“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包括〈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同日，《光明日报》排出清样，让我们再审一遍。清样复审后立即退了回去。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该文的标题是我起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就是如此，并非江青或迟群、谢静宜授意。
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责令我们写作组交代“四人帮”是如何授意写作此文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报刊文章把这篇文章定性为“篡党夺权的动员令”、“矛头指向华国锋主席”等等，真是令我啼笑皆非。后来，上面还要《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和他的副手孙关龙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此事审查了多年，也没查出“四人帮”与这篇文章有何直接关系。
当时，对我们施加压力最大的莫过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这位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一口咬定我们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他的。这就立即将我们置于反党反革命的绝境。
据我所知，华国锋，山西人，一九二一年生，一九三八年参加抗日游击队。一九四零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担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之后不久担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歌便由此而来。一九五二年华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不久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一九五四年起为湘潭地委书记。一九五五年，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和〈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特邀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不久，华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一九五五年夏，华国锋妥善地安排了毛泽东阔别三十二载的湘潭之行。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亲自提名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三年十月，华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颇为欣赏，批示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谍思想。一九六八年四月，华出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林彪事件后，华到中央任公安部长。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上，他当选政治局委员。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五·四天安门事件”后，华国锋成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显然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毛泽东逝世后，华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三项要职，权力如此集中，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无先例的。毛泽东曾多次夸奖华国锋，说他是个老实人，不蠢。当时，我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尊敬，同样也信任和尊敬华国锋，拥护他出任上述要职，丝毫没有反华之心。甚至在修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时，我还按照华国锋所致悼词的提法，作了变动，如第四段“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文章的第十二段，我加了一句：“并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暴风雨中考察和锻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通稿时，我举例说：“譬如华国锋同志就是久经考验的，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我拥护他还唯恐不及，又怎能去反对他呢。然而，外表敦厚的华国锋却武断定性，置我等于死地。
华国锋在这件事上，还玩了一次文字游戏。“按既定方针办”追根溯源，最早是由他向下传达的，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后刊载在新华社《内参》上。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联合发表社论，用粗体字刊出这句话。华国锋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但到九月三十日，乔冠华在联大的报告引用了这句话（据章含之在《我与乔冠华》一书中称，事实上乔在作报告时已根据国内电示删去了这句活，而《人民日赧》发表时没有删去）之后，华国锋则指出：“六个字，错了三个字。不是“按既定方针办”，而是“照过去方针办”。更为可笑的是一些报刊文章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修正主义，而“照过去方针办”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云云。我看不出，想必一切思维正常的人也分辨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何实质区别。连彭真后来都说，什么按既定方针办、照过去方针办，咬文嚼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人们从范硕所写的〈“四人帮”覆灭记〉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端倪。该文称“叶剑英等许多老革命家忧心如焚，正思考和酝酿着除害救国的战略决策”。王震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早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就常在邓小平、陈云之间沟通消息，议论朝政，在此期间，王震还多次到叶剑英家里密谈。一次，王震问叶帅：“为什么他们（指“四人帮”）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他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王震一下子征住了。叶剑英向他点了点头。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这个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主席已逝世，时机来到，华国锋等人便将十月四日《光明日报》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作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借口。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未完待续）
□ 来源：《“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范达人著，香港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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