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扬（右）
周扬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作为一个文艺官僚，解放后文艺界被整治最惨的一些作家，胡风、丁玲、冯雪峰、艾青，其背后周扬都出力不少。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他早期的文艺理论都左得厉害，但文革结束后，他突然又变得右，甚至因为右而遭受了文革之后最大的一次冲击，本人也因为这次冲击郁郁寡欢而进入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1. 上海往事
周扬是湖南人，据说家谱上写他是周瑜后人。无论在上海、延安，还是北京，周扬一直都很受人欢迎。从照片上看他年轻时相貌英俊，即使年老也风度翩翩；根据别人的回忆，他的性格也是和蔼温情。
他是英国文学专业出身，爱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他的三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是艾若、迈克、约瑟，也都相当洋气。他的文艺理论主要来源于欧美，特别是苏联，早年甚至都没有怎么看过中国古典著作。
上海时期的周扬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身为“左联”领导人所作的一切。自1933年从丁玲手里接手党团书记以后，他聚拢了一批青年作家，形成了不小声势，田汉、夏衍都是他此时的至交。当时的左翼文学团体不少，除了左联外，还有创造社、太阳社、文学研究所等。然而30年代起这些团体之间以及内部都经常斗得不可开交，例如郁达夫因为说“我是个作家而不是战士”即被除名，茅盾因为请假写《子夜》而被群起攻击。这些纷扰中一件大事就是周扬和胡风因为文学口号起了争执，这场争执还把鲁迅卷了进去。
当时日本侵华迫在眉睫，所有人都感受到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来反侵略。为了让文艺也成为反侵略的武器，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然而鲁迅对“国防文学”的提法有些不满，他亲自订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由胡风撰文发表。
周扬并不知道这是鲁迅提出来的。他晚年坦陈，原本这是可以不争论的，可偏偏“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要跟他争论”。在一系列争执中周扬和鲁迅的关系也恶化，鲁迅认为周扬“以指导家自居”，是一个“奴隶总管”，还说他们“大半不是正路人”，“借革命以营私”。
2. “沙皇”是怎么养成的
周扬后来成了党的文艺界的主要代表，这还要从他离开上海，来到延安说起。
被鲁迅公开斥责后，周扬完全没有办法在上海待下去了。1937年他来到延安，很受器重，先任教育厅长，后来又任“鲁艺”副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周扬晚年回忆说，此时延安分成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和以他自己为首的“鲁艺派”，他称自己这一派主张“歌颂光明”，而丁玲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根据后人回忆，在此期间丁玲就已经对周扬有了看法，但显然还没有后来那么严重。这一期间跟丁玲交好的其他作家对周扬也有意见，例如萧军延安时期的日记里说周扬是“狡猾而政客思想浓厚的人”。
1942年延安整顿三风，尤其是对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等文的批判，对“文抗”派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主张“歌颂光明”的鲁艺这边则不同，借此机会占了上风。这次整风对周扬来说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1950年周扬去上海看望胡风，说“我也是老犯错误，只要领导上一批评，我就做检讨。”这恐怕也是整风时期形成的习惯。
解放后，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和文化部副部长。但一开始他的威势并没有那么高，毛泽东对他也不怎么满意。刚解放的时候文艺界发生了许多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都绕过了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直接由中央领导人亲自抓。他手底下出了这么多事，从政治上讲他也有责任。因此毛泽东批评他“政治工作不展开”，甚至一怒之下解除了他文化部副部长的职位，要求他下乡参加土改。如果不去，“就派一个团把他赶下去”。
毛泽东说过：“周扬这个人，长处是听党的话。”很快周扬也学会了该怎么搞“政治工作”，一出手，就把胡风这个过去的论辩对手整治得服服帖帖，再也说不出话来。打倒丁玲则是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成果。之后丁玲不断申诉，一度几乎要把案子翻了过来，也是周扬出手又给按了回去，还给丁玲加上了右派的帽子。
胡风、丁玲接连被打倒，跟两人密切的冯雪峰也无法逃脱。在反右中，他的主要黑点是从延安去上海时只见鲁迅不见周扬，这几乎形成了一种“反周扬就是反党”的气氛。据当事人回忆，在大会上，周扬坐在主席台上，打量冯雪峰的眼光是轻蔑的。
从这次“反右”之后，周扬就建立了文艺界的绝对权威，他是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权威阐释者，没有人想过怀疑，也没有人敢怀疑。人们说他报告的水平很高，手上的纸条里只有几个字，却能洋洋洒洒讲上两三个小时，而且旁征博引，有条理、有深度。据说他讲话时也非常有派头，眼睛向场下一扫，那个气度谁都学不来。这个派头在对手眼里则十分扎眼。丁玲回到北京后从电视中见到周扬，说他“依然昂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
3. “沙皇”的倒台
不过好景不长。60年代初，上面开始对周扬越来越不满意，甚至认为周扬领导的中宣部堕落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眼看着自己十六年的工作要全盘推翻，在越来越紧的风声下，他忍痛亲手把多年的好友田汉、夏衍、阳翰笙打倒，希望能灾难到自己头上的时间来得再晚些。
到1966年夏，周扬还是被打倒了，变成了“文艺黑线”的大总管。在一篇名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里，周扬被说成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其他的罪名还包括他“反鲁迅”。他早年跟鲁迅争执的“国防文学”被称为“卖国文学”。
批斗大会的过程被他的儿子记录了下来。那时候刚做过癌症手术的他体力不支，只能趴在地上。临散会时，又被人揪着头发从会场的一头拉到另一头示众。后来他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9年。在监狱里他吃尽苦头，整夜整夜的不能睡觉、被要求交代问题。挨打中，他的左耳被撕下一半，以至于左耳失聪。
4. 由“左”到“右”
“晚年周扬”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因为他表现出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思想，因而历来被很多人评述过。
1979年，周扬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对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据说他当时的道歉十分诚恳，眼里闪烁着泪光，也获取了不少人的谅解。在那之后无论大会小会，他都会不断道歉。
让他在文革后重领意识形态风骚的是两次报告。一次是在社科院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把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另一个报告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而作。
在这个报告中周扬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也需要弘扬人道主义。他还提出了一个“异化”理论，直指经济建设干了不少蠢事，这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民主法治的不健全导致人民公仆滥用权力，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则是“思想领域的异化”。
他的这些观点放在之前，一定是大逆不道的，即使是在80年代，依旧属于激进，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快又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全国许多报纸杂志都刊文反对他这一理论。高压的声势下，他不得不又一次进行检讨。
好在时代不同了。这一次“清污”运动只进行了不到一个月就偃旗息鼓，却给周扬带来巨大的精神打击。他因此郁郁寡欢。后来在这件事不断刺激下而突然生病，从此被送进医院，在里面住了5年，再也没出来。
来源：青衣仙子的二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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