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西：坎坎坷坷是书生
陈向阳：文革当年：滋润的工人阶级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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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五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一九期（zk2406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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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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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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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坎坎坷坷是书生 朱学西
【史海钩沉】 文革当年：滋润的工人阶级 陈向阳
【往事非烟】 “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四） 范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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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坎坎坷坷是书生
·朱学西·
我１９２４年８月３０日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是朱溪村人。仙居县是山区，我们村的人都姓朱，爷爷那辈四位兄弟分为四房，大房和二房矛盾尖锐，大房的人少，比较有钱、有文化，村里的主要事情都能说得上话，能起作用。二房的人多，比较贫困，说上话起作用的时候少。解放后，二房的贫下中农斗地富，斗得很厉害，大房死了很多人。
我们虽是大房的，但自己家穷，顶多是中农。解放时定的是小土地出租者。学校开始以为小土地出租者就是地主，把我看成是地主出身。我说这是两码事，土地改革时，拥有土地在当地人均之下，因家里没有劳动力，出租土地请人耕作的，相当于中农或上中农。我们家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应聘女附中
我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上台州中学；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４６年，参加青年远征军；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学习；１９５０年解放了是到北京大学念的。当时因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与蒋介石的关系密切，都去了台湾，于是文学院历史系停办了。当时校方跟我们说，你们可以参加工作，也可以联系其他学校上学。我选择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继续读书。到北大去需要路费，可是家里没有钱啊，正好我有个机会可以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那时长江以南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放，于是由政协代行人大选代表去北京开会，政界１５人，商界１５人，文化界１５人。我们当地有位很进步的７６岁老先生作为特邀代表，需要秘书陪同到北京参会，我和他儿子是同学，于是就介绍我当秘书陪同他父亲一起来京开会，会后我就留在北京上学了。
１９５０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当时我也很进步，诚心诚意相信政府相信党，积极性特别高。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１９４９年，我陪同那位老人来京开会。路上，我一手扶着老人，一手提着行李，走得很慢。浙江省的一个军人代表看到后，抢过我手中的背包，一下子就背到了他的肩上。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代表是共产党的高干，他的名字叫沙文汉，是解放后浙江省的第一任省长。他能这样对待我这个小青年，让我永志不忘。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１９５１年。我被招聘到女附中工作。那天我扛着行李到学校报到，一进门就遇到教导主任丁丁，我是经过他面试后被录用的。丁丁看见我，抢过我的行李就背在他的肩上，一直把我送到宿舍。我那时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啊！
记得面试的时候，丁主任还问到我对历史教材的意见。当时历史课没有现成的教材，用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那时我年轻又单纯，胆子也大，我说：“这套书很好。挑不出第二套比这套更好的了。但是，用来做中学课本不好。”丁主任问我：“为什么做课本不好？”我又说了两点，一是虽然书的可行性强，但可读性差；二是内容多而全，重点不突出，学生难于掌握。丁丁很有同感，于是邀请我做女附中的历史老师，并让我考虑编一本中学历史课本。
解放初期，国家很重视历史课。历史课能起到政治课起不到的作用。当时，从初一到高三，每周都排三节历史课。后来，才慢慢减少了。记得我一周要上１８节课，最多时一周上２１节，每天都忙于备课、上课。学校领导也支持老师们认真备课，丁丁主任做报告时还支持单独备课，他说：“备课备到１２点，集体备课可能吗？教学重点确定后，还得单独备课。备好课，才好上课堂。”所以我年轻时，没有一天夜里１２点前睡觉，到了星期天，也不能全用来休息。
那时苏灵扬、丁丁、卞仲耘相继担任学校主要领导人，对我都十分信任，让我编写新的历史教材，担任高三毕业班的把关老师。学生对我也有很高的期盼，听课时总是瞪着圆圆的眼睛，想从我的讲课中获取知识，提高认识。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学生的期盼，工作非常勤奋，夜以继日地工作。每讲一节新课，备课时间少则十多个小时，多则在二十个小时以上。深研教材，以确定主题、重点、难点；博览资料，以丰富内容和提高对问题的认识；撰写详细讲稿，每节课约两三千字，以理顺思路，控制繁简和精炼语言。当时老教研组长阎应清老师给我的讲课以很高的评价。他说：“朱老师的课很有特色，有广度，有深度，条理清晰，每一句话都像铁锤敲打钉子一样，能深深地扎进学生们的脑海中。”正因为那时的每一节课都是这样备出来和讲出来的，所以６０年代有时忽然让我以代课老师的身份再上讲台时，那时我已脱离教师岗位五六年时间了，但我基本上还能完成讲课任务，同学们评价还很高，但我已很少有激情了。
正是因为夜以继日地备课，看书，写讲稿呀，结果“书呆子”是我留给周围人们的一个印象。当时胡志涛与我为邻居，她住在一个小独院里，我住在七间房的一个单人宿舍中，窗户对着窗户，夜里她总能看到我是关灯最晚的人。因此她对我“书呆子”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十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时，她以“走资派”的身份，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在牛棚中聚首时，她看到我是把劳动好手，无论轻活、重活、木工活、泥水活，都应付自如，便深有感慨地说：“昔日的书呆子，今天的多面手。”我听她说这句话后，不禁心潮起伏，心想，既是书呆子，为什么还要把我打成二类右派？
二、被打成“右派分子”
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３年，学校开展忠诚老实学习运动，要求每个人都要认认真真地把家庭和自己的情况老老实实写出来，老师们普遍对组织极为信任，生怕自己有什么遗漏，自传写的都很详细。因为那时没有任何思想负担，满脑子都是怎么为人民工作。
１９５５年国家开展反胡风运动，女附中把陈洪涛（林莽）老师定为胡风分子，他被抓走了。陈洪涛受政治上牵连的事情很多，他人很聪明，思想进步，解放前，十四五岁就被国民党抓去坐了监狱，后来听说他还在监狱里学英语，到十七八岁才放出来。刚工作几年，又被打成胡风分子，又坐了两年牢，后来又当了右派。听说陈洪涛还当过少年军校的老师。南京解放时，他参加过接管南京的工作，但他的组织性差，和原来的领导闹矛盾，于是就来到北京找周扬。是周扬的爱人苏灵扬把他安排到女附中讲课的，陈老师的课讲得非常好，多次在北京市做过公开教学。他后来又在监狱里学俄语。放出来后就教俄语。他读了很多苏联的文学作品，所以讲起课来绘声绘色，学生们很崇拜他。当时他的工资级别定的最高，和名师王明夏、张玉寿相同。
有次上课，学生问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他说胡风不是反革命集团，他是文艺思想问题。这件事情被学生反映给学校，结果他就被抓了，定为胡风分子。他见过胡风，但没有组织关系，二三年后又被放出来了，教师评级当时降为二级。他曾流露出在监狱里受虐待，吃不好睡不好，便秘等等，反右时说他散布不满言论，又将他划为一类右派。因为他是重犯，结果双开。我们一起到红星农场劳动过。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记不清楚了。他回来后，被分到图书馆去了。
我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呢，说来话长。
师大女附中属于北京师范大学领导，１９５７年，别的中学还没开始反右时，女附中跟着大学一起就开展反右运动了。当时，学校开大会动员，让给党提意见，我觉得毛主席很英明，但我自己太天真，要求进步，想让党好，所以积极参与。党支部原来指定了几个老师当代表，老师们对此都有意见，认为他们几人不可能把大家的意见真实的反映上去。学校也挺民主的，随后就让大家推选教师代表。平时，我不参加什么活动，谁知道老师们对我挺信任，我居然以８０多票当选（老师不足百人），我只是个非党非团的老师而已。当时，共选了四个代表。其他三位老师是：
唐初（男），党员，语文组组长，工会主席，是老区来的。四川大学毕业，原来参加过三青团，后来才到解放区的。他后来被打成二类右派（文革后，王震的夫人、女八中的书记王季青把唐初要走任教，女附中人事干部说没有指标和工资，王书记说不要紧，从我工资中扣就行）。
冯淑良（女），党员，语文老师。说话很尖锐。丈夫是女附中的副书记周烈。最后被打成一类右派，开除公职。〔冯淑良的丈夫曾任女附中的副书记，反右前调离——原编者。〕
丁斐若（女），语文老师，直爽、活跃，要求进步。是萧三的外甥女。
我们四个人分别联系各教研组，收集意见，结果四人都被打成了右派，还说我们四人是有预谋的反党集团。我们想不明白，但不允许也不可能有任何辩解。那时我连团员都不是，但我由衷地认为新中国好，共产党好，觉得哪怕十条意见中有两条是对的，提出来对党都有好处，明明是为了让党更好才提意见的，结果被打成右派。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因为我态度不好，拒不认错，被定为二类右派。
那时我太天真，没有政治经验。划为右派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老教师一般不说话。丁斐若老师不一样，她大我十几岁，很直爽，也是很进步的。她丈夫是地下党，萧三是她的舅舅。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在学校负责的是胡志涛、卞仲耘，她们只是基层领导，是按上面精神办事的。反右是全国性的运动，主要应该由毛主席负责，由中央负责。当时，毛主席的话说得很诚恳，很开明，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我们年轻老师都是积极参与，我们四位教师代表更是认真汇总大家意见，进行详细汇报，一点都不隐瞒，谁知道这是引蛇出洞呢！现在分析，当年对于基层领导来说，胡志涛应该负主要责任。卞仲耘和教师的交流比较好，和我们有些共鸣。给我摘帽时，记得卞仲耘给我说她当时一再给领导做检讨，再晚一些，恐怕她也不行了。反右运动后的６０年代初，胡志涛因为给上级提意见，也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连降三级。听说胡在会上有个发言，对韩作黎提意见。当时四中杨滨也挨批了。
中央规定各单位反右的比例是５％，但女附中教职工不足百人，揪出了１２个右派，达到百分之十几。他们是：语文老师唐初（候补党员）、陈洪涛（优秀教师）、冯淑良（党员）、丁斐若、谭丽都、洪绍麟（团员）；数学老师张振江，外语老师杨景策，历史老师朱学西（优秀教师），地理老师李德风（团员），制图老师王篆，体育老师蒋瑞轩（团员）。对于这种情况，基层领导应该负主要责任。这１２人都是骨干教师。陈洪涛、唐初是当时在北京市都有影响的教师，到外校示范讲课等等。我是年轻教师，也是骨干，参加北京市的历史教研活动和编写教材工作。１９５４年，北京市有个“五四决定”，当时市领导为提高中学教学质量，决定征调全市各重点中学、各学科的骨干老师，组成学科编撰组，编撰本学科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资料，供全市中学使用。历史编写组约有二十多人，都是来自各重点中学的骨干老师，由于我来自名校女附中，便被任命为编撰组两组长之一，另一位是东城区某重点中学历史教研组组长宋毓真老师。编撰成的材料，不久铅印成书，发给全市各学校使用。这本书，北京市的教学资料室应有保存。经过这次编撰后，我成了北京市知名的历史老师。稍后又被北京市评选为优秀青年教师。
有了１９５７年反右的教训，我自此心灰意冷，很多东西都毁了。讲课就变成照本宣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处处小心害怕，怕说是给学生放毒，也不敢和学生接触。在实验中学当了这么长时间的老师，开始没有当班主任时，我还主动和学生接触，后来只能敬而远之了。文革中我更不敢说话，有事放在心里，什么都不说了。
之前，我的教学工作得到学校的肯定，把我定为二级教师，二级教师的工资是１２４元，我被打成二类右派后，每个月只有１８元的生活费。当时，老伴没有工作，还有四个孩子，老家父母年事已高，需要赡养，生活确实很困难。后来老伴去街道工作，有１８元工资，大儿子参加工作有了工资，其他三个孩子按每个月７元补助，才过了下来。事情变为这样，对我本人和家庭的影响太大了。对子女的影响尤其大，名义上重在表现可以上学读书，但我大孩子在高中无法上大学，初中的孩子无法上高中，四个孩子都受影响了。我被批斗，对孩子们影响很大，他们政治上受的压力非常大。
打成右派后，我们好几个老师就去南苑的红星公社参加劳动了，我死心眼，劳动表现突出，在那儿干了二三年，干到１９６０年才回来。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没有再让我教书，一直在女附中做后勤工作。我不能教书了，在后勤，什么活儿都干。我不怕干活儿，我是农村来的，当右派那几年，学校的很多活儿，我都干过，还干得很像样。
右派摘帽后，重新评工资，按大学毕业生标准给５６元，不让教书了，一直留在学校搞后勤。后来，因为３７中缺历史老师，借调我去，在那里教了一年多书，所以文革刚开始，我在３７中，过了一年多，女附中有人说怎么能让朱学西一人逍遥法外？３７中的学生、老师对我印象很好，给我做了一个相当不错的鉴定，还派人把我送到女附中，把鉴定交到红卫兵手里，没想到被她们一下子撕烂，然后就命我到女附中后院夹道劳改去了。
三、军宣队和工宣队——清理阶级队伍
回忆文革，我印象最深的是１９６８年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组织教师清理阶级队伍的学习班。１９６８年军宣队、工宣队带领组织，把老师们分批关在宿舍楼里好长时间，不许回家，名义是学习，实际是斗人揪人。我是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团长、政委在全校老师开会学习时让我交代问题，还让学生揪着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游斗。
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组织上认为我一度参加国民党军队，认为我的历史复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联盟，中国得到美国的援助，建立了驼峰航线，有了美式武器，需要有知识的年轻人参军。１９４４年，蒋介石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当时，我高中快毕业了，也响应号召，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目的是去打日本。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大部分人都复原了，我复原后继续学业。但原来青年远征军的编号未改，重新招人打内战，就成了反动军队了。
清理阶级队伍时，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因为国民党撤退时发给我两块银圆。当时我是浙江大学的公费生，我以为这是发的生活费，后来说这是特务的潜伏经费。军宣队、工宣队把这一段当作很严重的问题，加之我又有右派的经历，所以我在劫难逃了。
当时，我是第一个被拉出去斗的，斗我的人都是１９６８年女附中刚刚招来的一些就近入学的初中男孩子，他们在军宣队、工宣队的怂恿下，用坐飞机的姿势押着我围着操场跑了一圈，当时我几乎失去知觉，接着又把我从学校操场东头架到宿舍楼的地下室，几个男生拖着我的双腿，从东头拖到西头。后来又把我拖到二楼（当时宿舍楼有一头是堵着的）。当时，我完全失去了知觉，差不多送了我的命。后来他们又把我关进一间屋子里，还用被子把我的头捂着捆起来，怕我听到外面的广播，当我苏醒后憋闷难耐，才把被子解开了。
当天夜里，我知道隔壁关的是胡志涛。年纪大一些的红卫兵还好一点，年纪小的完全不讲人性，经常在夜里折腾胡志涛，胡也奋力反抗，高声和他们对吵，这样我才知道隔壁关的是谁。
记得游斗我是１９６８年五一前后的春夏之交，我内穿衬衣外穿中山装，当时一下子把我揪出来，说我是历史反革命，说我有１４顶“帽子”，我自己都不知道。游斗完后，就成立了我的专案组，三天两头地审我，审了多少次也说不清楚。来外调的人也很多，主要是调查我小学、中学、大学同学的情况。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很多。我有个中学同学，说他参加过三青团，外调取证的人对我施压，但我坚持说我不清楚，还说你们想了解他，去找和他更近的人。
我在关押期间得了肝炎，身上还带着中药，学生害怕传染，就不常来我这儿了，他们也不愿意接近我，每天开门让我自己去领饭，吃的是窝头咸菜。我觉得那次游斗是事先计划准备好的，房子窗户都用板子钉起来了。后来在宿舍楼又关了一些老师，以后相继发生了老师跳楼自杀的事件。当时大约关了十几个老师，有的就关在南楼后面的７间房里，比我晚关半年左右。那时我和张继恒老师已经被放出来了，每天在学校扫地打扫卫生，知道关在７间房的老师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是平房，学生很容易进去，往里面扔东西，骂人……夜里不让睡觉……弄煤球……还记得杨振被罚跪，跪在玻璃碴上好长时间。这些事情工宣队、军宣队表面没人参加，当时谁都知道他们是红卫兵的后台。那时女附中已经是男女合校了，男孩子打人、体罚很凶。军工宣队熟视无睹，根本不管。有个姓李的工宣队员被调走后，听说是因为调戏女生犯了错误。
记得第二批被关的有张绍勋老师。夜里没有提审过我，但也用皮带打过我，打的时候我就护着头。以后在批斗我的时候，让我弯腰是最难受的。我患有腰肌劳损，腰弯不下去，有一次十几人站在前面挨斗，让弯腰，我只弯了两三分钟就支持不住了，当时几个男孩就来打我。我宁愿挨打挨踢，也不愿意弯腰，所以在那次批斗大会中，我挨打最多。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打陈云澄老师，打得很厉害。那次是我们关牛棚的十几个人一起去劳动，陈老师没有听清楚时间，来晚了一点，一个男孩子抡着皮带，用皮带头打他的脑袋，当时革委会主任是李天义，就站在旁边，李胆小怕事，不敢制止。
当时老师分为“东方红”“解放”两派，相互斗的厉害。一些年轻老师，对隔离审查的老师也是拍桌子瞪眼睛的，把你放在双层床的下面，四面贴上标语，人在里面憋得不行，还一二天不让你睡觉。
校医刘杰大夫也被关过，他平时服务态度非常好，肩上总是挎着一个药箱，放着听诊器和药品，以便随时接诊病人。学生说他背的药箱里有发报机，怀疑他是特务，便将他押了起来，关在学校宿舍楼的一间地下室，搞逼供信，不让吃饭，不让睡觉，要他交出收发报机，说出自己的上线和下线。刘杰医生被逼得神志不清，乱说胡话，说收发报机藏在地下室的黑屋里，审问人员寻找回来说找不着，刘医生说，可能被别人拿走了。刘医生还胡说，自己的上线是李天义（老党员，副校长），下线是李天义的妻子王桂莲（党员，少小时便参加革命，是儿童团员，为革命放哨）。接着李天义又被逼供。
再说王荫桐老师的“特务案”。它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错案。有一个特务分子与王老师同名，也叫王荫桐。文革清队时不加细察，认为彼荫桐就是此荫桐。学校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动员自首的全校批斗大会上，主持大会的一位年轻老师，先宣布隐藏在学校某特务分子的罪行，然后开始倒计时限时让其自首，看到王老师没有任何自首的表现时，便厉声宣布“把特务王荫桐揪出来”！这下子把毫无思想准备的王老师吓坏了，不久，便精神错乱而亡。他有一名十分好强的女儿，年纪很轻，尚在学校学习，思想上遭到严重打击，想不通、 苦闷，稍后也精神错乱了。王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业务基础非常扎实，教学经验丰富，女儿也聪明伶俐，要求进步，无故遭难，太惨了！
化学老师胡秀正要求进步，是个党员。自己什么问题也没有，文革初期因为丈夫的出身不好被发配到农村。１９６８年她不服气，回京告状，又说她为地主家庭翻案，军工宣队把她关在宿舍楼一层，她乘看守不注意，跑到宿舍楼上跳楼自杀了。
历史老师梁希孔的父亲是一贯道，据说他也参加过一贯道。上午让他做检查，中午回家他就自杀了。他和解放军是对立的。他家在云梯胡同北边的东院，孩子很小，是安恭熙帮助照看的，他的爱人当时还在河北农村，家里没有人照看孩子。
文革后期，军工宣队当道时，学校逼死了好几位教师，除上述以外，还有语文老师周学敏、化学老师赵炳炎、外语老师宗传训。有的是胆小，被红色风暴吓死，有的被逼得走投无路，或跳楼或悬梁自尽，惨不忍睹。
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没有想自杀，因为我经历过１９５７年反右批斗，那时我也想不通，多次想到自杀。但自己四个孩子还小，老伴又没有工作，老家还有老母亲，不得不偷生下来。有了１９５７年的经历，所以在文革中我经受住了苦难。
我在操场挨斗时，大约是１９６８年的四五月份。清理阶级队伍的时间很长，揪出新的“坏“人，我们原来先揪出的人就被拉去陪斗。这种揪人的批斗会，一般是在校园小礼堂的外面召开，有时也在东边的阶梯教室里开。有一次批斗会开完后，把我们赶到大门木工房的夹道中，集中打了我们一次，胡志涛比我们有经验，她当时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然后就不挨打了。
劳改队的老师有时也会被叫到教室班级里展开批斗，常叫一两个老师去，我没有被叫到班里批斗过。那时我在全校已经很臭了，是老右派。叫到班里的都是影响比较好的老师，像张继恒、肖淑芬老师。有一次肖淑芬老师回来手都肿了，是批斗时学生用大头针扎的。劳改队有十六七个人，校领导有刘致平、梅树民，老师有张继恒、陈云澄、王篆、陈洪涛等，每天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一般是重活儿、脏活儿，有时还开批斗会。我和陈洪涛还有一个腿不好的化学老师，三人一直待到最后，到毛主席逝世后的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才解决问题，正常上班。
其实，在邓小平拨乱反正后，我们就不去劳改队了。在劳改队里，我和陈洪涛相处的时间最长。在劳改队，我什么活儿都干过，尤其是一些重活出力气的活总是挑我去干。我是从农村来的，１９５７年又当了右派，有劳动基础。南楼大柳树的枯枝怕折断砸人，就是我爬树上去给锯下来的。很好笑，那时红卫兵说我毕竟是受过特务训练的，还会爬树。
记得是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被斗的。解放军队长姓高，是个团长。他们进校后先了解情况。当时老师分成两派，一派是王瑞光的“东方红”，一派是方学邦的“解放”，两派观点不一样，解放军刚进校也没有办法表态，因为要了解情况。不光有军宣队，工宣队随后也进校了。调查后，他们好像都表态支持“东方红”了，但不管是哪派的，都表示要积极参加运动，争着斗牛鬼蛇神。
四、关于历次运动的反思和道歉
１９４９年后的运动太多了，对于我来说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文革中的事情，我认为不能去追究学生，也不能去找老师，问题的关键是在上面。上面有布置了，下面肯定就是执行。既然宋彬彬没有打老师，“宋要武”就是被利用的。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了，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要知道有些事情很复杂，理也理不清楚。我们搞历史的都知道，历朝历代那么多事情，能够记录下来的能有几件？所以有些事情能放下的就要放下。文革时有一些青年教师参加我的专案组，不要说提审，还抄过我家多少次。我不怨他们，年轻人哪一个不要求进步？主导的不是他们，用不着有政治负担。我对那些青年教师一直不错，因为他们认真教学，对学生很好。我赞成宽容的态度，因为我相信整过人的人，自己该承担多少自己会搞明白。你们没有做，宋彬彬没有做，有什么负担。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能够放下的就要放下。
至于历次运动被错误批斗挨整后，至今也没有道歉，教师职称和工资也没有恢复和补发，不仅６０年代没有道歉，就是８０年代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宣布恢复我的职称（二级教师）和工资（１２４元）时，也没有道歉。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文革中被波及的人就不计其数了，这些无疑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但看来“道歉＂一词是很难出口的，道歉意味着承认错误，而承认错误，就得赔偿损失。经济损失、政治损失、精神损失、家属成员的损失等，怎么赔呀，难度很大。所以拨乱反正时，几乎是一风吹地将上百万（公开戴帽和内部控制的）的人全平反了。
我们受苏联的影响太深了，太强调阶级斗争了，所以你看看，有哪一个革命者平安到老？包括毛自己。你斗我，我斗你，斗的比敌人还厉害，都要把对方置于死地，这样就是共产主义了吗？
文革的问题，不要太追究红卫兵，追究群众。领袖的威望很高，发动了运动。每搞一个运动，不要说学生积极响应，我们也都响应。有这种政治环境，不自觉就被卷进去了。所以要从顶层看这个问题。主要是看两点。第一是要看党内有没有民主。有民主，还能发生这样惨痛的事情吗？第二是要看有没有法制。连公检法都废掉了，哪来的法制？我们不是口头上说有这法那法，而是要看是否能真正做到，真正做到就要从上层改变。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罗治、刘进根据录音整理
□ 摘自《北京盛夏一日——１９６６年“八五”事件：回忆思考与争论（一）》，王本中、启之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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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文革当年：滋润的工人阶级
·陈向阳·
马斯克高度赞扬中国工人，因为他们不仅勤劳灵巧，还能吃苦能忍受，让加班就加班，很听话不罢工。有人说，中国人一向就那样，最勤劳又能忍受压榨，甚至说，低人权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这里对此不评论，只想说说，中国工人并非总那样，很多也偷懒、占便宜、钻空子。当然，这么干需要机会。笔者就遇到过最大的一次机会，历时好几年，遍布全中国：那就是文革。
文革先是学校大乱，停课闹革命，接着就乱向了全社会。工人也在毛的鼓动下起来造反夺权，工厂原来的规章纪律被批判为对工人的“管卡压”，没有完全废掉也大大松弛。什么班组长、车间主任、厂领导都权威扫地，越是对工人曾经太严厉的人就越是倒霉，工人们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工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报纸广播里大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宣传队进驻了好些学校、文教机关、事业单位，还真的拿起架子去当领导，一时间太牛了。我就在一次下乡劳动中特别感觉到了工人的牛：
那时红卫兵已经向“知青”转变。我上了中学，也成了“小知识分子”，也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年我们到北京郊区支援三夏，一干十几天。贫下中农搞再教育没别的手段，就是让我们拼命干活，天不亮就下地收麦子，一干一天，吃完晚饭还得到场院去打场，“挑灯夜战”。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累的我们贼死。可有一个班（我们一共去了８个班，分到不同的生产队）太幸福了，就因为一起去的唯一那位工宣队的工人就跟着那个班。下面是笔者老文章中的一段：
“七班把我们全震了，工宣队的那位工人师傅就跟着他们班。头一天，听生产队长的，干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这位师傅说得听他的了：八小时工作制。
正干着活呢，那师傅一看表到点了，马上一声令下：收！全班收工，管他正割麦子呢还是正打场呢。队长和社员全都干瞪眼。毛主席早把规矩定好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民得听工人的。这叫一物降一物，谁敢说个不字？只好眼睁睁看着‘小知识分子们’美滋滋的排好队，一二一，回村歇了。
工人阶级真有领导气魄！去农村之前，老师反复宣布纪律，其中特别强调不许游泳，谁敢违反，立即当众批判作检查。可那位工人师傅带头往水塘子里蹦，７班的老师一提醒，他反而赶紧对全班宣布：‘没事儿，有我盯着呢，游！全游！’。７班的哥们乐坏了，劈里噗通就在水塘子里折腾开了，招来村里一帮老太太小孩看热闹。
这工人阶级！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个个盼着让工人阶级来领导。毛主席就是伟大，一眼就看出他们比贫下中农强。”
瞧瞧，当时的工人有多牛。
当然，工人就是工人，非要去领导学校、机关甚至科研院所，那是非闹笑话不可。此处不多说，还回来说那时工人的滋润生活。
现在人们也常用一个“润”字，大意好像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求过得安逸，不努力上进，也不追求大富大贵。当年的“滋润”也和这个意思差不多。反正大富大贵也没门儿，就那点工资，能富吗？但可以追求过得舒服些，比如少干活甚至不干活，干拿工资。那时工人比农民的最大优势就是有“铁杆庄稼”：国家发工资，旱涝保收。即便工厂里闹武斗停了产，可工资照发。武斗的双方有默契，到发工资那天停战，领完工资再打。
不想参与武斗的干脆连工厂都不去了。笔者家住北京百万庄，院里就有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工，在陕西一家三线工厂工作。那工厂闹起了武斗，他就跑回了北京，在家住了一年多。工厂里有铁哥们替他每月领了工资寄来。他就在家买菜做饭，陪伴爸妈。还时不时带着女朋友遛遛公园，过得真滋润。
笔者１９７１年初进了一家街道工厂：福绥境造纸厂。街道工厂是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国家不兜底，停工停产就发不出工资，所以没有停产武斗。而且，多数工人原来是家庭妇女，只想着出来工作挣俩钱，她们又大多跟着纸机、打浆机干活，还是三班倒，想偷懒占便宜也没什么机会。顶多偷偷拿几卷厂里生产的卫生纸往家带，再借着去看病到街上溜达一圈，买点菜送家去。
而我们维修车间的工人就活泛多了。我们当徒弟的只有师傅能调遣，厂领导说话都不一定好使。师傅们也得客气地拢着徒弟，比如徒弟经常迟到早退，上班聊大天儿、打扑克，师傅就得睁一眼闭一眼，不能较真儿。徒弟能听你的跟着去干活儿就算不错，换别人试试？他算哪根葱啊？管得着吗？
抄纸打浆车间里时常人手不够，尤其是夜班，就临时调我们“富余人员”去帮忙，笔者就碰上多次。可每次干到后半夜困劲上来了，我们就开溜，到什么车工室、钳工室、电工室，把门从外面锁上，再从窗户爬进去，找个隐蔽角落一觉睡到天亮。让那班组长、车间主任满厂子也找不到人，气得到处嚷嚷。但没用，那时候，别管是迟到早退，上班睡觉打扑克，即便厂领导撞上了也没啥辙。扣工资？不可能，文革一造反，领导的那份权力就被废了。顶多批评两句。脾气好点的工人给你个不理不睬，脾气不好的还反呛几句：你当个破主任神气什么？我们几个懒青工经常坐在屋里一聊个把小时，班组长见了从不带吭气儿的，车间主任、厂长书记之类的有时会哭丧着脸干预一下：“咱们差不离的也得干点活吧？”。
老师傅们则喜欢谋点福利，比如一到逢年过节就张罗着加班，说是趁着机器都停了做个大检修，这样不耽误生产。实际上却是图加班费，过节是双工资呢。那点钱对拖家带口的老师傅们挺重要。我们当徒弟的也就跟着沾点光。到了加班时，不过是拆开这里看看，再擦擦那里，上点油。真发现需要费力气修理的活儿，师傅就说“过了节再干，大过年的费那个劲呢！”。于是喝茶、嗑瓜子、聊大天儿。还差个把小时呢，师傅就发话：没啥事儿了，你们几个回家吧。
平时有的师傅还喜欢找机会“出差”，就说到外厂参观参观、学学技术，或本厂设备不行，送个什么零件去外厂加工。于是，不仅可以拿三毛钱的餐费补贴，还可以蹭些时间：半天儿就完事了，然后逛大街或者回家了。
那时工人的另一大滋润处是“干私活儿”。尤其到了文革后半段，很多人内心早已对文革厌倦，改为追求“生活实惠”了：种花养草，养鸟养热带鱼（那时北京还根本不许养狗呢），做个家具什么的，比如北京曾一时流行做沙发。
文革前沙发很稀罕，寻常百姓家根本见不到，此时一阵风的也都要享受一下。商店里基本无货，只能自己做。至于材料、工具之类的自然而然就取自工厂了。比如沙发的弹簧，没有现成的，要自己做：必须找合适的钢丝（高碳钢的），要烧红了才能加工成形，然后再热处理恢复弹性。还有焊个鱼缸架子，打把刀子，做个扁铲、刨子之类的工具。我周围的师傅、哥们几乎人人都干过点什么。
有一次我见一位哥们用钢条做东西，一个、两个、三个，没完没了。我随口问：什么玩意？答：抽屉把手。“做那么些干嘛？”，答：好几个人要呢。“这黑不溜秋的铁玩意好看么？”，那哥们回答：这是头道工序，做完了要交给他的一个哥们，人家在一家大厂的电镀车间，拿去一电镀，锃亮，跟外面买的一样。
厂里的气焊工孙大个儿给他的自行车焊制了一副特别结实的后架子，挂上两个大桶，每天到附近几家饭馆收集泔水，就是人家的厨余垃圾，然后驮到马连道（那时还是一片农村呢）他的农村媳妇家。他媳妇养了两头猪，据说吃城里的泔水长得特别肥。孙大个就公开在厂里焊那铁架子，大小领导看见了也没人说什么。平常我们无论谁的自行车要修理一下、保养保养，都在厂里明着干，人人觉得理所当然，正常极了。
反正那时从厂里拿点东西，利用厂里的工具、设备干点私活非常普遍。估计全北京、全国都差不多。
到了１９７５年，邓小平搞全面整顿，努力抓生产，各行各业都要恢复严格的规章制度。一时间我们造纸厂也紧了，班组长认真记考勤了，还有人上下班在大门口盯着迟到早退的，厂领导开大会批评有人“出工不出力”，有人“拿工厂的东西“，”干私活“，这话特别让我们听着不舒服。
不过很快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了，邓小平又下台了，我们的“自由”解除了威胁。
但随后打倒了四人帮，文革结束，接着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彻底的大转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社会地位崩塌。先是眼瞅着别的阶层扶摇直上，叫做“老二（工农兵学商，农民属老二）分了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的发了财，只有老大（工人）落了空”。
接着许多工厂开始改制改组、股份化，甚至承包转卖，化公为私，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同时出现了新的“资本家”阶层，有原来的官员、官二代，也有平民出身兢兢业业白手起家的。尽管来源不同，但“资本家”的共同点是对待工人不客气，他们都要依赖工人的辛勤劳动来盈利呀，也就是曾经说的“榨取剩余价值”吧？
当然，中国的工人也早就更新换代了。赶上文革“最幸福时期”的那一代工人逐渐退出了。而农民工们乍一进城特别老实听话。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即便仍是农村户口的也早跟农民俩字根本没关系了。他们的水平也提高了，上技校、受培训、拿资格证书。但不管怎样，他们老实听话的特点没变，只要能按时领到工资就没脾气。
现在的中国工人已经基本都是我这一代的儿孙辈了。他们恐怕根本就不知道还曾有过一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吧？更不知道那时的普通工人有多豪横多牛气吧？
□ 原载《华夏快递》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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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四）
·范达人·
（上接zk２４０６b）
◇ 难得的清闲
四届人大后，“梁效”的人感到迟群有点情绪低沉且到“梁效”的次数明显减少。什么原因？大家均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方知原来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关于组阁问题有过一场很激烈的斗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曾有自己的组阁方案，江青曾提议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后来，他们的组阁计划落空，毛泽东批评了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八天之后（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又给江青写了封短信：“江青，你可读李固给王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毛泽东之所以写这封短信，是因为江青在十九日又给毛主席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这些情况，作为“梁效”写作组长的我，当时一无所知，只感到迟群不大高兴，不那么活跃而已。至于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前要江青、王洪文等不要搞“四人帮”，他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这类批评更没有向我们透露。迟群等只传达对他们有利的指示。据说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也批评了其他帮，还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是立了功的，要对江青一分为二等等。我想恐怕要到半个世纪之后，这一段历史档案才能公诸于世。
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作了评介，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他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他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后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又谈到理论问题。毛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在谈话中，亲自点名要张春桥写文章，从这里可以看出毛对张较为欣赏，知道内情的人曾谈起，张春桥过去在上海做宣传工作时曾在一九五八年《解放》杂志第六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此文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毛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而且为张的文章写了编者按。编者按称：“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可见，毛泽东当时指名要张春桥写理论方面的文章是有历史渊源的。
一九七五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撰写的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该文主要强调反“资产风”。他如此写道：“我们提醒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资产阶级风。这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接着说：“共产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资产风，对我们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些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商品本钱，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这种名曰共产党，实际上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资产阶级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的长文。姚在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文中下列一段话很引人注目：“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该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次强调了这一条。”姚借毛主席的话，反覆强调“经验主义”的问题。
另外，“梁效”内部还传达了江青在四月三日、四日、五日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她指出，经验主义是主要的危险、是当前的大敌，是党现在的最大危险，应该加以批判。
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下达后，“梁效”的任务便由原来的工作转向宣传毛主席这一新的指示，大家围绕这一中心来写文章。总的来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已有重头文章发表，我们大批判组没有写出特别有份晕、有影响的文章。当时我们大都认为张、姚的文章很好，未看出什么问题。“梁效”写文章时亦加进反经验主义的精神，例如有的小组起草批判“因循守旧”文章时，便尽可能地把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融入其间。所谓反对经验主义，当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有经验的人，指向“文革”前担任领导工作的“走资派”。这一点是明确的。
过不多久，反对经验主义问题似乎不再有人提倡，仿佛上面已经“刹车”。传说毛主席对此有批示。后来，我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新华社有一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姚文元审阅后上呈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要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一项主要内容。毛主席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上述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毛主席的批示，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和当时党内的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样的消息对“梁效”封锁，当时，我们无人知晓。
尽管毛主席四月的重要批示未向我们传达，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气氛的变化。“梁效”从四月份起开始萧条，大家没有什么具体任务，有点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撰写一本秦始皇传记。当时，国内虽然已有一些关于秦始皇的小册子，但是缺乏一本完整的、有份量的关于秦始皇的专著。我初步设想在我们要写的专著里，不仅包含对秦始皇的生平叙述，还要有自己的评价，再附上一些原始资料，使它成为一本研究秦始皇的权威性学术著作。我之所以提出上述建议，除当时比较空闲这一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自批林批孔、评儒法斗争以来，我们写了不少有关秦始皇的文章，如〈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略论秦始皇的暴力〉、〈赵高篡权和秦朝的灭亡〉、〈论陈胜、吴广的历史功勋〉等。我们手中掌握不少有关秦始皇的原始材料和后代对他的评价资料，因此，有条件来写这本书。大家赞同我的提议，并提出赴西安参观秦陵、兵马俑，进行实地考察。可是，李家宽不同意我们去西安，而要我们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参加一点社会实践，不要整天关起门来写文章。
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接触社会，大家都很乐意。与东城区联系后，我们小组到一个乳胶厂劳动。该厂主要做医用手套，生产基本上是半机械化、半手工。乳胶在模型上做成手套形状后，再用水冲，冲到一定程度，由人工从模型上剥下来。剥脱时稍不留意，手套就会破损报废。我们就做这项工作。车间里气温很高，当时又正值酷暑，白天我们在高温下干一天活，晚上到东城区属于清华大学的一座深宅大院休息。我们一边劳动，一边与工人谈天说地，别有一番情趣。长时间“闭门造车”，赶写文章，颇感疲惫，现在大脑得以放松，大家甚为满意。
在乳胶厂劳动期间，我们应邀参加了东城区“学理论、谈心得”大会。此外，还参加了几次由东城区委为我们组织的座谈会。在这种会上，我们一般只听、记，不发表任何意见，不随便讲话，比较小心谨滇。
在乳胶厂劳动时间不长，仅三周左右便告结束，重又返回“梁效”驻地北招待所。之后，便进入七、八月北京最为炎热的季节。可是，“梁效”却处于冷冷清清的状态。当时，我们有一种“断线”的感觉。因为，以往迟群、谢静宜不时地到“梁效”来，常带些上边的精砷，而现在，他们很少来，几乎见不到他们的人影，我们没有上边的精神，岂不就像断线的风筝。过去我们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且往往是头版头条，而现在很少有人约稿，我们这些文人空前地清闲。我常以游泳消遣。有一次，在北大游泳池，碰见我们系一位同事，他得意地说：“你们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吧？不写什么文章了吧？”我觉得他的话有点不大入耳，便告诉他：“《红旗》第八期不是发表了我们一篇〈评林彪的卖国哲学〉吗？”他说：“那是你们以前写的稿子，你们的存货。”此时，校园内和社会上已议论纷纷，“谣言”四起。
传说毛泽东对江青有所批评。毛泽东就电影《创业》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过去，我总以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所说的就是毛的想法，现在看来并不尽然。“梁效”中大部分人在听到社会上的种种传闻后产生了许多疑惑，比较突出的是一位写作组长。他私下流露出对江青的怀疑，后有人向上汇报。迟群、谢静宜得知后强调：“梁效”内，不能有人怀疑江青；否则就要立即调离。但是，后来不知何故，此人并未离开，仍留在“梁效”。
上述萧条状态持续了相当一段日子，在此期间，我们就学学理论，读读马列，倒也自在。
◇ 评《水浒》
一九七五年春，“梁效”来了位中年女性，她与我们一起用餐，但不与人接触、交谈，偶尔只与谢静宜说上几句话。此人是谁呢？她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讲师芦荻（一九三一年生于东北辽阳，解放前曾在北大中文系攻读，后到解放区。一九五四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转到北大中文系）。
当时，毛主席已年迈体衰，行动不便，走路需人搀扶，昔日畅游长江的风采已成历史。眼疾更使他备受困扰。他备有两副眼镜，一副只有左腿，另一副则只有右腿，供其侧卧时使用。这样看书，时间一长，十分疲倦，对一位耄耋之年的病人尤甚，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人为他侍读。经过筛选，最后选中了芦荻。
芦荻先到“梁效”呆了一段日子，由谢静宜向她介绍毛主席的有关清况并交待注意事项。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芦荻进入中南海，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据芦荻回忆，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她就如何评价《水浒》问题，请教毛主席。她之所以就此发问，是因为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约北大中文系写一篇评论《水浒》的文章时，希望点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实质。当时，学术界对此反应不一，分歧很大。毛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接着，他谈了对《水浒》的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廿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前面。
上述评论，姚文元当日获悉。他立即致函毛泽东，内称主席所提的评论《水浒》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建议将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评论《水浒》的文章。毛泽东收到姚文元的信后，当天批示同意。
江青于八月下旬，召集会议。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一百多人讲话时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江青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谢静宜将此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并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当时，上述情况未向我们透露。
在此期间，《红旗》第九期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称：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当时作了反击。九、十月间，他在部分省委书记会上反驳道：“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我认为毛主席与芦荻关于《水浒》的谈话可能属于文学领域之事，但他圈批姚文元拟在全国范围内评论《水浒》的建议就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具有针对性，其矛头指向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
在毛泽东同意印发姚文元的信后，沉寂了－段时日的“梁效”重又活跃起来。“梁效”写了不少评论《水浒》的文章。我们小组撰写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投降主义的赞歌——评《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另一篇题为〈林彪与《水浒》〉。在撰写上述文章期间，“梁效”又从北大中文系调来几位对《水浒》比较有研究的人。我记得其中有吴同宝先生，他有时参与文章的起草，有时参加文章的讨论，向我们提些中肯意见。他用吴小如的笔名写过不少文章，是文学史方面的一位专家。我在北大读书时，曾听过他作的题为“怎样欣赏京剧”的讲座。他边讲，边放梅兰芳、程砚秋等人的唱片，讲得有声有色。粉碎“四人帮”后，他与我们一起接受审查，其实他到“梁效”的时间很短，且又主要做注释工作。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传达后不久，“梁效”成员均赴大寨参观去了。这次活动是应大家的一再要求安排的。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响彻全国，人们均希望到大寨学习，七十年代中期，赴大寨“取经”的活动达到了高峰，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
我们首先到××军驻地参观。北大“工宣队”、“军宣队”内有××军的同志，经他们联系，我们一行受到了既热情又周到的接待。××军还专门组织了一场理论学习和大批判报告会。徐琳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发言，他慢条斯理、有板有眼的讲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在大会上也作了－个发言，谈〈林彪与《水浒》〉，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念那篇文稿，且念得较快。官兵们一个个正襟危坐，“洗耳恭听”，最后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太原和××军驻地度过几天愉快时光后，我们前往大寨。
大寨以梯田驰名，一层层修整得非常精致。在半山腰处，我们见到了郭凤莲，她梳着两条辫子，穿一双布底鞋，挑着一副萝筐，准备去田间干活。郭与我们一一握手后简单寒喧了几句。正当我们兴致正浓时，迟群、谢静宜给李家宽打来了电话，通知“梁效”班子立即返回，说有任务。我们只得怏怏地打道回府。
◇ 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五年十月，清华大学校园内掀起了一场不小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同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吕方正联名写信状告迟群、谢静宜，说迟群未当上教育部长，牢骚满腹，情绪低落，烧被褥，摔杯子，平时工作作风专横跋扈等等。刘冰等人给毛主席的信通过邓小平转到毛泽东手中，此信同时抄送北京市委负责人，并口头将信的内容向市委科教口负责人作了汇报，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调查处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刘冰等人之所以联名写信状告迟、谢，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前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经验主义”问题作了批示后，又在五月三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作法：“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是不赞成的就要打。”他还说：“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啦、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反覆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并反覆告诫：“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啊？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还说：“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她经验不多。江青不是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又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毛泽东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应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根据毛泽东上述一系列指示，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三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先后发言，就江青说“同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反经验主义等问题，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进行了批评。江青等人说开这个会是突然袭击，是围攻。邓、叶、李三人反驳了这个说法。在这个会上，王洪文检讨了几句，江青未认错，后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才作了书面检讨：“主席、在京的各位同志：我在五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刘冰等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的信。可是，这次，毛泽东没有支持刘冰等人，相反，完全站在迟、谢一边。他在信上作了用词严厉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弧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这样便给清华园内的这场斗争定了性且纲上得很高。
迟、谢根据这一“尚方宝剑”召开党委扩大会，批判刘冰等人。起先，刘冰等人态度强硬，不认为反映情况有什么不妥，后来据刘冰回忆：十一月十五日，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到毛主席对清华的上述批示“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在说什么，我全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清华校园内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会，规模越开越大，最后竟召开万人大会。“梁效”成员有时也允许去听会，我就去听过几次。我们之所以急急忙忙从大寨赶回来，就是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当时，不仅要批刘冰等四人，而且也要批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周荣鑫。据说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上告周荣鑫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走。毛泽东支持了这封信。反击“右倾翻案风”便由此掀起。
毛主席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直指邓小平。过去，我对邓小平怀有好感。我觉得他为新中国的建立，立过赫赫战功。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一九六四年北大社教运动初期，工作组把陆平打成走资派，并说“北大是烂掉了的单位”搞得很左。后来纠偏，邓小平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错误，北大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与毛泽东的看法颇为一致。当时，我觉得邓小平还比较实事求是。后我随毛对邓的态度而起伏。
“文革”初，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邓小平耳朵聋，开会时他坐得离我远远的。”当时，我曾与朋友议论过此话的含义，他认为，这是毛主席嫌邓小平不听他的话。毛泽东还批评邓将中央书记处搞成了独立王国。北大聂元梓等人随即贴出一张大字报：〈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列举了他很多“罪状”，其中包括邓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泽东在处理刘、邓二人问题时态度不同，方法也有所区别，对邓小平仍采取“保护政策”，并非置邓于死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等人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意。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一九七二年，北大工宣队向北大党员传达过一份中央文件，该文由二部分组成：一、邓小平的长篇检讨摘要；二、毛泽东对邓小平检讨的批示。先传达了毛泽东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的批示：
“请总理阅后，让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锆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的检讨很长，据说约有四万字，因此，只摘要向我们作了传达。邓首先就“文革”中，有人揭发他的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说明、澄清。例如，张云逸揭发邓是一个逃兵，邓说他离开斗争前线是经组织批准，合乎手续的。然后，他检讨工作中包括“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态度相当诚恳，最后表示对自己“认账”的东西决不翻案。结束语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万岁！”
一九七三年邓小平获得“解放”。四月十二日，在周恩来总理宴请柬埔寨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盛大招待会上，他重新公开露面。同年八月，在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邓再次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年底，毛泽东对他进一步委以重任。毛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一步步迅速地安排邓当了党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那时，又传达下来毛对邓的两句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据此，邓小平便进而成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总参谋长。此刻，其地位已远远高于“文革”之前。周总理病重之后，便由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
复职后的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行全面整顿。他就此发表了多次讲话，主要思想有以下几点：
一、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说：“从现在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党全军都要为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是大局。”“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全国各方面存在着整顿问题，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班子软、懒、散。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侗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
三、要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闹派性的人有大、小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弄得不安宁。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
四、在整顿中要落实政策，快速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中年干部有比较多的经验，要发挥他们的作用。青年干部的提拔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来，否则不是爱护他。对劳模、老工人要注意落实政策。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们叫作“臭老九”。
五、要抓规章制度，这是保证产品质量所必要的，不能叫“管、卡、压”。工业整顿后，利润还是要抓。既要抓政治，又要抓利润。
六、要重视教育。学校教育总的要求以学为主。中心是教育，不能把整个现代化教育水平拉低，要提高教师地位。
七、要搞好科学技术。科研是生产力。科学落后，要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八、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灵怎么行？
九、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按照上述思想整顿各行各业。当时，邓的讲话未向“梁效”成员传达。不过，我们从小道也听到一些。我个人觉得邓小平实际上是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一套。
毛泽东曾表示，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他是绝不会允许的。因为毛泽东视文革为反修防修的战略决策。据说他曾寄希望于邓，召开政治局会议，搞个关于“文革”的决议，遭到邓小平有礼貌的拒绝。邓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此后，毛对邓的态度大变，由“解放”、重用，转而又猛批邓小平。于是，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相当激烈、尖锐。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军机关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此会文件，向“梁效”成员作了传达。该文称：“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此时，《红旗》杂志又向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约稿，要求写一篇文章，批判教育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的写作任务交给了钟哲民小组。为写好此文，调去了我们组的何芳川。他们以周荣鑫的言论为靶子，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逐一进行批判。该文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为题，发表在一九七五年第十二期《红旗》上，随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该文指出，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篇文章发出一个信号：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又要开始，其目标则是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后来，我们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毛远新将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谈话整理出来，冠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标题，逐级传达下来。其主要内容有：
“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网，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呢？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邓小平同志负责。他要求大家“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我们将上述指示视为毛泽东的最新思想和党中央的最新精神，认真学习，反覆领会并努力贯彻。大批判组写完〈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作为“信号弹”的文章之后，接着由我们小组承担起另一篇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写作任务。
这篇文章也是《红旗》杂志的特约稿件。姚文元向迟群、谢静宜打招呼，要我们再写一篇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迟、谢交给我们一些背景材料：一、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有关胡耀邦、李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二、胡耀邦自已写的〈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梁效”将胡的这份提纲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网〉汇编成册，称之为“三株大毒草”，供人们批判。这一小册上报中央后，得到了华国锋等政治局委员的赞同。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是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发出的又一颗重型炮弹。此文由我、何芳川和陈先达起草。其特点是：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我们在动笔之前，还听了胡耀邦一次讲话录音。那是他向中国科学院共青团员们作的一个报告，他鼓励青年团员发奋学习科学知识，向科学进军，作一名长征战士，为国家早日现代化而奋斗。胡耀邦的这篇演说富于激情，很有鼓动性。
〈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矛头直指胡耀邦、李昌，进而逼向邓小平。我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和从清华大辩论中得到的一些材料，将“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了全面的概括，我这样写道：“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该文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不少人写文章时都加以引用。
为了批所谓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特地查阅一九五七年周恩来总理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因为其中有驳斥右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内容。
此文在发表前，我们还找北大化学系、物理系一些骨干座谈，听取他们对文章的意见。在那种大气候下，他们当然不会提出什么相左的意见。
我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是在一九七六年春节播放的，大年初一清早，我打开收音机，听到正在播放〈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当时，我很兴奋，自以为领会、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事后看来，此文颠倒是非，扰乱人心。
一九七六年六月份，《红旗》又来约稿，要我们写一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与何芳川、陈先达三人查了很多邓小平的言论，查来查去，感到邓小平与林彪不大一样，他没有什么尊孔的言论。只找到一句“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么，文章怎么写呢？我们三人与《红旗》杂志的编辑一起讨论，决定把邓小平与孔孟从本质上联系起来。何谓从本质上联系，就是说，孔老二要复辟，要恢复周礼，邓小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从搞复辟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于是，我们便牵强附会地写出了这一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生拉硬扯，将邓小平与孔孟之道连在一起。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七六年第九期《红旗》上。
在批邓过程中，“梁效”曾将邓小平几年来的讲话编出一份《邓小平言论》，供批判用。其中收进了邓小平授意、胡乔木、邓力群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乔木和邓力群曾交待如何按邓小平的授意起草这份总纲的。他们把这份交待材料报送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华又将它转给了“梁效”。
邓小平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约于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这是李家宽向“梁效”成员传达的。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罢了他的官。我们的文章想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但是，后来听说事发那天，邓小平既没去天安门，也没有在幕后指挥，而是到前门饭店理了发。因此，我们只好说他实质上是后台。
◇ 从周总理逝世谈起
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恩来总理病逝。周总理患病住院，虽然国人皆知，但是，当人们听到这一不幸消息时，仍然为之震惊。周恩来为中国人民、中国革命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们一直将周恩来总理视为楷模。
对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心情沉重，为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深感痛惜。“梁效”举行了追悼会。会场前方摆放着周总理的遗像。李家宽致悼词。我买了黑纱，但仅在上午戴了一会儿，因为迟群、谢静宜到“梁效”，传达了中央对周恩来丧事从简、遗体火化等几项决定。
在京的党政领导人均参加了中央为周恩来举行的追悼会，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没有出席。从现在披露的材料看，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复杂微妙，难以简单概括的。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一书中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一段评述：“毛是哲学家、诗人，头脑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幻想，他具有一种炽热的精神，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周恩来则是一位实干家、外交家、人道主义者，是一位管家。”
早在五十年代，在党内围绕经济工作是否存在急燥冒进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就对周恩来等人进行过多次严厉的批评。周恩来为此被迫作过数次检讨，甚至在八大二次会议后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的请求，最后，会议决定：“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文革”期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时好时坏，反反覆覆。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总理经医生检查，确诊身患膀胱癌。毛泽东在医生的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总理讲话精神，发表了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判极左，强调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在此争论中，毛泽东支持张、姚，谈到批林问题时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还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不满。他对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人，年纪还不大，最好学一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毛还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是敝人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是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张春桥建议由王洪文在十大上作政治报告。毛泽东未同意，决定仍由周恩来作此报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以为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按照毛的旨意，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毛泽东对当时的翻译说：“政冶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边排一排椅子，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江青将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纲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接替毛泽东。毛泽东获悉后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后还笑着问在场的周恩来：“总理，你被整得够呛吧？”周回答：“没有，没有，我刚才还在说，我不会抓大事。”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代表“四人帮”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总理，说他虽然有病，却昼夜找人商谈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两天后，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后指示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文革”以来，周恩来还承受着“伍豪启事”的巨大压力。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之后，邓颖超将此报告录音整理成文。周恩来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动手术前在录音文件上签名，交邓颖超保存。据《大动乱的年代》称，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发表的当日，周恩来进入手术室时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当时我虽不知其全貌和详情，但总的印象是毛泽东尽管对周恩来有时不满，不时地批评、指责，甚至开会整他，但毛泽东并无打倒周恩来之心，而且还要仰仗他来治理这个几近失控的国家。所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毫无影射攻击周总理之意。
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最为严重的罪行莫过于通过“批宰相”来批周总理。“批宰相”这一说法，我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才听到的。那是在北大历史系开会批判我们几个“梁效”成员之后，我思想不通，感到委曲，便找历史系一位老朋友谈心。他说：“群众反映你们那时批宰相、批赵高、批司马光等等，实际上是批判周总理。”听到他说“批宰相是批周总理”，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难以置信。这是我首次获悉群众中居然流传着这种看法。可是，在思想上我从未有过“批宰相”的概念，更没有将“批宰相”与周恩来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没有批判历朝历代的宰相，有的宰相还受到歌颂，充分肯定其作用。正如周一良教授在自传中所述：“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未听到迟、谢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在强大压力下，竟然为我和何芳川作保。他说：“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对于周一良先生仗义执言的高尚人品，我深有感受，早在“文革”初，我作为“黑帮分子”、“修正主义苗子”遭到揪斗，强迫劳改。当时，他虽身处逆境，却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挥亳，书写大字报，张贴于北大历史系院内，为我申辩，主张“解放”我。
广大群众无限怀念周恩来总理。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节前，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周恩来。事后得知，“梁效”成员中也有两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其中一位是周一良先生，另一位是钟哲民。那时，我曾骑车途经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声势浩大的悲壮场面。广场上摆放着许多花圈、诗词和周总理的遗像。这一切充分反映了民众的情绪。在我看来，这种博绪反映出广大人民对“文革”的极端不满，其矛头不仅针对“四人帮”，有的甚至指向毛泽东。
对周恩来的晚年，邓小平作过比较客观的评价。他在一九八零年八月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当一批人。”
（未完待续）
□ 来源：《“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范达人著，香港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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