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以来，坚持不懈写了33年的“六四”，这是其中一篇，发表于2005年6月12日，同时期发表的，还有另一篇《六四16周年 烛光不灭 薪火相传》（世界周刊 2005-06-05)。兹旧文重发，温故知新！】
中国近代伟大作家鲁迅在名为《药》的著名小说中，描写了「人血馒头」的故事。 《药》是一篇约四千字的小说，创作于1919年4月「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作品以1907年女革命家秋瑾被害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象。
《药》的故事由两条线铺开，第一条是贫民华老栓的儿子华小栓得了痨病，也就是肺病，在当时属不治之症。另一条主线是革命党人夏瑜，因搞「民运」被判死刑。爱子心切的华老栓，听信「吃人血馒头可治痨病」的民间传说，在夏瑜被砍头那天，华老栓倾尽所有赶到刑场，跟刽子手买了一个蘸了烈士鲜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结果儿子仍不治身亡，死后与夏瑜埋在同一个葬身之地。
70年后的1989年，北京天安门发生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在美国，至少有八万中国大陆籍人士受惠「六四产物」──「中国学生学者保护法案」而获绿卡，亦即是俗称的「六四血卡」。换言之，这些人及其亲属，都是吃了「人血馒头」。
86年后仍有「人血馒头」
距出现「人血馒头」典故86年后的今天，具「中国情结」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Link），有感于海外许多人逐渐淡忘六四，中国国内的大部分年轻人也掉进遗忘中。大学生对屠杀虽然有一些模糊印象，但他们关心的是时尚、电子游戏、股票价格和网上聊天。 「如果他们关心国事，往往是由一股浅薄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而这正好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他们几乎不知道下层社会的疾苦，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也似乎完全不知道，他们一旦严重违背了统治者的意旨，也肯定会像前几代人一样遭到统治者的镇压」。
香港《开放》出版社在「六四」16周年前夕，出版由「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撰写的《寻访六四受难1989─2005》一书。与1999年为纪念六四十周年提供的屠杀证词相比，此书为当年的屠杀提供更详细的见证。书中收录的50篇「寻访实录」，是迄今为止出自难属群体的最详尽的纪录，不仅记述了当年其亲人惨死的悲壮和冤屈、大屠杀的残暴和血腥、寻找亲人的艰难和屈辱等细节，而且记述了难属们如何度过这十多年的磨难，从最初的痛不欲生，到后来化悲愤为力量，渐渐走出绝望的阴影。
林培瑞为此书作序时，将「人血馒头」的故事「活学活用」，他引用鲁迅笔下的人物，「描述了被杀害的烈士鲜血，被做成人血馒头卖给愚昧的老百姓做药的故事」。
令人惊奇的是，「洋鬼子」林培瑞对中国文字的理解和驾驭能力都非常高，他居然看出《药》的主人公华小栓和夏瑜，两个姓名「华、夏」隐喻「中国」，象征着中国的两个极端对比：新与旧、开明与迷信，一个流血，一个吃人血。而在故事的结尾出现一种超越两个极端的价值观，那就是母爱。
两个青年人都有母亲，最后，两个悲伤的母亲在通往坟场的小路上相遇。 「尽管两个坟墓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但两位母亲基本上并无差异。她们的爱是一样的，她们的伤痛也是一样的。她们代表的母爱超越了世界上的任何喧嚷纷争」。
林培瑞指出，北京政权对六四使用的「遗忘术」，首先是在屠杀后操纵语言。第一步是颠倒黑白：中共军队用坦克和机枪杀戮手无寸铁的群众，被描述成制止「暴徒」和对付「社会渣滓」的「人民英雄」。下一步是淡化：十年时间，大屠杀变成了「事件」，然后缩小为「风波」，最后几乎消失无踪。
林培瑞一个在香港的朋友最近写信告诉他，在广州网吧，她发现居然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关于天安门母亲的文章，但很少人关心。 「中国的年轻网民都在忙着电子游戏和赚钱。向他们询问天安门的事，他们都一片茫然。大屠杀？真的吗？」
林培瑞引用美国亚里桑那大学物理系教授方励之的看法说：「一再遗忘不是因为中国人的脑袋或中国文化有什么问题，而是中共的策略带来的结果。」
林培瑞举例，中共一些肆无忌惮的审查手法也促成这种遗忘，比如教科书、博物馆和媒体根本不提屠杀。有关这个话题的网站都遭到封杀，讨论这个题目的外国广播也都遭到干扰。异议份子发表意见往往受到家人责备，不是因为他们说错了话或违反道德，而是因为这样会危及家人。
他发现，在世界各国文化中，很少有像共产中国这样的文化：如果甲打了乙一个耳光，还会要求乙道歉。
林培瑞相信，由丁子霖、张先玲等六四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代表的精神，有可能对中国做出巨大贡献。 「她们推动和体现了两种深厚的价值观：真理和母爱。在道德上无所适从的中国，这两种价值观很可能成为伦理的基石。天安门母亲们对真理的执着经过最严峻的考验，她们公开批驳一个使用暴力、具有绝对威权政府的谎言。她们所体现的母爱，这是一种在任何文化和任何历史阶段都可以看到的深厚而又普及的爱，甚至动物也不例外。对天安门母亲们来说，这种父母之爱尤其感人，因为她们的子女遭到杀害。还有什么是比目睹自己的儿女惨死更痛苦的？（不论在哪一种文化，任何父母都知道答案。没有儿女的人也不难想像。）」
残暴下面的冷漠铺垫
《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共收录50篇寻访实录和182名六四死难者名单。其中25篇曾于去年「六四」15周年，在苏晓康主编的《民主中国》网上杂志发表。
苏晓康指出，丁子霖与「天安门母亲」群体这十多年来遭遇的是「冷漠」，而中国政府对悲痛欲绝的母亲们（还有妻子们）的压制，不是冷漠，而是残暴，「但民众对这些母亲呼天抢地的沉默，恰是那残暴下面的冷漠铺垫」。
苏晓康痛心这十多年来，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们的挣扎，却还是沉默，于是这沉默就变成了一个成语，叫「熟视无睹」，所谓「熟视不睹泰山之形」，通俗地说，就是看惯了，只当没有看见。 「我忽然觉得，母亲们把嗓子都喊哑了，眼睛都要哭瞎了，毋宁她们是在喊叫这冷漠？」
他指出，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忍尼辛记录了他自己的集中营经历和227个难友的口述、回忆和书信，后继者继续寻找史达林暴政下的受难者，出版了刻录130 万人名字和简历的光碟。中国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可能是迄今第一次与历史同步做出见证的受难者」。丁子霖的第一份六四受难者名单，包括96名死难者、 49名伤残者，1994年6月1日在香港出版，距离大屠杀不过五年。
丁子霖在这第一份受难者名单的序言中写道：「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嘴巴，我却不能。」
特殊弱势群体六四难属
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六四难属是特殊的弱势群体，将这一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核心纽带，是共同命运所激发出的母爱和抗争精神。 16年来，这一群体所经历的苦难和艰辛外人难以想像，不仅是失去亲人后的心灵地狱和生活困顿，过的更是官方高压打击下的恐怖生活。特别是寻访实录中记述的农民难属家庭，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给全家带来改变命运的希望，而爱子却死于六四大屠杀，等于毁掉一家人的全部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生程仁兴，来自湖北省通山县农村。他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旗竿下遇难，其母自杀未遂，现在已经无法劳动；其父不堪承受丧子之痛，在贫病交加中过早离开人世。
北京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硕士研究生周德平，也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他死后，全家的唯一指望落空，其母患上了神经性面瘫，其父哮喘病加重，失去劳动能力。周家现在住的两间平房是全村最破旧的，年久失修，门窗掉落，仅有的几张板凳也已破烂不堪。
1998年大水灾，周家颗粒无收，房子也被冲坏。然而，更令人气愤的是，丁子霖从北京汇给周家的人道捐款，居然被一名村支部书记冒领。后来在丁子霖一再抗议下，才被迫归还。
之后，村干部为了报复，带着警察闯进周家，胁迫周德平的父母交代接受北京汇款的情况，他们声称：如果再发现北京汇款就立即扣留。他们还用当年文化大革命时管制「黑五类分子」的方式，命令两老不得擅自离村，出门要事先请示，回来还要汇报，如有外人来访，也要立即报告。
住在北京远郊怀柔县庙城乡西台上村的六四难属方桂珍是个农妇，其夫雷广太原为大队汽车队司机，因当时所在的汽车队承包北京建国门海关大楼的运土工程，6月3 日晚雷广太在北京南池子路口中弹后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时大儿子8岁，小女儿刚1岁。方桂珍十多年来一次次去找北京市有关部门，要求政府给她一个说法，并帮她解决丈夫失踪后的家庭困难，但直到现在什么也得不到。她身上穿的黄大褂是捡破烂捡来的。
北京和平门烤鸭店厨师戴伟之死，使他的母亲、复退军人刘秀臣一度精神失常，戴伟的妹妹的工作和出国都受影响。刘秀臣所在单位曾派出六人工作组，以所谓「照顾」为名把她看管起来。后来，公安人员还追查她与丁子霖、张先玲的联系，指她们「违法成立集团」。
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严文的父亲因儿子之死而精神分裂，现在已神志不清，瘫痪在床。
出生宁夏石嘴山市的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孙辉遇难后，他在宁夏的家人成了当地派出所的「管制分子」，其父母曾被当地公安非法抄家六次。孙辉姐姐毕业分配也被地方当局严控，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及调离。
原籍四川新津县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学生吴国锋，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人大，也是当地1949年以后第一个考上这所重点大学的学生。他离家赴京入学时，全县上千人沿路相送，希望这个「状元」有朝一日荣归故里。
吴国锋六四遇难后，他的父亲被当地镇党委书记告知：吴国锋是暴徒。一家人从此陷入困境，爷爷奶奶因想念孙子而成半疯，父亲肢体麻木，几乎瘫痪，母亲获悉儿子遇难的噩耗后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留下脑痛和视力严重下降的后遗症，失去了劳动能力。
北京煤气公司司机王建平，6月3日在北京西单路口左胸中弹死亡，身后遗下两个只有8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目前他的父母和女儿租住的三间小北房，已有一大半坍塌，地上堆满灰渣瓦砾。
以上难属的生活和遭遇，仅仅是冰山一角。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丁子霖在书中透过难属们回忆描述的许多具体细节，让人看到刽子手的残忍，更看到屠杀之夜人性的光辉。
戒严部队在北京西单附近用坦克追碾学生和市民的残忍一幕，曾多次出现在现场目击者的回忆文章中。现在，难属们再次提供活生生的见证。
透过寻访实录，人们可以看到，戒严部队如何向四周盲目扫射、导致大量无辜平民死亡。6月3日晚约11时，「戒严部队先派遣步行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取单膝跪姿，举起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许多人应声倒在血泊中，人群四处逃窜，想上前阻止这种屠杀的大学生却被射杀。6月3日夜间约10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也毫无人性地朝胡同里的居民开枪扫射。……」
正是这种盲目扫射，导致许多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丁子霖已经寻访到的12名六四死者中，有些人既没有参与八九运动，也没有在戒严后去堵军车，甚至没有去看热闹，但他们却死在戒严部队的枪口下，也有人是在自己家中死于流弹。退伍女军人马承芬是坐在楼下台阶上和邻居聊天时被射杀。66岁的老工人张福元在亲戚家的院子里被戒严部队射杀；一名来自四川万县、在木樨地22号楼某部长家当保母的老妇人，只是从第十四层的阳台上，往楼下张望了一眼，就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夺去生命；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一名副检察长的女婿，也是在自家厨房中弹。
也有人走在街上恰巧撞见戒严部队，就被杀红了眼的士兵追杀。比如，杨子平、王争胜及安基三人，就是在南礼士路附近，死于戒严部队的追杀，同时还有两人被枪伤。
寻访实录披露，戒严部队不许救助死伤者。当戒严部队开着枪时，有个年轻人冲出去照相，中弹倒下。目睹这一幕的民众想冲上去抢救，但戒严部队不许任何人接近倒下去的受伤者。有位老太太跪在地上乞求军人：「那是个孩子，求求你让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凶狠地用枪口指着老太太说：「他是暴徒，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毙了谁。」更有甚者，当两辆救护车开来救人时，也被戒严部队拦截，随车医生下车交涉也不放行。「杀了人还不准抢救，这是残忍中的残忍！」
在寻访实录中，人们还能看到刽子手毁尸灭迹的记述。六四大屠杀中有些失踪者，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张先玲（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表妹）19岁的儿子王楠中弹死亡后，就被戒严部队埋在天安门附近28中学（现改名长安中学）门前花坛里。只因王楠身穿军服，系了一根正规的武装带，被戒严部队误以为是军人，才把王楠的尸体送到医院。
后来，张先玲辗转打听到，那个坑里共有三具无名尸，其他两具尸体都作为无名尸送去火化了。张先玲说：「在我们以后的寻访中，就找到十几户人家的亲人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他们很可能就属于被火化的无名尸。」
「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刘晓波指出，读「寻访实录」，最让他撕心裂肺和无限愧疚的是：那些丧失了生命的人，从66岁的老人到年仅9岁的孩子，从30、40岁的青壮年到17岁至20几岁的青年，「没有一个所谓的菁英，更不是如我一样的当年风云人物，而都是普通的学生和平民百姓。原本，他们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得到平凡的世俗幸福。然而，在那个血雨腥风之夜，他们中的许多人听从了同情心和正义感感召，毅然离开安全的家而投身于危险之中。」
以年轻生命见证屠杀
六四死难者中，不少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在广场上坚持到最后一刻，直到被子弹射杀：
27岁的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在6月3日晚上11时左右，被射杀于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附近。
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李浩成，随同该校五千余名师生前往北京声援，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李浩成正好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地方拍摄现场照片，当闪光灯亮起时，遭戒严部队士兵射杀。
积极参加八九民运的21岁大学生吴向东，生前为家人留下一份遗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没想到一语成谶，以年轻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也有人为了与广场的大学生共生死同患难，在大屠杀已经开始后，不顾危险奔赴现场。比如：丁子霖年仅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6月3日晚，不顾母亲含泪劝阻和反锁房门，从厕所的窗子跳出，奔向当时已枪声大作的西长安街，被子弹射杀。
高中生王楠基于「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直奔天安门。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用相机为历史留下见证，却以年轻的生命见证了屠杀。
23岁的北京大学学生严文与同学一起，携带摄影机去了木樨地，他们是想拍摄现场情况，为历史作纪录。但一颗子弹射中了严文的大腿，导致主动脉破裂，流血过多，抢救无效。
有的人是在危险中救死扶伤送命。如30岁的杨燕声，在六四清晨7时因抢救伤员被「炸子」射入肝部，在体内炸开不治身亡。
24岁的工人杜光学，在6月3日子夜12点多，听说天安门广场死了人，就想去为大学生们做点什么，当他骑车行至新华门附近时，中弹身亡。
25岁的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周德平，6月3日夜，受托去广场看望同校的同学，一去不返。
年仅19岁的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孙辉，受同学委托去寻找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见返校的班长和几名同学，他骑车至复兴门立交桥附近时中弹身亡。
24岁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在枪声四起的危险时刻，白天去急救中心帮助抢救伤员，晚上到民族宫附近劝说戒严部队。可他没有想到，当他欲跑去劝说一名看上去是指挥员的军官时，却被那军官用手枪射杀。
25岁的王卫萍，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即将任职北京人民医院妇产科。她自告奋勇加入抢救伤员的行列，冒着枪林弹雨面无惧色抢救一个又一个躺在血泊中的伤员，正当她在包扎一名伤员的伤口时，一颗子弹击中她的颈部。
就职于北京机械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的袁力，在戒严部队向四周盲目扫射时，不忍看到无辜市民死亡，挺身而出高举右臂，大声向那些乱开枪的士兵们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一声枪响，「他的生命就消失在黑暗中」。
谁在吃人血馒头
作为「八九风云人物」的刘晓波，经历六四事件后，被开除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职，他与六四难属、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蒋培坤本来就有师生情谊，六四后更增鲜血凝成的患难之情。
刘晓波大力推荐《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他说，六四亡灵仍然无法瞑目，敢于公开站出来的难属们仍然在恐怖高压下抗争，更多的难属仍然在无奈的沉默中忍受煎熬。独裁政府绝不认错的无情，不亚于大屠杀的残忍；社会日渐冷漠的麻木，也绝不亚于鲁迅笔下的阿Q时代；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灵魂的炼狱无以表达，高压下的沉默是那么无奈，觉醒后的抗争又是那么险象环生，而民间的同情和难属之间的温暖，支撑起「天安门母亲」的傲然挺立。
刘晓波除了为六四难属的不幸痛心疾首，还为「六四政治犯」的无辜鸣不平，他感叹被重判十年以上的「六四政治犯」大都是普通人，如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王毅，因参与堵军车被判 11年；青岛海事大学学生陈澜涛，只因在大屠杀开始后发表公开演讲，被重判18年；四川诗人廖亦武六四后因写作长诗《屠杀》和《安魂》，入狱四年，与他一起坐牢的政治犯中，就有多人因六四而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在大陆各地，这样的无名六四政治犯还有很多，有的至今仍在狱中。
刘晓波扪心自问，「当年那些自视甚高、瞧不起市井小民的风云人物」，无一人死于六四大屠杀或受伤，也很少有人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他们都是屠刀下的幸存者，无论流亡海外还是在大陆被捕坐牢，也都混了个或大或小的名声，得到过或多或少的关注。在有名的「六四黑手」中，只有王军涛和陈子明被判刑13年，并于九○年代中期先后「保外就医」。即使以刘晓波本人来说，「我这个六四黑手，尽管已经三进三出，但是所有失去自由的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六年」。
刘晓波一直提醒自己这样的风云人物：「六四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以大学生和知识菁英为主的八九运动，当惨案发生时，死于屠杀的人，挺身而出救助死伤的人，被判重刑的人，大都是普通人？为什么付出最大的生命代价的人们，大都默默无闻，无权讲述历史，而那些作为幸存者的菁英们却有权喋喋不休？为什么六四后，这些普通人的血还要被用来滋养大大小小的投机者，供一些无耻之徒角逐于所谓『民运』的名利场。十六年了，六四的血，除了供养了惯于吃人血馒头的风云人物在国内外充当『英雄』之外，就几乎再没有让我们这个冷血而下流的民族得到更大的长进」。
赵紫阳纪念文集问世
因「六四」事件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晚年命运与六四密不可分。自今年1月17日他去世后，悼念文章铺天盖地。由张伟国（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记者）、鲍朴（赵紫阳前秘书鲍彤之子）和吴国光（赵紫阳前智囊）主编的《紫阳千古──赵紫阳纪念文集》，在六四16周年前夕，由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出版。
此书邀得原中共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写序。胡绩伟在序文中，直言不讳批评北京当局对赵紫阳丧事「绝义绝情」，「令人义愤填膺」。
胡绩伟指出，「尽管当局最高度的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最低度的限制告别的规格，最大限度的控制天上地上的舆论，创造了最冷血心肠的纪录，但在香港、台湾，在全世界，悼念赵紫阳的文章、诗词和挽联，仍然在几天内连篇累牍，各种网路上更是铺天盖地，成为一时的舆论中心」。
「赵紫阳纪念文集」全书近50万字，厚达640页，分为「永别紫阳」、「改革泰斗」、「民主旗帜」、「民心丰碑」、「天地正气」、「河山吞声」、「历史悲剧」及「环球同悼」八个专辑，收录了世界各地悼念赵紫阳的218篇文章，从多角度及各个侧面反映了赵紫阳的政治思想和晚年对待六四事件的道德勇气。
此书「编后记」指出，「赵紫阳先生的政治思想和伟大人格，就像他生前喜爱的玉兰花，早在春寒料峭的时候，就勇敢地盛开，而它的谢落，正是引领万绿萌发的天机消息」。
（原載世界日報《世界周刊 》2005年6月12日）
—作者脸书
读者推荐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