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八卦英人编辑的英语词典和词典人。
英人编辑的第一部英语词典在1538年出版，在随后的200多年间，又有约20来本词典问世。这些词典有个通病，即词项选择局限，词义解释陈腐单一。尔后，一位名叫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英国博士，躲进阁楼，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化了7年时间，在1755年的4月15日成功编辑出版了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上下两卷，共计2348页。
约翰逊词典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引经据典，为许多英语单词精确“释义”，最经典的莫过于它把“无产阶级” 释义为“一个没有生产资料，只是以生育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阶级”，构成对“全世界无产者” 最大的污蔑。该词典还力排众议，非要说清“燕麦” 不仅仅是“一种谷粒”，而且是一种“在英格兰喂牲口，在苏格兰喂人的谷粒”，明显带有地域偏见。
从语言学角度评价，约翰逊词典旨在“规定”上流社会精英应该如何正确发音并应该如何循规蹈矩地精确使用语言，这是它的长处，可偏偏这一长处又是它的致命弱点。于是，主要以莫雷（James Murray）爵士等为主编的学者，奋斗数年，终于在129年后的1884年，成功出版了第一版的“牛津英语词典”（OED)，共10卷。在1989年又发行了第二版，共20卷，计21,728页。编委会还从2000年起开始修订第三版，在2018年已完成一半。但即便日后大功告成，也只能出版电子版，不太可能印刷出书，对于我等old schooler是一大遗憾。牛津词典的编辑宗旨，针锋相对于约翰逊词典。它不是“规范” 精英们“应该” 怎么正确使用英语，而是“描绘”人们在客观事实上是如何使用英语的, 共计50万条词项，被人视为19世纪维基百科。
莫雷会走“群众路线”，他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自愿者帮助，要求大家在平时的阅读中，追踪词义发展的来龙去脉，并把自己的发现写在统一尺寸的 4×6 “小纸片”上，寄给词典编委会。他对“小纸片”提了12项具体要求，要大家遵守。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新西兰、美国、欧洲各国、刚果和日本国（没有中国）的自愿者，纷纷把小纸片寄往邮局为莫雷主编位于牛津Banbury Road 78号家门口特制的邮筒，该邮筒保留至今，没有毁于地产开发商的强拆，表现出英人对文化历史的崇敬，犹如MIT在幢幢宏伟的楼宇之间，依然保留一幢破落的语言学科大楼：第20楼，以表示对当代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及其学说的敬意。
某冬日，奇冷的一天，马车从另一地载来2吨重的“小纸片”。莫雷和他的孩子们，庄重而又激动地迎接这些礼物，虽然没有音乐和鲜花的伴随。莫雷把这一天称为“家庭词典日”。 他把沉重的小纸片，小心翼翼地安置在半地下室的铁皮贮藏室里。他和几位编委，就在这个黑暗的贮藏室苦战了约30年。英国阴寒潮湿的天气，有时逼迫他们不得不用报纸紧裹自己的双腿来保暖。“小纸片” 是莫雷的生命，他是“纸片不离身”，如同“语录不离手”， 即便在他太太住院分娩时，他一边陪伴，一边仍摆弄着纸片。在女儿艾尔斯即将呱呱落地时，莫雷正在编辑英语的“形容词+a”结构。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例句：“ As fine a child as you will see”。 当他女儿呱呱落地的一刻，他又随手在“Arrival” 的词项下写了例句“The new arrival is a little daughter”，并只注明这是“现代用法”，而没有像惯常那样注明出处。
牛津词典已是莫雷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他太太是秘书，11个孩子是助手。 茶余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火炉前，在油灯下大声读出手中的小纸片，静静讨论它们的词义和价值，有的孩子在父亲死后还不撒手，继续父亲未竟之业。 这样的家庭自然赢得左邻右舍的尊敬和爱戴。每当莫雷夫妇携带11个孩子去教堂时，人们都会亲切地说：“瞧！大辞典和小词典们来了。 ” 不过，即便是英雄，也难免会有内疚甚至后悔的时分。莫雷在晚年，曾几次向儿子吐露心声：“我为了词典而牺牲和孩子们更多更欢快的相处，这么大的牺牲是否值得？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却像一个独身主义或禁欲主义者那样工作，这值得吗？” 但是，英雄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坚持。他在编辑字母“T” 部分时，用了近20页40栏的篇幅，耐心追溯动词”Take”的586种词义的演变过程（顺便说一句，就词义而言，占首位的是Run, 有654个词义， Go 位居第二，有603个词义）。他甚至考证：Take 和 Give 并不总是一对反义词。他们有时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如 ”You took （=gave） him a smack in the face for that”。就在莫雷1915年7月26日临终的一刻，他的笔还停留在单词“Twilight” 的释义上，他正在琢磨如何更清晰地解释“太阳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散发的那束光”。 突然，他有了灵感，就用笔蘸上墨水开始在纸上注释。也就在那一刻，圣玛格丽特教堂的钟声响了，伟大的莫雷与世长辞！
莫雷对词义发展的追溯有严格的要求。他试着寻求英语单词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形成的”狭隘语义”和“广泛语义”的差异。比如， 他指出，“Use” 一词的广泛语义是“使用，利用”其他人/物，但用于夫妻之间，它的狭隘语义就是“同房”。他还特意从爱尔兰小说家Francis Hackett 的著作中找来例句：“….did carnally know and use his wife”。如果我们拘泥这样的区分，那么伟人use 林x 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他use江x， 那是行夫妻之道，和政治没有关系。又比如单词“Delve”, 它的原意是“挖土两铲子深”，原本是英国乡下人种地培土时的严格要求，多挖一寸太深，少挖一寸太浅，都会影响日后收成。如果我们拘泥原义，就断断不能用Delve来翻译革命小将挖地“三尺”的干劲，而自由派的NBC News偏偏在05/10/2024的报道中用了Delve （Trump trial delves into records），给人浅尝辄止的错觉。
莫雷当时也受到“401” 式的干扰，这就是英国1857年颁布的“出版物法令”， 该法令明确规定出版物不能带有“淫秽词”。为此，莫雷只能舍弃f-ck, cunt，condom 一类词汇， 虽然这些词汇早在13世纪和16世纪间已被人使用。莫雷居然还舍弃了“阑尾炎”（Appendicitis）这个单词。据考证，舍弃的原因是他觉得表示“炎症”意义的词尾后缀-itis属“不雅”一类，当时也没人发觉，直到1902年英皇爱德华七世因患阑尾炎而被迫延迟加冕时，人们才发现牛津词典里居然查无此词，举国震惊，也令莫雷十分尴尬。可词母“A”部分已经出版，编委会只能等到1933年出版增补卷时把该词补上，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完成牛津词典这样伟大的工程，仅依靠莫雷的编委会，显然是完全不够的。莫雷在牛津出版社的地下档案库里，完整地保留了近3000多名幕后“词典人”的档案。莫雷笔迹端正地详细记录了他们的名字、住址以及做出的具体贡献，有的还载有词典人婚姻死亡等私人信息。从档案文件中，我们知道这些词典人从贵族到平民不等，来自各行各业，有大学校长，教士，工程师，女权运动者，还有色情作家，吸毒犯，杀人犯，和曾在荒岛为了活命而吃人肉的探险家等。 在他们中间，贡献“小纸片”最多的是四位精神病人，他们分别贡献了165061，151982，70277 和62720张 “小纸片”。
另有一位名叫道莫的精神病人，他的故事可歌可泣：道莫是莫雷主编的左膀右臂。他不到二十岁时，就成为一位勤奋的分文不取的自愿者，第一年就寄来2000张小纸片。他在每张小纸片的右上角，都恭恭敬敬地盖上他名字的紫色印章，表示对词典的敬意。道莫的智慧，对语言的悟性和对这份自愿者工作的热情，使莫雷对他刮目相看，在他二十岁刚出头时，就任他为编委助理，并视为知己，苦闷时常会在他面前抱怨。道莫则把莫雷视为偶像，把两人的书信来往珍藏在夹克衫的内袋中。在他24岁时，莫雷要他整理出某些词项在词义某个发展阶段中缺失的例句，并做出总表，以供编委会弥补。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为之，道莫得以先审查20万张小纸片，按意义分类，再按历史年月分类，从而才能发现词义在历史发展中的哪个时段缺乏例句，需要补上。光审查单词“Drive”，他就得查阅319张小纸片！他终于累到了！在为莫雷连续工作了17年之后，我们的幕后词典人道莫在35岁时，开始出现幻听。当时他正奋斗在字母“S”部分，已有三年光景，正在力克以“So-”开首的词项。道莫安静地步入精神病院。他留着整齐的胡须，身着洁白的内衣, 系着领带，外着双排钮扣西装，俨然是一位学者，一点没有精神病人的邋遢相。他只是静静地坐着，默然地望着正前方。他口音清晰，平静地告诉医生，在他家和邻居家之间，他听到了“soulful， soul-heal， soul-health， soulical, soulify” 等噪音。他还深信，另一家邻居在墙上挖了一个洞，对他叫喊“souling, soulish, soul-knell, soulless, soul-like”等一系列单词，令他深感不安，于是，他就把一支手枪一直置放在书桌上。医生诊断他是“劳累过度引起妄想性精神错乱”。另一位医生的第二次诊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就这么做了一次次各种的检查，穿过一道道上了锁的大门，道莫终于与另外475个病人朝夕相处了4个月。道莫康复出院后又“躺平”了几个月以图返回，可是他再无能力重操旧业。莫雷也只能在字母”D“部分的序言中，“特别提到”道莫的名字。精神病学家认为是拼命工作使词典人脑门出窍，生理学家也许会认为是病人一开始就脑子进水才使他们如此卖命却又分文不取地工作。
在幕后词典人谱系的另一端，有一位共产主义者艾莉娜，她是卡尔 马克思的女儿。 艾莉娜和年长她一倍的一位法国激进主义难民订婚已久，但遭到父母的反对，他们也就无法同居，令她郁郁寡欢。后来，她母亲过世，在悲伤之余，她又不得不承担起照顾老迈的马克思的责任，使她得了忧郁症。慌乱之际，博学的马克思支了“冲喜”的昏招。他认为女儿的病因源于她虽已经26岁，却还是处女，如用“破身”来冲喜，她必能痊愈。马克思的认知很是前卫，因为即便Rick Bayan也只是在他1994年的“The Cynic’s Dictionary”里，才把“22岁仍是处女/处男”定义为“社会习俗框架之外”的“非正常现象”。可惜，艾莉娜并没有痊愈，她抽空为牛津词典工作。除少数编委人员之外，牛津词典的其他词典人大多是自愿者，因为编委会缺乏资金。仅在1901年，就有100名自愿者额外贡献了12000小时，以完成一位刚过世的编委留下的工作。莫雷是个书呆子，他和出版商签约时是“9000英镑，分10年支付”的一口价。 后来，莫雷发觉无法在10年期限完成词典，就和出版商协商同意延长了6年，但9000英镑的一口价不变，这样，莫雷不得不将原来每年900英镑的预算，削减到每年不到600英镑，来支付词典的一切开销以及自己一家的一切开销，他可有成堆的孩子啊！可马克思的女儿艾莉娜可不管不顾，她声称花费了110个小时，为144个单词寻找例句。莫雷认为，谁也没同意支付她报酬，且由于她教育程度不高，她的例句质量不高，有些例句还相同于她为莫雷的一位助手做的另一项工作，而他们已为那项工作付了她4英镑报酬。莫雷还称，她选的某些词项，他们已经有了，根本不需要。莫雷作为一个词典人，有时不得不使用艾莉娜熟悉的他父亲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来争辩他不是一个资本家，而是一个穷光蛋，她的工作量至多只值12个小时，他没有榨取艾莉娜的任何“剩余价值”。 两人的报酬纠纷持续了5个多月之久，不过它后来为另一条惊人的消息所替代： 艾莉娜因为伴侣多次的背叛而服毒自杀，年仅43岁….
我们的八卦结束了，不过，我们对莫雷和其他词典人的怀念没有结束。莫雷和其他词典人，他们如同凡人般地死去，没有留下遗体供人瞻仰，也没有谁为他们矗立丰碑。但是，他们对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我们不该也不会忘记！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三二期(cm0624b)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