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枪造反结下梁，针尖从此对麦芒。丹书铁券皇恩赐，无可奈何罗手长。
余洪远 ，傅连暲，死生荣辱命无常。投红弃教趟浑水，瘐毙文革于牢房。
【注】
词作缘起【温相说党史】“（24149）跟老毛不能随便开玩笑！项英犯了“颠覆性错误”！ （@11:10）红四方面军被整得太惨了！开国少将里面藏龙卧虎！老毛赐给这位“土地爷”一道“丹书铁券”！朱德和他的厨师”
（24148）老毛这一生与“地头蛇”们的较量是难解难分！丁盛一出手就得罪了两大方面军的“实权派”，尤其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一位“土地爷”！这位“土地爷”为什么”胆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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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洪远（1907年—1991年10月5日），陕西省西乡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成都军区原顾问[1]。
经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红军宣传员，中共巴州县委书记、川陕省委组织部长，省政府保卫局局长、副主席，金川省委军事部长，甘肃临时政府财粮部长，参加了创立、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共陕西汉南特委书记，在白区开展革命工作，后任陕西省政府干部科长。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旅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豫北战役、豫西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西南、四川剿匪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西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炮兵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他是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阶。
余洪远因病于1991年10月5日在南京逝世，终年84岁[2]。
长征途中红军将领的坐骑
刘明生说长征 2020-03-16
万水千山的长征路上，红军将领们的坐骑驮着长征、驮着中国革命前进在雪山草地，这些“无言的朋友”，个个都有说不尽的感人故事。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北后，一袋袋来自江油中坝的大米，一包包来自南部的岩盐，一罐罐来自资阳、郸县的豆瓣，还有川北山地的茶叶，川西平原的海椒，阿坝草原的酥油糟耙和带着红四方面军将士体温的绑腿，塞到正处在饥寒交迫的中央红军指战员们的手中时，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一天，中央机关秘书长刘奇打电话给红四方面军负责后勤供应工作的余洪远，要他急需再办两件事:一是给中央机关再送点酥油、骡马和毛驴，因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人喜欢骑毛驴;二是特别提出要给毛泽东选一匹温顺的驮马和一位有文化的男护士。
余洪远向徐向前汇报后，徐向前亲自谋划这些事，指示余洪远要想尽千方百计办好。第二天，余洪远就选送去了酥油、骡马和七头毛驴。
毛驴都是买的土司家的挂红彩、吊铃档的好毛驴。几位老人都很满意，徐特立还舍不得骑，只用它驮东西，自己穿着草鞋拄着木棍在后面走。因当时难以找到好马，余洪远便把自己的骑马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要的男护士，因当时红四方面军部队中的护士大多是女的，且识字不多，余洪远只好让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符合毛泽东提出的这两个条件的医生孙玉华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对此很满意。
朱德也接受了红九军政委陈海松送的大青马，中央红军许多将领也都有了新的坐骑。
聂荣臻在懋功与李先念会面后，李先念热情地招待了一番。“你的牲口呢？”李先念见聂荣臻没有坐骑，关心地问道。
“原来有一匹茶褐色的大骡子，前几天推到河里去了。”聂荣臻的警卫员忙解释说:“几天前在灵关过铁索桥时，政委那匹骡子的一只蹄子陷到桥板缝里，怎么也弄不出来，大部队又正在过桥，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政委命令我们把骡子的那腿砍断，推下了河。”
半个小时后，李先念把一匹膘肥体壮的大青骡子送到了聂荣臻的住处。
会师后邓小平遇到了与他在法国一同勤工俭学和一起在苏联学习过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傅钟高兴地招呼邓小平:“老同学，你需要什么就吭声。”邓小平诙谐地说:“我人矮腿短，行军总是吃亏，别人走一步，我要赶两步。要是可能的话，你还是给我一匹马吧。”“好，好。”傅钟慷慨应允。
邓小平在后来谈起长征时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件东西真是顶了大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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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指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许世友、洪学智、刘世模、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拖枪叛逃，其中王建安转变态度，向中共中央交诚，举报了许世友领导的这起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阴谋活动，在毛泽东等领导层的决策下，这场被中共中央定性为“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被全面挫败，而许世友、洪学智、刘世模、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人也被分别判刑。最终，许世友向毛泽东下跪认错，献上个人的忠诚，在毛泽东担保下最终被释放，并从此官运亨通。[1][2]
背景
1935年，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领袖蒋中正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毛泽东所在的红一方面军经过8个多月的战斗，伤亡损失较大。[3]6月，“两河口会师”，毛泽东主张“红军北上”，避其锋芒，保存实力，而张国焘主张在“川康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两人矛盾激化。[3][4]张国焘向中共中央要权，担任了“总政治委员”的虚职，并且开始筹备“南下计划”。[3]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张国焘的计划遭到了反对，于是他自己在西康省（今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组建了“中共中央”，当起了“临时中央主席”，开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党籍，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并且把部队带到了西康省。[3][5]
1936年，张国焘8万人的部队只剩下了不到3万人，他带着部分残余部队到了陕北保安。其大部队加上一方面军中的五军组为西路军[3]
1937年3月底，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并且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应付式的写了《我的错误》。[3][5]
过程
在1937年3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批判张国焘之外，也对张国焘的旧部下许世友、洪学智、刘世模、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展开批判，会议上提出三条[6][7]：
红四方面军是土匪
红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
红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
在延安，拥护毛泽东的部队成员都一致认为张国焘是叛贼，同时说许世友是“托洛茨基”，是“土匪”，“反抗中央”，而其他干部和部队成员都看不起红四方面军。许世友听说之后，非常生气，气得吐血，被送入医院。刘世模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死亡，重伤入院。[6][7]
许世友病愈之后，暗地里联络张国焘的旧部下，阴谋拖枪逃跑，打算继续回到西康省，到自己老部下刘子才那里去打游击战，第三天的时候，已经有30多名张国焘的旧部下表示愿意跟随许世友，许世友制定了路线和方针计划，准备4月4月晚上10点出发。[6][7]
让许世友意料之外的是，红四军政治委员王建安中途变卦，秘密报告给当时抗日军政大学总支委员谢富治，校长林彪旋即给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等领导人立刻就派兵拿下了叛贼许世友、洪学智、刘世模、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人，并且把这起事件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6][7]
许世友被逮捕之后，大骂“叛徒”王建安，并且从此两人翻脸，一直到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取山东省济南市才在毛泽东的劝说下握手言和。[6][7]
1937年6月6日上午，延安最高法院判决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判决书写道[6][7]：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于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出去打游击……由许世友带二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此项阴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军保卫局破获而未遂。
判决结果是：
姓名 刑罚 备注
许世友 有期徒刑1年半，褫夺公权1年
刘世模 有期徒刑1年半，褫夺公权1年
洪学智 有期徒刑8个月，褫夺公权1年
朱德崇 有期徒刑8个月，褫夺公权1年
詹道奎 有期徒刑8个月，褫夺公权1年
王建安 有期徒刑6个月
原本许世友等叛徒都被判处“应即各处死刑”，但是毛泽东在接受了许世友的效忠后，“怜惜他们的带兵才华”、给予“极宽大处置”，表面上的原因是“团结党内大多数。”[6][7]
后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洪学智对此案耿耿于怀和不服中共中央的判决，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我为什么被抓，没有人跟我讲过。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也不明白。给我定的罪名是‘组织逃跑未遂’。别说‘组织’，我连想都没想过。”[8]
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则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许世友他们议论过，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不知被什么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株连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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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连暲（1894年9月14日—1968年3月29日），字日新，化名郑爱群，男，福建长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局第一副部长[1][2]、中央保健委员会首任领导[3]。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八大代表。[4][5]
生平
傅连暲出生于福建长汀县河田乡伯公岭。曾就读于长汀县省立第七中学（现长汀一中）。自幼加入基督教、后来学医从医，1918年，成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1920年在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1925年，成为福音医院院长。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途经长汀时，傅发动当地医务人员为起义部队服务。1929年，红四军攻占长汀县。傅为红军和中共政权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原福音医院改为中央红色医院，任院长。1934年，随部参加长征。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身患重病时，都是由他专门医治康复的。
1937年1月，傅连暲在延安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任院长。1938年9月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中共中央总卫生处处长。1945年，参加中共七大，后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1]。
抗美援朝前夕，林彪称病拒绝带兵入朝，毛泽东安排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检查身体。会诊检查的结果是：林彪没有什么大病，但染上扎吗啡毒品的毛病。傅连暲只答应叶群对别人保密，但对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隐瞒。林彪因此对傅怀恨，埋下祸根[6][7][8]。
文革逝世
文化大革命期间，傅连暲被投入秦城监狱迫害致死，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众说纷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林彪是幕后黑手，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傅曾经检查发现林彪有吸吗啡的毛病，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傅连暲被冠以“卫生部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天主教会间谍”等罪名，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傅连暲生前曾写信请求毛泽东，希望并相信毛泽东一定会救他[7]。1966年9月3日，毛泽东做了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傅举家搬至香山附近“安心静养”。但后来，毛听说傅连暲曾对其他领导人谈论过他的健康情况，这是毛的大忌，所以他就任由傅被投入监狱了。1968年3月，傅再次被抄家，据作家沈国凡撰写的文章《特殊的“囚犯”傅连暲之死》记载，林彪手下的干将邱会作指挥了逮捕行动，根据林彪“把他抓起来”的旨意，将傅连暲夫妇逮捕，关入秦城监狱，不久傅便死于狱中。
1979年中纪委审查小组找邱会作谈话，调查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傅连暲在文革中死于秦城监狱的事。据邱回忆，抓傅连暲是江青的意思，还和周恩来有关。《邱会作回忆录·下》记载：“江青不仅抓了自己的仇人，也提出要为别人抓人。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生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邱会作还在回忆录中说：“过了几天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暲？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日后，中纪委审查小组也对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暲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 邱的回忆录发表多年，没见到有谁认为邱的这种说法是说谎。由此可见，傅连暲惨死于秦城监狱，和林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9]。
身后
1973年11月，经毛泽东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1]。1975年5月17日，毛泽东批示：“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应予以昭雪”。7月，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恢复名誉。9月，解放军总后勤部举行安灵仪文[1]。
舒云：林彪与毛泽东，是谁搞倒了罗瑞卿？
１９６５年暑假，“倒罗”的“风”已经在小范围掀起。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大约５、６月间，中央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会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元帅在休息室聊天。我怕打扰他们，想退出，他们招手让我坐下。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没点名，但我听明白了，罗瑞卿一向被称作“罗长子”嘛。叶帅对我说：我们谈话，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在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前，毛泽东多次去过苏州，并召集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人谈话，安排叶剑英、聂荣臻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告诉哪些人，不告诉哪些人，比如不给贺龙打招呼，都是毛泽东决定的。贺龙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这么大的事瞒着他，叶剑英等人不敢私自决定。邱会作证实，叶剑英、聂荣臻给他打招呼，主席说了，林彪放手，不愿意做具体工作，身体确实不好，别打扰，无可厚非。但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加深，起了变化。
舟自横：太天真的中共领导人——罗瑞卿
发表于 2014 年 06 月 24 日 由 lixindai
1965年11月，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目前被认为是罗瑞卿被打倒的主因。其实邱会作早在8月间，就被叶剑英叫到家里打招呼，叶毫不隐晦地批判罗瑞卿，并直言这是毛泽东交代的，被打招呼的人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将领。邱会作回忆道：“叶、聂都是原则性很强、修养很深的人，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这也说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给主席写信之前，早在主席召叶群去谈话之前，主席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对主席的意图早已心知肚明了……所以，叶、聂二帅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应当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决定的，比如不给贺龙打招呼，这么大的事，叶、聂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却没有听说林彪给谁打过招呼，林也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讲罗的问题。”现在看来，叶剑英在打倒罗瑞卿的事情上面出力至少不少于林彪。除了叶群受林彪委托，其实还有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集中向毛泽东作了好几个小时的汇报，告罗瑞卿的状。在12月上海会议时，共有13份揭发罗的材料，现在公开的只有叶群、李作鹏、雷英夫的，其它写材料人的名字一直未公开，其原因当然是这些人文革后还在掌权。
上海会议上罗瑞卿只是被拿掉，还不是一个“火药味”很浓的会议（一度与罗瑞卿很亲近的贺龙倒是在会上最积极，见人就骂罗瑞卿。他说：“他妈的，长子是婊子养的，他用公安部的办法，在党内、军内干私货，真卑鄙！”）。没有扣上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在当时最重的罪名。毛泽东还说：“（罗瑞卿）反对你（林彪），没有反对我……”据说毛一度准备把罗“流放”到江西。但毛泽东为了即将发动的文革，清扫刘、邓的外围，还是将罗瑞卿“打包”进后来的“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于是在1966年的三月会议上，罗瑞卿被彻底打倒。毛泽东在这一年说过一句话：文革就是剥笋。“彭、罗、陆、杨”就是这个“笋”的外层。
至于三月会议的过程，与当初批彭德怀和文革后批其他人的过程大致相同，无非是群情激奋、上纲上线、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直至批倒批臭。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当初批彭德怀时，还有人替彭出头，彭的好多老部下只是阳奉阴违，而当初罗瑞卿“木秀于林”，得罪人又太多，批罗瑞卿是呈一边倒之势，同情者寥寥。
直到此时，罗瑞卿还以为是毛泽东、林彪误会自己，他打电话给周恩来，想见毛、林二人——就像那个寓言，狼说羊把水弄脏，要吃掉羊，羊却不明白这只是狼要吃它的借口，而徒劳地向狼解释那水不是它弄脏的。心知肚明但不能明说的周恩来只能激动地对他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加上之前他看到有些揭发材料是由他自己的亲信所写，更让他难以承受。至此，罗瑞卿完全绝望。1966年3月18日，罗瑞卿在家中跳楼自杀，所幸命大，落地时只摔断左腿的足跟骨。
罗瑞卿跳楼时，三月会议还没有结束，对他的结论还没有最后作出。罗在这种情形下自杀，也为文革前后挨整的领导人中少见。或许是刚则易折，或许是罗虽然历经党内残酷斗争，但他从未挨整，相反很多时候还是整人者（例如整余洪远，笔者注），角色的转换让罗受不了。而作为女儿的罗点点是这样分析的：“他原以为，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如今，“他赖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反过来说，君不要臣死，臣不得去死。在那个年代，挨整的人即使自杀也是不被原谅的，被称之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毛泽东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后，有些惊讶：“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而其他人对此没有感到同情，用罗点点的话说：“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诗里写：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由于当事人的地位，罗点点不好明说。实际上，说“跳冰棍”的是邓小平，原话是：“罗长子就象女跳水运动员，跳了一根冰棍。”而“诗意大发”的是叶剑英，他是把辛弃疾《贺新郎》中的“将军百战身名裂”随口修改了一下。被罗点点痛斥为“纵欲后的满足”。不由得让人想起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时，朱德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样的做法，谁能想到我们一个饭锅吃了好多年？”
2024年5月19日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