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勍·廖天琪：文革的恐怖：让人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如一只鸡
燕纯义：北京四中平反冤假错案记
萧功秦：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种解释
孙怒涛：清华学生砍头案轮奸案真相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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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四六）·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一四期（zk2405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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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五月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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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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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文革的恐怖：让人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如一只鸡 周 勍·廖天琪
【往事非烟】 北京四中平反冤假错案记 燕纯义
【各抒己见】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种解释 萧功秦
【史实辨析】 清华学生砍头案轮奸案真相及其思考 孙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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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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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文革的恐怖：让人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如一只鸡
——周勍和廖天琪对谈纪录片《我记不清了》
·周 勍·廖天琪·
题记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耶利米书９：１
在中共治下的几十年中，几乎每一天都是浸泡在血腥中的纪念日或曰敏感日。
时间进入了八月，柏林的天气已经日益惬意凉爽，而我的身心则燥热恍惚，细思就是“红八月”这个特殊而血腥的词汇，就像武汉病毒的后遗症一般，闹的我发烧发冷、左右都不得安生。随机整理出我谈自己的纪录片《我记不清了》的访谈，一则是给后人留下审判中共罪证的一个证词，二则是对在１９６６年大陆被活活打死所有老师的纪念，当然也是自我解脱的一个尝试——
我们真的越来越像狗一般的记吃不记打了——或堕为鱼一般仅有７秒记忆的集体健忘症群了。文革活活打死了那么多老师，至今对那些屈死的孤魂野鬼连一个正式的道歉都没有，我们就好意思开始煽情的庆祝教师节、搞各种各样情意绵绵的的师生聚会……若真的对老师还有此心，就请从给枉死的教师们道歉和昭雪开始！否则，谁敢保证再不会有老师被自己的学生们群殴而死？学生检举揭发老师的戏码已经频发上演了，拳脚相加还会远吗？
以我的纪录片为例：西安市第３７中学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这一天里，学生就打死两个老师、打伤了九个、打残废了一个、精神失常一个、２３个老师被打伤住院，而全校仅４０个左右的老师……
过程是西安３７中学红卫兵头头白解放和吕水牛等，第一次把王冷和王伯恭老师等２０多位老师拉进批斗会场，白解放让王冷老师双手拿着１０多斤的哑铃，腰弯下九十度，一个小时后王老师昏倒在地，白解放就用木棒从后面抽打王老师。
随后白解放他们在批斗室里用课桌排成长方形，给桌子下面的水泥地上铺满事先敲碎的玻璃渣子，然后强逼王老师等２０多位老师在玻璃渣子上爬行，如果谁的头或者背要碰上了桌子，他们就棍棒相加，一直折腾了四个多小时，老师们的双手和大腿都已血肉模糊了。
凶手们手执马刀，钢棍和铁棒，逼迫老师们只留每月１５块钱，其余联同手表，自行车全部“自愿”捐给红卫兵。随后，给所有批斗的老师不分男女全部推了光头或者乱七八糟的“专政头”，剪刀推子并进，完了后还给这些老师们劈头盖脑的泼上墨汁和红墨水，一时间，这些老师们被浇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晚上，斗争大会开始，王老师头戴高帽，脖子上吊着１０多斤重的哑铃，还挂着一个大牌子，反剪双手被押进会场，“打倒王冷”，“火烧王冷”和“油炸王冷”等口号声震天响起。会议主席白解放和罗建立事先安排人在批斗台上垒叠上两张课桌，再给课桌上放上一条长凳子，给凳子面上支上两块砖头，最后把一条长凳反着凳子面放在支起的砖头上，然后他们拿着棍棒逼迫王冷爬上去站在反放着凳子狭窄的横梁上交代问题。
王老师１０００多度的近视眼镜早已经被他们打坏了，再加上高帽，哑铃和大黑牌子，刚爬上去，白解放他们就故意踢晃最底下的桌子，王冷就重重的摔下来。他们就爆打着逼迫一次一次的再爬上去，王冷几次摔得昏死，直至头破血流，不成人形。红卫兵们一时冷场，不知批斗会如何进行下去。
正在这时，学校的青年女教师邵桂芝用哭腔高喊一声：王冷她能站上去！她是在假装，在万恶的旧社会，我才八岁的小弟弟给资本家扛活，不小心打了一个碗，资本家的桌子垒的比这还高，逼迫我弟弟一站就是大半天。
“王冷打死了还不如一头猪！”，“自来红万岁！”，在邵桂芝现场“诉苦控诉”的推波助澜下，几个凶手轮换用铁棍狠打她的腰部和臀部，罗建新踢她的头颅，踩她的胸肋，再猛踢她的下身。白解放用砖头砸她的头颅，导致王冷头骨右部破碎，脑浆串入眼球，腰肌骨碎裂，鲜血从耳口喷射，这几个凶手仍各抓着王冷的一只脚，倒着把她拖了４０多米，鲜血也洒了４００多米……
而这些凶手的年龄则是从１２至１６岁，至今无一人认错，施虐者、受虐者和家人，说的最多的话：我记不清了！重要的是文革中的施虐者和既得利益者们，现在都有滋有味的活在你我之间。我一直很纠结：是累加的苦难压断了我们族群的脊梁骨？还是残酷的现实磨尽了我们作为人最为基本的血性？
在我历时三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有太多的感慨与感激，这里特别要感谢老友艾未未，是他的工作室无偿的帮我做了整个片子的后期制作，若没有他无私的帮助，这部片子至今可能还是一堆杂乱的素材！而且在片子完成后，也第一时间看完片子并给与鼓励：我看了你那个片子，剪的挺好，内容也挺好的，就是说，比我想象的都要更实在一些，不糙！看上去不糙。片头开始说：“大家都不记得了”这个也挺好的，我觉得还都挺好的，好了，恭喜你！（语音整理）
藉此感谢老艾、在拍摄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朋友和本片的访谈对象！
访谈地址：柏林法国大教堂（Franzosischer Dom）前的御林广场（Gendarmenmarkt）。
周勍（周）
廖天琪（廖）
一、我记不清了，是中国人面对历史的一个态度，也是人们暂避苦痛的一贴自我疗愈的麻痹剂。
廖：周勍是著名的作家、纪录片编导。我知道你一直做了一些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纪录片，我都说不清有多少了，有关于三门峡（水库和移民）的，有关于“１９８３年严打”和“反右”等。
但是最近的一个片子我是知道的、而且也看过了，是这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文革这个题目当然非常的大，如果是要切入主题，恐怕不是这么容易。可我看了你的片子以后非常感动，因为我发觉你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心灵，把“文革”中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的症结问题都点了出来。
这个片名叫《我记不清了》，用我记不清了来定义文革。你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和受害人的后代，你最后得出了一个中国人对文革的记忆态度和结果，也给整个的纪录片一个定位——我记不清了。请你跟我们说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拍这个片子的？然后你花了多长的时间？这个片子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是的，我一直做口述历史，从９０年代初就开始了，因为我当时主编一个报纸《历史故事报》时，就开了一个专栏叫《口述历史》，从此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相关的影像资料大概到目前有两千多个小时，其中包括反映文革啊、大饥荒和一些上访者等都做过。可做这些东西的过程，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绝望的事儿——你整天泡在负面情绪中，你随时面对的都是眼泪和绝望的恸哭。
相关这部《我记不清了》，是这样的一个机缘——我在拍１９８３年严打的纪录片时，拍摄对象是我在中国的一个老朋友，也是中国很有名的编剧芦苇，他做过《霸王别姬》、《活着》和《图雅的婚事》等不少获过国际大奖电影的编剧。
我本来是拍他８３年“严打”中的经历，他突然对着我的镜头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上的中学是西安的３７中学，在“文革”中一天就打死了两个老师。重伤９个，二十几个老师被打得住进了医院。
我一听到这里，就停下了“严打”纪录片的拍摄。开始做这个题材的拍摄，这个片子的前后大概用了三年到三年半时间，做了就停不下来了，用了这么慢长的时间。
廖：你是怎么做的？是回中国去拍的？我知道你定居德国已经好多年了，你是回到中国去拍的对吧？
周：是的，我是回中国拍的。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最大的难度在于什么？在于跟当事人建立互信。
我为什么叫《我记不清了》？先说我后来在整理整个用了三年半多时间拍摄的１００多个小时的素材时，我发现不论是受害者的后代、受害者的学生或者施虐者和当时打人的凶手，或者当时参与斗争的人，所有人重复最多的——把标点符号都加上，重复率最高的就是一句话——我记不清了。
这让我非常震惊，后来我就发现我记不清了，其实是中国人面对历史的一个态度。
廖：这个态度从哪里来的？怎么会这样的呢？
周：这就是因为恐惧而产生的一种本能的反应，也可以说恐惧成了那一代人的一种基因——记忆和文化的基因——他对受害者是掩盖自己伤痛的一种方式，因为每一次只要他们回忆起来，就是一个伤痛，就像把刚刚结痂的伤口再次活生生的撕开一样的，真的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
而对于施虐者来讲，他们也会自觉的掩盖，这是自然的人性。
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文革的所有香火到现在一直在延续着，这是一个最大的、也是最恐怖的原因，当事人们根本就没有走出这种恐惧的氛围。在事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身心都浸泡在这种不知什么时候类似的灾祸就会随时降临的忧惧中。
“我记不清了”，就成了他们暂避苦痛的一贴自我疗愈的麻痹剂。
看过纪录片的人，都会问我：你为什么拍这个片子？
我当时真的有点恍惚，我也问自己：三年半时间，你做它总得有一个理由，后来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是个父亲。我是个父亲，我也是一个儿子的家长，我们不能面对这么大一件事没有自己的态度——叶剑英讲文革死了７００多万人、直接受害家庭和人数超过一个亿——这是叶剑英在１９８０年的讲话。
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将来过了几代人，孩子们会说：你们这帮王八蛋，在自己都活着的时候，这么多恶事都没告诉我们，没留下一点记录，你们真的是枉活一世。
我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深切的一个感受，就是有一次我在同一天里，从上午就开始连续访问几个受害人，一直到下午三、四点结束了访问。走到西安的建国门时，浑身颤抖，当时腿抖的都站不住了，它不是生理原因，而是心理上的压抑和憋屈。我抖的没有办法，怎么样克制自己都站不住，我赶快就近坐在马路牙子上，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后来才站起来继续赶路。
你没办法想象——想象每一个人在不算短的时间里，反复地经见这样的事儿和情绪。
二、被打死女教师女儿的这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惊——我感觉到因为我年龄小，我才少了些受伤害的能力。
廖：这种不管是受害人或者是施虐者的加害人，他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就反映出来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外界环境，你刚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一个词就是恐惧，由恐惧带来的外压部力。另外，自己内心恐惧而又要面对自己的良心——我以前做过的坏事情，或者我以前所受到的痛苦，我不要再去想，我要忘记。这是不是你的片子要表达的？
周：我们自己也想一想，在西安市三十七中当时参与打死老师——在一天之内打死两个老师，两个老师都是两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就打死了，再有９个重伤，２０多个被打住院，而这个学校总共才４０个教师。而且学生最大的大概也就１６岁，因为他们学校没有高中，是所初级中学。
这才过了这几年，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所有人一问就说——我记不清了。而这就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号。
廖：你到那边去调查时都采访了哪一些人？
周：我刚才已经说过几个人了，实际上访问过的人五、六十个总是有的，但是用在片子里的人并不多。而在选用的这几个人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被打死的女老师王冷的女儿张晔，开始接触她时，她冷冷的，很有防备心，而事后我觉得她也是我接触的所有人中脑子最清楚的一个——无论是对文革还是对自己的认识，都是非常清楚的。
她对人性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她讲到的一个观点，也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她说：我母亲当年也是参加过革命的，帮这个政权的上台也尽过力，她活着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否定过这个政权。后来她被这个政权整死了，我不同情她！我觉得她只是一个自己支持的政权的受害者，这是他们这一代人自己的选择，我也只能表示遗憾。
廖：王冷老师被打死那一年，她女儿那个时候几岁？
周：她母亲过世时候她１３岁。她１３岁时已经完全了解了人性，她在晚年反复在讲：我那阵子年龄小，可能因为年龄小，我可能受的伤害就能少一些。
她的这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惊——我感觉到因为我年龄小，我才少了些受伤害。
是的，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刚到青春期就亲见了如此惨事，让她如何接受和应承？是不是？所以她的经历让她后来的思想显得比较清楚。
三、王伯恭老师和廖天琪的父亲，都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他躲在陕西商洛山里的一个中学教书十多年，仍没有躲过被活活打死的厄运。
廖：那个被打死的男老师是个什么情况？
周：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打死的另一个男老师，他叫王伯恭，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廖天琪的父亲前国民党国防部兵工总署稽核处长廖宗泽也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他当年是国军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手下的一个参谋长。他虽然是对共产党政权认识比较清楚的一个——他参加了北平起义，在所谓起义以后，他原本有可能做个政协委员什么的，他什么虚衔都没有要，自己要求到陕西商洛山里的一个中学去教书。
廖：他很不得了，他和我父亲是同时毕业的。本来在共产党得到政权以后，他可以凭借起义什么的当个官，可他却自觉的躲了起来。
周：可他去了商洛山里以后，他认为能逃脱过中共的迫害。因为早年他就跟共产党有些渊源，他１９４９年前在陕北与中共交界的地方当过国军的县长，而他当年也是杨虎城的朋友。１９４９年杨虎城的尸体在重庆渣滓洞找到了，因为杨虎城死后面部被毁容了，当年就是让他去辨认的杨虎城尸体。
他说：这个没问题，杨虎城身上有什么记号我都知道。随后他陪着杨虎城的儿子扶灵从重庆经武汉回到西安，习仲勋等都出面迎灵，习和他也熟识，欲留他在西安当官。他当时要是在新政权里混个一官半职的，有可能还是能混的风生水起的，但他没有！他仍到陕西商洛山的一个中学去教书。
他一直干到文革前两年快退休了，已经五十七、八岁了，他的太太有一半俄罗斯血统，当时在西安外语学院教书，他为了合家团聚，就调回到西安３７中学做了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是想陪陪太太，就调回西安了，再说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结果还是被打死了。死后因为是所谓的“国民党县长”、“历史反革命”加“反动军官”，没有任何人敢替他说句话，而家人更是不敢吭声。
直到今日，知道他的人都很少。真的是活的寂寞，死的无声无息，１９４９年后的近２０年，他就像没有在这个世上活过一样，后来找一张他的照片都实属不易。
而另一个被打死的老师王冷，在死后的结局却还好些。当时文革造反派中间的另一个派系的学生同情王冷，再加上一些有正义感的老师集结起来四处上告，为王冷鸣冤。原因是王冷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告起来风险也会小点。
他们就印刷传单和小报张贴分发，也不知道香港的《大公报》当时怎么得到了为王冷鸣冤的传单，刊载上了他们的报纸，这个事情就传开了，当时好多人就知道有王冷这个人和这个事件。
一个坏的制度下，受伤害者遭受灾难的原因，只是任由当权者框定的概率引发，而不是因为因果关联，这是非常危险的。
而文革这个灾祸，砸到每一个个体的头上，不是因果而是靠概率，这就是一个绝望的社会！任凭你生性懦弱、小心翼翼的活人、侥幸鸡贼，但你都是活在随意概率中的一分子！
上上下下的当权者们，你们真的笃信这些无妄死的人中，不会有你们的名姓吗？彭德怀火化后未上油漆的盒子写着“王川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则写的是“刘卫煌”！
所以说在一个坏的制度下没有幸免者，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面对的问题。
故而，在拍摄过程中，我常常会在心底里怒质：人啊，我怎么和你们是同类？！
四、是我把王伯恭这个人又重新找了回来
廖：你去采访过王伯恭家里的什么人？
周：我先找到他的女儿王瑜，他女儿对我说：我爸什么东西都没有，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我觉得王伯恭老师是我给找回来的。
我说：人死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这很残忍。我就开始给她做工作——我们聊天时你不是说过，给你父亲开追悼会时有一张照片吗？给你父亲平反的时候已经是１９７０年代末或１９８０年代初了，从平反之后到现在那张照片呢？
她仍说：就是没有。
我说这不可能。我就反复在问她这个照片的下落，她就是说没有，我记不得了。
在我结束访问后，有一天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才在电话里说道：为我爸平反那时候，我丈夫和我妈还因为我爸爸的历史问题关在“牛棚里”，我不敢留这个照片，我觉得他是一个是国民党，迟早还会给家里招灾惹祸的。我就把我父亲的所有东西、包括那张照片都烧了。
我又问她，你有个女儿在那里？
她说：我女儿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她那会儿才几岁，什么也不知道。
我说：没事，你把她的联络方式给我一下，我随便找她聊聊。
然后我就找到了王伯恭老师的孙女，说了来历，她说：我奶奶临终留下了一包东西。她当着我的面打开了，她奶奶真的很棒！这包东西里有当年王老师火葬的火葬证明书、医院的尸检报告、还有他的照片……几乎所有资料都找了，等于我把王伯恭老师又重新找回来了。
因为他孙女说：几十年了，我从没有打开过这包东西，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材料，只知道奶奶说是和爷爷有关的。
我当时也非常开心——终于把这个人又重新找了回来。再怎么说他都是一个人嘛，他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你想，他当年能千里迢迢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参加北伐等，就证明他是一个绝对有热血、有激情的人，最后那样躲到一个大山里去教书快２０年，最终都没躲避过迫害。这样一个人，若没有这次在他孙女处寻找，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没办法证明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五、打人凶手的漫不经心，是对两位老师的第二次杀戮！而文革之所以在中国没有得到反思，就是这个政权一直还在延续，而现在几乎所有在权力中心的人，或多或少都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间接的受益者。
廖：你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回中国去，好几次去采访这些人，除采访过被打死人的家属和他们的后代外，你是不是也采访了其他的人？
周：我也采访了其他不少的当事人。我觉得可怕的就是那些曾经打死人的人——我找到了一个凶手，他叫白解放。他一直在拒绝我的采访，他一开始还答应了，最后就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躲避。没办法了，我就跟他通话，而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难得，我跟他通上话以后，他没想到我会偷偷录音，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找不到他的人，电话也不知下次能不能打通，所以我跟他一接通就开始录音。
他在电话上说：都说我一砖头把王冷老师给拍死了，那么现在让我试试看，让我拿块砖头在谁的头上拍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谁拍死？其实这没有什么，当年我就是年轻，想参加红卫兵，大家都想带红袖章，大家批斗（老师），我也跟着批斗。打死人就是那样的，全国人都是受害者嘛，我现在没问题，我没有罪，我的孙子今年也高考了，考得还不错……
电话里他还不断的在“哈哈”地笑，我觉得这比打死人更可怕，这是他面对生命的一个态度。而且他已经快７０岁、也是一个快死的人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其实这比打死人更让我感觉到恐怖——他打电话的语气非常的漫不经心，我当时觉得他的语气其实是对两位老师的第二次杀戮！大夏天的让我觉得后脊梁骨直发冷。
我觉得我在做这个过程中很有感触，因为我做的不单是文革，其他政治运动也做了很多，我觉得为什么文革在中国没有得到反思？就是这个政权一直还在延续，而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只要是在权力中心的人，或者靠近权力的人，或多或少都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间接的受益者。
你想想看——江泽民在文革也是个处长是吧？胡锦涛是个中层干部，习近平在当时的出路也是最好的——被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所以说历任当权者，他们都不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而真正的受害者，就是那些死掉了的人。
如果文革前身处权力中心的人，他们即使暂时沦为文革的受害者，后来也都变成了受益者，对不对？邓小平的儿子在文革中变成残废了，但后来他有多跋扈？而邓小平文革中三起三落时，她的女儿还能被招到部队，当上在当时非常时髦的女兵……
相关文革，我在网上发了一张照片，还有点意思——因为我发现就在西安城区附近，就有几十家“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那种文革色彩非常浓厚的餐馆，年轻的服务穿着老式军装，带着红卫兵的红袖章等，这些镜头我的片子里面都有，这个现象是很让人恶心的，也是可怕的。
我把一张“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照片放到网上，并加了一句话：如果在柏林街头，出现一个“纳粹党大食堂”会怎么样？
有一个年轻人留言：共产党没倒台呀，而纳粹党倒台了。
这就是关键，而文革能不能反思，这也是关键。
六、文革真的结束过吗？文革在中国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文革在中国一直都是正在进行时！
廖：真是的，我有时真不知道，因为事实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总该有一点良心，有一点良知的吧。为什么？中国经历了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几十年一直作恶，一直加害于普通的人，或者不管是什么人，弄死了这么多的人，怎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你现在问问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他们也都不记得了，什么土改、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反右、什么大饥荒和文革的，现在好像什都没有发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你想想看，在德国你我已经住了这么久了，如果希特勒的事情大家都不说，好像没有发生过，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而即使政府不让你做，每个人都是有良心的，就算面对自己的良心吧，你也该做点什么？这跟宗教有没有关系？为什么中国人就这么没有良心？
周：我觉得跟宗教关系不大。跟恐惧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不敢公开的讲过去发生的事，那原因当然是恐惧、渗透到骨头里的恐惧了。比如好多人一讲到文革，张口就说文革１０年如何如何的，我就会疑惑：文革真的结束过吗？文革真的是１０年吗？
现在官场和民间所说的那种语言和行为方式，和文革真的有多大的差别？民间普通人动不动几万人上街“抗日”和抗任何“外敌”，看个日本产的车，就砸车打人；而官方动不动就把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先从道德上抹黑，再把你拉到电视上让你当众认罪。而这些行径，完全就是文革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
在眼下的中国，文革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这就是我做这个片子最重要的原因——提醒人们——文革在中国一直都是正在进行的时！任何一个人，特别是官场，你在台上，你就是领导人，你人五人六的。只要一下台，你就是乱搞女人、贪污腐化什么的。而这些熟悉的词汇，随时都会按在每个官员的头上，都是有可能或正在发生的。
而对和当局意见不一致的人，手段和文革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动不动就搞一个“批倒批臭”式的电视揪斗，比如有一阵子，拉一个叫薛蛮子的到电视上去认罪，讲他自己如何嫖娼、嫖了几次、细节等等的不堪，全部向着全中国无论男女老少的电视观众公开。而他仅仅是一个不太能与当局合拍的企业家而已。
可这一场景，就是把人的尊严和隐私全部给你当众剥开，和当年挂着大牌子游街批斗“破鞋、坏分子某某”又有多大的差别？
七、在拍摄过程中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发现了一些和佛教讲的“因果”或“现世报”相关的玄幻故事。
廖：你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周：再讲一些拍摄过程中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３７中文革发生的这个事件，除了让我对人性、对机制和制度的绝望以外，其实还发现了一些和佛教讲的“因果”或“现世报”的故事，这也是我拍这个片子有意思的一面。
我第一个访问的是王冷老师的女儿叫张晔，那一天我一连换了４个地方都不能拍摄：到了一个平时人很少的茶馆，那天却人很多，也很吵；又找了一个朋友的咖啡馆且是非营业时间，又来了一群年轻人临时聚会；借了朋友的空房子，刚支好架子试镜，隔壁又开始装修，这又是一个问题，反正一直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拍摄地方。
突然我问一个朋友，朋友说他在大雁塔那里有一个佛堂，可以到他那去拍摄。结果到了朋友的佛堂，拍摄进行的出奇的顺利，而这第一次和张晔见面，谈的也非常深入，建立了互信。
拍摄完回来以后见到了芦苇，他问：今天在哪儿拍的张晔？我答：在大雁塔的某某地段。芦苇听罢非常吃惊，当即对我说：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造反派头头，一个叫罗建立，一个叫罗建新，就是亲兄弟俩，哥哥是当年三十七中革委会的主任，打死两位老师时他们是主谋。
可后来到了１９７０年代中期，哥哥把弟弟就拉到大雁塔，因为家庭问题，他俩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容易搞到枪，哥哥就用手枪一枪把弟弟打死了，就是行刑枪杀的那种近距离射杀，你就能知道他有多么残忍。然后给哥哥判了刑，最后他在服刑中死在了监狱里。
事后一个朋友陪我去当年罗建立枪杀罗建新的那个地方实际看了看，而这里距离我第一次采访王冷老师女儿的佛堂仅几百米！我当时就觉得可能这冥冥之中会有一点因果关系。
八、文革最大的恐怖就是把人分成人和敌人两种类型，而敌人就不是人，可以任意处置。这件事对当事人就是一个疮疤，当它刚长愈合了，刚刚结了痂，回忆就是再一次把这个伤口再抠开，把结了的痂再撕开，让它脓血乱流，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
廖：你能不能具体的讲讲这两个被打死的老师？
周：再说回王冷老师，她是出生在天津的一个世家女子，在天津上的大学，１９４９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到过河北的“解放区”，结果随部队开往新疆时，在西安走散了，就这样留在了西安当教师。
在１９６０年代时她平时就抽烟，涂抹口红，总之在当时是非常洋气的，生活中也非常有品位——她和女儿的所有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我看了她那个时期的照片。就是这样斯斯文文的一个人，被打死后，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皮肉，头肿的的根本没法看。这不是我讲，这是医院当时做的尸检报告——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肉。
不要说是作为一个女性的尊严，就是一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据她的学生李泽普说：当时把老师打昏了以后，两个学生一个人拉着老师的一条腿，从地上往楼上拉，老师的头就在楼梯的水泥台阶上“咯噔咯噔”不停的磕碰着。这就是一个人，一个女性，临死前被她的学生拽着双腿，拖着衣服破烂、身体裸露的残躯在光天化日下拖行。
而王伯恭老师的书法是非常棒的，我见过他的书法。而且他早年交往了民国年间几乎所有西北的书画大家，家里也收藏了大量的字画，可文革抄家，一捆一捆的字画全部尽失，平反后也无一退还。
一个罪恶的兴起，其中重要的动力是能同时给参与者带来物质利益，令其参与热情似火高涨，而行为也就会更加凶恶残暴——纳粹迫害犹太人时，相伴的是对普通人随意的抢夺其财产，而文革中红卫兵打人、杀人同时进行的肆意抄家，才是其能如此疯狂的润滑油和助燃剂。
他的生活也颇讲究，据他孙女说，就是在１９６０年代初调回西安后，他每一个礼拜回家都会买三只螃蟹，他是个北方人，而北方人一般是不吃螃蟹的。三个螃蟹，他跟他孙女和太太一人清蒸一个螃蟹，还喝一点小酒，在那个非常时期仍能如此生活，再加上琴棋书画的，他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人。最后被活生生给打死了，死了这么多年，至今都不知道是怎么打死的。文革最大的恐怖就是，它是把人分成人和敌人两种类型，而敌人就不是人，可以任意处置。把人不当人，这是最可怕的一个东西。
廖：这真是太可怕了，敌人就不是人，就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什么都没有。你在整个三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你觉得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周：阻碍当然是有的，这在现实的中国是可以想见的。否则，中国就是文明国度了。而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沟通。就是如何和你的拍摄和采访的对象建立互信，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因为每个当事人都处在恐惧之中，他们经过这么大的灾祸，你想这对人自身的伤害、对外界的提防与不信任等。
我记得张晔跟我说过一句话：这件事对我来说，对所有在现场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疮疤，过一段时间它刚刚长愈合了，刚结了痂，你就再一次就把这个伤口再抠开，把结了的痂再撕开，再让它脓血乱流，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
我也觉得，这些受害者的心理修复是最大的问题，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几乎是空白。
九、平反？一条人命只值５００块钱。把人的性命用时间掐尺等寸的来算计钱，你的命就不是命，而你所做的人也就不是人。
廖：你说王伯恭后来得到了所谓的平反，那么王冷老师有没有平反？
周：平反是太荒唐了，王伯恭老师给赔了５００块钱，就是一条人命。而对于王冷老师，还可以给她的两个孩子发微薄的生活费到１８岁，张烨是女儿，她还有一个８岁的儿子。
这个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说给她补发工资——她被打的时候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死亡是９月４日，可补发工资只发到８月份，原因是把打死她的时间折算成上班，而住院的时间就什么也不算了。把人的性命用时间掐尺等寸的来算计钱，你的命就不是命，而你所做的人也就不是人。
十、这所学校后改名“西安市育才中学”，校名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给题写的；我做这类片子，如果仅是为了参加电影节获个奖什么，那就太不值得了，我最大的希望：能让这片部子入中国年轻人的视野。
廖：你都是到了实地现场去拍摄的？
周：３７中学的学校旧址还在，现在改成了“西安市育才中学”，是陕西的重点中学，校名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给题写的。文革中的教师现在还有一部分活着，不过人数不多了。而当时负责抢救两位老师和其他被打伤老师的医院已经扩建了不少，仅留一小部分医院的旧址。这些地方我都去拍摄了，能找到的各方当事人，我也都尽力的找了。也包括王伯恭老师的家里，这些我都去过了。我觉得做这件事它对我来讲的最大的感触就是，起码会让人们知道，谁在什么地方？他是谁？而又是怎么死的？这是对一个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廖：我听完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觉得真的心里是非常的说不出来的一种悲哀。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我们怎么会对于生命这么的漠视？而对于权力又是如此的恐惧和卑微？我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所以我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有点难以理解。你的片子现在已经完全拍好了，而且是不是也要参加一些国际性的电影节？
周：我会参加各种电影节的。但我觉得做这类片子，如果仅是为了参加电影节获个奖什么，那就太不值得花这么长的时间了，还不要说拍摄过程中的各种担惊受怕的。我剪辑完影片后，最大的希望是这片部子能进入中国年轻人的视野，这个对我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这样的话，会真正让中国的年轻人走进真实的历史。西方人对纳粹的清算和反思，并不是象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那么简单——实事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中，并没有多少对纳粹的反思，而真正的反思，也是从上一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才开始的，在欧洲先发起“爸爸你在哪里？”的运动，让每一个当事人都回归家庭，就是说你要面对个人家庭说出你在二战时都做了什么？经过这样的质疑阶段，这才有了后来面对和解决的可能。
中国迟早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要不进入这个阶段，作为一个民族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你起码是一个身心都携带着高危病毒的传染源，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或溃散，既祸己，又害人。
这点非常重要，现在人们以为历史问题可以一切都不管，就是一味往前或钱看，这绝对是痴人的梦幻，是完完全全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欺骗。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损毁和伤害，基本是是从基因上洞穿了国人“人之所以为人”的逻辑和伦理底线，可能得要三四代人的付出和努力，方可修复的。
廖：三四代？我看这个凶手、这个政权如果它还可以继续延迟下去，把整个的记忆慢慢修改、抹去，当然发生过的事情是不可能更改的。我觉得这个政权不断的制造冲突，就这样穷途末路的这样颟顸下去，我们整个的民族就被他们毁了。
十一、你不要说打两个死人，你现在就是放两只鸡在那里，让一群同龄的孩子去捉，看看能不能抓住？鸡的本能也知道逃和躲呀，足见当时的恐怖与森煞氛围了。
周：别的咱就不说了，两个老师，这么样可爱的两个老师，一群不超过１６岁的孩子就能把他们活活的打死？你不要说打两个死人，你现在就是放两只鸡在那里，让一群同龄的孩子去捉，看看能不能抓住？鸡的本能也知道逃和躲呀，你打死它得需要多大的力量，足见当时的恐怖与森煞氛围了。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是吧？
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人性有多黑暗？而这个黑暗背后的那种变态社会形态、那种让恶行加速度的机制、那种畸形的权力结构等，是什么样的魔力，给人性之恶的无限制下泻，提供了如此多的的出口和可能性。而这就足以改变人的基因——就是人如何从“人之所以为人”，到敌人就不是人。
廖：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非常感谢周勍给我们介绍了你的这部片子，你给我们上了一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题目——我记不清了。这是对我们中国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历史是不能够忘记的，记忆是不能够被抹杀的。即使你当权者全力封杀，那也只能是短暂的，历史真相最后还是会浮出水面的。
而你的片子对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你说的——文革并没有结束，而这一种漠视生命和人性尊严的情况，在中国事实上还是在持续着，这是很悲哀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情况还是随着时间，它会慢慢的改变。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周：我觉得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简单，面对这些不堪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动手去做，先从身边做起，让这些历史个案，一个一个的恢复，这是将来解决每个历史问题的证据，也是一个个案追责的一个前提，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到了历史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了反思和清算的关口，我们每个人都说我记不清了，就象我的片子中所表现的这样，就跟我们现在每天都面对的现状一样，我们永远就失去了整个民族救赎和个人自我救赎的机会。人性就会越来越黑暗，我们作为一个族群和民族来说，就几乎没有任何前途可言，这是我的感觉。
廖：非常感谢您，谢谢。
◇ 附１：纪录片《我记不清了》结尾字幕——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宣布，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
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
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
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
高级知识分子死亡达二十万人
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运动，“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余人
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
七百零三万人伤残
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
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一
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
损失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
而仅在西安，被打死的老师就有：
王 冷 （女）西安３７中学教师
王伯恭 西安３７中退休教师
白素莲 （女）西安报恩寺路小学教师
袁玄昭 西安五中教师
韩克树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院长
韩志颖 西安第五中学校长
史青云 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
黄国璋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范雪茵 （女）陕西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
彭 康 西安交大校长
……
◇ 附２：纪录片《我记不清了》被打死两位老师的病例，６１岁的王伯恭老师，是黄埔四期的，和林彪同班同学，而３６岁的王冷则是上过华北军政大学的左翼青年——
▲医院病历证明
一、关于王冷同志病情摘要
患者王冷，女性，三十六岁，三十七中语文教员，于一九六六年八三十一日下午二时入院至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二分死亡；共住院两天。
据陪送的红卫兵马桂江、张锋述：于五小时前在斗争会上被同学乱拳击伤头部及全身。后由金涛补充：为拳打脚踢致全身受伤，约半小时被拉出来，不久即昏迷。两小时后仍不醒，遂于伤后三小时半以“急性心脏病”电话请内科医生出诊，发现为外伤而无心脏病。急救后接回本院。至九月一日凌晨一时半区委王森记同志口述：患者当时除拳打肚子踢外，还有木板、扫帚打伤，有人还用铁棍打过两下，第一下铁棍打弯，第二下又打直。头部被人用脚踢过（穿皮鞋）踢后该人脚部肿胀，跛行。
入院时查体，见患者深昏迷，潮式呼吸，头发已被剃掉，头皮广泛水肿，并有大片帽状腱膜下血肿，头部有多数散在紫色斑块。两眼脸青紫肿胀，面部肿胀，双颊有片状皮下出血。全身除胸肤外，遍布大小不等的片状及斑块状皮下出血，以双臀、双上臀为严重。双臀肿胀呈紫红色，夹杂以条索状紫色伤痕。双膝双足背有皮肤擦伤数处。腰穿压力高达四百毫米水柱，脑脊腋呈血性。
入院时诊断：
⒈重型颅脑损伤（脑挫伤帽状腱腺下血肿）。
⒉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
⒊双膝及脚背皮肤擦伤。
入院后治疗经过：入院后经脱水、输血及对症救治，病情一度稍有缓解。急请第四军医大学一医院神经外科易声禹医师会诊，会诊后对诊断及处理均无更变。会诊中呼吸停止，遂器管插人工呼吸，加速输血，再给予脱水药物及其他对症急救药物救治，一小时后呼吸恢复，至九月一日上午五时许，第二次呼吸停止，经急救四十分钟再次恢复。但不久，于上午七时许，第三次呼吸停止，虽经过输血、脱水药物，呼吸兴奋剂，正肾上膜素等对症急救无效。终于九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二分心跳停止，死亡。
死亡原因：
广泛脑挫伤，致严重脑水肿不能缓解，最后呼吸循环中枢性衰竭死亡。其次，全身软组织广泛挫伤，组织分解吸收中毒亦为一次主要原因。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部
（盖章）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二，王伯恭死亡诊断证明书
填发日期：６６年９月７日
（一）死者姓名：王伯恭 性别：男 年龄： 籍贯：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址（详填）：西安市３７中 职业：教师 结婚 未婚
死亡地点：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死亡日期：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下午１点。
埋葬地点：
（二）主要的症状及诊治过程：
系脑部外伤、多发性肋骨骨折，血气胸并伴肺部感染，高血压，经住院多方治疗无效，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三）死亡原因（按规定填写） 医师（中医师） 开业 证号：
呼吸循环衰竭。
医师（中医师）盖章：郭知国
医师住址：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此联交死者家属赴所在区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手续。
□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网站，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０，２１，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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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北京四中平反冤假错案记
·燕纯义·
口述：燕纯义
整理：贾明
一、落实政策工作的重任落到我的头上
四中文革落实政策的工作是很艰巨的。
四中教工在文革中受冲击的程度广泛而“深刻”。被史无前例整得家破人亡的要落实政策，被无辜打成反革命的要落实政策，被无理定成历史反革命的要落实政策，被无由扫地出门、抄家的要落实政策，被错划右派的要落实政策，被撤离领导岗位“靠边站”的干部要落实政策，一些具有提拔干部条件，而受阶级斗争偏见压制的人，也要落实政策。……在当时１５９名教工中，竟有６４人之多需要落实政策。
四中落实政策不仅涉及文革冤假错案，还涉及到大量反右运动中的错案，以及其他错整错判的人；不仅涉及运动中的落实政策，还涉及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涉及在教工中落实政策，还涉及在学生中落实政策。落实政策就要解放思想。落实政策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就是否定过去，纠正错误。
“落实政策”其实就是“改正错误”的政治语言，官腔词汇。要把一个个定了铁案的“阶级敌人”从囚禁，甚至是多年囚禁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复原他的本真，谈何容易。哪一个本真不是被恶意掩盖着的？只有拨开迷雾，行之有据地打破一个个“结论”的枷锁，才能把政策落到实处。否则“左派革命群众”那里就不答应。
当时四中的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是，以书记李恩浩（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年校革委会主任、校长、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专职书记）为核心，委员韩家鳌（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校长）、副书记燕纯义、委员俞汝霖（原管教学的副校长）、康辑元（原管总务的副校长）等。这些人有的在文革整人中涉事不深，有的自身就是挨整的，李恩浩、韩家鳌则是新调进四中不久的，李恩浩以西城区教育局局长身份兼任四中党支部书记。他们在落实政策工作上，没有既往的人事瓜葛，比较超脱。李恩浩其人，政策水平高，为人正直，对群众满腔热情。四中的这个领导班子，为在四中落实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落实政策工作的重任落到我的头上。
我本来很不情愿承担这份重任。老李为动员我出任，与我推心置腹谈了５次话，最后连这样的话都端出来了：“将来在这上头出了任何问题，所有的事，都往我身上推。”
我不能不接了下来。任务再重也要把它完成好。我很明白，做好这件事，不仅是形势的要求，组织的托付，更是与多少人和他们的家庭今后生息相关。我从１９７５年进入角色，一直持续到完成全部落实政策工作，才画上了句号。
哪一个错案，不是对人性摧残的血泪历史，当年落实政策的工作是复杂而艰巨的，今天说起落实政策的话题仍然是沉重的。我要从一个个个案说起，从中管窥一斑。
二、为错划右派改正
第一个落实政策的是萧立岩。萧立岩是历史教师，１９５７年被划为６类右派，文革清队中又被揪了出来。一天，他找到我，请四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周长生老师转呈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他在信中申诉自己被错划为右派的委屈，要求给予平反。当年，他就是因为说了句“你Ｗ××｛时任四中校长｝代表不了党组织”，而被打成右派的。交信时，他还怯生生地附了一句：“如果不同意转交就算了吧。”几十年的压抑，心灵已被扭曲到连伸张自己正义权利的勇气都没有了。周长生转交了信以后，萧立岩被错划右派问题，顺利得到改正。后来，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经手，把他的档案作了彻底的清理。
张育达，一个戴深度眼镜的小老头。他长年坐在总务处的办公桌前，给人的印象是整天“老不干事”，总是眯着两只眼“闲呆着”。但是，不论问他什么样的财务问题，他总能张口便答。他眼前总是摆着几个账本，账面非常清楚，你要是查个什么数据，总是一翻就是。他是有名的“会计怪才”。１９５７年被打成６类右派。留在学校工作。此后他汲取教训，再不言语，成了一尊“坐佛”。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当落实政策与他谈话的时候，没想到他竟出语惊人：“不用摘（帽子）了，戴着挺好！”“你年轻，你不懂。”在他看来，落实政策不过玩的是个文字游戏，没落实政策是“右派”，落实政策是“摘帽右派”，还不都是一样。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怎能读懂那一颗颗沥血的心。
被划为２类右派的物理教师张陞实在是冤枉。他在说的什么话里，有“草菅人命”一个词，便被上纲成他说“共产党草菅人命”。这还得了。他被打成顶级右派，取消了教师资格，取消了工资，每月发１８元生活费，发到南郊农场劳动改造，返校后再放到校办工厂劳动。文革中，前期被打进劳改队，后期清队时再次被揪出来批斗。张陞不仅能教书，还是个心灵手巧的能人，到校办工厂后，搞研制，搞创新，成为技术骨干。后来，他又钻研书法、绘画、篆刻，举办过作品展览。多年郁积的压抑，造成他的性格变态，待人处事处处谨小慎微，时时在自我闭锁中过活。直到落实政策，才结束了张陞的磨难。然而，大环境好转了，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张陞便病魔缠身，直至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一个天才被扼杀。
张陞有个有病的女儿，找工作有困难，四中帮她安排了工作。
给王钊落实政策最困难了。
物理教师王钊是教学上的一个奇才。他讲课思路清晰透彻，概念准确严密，语言简洁明了，绝无重复之句，多复杂困难的问题，一经他的讲解，都变得简易好学。经他授业的学生无不留下深刻记忆，异口同声赞誉不绝。１９５７年，王钊被开列了７条“罪行”打成右派。但由于他教学上的不可或缺，继续留在学校教学，免去发到农村劳改。文革初期王钊被打进劳改队，文革后期清队再次被揪出来批斗。
落实政策时，最后剩下了王钊。给他打的平反报告，先后６次都没通过。到第７次写材料的时候，王钊找到我，心灰意懒地说“别费劲了”。天不负人，当他接到平反通知的时候，格外激动。从打成右派那天开始，王钊就像是失去了语言交往能力，除了在课堂上讲课以外，再也听不到王钊的声音。王钊变成了一个木头人，经常是坐在教研组里望着天花板发愣。当然，周围的人也都与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他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孤舟。
自打落实政策，人们发现，王钊不时地也有一两句话了。不曾想，因此又招来祸端。那些平日习惯了把“右派”踩在脚底下的“左派革命群众”，对这一“动向”孰不可忍。物理教研组组长温炳炎，马上跑到党支部打报告：王钊“跃跃欲试”，大有右派翻天之势。哪里还有人的活路！右派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为落实政策，我专门去了王钊家。没想到，进门一眼看到的景象把我惊呆了：两口子加上３个孩子，５口人挤在一间１０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除了两张床铺，连放一个书桌的地方都没有。他是教员，教书得备课，每天只有在孩子们都睡觉以后，再打开缝纫机当书桌，开始备课。
我的心颤抖了！谁人知道，这就是一个中学教师——而且是优秀学校的优秀教师的生存环境？这是四中的悲哀，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我坐不住了。我径自找到市教育局侯维成局长，要房。王钊的苦难感动了上帝，仅仅一天，一处二居室的房子就交到了王钊手里。王钊，这个苦命的人，破天荒地感受到一次“党的温暖”。
王钊搬进新居的时候，我到王钊家里，和他们全家一起吃了一顿开心饭。
不知王钊这一辈子还有没有另一次的开心！
王钊这个人才过早地走了，癌症。张陞也是癌症走的。他们要是不得癌症才怪呢。他们来到的这个世界，对他们太苛虐了。
（以上并非是北京四中１９５７年错划的全部右派。）
三、为文革中其他被错整的教工落实政策
四中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的教工有：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健竹、王钊、黄庆发、张陞、周春芳、王行国、史会仁、廖锡瑞、王希哲、张佐参、张育达、郭玉如，以及曹家骏、王鑫章。计１８人。其中学校领导干部５人。四中清队先后被揪出来隔离审查的人有：历史教师朱鉴民、程富祺、萧立岩、徐健竹，语文教师廖锡瑞、黄庆发、刘承秀（女），数学教师周成杰，物理教师王钊、张陞，化学教师徐光，外语教师刘约华（女），音乐教师曹会澄，体育教师吴济民、韩茂富，职员王行国、陈南（女）、张育达、周继尧等。不完全统计１９人。
文革运动中四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竟有５人之多。他们是：运动初期遭受迫害的地理教师汪含英和她的丈夫数学教师苏亭午，被轰返乡无处安身的职员田钟岳，清队中遭受迫害的语文教师刘承秀，一打三反中遭受迫害的伙食管理员刘庆丰。这还不算自杀未遂的，不算在四中被打死的校外人员。
此外，还有被抄家的，被遣返回乡的……，这些人员除了前面已经讲的错划右派落实政策以外，都需要落实政策。
这里只讲一个例子。
王行国是文革落实政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王行国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红苗子”，１９岁未等高中毕业，就被四中选拔留校做团委书记。原本是什么政治历史问题都没有，却在３次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１９５８年被下放到南郊农场劳动改造；１９６４年四清运动中遭受批判，而后下放校办工厂劳动，长达１３年；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清队中再次被揪出来隔离审查。被批斗６０多次，被拉到住家街道上批斗，被抄家。给王行国落实政策本该是很简单的，然而却出现了“戏剧性”。
１９７８年底，我代表学校党支部最早到家里给王行国落实政策，宣布他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撤销一切不实之词，销毁所有黑材料，给他彻底平反，对他在运动中受到的打击迫害向他赔礼道歉。不料，王行国对于在档案里没有给他留下一个书面“结论”很不理解。
我向他解释：“结论”是针对问题的，有问题才有结论，没有结论就说明你没有问题。他却有另一番道理：“理”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还不是说你什么就是什么。再说，整你一溜够，早已面目皆非，就凭现在关起门来“给你平反”一句话，别人谁知道？再说，过七八还要再来一次，谁敢说不会再有个风吹草动……总之，无非是挨整埃怕了，既然落实政策，有个护身符心里才踏实。
我向书记作了汇报，经支委会研究，给王行国写了一个“结论”材料，拿在手中当“身份证”——
关于王行国同志的政治结论：王行国同志在１９５８年双反运动中，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谈了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思想活动。这本来是好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却把该同志在１９５８年的思想汇报，作为问题进行批斗，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实属打击迫害。现予以平反。王行国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中共北京四中支部（盖章）
人的价值要凭别人的一张纸来把握，人的命运要凭保险柜里的档案来决定，悲哀，然而却是现实。１９７８年底，王行国调离校办工厂，返回教师队伍。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０日，学校党支部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再次给王行国平反，向王行国赔礼道歉。
四、给错划“反动学生”的学生落实政策
文革前的１９６４年的社教运动中，在四中有一批学生被划成“反动学生”。这是一个天下未闻四中独创的“革命成绩”。真正“四中特殊论”的实证在这里。四中一向是特殊的左，左得特殊；左得可爱，左得害人，害了几代人。
这些当年学子中的姣姣者，一旦被戴上“反动学生”这顶压死人的大帽子，档案里被塞进重若千钧的黑材料，在他们小小年龄里，就注定了终生的悲惨命运。上学不取，工作不收，只有作为“贱民”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大多则被发送到劳改农场，在劳动改造中，消逝了青春。一个个天才就这样被扼杀，一朵朵生命的火花就这样被浇灭。多么阴损缺德，伤天害理啊！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十几年后，当天空放亮的时候，各个方面都在为历次运动的错误落实政策的时候，却没有人来管他们这批人的冤案，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次运动规定的挨整对象——国家好像没承认四中这项整人的独创。
没人管，我管！我无力回天，但我要运用手中的权力，尽力解除人们身上的枷锁。我找到区里落实政策办公室，人家说，学生的事不管。后来，我从区委书记刘锦平那里找到了定心丸。他说，哪都不管才好呢，你就按政策自己办。
王云凯，当年是出名的拔尖学生，全国数学竞赛冠军获得者。高考前自己定的标准不低于５９５分，考试结果达到５９６分极高分。但因为是“反动学生”，大学不取。而后发在昌平劳改农场劳改。我把王云凯的档案作了清理，当着王云凯的同学毛新华面，烧毁了黑材料。
现在的王云凯在努力发展个人才能，学问上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事业上，与其弟合办了个祥云公司，注册资金２亿，是最大的个体户。四中篮球队出访台湾，祥云资助１０万资金。另外，祥云又向四中校友基金会捐赠１０万资金。
毕向明，１９６５届学生。他爷爷被划成富农，便推论他恨共产党，恨毛主席，而成了“反动学生”，被发配到团河劳改农场。文革中农场联合毕向明家乡的人，差点没把毕向明打死。后来他找了当年在四中搞四清的工作队队长、市教育局局长李晨，李晨给他写了平反材料，说这个孩子吃苦了。我经手给他落实政策，把他调进四中做食堂管理员。后来他又学了工民建，负责四中基建，从事建筑业务。半生的苦难，造成了他嗜酒的毛病。刚到中年的毕向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黄浩生，其父是地质学家，是在西南大学立有塑像的学术权威。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黄浩生受其影响被划为“反动学生”，被发配到南口劳改农场劳改。四中帮他落实政策，安排到２８中教书，把他在农村的妻子安排到四中食堂工作。
钱元凯，１９５８届学生，在校期间被誉为“明星级的学生”。其父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受其所累钱元凯被划为“反动学生”。大学拒绝录取。他从在首钢当壮工起步人生，多次获重大科技成果奖，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现在是中国摄影器材研究与开发专家、教授。
文革十年如一梦，沧海浮沉的梦魇，不堪回首，却也挥之不去。
人啊，不要忘记这段浑噩的历史，让正义和良知长留天地！
□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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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种解释
——重新解释中国大历史系列之五
·萧功秦·
〔内容提要：毛泽东从左的革命者的角度来批判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他的革命浪漫主义难以适应革命后建立的这种“保守化”的秩序，他先是发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再进一步发动文革，两次向“安分敬制”的结构发起冲击，形成激进民粹主义的反向运动。文革浪漫主义的失败，导向了以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社会流动性，竞争性的结构，在中国形成，从大历史角度看，这就具有了千年文明史上的变革意义，中国正处于漫长的新改革历史运动的初期阶段。〕
一、建国后发展模式是计划经济与激进民粹动员的结合
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在建国后不久，仍然可以有不同的历史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按抗战后期中共七大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战略，来引导中国的发展，第二种选择是，恢复革命动员时代的“超阶段论”，即通过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实现中国的发展。
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则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与冷战时代的到来，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二则由于此时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弱点还没有充分暴露，胜利后的人们自然认为，斯大林式的党政全控的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唯一形态。三则由于落后大国统一后往往有强烈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愿，而通过低价收购农业产品，高价出售工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重工业发展所必须的资金积累，就成为政治决策者的必然选择。所有以上这些因素相迭加，解放后的中国没有选择容纳市场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模式，而是选择了苏联的党国一体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
建国以后不久，中国就实行了户籍制、单位制、经济上“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的计划体制，这种道路选择，把社会重新归位到一种同质性、板块型的、以“单位所有制”的条块组织结构里，它与传统帝国文明的体制可以说是“异质同构”，而它的集权控制程度则更高。这种以户籍制和单位制为基础的体制，重新建构了社会的“安分敬制”结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报刊上就宣传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正是这种以“分”为核心价值的体制在秩序上对社会成员提出的要求。
从此，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变化：单位取代了自主的社会；金字塔型的条块分割，取代了利益主体的契约关系；板块结构取代了横向的利益交换；计划代替了市场，计划官僚取代了企业家，集体淹没了个体，一元性取代了多元性；封闭管理性代替了社会自由流动性；上令下达的经济指令，代替了自主经营。这种结构与功能上的全面变化，使社会个体不再具有自主性，社会不再具有自治性，文化不再具有多元性，微观竞争的环境与条件全面被体制剥夺，个体成为集体大机器上的零部件，而社会个体从此就在体制的要求下，具有整齐排列的砖石一样的角色定位。计划体制以此来实现整体功能，排斥一切社会自主性与社会多元性，使社会成员都没有迁徙的自由，一个农民要进城，都必须由大队开证明，生老病死的问题全在一个封闭的单位里解决。这是传统“安分敬制”纲常结构在革命的名义下翻版。这无疑是不自觉地结构回归。
对这些结构要件变化的罗列，对于理解那个时代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现在那些仍然对改革以前那个时代具有浪漫怀旧情怀的人们，他们更有必要理解这份变化要件的清单。
在这种结构里，同质性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仍然存在，八级工资制，用角色功能划分等级，以“分”的方式来避免同质体之间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落后农业国家来说，这种带有军事集权命令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之后，它所具有的民族动员力，资金积累能力，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办大事的能力，为推进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为现代化奠定工业基础，也确实也做出了贡献，而这些贡献也确实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这种体制的缺陷也非常明显，首先，它抑制了微观个体在经济上的活力，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体制又缺乏利益激励机制，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前，某些中西部地区两个强劳动力的每天工分值加起来合一角钱，不如一个老母鸡生的蛋（黑市上价格一角一分钱），中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１００元人民币，生活水平比非洲落后国家还不如。其次，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难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产生大量的浪费与低效。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下，“当官做老爷”的长官意志与官僚病不可避免。
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解释
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工业化时代，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归“安分敬制”结构，那么，建国后的政治文化中，还存在着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革命动员性因素，例如群众运动，意志决定论，供给制的平均主义价值观，“超阶段论”思想，等等。这些历史因素曾在革命时代起到动员大众革命的作用，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因素在毛泽东的浪漫主义与乌托邦理想的支配下，进一步膨胀起来。毛泽东想通过“穷过渡”的方式，来加快在中国实现均平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样，民粹主义的革命动员，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激进群众运动，再次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毛泽东看到了共和国体制中，“安分敬制”文化的再次复活，也看到计划官僚主义的弊端，作为五四运动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传人，他对传统文明中的这种负面性也是深具反感的，他试图运用自己作为革命导师的威望与权力，以民粹主义的动员与暴力革命的斗争哲学，来削除这种“安分敬制”的文化。他对“八级工资制”的等级观的厌恶，对“资产阶级法权”下的事实上的等级秩序的难以接受，都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安分敬制”文化的轻蔑。然而，毛泽东是从左的方面，用实施民粹主义乌托邦理想工程的方式，来实现铲除“安分敬制”文化的目标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要在短期内让中国人民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的浪漫主义理想，在民众与干部中也同样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毛具有极高的威望，他又能利用他执掌的高度动员能力，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从大跃进，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吃饭不要钱”，自１９５８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实施乌托邦工程的苦难时代，在体制内部缺乏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其后果就具有灾难性。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人。
毛的乌托邦失败了。刘少奇与务实派政治精英，从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迷思中觉醒过来，从１９６２年后实施了三年的调整政策，到１９６５年前后，终于重新恢复了计划经济秩序。
当政者从大跃进以来推行的民粹主义化的高度动员的激进平均主义政策，重新回到计划官僚以“分”为基础的等级制上来了。相对于毛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制度上重新“保守化”。
毛泽东仍然顽强地认为，他的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他对刘少奇这些党内务实派的“保守化”的努力，一律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从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获得了把等级制看作为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根据。在他看来，取代了革命战争时代供给制的计划经济官僚制、八级工资制与等级分配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些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为了让公有制不再受到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干扰与破坏，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强化了他原来的浪漫主义思想。他在１９６６年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他心目中以复归供给制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施工蓝图的草稿版。文化大革命的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以及“斗私批修”的“灵魂深处的革命”，都表现出毛泽东克服体制内的这种内在张力与矛盾的努力。但这注定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唯意志论与民粹主义，只会对生产力造成更加巨大的破坏与灾难。
三、从文明史的角度评价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从全能主义计划体制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现代化进入了真正的起飞阶段，改革三十多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运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开明的威权体制，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稳定社会，防止出现政治参与的过度膨胀，并运用政府权威来推进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多元化过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活力，社会成员、企业、社团共同体、各省、各县、各乡镇，各村与个体，从板块型的计划体制中离析了出来，它们在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相对自主、相对多元的利益主体。这就使一种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性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重新演化出来。这样的一种体制，我们也称之为“中国模式”。
当然，威权体制下的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治原则为其施政基础的。而人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精英的个人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来说，这肯定是不稳定的，如何从人治向法制转变，也将是今后中国面临的大课题。随着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适应这种社会多元性的制度变革也将水到渠成地到来。这是时代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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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辨析】
清华学生砍头案轮奸案真相及其思考
·孙怒涛·
社会上不时热传文革初期，清华学生犯下了砍头、轮奸的罪行。绝大多数清华校友都不相信当年的清华学生会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恶行，但又无据反驳，只能无语。我今天对这两个传言的真相予以澄清。
一，所谓砍头案
大约在２０２２年的１１月份，好些微信群都在转发一个抖音小视频，内容如下——
２０１１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北京电影学院一位姓周的教授隔空喊话清华大学，希望他们对１９６６年对周家做的事情作一个说明。清华大学保持沉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从头说起。
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叫周自齐，生于１８６９年，山东单县人。他是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１８９６年开始做大清朝驻外使节，并且负责清朝留学生在美学习监督。１９０８年回国，１９０９年主持留美学务处工作。从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１１年，一共分三批往美国派去１８０名留学生。他亲自主持，都有面试。他对学生的要求甚严。第一要中文通达，第二身体强壮，第三品行纯正，第四家世清白，第五质地聪明，第六，相貌端正。到了１９１１年，周自齐又扩大了留美学务处，把它从一个简单的培训班变成一个学堂，就叫清华学堂，招４６０名学生，并大量的招聘教师。这是清华大学的源头。所以清华大学说它是１９１１年建校。这样，周自齐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其实，周自齐的才干远不止于创办了一个清华。他后来做过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北洋政府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而且１９２２年任北洋政府总理兼教育总长，并且代行总统职务１１天。１９２２年退出政界，１９２３年去世，葬于北京门头沟。他的遗孀和女儿还在北京生活。
１９６６年，清华大学的学生冲到了周家，在厨房里拿菜刀把周自齐的遗孀王喜顺的头给割下来，并且让他的四女儿当场看着，四女儿吓疯。
北京电影学院周教授说的就是这件事，希望清华大学对此事做一说明，不要再装疯卖傻。
北京电影学院的周教授也非等闲之辈。他叫周传基，是周自齐的堂孙子，此人学问十分了得，被称作中国电影的总教头，陈凯歌、张艺谋、娄烨这都是他的学生。如果这么说大家不太清楚的话，８６版电视剧《西游记》导演杨洁女士是周传基教授的第一任太太。周传基２０１１向清华大学喊话以后，清华大学无言以对，继续保持沉默，装疯卖傻。其实在１９６６年，清华大学的学生做下的事情又何止周家这一条。２０１７年，周传基教授也逝世了，在美国芝加哥。
这个传言早在２０１６年就在微信群中疯传，并且传到了清华校友微信群。当时，校友对这个传言的真相进行了追踪。最后，经多方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周自齐老先生在美国的亲孙子周政先生。他应邀进了我们的真话群。
周政先生２０１６年７月６日在真话群发帖说——
我是周自齐之孙，对这件事可以说几句。我奶奶名叫唐康玉，住在北京东城区汪芝麻胡同一个独居小院，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红卫兵恐怖活动中遇难的，时年６６岁。我们和其他亲戚当时听说的情况是，她是被来抄家的附近中学红卫兵用皮带打死的。她被认为是某个天津资本家的遗孀，名单是街道派出所给的。我们一直认为那是一场国家的灾难，也是当时所有遇害者家庭的灾难。
很多年后在清华百年校庆前夕，有个族人周传基突然爆料“砍头说”，随后又被演绎成“周自齐夫人王喜顺被清华红卫兵割下头颅”，为的是吸引眼球。我们从未听说过这个“砍头”的故事，也没听说过王喜顺这个名字，更不知道这次抄家和清华大学有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周传基，他是周自齐一位堂兄的后人，和我们周自齐后人没有联系。从他讲的我爸爸、姑姑及奶奶的故事来看，他对我们家的事情也不很了解。他说过一些事情，例如说他亲眼看到过黎元洪给周自齐的大总统委任状，任何懂点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本人对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道听途说不太感兴趣。当然这位老先生愿意讲什么是他的自由。
我有时间也做一些周自齐研究，和清华校史馆也时有交流。有兴趣的学长可以看我的新浪博客 https://blog.sina.com.cn/zhouzheng2000。
清华校友对周政先生的澄清表示非常感谢！
方莉莎说：周政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那是一场国家的灾难，也是当时所有遇害者家庭的灾难。
孙毓星说：谣言止于智者。我们希望得到的是真相，不是用以吸引眼球的奇闻。
至此，“砍头案”的真相已经很清楚了：在恐怖的红八月中，短短的汪芝麻胡同里就活活地被打死了四人，其中就有周自齐先生的夫人唐康玉老人。我们希望，这个流言以后不再重传。
二，所谓轮奸案
早在２０１２年的清华校友社区里，就曾出现了文革武斗期间中央主楼发生过强奸女中学生的帖子。有人提出要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有人愿意出钱资助调查，还有人向４１４头头隔空喊话“站出来！”、“说明白！”。这传言虽然惊悚，但是因为绝大多数校友都不相信当年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恶性事件，但因无人有能力证实或证伪，只好不了了之。
其实，有一些校友对此案是非常关心的。如沈昆，更早在２００５年他就开始了调查，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
我也很关注此案，常与好友在邮件里讨论。
２０１５年２月４日，我收到但燊发给我的一则邮件，很有价值。他说在２０１３年春节后，大约是２、３月份，蒯大富的前女友、清华附中红卫兵头头刘×来到深圳，连果义在深圳蛇口“观景台壹号”酒店做东招待，邀请他参加，蒯大富夫人罗小波陪同刘×参加，一席共四人。席间，但燊向刘×问起外界传言“４１４在清华主楼轮奸一个中学女红卫兵”的事。但燊根据刘×的陈述，追忆如下——
６８年清华两派武斗期间，刘×被清华附中的卜大华等人抓了。卜大华没有地方可以关押刘×，就想到作为老蒯（刘×的情人）的对立面４１４，于是联系了汲鹏，希望请４１４代他们看管刘×，汲鹏答应了。后刘×被卜大华等人送到了清华主楼，被关在主楼的一个房间，由一位机械系（或冶金系）的７字班男同学看管（刘×还记得此人名字）。一天后，刘×被转移到焊接馆地下室，仍由这位同学看管。所谓看管就是关在一间房间里，并没有捆绑，刘×可以在房间里活动、看书。在整个看管期间，刘×没有被打，也没有人“审讯”过她，没有被要求写什么材料，更没有所谓“性侵”发生。这位７字班的同学很和蔼，按时送饭给刘×，有时和刘×聊天，从来没有训斥过她。刘×至今很感谢此人。
后来清华附中刘×那一派又把卜大华抓住了，他们通过老团向４１４提出用卜大华交换刘×。此事又找到汲鹏，汲鹏觉得刘×本来就不是４１４抓的，放在４１４手里也是一个负担，立即同意老团的要求。刘×记得交换俘虏是在二校门前进行的，她从动农馆的西侧走到二校门前，卜大华从校卫队走到二校门前，然后刘×走到团派控制的校卫队，卜大华走向动农馆。交换过程和平。
作为“受害者”的刘×亲口否认了“性侵”事件，我认为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４１４在清华主楼轮奸一个中学女红卫兵”这个传言。我写了《武斗期间在清华主楼根本不存在“轮奸”中学女生事件！》一文，在２０１６·１·１８贴到清华人文茶馆群。
第二天，沈昆跟帖说：这不是“传说”或传闻，而是登载在纪实文学《青春的浩劫》一书中的一段叙述，后来又为任不寐在其评论文革的文章中引用。因此，这应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我这才知道了这个传言的源头。我特意从孔夫子网买了一本《青春的浩劫》。
原来在１９９６年，方正、金汕、陈义风、孟固四位作者出版了一本纪实作品《青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该书的P２１５有这样一段文字——
清华大学一些造反派们捉住对立面头头的女秘书时，不仅逼迫她自己念认罪书，通过高音喇叭向全校广播，而且有多名大学生、红卫兵轮奸她。清华大学武斗结束，工宣队进校，在住人的教室里，多次发现用过的避孕套。
虽然，就我和绝大多数校友而言，这个轮奸案已经搞清楚了，被否定了，但鉴于轮奸案源于一本公开发行的正规图书，已经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我们必须找到作者，查明他手里究竟掌握了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实锤证据。也就是说，轮奸案真相的追寻还得继续。
在网上能找到四位作者的一些信息，但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无奈之下，我打算向社会发布一封致四位作者的公开信。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调查轮奸案的结果，以正视听。公开信肯定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是良好的，但作为学者，把道听途说当做史实写入作品，实在是不严肃的态度，对广大当年的清华学子是伤害，对揭露文革真相、深刻反思文革也是不利的。公开信要求作者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叙述表示道歉，并在作品再版时改正这一错误，以免贻误后学。
我在我的的部分好友中征集公开信的联署签名，王普、蒯大富、王嵩梅、陆元吉、吴学民、但燊、傅胜初、吕述祖、汲鹏、颜慧中、张比、沈昆、孙毓星等十几位校友签名了。他们都是清华文革的亲历者，有的还是百日武斗的见证者。他们中有当年的团派，四派，逍遥派；有头头，也有普通群众。之所以只约请十几位好友签名，是因为若是只有几个人签名，太少了，不足以显示公开信的分量；太多了，又有过于兴师动众之嫌疑。
公开信完成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２日。本打算在４月２２日举办的“文革反思与清华”座谈会上宣读，然后通过微信、邮件等渠道向社会广为散发。遗憾的是，４·２２座谈会被北京警方破坏了，这封公开信也成了永没有机会公开的“公开信”。我们对轮奸案真相追寻的努力再次遭受挫折。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我开办了文史讲堂。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先后邀请了近三十位专家学者、文革亲历者和文革史研究爱好者来讲堂做讲座。２０２０年秋，友人于向真女士向我推荐她的好友金汕先生来讲堂做讲座。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心头一喜。好熟悉啊！我立即表示了欢迎。金汕先生在１２月２２、２３日连着做了两场“我眼中——文革中的体育界”的精彩讲座。讲座稿《乒坛三杰之死》收录在《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上卷）》里。在主讲嘉宾的简介里，金汕是这样自述的：１９４８年６月生，北京市人。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供职于北京社科院并担任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北京当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是北京文化和体育文化，出版过《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中国足球之谜》等二十余部著作。多年来也从事文革史研究，编著《非正常死亡》，创作《青春的浩劫》（与孟固等合作）。
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非功夫！他正是我们寻觅多年而不能得的金汕呀！
通过这几年的交往，我对金汕的印象很好。他做事认真，写作严肃，有责任心，对文革有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只是因为我忙于办讲座，编文集，静不下心来，没与他谈及《青春的浩劫》一书的事儿。终于到了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８日，我很直接地向他提了二个问题：《青春的浩劫》一书中“多名大学生轮奸女秘书”的史料依据是什么？你们中哪位作者对这段文字负责？金汕很快来了回答。他说：
这本书是书商９５年找的我让我完成，但要求三个月完成。书商敏锐察觉到政策变化快，我只能找几个同代人一起写。这本书当时我们四个合作，确实有分工不同，方正主要是写知青系列，我则主要是写红八月红卫兵运动、乃至于文革的时代背景、高层斗争，陈义风写了遣返以及市民所遭受的文革迫害，孟固主要就是写大中学的学生运动，最后我把几段都串联起来。关于造反派强奸这一段是孟固写的，他文革中在清华附中读高二。当时我觉得这段有点邪乎，因为造反派干坏事甚至打死人确实有而且不算少，但强奸确实没听说过，似乎还不敢。我问过他，他说肯定的，他听清华大学的一个朋友说的。
由此看来，孟固手里并没有什么史料证据，完全是根据他朋友的道听途说写的。而这个“道听途说”的谣传，当年十分活跃而现在清华校友群里的一千多名学生都没有听说过，却只有他的这个朋友听说了！不评论其他方面，就这一件事而言，孟固先生对这一“听说”的处理是很不严肃的，造成的社会印象是很坏的，对当年清华学生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我们有理由要求他道歉。
我对金汕说：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搞清真相。要真是清华学生干的坏事，我们是一定要把这种败类追查出来。虽然现在已不能绳之以法，但一定要公诸于世，以儆效尤。如果这件事是子虚乌有的，则必须澄清，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和公道。
金汕说：孟固出身不好，饱尝了文革对他一家的迫害，所以有时候也有点感情浓烈。他夫人说孟固为这本书他写的部分采访了一系列的人，而且很认真。文革结束后对待造反派是用造反派的方式解决造反派，觉得反正他们是死老虎，又有民愤，所以更加往坏里说。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误区。
我问金汕：“孟固”是真名还是笔名？他说：是真名真姓，退休前是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可惜他已于２０１９年疫情前脑癌去世，没法儿问他了。
哎，我们紧追慢赶，还是晚了一步。所幸，遇到了金汕先生，把七年前，不，如果从２００５年算起，十八年前开始追寻的轮奸案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三，思考
我对这两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不相信的。
砍头案，发生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那时，清华的学生还没有冲向社会，还都在学校里折腾。若是说清华附中的学生做了这样的事，我不敢为他们打包票说一定没有。但要说是清华的大学生干这样的事，实在难以置信。
轮奸案，发生在１９６８年。清华学生中已发生了抓人，打人，甚至把学生活活打死，把干部活活折磨死的恶性事件。凶手之所以下得了手，其“理由”就是被害者是阶级敌人，是走资派，自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是出于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有这样的“政治正确”壮胆，可以无恶不作，开枪打死人、活口拔牙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都能做得出来。但要是强奸或轮奸，因为施暴者无法用任何冠冕堂皇的遮羞布为这种最无耻下流的罪行开脱和狡辩。恶行一旦实施，立即会受到专政。坐牢判刑当是必然，被枪毙都有可能的。清华学生的素质会高一些，但素质并不是根本。根本的原因是当年的高压形势下，敢于以生命为代价去耍流氓的，全社会也没几个有胆量。
当然，我这只是以常识和逻辑来推断，不能代替证据。而且，也不排除存在特例和意外，最终还是要靠证据说话。
我之所以“小题大做”，热衷于追寻这两个传言的真相，动机中有还清华学生一个清白的想法，也有派情感的因素（因为我不相信当年的清华学生，无论是老四还是老团，会如此的堕落下流）。但这些都不是我追寻的主因。
我向来认为，对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应该尽力把真相搞清楚。尤其是这两件涉及一万多名清华学生的重大恶性事件，趁着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事人还在世，尽一切努力追查清楚，不要把疑团留给后人去瞎猜。这两个传言得以澄清，就是一大批清华校友十几年来对真相持之以恒、不懈追寻的结果。这是我们对历史负责任的交代。
有人以为，文革中的罪行太多了，即便是编造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只要是为文革添黑的，不真实也没有关系的。我是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和做法的。叙述历史，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历史的生命。追求真相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原动力。掩盖文革罪恶是错误的，虚构文革罪恶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只有站在真实史实基础上的批判和反思，才能得出正确的教训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革的罪孽本来就已罄竹难书了，难道还用得着有些人再编造一些惊悚的吸引眼球的“故事”来加油添醋、无中生有吗？
２０２３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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