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考前的经历
1978 年秋，我从云南调回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教书，当时正是学校二十周年校庆。从我毕业离校算起，离别中国科大已经十年了。虽说这是我的母校，其实校址和校园对我都是陌生的—1958 年诞生于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此时已经在安徽度过了八个年头。
我1962 年被中国科大录取时，进的是近代力学系。可是从1964 年秋天开始，我被调到外语教研室属下的英语专修班攻读英语，原定我们毕业后留校充当极为紧缺的英语教师。可是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学业突然中断，也把一切都打乱了。1968 年毕业前夕，我重返原来的力学系参加分配，毕业证书上写的是“近代力学系发动机热物理专业”，实际上那个专业的课程我一门也没有上过。而十年后回到学校，既没有去力学系，也没有去外语教研室，却进了物理教研室。
重返学校，能够从事基础科学的教学，有机会的话，再做一些科学研究，这是自己过去十年在农场和工厂里一直向往的工作，所以虽然当时中国科大生活条件很差，我心里也没有多少抱怨。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其间除了当物理课的助教以外，因为有过去学习英语的基础，我还给学生开了课外的科技英语课程，时不时还被临时抽调去给来访的外国学者当陪同和讲学的翻译。一次是为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佐藤文隆在科大讲学做翻译，一次是全程陪同一位德国学者格哈德·博尔纳（Gerhard Borner）讲学和游黄山，还有一次是被借到南京大学给一位美国天文学家杰里迈亚·P. 奥斯垂格（Jeremiah P. Ostriker）当讲学的现场翻译—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加上“文化大革命” 前以俄语为主的外语教育，那个时候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都较低，外国学者讲课时没有现场的翻译只有极少人能听懂。
当时学校有一些出国访问学者的名额给中青年教师，申请者获得派遣的条件除了政审以外，无非是看专业水平和英语水平。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教学科研工作乏善可陈，专业水平难以考核，于是英语成了一个最易度量的硬指标。那些有幸通过英语考试的待派访问学者，也都需要经过一番英语培训，我也曾一度充当过这类培训班的助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班上有位名叫李克正的知识青年，据说原是南京街头早点摊的职工，被陈省身先生发现有数学天赋，招为研究生，他的英语水平也比班上那些一直在学校教书的教师高出一大截，让我开了眼界。
二、报名和考试
我就这样游移在物理和英语之间，一时还挺风光的：常有准备出国的老师找我补习英语、或者让我帮忙填写英文的申请书，也有时帮钱临照教授起草为出国访问学者写的英文推荐信。不过在忙碌之余，我隐隐有点担心：再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入学的物理、英语专业学生将成批毕业，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我这个既不是物理科班出身、也不是英语科班出身的半吊子教员，到时在中国科大怎么立足呢？就在这时，大约是1980 年春天的时候，传来消息说李政道先生发起了一个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美国50 多所大学物理系参加招生。当时中国科大规定教师和学生只要在35 周岁以下的都可以报名，我离35 周岁正好差几个月，于是报了名，希望借出国深造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残缺学历，得个学位，也算在物理专业“讨个出身”。
报名以后才发现，像我这样的教师报名者屈指可数。许多当年还算年轻的教师，属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学业的“老五届”，都已经拖家带口，大多倾向于出国做短期的访问学者，学校也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这方面的机会，出国攻读学位毕竟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另一方面，刚上了三年课的1977 级学生报名却十分踊跃，由于十年大学招生的中断，积压在1977 级学生中的优秀人才进入大学后已经展现了他们惊人的学习能力，中国科大的学生尤其如此。教师跟学生一起参加考试， 如果考得不如学生，岂不有失面子？这也是年轻教师报名犹豫的原因之一。不过我已经报名，无路可退，也就只能沿着这条道走下去了。
中国科大校方大概也没有料到这么多“不自量力”的1977 级学生会报名，于是安排了一次预考，由本校老师出题，淘汰了一些报名者，使正式参加CUSPEA考试的中国科大人数减少到23 人，学校希望这些学生考出良好的成绩， 不要砸了中国科大的牌子。学校还派了一位物理老师，记得是尹鸿钧教授，帮助我们备考。尹老师跟大家见过几次面，解答了同学的一些问题，不过我事后觉得对考试帮助不大。这当然不能归咎于学校和老师，因为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对于如何准备这类考试完全摸不着门。
当时只知道一共要考三门物理和一门英语。三门物理是普通物理、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英语考题由中国方面准备，物理考题由美国参加招生计划的学校准备，答题也都用英语。这三门物理中我只是十多年前在近代力学系学过普通物理和理论力学，两门课都不是作为物理专业的基础课上的，后者还是用的工程专业的教科书，其他如电动力学、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都没有学过。从报名到考试中间不到半年时间里，要补习这些科目，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感谢物理教研室给我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这段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安排我的工作。
我的优势是，不必为英语考试做准备，可以把省下的时间都用在那三门物理上面。我原先在云南省昆明钢铁厂从事科技资料的翻译工作，借工作之便，购买了几本影印的美国大学物理教科书，这个时候因为找不到备考的门路，就找出来研读，做其中的习题。这多少让我熟悉了美国大学本科物理课程的套路。另外，我当时正在为科学出版社翻译《探求者物理学丛书》（Physics for the Inquiring Mind ，E. M. Rogers， 1960）。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文科学生写的物理教科书，全书没有用到大学的高等数学，也正因为如此，该书对于物理概念、定理和公式后面的思路解释得非常清晰，翻译的过程等于是仔细重温了一遍基本的物理学。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优越的条件：我所在的物理教研室有众多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有什么疑难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请教。
考试在1980 年10 月中旬举行，全国有若干考场，我们的考场就在合肥，中国科大的校园里。记得是连考四天，每天上午考一门。考完后，因为物理大约只做出了不到一半的题目，我自己估计及格都困难。英语考试除了录音听写以外，还算比较顺手，但是我知道英语不计入考试成绩，只作参考，所以心里十分忐忑，不知有多少录取的机会。不过，焦虑等待的时间不长，考试后不久就发榜了，在500 多名考生中，有120 多人过了分数线，以成绩排行，我竟然名列第23。除了这个考试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次考试公布成绩的方式也不同于以往。我以前参加的升学考试，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主考当局从来都不公布考生的成绩和名次。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据说考试公布名次会“助长个人名利思想”，而且，录取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审查的影响。
这次参加考试的中国科大团队，有15 人过了分数线，仅次于名列第一的北京大学（16 人）。考虑到中国科大只有23 人考试，15 人过线，通过比例达65%，明显高于其他学校。中国科大这15 人中，除了我和物理教师进修班的方祖云，以及力学系教员程浙明，其余12 人都是1977 级的学生，可见中国科大1977 级学生的实力。所以结果公布之后，学校师生有议论，认为当初校方设置预考排除了部分同学，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让更多的同学去考试，过线的人数应该能超过北大。后来中国科大就再也没有给报名的学生设卡，说明校方是听进了这条意见。
不过，中国科大虽然过线的比例高，却没有人进入前十名，而北京大学就有4 人进入了前十名。这次考试还有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兰州大学表现突出，该校有9 名考生过分数线，就人数而言，仅次于北大、中国科大和复旦大学（11 人），同南京大学并列第四，而且第一名的胡青同学也是兰州大学的。当时听说兰州大学的领导对这次考试十分重视，安排老师专门为考生开班授课，并收集到一些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考试的题目，给考生做练习。据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克斌同学回忆，他们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试题作为备考习题，他们的考试成绩也得益于这些答题练习。
后来中国科大吸取了第一届的教训，在第二年的CUSPEA 备考中，加强了对报考同学的辅导，同时美国一些大学的考试题也在所有学校流传开来，成为备考同学的复习资料，所以同样还是尹鸿钧教授任教练，中国科大在第二届CUSPEA 考试中考出了远优于第一届的成绩：共有21 名同学过了分数线，而且包揽了前三名，在前五名中，中国科大占了4 个名额。在后来各届考试中，中国科大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在1985—1988年，中国科大连续四年获得全国录取总人数的冠军，其录取人数占当年录取总人数比例在38% ～ 48%之间。其中，1985 年、1986 年、1988 年的全国个人总分第一名也均为中国科大考生。前后总共9 届CUSPEA考试，合计有915 名考生过了分数线，其中中国科大的考生有218 名，领先于所有的学校。
三、申请和录取
考试过了分数线并不意味着已被美国大学录取，只是获得了李政道先生向美国学校推荐的资格。考试后的第二个月，我们就乘火车进京，接受美国招生学校派来的教授面试，作为对每个考生的进一步考查。面试安排在美国教授下榻的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两位教授分别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他们没有用任何物理的问题来为难我，只是询问了我的一些经历，以及希望进入物理学的哪个领域深造，并据此介绍了若干学校，建议我可以向这些学校提出申请。然后，教授的夫人也同我们进行了更加随意的谈话，大概是考察我们英语交流的能力。事后，我得知教授对我的评价是英语交流没有问题，回答问题显得“mature”。我心想，35 岁了，孩子都有了两个，能不成熟吗？我们中国科大考上的同学中，最年轻的只有19 岁。
我们进京面试时住在玉泉路中国科大留守处的宿舍，这是我1968 年毕业离校后第一次回到自己当年学习和生活过的校园。其间，我还前往设在原北京林学院校址的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看望一些同学和老师。特别是我见到了李佩老师，她是我当年在中国科大读书时的英语专修班的老师。当时我们专修班只有8 个学生，跟李老师几乎天天见面。从李老师那里我了解到，CUSPEA 的英语试卷就是由她领导的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命题的。这时我才意识到，难怪有些英语试题似曾相识，做起来顺风顺水， 原来跟我十几年前做的试题出自同一人之手！最终我的英语成绩名列第二。
趁着在北京的机会，我还看望了在李佩老师的外语教研室里执教的蔡素文老师，她当年是中国科大外语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被派到我们英语专修班担任班主任，管理我们8 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1966 年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几天，她突然像蒸发一样消失了，学校似乎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开始一段时间，还继续给她发工资，由她的亲属每月到学校领取，后来就连工资也不发了，直到我毕业离校也不知道她的下落。这次在北京相见，她告诉我，因为受到某高干案件的株连，她在秦城莫名其妙地坐了将近十年牢，分别十四年后重逢，真有一番渡尽劫波的感慨。
面试后回到合肥，就根据CUSPEA 招考计划，开始向美国各学校提出申请，每个考生可以向三所参加该计划的学校提出申请，申请费各校不同，大约20 美元。三个学校的申请费加起来，折算成人民币，就超过我数月的工资。不过，因为我们通过了CUSPEA 的考试，这笔申请费就免了。另外，相信李先生在一开始就告诉参加招生计划的学校，所有这些中国学生，都是无法自己承担学费和在美生活费的，学校在做出是否录取的决定时，要考虑到必须给这些学生提供全额资助。当时我们对美国的大学及研究生院了解都很少，我就根据美国教授的建议，向三个学校提出了申请：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和亚利桑那大学。我们同时把申请的学校报告给李先生的办公室，李先生会将我们的考试成绩发送给这几所学校，由这些学校决定是否录取。
1981年开春，美国各校就陆续发出录取通知了，有的同学收到了两所甚至三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按照李先生的规定，每个考生应该在4 月份的截止日期前选定一所录取你的学校，通知校方愿意接受录取。到4 月份，我只收到了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而其他两所学校还没有回应，于是我就通知亚利桑那大学接受他们的录取。没有想到的是，在截止期过后不久，我又收到了UCSD 的录取通知，是否接受呢？我知道李先生是严禁我们接受两所学校录取的，但是我又舍不得放弃UCSD 的机会，于是设法联系李先生的办公室询问是否能够“改换门庭”。得到的回应是不能，除非得到原先学校的同意。幸运的是，我打听到亚利桑那大学负责CUSPEA 招生的人是华裔教授范章云先生，他刚好正在中国访问，于是写信给他陈述了我的请求，他十分大度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后来听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通知也没有在截止日期前发出。我们120 多个过分数线的考生最后是否有人没有收到任何学校的录取通知呢？我不知道，即使有，恐怕也是个别的。
这个小小的曲折，让我认识到：李先生的招生计划在美国完全是各大学物理系的民间行为，美国大学对我们这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录取很大程度建立在李先生的个人信誉上。除了李先生的办公室协调各项事务外，没有一个令行禁止的权威机构，各个学校虽然参加了CUSPEA 招生计划，却各自有不同的办事风格和节奏，有时并没有完全遵守李先生的日程规定。
李政道先生的招生计划在美国是非政府活动，在中国则完全是由政府组织安排的。我们这些被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录取的考生，按当时的规定，要像所有公派出国的人员一样通过集训。当年CUSPEA 学生的集训安排在1981年5月份，在当时大概创造了单一出国项目集训人数的最高纪录。不巧的是，我在那时胃出血的老毛病复发，只能请假延迟到6 月份。参加6 月份集训的是各种零星的出国人员，意外的是我在前往集训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公交车上竟然见到了正在赶路的大学同班同学倪诗茂，我等车靠站赶紧跳下来与他执手欢叙。原来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学校派他到加拿大留学，也是要去集训地报到。我们两人是毕业时被军宣队、工宣队留在学校作检查、“待分配”的患难兄弟，分别多年，竟然在出国集训班相见，真是喜出望外！
集训结束后，每人领到800元的出国置装费，可以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外面市场上买不到的物品。这是我到那时为止的人生中从未单独支配过的一笔巨款，我用它买了皮箱、西装、皮鞋、睡衣、浴衣、风衣……尽量按照当时我们对于外国生活的想象来购置装备。集训返校后，我继续在学校里从事日常的工作—当助教和接待外宾。直到8 月底，才到上海，准备搭乘9 月初的飞机直飞美国旧金山。
四、飞赴美国
翻出当年护照上的签证，显示我是1981 年9 月5 日从上海飞旧金山的。那时中美航班开通不到一年，据比我们早一年公派出国的人说，那时他们需要先飞到巴黎再转机到美国，一路上都有使馆工作人员接待， 住在使馆里，工作人员会交代很多纪律和规定。记得1981 年初，里根总统刚刚上台，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折，我一直担心两国关系的恶化会影响到我们的行程。幸好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动身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私人预订了出租汽车，到虹桥机场后，教育部的人在机场跟我们见面，把机票和护照交到我们手上，签证已经替我们办好，都不用我们本人上领事馆面谈，又发给每个人500 美元，算是借给我们的—我们虽然属于公派留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钱给我们。这500美元一两年后就还清了，这笔无息贷款就是我到海外的全部“启动资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回想十多年前，我正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伐木，头上偶然有飞机飞过，抬头观望时心想，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坐一次飞机。真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第一次“上天”就跨过了太平洋。
到旧金山机场有领事馆的人接机，我还要转机到加州南端的圣地亚哥，正发愁到了那里怎么去学校报到。没想到领馆的人告诉我，圣地亚哥的一位叫做布克（Booker）的女士几天前已经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转告我，她将去机场接我，这让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原来，当地居民每年都组织起来义务接待外国新生，免费提供一个星期的食宿。布克太太在机场接了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山顶上。在那里，我们大学的校园及其周围环境—浩瀚的太平洋、全美闻名的海洋世界（Sea World）游乐场和拉荷亚（La Jolla）海滩在她老人家的指点下，都一一奔来眼底。
我临时的房东家男主人亨利 · 布克（Henry Booker）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他是英国人，是二战时发明雷达的英国空军研究组成员，战后因为同美国姑娘结婚，移民美国，是美国的科学院院士。到圣地亚哥后的第二天，布克太太找来一位华人女士帮我找住处和安家，她也是教授夫人，丈夫叫冯元桢，江苏常州人。冯教授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他告诉我，在二十 世纪60 年代美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载人登月的成功以后，他转变研究方向，开始研究血液在血管里的低速流动，开创了生物力学的新领域。他已经在前一年收了一个中国来的研究生薛浩，是中国科大力学系比我高一级的学长，薛浩刚好排队轮到可以入住学校给研究生的廉租房，有两间卧室，需要一个跟他合租的研究生，这样我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住处。住处找到了，还要解决出行的问题，我问布克太太附近有没有公交车站，她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她家旁边就有一个车站，我才体会到美国人出门都是用自己的小车，从来不关心公共汽车在哪里停站。
我就读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与我同时被该校录取的CUSPEA 同学还有来自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周琥。在我们前面，该校物理系已经有三位中国大陆留学生。其中一位名叫钱国新，竟然是我在上海市西中学的校友，他是1967届中学毕业生，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三届”，别人上山下乡时他在家里读书，1977 年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他考到复旦大学物理系，成绩优异，在大学一年级即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接着又被学校推荐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当研究生。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招收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学里比我低五级的师弟在这里成了高我两级的师兄。
刚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时，幸有校友诚意相助，住处顺利解决，但是口袋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上飞机前教育部借给我们的500 美元，买了旧金山到圣地亚哥的飞机票，马上面临的开支有学费和房租， 二三百元哪里够？幸好系里已经安排好了助教的位置，每月有1 000 多美元的工资，学费先欠着，开学后领到助教工资每月扣一部分，到学期结束，刚好把学费还清。剩下的钱够付房租和其他费用，比当时公费的学生或学者的收入还高一些。安家需要的锅碗瓢盆基本上不花钱，是毕业学生离校时捐给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心，几元钱就可以买下。刚到时没有床，就睡地上，反正房间都铺了新地毯，很干净。也有学生离校会把床垫扔出来，不久后就可以捡到不错的床垫了。
到校不久，理查德·C. 阿特金森校长（Richard C. Atkinson）在他的官邸招待了全体新生。他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专门把我带到一张他同邓小平合影的照片前，告诉我那是1979 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签署中美科技交流协议后拍的。原来他当时是卡特总统任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一年前卡特总统在连任竞选时失败，他也就离开了政府，来到这里当校长。阿特金森是位心理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后来当过加州大学总校的校长。
那时中美两国刚刚建交，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的校园里还属于“珍稀物种”，美国的民间和官方、来自中国港台的留学生都对大陆去的学生相当友好，我的美国生活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
2017年7月初稿
2022年9月定稿
说明：本文原载于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所编之《我和CUSPEA—CUSPEA学者文集》一书，该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2023年11月出版。
附一：李政道先生为《我和CUSPEA—CUSPEA学者文集》所写的序：
很高兴看到CUSPEA学者们的文字，让我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情景。当时我、惠䇹和助手 Irene Tramm 就是这样一页页仔细阅读CUSPEA申请者的资料，然后小心填写地址，寄给各参加CUSPEA的大学，我家旁的邮箱被塞满，我们就用小推车推到远的街区投递。
几十年来CUSPEA学者劝耕不辍，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许多学者已两鬓斑白，这累累硕果远超当初期望之情，CUSPEA学者的努力和智慧带来了广泛的声誉和持久的魅力。
感谢给予CUSPEA帮助的国家领导，各高校管理者、教授们和各环节的工作人员们，有他们的努力和贡献才有这样长达十年的成功运行。
李政道
二〇二一年四月
附二：《我和CUSPEA—CUSPEA学者文集》封面：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二七期(cm05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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