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周采茨·李 菁：我的父亲周信芳：与父母的生离死别
周 明：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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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四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一一期（zk2404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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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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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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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何与怀
【不堪回首】 我的父亲周信芳：与父母的生离死别 周采茨·李 菁
【往事非烟】 独立的人格 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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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何与怀·
§一
２００９年５月，缘因参加一个欧洲华文作家会议，我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是月２４日，我来到这个全欧洲第二大的公墓。公墓占地二百四十公顷，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在位时修建，迄今一共安葬了二百五十多万人，现有墓穴三十三万座。由于面积广大，墓地以一座气势宏伟的分离派风格的教堂为中心，分成几个墓区发散开去。尽管是墓地，却很有艺术气息，造型各异的墓碑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时走时停，驻足之际，放眼巡望，在绿树掩映中感到一派宁静、祥和、高雅。我不可能遍游各个墓区。我知道，公墓在维也纳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最使它声名远播的，是其中的音乐家墓地，而我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这里以莫扎特纪念碑为中心，安葬着海登、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等二十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墓穴呈半环形依次分布周围。
我来到贝多芬墓前，端详着。墓碑为白色大理石，锥形造型，方正简洁，其后三面有苍翠松柏围绕。正面底座上用黑色大字写着：“Beethoven”（贝多芬），中间雕刻着一架金色的竖琴，顶端是一只展翅欲飞但被一条蛇团团围住的金蝴蝶，象征性地浓缩了这位音乐大师与命运进行顽强斗争的一生。蛇象征病魔——贝多芬自二十六岁开始听力明显下降；蝴蝶则象征渴望自由飞翔的贝多芬——他直到两耳失聪后还写出了大量传世之作。他与海登、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在我们华文世界，他被尊称为“乐圣”。
我以挚诚恭敬的心境，前来瞻仰贝多芬之墓，更是出自一个原因——我心里思念着一件事情：
八年前的２００１年，也是５月，有一位中国人，万里迢迢也来到这块我现在瞻仰过的贝多芬墓地前，徘徊良久。他神情肃穆，眼含热泪，喃喃自语。他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托付——代托付者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献上鲜花，告诉他有个中国晚生后学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
当天晚上，这位中国人还特意在维也纳参加了一场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当维也纳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时，他触景生情，一下子眼泪如清泉般涌出，无法抑止。熟悉的音乐把他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他对死去难友的深沉的追思……
这位中国人叫刘文忠，当年满怀信任交付他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重托的，是即将被枪决的难友，名叫陆洪恩。
§二
我能和刘文忠先生联系上，并了解陆洪恩老师的案情，是通过和我同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江涛女士。
江涛于２０００年即和夫婿乔尚明先生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她原名林志明，１９３３年出生，父亲是林子青居士。１９５６年，江涛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来在煤炭研究院系统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外事工作，直到１９９０年退休。江涛年事已高，为人文静低调，但心明眼亮，洞察时事政治，富有正义感。其中一件小事，涉及她和我的交往，缘因我前几年在台湾出版了一部名叫《北望长天》的报告文学随笔集。
《北望长天》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国甘肃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改”的三千名“右派”大都因饥饿死亡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写了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地震中致使大量学童罹难的人祸；写了中国知识分子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更写了文革中惨遭枪决的烈士和精英。
江涛读了《北望长天》，对我说，她读得泪流满面，多日不能成寐，常常回忆起那些亲身经历的暗无天日、是非颠倒的日子。她还说，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自己与这些坚持真理、誓死为真理而战的烈士相比，她真的是个“失去了重量”的“苟活者”！她以“LEST WE FORGET！”为题，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中说：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美丽的国家的我们，切勿忘记在太平洋北侧曾经抚育我们的祖国，切勿忘记所有那些曾经为了我们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的中华儿女们。他们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
于是，江涛给我讲述一个人，一个我在拙著《北望长天》中很不应该遗漏的人——他就是陆洪恩。
陆洪恩是江涛的表姐夫。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孤儿院长大，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陆洪恩少时就读的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陆洪恩后来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并于１９４１年毕业。他和也是从上海音专毕业的胡国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而这位胡国美就是江涛的的表姐。１９４４年，江涛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与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联系频繁起来。他们两家人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江涛请胡国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放学后便在胡家练琴。陆胡结婚后，江涛的钢琴老师改成了陆洪恩。
１９５０年１月，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时已是共产党新政权。陆洪恩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政权，热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１９５４年，才三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国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其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他总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光。例如，他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１日给江涛父母的信中就这样说：
……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陆洪恩作为一个单纯的音乐家，只要让他有机会能发挥才干，就感激涕零，称颂不已。他当时显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共产党，以为从此毛主席共产党将会毫无疑问地把“新中国”带上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这时的陆洪恩，也可谓春风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期。
§四
但是，非常不幸，陆洪恩的性格特别是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优秀品质，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江涛黯然地对我说，陆洪恩他这个人，生活随便，爱喝酒爱抽烟爱美食，爱游山玩水，好书，好画，好音乐……。他一个心地善良、纯笃敦厚、胸无城府的人，直爽开朗，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加之他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便注定地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江涛清晰地记得陆洪恩一首后来酿成大祸的打油诗。那是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也是他的好朋友黄贻钧一同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结果１９５１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也遭殃。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写了一首用上海话念起来“很好玩”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１９５７年反右整风之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陷入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泥坑，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陆洪恩对此竟然浑然无知。他竟然不理会共产党最忌讳最仇恨对它的“领导一切”而且“外行领导内行”的铁定方针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会小会上公开主张“指挥负责制”，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这不是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吗？！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人都作“螺丝钉”作“驯服工具”，而陆洪恩却号召：“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要为争取在十年后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这又是典型的煽动走“白专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陆洪恩还胆大包天挑战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来了。毛在１９４２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二十年之后，在１９６２年（当时中国大陆因为大饥荒政治上曾有短暂的宽松），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毛的这篇讲话时，直率地说：
“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陆洪恩以上这些言论都是会议上的发言，都是记录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他坚信不疑的观点。例如，他在给江涛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始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始终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江涛伤心地对我回忆说。
§五
陆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渊”，结果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６年５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显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却把姚文只看作个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既然党号召大家讨论海瑞，他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海瑞这个清官以及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邓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家就得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
那天，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十六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几天学习讨论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陆洪恩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放心吧，爸爸明白。”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来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陆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发言了，说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忍无可忍，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
接着，陆洪恩毅然决然地当众宣布说：“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视为绝对“反动”透顶，一声喊出，简直有如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脚，一拥而上，立刻把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着公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六
陆洪恩被关在监狱后情况如何？他是怎样悲壮地走上黄泉路的？江涛女士热切地向我介绍住在中国上海的刘文忠先生，说一定要认识他，他对陆洪恩最后的生命岁月特别是陆洪恩如何惨遭处决知之甚详。
刘文忠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文革开始不久，只有十九岁而且腿有残疾的他便被关押，结果蹲狱十三年。这位汉子，满腔热血，不屈不挠，这些年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文章。不准发表不准出版吗？就想办法在海外出版。他在澳门自费出版了三部书：《风雨人生路》（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他给我寄来有关资料，希望我让其广为传播。可以感觉到，他此生余年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确。
刘文忠原来是陆洪恩的难友，而且刚好是监犯编号为１１４４的陆先生的“邻座”，在狱中日夜相处的近两年时间，一直特别关心他的不幸遭遇。
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间，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的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到上海第一看守所来争夺一些被关押但有名望的人，把他们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显示本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指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陆洪恩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红卫兵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他们像疯狗一样狂叫：“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陆洪恩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监狱中给犯人送饭的轻囚犯）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先生，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他称江青是一个“巫婆”，是中国人民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
刘文忠眼见他奄奄一息委实不想活了，悄悄劝阻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好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为了儿子，要活下去。可陆洪恩对这些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他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他甚至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要讲要闹，就像吐出一肚子恶气，吐完便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嘴里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他自个哼唱的美妙乐曲之中。
陆洪恩是个天主教徒，在监房里还经常祷告。自然，他的宗教信仰也成了他的一项大罪。那些革命群众当众羞辱他，进而要他当众羞辱天主教，羞辱上帝。他当然誓死不从，这又引来一场场狠毒施暴。但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并不记恨在心。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陆洪恩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却忘了自己伤痛，只顾慷慨激昂地告诉刘文忠等难友，他是贺绿汀院长的“陪斗”。陆洪恩一向尊重贺绿汀，虽是师兄弟关系，却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他被责令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表功。他告诉同监难友，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暴虐。红卫兵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在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陆洪恩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是中国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如此的对待，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陆洪恩在监狱中经常向大家讲解“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进步。他详细介绍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介绍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这些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刘文忠说，听了他的讲解，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中摧毁所谓“封资修”的暴行那样气愤那样反抗，他为什么那样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又由于这样，他被认为极其顽固反动，被狠斗毒打。
由于他被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看守还要时时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批斗、毒打、反铐，内外摧残，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本来纤弱的他，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要衰老。
不过，陆洪恩还是有股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他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无力动弹的他，每天还常翕动嘴角，轻轻哼着《英雄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是在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顽强力量。他说《英雄交响曲》最能代表大师不屈不挠向黑暗挑战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七
一个深夜，陆洪恩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话里的内容和口气，刘文忠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难友发觉，陆洪恩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精神意识开始失控了。大家也无法阻止他，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训导员把他们监房里关的十四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洪恩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１１４４，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陆洪恩仅仅沉默了一下，便像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有如冲天长啸，他开口便决绝地明言：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他演说一般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及其分化谈起：……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煽动仇恨。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５３年围剿胡适、５５年反胡风、５７年设阳谋反右、６６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话音刚落，刘文忠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足足演讲了十五分钟！
陆洪恩口若悬河，痛快淋漓，慷慨陈词，直抒胸怀，发表了这样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在场所有难友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刘文忠觉得，似乎坐在他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个特异的场面！起码在这所监狱所有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直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１１４４你死到临头了！我们都记录在案。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
各人被赶回牢房时，陆洪恩还坐在地上，似乎一吐为快的恶气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难友们为陆老师深深叹息：“完了，１１４４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刘文忠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躺在陆洪恩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点钟，难友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１１４４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文忠一边帮陆洪恩整理，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托的口信一定带出去。大家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半夜三更这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这一夜特别漫长。刘文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的空铺位，想起了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英勇无畏激昂陈词的神态；现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刘文忠心里悲愤地喊道：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而不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难友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１１４４的下场！”刘文忠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大家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难友们一言不发，听刘文忠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范大学教授咬耳对刘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盲人金修士则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有文记载曰：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７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老师吗？……
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又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陆洪恩成了文革期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
§八
那么，刘文忠又是如何也被关到监狱，成为陆洪恩最后生命岁月的见证人？这又要从刘文忠的哥哥刘文辉说起。（下略）
〔刘文辉、刘文忠兄弟在文革中的经历，请参阅刘文忠所撰《纪念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和《风雨人生路》等文章，连载于本刊第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３、２７４、２７６、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６、３０１各期。——本刊编者〕
§十二
刘文辉和陆洪恩等人以死对抗的十年文革这个浩劫究竟有多大多恐怖？不计无形的多少代也无法复补的民族摧残，只以有数字可算的：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冤枉死亡者的遭遇，恐怕永远都无法全部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被杀害的烈士的粗略资料，可以从例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书报杂志上找到；刘文忠也给我看了一份他整理的名单。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除了本文所叙述的刘文辉和陆洪恩之外，比较著名的血祭文革者还可以列出很多，例如：
林昭，女，１９６０年１０月被捕，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被处决，是年不到三十六岁。罪名是：１９５７年划为右派，此后死不改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１９５９年参与刊物《星火》反革命集团。１９６５年判刑二十年。在狱中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等书写血书，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诗文二十余万字，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平反。
王佩英，女，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被捕，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７日被害，是年五十四岁。罪名是：自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书写并散发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１９６４年夏，公然提出：毛泽东应退出中央领导层。同时提出退党。文革中进一步撰文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走向历史反面，应退出历史舞台。她在酷刑毒打与迫害之下，始终坚持信仰，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理念。判处极刑后，因反抗被勒死于刑车。１９８０年５月８日平反。
吴晓飞，１９６８年５月７日被捕，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７日被处决，是年仅二十一岁多。罪名是：于１９６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８年４月，写了两篇各长达二十余万字的政论，认为江青是“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发动武斗的祸首”；说批判刘少奇乃是“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的迫害”；认为文革“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指出林彪“有阴谋”，把毛泽东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１９８０年６月平反。
遇罗克，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被捕，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处决，是年二十七岁。罪名是：在他于１９６６年２月寄给上海《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发表时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中，点名批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针对文革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他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写出著名的《出身论》予以严词批判——人们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称作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出的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平反。
张坤豪，１９７０年２月被捕，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９日被杀害，是年二十八岁。罪名是：反对批判刘少奇和其它老革命家。１９６９年７月６日被勒令检查交代时，却签名写下“我热爱刘少奇主席”，随即隔离审查，批斗毒打，群众专政八个月。其间写有九份“反动”材料。他认为，中国“被个人迷信充塞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平反。
方运孚，１９７０年２月被捕，１９７０年３月６日被害。罪名是：撰联讽刺文革派：“打击一大片，尧舜禹汤皆右倾；保护一小撮，桀纣幽厉最革命”；攻击说“林彪、江青野心很大，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上台”；又为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１９６８年“一打三反”中，重庆公安局办案人员起初拟将被收捕的方运孚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进而改成死刑。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１９８０年平反。
毛应星，女，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３日被捕，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４日被害，是年四十五岁。罪名是：狱中书写“反动”笔记，说：“这样的政策最有利于什么人呢？就是有利于一些个人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倒霉就是老百姓，而毛主席的江山最后也被这些人所葬送。”“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又说大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毛应星被五花大绑押往刑场时，身材瘦小十分衰弱的她，却镇定自若，目光明亮，从容不迫。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９日平反。
陈卓然，１９７０年２月被捕，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８日被害，是年只二十岁。罪名是：１９７０年，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组成“反动标语”六十多条，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这就是轰动南京的“２.１２反革命案”。１９８０年平反。
丁祖晓，女，１９６９年７月５日深夜被捕，１９７０年５月８日被害。罪名是：１９６９年３、４月间，寄信和发传单，反对“三忠于四无限”宗教式狂热。她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一个人。现在提倡的‘忠’，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这恰如封建社会里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姐姐丁祖霞也支持、参与她的活动。她们呼吁民众“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此事被认为是“穷凶极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列为当地“特一号案件”。临刑前丁祖晓还慷慨陈词，批判个人崇拜、奴隶主义。
李启顺，女，１９６９年７月被捕，１９７０年５月８日被害，是年二十四岁。罪名是：刻印二十多份《告革命人民书》，为同学丁祖晓叫好，称她为“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猛烈抨击林彪、江青大搞现代迷信。她十七岁的妹妹李启才也自告奋勇，深夜到县城各主要街道去散发。传单还直接寄给“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为此，她们四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全部被捕入狱。李启顺与丁祖晓同一天被枪毙，丁祖霞则被判刑二十年；李启才判刑十年。１９８０年８月，她们获得了平反。
忻元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被捕，１９７０年５月３０日被害，是年三十七岁。罪名是：１９６７年１月，致信毛泽东，称：文革是“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惨祸”，“祖国的上空笼罩着个人崇拜的阴云”，恳求“您老人家赶快醒悟”，“赶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评的紧急行动”，“解决当前万分严重的局势”。随即以“恶攻罪”被捕。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平反。
陆兰秀，女，１９６７年５月开始失去人身自由，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８日被正式逮捕，同年７月４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枪杀。她在监禁期间写了１４万多字的文章、学习心得和意见书，反对毛泽东，反对打倒刘少奇，从理论上全面批判文化大革命。１９８０年８月平反。
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分别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９６９年１月被杀害。罪名是：成立“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共十三名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将心得编为《学刊》油印小报。批判中共“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坠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还批判说，“现在的形势类似辛亥革命的形势，也有个窃国大盗袁世凯，企图利用文革篡权，此人就是林彪。”１９７８年８月平反。
官明华，女，１９６７年１月被捕，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２日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是年三十七岁。罪名是：认为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野心家、阴谋家”和“披着羊皮的狼”，高呼：“林彪的末日快到了”，“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１９７８年秋平反。
王笃良，１９６８年６月被捕，１９７１年８月６日被害。罪名是：认为“刘、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列主义者，是国家的栋梁，把他们打倒，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害无益”；有人“光抓权力，不抓生产，结果使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失调”。在狱中又写道：“林彪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忠、忠、忠，他心里有鬼。”又针对刘少奇被诬陷一事说：“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被诬为“顽固不化的现行反革命”。１９８０年６月平反。
张志新，女，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４日被捕，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被处决，是年四十五岁。罪名是：一次次批斗会上责问：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她对林彪宣扬的“顶峰论”非常反感，认为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不好。她又认为派性泛滥、武斗成灾是江青在搞名堂；江青不是“文艺旗手”，而是破坏祖国文化艺术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她指明毛泽东是文革灾难的“总头子”。行刑前，张志新被惨无人道地割断喉管，以防喊“反动”口号。１９７９年３月平反。
史云峰，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４日被捕，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判死刑，两日后枪决，是年二十七岁。罪名是：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６日，史云峰散发标语、传单，反对“四人帮”，为刘少奇等人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刘少奇一案是“千古奇冤”；提出：“全面审查文革中的错误”，“沿中共‘八大’路线前进”，给刘少奇等人“恢复名誉”。临刑前，史云峰嘴塞纱布用缝合线紧紧勒住，以防喊“反动”口号。１９８０年３月平反。
张锡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１９７６年底或１９７７初被枪毙。罪名是：在１９５７年鸣放整风时贴出《卫道者逻辑大纲》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教养；１９６９年被遣送到四川继续劳教；最后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至今未平反。张锡琨为之送命的１９５７年大字报如下：
１，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２，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３，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４，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５，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６，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７，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８，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９，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１０，“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王申酉，１９６８年１月因卷入“炮打张春桥”及对文革不满被隔离审查，抄家，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７日被处决，是年三十一岁。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证全都出自他的日记、读书笔记、读毛选眉批和给女友的书信里。早在１９６４年，他就开始批判思想独裁。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此后，他不断批判“三面红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极左思想”；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１９８１年７月平反。
李九莲，女，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５日被捕，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４日被处决，是年三十一岁。最初因怀疑文革、怀疑林彪、为刘少奇鸣冤被捕，判刑五年。林彪倒台后，她虽获得释放，但还是定为“现行反革命性质”。１９７４年３月，李九莲忍无可忍，在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等六份大字报，因此又于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９日深夜被秘密逮捕，并于１９７５年５月被判刑十五年。１９７６年１２月，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我的政治态度》，后还当众念出，犯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死罪。李九莲被枪决后，尸体在荒野暴弃数日，并惨遭侮辱，乳房和阴部被割了下来。１９８０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钟海源，女，１９７４年４月被捕，１９７８年４月３０日被处决，是年三十岁。最初罪名是因声援李九莲，在家里起草了《最最紧急呼吁》等传单，自己刻，自己印，自己散发。１９７６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李九莲被杀四个月后，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她听完死刑判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一甩，昂首离去。行刑时枪击未死之前活剖取肾。１９８０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
§十三
这些惨遭处决的文革义士，越去追查便会发现越多，简直多不胜举，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绝！这些华夏英烈，为了思想毅然决然面对红色恐怖面对残酷死亡，成了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他们值得华夏子孙永久铭记。其中，刘文辉又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他，在已知的文革被害英烈中，是最早公开批驳《十六条》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在１９６６年，还没有一个人这么早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角上，敢于把毛泽东放在批判声讨的对立面，一针见血地剖析文革的反动性，预见它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旷古未有的深重灾难；
他，最早警告中国民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和全民大迫害运动”，并号召全国全党全军起来抵制文革。无论对文革的性质分析，还是反抗烈度，刘文辉都是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人；
他，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底被捕，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３日遇难，是文革政治犯中最早的被处决者，甚至比林昭烈士还早一年多。
他，即使在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均获平反的时候，独独不获平反。后经亲属反复上诉，一直拖到１９８２年，才宣布无罪平反。最初法院驳回的“理据”是：“刘文辉是真正的反革命，不仅反文革，而且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这个“理据”是不值一驳的。一个真正的反文革英烈，必定反毛也必须反毛。因为文革乃毛一手发动，反文革不反毛，看不清识不破这一点，认识层次就不可能太高。刘文辉最早遇害最晚平反，可证明其“反”之深之烈。死刑判决书、遗书俱在，可证可鉴。
的确，从目前见到的材料看，无论从时间、性质、内容，或反抗程度上，刘文辉是中国全国第一个公开反文革反毛泽东的义勇之士，也是血祭文革第一人。
一位文革研究者说，在大雾弥夜的文革初期，一个学历仅初二而只靠自学成才的青年，能够众醉独醒，公开反毛，血荐轩辕，且自成体系，令他拍案惊奇，钦佩之至！我熟识的上海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得知刘文辉事迹后，也产生了同样的惊疑：其叛逆思想从何而生？提供深入思考的思想资源从何获得？虽然毛泽东的“反右阳谋”使他睁开迷眼，“反右幸尝智慧果”，开始反思各种时政，但从宏观上检视毛权威与史无前例的文革，对那一整代青年来说，实属几无可能的历史局限！
刘文忠的这位辉哥，领先时代至少三十年！许多文革研究者都有此共识。
然而，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刘文辉至今尚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视野之外。我虽然很早就知道“刘文辉”这个名字，但如果没有看到刘文忠给我的资料，便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认识。这又是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一书中绝对不应该遗漏的人。对着他先知先觉、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我惭愧万分！
§十四
在这篇称之为报告文学的拙文最后定稿之际，我将再次到中国重庆考察。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这次造访，与我于２００４年９月的上次，竟已经相隔七年了。
我上次到重庆，也去了一个特殊的墓园凭吊。这是一个红卫兵墓园，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曾长久与世隔绝。
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山城重庆“武斗”惨烈，规模为整个中国同期之最。在１９６７年夏至１９６８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三十一次，其中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现代军械兵器进行的，计二十四次。武斗中死亡者的尸体当时就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二十四处地方，沙坪公园内的墓园是其中主要的一处，于１９６７年６月到１９６９年１月期间造墓立碑。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资料，墓园里有一百一十三座墓碑，共掩埋有五百三十一人，其中四百零四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他们只是当时重庆武斗死亡人员的一小部分，大都是在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８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造反派。研究者根据碑文资料还考证出，墓园中的死者，工人约占到百分之五十八点九，学生约百分之四十；年龄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六十岁，其中二十六岁以上者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公墓座落于一片小树林里，西高东低，依山傍水，占地约三千平方米。正门右侧石墙外，红漆写着四个大字：“文革墓群”。有一条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通往深处，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布局杂乱。据知情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大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三十七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坟墓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有几个墓碑，高出了石墙。墓碑上当然刻有死者姓名、简短生平、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等，但让人最为感触甚至触目惊心的是，为了突现死者的“英雄气概永不灭”，墓碑上都刻有当时流行的最红最革命而现在简直不可思议的豪言壮语，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等。当时坟墓都用质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筑面，但如今大多风化，有的上面的文字都已剥落或模糊。虽然近来有死者亲属用人造大理石重新整修了一些墓地，但整个墓园，是一片凋零、幽深、凄凉景象，让人不寒而栗……
那天，我坐在墓地路旁一块石头上，良久不动，堕入深深的沉思中。当年参与者见证者的各种旧闻，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景象，一一在脑海中反复重现。现在写到这里，我且借引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足可重现当年重庆武斗的可怕景象的回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日清晨，全副武装的“反到底”派向建设厂和建设工业学校修筑的工事发起进攻，四联装高射机枪和舰用机枪数十台，一齐向“八一五”派的大楼开火，并用炸药炸开楼房工事。红色大楼顿时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附近同派的重庆机械制造学校的“机校兵团”也参与了防守。
双方战斗极为惨烈，枪炮声整夜不停，震耳欲聋。
８月３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线溃退，带走尸体十数人，在“反到底”派追击中，有些来不及带走的就丢下随着就腐烂在水田里……
８月５日，大都是重庆大学组织来的“八一五”派学生，为了争夺建设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将两台１４.５毫米的４条枪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轰击大批手持各种火枪武器冲锋围攻上来的“八一五”派，一时死伤者漫山遍野。
重庆八月的大热天，尸体很快高度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此一役，“八一五”派丧生一百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人至今无人知晓姓名……
什么“八一五”，什么“反到底”，还有其它什么什么派，当年都各自视为多么神圣多么伟大的名号啊！但如今，却连一点点的价值都没有。也许，他们的死亡也有一点意义：他们也是文革的血祭者，是可悲可叹的另类血祭者；他们的死亡指向一种令人震惊令人发指的荒诞：势不两立的派别，竟然是为了他们同一个所谓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互相残忍地斗杀！上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场，只是在重庆一个地方。当年，在整个神州大地，在许多城镇，一旦武斗起来，其气氛极为恐怖：武斗者拿着武器横冲直撞，高低楼房碉堡工事林立，大街上战车呼啸而过，大桥、机关要地架着轻重机枪……红了眼、丧失了人性的杀人者互相对准的是同学、同事、工友、邻居，是同胞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所有杀人者和被杀者都认定自己在捍卫无限神圣的所谓“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因此上刀山下火海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时中国全国人口八亿，几乎全部八亿之多的民众居然就这样被愚弄被牺牲！人世间最可悲也最不可理喻的事莫过如此！
§十五
如今我要再次造访的重庆，更让世人惊奇的是，它又是已在神州大地广泛开展的“唱红”运动的发源地。
所谓“唱红”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唱“红歌”。我问刘文忠先生，今天中国各地最流行的是哪些“红歌”？他给我举了一些，包括：《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爱北京天安门》、《党啊，亲爱的妈妈》、《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旗飘飘》、《延安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爱祖国的蓝天》、《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所谓“红歌”，范围也可以放得很宽，但核心部分主要是一些近年来创作的“主旋律”，而大多数是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文革时代最为流行的革命歌曲。刘先生说，当年他在监狱与劳改农场，大多是在集体政治训教和公判、加刑大会这些场合上被迫收听这些“红歌”，当然非常反感，但服刑者不能有丝毫不乐意言行，否则会严加惩罚……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是《东方红》，最红的“红歌”了，还曾经一度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位置。当年，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办“人民公社”，盲目“大跃进”，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反“右派”，掀起文化大革命，一个个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神州；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淫威之下，万马齐黯，国家命运濒临绝境……“红歌”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个时代，从国内战争年代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它所宣扬的文化都是“极左”，从吹捧、神化领袖到宣扬仇恨、斗争，不一而足。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说，这样一些“红歌”就是浸透着专制毒汁的“恶之花”。
现在，不是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吗？！文革结束后，不是已经批判过个人崇拜了吗？不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大救星”吗？文革后在“拨乱反正”中这些问题不是都已解决了吗？把毛从神坛上拉下来，当时不是已有共识、不是已深入人心了吗？看来，就像鲁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过的那样，中国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对黑暗和错误的清除不彻底而不断反复——当时的“拨乱反正”实在太不彻底太有问题了。
三年前，中国大陆许多人最初听到重庆居然由党政军组织出面，大肆搞唱红歌、讲革命故事、发红色短信的活动时，觉得只不过是让人回味一下文革时“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之类的死灰，难以复燃，觉得像是一个笑料，大可一笑置之。而现在，曾几何时，大江南北竟然红潮滚涌，唱红歌、跳红舞、播红剧、贴大红标语、做巨幅党旗、万名党员宣誓……等等，争表忠心，煞有介事。闹剧要变成另一幕正剧吗？文革的幽灵重新又在神州大地徘徊吗？是时空错乱吗？
这些年，中国大陆在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面，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官场贪腐贫富悬殊触目惊心，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也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在社会矛盾不断恶化，原来马列意识形态又已不灵的情况下，有人寄望于“唱红”办法，企盼这股浪潮能给予他们新的力量，可以安抚大众情绪，在党内能结成联盟，得以最大程度地延续其权力。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来说，“唱红”运动能化解社会矛盾吗？它将会导致的恶果谁能承担？又如何承担？
……思绪驰骤间，我不禁联想到两年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凭吊。那里，即使是墓地，也是那样宁静、祥和、高雅。
我还想到，七年前我在重庆红卫兵墓园的凭吊。在那里，我和冤魂相会。他们悔恨交集，拖着屈辱厌倦的脚步，纷纭杂沓，在我面前无声滑过。今天，如果再度见面，他们脸上一定还带着惊讶不解的表情——他们怎么能料想得到，墓地外面，如今“红歌会”的招牌到处悬挂，人们每天被组织聚合一起，高唱所谓红色歌曲。歌声飞越时空，甚至让阴间也不得安宁。而这些“红歌”的高歌者，是否会在某场梦魇之后，突然想起，有人是唱着“红歌”去赴死的，就是四十四年前墓地里的那些死者？！
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
也真难说。流光逝水，几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而竟然，就在这么短暂的一个历史期间里，在今天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不要说对刘文辉、陆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对这些大义凛然、先知先觉的民族英烈，已经浑然无知了，就是对这个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竟然也在总体认识上非常模糊甚至混乱。这是何等可悲可叹而且可怕啊。
那么，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
真让我非常困惑……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８日完稿于澳洲悉尼
□ 原载《华夏文摘》第一七一八期，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１、１２、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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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我的父亲周信芳：与父母的生离死别
·周采茨·李 菁·
（周采茨口述·李菁主笔）
当年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裘丽琳，从私订终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裘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５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１３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但我们不做受害者，这也许就是家训吧！”周采茨说。
◇ 最后的告别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１９５９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比如怎么使用刀叉，怎么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家里两辆车子，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３元港币进入香港。
１９６６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７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三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６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妈妈又跟我说，她怕火葬，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最后的告别。
◇ 短暂的安宁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１９４７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对爸爸来说，５０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１９５５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并不仅是一个京剧演员，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编和导都非常出色，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１９５３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１９５６年，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整个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悦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给妈妈看，想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在屋后汽车间上面，有个很大的房间，是爸爸的书房，如果家里来客人，他就带到书房，在里面舞文弄墨，谈论戏艺，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周末，我会去看爸爸演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全国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喜欢大嗓子的戏。对麒派这些演员，上海人从３０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爸爸的戏也很普及，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５０年代都没有停过，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大家坐在一起看戏。大约我１０岁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风亭》，虽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为入戏太深，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
◇ 各自飘零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１３岁起，我就是“孤儿”了，从此没有爸爸、妈妈的庇护，一个人闯荡，面对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也感谢妈妈，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后时刻保护了我。
１９６６年６月，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从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后又一路阴差阳错地逃到了罗马。罗马的景色固然好，可是生计问题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想起了黄页。打开一看，上面有４家中国餐厅，第一个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国餐厅。餐厅恰好需要个会说英文的服务员，就这样，我在餐厅当上了服务生。
大约过了一星期，有一天快１１点了，趁客人来之前，我和另外一个意大利服务生在餐厅吃工作饭。这时身后有人用英文问：“Winnie在吗？”我扭过头看了一眼问话的人，回了一句：“Winnie晚上才会来，白天不在这儿。”他说：“噢，那我晚上来吧。”
我心里突然一动，说：“等一下！”我问他：“你叫Michael吗？”他奇怪地说：“是啊！”我又问：“你是Michael Chow？吗”他说：“对啊。”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满脸疑惑地说：“不知道。”我说：“我是你妹妹。”
他大吃一惊：“啊，No，No！”他当然认不出我来了，他离家的时候只有１３岁，我才６岁，他怎么会知道我１４年后的样子呢？我能一眼认出小哥哥来，是因为之前他在香港拍过一个打乒乓球的饮料广告。如果我没有看过那个广告，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长大后的样子，我们走在街上，也许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
我和小哥哥就这样戏剧性地相遇了。当时小哥哥正在罗马度假，之后连续３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里，不停地讲。那时候小哥哥也好久没有同爸爸、妈妈联系了。他刚离家的时候，会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中约好时间，打国际长途回来。那时，在国内很难打到海外去，所以只有等着小哥哥往回打，而他的钱又不多，所以信息越来越少。关于父母的情况，关于大陆的情况，我的消息是最新的。所以我们俩人不停地讲，又不停地哭，哭得要命。
◇ 最后的“团聚”
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一天，我记得我和我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回来时，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拿了晚上的报纸，上面的头条说：“中国动乱，采芹的父亲周信芳自杀！”我们都呆住了，但是直觉让我不相信爸爸会自杀，我跟二哥说，爸爸不是那种人。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们在英国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电话，但没什么结果。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孝”字的黑纱。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总算有了消息，但是妈妈呢？谁也不知道。１９７２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往我们家的地址－－长乐路１８８号写了封信，还寄了点钱。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个亲戚写的，信上说妈妈４年前已经过世了，爸爸还可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一直寄到１９７５年。
我们后来才知道，让爸爸卷入灾难的，还是他的戏。１９５９年，周扬建议爸爸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一向响应号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后，在北京的马连良也演了《海瑞罢官》。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文章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了爸爸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不久，爸爸很快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
妈妈也必然受到了牵连。我想一开始他们两个人肯定是想不通。但是以他们两个人的智慧，他们很快就想出应对之策。爸爸就是装聋作哑，斗他什么，他都是听不见，眼睛又看不见；妈妈则是不管被问什么，她是一问百不知，所以就被别人打。
我和妈妈最后的告别前，妈妈还叮嘱我一件事：“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我后来才知道，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而这保险箱我只在香港税务局和律师的监督下开过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没动过。
我后来听说是妈妈被别人用车拉到一个学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肾脏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书房里整整３天，疼得透不过气来。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上。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了。那是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她才６３岁。
我们后来才知道，爸爸是１９６９年“获释”回家的，那时爸爸已经７４岁了。从监狱回来，一进家门，有人就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他听到之后并没有哭，也没什么过多的感情流露。虽然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每天还会有一个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实是软禁。
１９７４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有亲戚可以到家里来，给爸爸读读报纸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妈妈的陪伴，我们又都不在身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知道爸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孤独的。
爸爸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的。我后来看有人写文章说，当父亲的遗体被推出病房，当人们知道这是周信芳的时候，所有能下床的人都下床默默站立目送。别忘了那时候父亲身上还贴着“反革命”的标签啊，足以说明人心还没有泯灭。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英国，我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二哥打电话给我：“你别哭，爸去了……”这么多年来，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３日，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告知８月１６日将为爸爸举行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我清楚地记得，接到电报那天是个星期五，而平反大会的时间是下周一，给我的时间只有不到３天，而那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很畅通。但我没有半点的犹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爸爸的追悼会啊，我一定要赶回去！
我直接找到了中国旅行社的香港副总经理，我说我一定要赶回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但我只有一个英国护照。他先安慰了我一下，说：“你不要急，我现在就打电话到深圳去。”打完电话后，他说：“深圳那边给你特批了一张纸，我叫人给你送到罗湖桥头，但是你的护照不能带进去，到了海关之后，会有人收走你的护照，换一张临时通行证，３个星期后再用临时通行证换回护照，你有胆子这样做吗？”我告诉他们：我不怕。
我就这样进了深圳，再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换飞机，星期天晚上到了上海，亲戚和上海京剧院的领导都来到机场接我。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们没想到４８小时之内，我会想方设法赶回来。
追悼会当然很隆重，满屋子全是花圈，摆在最中间的，是邓小平送的花圈，而为爸爸致悼词的是他曾经的好友巴金。看着爸爸挂在墙上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心里跟他说：爸爸，我终于赶回来，送你最后一程。
１９９５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和妈妈同葬一墓。他们终于永远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飘零了几十载之后，这一次，我们都到齐了，我们终于和父母“相聚”了。３５年后的今天，听爸爸的戏，我也终于不再掉眼泪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再相遇的。
□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２０１０年第３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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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独立的人格
·周 明·
〔口述者：周明，中国戏剧家协会编审。１９６５年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曾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宝文堂书店工作。现任《剧本》月刊社副主编。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合作）、《中国话剧通史》（合作）、《红毹心路》及论文、剧本、小说若干。〕
我是复旦大学１９６２届中文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文学史，专业重点是先秦两汉及清代文学，原定１９６５年毕业后留校教书。“文革”初期，宣布中宣部是阎王殿，中国文联是裴多菲俱乐部，要整顿，进而要“砸烂”。当时便调了十多个部队转业干部到文联建立政治部，调了十个文科研究生，３０多个大学生，按《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从事理论、历史、现状文艺工作。我们十个研究生被分头安排搞艺术史，可以说十个人全改了行。记得有位搞金文、甲骨文研究的和一个搞土地丈量制度的放到了作家协会，一个搞元明清的放在音乐家协会。搞魏晋隋唐的放到电影家学会。我呢，不知怎么就放到了摄影家协会，说是让搞摄影史。凡此种种，可算是乱点鸳鸯谱！
为什么把我派去搞摄影史呢？据说有一番道理。《史记》记载李少君的故事，皇帝的爱妾死后，十分怀念忧伤，术士李少君为他设计，在一定的灯光布置下，皇帝就可以从帷幕后看到亡妾的倩影，以解思念之苦。其实这是小孔成像原理，用美人的剪影糊弄皇上。还有《墨子》、《梦溪笔谈》都曾谈到过光学现象。那么看来需要一个看得懂《史记》、《墨子》的人。这样，就决定我的生活道路，我就被分配到了摄影家协会。这是很滑稽的事。我除了学习期间阶段性地拍毕业照，从来没有摸过相机。“文革”前，学生绝对服从组织分配，这是理所当然的组织原则。当时自己念了２０年书，突然改换角色，也没什么想法。于是从暗房技术学起。不过那时的摄影作品都拍“红太阳”。生产“红太阳”照片，成了我的摄影启蒙课程。
１９６９年９月，文化部系统一锅端，由军宣队、工宣队带领下干校。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勤杂工、通讯员、营业员都成了领导阶级，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我便随摄协下去。几经辗转，最后呆在天津附近静海团泊洼。在干校里面，我算是比较单纯的。我是刚分配来从事本职工作的学生，与“文艺黑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沾边。那时的大学生比现在的高中生还单纯。对于政治，就像是没谈过恋爱的少女。揭开政治的黑盖子时，真是震惊、惶惑。说实话，对党内斗争我是一无所知。晴天霹雳，感情上接受不了。我是真诚相信党的，但那么多的干部和党的先驱人物都被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不知该信不该信。防修反修已成为一种统治意识。所以，到干校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真诚愿意劳动改造。我发现很多老干部也是如此，真诚想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当时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菽麦不分。我来自南方农村，稻子是熟悉的，于是暗暗使劲，非要把大麦、小麦、燕麦、韭菜弄得一清二楚。当时年轻有力气的都分在基建连。学习干瓦工，打砖吊线，我也当成专业来学。买了好些建筑的书籍；经过建筑工地，停下来看半天；连出门见到的砖头也琢磨半天。前后见到１８种砖头，我一一把它们的尺寸规格记下来。最后，我的瓦匠活学得还不错。三年下来，成了能把山墙的大师傅。干校的宿舍、食堂、车库、澡堂都是我们自已建起来的。有人说我们这些人愚蠢，我就不服这个，偏要学好。到最后，当地贫下中农师傅都讲，干校的学员“手硬”。后来没有建房任务了，改行到机修厂当钳工，维修农机，我在高中学过机械制图，派去学饭金工，比较容易。其实学瓦工、钳工，哪里需要２０年的文化准备呢！
可能是为了改造需要，右派、革命群众、走资派都相互交叉分配在一起。互相形成监督改造环境。江丰是前中央美院的院长，但把他放在基建连劳动。还有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许多艺术家。比如我们排，就有江丰、钟灵、丁聪、米谷等美术家。我们班的班长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图片社的营业员，她有名言说：“我虽然是一个班长，但仍然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她眼里知识分子和四类分子差不多。她对人讲：“我们班太复杂了！有六个大学生、一个研究生，你说复杂不复杂？”当时的机修厂我们班有画家毕克官、《人民文学》的高原、影协的王雄、编剧陈剑雨，都学得一手好手艺。大家遇到种种啼笑皆非的事时，或沉默，或一笑了之。“工人阶级”们不理解，摸不着头脑，就恼火：“笑什么笑，知识分子就是要改造！”
批判修正主义，有五花八门的批斗会，有的人出于偏激，有的人出于愚昧，也有人出于投机心理。参加多了，会发现其中有不少门道。所有的批判话都是流行语言，只要不颠倒事实，不搞过火动作就是好的。发言中的分寸，便体现了一种态度。有一种是保护性批判，就是胡乱堆砌一堆不着边际的政治词汇。比如说，向挨批的人吼一声“滚下去”，“滚”下去的人，就像遇到了大赦一样，当事人很领情。真话不好说，假话也说不得，“滚“是最好出路，剧协原秘书长李超在九十年代还回顾说，“‘文革’中，我最喜欢听的一个字是‘滚’！”
江丰曾受到大会批判，有人揭发，他在劳动时发表过反动言论：一、他十分喜欢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东西；二、说过李立三早期干革命是积极苦干的，后来犯了路线错误，但早期是真干。于是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开了批斗会。叫他认罪，请罪。老江丰坚持说真话：“我就是喜欢文艺复兴时的作品，真的！”于是有人喊口号，有人按脖子，扯头发，有人抓着他“坐飞机”。他就是不肯改口。愈这么斗他，我愈感到这是个正直的老头，便悄悄写了张条子给军宣队负责人，大意是：马克思、恩格斯确实肯定过文艺复兴，在文集第几卷。只见主持人跟台上的耳语一阵，后来就将他一推吼道：“让他下去反省，滚！”
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３年，全国号召加强理论学习，“最高指示”要读一点历史，让我联系一点这方面的工作，还负责买书，发学习文件。正值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军宣队的某领导得到一份“讲话”学习辅导材料，便提出要作关于“讲话”的辅导报告。他原是某工厂学徒工，参军后因学习“讲用”表现好，连升三级，当上了“副团级＂。当时文化部干校中亲耳听过毛主席这一“讲话”的人有４０多位，延安鲁艺的领导人有张庚、吕骥、张光年、张锷、王朝闻等五六位，都在我们干校，要是让这位“副团级”去作报告，非闹笑话不可。我便建议分连座谈，不一定要作报告。主管干校的军宣队负责人是师政委，明白我是出于好意，支持了这一建议。那位“副团级”听了，感觉失去了一个作报告的机会，忿忿不已。
后来，干校要批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副团级”不知又从哪里弄来一份材料。标题是：“坚持革命的唯生产关系论，批林、陈反革命的唯生产力论。”因为报告往下印发，要我签字。我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没这个提法，我不能签。干校大学以上的干部数以百计，研究过马列主义的好几十。我要印发下去，岂不闹笑话？联想到上次报告的作废，某领导急了，一拍桌子，“你翘什么尾巴！”而且还加了一句：“你不就是多上几年学，多受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毒吗！”我想，这个字我是绝不能签的，我还是回机修班去好了。于是我拿上工具包，回机修班干活去了。部队老首长见我坚持到这种程度，料我不敢冒政治的险，便先后去找了好几位进过高级党校马列学院的老干部打听。有的说从来没见过，有的直说这是错误的。后来打电话到党校。党校回答说，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事情才有了个结果。
比这还荒诞的事有不少。某位干部根据有人告密来查看我读的列宁的《哲学笔记》，拿起来用手掂了掂：“那么厚一本啊！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用９９％。这么厚，能是１％吗？”真是无理可说。那时，有人填表，写父亲是“英烈”。有位领导就批评：“英国的烈士？英国不是资本主义吗？”搞清查时，发现有人的日记写有台湾郑成功字样，认为某人有海外关系，用红铅笔批上：郑成功何许入也，要查一查！
还有一件事，要以备战精神过“革命化春节”，于是大年三十晚上搞防空袭演习，把审查对象们锁在一个房子里，怕他们接应苏修。寒冬腊月，室外温度是零下２０°C，全连人趴在排水渠边上，每人手里拿一把铁铲。连长说是防苏修空投特务，还下令说，“注意目标正前方，警惕苏修扔手榴弹！”趴了很长时间，棉衣皮袄都不顶用，人都快冻僵了。我当时很纳闷，派飞机投手榴弹算怎么回事？当然没有说出来。
那时每天劳动，还要坚持抓斗争。我学做锻工，１８磅的锤子，最开始只能轮四下，后来逐渐加多，人累得直不起腰，一天下来跟死了一样。连饭碗都不愿端，用嘴去凑。有的妇女下水田，月经期也不例外。一亩地撒几十斤种子，收回十几斤东西，还有盐碱地里瞎折腾。这些人力的物力的空耗，司空见惯。
那时经常要搞讲用会。谁讲得生动，谁就是学得好，提高得快。我很怕讲用，不愿讲假话。躲也躲不过，就多作检讨，检讨自己脱离劳动，脱离实际，受封建文化影响。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正在砌准备过冬的火墙，边上的房子着了火，我们便参加救火。事后就是讲用会。当时有人讲用，救火时如何想到了黄继光、罗盛教，想到某一段毛主席语录。有位排长讲他想到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教导，便投人了救火，衣服落了火星子都不管。可是我们清楚看到，刚发现失火时，他就跑向宿舍放了手表，换了鞋；回来时，火已从房顶穿天了。我当时没有发言。连指导员是贫农出身，找我谈话，“你上了房顶救火，为什么不说话？“我说当时确实什么也顾不及上想，只想救火而已。他深深叹了口气，“唉，受旧教育烙印太深，思想不开展。”
在干校后期，学员们思想很苦闷，人生能有几个四五年？有的人学缝衣，有的做家具。除了学毛选、马列著作，许多人抓紧读点书，记得钟惦棐在那时读《资治通鉴》，有不少人读了《史记》。我除了读革命经典著作外，读齐了二十四史。为了保住一门外语，读了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做了１２０万字的卡片。同住一宿舍的老同志很爱护我，鼓励我坚持学习。每当我整理笔记卡片时，他给我放风，见到爱打小报告的人来了，便吆喝：＂嗬，小鸡出来了，当心！”像搞地下工作似的。
“文革”时期人们把最好的品质显露出来了，最坏最卑鄙的东西也表现出来了。一场剧烈变动过去了，全民族付出了十年的代价。为了安定停止消极的争议，虽然否定“文革”是必要的，但对这一段历史不能简单否定了之，要回顾，要反思，要引出必要的历史经验，否则还要付出代价。干校是把人用血泡三遍，碱水煮三遍，泪水洗三遍。可以看出人跟人是那样的不同。我本人接受过不少“左”的观点，对好些事情看不清，或看错了，有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现在也不能说全都认识清楚了。我不喜欢某些“事后有先见之明的圣人”，不喜欢读某些回忆录某些“××文学”。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好。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应该正视事实，正视历史，忠于事实才是忠于人民。
□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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