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该学谁？
—— 回忆一次在京中央直属机关政治学习会的情况
我从学校被分配至北京化工部属的一个研究设计院工作，不久就 经历了一件使我惊愕而终身不忘的事。现将它尽量保持原意地写出以飨对此事感兴趣的读者。根据中宣部的规定，北京的中央机关下属单位，其政治学习享有与其主管机关同等待遇。当时学习方式是由院领导作政治报告，传达上级文件或指示，然后进行小组讨论。学习时间安排在每周六下午，规定雷打不动（即不允许改换时间）。大约是 1959 年的 5 月至 6 月间的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和永不能解的疑惑。
下午两点正，礼堂满座，没有迟到的。今天是常务副书记作报告，操著胶东口音的他，严肃地说：“今天传达主席讲话，只许听，不许记，会后不讨论不传播。”王副部长在长征中主管过中宣部，这是他亲自从中宣部得到最近主席与康老有关我国农业问题讨论的对话，新颖而特别，很值得让大家深思。
他们的对话内容是：
主席问康老说：“农业的形势不好呀！”康老回答：“唔。”主席继续问：“康老，你是专家，你看怎么办？”康老回答：“苏联的集体农庄呢？” 主席斩钉截铁地说：“扯蛋！”康老接着问：“我们不是有人民公社吗？”主席反问道：“那样搞行吗？”康老无语。主席问：“上次叫几个秀才写的那个调查报告……”康老即答道：“已经送给您了。”主席说：“哦！ 我详细翻了一下，写得有理有据，很好！”主席自言自语道：“一家几口人，几十公顷田，拖拉机、收割机、都是机械化，还有种子公司、肥料公司……” 主席最后说：“我们的农业将来就得学美国他们那样。”
上述内容是我二十几岁时亲身经历的，绝无虚拟和编造。但可能有文字和语气上的差别。因事先有规定︰“不记录，不传播，不议论。”为这次学习带来了几分神秘约色彩。由于岁月的流逝而淡薄了记忆，但因其叙事之新颖，论断之大胆，而一直铭刻于心，挥之不去。
有必要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简叙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1958 年 6 月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起，迅猛发展、扩大、调整，直至 1985 年终结。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总路线。于是便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以及超英赶美的运动。基本为两年，1960 年结束。1959 年 7 月 2 日到 8 月 16 日召开了庐山会议。
有一件值得回味地是那位胆敢传达顶层资讯的王副部长，他就是王稼祥。自 1959 年由外事单位被眨后，至化工部短暂栖身候审，这是中央对高干审查的一贯做法。他的刚直不阿和秉公办事的浩然正气，以及历史上与中央顶层的良好关系，说明只有此人敢为也。至于三不准的规定，则是他深知上面政策而为保护知情者们所设的盾。在此我大胆地猜测，就是当天传达的学习内容，极有可能仅是化工部。因为介绍时说明是他亲至中宣部搞得来的。所以知者有限，以后也未见追究。
最终的佐证：世界真小，世事真巧！事过五十五年的今天，远离事发地点万里的大洋彼岸，竟然在偶然间，我与一位同时代友人提及此事。试探性地问他，你信吗？他毫不加思索地说：我信，千真万确！我以为他打诳语，再三追问。他说他看过那篇文章。我真是喜出望外追问到底。他说他父亲沈佩麟当时任职于中央社科院某所之领导，受命于胡乔木，要求撰写一篇关于当时美、澳、新、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报告供上面作参考。他父亲把那篇文章拿回家，给当时还在念高中的他看了。此时真是有感汗颜。他读的是全篇文章，我却是听来的只言词组。我最大欣慰是终为这件事找到了佐证。最后我谨以此拙文来感谢为此文提供证据的友人沈先生以及社科院著名学者沈佩麟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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