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颜：中国的造圣文化与毛泽东的成圣之路（上）
阎长贵：质疑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
歪脖子树：历史的丑恶时刻：一个民族的自残
雷 达：荒废与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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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四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〇九期（zk2404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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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四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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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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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中国的造圣文化与毛泽东的成圣之路（上） 解 颜
【史实辨析】 质疑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 阎长贵
【乱世见闻】 历史的丑恶时刻：一个民族的自残 歪脖子树
【往事如烟】 荒废与荒诞 雷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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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中国的造圣文化与毛泽东的成圣之路（上）
·解 颜·
如果要评选中国有史以来哪一个人曾经激发起大众的最大狂热，这桂冠恐怕非毛泽东莫属。我的父辈成长于毛的新中国，对毛无比虔诚，幼年的我对此耳濡目染甚深。虽然毛已经死去近半个世纪，当代从中国偏远农村的成千上万农民到地球另一边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在怀念他。当今中国的领导人对毛无比景仰，正在竭力效仿他，其治下的社会正在回归毛时代的供销社、公共食堂和公私合营的做法。未来，在后共产党时代的乱局中，能再次激发出中国大众的狂热的很有可能仍然将是毛泽东那样的人。
毛与古代帝王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同之处是：毛除了手握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还是全中国人的精神导师。本文试图论证他之所以能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位，与中国的造圣文化有关，并且这种文化在当代依然盛行不衰，包括在一些与毛共不共戴天的个人和组织中。
１，图腾与造圣文化
萧延中在“中国崇‘圣’文化的政治符号分析”一文中总结了几位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的造圣现象的研究结果。〔１〕他首先讨论的是顾颉刚的发现：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人们只知道有一个“禹”，“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然后，“到了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秦灵公时始祭黄帝；后来又有神农氏、庖牺氏；……最后在汉代又把苗族始祖盘古引入到古史系统，于是开天地之盘古又被排在天皇之前了。”所以怪事出现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
用一句话来简单表述顾先生的发现，就是，令无数古人心向往之的三皇五帝和他们的田园牧歌时代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
萧文中提到了圣，也提到了神。神与圣的基本区别是：神是超自然的存在，不直接参与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圣，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被虚构出来的，都具有活生生的人的所有特征，都直接参与现实生活。
古人为什么要编造出那么些圣人来呢？萧延中用涂尔干对澳洲土著人的图腾崇拜的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解释：“涂尔干指出，‘图腾’的原始意思是‘我是谁’（Who I am），这显然是一个集体认同（identity）问题，而所谓‘认同’的含义又是进行‘人－我’区分……。在原始氏族社会中，这种群族身份的确认非常重要，因为在激烈残酷的竞争中，一方面，孤独的个体只有依赖于群体的保护才可得以安全地生存；另一方面，群体也只有使个体遵循严格的一致性规则才有能力对抗自己的敌人。换言之，无论从各种角度看，群体生活的内部凝聚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且内部凝聚的程度愈高，生存的竞争力也就愈强。涂尔干用Solidarity（可译为‘团结一致’）一词来指涉这种内部凝聚力。为了使‘自己人’与‘他者’有所区别，因而就需要选择某种标识以确认身份，并强制性地要求氏族成员向这一身份认同，于是就产生了图腾。这也就是说，图腾之真正的功能是社会认同。也正是这种关乎群族存亡的共同体认同，使凡俗、普通的图腾具有了神圣性。”〔１〕
图腾崇拜是原始人类部落对一些自然事物——如某种巨熊、某种大蛇、一颗老树、一座山——的崇拜。涂尔干认为，原住民的图腾崇拜的真正所指并不是那头熊、那条蛇、那棵老树本身，而是他们自己——不是他们的个体身份，而是他们的群体身份。一个部落中的所有人因为共同信仰同一个图腾而凝聚在一起，图腾是他们的集体存在的象征。
集体的存在是抽象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只能看到集体中其他个体成员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鸡毛蒜皮，而看不到集体本身的存在；或者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有了图腾，集体这个漂浮于半空中的抽象存在就凝结为一个具体的、可视的、可以为每个群体成员明白无误地理解的符号。这是抽象概念的形象化。一个人认同了群体的图腾，他也就认同了这个群体，也就把自己的群体与其它群体以最清晰无误的方式区分开来。在小说《哈利波特》中，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小魔法师们依其性格被分入有不同图腾的四个学院，如勇敢进取者进入以狮子为图腾的格兰芬多学院，深沉善谋者进入以毒蛇为图腾的斯莱特林学院。从此，对于每个小魔法师而言，自己的图腾就成为自己的群体身份的象征，他将终生为这个图腾所代表的价值和荣誉而战。
凝聚于一个图腾之下的集体具有单个个体不具有的两个特征：
首先，离开了集体的个人的生命是速朽的，而融入了集体的个人的生命是永恒的。一个个体为了集体的事业而死去时，集体中的其他人会将他的事业继续下去，因而他的有限的肉体生命有了不朽的意义。
其次，单个的个体是没有独立思考力和行动力的懦夫，而这些个体凝聚在同一个图腾之下向敌人冲杀时，他们就个个都成了勇士。所以集体的力量大于个体力量的总和。
有了共同的崇拜，每个人卑微而有限的生命就与集体的不朽意义融合在一起，个体的生命就得到升华，如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岳家军：对于那些普通士兵，那面威风凛凛的“岳”字大旗就是他们的图腾。那面大旗还在高高飘扬时，他们就士气高昂、舍生忘死；那面大旗一旦倒下，他们贪生怕死的本性就重新暴露无余，于是兵败如山倒。对于自诩为“龙的传人”的当代中国人，龙就是他们的图腾，并且这个“龙”字不只是那个张牙舞爪的虚构怪物本身；这一个字中蕴含着无数的历史和情感积淀，可以使千千万万的人热血贲张。
上古时代的人们也同样需要图腾。一方面，随着部落之间的不断吞并和整合，统治者需要越来越伟大的官方图腾来取代每个被吞并的小部落的那些杂牌图腾，于是就有一个接一个的圣被造出来。另一方面，普通百姓也需要图腾来作为他们的想象力的起飞跑道、把他们卑微而有限的生命赋予更伟大的意义。
图腾是个内容至为简单的符号，所以个体在认同于这个符号时，也必须忘掉自己的独特性，将自己简化为这个符号。这保证了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如军营中的士兵一样“遵循严格的一致性规则”。
这里简要说明“圣”字的意义的历史沿革。白欲晓认为，“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圣的原始定义是通神。”〔２〕后来，圣的这个身份被王权垄断。到了春秋时代，圣逐渐被学者们从德行、睿智等伦理角度来定义，如后来的“圣贤”一词专指道德学问第一流的人物。
另一方面，中国的君主们仍然保有圣的“通神”原初含义。君权神授的观念一直被绝大多数古代人接受，“圣上”、“圣明”、“圣旨”、“圣谕”等词都是帝王专用。
所以历史上的圣有两种并行的含义：一种是世俗权力中的权威，即帝王，他们自称其权威来自神、上天。世俗权力是靠逐鹿中原的暴力得来，靠不服即杀头的暴力来维持，所以世俗权力就是暴力权力或强迫权力。圣的另一种定义是由从道德伦理定义的权威：这些人是大众之中的“人伦之至“、“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
２，崇神体系与崇圣体系
这一节把以圣为崇拜对象的崇拜体系（下文中称为崇圣体系）与以神为崇拜对象的崇拜体系（下文中称为崇神体系；以基督教为例）做个比较。
首先是它们的共同之处：
首先，神与圣所代表的伦理价值和行为方式都至高无上、不可亵渎、不允许挑战。
其次，神与圣的理论都能解释一切，其中不存在任何矛盾和冲突。
最后，神与圣分别是其统摄之下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判断准则和行为准则的终极制定者，所有人都必须服从。
然后是两种体系的不同之处：
首先，在崇神体系中，在神之下的俗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比如，《旧约》中以色列的王与普罗大众同是神的子民，都会犯错、都要接受神的律令的约束；他们之间只有世俗事务领域的高低之别，没有伦理道德领域的高低之别。在中国的崇圣体系中，圣虽然是肉身，却是规则的终极制定者；他们完美无缺、他们与其他人之间在世俗事务领域和伦理道德领域中都是不平等的。在现实社会中，在最大的圣与普通人之间又存在着各种较小的圣（下一节中有详细讨论），形成各种等级的规则制定者，在下者从思想到行为都必须服从在上者。因此，崇神体系是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的社会，而崇圣体系是等级社会，各种大大小小的圣占据了金字塔上层的每个节点。
其次，在崇神体系中，握有世俗权力者要对神心存敬畏。天主教中的圣徒虽在汉译中有“圣”之名，但其本质是神的奴仆，其超人的执着和勇气等美德都是来源于对神的顺服。在崇圣体系中，那些在世的圣自己就是规则的终极制定者，所以他们不需要对任何人或神心存敬畏，因此其人格的缺陷也容易放大为具体政策的缺陷，对社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第三，神是永在的，神体现的基本伦理原则是得到多数大众认可的伦理原则，所以崇神体系的社会有较高的连续性，改变的尺度通常只限于对神意的不同阐释，对神的全面反叛则很难有立足之地。但圣是肉身，所以任何握有世俗权力者都可以不断造出一些新的圣来。今圣可以完全推翻昔圣的地位和训令，将其势力范围之内的整个话语体系全部改写，这就是俗话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比如，毛泽东和共产党建政后把自己治下的社会称为新社会，而把在此之前国民政府治下的社会称为“万恶的旧社会”。于是，与从前社会有关的所有事物、人物和价值一概被涂上邪恶的色彩。
第四，崇神体系中人与神的交流方式和崇圣体系中人与圣的交流方式不同。在崇神体系中，普通人与神的对话方式是祷告，而祷告的本质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与自己的终极价值观的对撞。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最终取决于他自己的终极价值观的裁决。在崇圣体系中，普通人与圣没有直接交流的渠道，这意味着指导人行为的准则较少来自内心的指引，较多来自外部社会的压力。一个例子是儒家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仁”：一些学者以“仁”字是两个人作考证，提出“仁”的标准不是基于人内心的内在标准，而是基于社会规范的外在标准。相比之下，以“心”做偏旁的“愛”字未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
第五，神高高在上，只规定抽象的道德原则，如不得作恶、要爱人如己等，对柴米油盐的具体俗世生活的插手较少，普通人的行为自由度也较高。圣则是肉身，是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所以经常制定出相当具体的理论和规则，对具体俗世生活的干预较深。虽然一些圣是后人所造，并不生活在现世，但后人造圣的目的是要拉大旗做虎皮，靠前世的圣来规范现世的生活，所以普通人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度较低。
最后，基督徒是通过个人对神的信仰而获得行动力，群体对于个人行动力起到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而在崇圣体系中，圣是群体的象征，普通人的生命意义与圣所代表的群体——如家族、信仰团体、民族——密不可分。普通人只有完全蜕去自己的独特性、化为群体的一个没有特征的个体之后才能获得行动力。在整个群体中，最大的圣的生命就是群体的生命，其个性得以最充分的伸展；较小的圣的个性得以较少的伸展；普通人的个性被完全压制。这与蚂蚁洞穴里蚁后与工蚁的关系类似。
３，圣王与圣团队
萧延中接着介绍了刘泽华关于圣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研究：“如果说商及其以前的中国社会，‘神’及其神化还在政治思想中占有绝对的意义，那么，在商—周转变之际、特别是周初时期，‘圣人’就逐渐替代了宗教意义上的‘神’。他说：‘圣化则显示了政治思维从神向人的转变，……圣人成为政治思维过程中的最高范畴和终极的决定力量，是理性、理想、智能和真、善、美的人格化，它不仅是社会和历史的主宰者，而且在整个宇宙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经天纬地、扭转乾坤、‘赞天地之化育’的超人’。”〔１〕
与此相关的是“圣王”的概念：“圣王是贯通客体、主体、认识、实践的枢纽，是一个超级的主体，主宰着一切，是真、善、美的化身，是权力最合理的握有者。圣王是一个极大的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关系着中国的文化的特点和特性。我们固然可以说它是对王的提高，但也可以说是对圣的占有。圣王之道成为绝对的真理，只能遵循、崇拜，不可质疑。”〔１〕
刘泽华的研究表明：
首先，中华先人的信仰体系也是崇神体系，后来被有权力的人自居圣位，取而代之。
其次，圣不是中国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概念中无足轻重的其中一个；它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和顶峰，与神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相当。
最后，崇圣体系虽然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但被暴力权力牢牢钳制。圣是王创造出来的符号象征，其形象要符合王所定义的真善美的标准。是王的暴力权力给圣赐予了道德权威，所以圣的道德权威要服务于王的暴力权力。
圣与王的这个关系符合情理：既然圣有绝对的道德权威，握有暴力权力的王不可能不拿过来善加利用。有了权力，就可以造圣；三皇五帝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英雄故事都是后代握有话语权者造出来的。孔子也被钦定为圣人，是因为儒家学说符合帝王统治的需要。没有不被王权制约的道德圣人，也没有不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王权。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文化。
有了权力，还可以给自己封圣，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圣王。圣王进而把自己的理念体系及其代表人物都封为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树起图腾。于是，崇圣体系的成员崇拜的不只是一个圣，而是一个“圣团队”。圣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圣王钦点的一些符号，如同如来佛两旁侍立的罗汉。
由此可以把圣作一个广义的定义：不只是尧舜禹、周公、孔孟等有官方钦定圣人之名的人才是圣；所有不可被挑战、不可被亵渎的符号都可以称为圣。这可以包括：
（１）政治领袖，如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
（２）道德偶像，如古时候的二十四孝、贞节楷模、当代的雷锋；
（３）理论家、思想家，如马克思、鲁迅等；
（４）英雄烈士，如古时候的岳飞、当代的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草原英雄小姐妹；
（５）社会阶层代表，如工人阶级中的王进喜、知识分子中的钱学森、袁隆平等。
从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到，他们每个人代表的象征意义都完全符合其“圣团队”的宗旨。看起来，有的圣是自己给自己封的，如洪秀全、毛泽东；有的圣是被后人封的，如孙中山。但他们的封圣都是某个强大的权力集团通力运作的结果，其目的都是给这些以暴力行走江湖的集团的脸上涂上道德的胭脂。
袁伟时记录了孙中山的封圣过程：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１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１４３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４月１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３〕
说孙中山“手创中华民国”不符合史实，但是蒋介石需要一个圣来托起他自己和他的政府的合法性，于是孙中山便成了圣：“孙文成了中国和世界的救世主。从此对孙文只准顶礼膜拜，对其言行不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学术探讨。神化孙文，不过是神化其继承人蒋介石和国民党。他们以真假参半的孙文为符号，着力推行极权统治。孙文成了他们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４〕
一个人的生命有许许多多复杂的方面，而圣是一个大大简化的符号。所以，一个人被权力体制封为圣时，其人格的许多方面也被大大剪辑、简化。在从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到一个符号的简化过程中，哪些方面该舍去、哪些方面该保留、美化，都是因权力体制的需要而进行的。以人尽皆知的圣人孔子为例，其言论集《论语》涉及的内容广泛而有趣，而其中一些内容并不符合后世统治者的意图，所以孔子虽然贵为儒家始祖，《论语》在“四书”中只能屈居第三。板着脸说教的《大学》取而代之，成为“四书”之首。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鲁迅和马克思作为活生生的人的许多性格侧面也被大大剪辑，只剩下两个对体制有用的符号。后世关于这些人物的争议也经常不是关于这些活生生的人，而是关于这些符号的象征意义。
从更小的社会单位来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每个家族的祖先都可以称为圣，他们都是至高至善、不容亵渎或挑战的人物。当代的父母仍然经常在孩子面前把自己塑造为完美无缺、容不得任何挑战的圣。
人们通常把崇神体系称为宗教。那么，崇圣体系是否也属于宗教呢？
涂尔干给宗教下的定义是：“宗教是关于神圣事物的有系统的信仰和实践；神圣的意义是它高于世俗生活、完美无缺、不可反驳；奉行这些信仰和实践的一群人一起相处，成为一个伦理共同体。”〔５〕从这个定义来看，并不是只有崇拜超自然对象的体系才是宗教。只要崇拜对象具备至高无上、不可质疑、不可亵渎的神圣特征，而对这个对象的信仰及其相关生活实践是组织性、系统性的，这个信仰体系就是宗教。所以根据这个定义，中国的崇圣体系是当之无愧的宗教。
与崇神的宗教相比，崇圣的宗教还有另一个特点：因为圣是人，而不是超自然现象，崇圣体系就更少一些迷信的色彩，更多一些科学的光环，也因此也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有更强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圣的原型本来是活生生的人，但在被封圣之后，他们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就变成了一些极度简化的符号，也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众心目中的圣也是与神一样的超自然现象。
４，毛泽东的成圣之路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个组织的生存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的生存遵循的是同样的规律：要想在血的搏斗中存活、壮大，它必须寻找到一个最有能力凝聚起其所有成员的意志和欲望的图腾。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寻找这样的图腾。
“Violet Cressy－Marcks（注：英国战地探险家）在延安的一个大会上见到了作演讲的毛泽东：‘毛泽东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不打任何手势的演讲家。他把双手背在身后，连着讲了三个小时。他没有预先准备的讲话提纲，只是注视着他的听众们。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大厅里只有一两盏马灯在讲台前的一根绳子上轻轻摇动，其它地方都黑沉沉。在我的前后左右，那一张张专注的脸和一双双严肃的眼睛一刻也没有从毛的脸上离开过。大厅里静得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６〕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图腾。
毛在中国共产党的诸多领导人当中能脱颖而出有许多原因。本文只讨论其中一个：他在大众之中的强大感召力。这种感召力来自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他极为丰富的联想能力。他能从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看出普遍规律、找到简单的比方来阐释大的道理，比如他创造的“东风压倒西风”、“三座大山”、“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等比喻至今仍在被广泛沿用。大多数魅力型领袖都有这样的能力。将复杂事物简化为形象的比喻的一个最有效的应用是聚焦怨气和仇恨。比如，一个“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比喻就可以把数千万的地主、富农、有海外关系者、资本家都打入可得而诛之之列。
另一个来源，也是本文试图着重讨论的来源，是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呼唤与中国大众的诉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美国精神病学家利夫顿首先注意到毛对死亡话题以及与之关联的生命终极意义问题的特别兴趣。后来萧延中又对此加以进一步讨论。
“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方面很多很多，其中对生命意识的明显偏好或许也是其重要的方面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区别于他人的一个突出的‘文化—人格’特征，就是对死亡不仅毫无忌讳，而且还屡屡公开坦言。对他来说，死亡即使不是一个‘永恒话题’，也至少可以说是一餐日用不知的‘家常便饭’。从青年时代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死亡’及其‘死亡的意义’，都潜在地伴随着这位世纪伟人，自始至终流淌于他的血液激流之中。”〔７〕
毛对死亡话题有特别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利夫顿和萧延中所谈及，是他与死亡打过太多的照面：年轻时以自杀相威胁，迫使严苛的父亲让步；目睹反抗体制者被枭首示众；参加革命运动后许多亲人被处决；自己经历过数十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险境。
但这只是个外因。同样的外在经历在不同的人那里激起的反应并不相同。在那个动乱年代，与死亡经常谋面的中国人何止千万，但只有毛泽东能把死亡谈得那样津津有味、那样富于诗意。这里讨论两个可能的内因：
首先，每个人感兴趣的问题不同。一部分人更关注现实的、眼前的、物质的世界，而对视线之外的精神世界和长远问题兴趣不大；另一些人则喜欢关注精神世界和长远的问题，并以这些思考来指引自己对眼前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应该属于后一种。比如，他经常有不顾眼前的现实条件而冒险豪赌的事迹，如出兵朝鲜、发动大跃进等，这与他喜欢从长远处着眼的思维方式有关。喜欢关注长远的问题，就很难不注意到地平线尽头的那个终极问题，由此引发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
其次，在艰苦搏斗之后到达事业顶峰的人通常都是性格强悍、欲望炽烈的人，而这样的人在“登顶”之后其强悍性格和炽烈欲望并不会忽然消失。他们非找到下一个征服的目标不可，而在他们一览无余的视野前方，他们一眼就注意到的便是自己肉体的速朽。秦始皇只懂得去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毛泽东则很清楚肉体的有限。他要寻求更伟大的不朽。
萧延中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理解死亡话题：“所谓生命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死亡驱力’（death drive）作为衡量尺度的，因为把生命意志直接地理解为‘对于自我生命的关照’是如此地空泛化，以至于它不足以凸现个体意识的基本特征；……面对死亡才能彻底洞悉隐藏在潜意识内核之中的‘本我’个性。”〔７〕
“死亡驱力”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当可理解为：人在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时，决心要让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出最大的意义，即使这意味着痛苦、冲突和毁灭。
对于毛泽东，这意义就是他的革命大业的万世不朽。
人一旦明白了自己有限生命的无限意义，其生命就活力倍增。然后，他用自己对问题的超凡阐释能力将这个意义昭告天下。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东亚病夫，整个社会浸泡在鸦片烟的幻觉中。不管是威风凛凛的朝廷还是不可一世的地方军阀，随便某个列强的几艘军舰或一个小分队过来都会把他们打得跪地求饶。“至于百姓，就像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的生长、枯萎、死亡，已经有四千年。”（鲁迅）他们萎靡的生命力太需要激发、振奋、找到意义。
毛的出现正逢其时。“毛泽东的征服死亡焦虑的呼唤，再加上其个人的遭遇，对于一个在２０世纪上半叶饱经流离失所、兵荒马乱和家破人亡之苦、从未能摆脱死亡焦虑的纠缠的民族而言尤其有说服力。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极度渴望看到能为自己的集体存在重新定义秩序、重新赋予象征意义的思想和行动。”〔８〕毛泽东的横空出世为他们的集体存在重新定义了一个强有力的秩序、重新赋予了象征意义。
萧延中注意到，在毛的众多文章中流传最广的是“老三篇”，而在这三篇文章中，有两篇是悼词：《为人民服务》是为张思德去世而作、《纪念白求恩》是为白求恩去世而作，而悼词的主题就是有限的生命的不朽的意义。第三篇《愚公移山》虽然讲的是一个神话，但主题仍然是如何将有限的生命化为千秋不朽的事业：“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
这三篇文章都是写于１９４０年代。后来它们被权力体制挑选出来作为全民学习材料，当是因为运行共产党这样的极权组织，在成员之中制造恐惧感虽然是必要手段，但只靠恐惧感还远远不够。这个组织必须有能力激发出成员们的强大生命力、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向着图腾指出的方向浴血拼杀，而毛泽东直面死亡、超越死亡的宣言就有这样的魔力。死亡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挑战，生命的意义是挡在每个人面前的主题。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无所有的中国底层大众一旦聚集起来、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的敌人便只能发抖了。
“一位能将这些超越层面的理念传授给其跟随者的领袖就能把最严重的威胁和撕裂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使命。他就能把最令人瘫软的死亡焦虑升华成对死亡的一种征服、一种战无不胜的镇静。他就成为所有的极权运动都渴望找到的那种全知全能的领路人。……毛泽东思想就不只是一幅描绘未来的细致图纸，而成为‘道’、成为对一种最崇高的存在模式的呼召。”〔８〕
萧延中对此的理解是：“对死亡做超越的理解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信仰性质，就与某种高出物质生命的崇高信念相联系，就是一种对于精神重于实体的信念。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所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所展示正是那种‘灵魂不朽’的‘革命精神’。对于一个处于混乱、耻辱和倍受压迫的‘民族—阶级’整体来说，没有比从集体存在的‘永生灵魂’中更能获得个体安全的保护和需求了。卑微的‘革命者’如果信奉这种关于超越死亡的高级呼唤，那么他们就能将最严重的危险和崩溃转换为某种极其崇高、安稳有序的使命感，并且将克服人性中最为致命的‘死亡焦虑’，而在‘期盼的欢愉’中迎接‘永生’。在这个意义上，在搏斗中死，是为英雄！”〔７〕
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图腾。一个个卑微的生命被赋予了伟大的意义。当他们的领袖勇敢地向死而生，也号召他们勇敢地向死而生时，他们萎靡的生命力为之一振。毛的呼召——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穷人翻身、国家扬眉吐气——也正是大众心中最想要实现的欲望。
毛对大众的呼召有现实和浪漫的两面。其现实的一面是聚焦大众对现实的不满。这与深植于中国大众心中的仇恨情绪一拍即合。假如甘地降生在当时的中国，用他的不起恶念、不出恶语、不作恶行的原则发起争取自由权利的运动，他将会应者寥寥。其浪漫的一面是毛对死亡和暴力的浪漫化，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宣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对普通大众惊恐而卑微的生活的超越，给他们指明了通向其有限生命的最高价值的路径。
在涂尔干的研究中，土著人通过图腾崇拜获得了生命力。同样，在１９４０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农民在毛泽东现实而又浪漫的呼召之下获得了生命力，而毛的图腾地位也牢牢确立。
另一方面，向死而生不能只是空洞的号召。生命的意义要在每日的行动中实现。共产党强有力的极权组织形式和暴力宗旨就提供了实现这些意义的切实路径。一个人的生命是卑微的，但是，一旦融入集体、一起跟着图腾向前拼杀，他们就找到了他们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强大行动力。
“在对死亡的沉思中，毛泽东所焕发出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激愤和顽强的意志，而且更由此激活了某种不可拆分的历史和政治的整体精神。在超然的革命之‘道’中，饱含着个体意志（幸存者情结），融汇了政治理念（社会主义理想），还镶嵌着民族主义（国家独立）。这样，‘死亡创伤’就超越了个体的躯壳，而融入进某种群体精神之中，其政治心理效能就可通过集体记忆得到释放，而某种源于个体又超越个体的政治动力就被赋予了物质的能量。”〔７〕
这种昂扬的群体精神在那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歌曲中俯拾皆是，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士兵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一路高歌，舍生忘死，虽然是小米加步枪而所向无敌。
５，组织的造圣机制
圣是不能有短处的，所以组织要在所有可能的方向做工作，将璞玉打造为从每个角度看过去都异彩夺目的和氏璧。高华对此有生动的记录：〔９〕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１９４０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东当时所亲近的‘笔杆子’，陈伯达、和培元更是毛泽东的秘书，由这批‘秀才’率先宣传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中共高层领导不会不知其中的含义。
“１９４３年７月６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继而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著名的〈论党〉），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１０５次，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创者——版权归刘少奇。以至二十多年后，刘少奇被毛泽东抛弃，遭受残酷批判时。还抱屈叫冤，声称‘毛泽东思想’是他首先提出，并号召全党奉为指针的。”
“在中共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抑或是江西苏维埃时期，都没有颂扬党的领袖的传统，对党的领袖进行大规模的颂扬、赞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的同僚，他们率先对自己原来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迅速地将毛泽东捧成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从１９４２年开始，中共重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赞美已形成高潮，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各大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加入到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中。”
一个只拥有暴力权力的王从此加冕为同时拥有暴力权力和道德权力的圣王。
从高华的叙述来看，毛泽东的加冕之路离不开其出神入化的权力运作和共产党对其成员拥有绝对控制的极权特色。但如果只有这两个因素，还很难解释为什么毛如此之多的政治对手对其残酷清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毛泽东成功地把当时的共产党变成了一种宗教。在一个宗教组织中，教主的地位与其他领导人的地位有质的区别，如同拈花讲经的如来佛与两旁侍立的罗汉之间的区别。
毛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自于大众对他的真诚拥戴，或者说，来自于信徒们的盼圣情结。他们没有独立思考力和行动力，当不了孤勇者，只能苦等一个图腾来撑起他们的灵魂，招呼他们“同去同去”。同样，毛周围的那些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虽然部分是由于不敢违逆“大合唱”的大环境，部分也是出于这个群体生存和壮大的需要：尽管毛的身上有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但如果没有了这个图腾，他们就只是一群东突西窜的流寇土匪。那些颂词并非句句都是违心。历史上，太平天国的强大战斗力离不开他们的图腾——洪秀全，〔１０〕而毛泽东除了有洪秀全的教主光环，其运作一个庞大组织的能力比洪更强过百倍。
前面提到毛的秘书们１９４０年在党刊上捧毛为伟大理论家的行动没有遭到任何有力反击，这个事实或许可以证明那时的毛在党内已经拥有了教主或图腾的实际地位。
但教主需要每一个教徒的心服口服。在圣的大树之下，一寸杂草都不可以生长。
短短几年之间，通过他自己的权力运作、其支持者的大力鼓噪，以及那些心有微词者不情愿却不得不加入的“大合唱”，他的“圣位”在党内正式确立。至此，集体中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被消失。圣的声音就是集体的声音，集体的运作权力和思想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脑中、手中。华夏大地成为毛泽东一个人的舞台。
毛泽东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向圣的方向拔高，也不只是个人虚荣心的需要。他已经把自己等同于中国，把自己的命运等同于中国的命运。他曾经向来访的斯诺表示，“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他知道他的人民需要一个强大的图腾才能找到生活的方向。
萧延中说：“传统中国人向政治‘正当性’认同，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向世俗王权认同。但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世俗王权则以各种名义获取神圣的政治符号资源，从而在世俗政治权力的网络中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１〕换句话说，普通人不是只屈服于赤裸裸的权力；他们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只是世俗王权同时也掌握了定义真善美的权力。这就是王权与土匪的区别：土匪只有赤裸裸的暴力权力，而王的权力是披上了真善美的外衣的暴力权力。
在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成功的共产党政权都分别拥有自己的图腾：苏联有列宁和斯大林，越南有胡志明，柬埔寨有波尔布特，北朝鲜有金日成，古巴有卡斯特罗。这些政权与中国共产党一样，由于其极权特征和暴力宗旨，只有找到一个既有强大道德感召力、又有铁腕手段的领袖才能吸引来最多的参加者，并让他们为其宗旨痴狂。
６，圣王尽情挥洒的王国
毛泽东在夺得天下后，一直到去世都是中国大地上唯一的图腾。在后来人看来，他生命最后一程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是一场不可思议的闹剧，在当时却几乎所有的人都深度进入角色、为之痴狂：
“每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１９６６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化大革命，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化大革命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１１〕
去世前几个月，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向身边群臣总结自己的一生：“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结果来看，两件事似乎很难相提并论：前者是帝王霸业，后者是无果而终的一场闹剧。如何理解毛对后者如此的看重呢？
利夫顿对此的解释是：毛最看重并愿意尽平生之力为之奋斗的目标是“革命之不朽”（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１９６０年代初，毛感到自己生命的终极意义——他的革命大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对他而言，还有比自己的肉体的死亡更可怕的威胁，那就是他的革命事业的死亡：
“毛主义者经常列举革命事业正在遭遇的各种威胁，包括‘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小资产阶级残余’，和‘现代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他们必须防备的可能葬送革命——或通过暴力、或通过狡猾伪装的方式——的终极敌人，但这个威胁是外在的、容易发现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残余则加倍危险，因为它们的毒素在人们的心中，很难发现，所以要对它们进行不断的思想改造和清洗。但是近来出现的最大的威胁是现代修正主义，因为它既是一个外在威胁——来自从原来的朋友变成敌人的苏联，又是一个内在威胁——来自一些曾经走过革命道路而后来思想蜕化变质的人。现代修正主义比其它的敌人对革命事业的威胁严重得多、也迫切得多。”〔８〕
当他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时，他反击这个最危险的敌人的紧迫感就更为强烈。
圣是速朽的肉身，那么在自己的身体消灭之后，自己的伟大事业还能否继续？这是每个自封为圣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亲手缔造的大业在身后被轻易摧垮，这就等于自己一生的奋斗一钱不值，这对于这些无比自负者将是多么残酷。
毛找到的对付敌人的办法可以从他看重的一个称号中有一些了解：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底，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起草的１９６８年元旦社论时，要求把‘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划掉，但汪东兴问毛泽东：‘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毛泽东回答：‘那就留下一个吧’、‘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于是，１９６８年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１２〕
毛在晚年被冠以人世间各种最伟大的称号，但他自己唯独最喜欢“导师”这个称号，是因为他极为看重自己改造中国人思想的能力。他要指导年轻人接过自己的火炬奋力向前。他为这场伟大运动取的“文化大革命”的名字当然不是随便抓来的。他想要的那个中国只有通过文化层面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
（未完待续）
□ 来源：《华夏快递》２０２４年２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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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辨析】
质疑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
——读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有感
·阎长贵·
一、张颖等的说法流布很广，简直成了不刊之论了
１９７２年８月，江青会见来访的美国某大学的历史副教授罗克珊·维特克，两次（一次是８月１２日在北京，一次是８月２５—３０在广州）共谈了６０多个小时，江青热切希望和要求维特克学习３０年代访问陕北写出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的斯诺，为她写传记，江青向维特克比较详尽（还是有不少隐讳）地谈了她的一生，其中特别引人注目和诟病并闹得沸沸扬扬的是她谈西北战场的情况。所谓“西北战场”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９４８年３月，毛泽东和党中央撤出延安，他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留在陕北，一方面指挥陕北彭德怀率军抵抗和反击胡宗南，一方面指挥全国的整个战场。江青是随毛泽东一直留在陕北的唯一一位夫人级的女同志。这是江青一段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经历，所以她特别仔细和认真地向维特克介绍了她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情况。
应该说，江青随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这段经历确实不简单，值得肯定和称道。江青谈这段经历当然主要是为了宣传和炫耀自己对建立新中国的功劳。维特克写到这个问题时说：“在那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考验人们意志的长征中的幸存者，成为一代革命的创始人，被称为‘长征老战士’。这种地位的差别永远是江青的一个劣势，同时也促使她在另一次谈话中谈起后来她参加过的解放战争。”（见《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６，第１４６页；以下该书简称《江青同志》，这也是维特克英文版原名）所谓江青参加过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随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
关于江青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她向维特克究竟谈了些什么？据全程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外交部新闻司原副司长张颖女士在“文革”后（注意是在“文革”后）写的关于这个会见的书籍（《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以下简称《风雨往事》；《外交风云亲历记·“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该书以下简称《亲历记》）和接受的访谈中，不止一次地说江青称“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或“共同指挥西北战场”。我们看看她书中记载的一些说法。
——“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见《亲历记》第２１７页）
——“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见《亲历记》第２３０页）
——“……她（指江青）还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斗，真有那回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还指挥打仗？”（见《亲历记》第２４５页）一位参加会见的姓陈的工作人员跟张颖说。
——“我看江青简直是疯了，什么西北战场是主席和她共同指挥的，瞎吹！许多话她不该说的。老张，明天我给她少翻一些，怎么样？”“我想可以，有些少翻，甚至不翻。反正江青又听不懂，那位女士的中文水平又不怎么样？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部分对外影响。”（见《亲历记》第２４７页）这是参加会见的翻译小沈和张颖的对话。
——江青：“……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指维特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见《亲历记》第２４９页）这话是江青听张颖说维特克“对战争听不大懂、想听你私人的故事”的话后说的。
——我向总理汇报时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大笑话吗？”（见《亲历记》第３１２页）
如此等等，就是在张颖书中所谈的江青所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情况。应该指出，张颖等这种说法传播和流布很广，几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都信以为真，传来传去，简直成为不刊之论了。
二、维特克如是说
我们再来看看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中关于江青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一些说法。
——她（指江青）和主席待在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见《江青同志》２０２页）
——“我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北京会见期间，江青明确宣布，似乎要消除一种相反的假定。（见《江青同志》第１９４页）大家想想，和战士“相反的假定”是指什么？
——江青被任命为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转战中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江青说：“在陕北战斗中，我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工作，但有人说我是做军鞋……”。她说将集中叙述亲眼目睹的西北战场的情形。（见《江青同志》第２０４、１９６页）
——他们（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一开会，江青就不得不离开窑洞，待在一个驴棚里。（这段可笑的回忆让她很开心。）……中央领导人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才把她叫了回来，听到她的抱怨，还教育了她——江青是这样说的。（见《江青同志》第２０６页）
——在佳县休息时……主席召开了一次领导人紧急会议，重新制定战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她还是感受到军中的紧张气氛。（见《江青同志》第２１５页）
江青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的会议，她怎么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至于江青和毛泽东的单独接触时，她关于西北战场是否出过什么主意，提过什么建议，这只能推测，不能作为历史根据。在二十世纪４０年代，江青和毛泽东虽早已结为夫妻，但还不能像“文革”中那样开“夫妻店”。
江青似乎确实没有向维特克说她“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江青除了凌凌乱乱地向维特克介绍了西北战场的一些情况和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她特别不止一次地向维特克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江青说，毛主席坚持留在西北战场，在那里指挥全国的战争。他同时指挥着两支军队：我们的和敌人的。他把敌人引到我军能够吃掉他们的地方。“我亲自见证了他的指挥艺术。”（见《江青同志》第２００页）。
江青说：１９４７年夏，战场上的敌军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毛主席负责制定全局的作战方针。他首先统帅着自己的军队，同时也在指挥敌军。敌军跟随我方行军的路线前行……（见《江青同志》第２１０页）
《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这是毛泽东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江青说，她对这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因为是听主席念稿时一句一句记录下来的。然而，她立刻补充说明，全文都是主席原话。（见《江青同志》第２１８页）
这就是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所记载的江青谈西北战场的情况。不难看出，维特克和张颖的说法截然不同，究竟谁说的符合实际？无疑，这是需要辨证清楚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
三、质疑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
对所谓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问题，我提出若干质疑。张颖女士１５岁就到延安，是革命的老同志，我对她非常敬重，她关于江青会见维特克情况的书，也使我们了解到不少有关的情况，但对她所说江青称“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记载（姑且不说其他），实在不敢苟同。
首先，张颖对所谓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说法，也提出了相反的证明。如张颖记载江青所说：“４月１２日到王家湾，距敌人只有２０华里。在这里我们住了将近两个月，直到６月７日。几个人挤着住两个窑洞，我和毛主席住里面，总理、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住外间。他们一开会，我就到驴棚里。”（见《亲历记》第２３４页）这里说的和维特克《江青同志》中的记载基本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即不能参加领导人会议，江青怎么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第二，是不是江青所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话，维特克没听懂、没记上呢？按照张颖等人的说法，维特克“既不能听又不能讲中文”，对中国革命史“一窍不通”。“对中国什么也不懂”。鉴于这种情况，翻译说“明天我给她少翻一些，怎么样？”张颖说：“我想可以……反正江青又听不懂，那位女士的中文水平又不怎么样……”（见《亲历记》第２０８、２１２、２４７页）。——按照张颖等对维特克的这种描述，是很可能发生她没听懂、没记上的情况的。
然而，维特克是这样一个人吗？把《江青同志》从英文译成中文的范思先生说：“作者维特克毕业于美国史丹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１９６０年代在台湾作研究工作，懂中文，能听能讲。１９７０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博士学位。她专攻中国近代历史，尤其中国革命中的女权问题，属于美国知识界的左派。１９７２年访问中国时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分校任教。维特克是一位成熟的美国学者，没有被江青利用，在此书中客观描述与分析了她奇迹般见到的江青，既不盲目吹捧，也不蓄意贬低。”（见《江青同志》中文版说明）对维特克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相信范思先生的评价。
要不，我们怎么看待维特克女士写出的《江青同志》一书？
范思先生告诉我们：“海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见《江青同志》中文版说明）
维特克“懂中文，能听能讲”。显然，对江青的谈话“不翻或少翻”，骗得了江青，却骗不了维特克。张颖等说，江青“老说”即不止一次地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斗”，怎么维特克一次也没有听到、也没有记录？
在国内，就是很不应该贬损维特克的张颖女士也不得不承认：“作者（指维特克）并没有盲目的（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有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至于这些内容是否准确，别人可以去考证评论。但对当时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作者都作了相当具体详尽的记述。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的。”（见《亲历记》第３２９页）
这个评价不错。按照张颖女士对维特克及其所著《江青同志》的这种评价，可不可以“设想”维特克把江青所说“和毛主席亲自或共同指挥西北战场”一类的话给“修改”了？我觉得，如果做这样“设想”，那简直匪夷所思！
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先生对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作了很高和比较恰当与全面的评价。他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在给我的信中说：
“《江青同志》当然算得上是后人研究江青生平和思想的一本极重要的参考读本。
“严格地说，罗克珊·维特克虽然是一位不错的中国问题专家，但《江青同志》并非是一本研究江青的专著而是由维特克整理的江青关于其一生经历的口述记录。所以，不能也不必要求此书对江青的所有说话（包括所谓‘自吹自擂’）加以评论、验证和核实，只要此书所记录的是１９７０年代初江青的真实思想就足够了。以口述史的标准衡量，此书还原一个本来面目的江青、‘精确地转达她所说的话’（维特克语）的目的，基本上是达标的。
“在维特克之前及之后，从来没有人能有与江青对话六十小时并详加记录的‘荣幸’。这就保证了《江青同志》的主要素材来源是独特的、第一手的。根据维特克在该书‘序言’中的说法，该书是在江青表达了出版愿望的情况下得到‘授权’的。在北京的谈话，维特克未有记录，中方在两周后将经整理过的谈话记录副本交给了她。‘如我所料，一些诋毁林彪的惊人话语及其对于她身心健康的伤害，从官方记录中删掉了，但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应她的要求，这些细节也没有出现在本书中。’而在广州的会晤中，维特克自己作了笔记。‘包括她说的大部份话以及我对她的观察，她的言谈举止，行坐起卧，以及其他人的参与。’江青保证我会象（像）第一次那样拿到一份记录副本，但此承诺一直没有兑现。所以，此书写作过程中绝大部分依靠的是维特克自己的笔记。而这样做反而有好处：‘他们不交出江青谈话官方版本的决定，使我有了出版这本书的自由。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有关的评价，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解读，而不仅仅作为江青的传声筒。’
“维特克毕竟是一位仅粗通中文的外国人，因此，在记录和解读江青的谈话时不可避免有一些错讹或不到位之处。如第十五节‘林彪弄巧成拙’中，江青‘回忆１９７０年对北京中山公园碧云寺令人紧张的访问’，‘因为她所钦佩的负责文化事务的吴德（彭真被罢免后任北京代理市长）有其他事情，她便由王力（１９６７年被指控属于５１６兵团）陪同。王力是个笨蛋，她厌恶地回忆说，那天表现得很不谦虚。’碧云寺应在香山而非中山公园，王力既然１９６７年已倒台且还在囚禁中怎么会在１９７０年出现陪同江青？幸好，类似这样明显的错误全书并不多见。
“顺便说一句，《江青同志》原著英文版１９７７年面世。加上俗气的“红都女皇”书名的中译本２００６年由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译本并未得到原著作者的授权，印了一版在维特克提出异议后停止发行。中译本定价港币１２０元，由于印数稀少，现已一书难求。”
我完全同意余汝信先生观点，我希望余先生的观点能够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共识。
第三，张颖说第一次即８月１２日江青会见维特克的谈话记录是送给了维特克的（对此维特克也承认）。总理看过这份记录，并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改过。（见《亲历记》第３１４页）江青不止一次说她的谈话记录“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还在“铅印好了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字样。”（见《亲历记》第３１３页）江青明明白白地说，在西北战场总理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见《亲历记》第２２５页），她又深知总理严肃认真和极其仔细的作风，她若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难道她不知道这通不过总理的审查？她这样做不是明摆着要在详知西北战场情况的总理面前丢面子吗？江青也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人，她会干这种蠢事？！
第四，仿佛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记住，那就是：江青会见维特克，不是在别的年份，而是在１９７２年，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忽略的。
先介绍《江青同志》中的一段记载。维特克说：在江青谈到过去的工作之际（指３０年代初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我向她提示了当年她和毛泽东相似的生活道路。１２年前，毛泽东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俩都是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大量书籍，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著作，也都是在此后的一年里加入了共产党。江青直截了当地反驳说“我不能和主席相提并论。他在各种岗位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我只是在学生、农民和工人中做了少量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部队工作过一段时期。”（见《江青同志》第６７页）所谓“解放战争时期在部队工作过一段时期”，就是他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如果江青“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这不是和毛主席“相提并论”以及平起平坐了嘛！
众所周知，１９７２年，毛泽东虽然受林彪事件严重打击，但他还健在，头脑也清楚（改善中美关系，接待尼克松来访就是明证），江青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什么“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这种胡话吗？尽管“１９７２年正是江青得意忘形的时刻”（见《江青同志》第１２１－１２２页），但她还是绝对不敢触怒“龙颜”的！
□ 摘自阎长贵：《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红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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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见闻】
历史的丑恶时刻：一个民族的自残
·歪脖子树·
文化大革命以革命的崇高名义激活了最卑劣的人性，唤醒了人的心魔：愚昧效忠、个人崇拜，揭发告密、栽赃陷害，阶级杀戮、文化破坏——这些反人类文明现象成为当时社会常态。运动的主流派——从共和国的领袖到共和国的顺民扮演着不外乎霸王、流氓、疯子、小丑这几种角色，或者一人兼其中若干角色。
我展示几片历史切片，再现一个民族自残的丑恶时刻。
一，毛泽东、刘少奇也维权
１９６４年底，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工作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少奇温和地纠正了毛的说法：“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这次会前，邓小平认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曾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一向不受党章宪法约束的毛泽东这次搬出党章宪法，只是借题发挥训斥刘、邓轻视他的权力。毛的底气在于有林彪的军队支持，而不是占了党章、宪法的什么理。
果然毛泽东很快就凶相毕露，指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打倒国家主席，不管动小手指头还是动大脚指头，那可是在党章、宪法都找不到依据的！毛泽东在桌子上摔宪法、摔党章显然凭的是一股子邪气。
在周恩来的周旋下，刘少奇低声下气向毛泽东检讨了“对主席不够尊重的问题。“这并没有打消毛泽东除掉他的念头。毛泽东认定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憋着后话要说——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到了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轮到刘少奇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权了。面对迫害他的中南海红卫兵，刘少奇大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然而红卫兵并不买刘少奇的帐，继续“侮辱我们的国家”，用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子扇刘少奇的嘴巴子——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嘴巴扇的啪啪响，凸显了毛语录高于国家宪法的实质性意义。
？
刘少奇没有理由不接受毛语录耳光。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一套。”刘少奇插话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还要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正是刘少奇自己与毛泽东一唱一和，确立人治大于法治的“我们这一套”，等到刘少奇自己被迫害时，才想起用已经被他亲手撕烂的宪法做保护伞，那还能遮风雨吗！
在一个独裁者已经拥有超常的权力还假惺惺用“维权”索取更多权力的国度，在一个国家主席用宪法维护自己的嘴巴子不被扇打却不得幸免的国度，普通百姓还能奢望得到什么权力呢？
二，打倒刘达之夜
中国科技大学撮尔小校，庙小神灵小，始终不能揪出一个象陆平、彭佩云、蒋南翔那样震动全国的黑帮人物。在揪出知名黑帮人物直接关乎左派声威的情况下，科技大学一群被捅了窝的革命马蜂急得嗡嗡转，四处寻找挨蜇的目标。１９６６年６月的一个傍晚，忽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口号：“打到刘达！”随后多人响应，汇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
“怎么，刘达被揪出来了？”
“终于揪出来了！这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流汹涌挤满大礼堂，批判刘达誓师大会即时召开。几位先知先觉者似乎早有准备，即席慷慨激扬地发言。
忽然，扬声器切断了，随后传出一位女士的苍凉颤抖的声音：“同学们！我是王瑜，现在我宣布起义，和刘达划清界限，揭发刘达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接着又是一位男士窨哑沉痛的声音：“同学们！我是钱志道，我也宣布起义——”
原来学校办公室主任王瑜和副校长钱志道登上了大礼堂顶层的电影放映室，那里也是校广播站，二位领导公开表态弃暗投明了。
整个礼堂一下子寂静下来，忽然一位同学打破沉默高呼：“欢迎起义！反戈一击有功！”整个礼堂顿时呼应：“欢迎起义！”接着是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王瑜、钱志道好像是表演成功的演员，对着热情的掌声不得不出面谢幕。他们打开放映室的窗口，探出半拉身子，对着下面的群众又是挥手，又是鼓掌，如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革命群众。上下热烈互动１分钟许。
忽然，又一个同学跳上舞台，大声喝到：“同学们！我们不要被他们的假起义蒙蔽了！他们两个都是执行刘达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将，现在他们是明批暗保，想蒙混过关！”礼堂里的气氛陡变，刚才还在鼓掌的手一下子冻僵了。人们似乎恍然大悟，口号声又起：“不许蒙混过关！假起义可耻！”全礼堂的人都仰着脸对着王瑜、钱志道挥舞拳头，好像要隔空砸向他们的脑袋。
刚才还被革命群众的谅解感动得一塌糊涂的主任和副校长，又一下子吓傻了，两人赶紧缩回身子，砰砰关上窗子，至于他们怎样踉踉跄跄逃出放映室，我没看到这个细节，就不做描述了。
批判会刚结束，近代物理系的总支书记孙文凯高喊：“４系的同学到２０１阶梯教室集合！”孙文凯书记仪表堂堂，一身毛料制服笔挺，指挥若定象一位站在驾驶台的船长，他被认为是刘达书记的红人。现在他急如星火召开全系师生会，宣布批判刘达。
孙文凯在讲台上刚开腔，突然从台下窜上几位同学，一位举起刷子嗤一下在他的制服前襟刷了浆糊，随后在他身上贴上大字报。孙文凯被这突如其来变故震慑，他不能破坏毛泽东赞许的革命大字报，那是对抗文化革命运动。他只好象一根柱子一样直挺挺地呆立着，角色一下子转变为被批判对象。
“把谭伯廉也押上来！”
谭伯廉，曾参与设计中国第一台液氢汽泡室，后提拔为系副总支书记，被认为是孙文凯的亲信。
瘦小的谭伯廉怯生生地走上讲台，斜刺里冲上一位叫王昌燧的同学大喝一声：“跪下！”随即飞起一脚踢到谭副总支的膝窝，他不由自主地身子一晃，矮了一截。这时全阶梯教室的人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矛头转而指向王昌燧同学。王昌燧看到众怒不可犯，旋即随风转向，大声表白：“同学们，同学们！请原谅我。我的无产阶级感情太深厚了！”一句话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谭伯廉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鼓舞下，身子又一晃，站了起来。不过脑袋始终耷拉着。
王昌燧同学确有一股子暴力倾向。后来因为涉及打死数学教师周进聪案而被判刑多年，出狱后错过毕业分配，临时在科技大学做个图书管理员，十分低调。但是他没有自暴自弃，潜心钻研科技考古学，并且成为这一行有名的专家教授。
如果王昌燧同学看到我的文字，回忆当年所为情不自禁也生了一身鸡皮疙瘩，那么他就真的自我升华了。
关于打倒刘达的起因，始终是一件拆烂污的事。据说一位驻校工作组人员先说了打倒刘达，人们以为他一定奉了上层指示，也就一拥而上，把刘达糊里糊涂打倒了。
三，“我们等到东方红”
文化革命初期，人们疯了似地“破除四旧”，想破脑袋要做一些比革命还革命的事。中学红卫兵提出交通规则非破不可：革命化的交通规则应该靠“左”侧向前行；红色信号灯应该表示通过。因为“左”代表了“左派”，“红色”是革命的颜色。怎么可以让人们行走靠“右”、见到革命的颜色红色就畏缩不前了呢？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学生不象中学生那样幼稚，一些人考虑把自己的名字革命化。有一位同学去掉自己的姓氏，破除用单字或双字取名的陈规陋习，宣布自己新名字叫“兴无灭资”。更名声明旁边马上贴了《与兴无灭资同志商榷》的大字报表示接受这个新生事物——尽管在其他方面还有商榷之处。
另有一伙人在琢磨革命意义更大的事情：要改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名。这个校名冗长罗嗦，强调业务，不突出政治。左派们斟酌良久，新校名定为“东方红大学”。他们不敢劳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笔题字，就自己从毛泽东手迹里选了“东方红大学”五个字，或放大或缩小，制作了校徽校旗。有两个同学在楼下窗口满怀豪情地推销“东方红大学”的信封。
很快传来坏消息，清华大学也要把他们名字改为“东方红大学”，而且理由更为充分：“清华大学”是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学校，只要一看到“清华”这两个字，革命群众就想到了八国联军，想到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不改怎么得了！科技大学的革命群众对于清华以大欺小、垄断革命的做法表示了革命义愤。忽然有人提议：到国务院情愿去，找周总理去！于是一伙人举着“东方红大学”的校旗雄赳赳出发，请愿者挤了满满一车。
同学们气焰万丈地围坐在国务院门口，从黄昏到深夜，一遍又一遍高唱“东方红”歌曲，（好像这顺理成章地成了新校歌）满怀希望地等待周总理接见。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再三说总理工作很忙，一直到明日凌晨，他都有工作安排。
突然请愿队伍里有人喊：“那我们就一直等到‘东方红’！”
多么具有革命智慧的回答呀！于是众人齐声抑扬顿挫地呼喊：
“我们—等到—‘东方红’！”
“我们—等到—‘东方红’！”
……
东方红了，东方白了。最后连西方也透亮了。折腾了一夜，还是没有得到周总理的接见。请愿者只好很不情愿地无功而返。几个月后，大家就淡忘了这件事，好像海潮退过，不见水渍，连泡沫也风干了，只留下沙滩一片白茫茫。
？
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暗
先声明，我这里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暗，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光明了。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作恶机会。相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现行黑暗”勾当反而少一些。
毛泽东预料用中规中矩的党内斗争手段除掉刘少奇并没有胜算的把握，就出野招唆使无知的青年学生为他火中取栗。他培植了多年的个人崇拜，到了收获的季节。
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明确发出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命令。毋庸置疑，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极其光明正大的，而资产阶级司令部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一股配合倒刘的流言蜚语在传播，说刘少奇全是靠溜须拍马爬上共和国主席高位的，所以私下有个绰号叫“溜沟子”。少奇同志本来是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模范，毛泽东曾美言“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现在一下子变成靠舔毛泽东的屁股沟子得宠的卑劣小人。共产党的榜样人物，竟象纸糊的一样，一捅一个大窟窿，破烂不堪。
这则流言蜚语固然对刘少奇杀伤力很大，但也伤及了毛泽东。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一个让溜须拍马者步步高升的政党不会是一个公正廉洁的政党；一个被溜舔的舒服了就给属下升官，不舒服了就把属下撤职治罪的统治者，一定是一个昏庸、暴虐的独裁者。
然而，合乎逻辑的推理在那个时代是致命的。任何对毛泽东的伟大性、光辉性的微言，都会被冠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同样，对于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定性也是不可置疑的，否则就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为刘贼翻案。凭以上思想言论罪，都可以判处死刑。毛泽东及其帮派冤杀了多少坚持正常思维的人！
毛泽东非常享受众人山呼万岁的气氛。他把个人崇拜的邪恶力量当作政治武器使用。可悲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带头满足毛泽东的这一嗜好，而林彪对毛的吹捧达到了无耻和白热化：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
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
毛泽东失败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全国大饥荒，林彪却颠倒黑白、为毛开脱罪责、诿过他人。林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
这里林彪不只是“溜沟子”，进一步把毛泽东屁股上的屎都舔干净了。
看来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拒绝卑鄙、发扬正气的地方。那里有太多的黑暗和污浊。
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副司令的夫人就是两尊黑暗女神。江青艺名蓝萍，３０年代在上海有一串的风流韵事。公平而言，不管江青三易其夫还是四易其夫，与人同居还是一夜风流，都无关宏旨。但是江青追求零瑕疵的美，要把自己塑造成纯洁圣女式的文化大革命旗手。她授意把赵丹等一批了解蓝萍底细的文艺界人士拘禁起来。有恩于蓝萍的女佣秦桂贞从上海押解到北京，被秘密关押在秦城监狱７年。
所有这些迫害行动，分别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副司令林彪夫人叶群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许多共产党官僚欺压民众、生活腐化、奸淫妇女等恶劣罪行。但是只要中央文革一宣布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们的罪行就被一风吹了。（如许世友、邱会作等）反而揭发过他们的群众被残酷迫害，甚至丢掉性命。可见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反对官僚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为了纯洁革命队伍、挖掘革命叛徒的吗？康生７５年临终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毛泽东淡淡说了一声“知道了”就再也没有下文，周恩来也就知趣闭嘴。陈伯达也有自首和出卖同志情节，只是在９·１３事件之后，基于批林批陈的需要才连带抖落出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副组长皆是叛徒；毛泽东的高徒张春桥是叛徒，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抓叛徒，那不是毛泽东骑着驴找驴吗？
显而易见，毛泽东只是要借“叛徒”之罪名，把刘少奇的案办成铁案，“永远开除出党。”至于自己手下亲信也有不少人合乎“叛徒”标准。毛泽东就装聋作哑了。
刘少奇叛徒案彻底暴露了共产党内部斗争一无真理、二无真相的黑社会性质。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择手段，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制造冤狱，还郑重其事地把冤死刘少奇谱写成“第九次党内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庄严地载入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文件。由此类推，人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共产党撰写的中国现代史的真实性。人们痛恨谎言，要求恢复历史真相。共产党撒谎以延续一党专政，人民求真以推动社会进步。哪一种力量光明，哪一种力量黑暗，不用揭示已昭然于天下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只剩下一个不能言传的理由：他要掩盖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七百万人的历史罪责，要把有可能在他死后追究他责任的党内同志——也就是赫鲁晓夫式人物——全面清除。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的最高奥妙就在这里。
后辈共产党首领只要还认为他的权力继承于毛泽东，他们就不会操刀解剖毛泽东，就不会真诚批判文化大革命。相反，他们还会本能地模仿毛氏做派。薄熙来从毛泽东操纵文革的手段中寻找灵感，他藐视法律，实行人治，用“唱红打黑”的群众运动治理重庆；习近平深得毛泽东“两杆子”定江山的诀窍。他要求媒体姓党，舆论一律，抓紧笔杆子；他要求军队、公安武警效忠，抓紧枪杆子——薄、习这两个红二代虽然一个在狱一个在朝，但是他们都生活在毛泽东的阴影里，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反人民性。他们都没有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道德、勇气和智慧。
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定是在彻底批判毛泽东之后。虽然习近平等极力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它的发生又是必然的。
６－１３－２０１６
□ 原载《华夏快递》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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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荒废与荒诞
·雷 达·
〔口述者：雷达，１９６５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主要理论著作有：《民族灵魂的重铸》、《锐变与新潮》、《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等六部。并有散文随笔集《缩略时代》。〕
我１９６５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大学时就发表了许多东西，可以说是一个向往首都的文学青年，听说分配到北京，特别兴奋。一个从未出过省的“西北黑娃”就这样跟母亲告别，到北京报到。
到了文联摄影学会，我觉得人们之间空气紧张，或者是紧张的心情使人们表现得冷漠。可能这就是文艺界整风后的特定环境，人们自危，存有戒心。我每天打开水。去十三陵水库劳动、植树，都是我的事。原来我对中国作协、文联有种神秘感，这时作协文联给我的感觉是大机关、大衙门。我一下子不适应，曾提出要回甘肃。
我感到封闭、压抑、戒备，度日如年，只能晚上到街上独自逛－逛。单位里似乎在酝酿什么，也没有人有心思来关心我。大家都惶惶莫名。林默涵开始写检查，周扬已处境困难，田汉也受到了冲击。很快“文革”风暴来了。我亲眼目睹了中国文学艺术界最上层，我过去心中神圣人物的遭遇。几次批判会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震撼。这些，比我在大学读书时的收获不知要大多少倍。
田汉，中国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戏剧泰斗。我目睹了他的批判会。揭发人之一是田汉的秘书，他的批判材料很有分量，诉说田汉怎样毒害他们。在控诉和批判达到高潮的时候，台下群情激愤，高呼“跪下”！那种场面真会使人觉得自己彻头彻尾是个大罪犯，精神会崩溃的。田汉居然不跪。有人上前按他，他还是不跪。会场上下口号、喊叫震耳欲聋。这时，田汉自动跪下了，跪地的声音很响，很突然，真可以说是惊人的动魄。对在场的人，对田汉来说，那是不可忘记的。
刘芝明，中国文联副主席。一次正在开刘的批判会，突然从会场外冲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手里拿着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他上台宜布，“现在已经发布刘芝明最最严重的罪行，他用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包了鞋！”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落。这时，这个人拿起鞋，用鞋帮子啪啪啪地扇刘芝明的脸和头。
夏衍，中国电影老前辈，他在我心目中威望很高。他的戏剧、电影、杂文、散文都是我喜欢的。最早的一次批判会，他穿了一件黑背心，站在台上。揭发他的都是骇人听闻、惊心动魄的事情，我都无法接受。我们单位收发室的老头就坐在我旁边。他忽然站起来说，“乱了，乱了，全乱了！”会场也确乱了。斗啊打啊，把夏衍的头往下按的，都有。我印象最深的，是批判会完了之后，夏衍用徐缓的步子，非常疲惫地被人押下去了。我那时想，这对人是多么大的摧残。一个人脆弱的生命能承受得了这些吗？
诸如此类，首都文化界泰斗张天翼、光未然、冰心、焦菊隐的批判会我都参加过。当然我是做为普通群众参加的。首都文化界在“文革”中的变动，我比较熟悉。
不久，我也遇到了麻烦。外单位来搞我的外调，一个大学同学被审查时揭发了我。我说过，对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对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用军宣队的话说，你可以判无期徒刑。另外，我对遇罗克的《出身论》颇有共鸣，对姚文元的《海瑞罢官》也有看法，说过姚文元以势压人，搞影射，搞庸俗杜会学。对于这些罪行，我说我记不得了。我学聪明了，不承认。工、军宣队拿不到证据，就“内控”晾起来。虽然“警告”、“正告＂的大字报出了一批，但对我还没下手。
“文革“初始，也是我性格重造、再塑的开始。我心里从不设防，还有几分童心。但环境使我不由自主地改变了。从此我知道不但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在改造人。直到今天这种改造还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文革”开始的暴风骤雨，终生难忘。而干校的贫乏单调，也记忆犹新。
我是随摄影学会下到干校的。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到达沙城。匆忙下去，没什么事情可干，天天听大风吼叫。国庆后两天，全班在炕头开会。散会前，我跟军宣队N队长提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不在北京过了十一再走呢？N队长说，为了首都的安全。我说，我们可以保卫首都的安全嘛！N队长急了：就是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才让你们离开北京的！这句话使我如梦初醒。
我在干校二连。二连是基建、机械连，又建房子，又搞机修。我只当小工，和泥、运砖，外加运煤。
１９７０年春节，我回北京结婚。干校准了我六天假，我超了一天。因为超了一天假，开始是小组的学习帮助会三次，然后升级为全连召开大会批判。有一位同志的发言语惊四座：“这是已经从人民内部矛盾滑到了敌我矛盾的边缘！”
从宝坻迁到静海时，干校已经开始了抓“５·１６”的高潮。马上，第二天晚上开会，军宣队露出了锋芒，说：“昨天晚上，有的人问别人，你看我像不像‘５·１６’？像不像‘５·１６’？你本来就是‘５·１６’吧？”。当时，干校流传一位政委揪“５·１６”的经验之谈：“只要看一个人的喉节，就知道他是不是‘５·１６’。如果喉节发颤，必是‘５·１６’无疑！”
我们连的Z，是电影研究所的，他被打成“５·１６”。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揭发批判喊口号厉害，当时他就写材料说，发展了这个人为“５·１６”。后来斗他就斗不下去了，就斗别的人，成了一锅粥。
也批过“小驴打滚论”。音协一个老同志王冀，当饲养员。一次小驴在草地打滚，不小心扎瞎了眼睛。他解释分辨是小驴打滚造成的，这下不得了，全校掀起批“小驴打滚论”热潮，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报复”、“‘小驴打滚论’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能熟视无睹，阶级斗争还在继续。”
干校荒诞不经事，数不胜数。搞“一打三反”，所谓点燃运动之火，揭开盖子的人，是“四大骗子”之一，影协的G。他是军宣队认为“可培养”的“好苗子”。他出身好，工人子弟，大学毕业，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同时也害人不浅。所谓“骗子”并非政治骗子，而是指行为非常规的人物。现在想起来，说起哄也许更准确些。中国人的游戏政治，是一个传统节目。在干校里也不例外。G揭发过D和X，也揭发我为江丰“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辩护的言论。我被军宣队找去谈话，叫我跟江丰划清界线。批“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也批了很长一段时间。由G点火的闹剧，像一部长篇小说几卷本，不断发展。
丁聪先生和我是两代人。我们同住，很合谐，像忘年交。他有极强的幽默感，乐观、豁达、不世故。记得一次刮大风，他拉着板车从猪圈出来，可能掏手绢，掏出五元钱，一下子被大风刮跑了。他把手一挥，向着眨眼间刮得无影无踪的钞票，“呕呕”叫了几声，还作欢呼飞翔状。那时他一家人天各一方，见不到孩子，应是很苦的事，可很少见到他有垂头丧气的时候，心态永远是洒脱乐观。他对不公正的待遇能够排解，这一点他比米谷、江丰强。米谷是沉默，江丰是倔强，丁聪是洒脱。他画了很多小猪、小动物，特别绝。
１９７３年在干校临解散之前，人心浮躁。干校后期，我也读了很多书，历史的、传记的、文学名著的。但还是烦躁。当时干校一大景观，就是每一排房子面前，出现一个个棋摊，我们知道四连钟立民下得不错，我和另一个人向钟挑战。他一开口就先让我们两个子，我们不干。星期天跟他整整下了一天，终于赢多输少。下完棋以后，就像赌博输光了一样，心里很空虚。那时，下棋、喝酒，吃喝成风。有人走，就欢送，饱餐一顿，后来顿顿吃镑蟹。于是出现第二景观，好多年轻人都发胖了。几个连队伙食互相比，以四连老孔办的食堂名列前茅，很多人的喝酒下棋是在干校学会的。你也不要把干校看得都是些背着十字架的人。不是。最后大家也轻松、闲散，休假不回来的人也有。
二连军队代表N队长转业后，到团泊洼时换了一个W副政委，W副政委来了，我们日子才好过一点。他是静海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一个很厚道的人，同情知识分子。对夫妻两地的请假回家，也比较宽容。对老一辈知识分子很尊重，很讲政策，不善于在大会上讲过左语言。他身上有质朴的农民的东西。尽管有些人围着他转，有时他也偏听偏信，但他这个人很宽厚。另外一个Y副政委，倒是有魅力，爱搞大红大紫的事情，“一打三反”就是他搞起来的。W副政委认为过激，在其中做了一些“减压”工作，所以没有弄得太过激。离开干校之后，有一年我出差天津，曾去找过他，但他不在，没见着。据我所知，出差天津去找过W副政委的人，不止我一个。
干校后期日子越过越无聊，因此，我们固执地、公开地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工资照发，我们这些人回北京哪怕扫大街，也可以做点事，把我们圈在这里养起来，种地不打庄稼的，为什么？军宣队开始谈“革命需要“，后来连这个也不说了，只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干校最大特点，是荒废。种田荒废，时间荒废，人才荒废，甚至政治也荒废了。生活质量不高，青春年华就消失了。虽然有政治上的曲折，个人的情感、意志磨炼，而且人生阅历也丰富了，但我更倾向于“荒废说”。干校人发胖是一种迹象。人呆着不用，不需要文化及文化人，也是一种悲剧，不过是以“发福”的外形体现的。
谈干校，谈“文革”，这是个大题目。从这个大题目来透视知识分子，可以看到整体的各方面的形象。尽管现象是复杂的，从一鳞半爪之中，可以拼凑出一个总体轮廓。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也不是像一些小说里的那样，物美廉价，清高傲骨式，恭恭敬敬受难式。实际情况比这复杂的多。还是鲁迅先生看得很透，他说知识分子也是复杂的一群。“文革”中，一方面大环境是极左的，每个知识分子都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复杂的人性表现千奇百怪，各色杂陈，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罪于外在原因。每个人在今天都需要一种“忏悔意识”。大家来忏悔。我们自身的弱点就是民族性格的弱点，知识分子是民族的一部分。作为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模式，大家都是共存的，站在清醒的、现代的高度，不是仅仅批判“四人帮”诉诉苦水，把自己包得严严的，要反思自己灵魂中深藏的东西。“文革”中，大环境斗得凶，小环境里，知识分子内部也斗得凶。那时出现的荒诞，如果不深刻反思，那种荒诞的非理性就可能再次出现。
□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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