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元甄
“年轻时很是得意”的当年延安“四大美女”（也有十大美女一说）之一的范元甄，头上可是戴了几顶光环的：武汉街头的学运小将、重庆《新华日报》的小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抗敌演剧九队的分队长、延安马列学院学员、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建国后又先后担任过石景山钢铁厂的代厂长、北京航空总局第三生产处处长、北京232厂的总工及航空部科技局顾问等。据说早年她还得到过王明的称赞和周总理夫妇的喜爱。
我有幸曾经在范元甄处长的领导下工作过两年多，还曾蒙她的特别关照，被“帮助“而被小小的“修理”了一下。因此，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应该感谢她当年给我打的那针预防针，让我在后来没完没了的惊涛骇浪的人与人的斗争运动中，由于吃一堑，长一智，深知作为知识分子，得老老实实、认认真真改造思想，夹着尾巴做人，因之能够一生始终平安无事，明哲保了身。
大学毕业后，我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在北京德胜门内果子市43号航空总局第三生产处工作。果子市这条街虽然不大也不宽敞，但是却挺有名，因为街头有西藏喇嘛的行宫，街中有宋庆龄的北京故居，街尾有航空总局，而且，街旁就是风景如画的什刹后海。三生处搞的是飞机的特种设备，如航空电机，航空仪表，无线电台以及起落架和军械等，飞机的总体工程同航空发动机则分别由第一生产处和第二生产处负责。那时我们全处人员还不少，大约有六七十人。有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和原八路军同新四军转业的军官，有香港两航的起义人员和留用人员，少数的海归和一批像我们这样的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同中专生。大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却为了同一目的而来。记得大家都为能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为研制我国第一架现代喷气式歼击机（仿苏米格十五飞机—即歼五和歼六）而感到庆幸和光荣并日夜忙碌着，奉献出我们的青春和智慧。众所周知，旧中国是没有航空工业的，顶多有几间只能进行小小维修的破旧工坊。航空工业是我们新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当然，这并不完全是苏联的无私援助，苏联提供給我们的资料同样品，我们是花了挺多钱购买的，而且，价格一点不便宜。更何况，他们提供的资料同样机也并非最新和最好的。总而言之，我国的航空工业，是从零开始的，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那时我们三生处的工作相当繁忙，主要是负责研制歼五和歼六飞机的各种特设，包括选点（在全国范围内选工厂、高校或研究所）、考察（去现场考察、调研）、下达研制任务、发送样品及资料、拨款（研制经费）、检查同组织产品定型等。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大学生来到航空工业总局时，新歼飞机所需的各种航空特设装备，大多已经经过前五个步骤，正在研制中了。现在过去了六七十年，许多事都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却依然记得，那年头的三生处，确实是一个友爱、团结、互助、相互关心的大家庭。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记得仪表组有刘衍举、沈祖显二位工程师，易洪安及我同费伯奇，电器组有李章秞、崔景锵、曹邦和及王克勤，无线电组有廖宗懋工程师，杨可丽同刘沛丰，还有杨昌仁工程师，军械组有王裕齐教授和朱崇懋，还有搞统计的从部队转业来的柴连炳同负责保管机密资料的曲桂香。我们还经常出差去外地了解和检查研制工作的进展情况。那时提倡老同志带新同志，上级就指派刘衍举工程师做我的师父。刘衍举，地道的四川人，虽然在北京工作，却依然说一口乡音挺重的四川话。他中等个儿，肥头大耳，身材比较魁梧，待人热情，诚恳。我对他是有好多的敬佩同尊重，因为听说他是早年曾经参加地下党的党员，介绍人还是时任重庆地下市委书记的张霖之（建国后曾任煤炭工业部长），而且他还留学美国，在两航工作时认清形势，同许多人起义了。另外，他学识渊博又不摆架子，有问题询问他，总是有问必答。我为上级指派他作为我的师父而感到荣幸。
由于航空特设是一门新的学科，大家先前没有学习过，知之不多，为了让我们对航空特设有更多的了解，丘副处长还专门请昝凌副总和沈祖显、刘衍举工程师及王裕琦教授等为我们讲课。记得昝总的讲课内容丰富，讲得非常生动，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当我知道他用的讲稿是一册苏联新近出版的俄文原文《航空特种设备》的书后，就立刻跑到王府井的外文书店去购买了一本，并饶有兴趣的读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上级为了加强处里的领导，调来了范元甄处长。她到来之前，我们已经听说了她的一些情况。大家都盼着她来。她的来到，确实让我们喜出望外，三十出头的年纪，看来顶多二十六七岁，加上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还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温文儒雅，挺有学问的样子，说话不紧不慢，声音挺好听，真的是很有风度。她还态度和蔼，待人亲切。大家都非常高兴，也对这位延安来的老干部寄予莫大的希望。
初来乍到的范元甄处长，还真的没有让人失望。她对大家都很好，挺客气的，甚至还相当和蔼可亲。她虽然在我们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大的单间办公室，却经常到我们的几个大办公室来，了解和询问我们的工作，还几次召开同我们年轻人的座谈会。又热情邀请我们去她家玩。记得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骑了快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大门口有警卫值班的大院，登记后就来到了她的家。她要保姆为我们沏茶，请我们吃北京稻香村的点心同北京的水果。坐在明亮宽敞的客厅里，我们有点不自在，还东张西望。由于年代久远，那年头的情况，多半已经模糊不清，但是，墙上的字画虽然不多，却仍然记得有一幅装在像框中的主席同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的合影照片，特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范处长看到我们那么好奇的样子，就故意问我们，你们知道她是谁吗？猜猜看。等我们一一摇头都说不知道的时候，她才告诉我们，那是江青同志，主席的夫人。这一幅照片还是江青同志签名后亲自赠送給她的。于是，我们全都站起来，去仔细地观看那张照片。
毛主席与江青同志的合影 1938年 延安
遗憾的是，来到三生处的她，虽然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却没有能够善终。如果她到处皆能善始和善终，自觉克服她那些毛病，她定会有一个完美的人生。按照她的经历和能力，说不定共和国会多一位女部长甚至副总理呢。然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她没有那样宽广的胸怀，不具备那样宏伟的抱负，更或缺那样的能耐，也毫无那种远大的理想，还特别缺少那样的人品。
岁月飞逝，在工作同学习的忙忙碌碌中，一九五四年过去了，迎来了一九五五年。我们在范处长同丘副处长的领导下，通过全处同志们的努力，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方面，都取得了大大的进展。我个人在业务方面，进展也不小。在大学曾经自学过的俄语，这时可派上用场了。好些俄文原文翻译资料的技术校队，就由我负责。由于同翻译大队的俄文翻译搞熟了，他们的头头还邀请我参加了他们正在翻译的一册俄文专业书的翻译，除由我负责翻译一些章节外，还请我担任了全书的技术校对工作。因此，这册书得以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当我看到新华书店的玻璃橱窗中摆放了这册刚刚出版的新书时，手头又拿着还散发出油墨香味的书时，心头是多么地高兴。这时，工作上我已经完全可以独挡一面了。也因此，由见习技术员晋升为技术员。
这时范处长在三生处也当了一年多的领导了。平心而论，她还是想尽力把工作做好的，为此，也尽力而为。当然，时间长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出贯风头，寂寞难耐的她，怎么可能会在平平凡凡的日常工作中长期默默无闻而无人知晓。多么寂寞难耐啊！她想的是，得搞点大的动作来，一鸣惊人。因此，她开始对处里的工作，不再像先前那么感兴趣和关心了，到下面的时间少了， 停留在自己办公室的时间多了，还开始爱听少数人的汇报了。对我们处里同志的态度也变得有亲有疏了，甚至对有的老同志不再那么尊重了，有的更直呼其名。因为她有病，所以经常请病假不来上班的次数也多了。当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她的态度仍然同先前一样。开初，我们真的没有弄明白她究竟是怎么想的。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革命大批判运动接二连三，先是把反动电影武训传批倒批臭，接着又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之后，批胡風的反动文艺思想，很快就改变成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局里开始搞镇反后，范元甄处长立刻精神百倍，病也全没有了，人也一下变了样。原先对人和蔼可亲的她，变成了一脸的冷若冰霜。三生处的镇反运动搞在局里的最前头。在她的精心布置和领导下，由她亲自指挥她一年多来亲自培养的一批积极分子，个个摩拳擦掌，荷枪实弹地投入战斗。一夜之间，就在我们办公室外边走廊上挂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如什么“揭穿地主阶级孝子贤孙XXX的真面目”，“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XXX必须老实交代”。范元甄处长还分别召开了动员会和交底会。她告诉我们，敌我斗争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非常复杂的斗争。敌人十分狡猾和隐蔽，我们必须提高觉悟和擦亮眼睛。对于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留意了一下，没有来参加交底会的几个人大多是两航起义人员、个别的海归人员和不多的几个留用人员。也私下在揣测他们会不会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果不其然，除了个别的人员外，其余的人全部在这次的运动中被楸了出来，在大会同小会上挨斗挨批，要他们老实交代问题。与此同时，走廊里的大幅标语也在不断的变化，语气越来越重，调门越来越高。从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升成阶级异己份子再升级为反革命份子。范元甄处长还带领着我们三生处的人员先打了一个外围战，让那些有点历史问题的人在轻轻的压力下就主动交代了问题。她说这只是小胜，主要是杀鸡儆猴。之后，打的是攻坚战了，主力军就是由她的那些积极分子组成的战斗队。然而，那两三个硬骨头还真的不好啃。不论怎么同他们讲解同交代党的政策，他们就是油盐不进。有时，战斗队给他们以小小的肢体处罚，也无济于事。不过，从延安来的老干部范元甄也不是省油的灯。她虽然也曾经是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间接受害者，但是，却依然祭起了延安那套屡试不爽的法宝——“逼”“供””信“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打法，对敌人开展全天候的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连续进攻，大打车轮战，不给敌人有休息（喘息）的机会。这一招还真灵，虽然早已经被关押在小房间里仍然顽固不化的刘衍举等人居然举手投降，一个一个开始交代问题了，承认他们是根据上级指示，伪装积极，使用假的身份资料，欺骗组织，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利用两航人员起义的机会，来到了航空总局，想利用机会，进行破坏，让国产歼击机上不了天。范元甄处长当然挺高兴的，堡垒终于给攻破了，敌人投降了。于是立刻亲自写成镇反简报，向上级汇报。上级立刻表扬了她，还说，将根据刘衍举交代的材料，派人去进行内查外调。遗憾的是她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因为第二天，刘衍举等吃饱了饭，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后，就立刻翻供了，说他两天两夜没有睡觉，脑子里一片空白，你们怎么说他就怎么写，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写了写什么东西。气得暴跳如雷的范元甄，冲上去就想扇了刘衍举等人一个响亮的耳光。还好，她终于手下留情，只是举起手做个样子。
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运动搞得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进展时，范元甄居然拿我来开刀了。还说得很好听，是开小会“帮助”我，“开导”我，要我同反、坏分子划清界限，起来揭发检举他们。还说我是在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是在为反坏分子鸣冤叫屈，是在污蔑范元甄处长亲自领导的镇反运动没有取得成绩。之所以会这样，后来想来，也是有些原因的。首先是先前在她召开座谈会时，因为大多数的同事都说范处长是如何的好，特别关心我们的工作。我听到那么多的对她的赞扬，就感到有些别扭。因为除了工作的意见，说希望范元甄处长今后能够多关心一下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同学习。这就引起了她对我的注意，认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她对我们不关心。那年头，我怎么知道她召开座谈会，表面上是虚心听取意见，实际上是只想听恭维和赞扬的话。另外。运动中我曾经在寝室里议论过：想不到刘工这个所谓的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居然是国民党的特务，千方百计钻进了共产党，是来搞破坏的。为何我们平时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呢。现在被关在办公室斗了这么多天了，也还没有弄出结果。我怎么知道，我说得无意，有人却听得有心，居然有人添油加醋地去向范处长报告了。加上先前刘衍举同沈祖显二位工程师是上级指定的带我的师傅，所以比较关注他究竟有什么问题，有时也找专案组的熟人打听一下批斗他的情况。还有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因为我的业务进展快，得到刘工等的称赞，因而遭人嫉妒、羡慕和恨，有人背后写小报告揭发检举我，说平时刘工特别照顾我，夸赞我，怀疑我与他可能有特殊关系，说不定已经把我发展成他搞反革命活动的成员了。更何况运动以来，我确实没有写过揭发他有什么问题的材料。还加上一件莫须有的事，就是那时机关女同志相当少。局里机密资料室有一位朝鲜族女青年叫辛淑真的，因为我经常去借阅资料，就同她搞得比较熟了，同我也谈得来，我对她也有些好感，有时中午在食堂吃午饭时，我们偶尔也会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其实，也就是普普通通的同事和朋友关系。没有想到，开会帮助我时，有人就说，我有意接近机要员，系按刘衍举的指示，妄想盗窃国家机密，有人甚至还追问我，究竟已经从小辛那里盗窃了多少机密资料，是不是已经送到香港去了？真让人哭笑不得！（后来知道，作为预备党员的小辛，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查问一通，受到冤枉的她，气得申请调到局里在南苑的二院去管民用建筑图纸资料了，后来我写信给她，她不理，去找她，她也不见）。因为我人正不怕影子歪，历史清清白白，工作也是努力地在干，所以我对那些无中生有的指责同追问，均一一驳回，而范元甄派人去成都和派人去东北哈尔滨调查的结果，也证明了我的工作是努力的，哪里搞了什么破坏）。所以，无可奈何，只好取消了对我的”帮助”同批斗，不再来找我的麻烦了。然而，既不向我道歉，也不承认搞错了。只是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还说，应该感谢领导对我的帮助，查清了问题。我这个人，从小长大，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批斗和被当成敌人对待过。有多少个夜晚，我抬头仰望星空， 夜不能眠啊，暗自流着泪，心头盼望着，快点把我的问题查清，还我以清白啊！我从祖国的南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满腔热情，一心想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的建设，怎么会落得被当成了敌人对待的下场？眼里在流泪，心头在流血！我是多么委屈，多么冤屈！尤其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局里那么多人，看我的那种奇异的目光，原先认识我的人，瞧见我走过去，立刻拐弯而行，甚至食堂打菜的女炊事员，饭菜都要少打些给我。偶然还听到食堂的大师傅说，怎么好端端，长得不赖的小伙子，居然是个小反革命，快快交代问题，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气得我连声大骂，老子有啥球问题。脾气倔的我，也暗自下定决心，尽管我是那么热爱祖国的航空事业，但是只要哪天把问题查清楚了，老子就再也不在这个伤心的地方干活了，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处里搞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运动突然宣告结束了，刘衍举等人也给放出来，允许回家了。查了那么长的时间，查出来的还是人家早已经给组织上交代过的问题。于是，办公室又给打扫得干干净净，走廊上挂的那些大幅标语也取下来，墙壁给清洗干净了。然而，物是人非，那个原先团结、友爱、互助和温暖的三生处，让范元甄处长大抓反革命而捅了大漏子，把一付好牌給打烂了。范元甄处长自己没法在处里呆下去了，只好一走了之（其实，现在回想，她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只不过她是相当坚决的执行者而已），当然是“因病“住院了（听说痊愈后就去北航干部班进修了）。刘衍举工程师虽然恢复了工作，却根据他的要求，调到其他部门去了。而我，因为无缘无故给修理了一通，心中的气还没有消，也提出希望调到别的部门去。刚巧那时正在搞机关干部的技术归队，我提出我原先学的是无线电，不是航空仪表，所以理由充分。为了说服我和留下我，局里的陈少中副局长还亲自出面，找我晚上到他办公室去谈过五六次话。陈副局长个头不高，标准的四川人，一口地道的成都话说得巴适得很。他是早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他一再劝说我留下来。还根据自己的经历告诉我，运动中有时也会擦枪走火，误伤了自己人。现在问题查清楚了，就应该留下来好好的工作。又亲切地同我说，吃一回亏不要紧，重要的是要吸取教训，今后千万不要去对运动说三道四，更不要去站在运动的对立面。由于说服不了我，了解到我伤透了心，再也不愿留下来，所以经过他同意，就由局里出面，跟万寿路那边的十总局联系，正好他们也需要人，就立刻让我到了万寿路的电子工业总局去报了到。在征求我的意见后，他们就把我调到了南京原属总参管的专门修理雷达的工厂（我去时已经开始研制地面远程警戒雷达，我去后就参加了总体设计工作，也是我喜欢的工作。后来这个工厂就发展成现在闻名全国的南京雷达研究所）。
山与山不相逢，人却后会有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在沿海某城召开的国产航母可行性论证会上，我居然见到了时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的陈少中。他居然还记得我。专门叫他的秘书来找我，并同我再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陈副部长详细地询问我现在干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爱人同子女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特别强调我现在又回来搞航空工业了，正在参加与国产新歼有关的重要产品的研制。还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国产新歼的系统副总设计师。他挺高兴，鼓励我要好好的干。我感谢他当年对我的亲切教诲，说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谦虚地说，哪里哪里，我哪有那样的能耐。我还说，其实我还真的感谢范元甄处长当年对我的帮助，提醒了我，让我后来能够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平安无事。陈副部长顺便还告诉我，范元甄处长现在已经回到部里，在部里科技委工作。
那年，我参加航空工业部组团的出国去意大利考察，得去北京交道口的三机部外事局报道，就顺便去看望原先在部里的老同事。他们热情的欢迎我，相互谈了谈这些年各自的情况，也扯到了当年的事。有人跟我说，十年浩劫期间，曾经把走资派范元甄揪回局里来批斗过，批斗会上还专门提到那年范元甄小题大做，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整了一回的事，算是她的一项罪状。我只好一笑置之。还真诚地跟他们说，幸亏有范元甄处长当年对我的帮助，才让我在后来那么多次运动中能够平平安安的渡过。确确实实，应该感谢她对我的帮助特别是陈少中局长同我的几次亲切谈话，让我获益匪浅，终身受用。
查阅内江地区的巴中县志，刘衍举出身于四川巴中县的大富家庭，乃巴中县的知名人士，曾经一度担任过航空工业部的总工程师。这位被范元甄处长当年批斗得死去活来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居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了航空部的工程师，按职务，应该算是时任北京青云仪表厂总工范元甄的顶头上司了。当年挨批斗的人居然当了神气十足、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批斗者的上级，这难到不是莫大的讽刺!
正是因为同范元甄处长有过这样的关系，所以对关于她的报道和文章就相当的注意。先后阅读过他女儿李南央撰写的《我有这样的母亲》和她编辑整理的《父母昨日书》等以及对她的采访。范元甄前夫李锐撰写的书也看过好些。挺佩服他这种大知、大觉、大悟的人。可惜范元甄不是这样的人。据我看来，作为领导，她不能说是一位受到大家热爱和敬重的好领导，她从来没有能够带领大家去努力工作从而取得骄人的成绩；她也没有像爱抚亲人那样关心和爱抚她的下属；作为妻子，她不热情，不温顺，不体贴，不关心，不照顾自己的丈夫，反而一度有些不忠，有时像个泼妇，只会吵架、谩骂、撒泼和凶狠，有时甚至还对丈夫恨之入骨；作为母亲，她不配；对友人，则只是无中生有的揭发检举，害人害己。总而言之，她是一个千奇百怪的人，一个负面的人，一个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人。虽然她头上曾经戴过那么些光环。戴在头上的光环，的的确确是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也可能成为包袱，让人骄傲自满，停止前进。可惜的是，范元甄选择的是后者。
因为比较留意范元甄，也思考过她为何会变成她女儿所说的那样的一个人。早先的辉煌并未带来日后的灿烂。范元甄为何会有一个失败的人生？这个题目相当大，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一篇文章意犹未尽。 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妻莫若夫。当然，领导对下属多少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在本文结束前，特引用她的前夫李锐在多封书信中对她的批评和曾经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当过她的领导的陈伯达（对她比较了解）的话，来说明问题。
李锐曾经多次毫不客气地批评范元甄的缺点，指出她身上的九个毛病。小范“任性”、“自高自私”、“气量狭窄”、“软弱缺坚强”、“不照顾别人”、“善于使人难堪”、“急躁缺毅力”、“无涵养与自制”、“计较地位”（这里引用的话，全出自《父母昨日书》）。周身毛病的范元甄，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用来照别人而从来不照自己。只革别人的命而从不革自己的命。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当年在延安任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陈伯达对研究室分工负责国际事务评介、分析的范元甄的评语则是一针见血：“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所有的事，让小范去干就总是有头无尾，那怕开始轰轰烈烈，后来仍然必定会草草收场。因为她最为或缺的正是毅力和坚持。
2023年8月初稿
2023年11月定稿于Raleigh NC，2024年2月补充。
作者投稿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