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郢》是屈原名下的诗集《九章》中的一篇。它和《国殇》是屈原的所有作品中最美的两首诗。关于它的创作原因，自古以来一直有不同看法。为了便于分析和讨论，我把诗断为前四十句，中六句，中十四句，和后六句四个部分罗列如下：
（前四十句）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鼂吾以行。
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及。楫齐扬而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
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跖。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
凌阳侯之氾滥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中六句）
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
（中十四句）
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
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障之。尧舜之抗行兮，了杳杳而薄天。
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
（后六句）
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一，争议
这首诗一般认为是屈原在离开郢都九年后，在流放地回忆离开郢都的经过和情景而写的，用了倒叙的笔法。前四十句写当年作者和民众一起离开郢都流亡。以后的二十六句写当时作者在流放中的感怀。屈原没有明确写为什么离开郢都，因为战争还是贬谪，诗中前后部分又有互相矛盾的说法，这导致对它的创作原因有不同看法。
西汉学者刘向整理古籍，编辑屈原和宋玉等人的作品成书，命名《楚辞》。东汉学者王逸写《楚辞章句》，为它作注，提出流放说。
王逸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关于《哀郢》，他说：“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
王逸认为《哀郢》的创作原因是屈原被贬谪流放。这个说法可以被诗里的中六句和后六句，尤其是“信非吾罪而弃逐兮”这一句支持。但它和前四十句，尤其是前四句冲突。因为流放是个人的事。前四句写的是郢都百姓离散相失，集体逃亡。
宋朝的朱熹同意王逸的流放说。为了解释这前四句，提出了流放与天灾巧合论。他说：“屈原被放时，适遇凶荒，人民离散，而原亦在行中。闵其流离，因以自伤，无所归咎，而叹皇天之不纯其命，不能福善祸淫，相协民居，使之当此和乐之时，而遭离散之苦也。”(《楚辞集注-九章第四》)他的意思是，屈原被流放，正好遇上人民逃荒，于是同行。
《哀郢》诗中有“皇天之不纯命兮”这怨天的一句。这可能是朱熹提出天灾说的依据。但怨天可以因为各种人间变故。说这变故是“凶荒”，只能说是臆断。他既要维持流放说，又要解释诗中描写的百姓集体流亡，于是提出个巧合论来。但这是附会，不能叫解释。
王逸的说法与题目《哀郢》也对不上号。按照题目，哀的是郢，应该是因为郢发生了什么事而哀，而不是为了发生在屈原自己一个人身上的事。所以清朝的王夫之批评说：“王逸不恤纪事之实，谓迁为原之被放，于《哀郢》之义奚取焉！”(《楚辞通释-哀郢》) 意思是，王逸说东迁是屈原被流放，这和《哀郢》的题义有什么关系？
王夫之继承的是明朝汪瑗的说法。汪瑗最先提出流亡说。他认为《哀郢》的写作原因是郢都沦陷。他说：“此郢乃指江陵之郢，顷襄王时事也。”秦国“赦楚罪人而迁之东方，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悲故都之沦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已去终古之所居，遭谗言之永废，此《哀郢》之所由作也。”(《楚辞集解-哀郢》)
汪瑗认为《哀郢》的写作原因是郢都在楚顷襄王时被秦军攻占。秦军把楚国的罪人驱赶到东方。屈原也身在其中，在离别故都和被排斥的多重感伤中写了这首诗。他说屈原被秦军“赦迁”，这和诗中写的郢都居民集体流亡的场面不合。但他指出流亡的原因是“故都之沦亡”，切合题义，以后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王夫之说：“《哀郢》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谗，盖以不欲迁都而见增益甚。然且不自哀，而为楚之社稷人民哀。然悱而不伤，忠臣之极致也。曰东迁，曰楫齐扬，曰下浮，曰来东，曰江介，曰陵阳，曰夏为丘，曰两东门可芜，曰九年不复，其非迁原于沅溆，而为楚之迁陈也明甚。”
他的意思是：《哀郢》哀的是楚国的社稷人民，失去故都，不是哀自己的进退。从写流亡经过的文字看，写的也不是屈原个人的流放，而是楚国迁都，明白极了。
近代学者郭沫若先生也接受这个说法。他说：“此篇王船山以为所纪者乃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纪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东北保于陈时事，极是。”《屈原赋今译-九章-哀郢》
这个流亡说的问题是它无法解释中六句里的“至今九年而不复”和后六句里的“信非吾罪而弃逐”的话。这些话明白地说屈原是遭到流放，所以也应该是因此离开郢都。关于写作原因，汪瑗仍提到“伤主上之败辱”，“遭谗言之永废”。王夫之也把“被谗”和“不欲迁都”结合起来，说屈原因为不想迁都更加被谗。都是为了兼顾后面那些显然以异时异地为背景而写的，与郢都沦陷时逃亡无关的文字。
清朝的蒋骥也支持王逸的说法，为此他也需要解释掉开头四句。他说：“《哀郢》百姓及民，与《骚经》民生、民心同，皆原自指。归咎皇天者，不敢斥君也。《集注》泥其说，谓被放时适际凶荒，而与居民同时东徙，不免胶柱之见。王姜斋又谓《哀郢》乃叙顷襄迁陈事，尤为颇谬。”《楚辞余论卷下》
蒋骥的意思是：前四句里说的“百姓”，“民”都是屈原自指。如此这四句所写只是个人流放。因为错误理解了“百姓”和“民”字的含义，才有了郢都居民集体流亡的误解。怨天其实是回避怨君，和天灾没关系。所以他认为朱熹为解释集体流亡而发明天灾流放巧合说是拘泥笨拙，王夫之把集体流亡解释为迁都的说法尤其荒谬。都是由于对字义理解错误，为本来不存在的事找理由。
蒋骥这个解释的问题是：“百姓”怎么能指一个人？“民”在《离骚》里的确可以当作“人”的同义词。比如“终不察夫民心，”“哀民生之多艰，”可以理解为“人心”，“人生”。但“民离散而相失”，自己和自己怎么能离散相失？说不敢斥君，那怎么敢怨天？这把君与天的关系说反了。其实屈原在《离骚》里批评的就是君，而“指九天以为正”，把天当最高权威。
蒋骥的解释明显不通。但他对朱熹和王夫之的批评有道理。巧合说牵强。迁都说完全否定个人遭遇也说不通。《哀郢》哀的固然不是个人遭贬谪流放，但也不是写迁都，而是写郢都的沦陷，自己和同胞们被迫背井离乡流亡。作者写的是个人在这个大历史事件中的遭际和感怀。
近代学者，自郭沫若先生以降，没有脱出流放说和流亡说这两论的框架，探求的仍是怎样调和诗的前后文字。在屈原被流放和郢都沦陷的时间关系上用心，以求让二者相容。并没能解释得更通。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流放说和流亡说都言之有据。各被诗的一部分文字支持，和另一部分抵牾。接受一部分，就需要解释掉另一部分，或者无视它。两派学者像两个瞎子摸象。都没有正视一个事实，就是前后文字的互不相容。都想方设法去调和，却被逻辑关系制约，怎么也拼不出一头完整的象来。都没有去想想他们摸的是不是同一头象？都没有想：如果这几部分文字互不相容，它们能不能属于同一个作品？
二，错误拼接
下面先讨论前四十句和中十四句与后六句的关系。
先说中十四句。它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段牢骚。写世道败坏，个人遭遇的不公正，心情的郁闷。和郢都发生了什么毫无关系，可以暂不讨论。
前四十句的前四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写的是老百姓流离失散，逃离郢都。这样的集体逃亡，尤其是“东迁”，原因应该是秦军进攻。屈原也在难民之列，写的是自己逃离郢都流亡的经过，心情，和路上的所见。
后六句说：“信非吾罪而弃逐兮。”“冀一反之何时?”可知作者离开郢都是被“弃逐”，是遭到贬谪。冀望返回，不知何时。
前四十句和后六句写的是两件事。前者写因为战乱而随难民集体流亡，后者写个人因贬谪而流放。虽然都离开了郢都，但原因不同，所以说法和表达的感情也不同。前者是哀伤，说再也见不到了。后者是心中不平，说不忘返回。前四十句里虽然也有“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的话。那是在路途上身心对比的写法，身体渐行渐远，心还在原地流连，是和“别时容易见时难”一样的感叹，表达的是不忍离别的心情。灵魂欲归的说法含有绝望的意味，希望魂归故里，也和在流放地期待返回起复不同。
这就像一个人有过两段恋情，都失去了。第一段爱的人死了，第二段爱的人变心。虽然心情都不好，但不一样，一个是哀，一个是怨。一个是永伤，一个还抱希望。把记述这两段感情的文字捏合在一起，说成是一段恋情，就会出现和《哀郢》的前后文字一样的矛盾。
前四十句和后六句可以清楚地这样区分开。下面讨论中六句。它和前四十句的关系可以根据这六句里提到的“九年”和屈原年表来确定。判断的方法先是看屈原一生中，有没有离开郢都九年以上的时段。如果有，再看是什么时间，在郢都沦陷之前还是之后。
对屈原生平的记载，只来自《史记》。《史记》的记载来自司马迁在当地的采访。贾谊在司马迁之前约半个世纪被贬去长沙，路过屈原流放和自杀的地方，写《吊屈原赋》，说：“侧闻先生兮，自沉汨罗。”可知当地流传屈原的故事。《史记》没有具体记载屈原的生平，比如什么时候被流放到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作品。后人的说法都是根据屈原作品的内容推测的。有些作品，尤其《九章》里的，是不是屈原写的，有种种疑问。所以本文的分析尽可能只依据《史记》的记载和《哀郢》的文字。
对屈原一生经历的时间点，《史记》的交代很不清楚。只能根据它提到的事件来推测。屈原的生年有几种说法，大致是前343，前340，前339。为了便于叙述，取中间值前341年，上下误差两年。他经历了楚怀王和怀王的儿子顷襄王两朝。楚怀王在位三十年，时间是前328年到前299年，顷襄王在位的时间是前298年到前263年。郢都在前278年被秦军攻占。
怀王在位时期，屈原刚开始受到信任和重用，有过一段意气风发的时期，后来因为小人的谗言被疏，被绌。《史记》提到楚怀王十八年（前311），屈原约三十岁，出使齐国归来，劝怀王杀张仪。假如他不是在二十岁就官居高位，紧接着就被疏远和流放，回朝后又出使齐国，在这大约十年之间，很难挤出一个九年流放，不在郢都的时间段。《史记》说十二年后，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屈原劝怀王不要去秦国，自然身在郢都。这之间可以插进一个九年的时间段。在这期间他也被流放过。《史记》说：“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幸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见怀王之终不悟也。”这是说屈原被放流，始终不能返回，是因为怀王始终不觉悟。也就是说这次流放发生在怀王在位期间，而且只能发生在屈原三十岁以后，因为那时屈原从齐国回来，见过怀王。
《史记》的这段话有自相矛盾之处。“然终无可奈何，不可以反，”和劝阻怀王赴秦的说法矛盾。前者说怀王在位时，屈原始终没能回到郢都和朝廷。那他就不可能劝阻怀王赴秦。如果他劝阻怀王赴秦是事实，怀王在位时他始终没能回朝的说法就不是真的。二者相权，屈原始终没回朝的说法更有可能。他劝阻怀王赴秦更可能是误书。但这自相矛盾不影响“九年而不复”的流放发生在这十二年之间的说法。
《史记》另一次记载屈原被流放，是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在位时，原文是“顷襄王怒而迁之。”“迁之”指改变流放地。这也支持屈原在怀王朝始终没能返回的说法。这次被迁距离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沦陷有大约二十年时间。其间也可以容下一个九年以上的时间段。
《史记》写屈原被“迁”后，在流放地与渔父谈话，作《怀沙》，投江自杀，没写他又回到郢都。但如果屈原是《哀郢》的作者，郢都沦陷时他应该在场。诗中说：“甲之鼂吾以行。”这个“吾”只能是作者自己。从逻辑关系上说，或者郢都沦陷时屈原不在，也就不能是《哀郢》的作者；或者屈原是《哀郢》的作者，因而当时身在郢都；只能二者选一。而屈原是《哀郢》的作者，是一切讨论的基点，像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一样，是不能怀疑的，所以只能选择后者。也就是说在顷襄王朝，在郢都沦陷以前，屈原已经回到郢都。如此他就不会还是遭弃逐的流放之身，而是普通百姓。他写自己和百姓们一起流亡也就很自然合理了。这个身份也是判断中六句和后六句写作时间的重要参考，因为它们都是以流放者的身份写的。
郢都陷落时屈原大约六十三岁。经历了这次逃亡，此后他又活了九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自杀，这可能性极小。更不会还抱着回郢都的期望，因为郢都已经成为秦国的南郡。也不会期望复职，因为他受过怀王赏识，才会期望他觉悟。和顷襄王没有这样的关系，对他也不会抱这样的期望。所以那“至今九年而不复”的“今”应该也在怀王朝。如此这一句所在的中六句和前四十句也没有关系。如此中六句和后六句就都不会是在郢都沦陷之后写的，前四十句也就不会是在郢都沦陷九年之后用回忆方式写的，也就没有所谓的倒叙笔法。如果中六句和后六句都写于郢都沦陷之前，它们与前四十句就不可能属于同一首诗。也就是说只有前四十句才是《哀郢》。
仅前四十句显然不是完整的《哀郢》，后面应该还有诗句。是遗失，被删，还是其他原因，无法知道。但不论怎样，它和后面的二十六句不应混为一体。尤其是中十四句，不仅前言不搭后语，与主题毫无关系，而且文字拙劣，晦涩，情调阴暗低下，像狗尾续貂，糟蹋屈原的诗。
从古到今，很多文人学者怀疑《九章》里的一些作品不是出自屈原之手。依据是这些作品的风格，口气，文字，和水平，与确切知道的屈原的作品不在一个档次。如果说这些差别需要有文学鉴赏能力才能判断，有一个现象却是客观而且简明的证据，那就是在《九章》中随处可见的《离骚》中的文字。没有诗人会把自己的一首诗里句子写进自己的另一首诗。这是诗人写作时极力要避免的。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之间也没有。而《九章》的作品中却频繁出现套用《离骚》中成句的情况。下面是一些明显的例子。
《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 《九章-惜诵》：心郁邑余侘傺兮。
《离骚》：孰云察余之中情， 《九章-惜诵》：又莫察余之中情。
《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 《九章-涉江》：步余马兮山皋。
《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 《九章-抽思》：昔君与我成言兮。
《离骚》：理弱而媒拙兮， 《九章-抽思》：理弱而媒不同兮。
《离骚》：夕揽洲之宿莽， 《九章-思美人》：搴长洲之宿莽。
《离骚》：芳与泽其杂糅兮， 《九章-思美人》：芳与泽其杂糅兮。
《九章-惜往日》：芳与泽其杂糅兮。
《离骚》：宁溘死以流亡兮， 《九章-惜往日》宁溘死而流亡兮。
《离骚》：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九章-悲回风》：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 《九章-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
《九章》中的这些句子，许多与《离骚》的诗句逐字相同，有些只掉换个别字。显然是从《离骚》中照搬过来的。写诗词的人把别人的成句用在自己的作品里，叫“偷句”，用的有创意，叫“借句”。本人写诗，既不会偷自己，也不会借自己。连意重都要竭力避免，更不要说词句雷同。这样的照搬是判定《九章》中的这些文章不是出自屈原之手，或者被别人编纂过的有力证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作如下判断：中六句和后六句可能出自屈原写流放经历的其他作品，被错误拼接在《哀郢》中。中十四句是混入的伪作，不是出自屈原之手。历代争议的根源在于这几部分文字被混为一体。把它们区分开来，才能对它们之间的矛盾和不相容关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篡改
《哀郢》的第二个问题是遭到篡改。“哀见君而不再得”里的“君”字是被篡改的。理由如下：
第一，“君”字和全诗没有关系。
首先，诗的题目是《哀郢》。哀的是郢。前后诗句写的都是离开郢都的经过，目光触及的故国旧物，和由之而来的感怀。而表达离情的中心一句却成了“哀见君而不再得”。这在行文上说不通。
第二，能不能再见君和屈原离开郢都没有关系。
如果是因为战乱离开郢都，不会说再见不到君了，因为国君也离开了，很可能是同路。这也可以用杜甫和王维在同样境遇中的行事佐证。因为安史之乱，杜甫逃离长安，历尽千辛万苦去追随皇帝。王维被扣留在长安，写诗感叹：“百僚何日更朝天？”都不曾说再也见不到君了。君在，没有理由这样说，不管身在何处。
如果是因为贬谪离开郢都，也不会这样说。中六句和后六句写的都是对返回的期盼，怎么会在离开时说再见不到了？反过来说，如果那时已经知道不能再见了，怎么多年后会感叹还没“复”？不管这“复”是指复职还是指返乡。对一件永远不可能的事，人会遗憾，但不会感叹它怎么还没有发生，就像不会感叹一个死人过多久了还没复活一样。
从文理和逻辑关系来判断，“君”字没有理由出现在诗中。
第三，屈原和他的时代没有忠君思想。
首先屈原没有忠君思想。《哀郢》里写离开郢都逃亡，只提“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没提国君。《离骚》，《天问》和《九歌》是最可信的屈原的作品。《天问》对古代国王都是指名道姓，也没有出现一个“君”字。《九歌》里多次出现“君”字，只是一个代词，用来指几乎每一个神灵，没有一次指国君。代表作《离骚》约两千四百字，没出现一个“君”字。只在两个地方提到有个叫“灵修”的人，应该是指国君。一处说：“夫唯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意思是只因为这个灵修，和自己说好了，又几次变卦。另一处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是说他糊涂，怎么也不明白“民心”。还有一处说：“哲王又不寤。”都是责怪，叹息，绝没有怀念和留恋，也看不到奴才式的恭敬。《离骚》全诗表达的爱只是对故乡和旧国。对国君只有失望。失望的也不是不能为他服务，而是他不让自己为祖国服务。诗中说：“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所有怀恋，只系于故国。所有遗憾，只为不能实现为国效力的抱负，清白正直的操守不被“国人”理解。由此可知屈原没有写“哀见君而不再得”的思想和感情基础。
不但屈原没有忠君思想，整个先秦时代也没有。那时候君还不是“朕”，“朕”也不是国家。《左传》和《国语》记载的春秋时期著名的君臣对话，大臣对国君都是下级兼同事的口气。不对就批评，甚至教训，不听就走人。毫不客气，绝没有奴颜婢膝。比如召公批评周厉王用滥杀禁止百姓说话，最后赶走了他。宫之奇给虞公讲唇亡齿寒的道理，不听就举家去国。子鱼批评宋襄公在战争中滥施仁义。郑文公对烛之午认错求助。晋惠公在战场上被围，叫庆郑救他。庆郑说他不听劝谏，是自找的，让他被秦军俘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春秋时期，国君和大臣往往是同宗兄弟，宗族不同分支的家长。大宗和小宗地位虽有高低，但国君不一定是强枝，比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他们和国君也不是主奴关系。到了战国时代，出现了下层平民出身的大臣，比如苏秦，张仪，商鞅，范雎，都当到宰相。他们和国君也不是奴才和主子，而是请来的帮手，客人，老师。比如苏秦挂六国相印，被君主们奉为上宾。颜斶对齐宣王说士贵，王者不贵。齐宣王请为弟子也被辞谢。秦昭襄王给范雎下跪求教，范雎还推托再三。
儒家在先秦也没有忠君观念，认为君臣关系的基础不是忠，而是礼义。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忠是以礼为前提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他和梁惠王，滕文公谈话，都直率坦荡，没有一点儿奴才气。这些说法和《左传》所列的那些著名君臣对话体现的君臣关系是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先秦儒家也不认为臣是人身隶属于君主的奴才，对君主也没有不分是非善恶，绝对服从的义务。
儒家在汉武帝时被奴化。忠君观念是这时出现的。它把君臣关系变成主奴关系。此后历朝历代，尤其是“圣朝”，编纂古籍，都按被奴化的儒家意识形态做系统的歪曲篡改工作。或者曲解原文，赋予它原来没有的含义，或者直接删改。王逸对《离骚》就做了这样的工作。他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楚辞章句序》）这是说《离骚》文字的含义都以儒家的《五经》为本。比如“帝高阳之苗裔兮”表达的是《诗经-大雅-生民》篇中的“厥初生民，时维姜螈”一句的意思。“就重华而陈词”和《尚书-皋陶谟》里禹和大臣皋陶商讨政务同义。这些都是曲解。他说《离骚》里的“灵修美人”比喻君，“宓妃佚女”比喻贤臣。这和同时代的《毛诗》曲解《诗经》的手法一样。使古代诗歌里和君主没有一点儿关系的抒情诗句都被赋予爱君忠君的含义。《哀郢》里“哀见君而不再得”里的“君”字，应该就是这样的曲解和篡改的产物。它是怎么发生的，无从得知。但从王逸“思君念国”的说法可以知道，这篡改在他那里已经发生了。
那么被这个“君”字换掉的原文是什么呢？这只能根据诗的内容去推断。有一个简单的思路：哀的是什么，这个字就是什么。所以这句诗的原文应该是“哀见郢不再得。”这才是《哀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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