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猛：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
李庆霖：上毛泽东书
冀 汸：文革岁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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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二六）·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九四期（zk2312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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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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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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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 孙永猛
【文献资料】 上毛泽东书 李庆霖
【生逢乱世】 文革岁月（下） 冀 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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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
·孙永猛·
§１
忘记了是谁的倡仪，反正有人倡议。一倡仪同学们就一齐响应，有钱的交钱，没钱的交饭票。于是，有人敛钱，有人采买，有人把宿舍的四张条桌拼起来当餐桌；饭盒、饭碗盛菜，喝水的缸子盛酒，花花绿绿，大大小小，就这样搞起了聚餐——我们读大学期间的唯一一次聚餐。
这一天是１９６９年８月３１日，我们入校五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原本是我们毕业离校的日子，可怜我们这些大学生，曾经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天兵天将，现在没人管了，成了姥娘不亲、舅舅不爱的弃儿，毕业的时间遥遥无期。
过去根本对立的两大派，见了面金刚怒目，现在不再对立、不再金刚怒目了，一个个打着赤膊，穿着裤衩，放肆地说笑，似亲密无间的兄弟。不是不想通知女生，只是怕扬派大了，让工军宣队知道；再则女生来了，就不好打赤膊、穿裤衩了，说话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大家公推团支书记致辞。他扶了扶眼镜，清了清嗓子，说：“为庆祝我们入学五周年，干杯！”于是大家一仰脖把酒灌了下去。当时谁也没想到，他这样一个学中文的大学生后来竟成了景芝酒厂的董事长、总经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酒。一杯酒下去，血立时往头上涌，心脏呯呯跳，身体飘飘然。同学们大声咋呼，大声说笑，可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怀抱着悲苦。
我曾经有自己钟爱的学业。十二年寒窗苦读，考进了这所重点大学的重点系——山东大学中文系。这里有我们景仰的文学泰斗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这里出过毛主席表彰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校长是创造社干将，曾肩扛十万吨无烟火药跟鲁迅较过劲的成仿吾；我们胸前的校徽是成老的挚友郭沫若题写；我们唱的校歌是成老作词，他的学生、大作曲家郑律成谱曲：东临黄海，南望泰山，这儿是我们学习劳动的乐园……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刻苦攻读自己钟爱的专业，以备他日实现“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壮志。但是，一场风暴来了，我们的学业荒芜了。
我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父亲是一个睁开眼吃饭，吃了饭干活，完活睡觉的庄稼人，除了干活，家里家外，百事不问。母亲是那种十分要强、咬钉截铁的女人，一个家全靠母亲支撑。母亲一生最感耻辱、最感在人前直不起腰、不起头的是，父亲兄弟五个，其他四个都读过书，都在外面有头有脸，唯独父亲大字不识。母亲唯一的心愿是供我们三兄弟读书，给她长个脸面。家里日子难，大哥读了四年书，二哥读了六年书就先后下学了。轮到我，母亲说：“小三尽管念，只要你能考上读大学，去留洋，家里砸了锅卖了铁也供你。”在中国北方农村吃上饭（至于吃什么先不管）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供出一个大学生意味着全家人近廿年的辛劳与节衣缩食。在省城，我思念着操劳过度、体弱多病的母亲，恐惧着世上没有了母亲的悲伤与黑暗。就在这次聚餐的半年之前，母亲真的撒手而去，我当时确有种沉入深渊般的绝望，太阳没有了，月亮没有了，天当真是黑了。
我也曾有过美好的爱情。她是我高中的同学。向毛主席发誓，在中学读书时心思全在功课上，彼此虽有好感，却不曾有过爱情。我离开家乡那天，在镇汽车站碰到她，她考上了南方一所重点大学，学的是理工。我们一路走，一路谈，这时我才发现她是那样崇拜我（她用的就是这个词），我是那样喜欢她。我们恋爱了，不管文革怎样搞，硬是恋了整整五年。事至今日，学是没的上了，眼下的“革命”也使人茫然无措，不想再革了，从早到晚，我们不知道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没有对象的，趁着还顶着一顶大学生的帽子，赶紧想方设法找个对象；在校内有对象的，干脆搬到一起住，结婚了。我参加过一对同学的婚礼，门口的对联是“两个黑老保，一对新夫妻”，横批是“革命到底”，大概世界上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婚礼和新婚贺辞了。眼看要毕业了，我给女朋友写信，商量一下去向：是我南下呢，还是她北上。她很快回了信，信中没有说要我南下或者她要北上，而是说“我们只是同志和一般的朋友，愿意继续保持革命的战斗的友谊”云云。五年的恋爱原来根本就不存在，只能解释为是我自作多情、单相思，可怜复可笑。仰面唾天，唾沫掉到自己嘴里，我手拿书信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寝室的窗户开着，外面的广播传了进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好像还有用；文科大学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用，无须办了。文科就会研究几片乌龟壳，研究李自成是红胡子还是黄胡子；李白、杜甫没有上过大学，司马迁也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办文科大学有什么用！看来，我们这些毛主席的“亲人”，真正是新中国的“末代文科大学生”了。就在我们聚餐前不久，新华社播发了山东两位教师给“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建议信（因他们一位姓侯，一位姓王，后来统称“侯王建议”），建议中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据说这样做有利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有利于“防修反修”。如此这般，我与她一个是文科大学生，要到中小学教书，拿工分吃饭了；一个是理工科大学生，要进大中城市的化工企业。这样两个人结合了，有法生活吗？看来分手不失为明智之举。
文化大革命革掉了学业，革掉了爱情，还“革”个鬼！我们成了一叶小舟在风浪里颠簸，不知什么时候会覆没，不知道前途和希望在哪里。
同学们还在大声吆喝大口喝酒，终于惊动了工宣队。工宣队长来到我们寝室问：“怎么了？你们这是干什么？”不记得是谁，话来得很快：“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问得工宣队长一愣一愣的。）三年前的今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我们在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三周年！”学们一齐举杯来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三周年！工宣队长退出去了。
聚餐的同学，有的醉倒了，有的到盥洗间吐了，有的哭了，还有的说这酒跟阿庆嫂的茶一样，刚刚喝出点味来，于是又有同学一溜歪斜地打酒去了。那天，总共醉倒了几个，什么时候结束的，怎么结束的，完全不记得了。
那次聚餐之后，又过了整整一年，我们终于结业了。我清楚地记得，上海的两位同学从市里叫了三轮车，装好东西，上了车，从楼前经过时，挥了挥手，说：“走了，再见了！”当时，我正在打羽毛球，我挥了挥球拍，也说了声：“再见！”就这么分手了。
天各一方，路途迢迢，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吗？没有中学毕业时那样抱头痛哭、依依惜别、临别赠言、十八相送的动人场景，就那么挥挥手就完了——我们几乎是逃也似离开了那所曾让我们景仰、骄傲和热爱的大学。多少年之后我们发现，当时毕业竟没有领毕业证，又一齐要求学校补发，可见当时逃离得多么匆忙。
又过了多少年，同学们都觉得六年同窗，感情甚笃，离校时就那么挥挥手走了实在不应该，应该聚一聚。但是，十几个省二十几条战线近七十位同学聚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几位热心同学的操办下，最终还是圆了这个梦，七十位同学终得云集济南。同学相见，或拥抱，或握手，或相对无言，相互打量着头上的白发，全是无限感慨。这已是离校第二十六年的事了，二十六年前的学生生活，恍如昨日。
§２
我们几乎是被一鞭子赶到部队农场的。
说是“几乎”，因为并不是全部。少数年龄大、家庭负担重或身体有病的，经批准可以直接分配工作（这工作多为学非所用，多少年后，还有人仍在某锁厂任仓库保管员）；有的已经结婚或恋爱的同学，则发送到外省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我们６９、７０这两届毕业生，理科的去潍北农场，文科的到了胶东腹地一个部队农场。
到了部队农场，我们才发现这不是一般的劳动锻炼。我们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来接受解放军“再教育”，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
老指导员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改造好了，是宝贝，改造不好是祸害。”老指导员苦出身，参加过抗美援朝，自己没读书，对读书人还是高看一眼的，所以才有“改造好了是宝贝”一说。“祸害”一说听着就不顺耳，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祖辈里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感激还来不及，我们祸害谁？怎么祸害？投美帝、苏修还是蒋介石反动派？
C排长的讲话直截了当：“我说向左转你就不能向右转，我说立正你就不能稍息（当然当然，部队的规矩我们懂）。地球是从这儿向这儿转的，不能照你们臭知识分子的意志从这儿向这儿转。你们是属破车子的，不钉巴着就是不走；是属牙膏的，不挤就是不出……”乖乖，我们怎么了？我们成了什么人了？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
我们是１９６４年入学的。当时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很紧很紧，全班四十几位同学没有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城市来的最高成份是职员，农村来的最高是中农，清一色劳动人民子弟。入学后，学校的政治教育抓得很紧，入校三个月不到，全都打起背包去参加“四清”运动，接受阶级斗争的洗礼。系里安排调干班的党员同学到我们班住宿，做思想工作，以便发现和培养可以入党的苗子。我们学生班的同学一个个都争着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宿舍从来不用安排值日，都争着打扫；厕所堵了，有的同学卷起袖子就伸进手去掏，先掏出的当然是粪便，弄得手脏稀稀的，却全不在意。当时学校的伙食办得很好，早晨一碗粥一个鸡蛋一个馒头，中午多半碗米粉肉。一位同学说：“端起饭碗就想起俺爹。”有人问：“怎么呢？”他说：“俺爹一年到头干活，过年也舍不得吃这么一碗肉。”我们的日子天天像过年，我们总怕在这个环境里“修”了变了忘了本。于是，有一点“变”的思想都随时挖出来批判，诸如“看自己的粗布衣不如人家的衣服白”、“不再关心天涝天旱对庄稼的影响”之类，都是要批一批的；星期天也不愿闲着逛街，认为应该干点活，便和离校不远的村子联系好，每个星期日都去干活，刨地，收庄稼，挖大粪。不图别的，只图保持劳动人民本色，附带搞点社会调查。
当是之时，我们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还有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左”派幼稚病，已经“左”得可笑可爱又可气了。记得一次高兰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课，讲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说：“三仙姑团结了一批小青年，这‘团结’二字使得好，使得高，使得妙，换一个词，就粗了，俗了。”我们立时提出批评，提出要跟高先生辩论。级主任当不了家报到系里，系里又请示学校，最后成仿吾校长指示辩论可以，要掌握两条：一要尊重老先生，不许有过激行为；二要仅限于学术探讨，不准上纲上线。但是，我们不仅批评了高兰先生不该在“团结”两个字上作文章，还批评了赵树理的这篇小说说他不正面写抗日，只写什么“恋爱”、“三仙姑”，背离了时代精神。紧接着，我们又参加了批判周谷城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评成仿吾校长的“二元（精神和物质）幸福观”……长期“左”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我们在１９６６年５年４日高炬（高举的谐音，江青的化名）的文章发表后，很自然地接受了那些观点。不久，学校宣布停课，从那之后，我们就以革命派自居，一心一意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了。
可是现在，我们这些劳动人民的子弟、毛主席的红卫兵，已经“左”得不能再“左”的“反修防变”的主力军，突然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这是谁跟谁啊？我们一下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尽管心中茫然，一个劲地打鼓，毕竟是刚到农场，还有些新鲜感。工资发下来，四十二元。交上十二元伙食费，可以敞开肚皮吃。一月下来，全连平均每个人吃了六十多斤（包括两个饭量本不大的女生班）。连长发毛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从上中学到大学毕业，每顿饭都手捏饭票作一回思想斗争，菜拣最便宜的吃，饭不敢吃饱能撑到下一顿就行。现在不定量，不吃白不吃，能不使劲吃？”连长说我明白了，就找司务长，要他改善伙食，说：“同学反映了，人家学生连菜里肉多。”司务长不怕学生吃得多，农场农场，有的是粮食，就容不得说他不舍得给学生肉吃，一听便恼了，说：“我拿着他们当个人他们自己不当人，像‘揣’新兵蛋子一样‘揣’肥还不容易！我到老连队借两口大肥猪，大肥肉膘子‘揣’上，我叫他们放屁都油了裤子。”他果真借了两口大肥猪，上半月杀一头，下半月杀一头，大肥肉、大白菜、粉皮煳一锅，叫你吃。星期天吃水饺，一人一斤肉一斤菜一斤面，你自己包，炊事班负责下，吃吧。早晨吃了水饺，中午谁都不想吃了，晚上纷纷到食堂问有稀饭咸菜没有。当月，饭量就跌下来了。
到农场锻炼，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劳动，用汗水冲刷资产阶级思想；二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是：他不用别人去打倒他，他自己就打倒了自己。只要定了位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了某种外在的政治压力，一个比一个积极，一个比一个会表现，自己就把自己打倒了。
按理说，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谁没割过麦？谁没收过秋？干农活是不怵头的。但军垦农场的劳动完全超出了想象。一则过去虽也干农活，毕竟是辅助性的；二则部队农场的指导思想是改造第一，劳动第二，只要利于改造思想，活儿越重越好。麦收之后，往县粮库送粮食，粮仓很大，粮食上铺一条板子到仓顶，四十度的坡度，两个人一搭把，一袋麦子放在腰上，二百斤重，你两手在底下托着，上吧。上到一半两腿就打哆嗦，身子一晃，歪倒了，就得挨批评。下一趟再哆嗦，也得咬着牙爬到顶上再倒。还好，一天下来，要领掌握了，也不怵了。收红麻是个力气活，红麻拇指粗，三四米高，要割下捆好运回来。大家推起车子就是小跑，谁也不甘落后。不知怎么着了，我临近傍晚总是翻车空车时碰着在炊事班帮厨的副班长，他说，班长你怎么了，脸色不好。我说，不知怎的，光翻车。“是不是饿了？”“不可能，中午二两的窝窝头我吃了七个，怎会饿？”他说，难说，你等等他去拿了个馒头一切两半，弄一块大肉夹在里面塞给我。我空着车边走边吃再装上红麻，竟然稳稳的，原来真的是饿了。那以后，早饭、午饭就拼命往肚里装，实在吃不下，摘几个朝天椒就着，硬往肚子里塞。
正月还没过完，连队把菜地分给各个班。八班长立时行动，在菜地里挖了井。农场所在地是胶东腹地，一片涝洼地，地下水很浅，不到两米就见水，好汉子一天就能挖一口井。八班挖好了井，用草坯砌好井壁，干净利索，煞是好看。晚上点名，C排长表扬了八班，不点名地批评了我们七班和九班（女生班）。草坯经不住水泡，晚上我们睡下了，只听轰然一声，我们知道八班的井塌了，就有些幸灾乐祸。第二天，八班又重新砌了井，第三天又帮九班挖了一口井。晚点名的时候，C排长不再客气，点名批评了我们班：“自己怕苦怕累，八班挖好了井，还不服气；八班的井塌了，还看笑话。”点名之后又留下了我，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还不行动？”我解释说：“不是怕苦怕累，地还冻着，菜还没种，等开春暖和了，菜出来了，再挖也不迟，那时水也不这样冷了。”“还是怕苦怕累怕冷不是？”我说：“再说了，今年农场搞稻改，引水渠修到地头，等渠修好了，在渠上开个水闸，直接把水放到菜地里，不比从井中提水好？”“这样说，你是不想挖井，等大渠送水了？大渠不修了怎么办？”我说：“团里已经定了，一定要修的，连里也安排了任务。”“万一不修了呢？”“万一不修我挖井也来得及，保证不耽误浇菜。”“你们知识分子会说，总有理儿，我的话你就是不听别的排也要行动，为什么要落在别的排后头”我忙解释：“不是不听话，是没有必要这么急，再说这又不是命令。”C排长火了：“七班长，我现在就命令你，明天把井挖好！”这分明是治人。我去找老指导员，老指导员却说，是命令就得执行；他的命令错了，有他的上级去管，下级只能执行。我们班只好憋着气开始挖井。井挖得深度够了，我赌气第一个跳下去砌井。正月里的水透骨凉腿一下去，像刀割一样痛，很快就麻木了。同学们要换我，因为赌气，我偏不换，左腿站在冰水里，右脚蹬在井壁上，一直把井砌完其实，到蔬菜播种时，大渠已修到地头，井完全没用，算是一个大笑话。我却因为左腿在冰水里太久受了寒从那以后，天一凉膝盖就痛。
我说八班长：“你真不是玩艺儿，你充积极，叫我挨熊。”他说：“你还不明白吗，三个排长数他年龄小数他积极，他不能让一二排走在前头，你何苦找着挨熊？”我听了只有苦笑。
实行稻改，旱田整成水田，是很费工费力的活儿，得先修水渠，把稻田整得一方一方的，尽量平整，然后放上水，再次整平。人站在没膝深的泥里，用铁锨一锨地从高处往洼处铲土，活儿很重，一天下来，骨头架子都要散了。中午收工回来，洗洗手就吃饭，只想抓紧时间休息。部队的规矩，不过七一，不能午休，不能上床，累极了困急了，就坐个小板凳倚着床打个盹儿。有一次我迷糊着醒来，觉得左腿腿弯处不得劲，低头一看，是一只蚂蟥钉在那里。同学们听说，一齐围上来看，副排长是政治系毕业生，年龄大，有经验，说用鞋底或巴掌扇一下，两下，三下……这一招很管用，已钻进肉里三分之一的蚂蟥退出来了。有位同学调皮，用细绳把蚂蟥上头吊在窗上，下头吊个石头。到晚上收工回来，蚂蟥被拉得足有十公分长。据说，蚂蟥做赶车人的鞭稍是很耐用的。
修大渠要有人铲土，有人抬土，有人把抬到大渠上的土修整成渠形，劳动强度很大，像跑远路一样需要悠着劲匀着气干。而我们却完全是冲锋一样，喊着口号奔跑，一张弓拉到了极限。C排长是个很会指挥的人，他下午３点多到工地先拿张锨干点轻快活；５点多了，饭已经消化，力已经枯竭，他把棉衣一脱，起大筐，说：“同志们，喊起来，跑起来，唱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我们就喊起来跑起来，唱起来。近二百斤重的一筐土抬在肩上，跑起来，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
超负荷的劳动，大部分同学都坚持了下来，这应当是好事。我常想，能吃了在部队农场劳动的苦，便没有什么苦不能吃了。最要命的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劈骨挖髓斗私心”，斗了一线斗二线，斗了二线斗三线。
画一个当时被称为最大的走资派的画像，搁在地上。大家面对画像，先是集体读忆苦思甜的材料，再是个人忆苦思甜，最后上挂下联，“斗私批修”。读读材料没问题，个人忆苦思甜也不难，难在最后一项上。要检查翻身忘本，检查怕苦怕累，检查名利思想，检查劳动锻炼的临时观点，等等。这些检查出来的“活思想”，要上挂下联，上纲上线，还要真动感情，没有哭，或哭得不真切，就是没有触及灵魂。可是眼泪不是自来水，随便一扭就哗哗的流，特别是连续搞了几天，就有泪也哭干了。没有眼泪怎么办？我就想我最痛苦的事情，想母亲一世操劳供我读了十九年书不曾享一天福，想母亲去世时我想死不想活的心情。就这样，演戏一样，硬是哭起来。看看班里的同学，有的像我一样在哭，只不知他们在想些什么；有的根本没有眼泪，只是哭一样地干嚎，哭一样地干挤眼睛。
中午吃饭时，饭前又忆苦思甜，从各排各班中选出典型在宿舍前全连大会上讲。讲的人鼻涕一把泪一把，听的人均作痛苦状，不时振臂高呼：“打倒×××！”“保卫毛主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忆苦思甜完了吃饭，大家都沉默不语，吃得很少。或许是忆苦之后，心情沉重，吃不下；或许是怕人说刚忆完苦，就能吃下饭，根本没有痛苦的表示；也或许是自己的表现自己都感到讨厌，连吃饭的心绪都没了。
当时，“灵魂深处闹革命”，深挖二线、三线的不为人知一闪念的活思想，已经成了律已的信条。我们排有位女同学，在支部大会上宣读她的入党申请书（政审已审过申请书支部已研究过，本来在支部会上通过就行了）时，突然离开稿子说：“我向党暴露一个我三线四线的活思想，一个一闪念的思想，可以说是反动思想……”顿时，大家都屏住了气。她说：“那是１９６８年冬天，我在中文系资料室翻阅旧中国的画报，翻到了江青同志在３０年代的剧照，她当时叫蓝苹。我的心中闪出了一个思想：毛主席怎么找这么个人做老婆。”全体党员都瞠目结舌替她捏着一把汗。接着她开始批判，说是怀疑江青就是怀疑毛主席，就是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云云。结果可想而知：支部大会停止了对她的入党申请的讨论。
事后我埋怨她：“你为什么不照入党申请书念，却岔出那么个活思想？”她说：“我确实有过那么一闪念，难道不应向党交心？”我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说了就说不清楚了。”她说：“我不是想入党吗？”说着就要下泪。好在她根正苗红，没有辫子可抓，又很能吃苦，干活一点不比男同学差，经过了半年考验后，终于入了党。这半年，她不说话，拼命干活，一脸的沉重，内心里的痛苦煎熬可想而知。
３
当时，我们在部队农场锻炼的同学最小的已经二十五岁，大的超过了三十岁，有的已经结婚，有的已经生子，父母均已年迈，家家都有些牵肠挂肚的事。尽管一到农场，就检讨临时思想、临时观点，心底谁都排除不了它，因为到部队农场锻炼本身就是临时的，是走上工作岗位前的洗脑，可还是得检讨。锻炼的时间越久，家中的事情越多，人心越是不稳。
正是清查“５·１６”反革命集团最紧张的时候，半天劳动，半天搞运动，人人过关。虽则是人人过关，因为我在校时是“保守派”，而清查主要是从“造反派”中清查，所以思想比较放松，一天下来，倒头便睡着了。晚上起来解手，发现山墙头有人在做什么，走近一看，是V君借着月光在编篓子，我说：“睡吧！”他说：“睡不着，再编会儿。”第二天讲评的时候，我表扬了V君，说他搞了运动见行动，利用晚上的时间编篓子，又向排长汇报了他的积极表现。V君是“造反派”著名的理论家，人称V克思，清查“５·１６”，他是首当其冲的人。所以排长对我的汇报不高兴，还说：“他是不是有压力，交不交代举棋不定啊？”这是什么话！他不就是造反吗，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又不是他发明的造反，造反造错了检讨检讨不就行了，还指望在同学中抓一串“５·１６”反革命集团成员不成！
过了一天，副排长把我叫出去，说：“七班长，V君的事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我愣了，问：“么事？”排副说：“他妻子的单位来电报了，说她夜间值班做完手术，在医院走廊里摔倒就昏迷了，正在抢救。前天就来电报了在C排长手里压着。”他愤愤不平地说：“他凭什么压人家的电报，人死了责任谁负！”排副曾是个老兵，当时报纸正宣传革命烈士盛习友的事迹，盛习友还是他当兵的时候招的兵，他也算个老布尔什维克了。他让我去找连指导员，给V请假，并说：“你跟他说明，如果扣压人家的电报，如果死了人，责任你不负。”
我找到指导员，该说的话都说了，我还申明这是排副和我两个人的意见。指导员沉吟了一会，说：“他会不会出去搞反革命串联？”我觉得很可笑，说：“我担保他不是‘５·１６’，如果是‘５·１６’，拿我问罪好了。”指导员说：“你通知你们排长，说，我批假了，一个礼拜，叫他准时返回。”通知了排长，又告诉了V君。V准备去了，钱没有，大家凑，我是单身，手头宽裕，倾我手中所有，给了V君；粮票没有，大家凑。我送V君出了营地，过了桥，他说：“班长，别送了。”握着我的手泪哗哗流，忍都忍不住——忆苦思甜，他可是干嚎不流泪的。我嘱咐他“如果不能按时返回，一定要拍个电报续假。”他说：“一定。”
万没想到，V君答应得千好万好，一周过去了，人没回来，也没有续假的电报，连一封信也没有。大家都替Ⅴ君捏着一把汗，不知他妻子怎样了，不知他这样超假回来怎样收场。
二十多天后，V君回来了，说他妻子是脑血管瘤破裂，昏迷了多少天，已经做了手术，脱离了危险，正在恢复。大家都为他庆幸；但为他的超假没有续假，排副又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V君的心情好，表示怎么处分他都认了。我担心君真的背上个处分，将来难办，便跟V君说：“我得开班会反复批判你，还得要求排里开会批判你，你得反复检讨。”这时的V君，脾气好得不能再好，他听懂了我的意思，表示只要逃过处分这一劫，叫他怎么着都行。
于是我们上纲上线，大批特批V君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与“５·１６”反革命集团挂钩；他则反复上纲上线检讨，深挖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思想根源。一番霹雳火爆，V君以其认识态度好而逃过了这一劫。V君后来虽有坎坷，却痴情不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情有独钟，成为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和亚太经济专家。
§４
那是一个不谈爱情的年代。许多年以后，我和一位当某杂志总编的朋友谈起，他说，我跟我妻子处了五年的对象，连一次手都没拉过。我跟年轻的同事说起，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们俩都干什么？你们俩有病没病？
那时，恋爱问题，结婚问题，家庭问题，从来都是个人问题。问某人你处女朋友了吗，结婚了吗，都是问：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个人问题，总是与革命事业相背的，想一想都是错误，于是只能一千遍一万遍地“斗私批修”。
但是，个人问题又千真万确地存在在那里，不召自来，又挥之不去，因为我当时已经二十五岁了。
在部队农场，我还算是一个比较没有牵挂的人，女朋友散伙了，伤心得很，决计谁人介绍也不谈了，什么时间分配了工作，就地取材寻一个算了。但是，事不由人，母亲不在了，哥嫂和姐姐觉得他们得承担起责任，都督促我快恋爱快结婚。我对家中介绍的，一律回绝。我自己还像浮萍，不知哪阵风会吹到哪里去，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在农场这个圈子里虽然有两个女生班，十几个人，但是花各有主，自然也绝了这个念头。
大家劳动闲下来的时候，弦不能老那么绷着，也嗑牙，也开玩笑，说着说着就说到卫生员M护士，说：“M护士对咱班长挺那个。”
连队原来没有卫生员，卫生员由通讯员小胡兼着。后来，可能军部怕学生连队有个闪失，就派来了受过正规训练的M护士。对军营里该不该有女兵，一直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不能有女兵，女的扰乱军心；另一派认为应该有女兵，根据是一个部队军容风纪不好，把一个女兵往那一搁，军容不整的现象没了，说脏话的也没了。后一派观点至少是有些道理的。M护士来到之前，连首长总为军容风纪着急。部队农场活儿重，穿衣服费，同学们原本有几身旧衣裳，穿着干几天活就破了；有几件好些的衣服又舍不得穿，于是就逮着那几件旧衣服和农场发的一身旧军装一直穿，破了就补（连队拿出一位女同学、一架缝纫机专门补衣服），补钉上摞补钉，有时有四五层之多。有位同学到邮局发信，大家都托他买邮票。他穿着补钉衣服去了，邮局工作人员看他穿的衣服那样破，买的邮票那样多（这个小邮局全部邮票都拿出来还不够），以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逃犯，就报了警。公安局的同志来了，一盘问才知闹出了笑话。地方上来拥军，全连集合去看节目，人集合起来了，副连长发了脾气：“你看你们，都是大学生，头不梳，胡子不刮，好衣服不穿，一个个胸膛长到后背上！都给我回去拾掇拾掇，衣服拣好的穿，白衬衣扎在裤子里，解散！”一会儿，人集合起来了，衣服是换了，但衬衣都是皱皱巴巴的。副连长叹口气：“时间来不及了，就这吧。”M护士来了，同学们都很欢迎她。女同学欢迎，是因为女人有女人的悄悄话儿、女人的病痛，有个女护士，她们就方便了；男同学欢迎她，是她长得略显单薄，表情典雅而忧郁，一副叫人怜爱的样子，一身军装，像一株迎风而立的小白杨。
头一次找M护士是感冒加落忱。我感冒了，总是咳；干活累极了，一个姿势睡觉，又落了枕，不动都疼，一咳更受不了。M护士开了药，又拿出伤湿止痛膏，让我找疼点，贴上膏药贴了止痛膏药，我又要咳，又不敢使劲咳，很痛苦的样子。她说：“你不能那样咳，看着我，把嘴抿住，把嗓子往上提把痰挤出来。来，试一试。”我抿住嘴，还没咳，就乐喷了。一乐又痛，她就笑弯了腰。
后来同学就猜她有对象没有，结婚了没有。有一次，连队营地来了位军人，我们不时看到她跟那位军人在饲养院旁边会谈。小雨淅淅沥沥下着，他们全然不顾。两个人有时有争论，有时长时间没言语，有时M护士掏出手绢抹眼泪。站岗的同学总是在他俩不远不近的地方看个正着，回来作为新闻发布。于是大家分析：第一，他俩没结婚，因为M护士从来不去那位军人住的地方；第二，可能是恋爱对象，现在出现危机。后来就传出正式消息，那位军人在广州军区工作，要调M护士去，M不去，两个人散伙了。大家似乎很支持M护士跟他散伙。
国庆节快到了，活儿不多，全连集中时间政治学习。不知怎么，我觉得身上很不对劲，头痛，浑身骨头痛，一阵一阵害冷。两天下来，越发吃不住，说话气喘，领读文件的事交给了副班长，我坐在小凳上倚床坐着都坐不住了。同学们说：“班长病了，去看看吧。”到了医务室，我已经气喘不止。M用手试了试我的额头，说：“你感冒了，发高烧。”又试了表，体温４０.５℃。她生气了，道：“你是个死人啊，是块木头啊，不是死人不是木头怎么有病不看啊？我这里拴着个老虎啊，没有老虎为什么有病不来治！”看她生气的样子，我心里很高兴，像听到母亲和姐姐心疼地抱怨，心里暖暖的。
M护士送我回宿舍，又一天三次来送药，来试体温表。我的烧总是不退，她便有些沉不住气，要送我去团部我不肯，说我不碍事，撑得住。这是实话，吃了药，有她照顾烧虽然不退，但身上不似先前那样痛苦了。
国庆节到了，八班长找来，说：“七班长，咱还捉鱼不？”国庆节捉鱼是我和八班长几个月前的约定。那天我们俩去团部，经过营地旁一个池塘时，我看到一条有一斤多重的大鲶鱼跳到岸上，又滑到水里。那是一个不大却很深的池塘，上面有一条细细的溪流流到塘里，下面一条细细的溪流流出去，水时断时续。我说，这里面有大鱼，国庆节放假我们来捉鱼。他说他不会捉。我说很简单，在池塘下面挡一道坝，弄一只桶，拴四根绳，两个人往外戽水，戽干了，想怎么捉怎么捉。我在海边长大，小时候在村头河里捉鱼就十分有瘾。八班长是旱鸭子，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听说戽干了水就能捉鱼，觉得很有趣，一直在盼着。
国庆节放假，吃两顿饭。早饭后，M护士送来药，叮嘱我：“放假了，哪里也不能去，静静地歇着，多喝开水，体温还３９℃多。”我答应着，心里却想着捉鱼的事。M走后，我们七、八班二十几条汉子，就拿着家伙浩浩荡荡出发了。开始我还想着我在发烧，只是指挥怎么挡坝，怎么拴桶，两个人怎么配合往外戽水。一看他们干的不是那个样，M护士的嘱咐全忘了，脱光衣服，只穿一个三角裤衩就下水了。
因为上游还有条溪流往池塘流水，戽水必须加快才行。两个人一班，一班一班地换，一个钟头过去，水下去一大截；两个钟头过去，水已无多，草鱼、鲤鱼不时窜出水面，更有鳝鱼鲶鱼爬上湿岸，又立时回塘里，惹得别的排来看光景的同学一阵惊惊乍乍地喊。这时，鱼在浅水中已经衔头衔尾，历历在目，戽水的同学已经不安心戽水了。我一直喊继续戽，戽干了再抓，他们却不听，纷纷下到塘里。我也索性跳了进去，抓到了一条鱼，又抓了一条。池塘内外热闹得像开了锅。
突然有人喊：“七班长，叫你呢。”原来是M护士。平时文文弱弱的一个人，此时脸涨红了，圆睁着眼挥着手：“七班长，你不要命了，你给我上来！”赶来看热闹的连排首长听说我发着烧，也一直喊我上去。忙活了半天，只图落个捉鱼的快活，现在水干了，我却捉不成了。在浑水中洗洗一身的泥，穿上上衣，两手提着鞋袜和裤子，讪讪地回宿舍。背后是惊惊乍乍地一片笑语。
回到宿舍，洗罢，穿好衣服。M护士来了，脸冷冷地叫我躺下，试表。我说：“我觉得好了。”她冷冷地什么也不说。试完表，体温居然正常，我讨好地说：“我说好了吧，吃药管事，戽鱼出了汗也管事。”她不无担心地说：“只怕晚上又烧起来。”晚上吹了熄灯号，我们正要熄灯，M护士又来了。她用手试试我的额头，又让我试体温表，结果体温仍然正常。她担忧地说：“退烧这么快，只怕留下后遗症。”我对她的担忧并不理会，反倒觉得白天她当着偌多的人大喊大叫“你不要命了，你给我上来”有些过分。十几年后，发现我早就得了心肌炎，真的留下了后遗症，才知道她是对的。她毕竟受过专门训练，而我倚仗年轻不知深浅，不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
后来，同学们便开玩笑，说M护士对你好得有些奇，有点那个，鼓励我主动进攻。我倒不是胆小，不是没勇气，而是连那样的念头都没有。我把M护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精灵。向毛主席发誓，我一点非份的想法都没有。
冬天到了，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反骄破满的号召，全军开始了和平时期的野营拉练演习。我们两个学生连队也随军行动。兴许是因为文革中有过步行大串连的经验，连续两三天的急行军下来，我们学生连队竟无一人掉队。虽然大冬天里急行军，棉衣全被汗水浸透，一停下来，全身腾腾冒热气，却觉得很痛快晚上宿营在村庄里，与老百姓联欢。开始看节目还觉得新鲜后来就一些儿新鲜感也没了。胶东渤海的风吹过来，很冷，又是寒冬腊月，身上白天大汗淋漓，晚上坐下来透心凉，只好联欢前尽量多穿衣服，祈盼着联欢早些结束。
春节，我们宿营在蓬莱一个很大的村庄里。晚饭前集合，说为了密切军民关系，把战士和同学分到各家各户去吃忆苦饭有。我和同学小Z，被一个四五十岁的高个汉子领回家。
一进门，女主人立马热情招待，叫我们上炕，坐在炕头上暖和，并拉下褥子给盖着脚和腿，又拿水果和点心。我们真有点回到家或者到姨家姑家走亲戚的感觉。要泡茶了，没有开水，女主人就开骂了：“死嫚嫚，不知又死到哪里去了，就知道野，就知道疯！”外面一个脆亮的声音随即应道：“骂谁呢？”“俊嫚，你不知道要来客？”“客来了？”“来了，是解放军。“什么什么呀，人家是大学生。”姑娘一步闯进来了，愣了，看了看我和小Z，说：“叔来了！”女主人吩咐俊嫚烧水沏茶，俊嫚烧了一锅水，让我们先洗洗，说：“洗干净了好过年。”我和小Z两个从头到脚痛痛快快洗了个遍，还刮了胡子。倒水的时候，俊嫚吃惊地上下打量我们，红着脸说：“刚才叫你们得了便宜，我该叫你俩哥才是。”喝了茶，包饺子。我问：“忆苦饭呢？”俊嫚杏眼圆睁说：“忆苦饭？你还没吃够地瓜叶菜团子？想吃明天我给你蒸一锅，吃不了你可得背着走，反正俺们不吃！”吃罢了饭，小Z听不懂我跟房东家人用土语交谈，说身体不得劲，先走了。我留在那儿说话儿。屋外大雪纷纷，屋里温暖如春。
天晚了，我要回了，汉子要送我，俊嫚说：“我去吧，外面雪大，深一脚浅一脚的。”踏着雪回驻地，俊嫚一路无话。临近驻地，俊嫚开口了，说：“哥，你们还回来不？”我说：“不知道，估计不会回来了。”俊嫚穿一件红底小碎花棉袄，包一件红头巾，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我说：“你回吧，害怕不？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她说：“最好是送送我，叫狼叼了去怎治。”她见我不语，又说：“俺这里真的有狼。”站了那么一会儿，她说：“哥，我回了，别忘了这个地方，有空得便就到家里来。”说完转身跑了，消失在雪夜中。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集合，一口气走出了三十多里，到了新的宿营地才吃早饭。接着拉到野外，搞反空降演习。我们手中没有枪，也没有任务，就在雪地上一直那么趴着，冷得受不了。
傍晚回到驻地，刚洗了洗，就听C排长喊我，说我的房东来了。我一看，是俊嫚的妈妈来了。她一见我，一把攥住我的手，心疼地说：“看，冻得冰凉冰凉。”她给我带来许多点心和水果。我有些不安，问她有什么事吗？她说：“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你妹妹非叫我来看看你。我说，你怎么不去？你妹妹说，俺哥头天走了，我第二天追去了，叫他领导同学怎么看！我问俊嫚，要我去看你哥是什么意思？她说什么意思也没。”说着她拿出一个套袖，那是一个布做的套袖，两层布中间絮着棉花里面缝一块兔皮儿，说：“这是你妹妹昨天夜黑做的，她要我送给你。她说，我看俺哥的袄袖子短，趴在雪窝里冷。”后来的谈话就有些尴尬。我留房东吃饭，她说不饿；我留房东住，她说这个庄她有亲戚。房东要留下套袖，我不让留，说不冷，推来搡去留下一些点心。临走时，房东说：“你看看，我不来，死嫚嫚偏叫我来。”
送走房东，我的心里像塞了一把草，很乱。指导员喊住我，问：“怎么样？”我没有回答。他说：“这样也好，利索。”我理解他的潜台词是：弄个农村户口的，也麻烦。我有十二分理由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我只在那里吃过一餐饭，坐过半晚上，能了解什么，有什么感情，谈什么恋爱；我把那个套袖看得很重，收下它就是收下一位姑娘的心，我自己都不知自己将来发送到哪里去，怎么能对姑娘负起责任……但是，我还是要说，如果说我对M护士还保留着一点布尔乔亚的浪漫情怀的话，对俊嫚我只剩下功利和俗气了。
我伤人伤得太厉害了。如果俊嫚能读到这篇文章，我只想对俊嫚说一句话：你那个哥他不是东西！
§５
１９７１年的秋天，是个多事之秋。
先是两个学生连队排练了节目，到长岛要塞汇演，人刚上岛，汇演就被取消了，让立即回去，说部队已进入一级战备，别的无可奉告。回来的同学说长岛部队剑出鞘、弹上膛，空气紧张得很。敏感的我们立时觉察到国际或者国内出了大事。
紧接着，部队农场也宣布进入一级战备。夜间紧急集合的次数又多了，炊事班野炊的一切东西准备就绪，只等一声号令拉起队伍就走。
秋风飒飒，秋雨绵绵。连队营地竖起一根很高的杆子，上面绑着个喇叭，喇叭里一遍遍广播：“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一遍汉语，一遍英语，一遍俄语，一遍日语！
同学们一个个有些惴惴，倒不是害怕，而是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敌人是谁。此外，大家还有些兴奋。农场太闭塞，太沉闷，发生点什么事，像喝了烈酒一样，叫人兴奋和刺激。
过了几天，天晴了，雨停了，太阳又出来了。常用外语军事术语的广播停了，喇叭摘掉了，只有杆子还孤零零立在那里。大家有些失望，一切归于平静，不知道这平静的后面还有什么浪涌。
有天晚上临熄灯，我要脱衣上床，一触摸，裤子兜里硬梆梆的，是一张报纸，是我每天都要拿上一张带到地头组织大家学习的济南军区办的《前卫报》。我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提着裤子，把报纸送到桌子上。就在我回身要走的一刹那间，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这一眼，让我惊叫起来：“怎么，《前卫报》的报头换了？！”《前卫报》三个字，原是林彪题写，现在改用毛主席的字拼起来。大家一听，顾不得穿衣服，忽拉拉围到了桌前，争着对照着看。这是怎么了？下午学习时，我们还在读林副主席英明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为什么一下子用伟大统帅的字把副统帅的字换下来了呢？上一期《红旗》杂志封面，还用的是这位副统帅光着头学《毛选》的照片呢，难道……大家一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九条汉子就那么赤条条地立在那里。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排副立即“叭”把灯熄了，说：“睡觉睡觉，明天还得干活，都不要瞎议论。”大家说：“对，瞎议论不好”纷纷上床。上了床，全无睡意，一个个都翻来覆去睡不着，床板压得吱吱响。
不几天，有新的消息传出，消息的发源地是厕所。厕所是一个消息灵通、言论自由的地方。一个同学在那里蹲着解大便，另一个去解小便，蹲着的对站着的招招手，站着的心领神会，赶紧解开裤子在旁边也蹲下去。“听说了吗？他出事了？”“谁？”“上一期《红旗》杂志封面的那个。”“怎么了？”“他就这么‘嗖’地一声就飞起来了，后来这么‘嗖’的一声就栽下来了，轰地一声炸了。”“坐飞机？”“坐飞机。”“死了？”“死了。”“是谁把他打下来了，还是自己掉下来的？”“不知道。”
那几天，上厕所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儿，差不多每次去厕所，对事件的了解都有新的进展，总不断地有新消息。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消息闭塞是无法忍受的痛苦，能不断获得新消息，了解国家发生的大事，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至于厕所的污秽与臭气熏天，反倒不顾了。
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到连排首长那里了，就汇报到团部去了，上级指示追查反革命谣言：是谁在攻击林副主席。一个个同学被找去谈话，问“你听谁说的”。追来追去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九班一位女生。连里做了认真的准备，如她不承认怎么办，由谁来指证等等。一切准备好了，把这位同学请到连部，准备开始艰难的谈话。没想到她回答得很干脆：“这些消息是我传出去的，这不是反革命谣言，都是中央文件讲的，我对象写信告诉我的，他们单位文件都传达到一般干部了。指导员，我们是大学生，我们应该享受这个待遇，为什么不向我们传达文件？面对一个文弱、漂亮，当时还不是团员，我们称之为团外布尔什维克的苏北姑娘这一番话，连领导无言以对。追查反革命谣言的事，后来自然不了了之。
从那之后，在连队军人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军垦要结束了，大家可以各奔前程了。军人们在寻找自己的出路，老指导员、连长转业到山东医学院、滨州医学院，往知识分子堆里掺沙子去了；副指导员、副连长提升了；大比武的尖子A排长准备回江苏老家；B排长年轻，还恋着他的汽车连；似乎只有C排长干得正起劲——如果再军垦一年，他提个连队副职是顺理成章的事。同学们则纷纷跟对象联系分配去向的事，但似乎也只有一个出路：回家乡教学去。
１０月，济南军区大学生办公室在团部召开座谈会，去的总共有两个连队十二名同学，有男有女，有城市有农村的。主持座谈的是邓参谋和孙处长（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一位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两位领导很和善，问学习，问劳动，问生活，还一个个问家里都有什么人。那天，我是从劳动工地直接去团部的，穿一件母亲手做的对襟黑棉衣，两腋底下分别有一个当时时兴的斜插的衣兜，插得多了，布已经破了，棉花已经出来了，座谈间我不好意思地往里掖了掖。孙处长问我对工作去向的想法。我说：“教学，在哪里教都是教，到外地教不如回家教，方便。”他说，老母亲不在了，家中又没对象，回家干什么，不如往西去。我一向不主张在自己家门口闹革命，就说：“行啊，服从分配吧。”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话中有话，要我到省委去工作。事后知道，当时济南军区从几大军垦农场挑了十个据说是政治条件、业务条件、身体条件都好的同学充实军区机关；省委提出，从文革到现在，机关就没进过人，军队年轻干部有的是，这十个人就支援地方吧。邓参谋是陪着孙处长来挑人的。
几天后，连队接到军区的命令，要我到军区大学生办公室报到。指导员找我谈话，很动感情，真诚地说：“你们来了，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我给你们讲课怎么讲得了，我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他说：“我没什么送你。”就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给了我。可惜我工作之后第一次到自由大街大浴池洗澡，军帽就叫人偷走了。那时军帽很时髦，偷军帽也算不上偷。
连队买了鱼，杀了鸡，在我们班组织会餐，为我送行。会餐之后，我反而对农场有些恋恋不舍，我想站站最后一班岗，最后体味一下军垦生活。我是头班岗，新任副班长是二班岗，硬要陪我。我们一人一支大枪，边走边谈。我说：“我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去省委机关工作，那里是党的高层机关，一定有许多马列主义者，我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忧的是以我的政治水平、业务水平能承担起那样的重任吗！”他说我太单纯，并嘱咐我：“参加工作以后，事情很复杂，遇事要多想想。吃食堂，你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影响不好，人家会说你不能吃苦；也不能吃得太孬，吃孬了，人家看不起你。穿衣服，不能穿得太好，太好，就‘修’了；也不能太孬，穿补钉衣服，人家说你小气。工作上不能显得没本事，没本事人家欺侮你；也不能锋芒毕露，才华尽显，本事大了，招人嫉妒。”他比我低一年级，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听了这些话，我不以为然，说：“你这个家伙怎么心理这样阴暗，照你这么说，都没法做人了。”他很认真地说：“做人，是很难的。”
到知道“做人难”，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夫子说，中庸之道合理，可我，怎么也中庸不起来，总是锋芒毕露又秉性难移。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４日第二稿
□ 选自《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观沧海编，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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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
上毛泽东书
·李庆霖·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一一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目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住房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太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儿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入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 附：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３００元，聊补元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
毛泽东
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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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岁月（下）
·冀 汸·
（上接zk２３１２a）
农场里的造反派争权夺利，社会上的也一样。对立的两派，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两派，都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的两派，“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的两派，名义上联合起来了，实际上越斗越厉害，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天天打派仗。两派都把本派的牺牲者封为“革命烈士”。说白了，文革、红卫兵运动，在社会方方面面已经失控。聪明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想出了收拾残局的妙法：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大有作为”！曾经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为彻底打败“假想敌”立下汗马功劳的两个造反派都不要，连与两派不相干的，例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不要，把他们统统赶下去！“插队落户”容纳不了这么多青年，便由解放军出面，新建了许多“建设兵团”。
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军管了的乔司农场和不在军管之内的青年农场都奉命撤销，劳改犯、刑满留场人员、生产自救人员，分别调往十里丰农场和蒋堂农场等劳改单位去了，把乔司农场与青年农场合并起来，１９７０年，组建成全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原来的劳改干部，关牛棚的都先后得到“解放”，除少数干部随劳改人员调出外，大多数都留下来担任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副职，如原乔司农场场长、政委担任了第一团的副团长、副政委，我所在的第二大队变成了第一团第一营，原大队长、教导员当了副营长、副教导员，各中队的中队长、指导员当了兵团连队的副连长、副指导员，但都无军籍，不穿军服。分工也很明确：军队里来的干部掌权，劳改干部带领青年下地劳动生产。另一部分劳改干部则变成了后勤人员。不分配工作劳改干部都暂时挂着，继续接受审查，并号召留下来的少数有生产技术的场员（栽培和养殖）进行检举、揭发。原来服刑改造的犯人现在反过来“改造”自己的改造者了，事情竟是这样的滑稽！报名下乡上山的杭州知青，原“红卫兵小将们”，双手把毛主席“宝像”贴紧在胸口，或者举起手臂挥动着“红宝书”，高唱《语录歌》，浩浩荡荡一批接一批从城区步行到农场，当了兵团战士。口头上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扎根农场闹革命”。
我呢？没有人过问。既没有随劳改犯、场员、生产自救人员一同调走，也没有像其他关牛棚的劳改干部一样宣布“解放”。住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是在干部食堂打杂。别人进出牛棚都有个名义和手续，叫做“揪进”或“解放”，我呢？早就住在那里，只是把住处宣布为“牛棚”；别人出去叫“解放”，我则既不宣布将住处的“牛棚”称号撤销，也不宣布人的“解放”，还是一如既往。一天，我去营部问军队里来的吴教导员，我现在该算哪一种人？他回答：“劳改局移交的干部花名册中没有你的名字。”“可干部工资名册里有我的名字，每月在营部领工资。”他答：“那倒是的。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你去问劳改局吧！”我请假到杭州去找劳改局领导，但传达室挡驾。我把事先写好的信交给传达员，要他立即送上去。他照办了。等了许久，才出来一个自称认识我而我不认识的中年人。他说，“现在劳改局忙着斗、批、改，没有时间研究你的问题。”我说，我提的问题很简单：事情总该有“头”有“尾”，难道我就该永远不明不白地关在牛棚里？他答：“劳改局没有关你的牛棚，那是乔司农场的事情。”“现在乔司农场没有了呀！”“你不妨去问问省革委会群众来访办公室吧？它就在附近，设在原来的省政协大楼里。”这个机关和我的问题八竿子打不着，几个不谙世事的小青年坐在那里应付差事，连我是一个什么问题，我算一种什么人恐怕也说不清楚，找他们干吗！我毫无所得，回到农场，继续在营部干部食堂打杂。最重、最苦的活，都摊在我身上。某天，事务长（原来也是劳改干部）叫我到供应站去拉一坛酱油。我用手拉车将一坛酱油推到厨房里。从门口到厨房内有一溜水泥斜坡，原是为拉车方便铺设的。我推车上去时用力不匀，晃荡一下，那坛酱油就翻落在地，跌得粉碎。闯祸了！当即向炊事员表示：我赔偿。姓章的炊事员说，没关系，可以报损耗，不会要你赔的。我倒高兴了一下。发工资的时候，那位事务长不通知我，直接从营部会计那里取走了１３.５元。这个月我只拿到２２元。如果这坛酱油是别人摔破的，决不会要赔偿；因为我不算“人”，而是“牛鬼”。
厨房里的柴禾不够烧了，就叫我拉车到防护林带去砍树枝。我也学会了磨洋工：吃过早饭，拖着一辆空车出来，寻找一片需要整枝的林地，砍一车树枝后，就坐在林地里休息，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拉着一车树枝回去吃午饭。这个办法，也是正牌工人“教导”我的，因为我不砍柴他就可以趁机休息或者到什么地方鬼混一阵子。
吴教导员调走了（一说他复员回山东烟台了），新来一位余寿奇教导员。此人专横霸道，一切由他说了算。原来的劳改干部虽然全部获得“解放”，并且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有职无权，被青年们谑称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产品——‘解放牌’干部”。对于那些尚挂着的干部，这位教导员更没有放在眼里，因而与这一部分干部的矛盾很尖锐。前面说过，当时的劳改干部多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还有几位“三八式”的老战士，虽然无权，可有老资格可摆，根本不理睬余寿奇那一套，转过身就骂他“鱼臭气”！
余寿奇忽然叫住我：“听说你还是一个大学生？”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实话实说。他继续说：“团部办了一所中学，你可听说过？”这我知道。“学校里还差一位教英语的人，你就去吧！不过不光是教书，空下来还要打扫卫生，烧烧开水，做些杂务。劳动改造嘛！”他表示马上用电话通知学校，明天就去报到。我准时去了。学校里当时的负责人顾光复，原是五大队的管教干事，是个知识分子，曾有一面之缘，人很和善。当时约定下周一去上课。到时候我正准备去上课，营部通信员忽然来告诉我，不必到学校里去了。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很不愉快，但也觉得无须知道那“理由”。后来一位工人告诉我，一营有几位劳改干部反对派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去教他们的革命后代。我心里苦笑，但一声未吭。过了几天，余寿奇又派我新的工作，叫我打扫干部宿舍区的厕所。我得令之后才回到牛棚，原来打扫厕所的工人施章夫就把一担粪桶、一只粪勺和一把竹笤帚放在我的门口，算办理移交。我非常恼怒，不配为人师表，只配打扫厕所，这分明是拿我示众，羞辱我。当我知道，这个馊主意还是一位才从牛棚里释放出来劳改干部刘来春的“献策”，我更横下一条心：不干！我把这套工具抛在大路上，决定以死相拼，虽然明知不值得一死。医务室的侯医师和一些与余寿奇矛盾很深的劳改干部也支持我：“你的问题归上面管，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不敢把你怎么的。”三四天之后，厕所就屎尿溢满，走不进人了。群众反映强烈。余寿奇没有办法，只好叫施章夫把粪桶、粪勺这类的工具找回去，再去收拾。我得到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不无几分开心。
前红卫兵、现在的兵团战士一律实行军事管理，开始显得革命干劲十足，满怀凌云壮志。他们编成连、排、班，连长和指导员是现役军人，副职是劳改干部，班长是转业军人，副班长是从战士中挑选的。军队干部极少懂得农业生产的人，业务上只能依靠一批留用的劳改干部。兵团战士虽然是军队编制，但扛起锄头下地之后，军队的集体纪律就行不通了，只好任他们在劳改干部的指挥下各自为政。但劳改干部在这群前红卫兵眼里不过都是“解放牌”载重卡车，并无威信，听话与否，全靠劳改干部本人能否与他们搞好个人关系。关系好的，可以卖面子；关系坏的，则不理不睬。新入伍的兵团战士，过去都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和习惯，似乎也少有务农的愿望，只有一股造反热情，没有多久，就对修理地球这一行当产生了普遍的厌倦情绪。女青年害怕太阳晒黑了白皙的皮肤，劳动时除了戴一顶大草帽，还披上一条洁白的长布，把手臂、手背都捂着。工间休息的时间也总是拖得很长。向晚时分，任务没有完成，连长和指导员生气了，便将男女青年集合在田头，朗读“红宝书”：“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遍接一遍大声朗读、背诵，意在鼓舞革命激情，重新唤起战斗意志，完成这一天的劳动任务。朗读到后来，只听见连长或指导员的沙哑的声音了，那些自称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前红卫兵只在哼哼嗡嗡。他们的肚皮已经饿得贴紧背脊骨了。别无他法，打道回营。这时候，红卫兵的劲头又上来了，个别身强力壮的男青年把手中的锄头、铁耙朝水沟里一扔，喊道：“去你的吧，再见！”可第二天出工，他们又扛上了新锄头、新铁耙。
乔司农场原是钱塘江畔的滩涂，建立劳改农场之后，由劳改犯围垦起来的。经过十年经营，变成了一个种植棉花、水稻、林木、果树和水产养殖的综合农场，经济效益是省内出名的，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里也没有吃过什么“代食品”。但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之后，仅仅过了一个春夏秋冬，沃壤就盐碱化了，果园不再结果，鱼塘没有鱼了。成材的林木不需要任何审批手续便可砍伐，变成了军队干部的家具。当时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但人们的肚皮不准只算“政治账”。怎么办呢？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求达到“纲举目张”，好像只要这么一办，地里就可以长出粮食和棉花。那具体做法就是刷白墙壁，用红漆写上语录、鼓动性的标语，仿林彪体写成两米见方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各团、各营分别举行“五好战士评比”，召开全师表彰大会，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天天“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最高指示”不过夜，一听到广播，即使在半夜，也要青年们起来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游行欢呼，开展学习。这么一阵接一阵、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式的政治学习，真以为“政治万能”，能够调动这些前红卫兵的劳动积极性，把生产搞上去。怎奈劳动是辛苦的、费劲的，不像“闹革命”那样有趣，无论怎样读《语录》也调动不起那股造反热情了。不讲科学，不讲技术，专讲空头政治是讲不出粮食、讲不出棉花的。青年们朝思暮想的是回城市、上大学、参军、进工厂；再不济，躲在家里啃老米饭，报不进户口当“黑人”也行。那些军队干部口口声声“活学活用”，实际上并不注意青年们的“活思想”，也无意了解他们的“活思想”，他们习惯于“奉命行事”，专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轰轰烈烈的全师“评比五好战士”大会结束之后，每个连队传达贯彻大会精神，又是一场“政治学习”。学习结束的时候，已临近春耕季节。每天早晨，营长和教导员穿着整整齐齐的军服，严肃地立在营部院子里，依次接受各连队的战士们前来“报喜”、“表决心”。营长或教导员照例对高举横幅、敲锣打鼓的报喜队讲一通不知讲过多少遍的慰问和鼓励的话，报喜队的代表致答词时也照例要说几句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的“决不辜负营党委的希望，一辈子扎根农场闹革命，搞好春播，力争思想与生产双丰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后在一阵“万岁，万万岁”声中结束，皆大欢喜。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要想起R和两个孩子。他们过得怎样呢？
自从关进牛棚，即与R断绝联系，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但从身边发生的变化看，我感到她一定也关进了牛棚。我在这里是一只既干且瘪的死老虎，造反派只把我当劳动力使用，她在社会上可还有资格被当成活老虎，不可避免地会挂上牌子挨批、挨斗、挨打，甚至被剃成阴阳头。每念及此，我就像纠缠进了一场噩梦里，无论怎么挣扎也解脱不出来。两个孩子当然也是“黑七类”、“狗崽子”，现在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殷殷读小学，每天还在上课吧？自然不会是红小兵；陈殷是中学生，中学早就“停课闹革命”了，他在干什么呢？政策规定，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要给“出路”。而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也许在哪座大山地，哪个穷乡僻壤的荒村里插队落户吧！那处境自然不如我天天看见的这些兵团战士。除此之外，我也找不出任何其他的参照系。
胡风案平反后，儿子和女儿都没有向我诉说他们的苦难历程。我从他们的“战友”和R那里零零星星知道了许多他们在那段荒诞的年月里的非人的经历。但我不打算在这里诉说他们的痛苦与哀伤。许多优秀的“知青”作家已经写出了大量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如《今夜有暴风雪》、《血色黄昏》等等。我只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写一点因我而受株连的R的悲惨生涯。在那荒诞的年月里，有些个人经历如果原封不动地按照其本来面目写出来，今天的读者可能会不相信的，以为是笔者故意编造出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凡有此嫌疑的事情，我一字不提，只说那时代普遍存在而且反复发生过的事情。
那时候，首要的问题是“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即“站稳”革命的“立场”，“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丈夫成了“反革命”，做妻子的必须与之离婚。这样做，在道理上是生存所必须，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在别人的眼里你只是在法律上划清了界限，思想感情上还是把你划在“反革命”那一边，而人们却又千方百计逼得你非如此不可，而且要你装出一副提高了思想认识完全出于自觉自愿的模样。语云：人生之至悲，莫若生离死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死离与生别都很常见，但都不是能够使人精神净化的悲剧而是充满血腥味的惨剧，离婚则更是带着不同程度的自欺欺人成分的滑稽剧。
营部通信员来叫我：“有人外调，到营部来一趟。”已经停止多年的“外调”又来了，不觉一惊。这“惊”，不是“怕”，而是觉得新鲜。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营部。来人共两位，一位有点面熟，想一想，记起他是R学校的教员，另一位是陌生人，面孔白皙，架着一副眼镜，颇有几分当官的派头。我也算久经考验的“运动员”了，不必向来人表示什么态度，在准备好的凳子上坐下，等候提问。“我们是反修中学的”（文革期间改的新校名），颇有派头的人开口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R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我们认为，她这样做是正确的，为了自己的前途，更为了两个孩子的前途。虽然她的决心下得太迟了，整整迟了十八年，还是值得欢迎的，说明经过文化大革命她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今天，我们来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我立刻想起了６０年代初，两个人的事情还是两个人先商量着，这一回，当事人还没见面，通过气，就由别人代为决定，而且通知了我，然后向我“征求意见”，我的马后炮“意见”还有用吗？如此地明知故问，简直是开玩笑！６０年代，为了R和孩子们免受株连之灾，我曾经主动提出过分手，R不同意，因为她相信“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也不相信自己是“反革命”，所以没有坚持。现在，说是R自己向法院里提了出来，我能相信是她的自主行为吗？刹那间，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没有词儿，沉默。他们大约把我的“沉默”当成了抗议，竟吼了起来：“我们是支持她的！如果你还不太自私，能为她和孩子们想一想，就应当尊重她的意见。”看来，我得“斗私批修”了。他又向我亮了一遍底牌。我被逼到旮旯里了，于是我也吼起来：“我尊重她的意见。”他又忽然变得温和起来，轻声细语地：“这是你心里的话吗？难道你们已经没有夫妻之情？和儿子、女儿也没有了父子、父女之情？我们要听真话！”我对这种贾门贾氏的态度和腔调非常反感，继续吼道：“都是真话！”他们两个咬着耳朵交换了一下意见，仍是由那个有派头的人开口：问题如何处理，由法院决定，他俩只代表R的单位把她提出的问题“通知”我，并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是当事人的一方，有陈述个人意见的权利。心里想，现在我忽然又变得有“权利”了。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运用这种“权利”，一声不吭。那位有派头的人忽然又对我上起了政治课，谈什么社会大动荡、大分裂、大组合，最后归结到“从大乱到大治”，然后话锋一转，说：“对你这种人，党的政策也是给‘出路’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改造，改造一辈子！”他给我描绘的前景，就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罪犯。
大约隔了一个星期，我接到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传票，要我按规定时间到法院去接受“调解”。我和R在法院见面了。彼此都强打精神，既没有互相问候，也没有互相责备，我没有问起、她也没有谈起孩子们的情况。我们像两个陌生人，像两个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不会有任何关系的人。我们自然都明白，这里不是“谈心”的地方。彼此要努力做到的是镇定、冷静，保持平和的气氛，理性的气氛，尤其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要求的“政治性”气氛。这东西的作用很微妙，如果掌握得不好，很可能节外生枝，枝杆取代主体。法院的所谓“调解”，也只是询问双方各自的“意见”。我和R又像两名订好“攻守同盟”的罪犯面对法官一样，一致咬定：离婚。最后，法官宣告“调解”失败，同意“离婚”。R和我从分别到关进牛棚之日起，这个家庭实际上已经不存在，这不过是补行一道手续。那时候，需要有这道“手续”，方可在名义上称之为“划清界限”。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没法体会这种况味的。
§４
林彪丧命温都尔汗，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的军官们刹那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瘪了。当消息尚属于绝密性质的阶段，“小道”总断绝不了，连我这个似人非人的人，也知道“中央出了大事”。早晨，军官们带战士们出工之前，虽然照例三呼“万寿无疆”之后再喊三声“永远健康”，已经有气无力。没过几天，“小道”终于变成了“大道”。真相传开之后，所有仿林彪体写在白粉墙上的四个“伟大”，“万岁，万万岁！”的标语，一夜之间，都涂抹得于干净净了。别处我不知道，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就是这样干的。并没有听说有关这方面的“最高指示”，却也像执行最高指示一样，“决不过夜”。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缩小编制，知青大批返城，另行安排，第一师只保留一个团的编制，余下的土地仍由劳改局接收。这里原是劳改农场的一片沃壤，经过生产建设兵团两年经营，变成了不毛之地，变成了只能生长一种名叫“盐芹”的野草的盐碱地，变成了无鱼的鱼塘，变成了不结果的果园。多余的军官，包括第一团老团长在内，分别离休、退休、复员或转业。搬出农场的军官，每个人都发了一笔小财。他们来时，每个人都是单身汉，带着一只衣箱，一个行李卷；荣任各级领导之后，都把在农村里的妻小接到农场里安家，变成了随军家属；接着，妻子又变成了农业工人，每月由国家发给工资；现在搬出农场，荣归故里，每户带出的家具、行李至少有一卡车以至几卡车。除了那些用农场木料制造的家具，连晒盐装卤水专用的大缸也搬上卡车运走了。凡是能够带走的东西都带走，多多益善。我想，洗劫也不过如此吧！
牛棚不复存在，众多的“解放牌”干部，仅有少数留在兵团，大多数都回劳改系统，官复原职。曾一度掌权的造反派成员，也各就各位，干部还是干部，工人还是工人，不再区别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劳改犯也一卡车一卡车地从外地拉回来了。完全恢复了劳改单位原来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好像刚刚过去的那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不过是一场儿童游戏。人们都有老关系，各有各的去处。我怎么办呢？营教导员余寿奇找我了，大出意外的是，他为上次“下令”要我打扫厕所表示歉意，说什么“要是我早知道你的情况，我会让你到战士宣传队去帮助他们排戏……”。我说，“我不懂戏”。他睁大眼睛，表示惊异，似乎觉得我这个人不识抬举。过了一会儿，才问我：“继续留在兵团，还是打算回劳改农场？”我答：“从哪里来，还是回哪里去吧。”于是我这个“行政上归乔司农场代管”的人，也跟着回乔司农场了。
破天荒第一次，我得到了召开全场干部大会的通知，听农场领导作重要报告。开会的地点，在原兵团第一营也就是原乔司农场小学的大教室里（此时，乔司农场的办公楼还是兵团第一师师部）。刚刚复职的政委宋坤秀说：“乔司农场的恢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大家热烈鼓掌。记得两年前撤销农场组建兵团的时候，二大队当权的造反派将大队部山墙用石灰水刷白，用红漆写成的大幅标语仅仅主语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事无巨细，甚至完全对立的事物，一律归功于同一“路线”，虽然不符合逻辑，却符合当时的风习。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把我关进牛棚时无人向我宣布“理由”，现在准许我和全场干部坐在一起听政委做大报告，也无人向我作说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解放”？总之，我的问题从开始到结尾都是“模糊逻辑”，仿佛“难得糊涂”的朝代早过去了，进入了“容易糊涂”的新阶段。中国历史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哩！
干部、职工开始了新一轮调整工资也把我算在内了。原先的工作是由劳改局安排的，写电影剧本的事情早不再提了；而农场的工作则是改造罪犯、继续改造刑满留场人员。这是公安人员的任务。我算老儿？虽然名义上提了一级，算行政二十四级的办事员，有什么事情可以交给我办呢？实际上，我仍然是“被改造者”。当别人根据工作需要逐一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我却无人理睬。当年初到安吉农场的时候，不是搁了近两个月才安排的么？难道现在又要重复一次？搁着就搁着吧，我等着就是。
那时候，批林批孔搞得如火如茶。林彪说：“克已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什么叫做“克己复礼”呢？嚷着要“评法批儒”，什么叫做“法家”、什么叫做“儒家”呢？又“评”它们的什么、“批”它们的什么呢？“批林批孔批周公”，“周公”又是谁呢？劳改干部一般文化水平较低，不懂得这些老掉牙的古董，更不知道周公还有明指和暗指之分。大队教导员刘怀周便要我充当“讲解员”，按照上面发放的学习资料向干部和职工们宣讲。我除了照本宣科讲解之外，又节外生枝讲了一些孔丘、孟轲、韩非、商鞅的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似乎发现了我是一个当教员的材料。这给场部安排我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信息。
当时的乔司农场只办了小学。小学毕业生需要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只能进入乔司镇的乔司中学。那所学校是余杭县办的，规模不大，没有能力容纳农场的全部小学毕业生。农场与学校当局协商的结果是由农场出资修建一幢三层楼的教学大楼作为收容农场全部小学毕业生的条件。现在，又向学校表示支援教学力量，派我去当历史教员，工资由农场开支，学校只需为我安排一个住处。这项倡议当然得到校方欢迎。一天，农场负责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干部吴轩同志把这项决定正式通知我，并带我到乔司中学去拜访负责教学工作的缪副校长，一谈就妥。缪副校长还希望我早日到校上课，以缓解学校里师资严重不足。
“走马上任”的那天，载着我和我的行李的拖拉机刚刚启动，只见吴轩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追了上来，拦着拖拉机大声叫道：“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我弄得莫名其妙。回到原来的住处，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不肯细说详情，只说情况有点变化。凭着多年的摔打，我已经练就处变不惊的本领，也不再追问。根据经验，现在不让我知道的事情，几天之后，不需我打听，就会有人告诉我的，这次也不会例外；没几天，我就知道真相了：乔司中学的曹校长从县里开会回来，得悉农场派来当教员的是我，虽然有缪副校长表态在前，但他不怕食言之讥，拍胸负责地坚决反对。乃正式“退货”。（胡风案平反后，我在葵巷９路公共汽车站与曹校长不期而遇，他一定拉我到附近的会宾酒家吃饭，当面道歉，说他对我个人没有任何成见，前世无冤，今世无仇，自己也不搞文学，仅仅是明哲保身，怕运动来了说不清楚，又多一条罪名，云云。他的坦率令我感动。）几天后，场部派我到二大队农场小学分部教书。大队部不给我安排宿舍。我只好扛着行李找那位刚从湘湖师范毕业的青年教师商量，晚上把办公室的桌子拼起来当床，白天恢复原状。下午，吴轩打电话来，叫我马上带着行李回场部。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变化。原因很快就知道了：大队主要领导反对我去当他们孩子的老师。不言而喻，还是胡风分子的身份在起作用。吴轩说：“你就留在场部小学里好了。”不敢怠慢，我只能像一颗棋子，听任摆布，每天到时候在场部小学办公室里坐着，但也没有什么工作让我做。老吴也只跟我聊天，不谈别的问题。问他，总有托词。日子一久，种种托词都用完了，这才摊牌：“这里教的都是一些小娃娃，当老师的也是几个小青年，和他们混在一起也很不协调，我看，从明天起，你就不必再来了。”我还没正式就业便又失业了！
一直拖到１９７５年３月下旬，农场徐副政委约我谈话，分配我到农业科学研究所去做财务工作。农科所也是中队编制，劳动者没有犯人，都是场员。我对阿拉伯数字一向就是一个低能儿，而且不会打算盘，如何能当会计呢？但副政委说：“边干边学嘛！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在水里学习游泳，在战争里学习战争嘛！”我当时急于结束那种“赋闲”的无聊生活！何况别无选择。那时临时场部和农科所又同在一个名叫“六号地”的居民点，我无须挪窝，就报到上班了。名为会计，实际上只是管理干部食堂的会计，在农科所干的则是一名出纳的工作，每天将出售农产品的收入经我之手上交给场部财务科，留在保险箱里过夜的现金规定不得超过３０元。
１９７６年４月，发给我“浙江省公安局”的工作证，编号为０００５３８。到这时候，才真像个办事员了。
一举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接着而来的是“清查‘四人帮’余党及其在各省市的代理人”，又是一场政治运动。原来对立的两派，其中被称为“保守派”或“保皇派”的，只要不是大头头，没有特别的恶行，都能得到“保护”、信任和重用；但被称为造反派（省联总）的一方，必须接受严格“审查”，做到人人“说清楚”，即使过了“关”，在使用上也要受到歧视。这场“清查”，实际上成了“保守派”整造反派的运动。这里说的仅仅限于我的见闻，至于其他单位如何，其他地区如何，就不知道了。
不必参加“学习班”的普通群众，也要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学习各种文件，其中有一篇中央文件之外的参考读物《论“四人帮”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异同》，使我不寒而栗。文革高潮中批判“四条汉子”的时候，也发表过一篇题为《论周扬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异同》。“胡风反革命集团”仿佛是一块橡皮泥巴，谁想把它捏成什么样子就可以捏成什么样子，没有它自己特定的内涵。这表明，凡与胡风有关的人和事，任何时候都是成问题的，“永世不得翻身”！由此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胡风一案已经铁板钉钉，永远翻不过来了。我大约只能在这里把这个不合格的“会计”当到退休、老死而后已。
场部虽然出资为乔司中学造了一幢教学大楼，随着人数的增加，毕竟容纳不了农场的全部小学毕业生。为长远利益着想，农场也像兵团那样，自办初中。学校办在兵团留下的一片营房里。１９７６年秋，我被免去会计职务，调到中学里去教英语。仅一学期，改派我当教务主任，场部还专门下达命令，提升为科员，行政二十一级，月工资也相应增加到四十七元。当公安部规定劳改干部一律着警服的时候，我也分到了包括两件雨披在内的各种不同季节的警服。一个人，被当作罪犯遭到警察逮捕，却又在劳改农场里变成了一名警察，好像是以悲剧开始以喜剧落幕，其实，只能算一场滑稽戏。因为，这种翻筋斗式的变化出于何种原因既无人可问，也无人能够回答。最令我这个主角惶惶不安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算“内控人员”吗？包括“胡风分子”这顶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１９５９年１月３０日浙江检侦字第１７６５号免予起诉的决定》中都没有明文规定过、群众却普遍认为我的头上戴着的帽子。胡风至今还在服“四人帮”加判的“无期徒刑”，于是那顶帽子就显得格外沉重。在任何人都有权当唐僧的年代，不论什么时候或什么场合，只要自己觉得有必要或一时兴起，站出来念几句“紧箍咒”，我就会头痛欲裂。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否定了两个“凡是”，一时盛传各个历史时期的冤假错案都要“拨乱反正”，包括１９５７年扩大化了几十万人的右派分子也要“改正”，而且在报上已开始公布“改正”的个别案例，甚至有人拿到了几千元的安家费，我也没有对胡风案抱丝毫奢望。我总觉得，凡事皆有例外，何况运动接运动，大运动中又套着小“运动，今天可以改过来的明天还可以改回去哩！老实说我已经有点麻木了。
□ 选自《血色流年》，冀汸著，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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