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战后日俘日侨大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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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侨民遣返登船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当时,散布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60万人,其中滞留在中国的日俘、日侨总共有三百多万。日本自1895年甲午战争后,加快了向海外扩张的步伐,将大量日本人送往各占领区,给他们提供商业和垦植的便利,以此吸引更多的日本人移居海外殖民地。这种方式既减轻了日本国内的人口压力,又壮大了日本在海外的经济,强化了日本对于殖民地的控制。

这种扩张模式,在日本战败后,遭到沉重打击。依据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战败后的日本,必须退回到甲午战争以前的版图。而此时,经过了几十年的殖民战争,日本在台湾、朝鲜半岛、库页岛南部、满洲国、中国各大城市,以及东南亚各地的日俘日侨已经超过了600万人。

那些最早移居海外殖民地的日本人,在当地已经生活了三代,商业、房产和家庭早已经落地生根。但根据相关规定,日本侨民被遣返时,每人只能带30公斤财物离开中国,对于贵重物品的携带也有严格限定。这样一来,许多成功的日本侨民只能放弃几代人奋斗累积的成果,几乎两手空空地回到从前的日本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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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上海,即将被遣返的日本人站成一排,听负责遣返的中国工作人员交待注意事项。

对此,有的遣返日侨宁可将自己的财产付之一炬,也不愿被没收。奉天商工公会会长推名义雄有一座火柴盒式的四层楼房,内设电动滚梯,屋顶建有花园。当他得知全部家产将被中国政府接收,而自己将变成贫民被遣送回国时,竟亲手烧毁了自己家的四层楼房,然后开枪自杀。

更多的日侨,则是将无法带走的衣服家具以低价出售。台湾的一些日侨,纷纷把衣服、桌椅、餐具、钟表、地毯、古董、字画等,都拿到市场上摆设地摊,廉价出卖。有的因担心东西被没收,只要有人要,就忙着廉价成交。不少名贵的古董字画,仅以2元、5元不等的低价卖出,前来购买者甚多,其挤拥和热闹的程度远远超过一般市场。

在台湾,还有一些日侨为保存自己的产业和财物,多用“过户”“顶让”的名义,转移给自己认为可靠的台湾友人;凡是合股经营的生意,有台湾股东的,大多全部转给台湾本地人;有些甚至直接把财物交给台湾人代存代管。

如何处置这些日侨日俘就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1945年10月2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俘日侨会议,作出将滞留在中国境内的日俘日侨全部遣返回国的决定,同时制订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遣送归国计划》,滞留在华的日俘日侨的遣返工作就此拉开序幕。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负责遣返华北地区的日俘日侨。

华北各地的日俘日侨被输送至天津后,由于不能随来随走,滞留人数与日俱增。为防止意外发生,天津市政府成立了日侨管理处,负责日俘日侨的调查、登记、管理、感化、遣返等工作。

遣返时,原则上优先遣返日俘和外地向天津集中的日侨。这是因为大量的日俘聚集天津,对社会稳定会造成一定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战后天津的粮食供应,不能支撑如此众多日俘日侨的需求,而外地日侨所带的粮食和款项有限,只有尽快遣返,才能减轻天津的压力。

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遣返船从塘沽港启航。此后,分散在中国战区各地的日俘日侨,通过长江航运和铁路运输线向港口集中,再从各港口登船回国。有段时间,在一些铁路线上,可以看到整列载着日俘日侨的火车向东行驶。到1946年4月20日,外地来津的日俘日侨基本遣返完毕;在津日俘日侨也开始了分批遣返。

遣返前,日俘日侨会在集中地接受身体、行李检查、身份核实及注射防疫针剂,然后乘船到塘沽,再次接受美军同第十一战区塘沽港口司令部和警察局的联合检查,主要是对爆炸物、武器、刀具、照相机、望远镜、艺术品等违禁品,以及超过自身所需的珠宝、首饰、烟草、书籍、衣被、食物、笔、表等物品进行检查。检查通过后,日俘日侨才能登上美军舰艇或日本商船被遣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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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关官员检查被遣返的日本女子内衣里是否藏有走私物品

 按照规定,日俘日侨允许携带数目不等的现金。行李重量初定为每人30公斤,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以一人所能负起之重量为限,但不得雇用他人搬运。

遣返初期,塘沽港口负责遣返日俘日侨的船只仅有少数日本商船,进度非常缓慢。为此,国民政府请求美军协助。1945年底,美军第七舰队调拨LST型登陆舰参与运送,每艘可载2000多人,每天至少有1艘遣返船启航,最多时达到7艘,遣返速度因此成数倍增加。到1946年12月底,华北地区日俘日侨的遣返工作全部结束,共遣返日俘日侨391142人。

1946年4月中旬,东北也开始了大遣返,在东北各地居住的日侨分期分批地集中到辽宁省的葫芦岛,再从这里登船返回日本。至1948年,约有105万日侨日俘从葫芦岛港口遣返回国。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对遣返的日侨日俘给予了无私的帮助。

这段历史在中国过去几乎很少有人提及,但在日本侨民心中却是永远难忘的记忆。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整个遣返行动,船只就成了主要的运输工具。中国本土、台湾与日本之间,主要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运输。最初拟定的港口只有上海、青岛、天津和葫芦岛。在中国南部海域扫雷完成后,再扩大至广州、海口、厦门、基隆、高雄和越南的海防等港口,300多万日俘、日侨都是通过12个港口返回日本的,而日本方面接受入境的港口有佐世保、鹿儿岛、博多和吴市。

具体遣返时,中国方面负责日俘日侨进出港的登记,有传染病者严禁上船。为了避免瘟疫在遣送途中流行,日俘、日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对遣送船只实行严格消毒。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与侨民遣送的组织工作是相当充分而严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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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侨民被集中到学校,在教室里打地铺,男女混杂居住,等待遣返回

在当时海上交通均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单靠日本的力量要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但中国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把所有在华的日俘日侨全部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和报复。

相比之下,当时从南洋各地以及韩国遣返的日俘日侨,几乎全是裸奔,光身一条,什么东西都不准携带,而从中国大陆返回日本的日俘日侨,都带有足以暂时维持生活的粮食、衣物和被褥。

从有关记载看,上海的日俘日侨遣返,还是比较充满人情味的。经过前期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上海在1945年12月一开始,便启动了第一艘遣返船。

1945年12月1日晚,上海虹口区日侨联络委员会在高塔路举行欢送会,送别首批归国的日侨。著名演员二叶秋子和协作剧团全体演员,在欢送会上演出了歌谣、舞俑,以及日本戏剧《舌切雀》等节目。12月2日,首批归国的日侨集中于杨树浦沪江大学内,接受登船前的检查,并在此度过了在中国的最后一晚。12月 3日凌晨,上海首批遣返的日侨2185人排成长龙,从沪江大学出发,步行至虬江码头,登上停泊在虬江码头的日本轮船“明优丸”。上午八时,当男女老幼从明优丸的前后舷梯上船时,轮船上护送的美军士兵与日本船员,都上前扶助老幼妇孺。在码头警戒线以外站着一些中国人,他们是来为日本朋友送行的。当日侨登上轮船后,他们向船上的人挥手告别。有的表情哀伤,有的泪流满面,有的隔着很远的距离,大声呼唤着对方的名字。

从1945年12月3日上海港开出第一艘遣返船起,至第二年7月,上海共遣返日俘、日侨81万余人,其中日侨 126740 人,日俘 686101 人,前后使用船只 705 艘次。

在整个大遣返的背景下,因战后建设的需要,也有相当的日俘日侨留在了中国。比如天津各机关就留用了日籍技术人员108名,眷属149名。至于国共双方出于内战的需要,都曾大量使用过日俘,这无疑是历史造成的因素。站在日俘的角度去看,不知会是怎样一种感想。

如果单从遣返行动来看,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敌国投降,在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缺乏经验,但原计划3年半完成的日俘日侨遣返任务,只用了13个月即顺利完成,而且贯彻始终的人道主义和宽恕精神,都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资料来源:

南方网周利成《中国遣返华北地区日俘日侨往事》王玲菱《战后中国遣返日俘日侨述略》《一九四五年在华日俘与日侨》

陈苗宁《抗战胜利后,遣送日俘日侨》(羊城晚报)

来源:青衣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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