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重访伦敦，重头戏是去剑桥寻访维特根斯坦的足迹。
我所感兴趣者有三。一是三一学院西北角二楼摩尔和维特根斯坦教过课的教室。无奈这时节三一学院不对游客开放，只得在学院大门口稍事流连便悻悻离去。另外两处是维特根斯坦的墓地和他最后的居所。
维特根斯坦墓地位于地处剑桥镇西北边缘的剑桥大学教工墓园，通往它的小径有一个别致而贴切的名字： All Souls Lane。小径静谧游人罕至。按照搜来的资料，小径应该会向右转弯，而维特根斯坦的墓地会在左边第二个进口。墓地应该是一块平面的石板，并无竖立的墓碑。进得墓园一看，园中甚为凌乱荒芜，许多地方杂草甚至掩盖了墓碑。这给我们的搜寻带来许多不便。太太一边在深及膝盖的草丛中踟蹰，一边心虚地问，这里会不会有蛇？找了十多分钟仍然没有收获，只好再上网去搜，这一回有了新的线索。根据英国维特根斯坦学会（British Wittgenstein Society，以下简称 BWS）提供的图片，维特根斯坦陵墓旁有一个形如蘑菇的直立墓碑，碑主的名字是 Harriet Elizabeth。有了这个提示，太太很快就找到了我们的目标。却原来小径在转弯处还有一条直行的进口，我们刚才没有把它计算在内故而误入了第三个进口。
维特根斯坦的墓是一块大约 1 X 1.5 米的石板，上面刻有三行字：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极简风格恰当地体现了墓主的哲学追求和艺术品味。石板虽然平置，却并无被杂草掩盖之虞，因为石板周围的杂草或被清理或被祭拜者踏平，这与许多草丛中的墓碑恰成对照。在石板靠近小径一侧，有人用松塔摆出了一个心形图案。这个图案令人费解—–这几天英国风雨交加，这轻飘飘的松塔图案何以幸免？更神奇的是，在BWS的图片中，同样的位置也摆着松塔。我想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它是祭拜者接力的产物—-人们都看过这个松塔心的图案；当他们抵达这里发现它不在了，马上有人再摆出来。
维特根斯坦无有子女，他的墓地主要由BWS 负责维护。墓地的石板属石灰岩，因此并不怕雨水的侵蚀。最大的威胁是鸟粪和青苔的污渍。从2015年开始，BWS 建立了一笔基金来对墓地进行年度的清理。剑桥教工墓园的园丁也是墓地的守护者。他引导祭拜者，搜集留下的纪念物—-纪念物中包括一块由一位越南学者留下的从维也纳维特根斯坦的老宅（维特根斯坦宫殿）的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墙砖。根据园丁的报告，每年从世界各地前来维特根斯坦墓前祭拜的学生学者人数超过百人。他们数目虽然不大，但其心之诚其意之切其情之专，恰似朝圣，又岂是那些出没于网红打卡地的碌碌人群可以同日而语的。
墓园悄悄，松涛阵阵。念及英才不寿，不禁喟然黯然；但得见他文章不朽，又让人释然欣然。
1949年底，健康状况每况日下的维特根斯坦不得不中断美国之行回到剑桥，经过检查，贝文（Edward Bevan）医生通知他得了前列腺癌。到了1951年初，他的病情已经到了需要持续看护的阶段。维特根斯坦手上没有什么钱，而且他一想到会在医院里孤独死去就深感恐惧。这时贝文医生邀请他到自己位于斯托瑞斯维76号 （76 Storey’s Way）的家中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这种邀请直接超出了我关于面对生死人该如何行事的全部认知！贝文夫人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到来忐忑不安，不是因为他将不久于人世，而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出名的敏锐犀利和不近人情。因此在她丈夫引见他们认识的晚餐桌上，贝文夫人小心谨慎三缄其口，只是在维特根斯坦谈到他的美国之行的时候暖心地插言到，您能去美国是多么幸运啊！维特根斯坦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幸运，你指什么？不过，两人很快就成为朋友。贝文夫人以女性特有的体贴和温柔为病魔缠身的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个家：每餐饭和洗澡水都是准时的；他要什么，只需在桌上留一个清单，清单上甚至包括他一生喜爱的美国街头杂志：斯特里特-史密斯侦探故事。每天晚饭后贝文夫人都会陪他一起散步去小酒馆，最后一次是他去世的前一天。维特根斯坦丧失意识之时贝文夫人也守护在侧，告诉他朋友们正在赶来。他回答说：告诉他们我有过美好的一生。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斯托瑞斯维街离剑桥教工墓地步行十多分钟，整条街都是剑桥文物保护单位。76号很独特，因为它隐藏在一道高2米，周长约20米的柏树院墙背后。我不知道当年这堵柏墙是否存在，但现在的柏墙实在苍翠而茂密。柏墙正面和侧面开有两个城门一样的门洞供人们出入。进得院内，发现这是一座独立的全砖别墅，地面有三层（含阁楼），面积目测应该至少有5000平方英尺以上。正面的第一和第二两层各有8扇窗户，一楼最左边的两扇窗户已经封起来了。在封窗户的砖墙外面挂着一个蓝色的圆形牌匾，其文为：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哲学家，工程师，建筑师，艺术家，曾居住于斯托瑞斯维街76号。牌匾上还有一段维特根斯坦的引文，“不要在具体观点上附和我，而要以正确的方法探究事物。关注那些有趣的事情，如果你方法正确，它们会提供你所需的答案。”我猜，一楼挂着牌匾的一侧就是当年维特根斯坦住过的房间。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何这间房的窗户会封起来，而且为何整个院落显得疏于打理的样子。后来得知，在送走维特根斯坦之后，贝文夫妇一直住在这里。1988年贝文医生去世，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买下了这座房子，并用作研究生公寓。公寓共有11间寝室，按周收租。根据丘吉尔学院的公告，斯托瑞斯维76号将于2023-2024学年进行大翻修，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别墅空无一人，显得破旧荒芜的原因。
斯托瑞斯维76号一直是我心中的神圣之地，不只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也是因为贝文夫妇以令人震撼的慷慨和仁慈接纳并抚慰了濒死的哲人。这种情操因超出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能理解的范围而显得不可理喻。中国文化对于死亡有一种令人费解令人窒息的恐惧和排斥，将死之人被认为是不详的、会带来厄运。众人甚至亲人的避而远之让死亡的阴影变得格外狰狞，而当事人注定只能在绝望中孤独无助地面对这种人性的溃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的民间智慧，房子里死过人就不好卖的大众心理，冷冷地诠释了面对死亡阴影的人们的悲惨命运。我当然知道，仅据此评判文化的高下没有意义。但我确实看到，也许是由于文化的教化和宗教的熏陶，西方社会对于死亡有更加开明更加包容的认知。这种认知在贝文夫妇身上得到了无以伦比的展现，他们的慈悲博爱向我显示了人性中那更加柔软更加温情更加博大的一面。我愿意相信，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和道德素养的提升，人性的这一面同样也可以在我们身上发扬光大。当然，我对贝文医生的尊敬还另有一个与维特根斯坦无关的原因：他20岁时就获得了192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四人无舵单浆划艇的金牌。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既然已经到了丘吉尔学院，我们决定去探探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傅晓田花园”的成色。进得学院一看，才发现草坪硕大鲜花遍地，哪里找去？正在好奇心耗尽准备走人的当口，一位路过的白人青年跳下自行车笑嘻嘻地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我有些迟疑地说在找“Xiaotian Fu Garden”。他想了想说，我对这里很熟但抱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不过他说可以带我们去找肯定能帮到我们的人。原来他是丘吉尔学院工程系的老师。于是我们边走边聊，直到传达室他才点头离开。传达室的老太太把我引到院平面图前指点了一番，我们按图索骥来到晓田花园入口处一看，这不正是我们遇到那位青年老师的地方吗？一个对丘吉尔学院很熟的本院青年老师，对于身后仅一排树木相隔的晓田花园的存在竟然一无所知，这就是晓田花园在丘吉尔学院师生心中的地位！要描述这个花园的景观有四个字正好：姿色平平。
然而仔细看平面图，我发现了更多有趣的东西。斯托瑞斯维街在贝文家（76号）隔壁的74号向北转了一个90度的弯。由于74号没有后花园，因此转弯后的第一家（72号）的后花园与贝文医生家的后花园以90度角接界。斯托瑞斯维街72号现在也是丘吉尔学院的研究生公寓，所谓的“傅晓田花园”就是这栋别墅的后花园。换言之，傅晓田花园定位在维特根斯坦故居紧邻，两者相距不到50米。这个发现令我有些不爽，就像拜谒圣殿半道踩上了一块口香糖。我曾想把这两个挨在一起的专属景点的主人的出身、资历、地位、影响、智商、能力、品格、魅力等等做一个对比，以证明我的这种不爽既非偏见也并不无端，但很快意识到这种绝不般配的对比本身就是对维特根斯坦和贝文夫妇的冒犯。也许有人会说，人家丘吉尔学院都没意见，你算哪根葱就来诛心？对此我只能说，对这个平庸寂寞且来路可疑的所谓花园，如果我真要像鲁迅那样“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话，文章就会太长了。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九五期(cm1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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