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里的上海弄堂风光
北京的胡同，最初的感觉是两边垣墙之矮，令人顿悟武侠的飞檐走壁不可不信可以全信。脚下的泥路晴久了就松散如粉，下雨，烂作长长的沼泽，而矮墙多年不刷石灰，病恹恹地连过去连过去，连过去。门，像是开着，像是栓着，从隙间望进去，枯索的四合院之类，有槐、榆等等，树大者，里面就以树为主似的。复前行，垣墙恬不知矮地连过去连过去，再过去直角拐弯，还是泥墙……出现砖面的墙，砖的青灰色使人透口气，分明一对石狮，两扇红漆的门，门和狮都太小，反而起了寒伧之感。北京的“胡同”是寂寞的，西风残照也没有汉家气象了。杭州的“巷”呢，也早已与油壁香车遗簪坠珥的武林不相干，两堵墙墉凛凛对峙。巷子实际是窄的，看起来就更窄，墙之所以高，为了防火，故称封火墙，恐怕也是为了防盗贼，因而历代坚持不置窗，只有门，似乎万不得已才开这个门，开了就紧紧关起来，多数是两道的。每条巷概是白灰黑色调，清虚成郁闷，行到巷与巷的交接处，有井。石栏光滑的井，周围算是公用之地，妇人们蹲着伛着淘米净菜，几棵瘦伶仃的树……杭州的巷，走着走着，不见得就是明心见性，却是懒洋洋渴望睡午觉。其实高墙里面有的是妯娌争风、姑嫂呕气、兄弟夺产、婆媳斗智――墙白着，门黑着，瓦灰着，巷子安静着。
上海的弄堂来了，发酵的人世间，肮脏，嚣骚，望之黝黑而蠕动，森然无尽头。这里那里的小便池，斑驳的墙上贴满性病特效药的广告，垃圾箱满了，垃圾倒在两旁，阴沟泛着秽泡，群蝇乱飞，洼处积水映见弄顶的狭长青天，又是晾出无数的内衣外衫，一楼一群密密层层。弄堂把风逼紧了，吹得它们猎猎价响，参差而紧挨的墙面尽可能地开窗，大小高低是洞就是窗，艳色的布帘被风吸出来又刮进去。收音机十足嘹亮，“一马离了西凉界唉……青的山唉，绿的水噢……”另一只收音机认为“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喔，比不上美人多”。老妪们端然坐定在竹椅上，好像与竹椅生来就是一体，剥蚕豆，以葱油炒之，折纸锭锡箔，祖宗忌辰焚化之。西娘家桃花缸收音机都是这样的，小孩的运动场赌场战场也就在于此，脚下是坎坷湿漉的一条地，头上是支离破碎的一缕天，小鬼们闹得天翻地覆也就有限，而且棚檐下的鸟笼里的画眉、八哥婉转地叫。黄包车拉进来了，不让路不行，拉车的满口好话，坐在车上的木然泰然，根本与己无关。车子颠颠顿顿过去，弄堂的那边也在让路了，这边的老妪小孩各归原位，都记得刚才是占着什么地盘的。
民国初年造起来的弄堂倒并非如此，那是江南的普通家宅，石库门、天井、客堂、厢房，灶间在后，卧室上楼，再则假三层，勉强加上去，甚而再勉勉强强构作四层，还添个平顶。不知何年何月何家发难，前门不走走后门，似乎是一项文明进步，外省人按路名门牌找对了，满头大汗地再三叩关，里面毫无反应，走动在附近的人视若无睹，碰巧看那个长者经过，向你撅撅嘴，意思是绕到后面去。上海人特别善于“简练”，对方当然也要善于领会才好，这一撅嘴是连着头的微转，足够示明方位了，但外地来客哪有这份慧能，仍处于四顾茫然中，长者却已噙着牙签悠悠踱去。落难者再奋起敲门，带着哭音地叫：“三阿姨哟”、“大伯伯啊”，近处的闲人中之某个嫌烦了，戟手指点，索性引导到后门口。入目的是条黑暗的小甬道，一边是极窄极陡的木楼梯，一边是油烟袭人的厨房，身影幢幢，水声溅溅，烧的烧洗的洗切的切，因为是几家合用的呀，从早到晚从黄昏到夤夜，上海弄堂的厨房里蠢蠢然施施然活动不止……为什么死要面子的上海人甘愿封闭前门而不惜暴露“生活”的“后台”呢，那是人口爆炸的趋势所使然，天井上空搭了顶棚，客堂里拦道板壁，都成了起居室，不然就召租，一间即是一户人家，进出概走后门，后弄堂相应兴旺起来。稍有异事，倾弄聚观，如沸如撼半天半天不能平息，夹忙中金嗓子开腔了：“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被它唤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上海市民们听了认为中肯，日日所闻所见的寻常事，亏她清清爽爽唱出来。大都会的“文明”只在西区，花园洋房，高尚公寓，法国夜总会，林中别墅，俱乐部，精致豪奢直追欧美第一流；而南、北、东三区及中区的部分，大多数人家没有煤气，没有冰箱，没有浴缸抽水马桶。
每当天色微明，粪车隆隆而来，车身涂满柏油，状如巨大的黑棺材，有一张公差型阔脸的执役者扬声高喊“咦哀――”，因为天天如此，这个特别的吆喝除了召唤及时倒粪，不致作其他想。于是各层楼中的张师母李太太赵阿姨王家姆妈欧阳小姐朱老先生，个个一手把住楼梯的扶栏，一手拎着沉重的便桶，四楼三楼二楼地下来，这种惊险的事全年三百六十五次都能逢凶化吉，真是“到底上海人”，而金嗓子把粪车唱成“报晓鸡”，小市民未必都能领这份诗意。
恶臭冲天的粪车隆隆而去，卖米的乡下人果然来哉，上好的粳米，色白粒大，故称“杜米”，沪语“大”作“杜”音。更有“香粳米”，煮熟后异香扑鼻；尤佳者是浙江荡田的“碧粳”，晶莹如玉而微透翠绿；别致的是吴江的“血糯”，紫红的糯米，糯得你没有话说。卖菜者也各有标榜：“南浔大头菜”、“无锡茭白”、“高邮咸蛋”、“萧山大种鸡”、“嘉兴南湖菱”、“十家香毛豆荚”，讨价还价，兵法原理大抵都用得上，谁买到了又好又便宜的东西，全弄堂为之艳羡，而且尊敬。“合算”，沪音叫“格算”，上海人在“格算、不格算”中耗尽毕生聪明才智，这就不是金嗓子所能唱得清楚了。
所以周璇的抒情一转转为指控：“双脚乱跳是二房东的小弟”，想必是楼板缝里下来的灰尘落在泡饭碗里了，“哭声震天是三层楼上的小东西”，“小东西”可能是个无事生非的坏女孩，一吃亏就嚎啕不止。至此，金嗓子有点疲倦，苦笑：“只有那卖报的呼声，比较噢有书卷气……”报纸即使是“号外”红印，也总是凶多吉少，周璇自作聪明言过其实，但这支电影插曲还算是从前的写实主义。最后，电影中的女主角表示“这样的生活，我实在有点儿过得腻”，这就很不真实，上海人从来不会感叹日子腻，张爱玲惯用的词汇中有一个“兴兴轰轰”，乃是江苏浙江地域的口头语，在中国没有比“上海人”更“兴兴轰轰”的了。从前上海报纸的本市新闻多的是“自杀”消息，男则壮志未酬女则香消玉陨，吞金、吞鸦片、吞来沙尔，这些决定告别上海的上海人，并非像周璇小姐所咏叹的“生活过得腻”，而是想兴兴轰轰实在兴轰不下去，才一了百了的。
如果灌肠洗胃救转来，养息十天半月，又会上理发店，然后开箱子抖出樟脑味的衣衫，然后再投入整个儿的兴兴轰轰之中，不是天无绝人之路而是当时的路还没有真绝。从前的上海呀，上海滩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另一句也对，“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上海人，平日鱼虾吃得多，所以喜欢以鱼虾来自喻、喻他。弄堂角底的垃圾箱积满了鱼骨虾壳，灼热的煤球灰倒上去，腥臭随风四散，背篓筐的捡破烂者向垃圾箱一步步走近，蓬首垢脸，神色麻木而虔诚……
上海的弄堂，条数巨万，纵的横的斜的曲的，如入迷魂阵。每届盛夏，溽暑蒸腾，大半个都市笼在昏赤的炎雾中，傍晚日光西射，建筑物构成阴带，屋里的人都螃蜞出洞那样地坐卧在弄堂里，精明者悄然占了风口，一般就株守在自家门前。屋里高温如水炉烤箱，凳子烫得坐不上，蜡烛融弯而折倒，热煞了热煞了，藤椅、竹榻、帆布床、小板凳，摆得弄堂难于通行，路人却又川流不息。纳凉的芸芸众生时而西瓜、时而凉粉、时而大麦茶绿豆汤、莲子百合红枣汤，暗中又有一层比富炫阔的心态。真富真阔早就庐山莫干山避暑去了，然而上海人始终在比下有余中忘了比上不足。老太婆，每有衣履端正者，轻摇羽扇，曼声叫孙女儿把银耳羹拿出来，要加冰糖，当心倒翻；老头子，上穿一百二十支麻纱的细洁汗衫，下系水灰直罗长裤，乌亮的皮拖鞋十年也不走样，骨牌凳为桌，一两碟小菜，啜他的法国三星白兰地，消暑祛疫，环顾悠然。本来是上海人话最多，按说如此满满一弄堂男女老少总该喧扰不堪了，然而连续热下来，汗流得头昏眼花，没有力气噜苏，只想横倒躺成平的。天光渐渐暗落，黄种人的皮肤这时愈发显得黄，瘦的肥的，再瘦再肥的，都忘我而又唯我地裸在路灯下。从前上海的夏天呀，臭虫多，家家难免，也就不怕丢脸，卧具坐具搬到弄堂里来用滚水浇，席子卷拢而拍之舂之，臭虫落地，连忙用鞋底擦杀。已经入夜了，霓虹灯把市空映得火灾似的，探照灯巨大的光束忽东忽西，忽交叉忽分开，广播电台自得其乐地反讽：“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月下有花一般的梦……”蒲扇劈拍驱蚊，完全国货的蚊烟像死烂的白蛇盘曲在地上，救火车狂吼着过了一辆又一辆，夜深露重，还是不进屋，热呀，进去了又逃出来，江海关的大钟长鸣，明天一早要上班。从前的上海的夏令三伏，半数市民几百万，就这样睡在弄堂里。路灯黄黄的光照着黄黄的肉，直到天明，又是一个不饶人的大热天气。
（本文摘选自《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来源：青衣仙子的二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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