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香港日记》推荐序
一九九九年，我与家人从一河之隔的深圳搬到香港，港英时代早已退场，中小学教科书也鲜少提及香港过去的殖民历史。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名字，对于主权移交后接受香港基础教育的我而言相当陌生。我直至就读大学时对社会时事有更深刻的了解后，才主动追本溯源，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的近代政治发展历史。近年来，彭督的名字随着香港人权、民主议题更受国际重视，而重新浮现在港人眼前，我们时常在新闻媒体读到他对香港政局的意见。
尽管如此，我在香港从未私下与彭督会面，只有一次在香港大学的交流研讨会中，以听众的身份向他提问。与彭督的缘分，是我在二○二○年六月因应《国安法》在香港落实而逃离家乡，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并延续国际倡议工作时，才慢慢建立起来。
当我公布我的所在地为英国时，多年来一直以电邮联络的彭督便送来问候，我也希望登门拜访，以感谢他多年来的指引和支持。于是在二○二○年七月初，我便到访他在伦敦郊区的住所，算是刚好目睹他写《香港日记》时的景况——家中走廊与客厅的纸箱堆积如山，装满他从香港运回英国，却一直未曾妥善整理的历史文件。
当年彭督在港督府和政府总部将文件装箱运走，二十多年后重新整理并编辑成书；当时他正值壮年，在没有保镖随侍下仍能到闹区随意走动，如今他已年过七十，行走时屡屡需要搀扶，有时更要吃力地避过一地纸箱。然而，他仍然将担任港督视为从政生涯最光荣的时刻——他对香港的奉献精神，从他在年迈之时耗费心力编写五百多页的书，可知一二。
无论你如何评价他对香港的贡献，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英国政治人物，甚至国际政治人物，会比他更关注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我感到忧虑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权会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一九九六年施政报告》
十九世纪中期至末期，清政府先后割让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予英国政府，由于新界的租期在一九九七年届满，经中英双方协商后，香港岛、九龙的主权在同年归还予中国，正式终结超过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历史。
与此同时，自二战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大英帝国也逐渐从殖民主义中退场，印度、新加坡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前殖民地相继独立。在这个大环境下，中国在一九八○年代历经文革、大跃进等动荡后，随即转入经济开放而逐渐强盛，而当时英国保守党撒切尔政府由盛转衰，英国在为香港前途进行谈判时表现得相当“礼让”，因此在中国的各种游说甚至威吓下，无法在主权移交后保护香港的社会及自由，甚至无法建立民主的基础。
当彭定康在一九九二年上任港督时，主权移交后香港的命运早已决定，北京不希望香港政局在最后五年有任何巨大的变动；彭督却选择与北京正面冲突，尝试为香港建立民主基础的道路。在履新港督前，身为英国保守党领导层的彭定康，在大选中全力扶助政党获胜，却于自己的选区落选，由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的议员意外胜出。
彭定康败选后，他与时任保守党党魁约翰．梅杰会面，商讨他的前途——原本计划由他担任新一届政府的财政大臣，结果最后他选择前往殖民地末期的香港，成为最后一任、也是唯一一位由政治家担任的港督。
“身为英国最后一位主要殖民地的总督，这将是重要的历史任务……工作诚然艰难，但我觉得重要的是，向世界展示我们能够以体面的方式处理最后的帝国责任，而且不背叛香港人民。”——《香港日记》
在《香港日记》中，彭督以一九九二年英国国会选举揭晓、获委任成为港督开始，以日记的形式缓缓叙述这五年担任港督的经历。在这些纪录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位伦敦政客远赴香港成为“一城之首”后的改变，以及港督在任时的日常工作。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无疑是英属香港的最后时光，他如何摆脱一九八○年代起英方相对被动的位置，积极正面地与中共官员交锋，并执意落实那些保障民主自由价值的政策。
例如港英政府曾于一九九五年修订《公安条例》有关和平集会的规定，将集会的发牌制度改为通知制度；组织者也无须征得警方同意游行或集会，只要在活动前七日通知警务处，藉以保障市民的集会权力。
北京为了抗议彭定康在任期内让议会大幅民主化的政制改革，于是在一九九七年主权移交后，另成立全部议员由北京钦点的临时立法会，以通过特区成立时“必不可少”的法律；并废除令北京不满的条文，包括在《公安条例》重设“不反对通知书”制度，扩张警方规管市民集会时的权力。此争议直接反映港英时代末期与中国治下香港政府对保障市民权利的迥异立场。此外，在一九九六年彭定康政府为促进社会平等，而成立了“平等机会委员会”，负责执行多条保障残疾、反种族歧视等条例。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他如何评价一个个中国以及香港本土的政治人物，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铭、刘慧卿，公务体系的陈方安生，以及建制派的曾钰成等人。
首次会面李柱铭时，彭督便指出对他“印象颇佳”，并称赞他“正直、勇敢……非激进分子”；对刘慧卿的印象则是“直言不讳、能言善道、口齿伶俐”。当时资深公务员的陈方安生也获得甚高评价，是“公务员中最佳的代表”；彭督也指出，若非曾钰成深陷亲北京阵营，他们可以有相当好的合作空间。即使我在二十多年后才认识他们，但这都与我在从政路上的观察颇为吻合——也侧面印证了政治人物的性格特质，不太会随时间流逝而改变。
从二○二三年的时空回望过去，当然会对当时仍拥有的政治多元环境，以及不同政治领袖仍能发光发热，感到相当陌生；而一个地区首长对政治异见的胸襟，将直接反映当地社会的自由开放。香港殖民历史的吊诡之处便在于：本应意味着残暴、劳役的殖民制度，在香港的特殊情况下，英殖时期的最后荣光，竟然比中共所谓“游子归家”的“回归怀抱”论述来得更能体现社会的文明进步。
于是，近来香港怀念殖民时期的言论兴起，在批判殖民主义的全球浪潮下成为一种奇异声音。有些人更认为，一九九七年主权移交后，香港只是由一个殖民政府，过渡到另一个更为专制的殖民政府——如今“五十年不变”的大限只过了一半，香港的言论、新闻、集会和政治自由早已较主权移交时急遽退步。
彭定康仍受港人爱戴，当然不仅在于他的任期象征了香港最自由开放的时期，更在于他离开香港后，依然非常关注香港民主人权的发展，并痛批中共对香港的侵凌施政。他除了向来呼吁各国落实“救生艇”计划，制定让港人能逃离政治暴力的政策之外，同时也就政治犯等议题积极发声，最近他更与多位前任和现任国会议员联署，希望政府能让因初选案而遭囚禁的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保释，探访病危的丈夫。
彭定康与其他离任后便撒手不顾的港督不同，他在位时已相当警惕于中共对香港的“狼子野心”，也正因为他从政多年敏锐的观察，即使冒着被中共冠上“历史罪人”帽子的风险，他仍执意在任期间开展政治改革，让一九九五年的立法会选举在“新九组”改革下，成为有史以来最民主的一届。
但这也导致北京在一九九七年后开“政治倒车”，成立临时立法会，将北京所反对的法例改头换面，并削减选举中直选席位的比例，以确保北京即使在民选选举中落败，仍可牢牢掌握立法会的控制权。直到二○二一年，最新的选举改革让反对派的参与变得毫无意义，直选议席只占议会不到百分之二十五，而导致民主派全面杯葛选举，新一届议会再也没有反对的声音。
香港自由的沦陷，除了北京执意将其“大陆化”，使香港不会成为“颠覆”中国政权的基地，而城市的权贵菁英将我城未来双手奉上，也是彭督在最后一次施执报告中所预料到的事。他对香港的担忧、对中共的批评、对香港市民的信任、对权贵菁英的怀疑，一一贯穿这本反映了他深层思想的日记中。
对于研究近代香港来说，本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更深入认识这位港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英国政治家，并带给我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他尝试为大英帝国带来“体面的退场”，也为香港市民换来一丝可供退守的阵地。
余英时先生在《余英时回忆录》中忆述，他在一九五○年逃亡至香港，在罗湖过关时有一种极为奇异的经验：“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中。”感受压迫或自由的空气，会在潜意识影响人的观感，以奇妙而显著的方式改变人对世界的感受。
一座城市的消失，不一定在于物理上的毁灭。
无论你对彭定康的评价为何，不可否认的是，再也没有任何一任香港领导人像他一样亲民、热诚，甚至比起港人特首更为“贴地”（编按：粤语俚语，务实之意），得到市民的爱戴。（香港大学民意调查显示，历任特首任期后期的民望都不及彭定康离任之时。）他爱吃的蛋挞不会随着香港自由的覆灭而消失——但相信即使他重回旧地，蛋挞也不再美味，皆因他对城市的感受而改变了。
这座城市的覆灭，是当人民对它感到陌生、对它的爱护将会成为罪罚之时，它便已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
本文摘录自《香港日记》，黑体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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