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
3. 挑战方的挑战方式
在以下四章中，我以挑战方和权力方的博弈方式及其心理动机为主线索、以时间为辅线索来叙述天安门运动的进程。
到了1980年代中期，自由的暗流已经在华夏大地之下的岩层中四处涌动，并数次涌出地面。1985年和1986年，中国多所大学相继爆发了学生抗议运动。1987年初，同情学生运动的党魁胡耀邦在保守派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另一方面，“自由”一词仍然是被底层普通大众视为瘟疫一般的字眼。在1976年的天安门运动中，即使对于沈天森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由的那一点点争取也仍然是如火中取栗，既极度兴奋，又极度恐惧。这与“自由”一词在近几百年来的西方社会中牢固确立的崇高地位完全不同。
这从权力方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指控 – “资产阶级自由化” – 也可见一斑。 “自由化”之所以可能成为一种道德指控，说明那个时候“自由”的概念在中国普通大众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不堪。
在这一章中，我叙述1989年天安门运动初期的几种抗争形式。
3.1 大字报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这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间抗议运动的导火索。
当日晚间，全国许多所高校开始出现悼念胡耀邦和攻击权力体制的大字报。
此后的几天之内，我所在的大学的公告栏中大字报铺天盖地。每天从早到晚，公告栏前挤满了观众。
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就，每张上字数不多，最密密麻麻的也不过是几百字（字多而小的大字报也称为小字报）。其煽动感情的功能胜过启发思考。
因为写大字报的人较多而公告栏的空间有限，通常每张大字报贴出后几个小时就会被新的大字报覆盖。公告栏中每天贴出的大字报大约有一百到数百张。个人署名的大字报很少。多数大字报是集体署名（如某某班）或不署名。
大字报的内容可以分为几类：（1）口号、立场宣示、政治情感的发泄；（2）有关抗议活动的新闻简介，如新华门事件等；（3）罢课、游行、集会的倡议和演讲会等活动的预告；（4）官场内幕秘闻、历史分析、时事走向等。
政权并未对大字报进行明显的公开干预，尽管在镇压行动结束后体制的各种指控表明他们在运动期间一直在紧密监视公告栏中的动向。这种“隐忍”态度有两个可能的原因：首先，运动来势太猛，权力结构一时没有找到最稳妥的干预方法。其次，那时的政治气候较为开明，许多体制中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空气有一种亲近感，导致他们在运动初期采取的应对措施没那么极端。这从《河殇》这样的片子被允许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情形也可见一斑。
公告栏前的盛况与1976年天安门运动时“成千上万的北京人疯狂抄录纪念碑下的那么多诗”的景象是出于同样的心理需求。对于大字报的作者们，写大字报是他们发泄不满情绪和表达意见的方式。对于读者们，包括我自己，大字报是一种教育方式，如同当代海外网站的信息汪洋大海对翻墙出来的中国网民是一种教育方式，让他们看到在官方的新闻和书籍之中绝对看不到的观点和消息。
赵鼎新的调查发现大字报是运动期间北京市的大学生获取关于运动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9 这对我也是如此。我很快成了大字报的忠实读者，每天要去看好几次。
公告栏中不断更新的大字报一直持续到镇压结束，其读者群在运动后期则已经大幅度减少。在运动刚开始的两三个星期里，公告栏前的读者可以用里三层外三层来形容。到了五月下旬，公告栏前的读者之间已经可以拉开不小的间距。这应该是由于大字报的内容对读者们的新奇程度在逐渐退却。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虽然是个思想极为解放的时代，在大学校园中对政治问题有持久而深入兴趣的仍然只是少数。
3.2 聚集
阿伦特说：“只有对相互隔绝的人，恐怖才有绝对的统治力。所以专制政府最重视的工作之一就是造成这种隔绝。” 隔绝大众是中共政权做得相当成功的一件事。除了通过严禁结社集会、鼓励告密和互相揭发，把个人之间的沟通隔绝，他们也通过封锁历史、限制出版、控制新闻，将个人与知识隔绝开来。
大众被互相隔绝之后，统治起他们来就轻而易举：
（1）力量对比悬殊。被隔绝的个人是独自面对整个权力体系。他的对手如此之强大，而他自己如此之渺小，他不敢想象自己的抗争除了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以外能对现状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2）个人的恐惧感在隔绝的状态中被放大。一个例子是，在我的老家，人们普遍有对鬼的恐惧，而这恐惧在独自一人身处僻静黑暗中时尤甚。有多人结伴或在熙熙攘攘之处时，鬼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3）个人的成长被阻滞。从知识的来源上来看，由于难以获得准确而全面的关于历史和社会的知识，人的认知水平很难发育，其行动力也很难成熟。从交流的程度上来看，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被阻隔，个人的认知错误和局限没有机会在互动中得到纠正。
对大众的这种隔绝如同将他们逐个关入心理上的单人牢房。被禁闭已久之后，绝大多数人的独立判断力和行动力都会被摧毁殆尽。在前述朱锡侯先生的例子中，朱先生之所以在下意识里完全明白孰是孰非，却难于在意识的层面摆脱政权的挟制，这种隔绝当是原因之一。
成功的隔绝政策的结果是：被统治者虽然有亿万之数，却是一盘散沙，对统治者构不成任何威胁。
反抗的时机到时，被隔绝的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聚集。从早先的韩国、台湾到后来的缅甸、苏东剧变和阿拉伯之春，聚集是极权社会中大众争取自由的必由之路。
聚集的方式有许多种。除了最高调的街头示威，大字报可以说是一种观念的聚集。此外还有不直接与政权发生冲突的发生在民间的观念交流等。由于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开放氛围，有一部分大学生在八九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在组织各种研讨会（如北大的“民主沙龙”），这是聚集的后一种形式。这些组织中的成员不仅对自由和民主的价值有一定认同，也对可能到来的大规模群体抗争有一些思想准备，他们在八九运动开始之后很快成为运动的灵魂人物。
运动的普通参与者则绝大多数是对社会现状有不满、想要发泄，但因为一直处在被隔绝的状态，没有机会形成清晰的政治理念，对与政权的公开对抗及要因此面对的后果也没有心理准备。
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需要克服一个最强大的敌人：他们自己的恐惧感。八九运动的每个参加者都明白“秋后算账”这个词的意思。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明白“法不责众”的道理。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就是表达自由意愿的风险最小的方式。
胡耀邦的去世提供了聚集的契机。八六学潮的精神领袖方励之说：“胡耀邦本人并非那么重要，大家对他的尊崇有点过头了。但是在中国，领袖逝世是民众聚集的绝好借口。党不能禁止人民纪念党的领袖啊！因为葬礼是民众可以聚集的唯一机会，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聚集。只有民众聚集起来，事情才能发生。”10
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对于上街游行示威的抗争方式有完全的共识。这来自他们从小的耳濡目染，包括政权长期以来不断宣传的民国时期的多次“爱国学生运动”以及1976年到1986年之间的多次群众抗争运动，这些给他们提供了现成的模板，让他们不假思索地把高调对抗政权的大字报和街头示威当作他们主要的抗争方式。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大量群众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这似乎是1976年天安门运动的翻版。
4月22日 ，广场上的一位受访者说： “这两天，我听到的《国际歌》声是有生以来最多的，也是最动人的。13年前，为悼念总理我曾来过这里。那时，我们感到失去了主心骨，有天塌地陷之感。而今天，我所感受到的是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的缆绳从伟人身上解下来系在了自己腰间。”11（《国际歌》以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要靠我们自己！”的极具煽动力的歌词和沉郁有力的旋律成为这场运动的主题歌，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各种游行队伍中被无数次唱起。）
数千年来，大众不需自己思考、不需自己为自己选择人生方向。他们是精神上的未成年人，伟人是他们精神上的父母、是他们的“主心骨”，他们的安全感来自于伟人的巨肩之侧、铁腕之中。正是这样的心理依赖让我老家的人们在毛泽东去世时悲恸莫名，也是这样的心理依赖导致了朱锡侯先生被踢出“人民”之外时的巨大惶恐。
在1980年代，一些人的独立意识开始觉醒了，但是“把命运的缆绳从伟人身上解下来系在了自己腰间”的过程并没有那位受访者说的那么容易。如同心理渐渐独立的孩子要脱离父母的阴影的办法是厕身于其同龄伙伴之间，渴望把命运的缆绳系在自己腰间的人们钻进了人群中才找到了勇气。
《科技日报》是率先大胆报道学生行动的官方媒体：12
“4月22日，首都十里长街，沉浸在肃穆之中。庄严的大会堂，人民爱戴的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在这里举行。从大会堂向西，直到八宝山，宽阔的马路两旁，里三层外三层，排列着数十万沉痛悼念耀邦同志的首都人民群众。引人注目的是10余万大学生的悼念队伍。
“早在22日零时，在几天来放满花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在天安门广场，群众用掌声迎来了自动、有秩序地前来悼念耀邦的第一支大学生队伍。白布横幅上署名──北京科技大学。学生们步履沉重，情绪平稳。队伍两侧，学生纠察队员牵手成链，绵绵不尽，护卫着学生队伍，以防外人进入。紧接着的是专程进京参加悼念活动的天津南开大学学生。随后是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各校学生队伍首尾相接，缓缓前进。队首已进入广场，队尾还远在几公里外的西单。记者回首西望，沿街徐徐向前的红旗、挽联一望无际，悲壮的国际歌声低回于春夜。
“凌晨3时，10余万大学生队伍全部进入广场，学生们依序排列，席地而坐，国歌、国际歌声此起彼伏，广场气氛雄浑悲壮。”
这是自共产党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公民抗议聚集（1976年清明节那一次或许规模更大，但基本上属于自发）。这一天的广场聚集奠定了此后整个运动的基调。
八九运动从四月中旬的小规模校内聚集发展到五月中旬的上百万人的大游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这是旁观者和潜在参与者的恐惧感逐渐消除、成为公开参与者的过程。
这种广场式的聚集规模宏大，让参加者们看到自己不再是独自与强大无比的政权搏斗，因而勇气倍增。并且，大规模的聚集给旁观者的视觉和听觉印象深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造成雪球效应。
但聚集起来的人之间和观念之间并没有广泛、深层、长时间的交流，因此挑战方难以成为拥有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成熟的章法、高效率的结构分工、经得起压力和时间考验的坚固组织。
3.2 聚集
人民大会堂外的学生大军耐心等着追悼会开完，盼着胡耀邦遗体车队在广场出现。他们知道那时国家领导人葬礼的惯例是在人民大会堂内的追悼会结束后，遗体车队要环绕天安门广场行驶，然后开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学生苦等遗体车队不来，后来得知车队已经从人民大会堂后门直接驶向八宝山，避开了广场。
气势如虹的十万学生被晾在广场，心有不甘。
“郭海峰等三人再次出列，走上大会堂台阶后，泪流满面地双膝跪下，双手高举‘请愿书’，长跪达三十分钟之久。”13
双膝下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下者对在上者表示臣服的举动。这种臣服经常被解读为一种羞辱。俗话说的“男儿膝下有黄金” 的意思便是：下跪是羞辱，非血气男儿所为。
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向政府官员下跪是前朝的仪式，而共产党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是建立在彻底否定前朝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为底层大众许下的一个重要诺言便是人人平等。
所以，三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其形式是对自己和自己身后的十万学生的羞辱，其目的则是对权力方的羞辱。用戴晴的话来说，是“中国传统戏剧中高频出现的逼宫戏码”。8
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接受了下跪学生的请愿书，等于他们承认了自己跟前朝的皇帝老爷是一丘之貉。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颜面扫地。而如果他们闭门不受，就更显得冷酷无情。
一位北大三年级学生回忆：
“那个场景我是在现场的，那对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当时大家离得很远，大概中间隔了十几排的武警，看到他们在武警的后面，跪在人民大会堂那么高大的殿堂，宽宽的台阶，粗大的柱子，他们三个瘦小的人影，跪在那里，把请愿书举在头顶。大家心中的悲愤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发泄的程度了，成千上万的同学在广场上一起痛哭。”14
“下午一时，当他们终于明白根本不会有什么李鹏接见时，他们彻底失望了。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队伍率先退出后，各校学生也有秩序地撤离广场。怀悲壮而来，负耻辱而去的他们，临行留下了‘为民请命，万死不辞’，‘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13
跪呈请愿书的抗争方式可以称为发难。发难的心理动机是双方相对实力的变化：原来是单个人不敢挑战强大无比的体制，怒气和怨气积压已久；现在是十万学生聚集，气势如虹，终于有实力向敌人叫阵了。发难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被对方羞辱。由此双方互相之间的敌意开始一步一步升级。
3.4 “点火”
除了自发的聚集，挑战者们展开的另一个行动是主动招募兵马。他们要那点燃那些骑墙观望者的勇气。
北大研究生封从德在《六四日记》中写他与同学熊焱在四月下旬到清华“点火”：
“熊焱口才极好，几百人站在雨中听，不时发出阵阵掌声或欢呼声。开始是我们讲，介绍北大新近的情况、阐述时局与请愿要求。后来，受到鼓舞的清华同学也上来演讲。渐渐地，话筒在清华同学中传递开来。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作为火种，我们已点燃了许多清华同学的热忱。他们热烈地讨论起清华该怎么办。”15
“点火”是极为生动形象的说法：点火成功，是因为可燃物的大量存在；小火苗很容易被风吹灭，但火大到一定程度时便难以扑灭。
反过来，点火者自己身在火气之中，很难平静地设想自己的这把火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从下面这位运动积极分子的回忆可见一斑：
“不少外国记者到各校园里采访。我碰到过一个美国记者，他说他采访过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学生运动，但中国学生运动的规模之大让他印象最深。他问你们这么大规模的运动要争取的是什么？争取民主。有什么具体目标？学生答不上来。其实，最简单不过了：中国学生运动之所以与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学生运动不同，就在于没有要推翻政府的目的。而学生们所理解的民主，最基本的就是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我最不能容忍外国人和一些中国‘学者们’对学生的这种批评：学生们搞民主却对民主的理论一窍不通。”16
许多专著对八九运动的起因有各种分析，如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物价高涨、知识分子待遇低下、大学生对前途悲观等。但上面这段话可以说相当准确地道出了这次运动的直接心理动机：对政权压制他们的自由权利的不满。这不满最终将全国上千万人动员起来加入到抗议队伍之中。
另一方面，美国记者也问到了这位热情洋溢的学生活动家的痛处。极权的基本特征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所以向极权政府高调索要这种权利是在虎口里拔牙，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弗洛姆17和伯林18认为自由有两种：消极自由 (negative freedom) 和积极自由 (positive freedom)。消极自由也可称为否定性自由，是一个人拒绝他人干涉自己言行的自由，这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本文第二章中讨论的自由就是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也可称为肯定性自由，是人在现实的给定框架中 – 不管这个框架如何限制了他的消极自由 – 选择人生方向的自由。按照伯林的说法，积极自由是做自己的主人的自由。
两种自由的不同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监狱中的囚徒基本上没有消极自由。如果他也不懂得积极自由，他就没有了任何自由，他就会因此痛苦、焦躁、暴怒。但拥有积极自由的囚徒可以把坐牢当作对自己意志的试炼、可以用坐牢的机会回味往事、整理思路、计划未来。拥有这些自由让他心平气和。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两个人产生矛盾，年轻气盛者会将所有的情感集中于这个死结，对死结之外的广大空间、死结之后的悠长时间视而不见，因而将火气升级。心性沉稳者则知道，在矛盾激化时，对方作出理性反应的能力会下降，这对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定有帮助。他能看得到此事之外还有空间、此事之后还有时间，所以有更多的选项来将互动的路径导向与自己的长远目的更一致的那一条。这也是一种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来自身外、取决于社会环境，积极自由则是一种个人能力。外部的强力能锁住人的消极自由，但锁不住人的积极自由。
美国记者问到运动的具体目标时，是沿着积极自由的思路，而被采访者还沉浸在寻求消极自由的愤怒发泄中。这与两者的不同生活环境有关。在美国，游行示威不被禁止，大学校园中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示威抗议活动，所以抗议者没有向政府索要消极自由的需要；他们可以直接使用积极自由，心平气和地考虑他们的具体目的和手段。相比之下，1970 – 1980年代的中国的社会环境压抑得多，使得抗议者难以达到平和而理智的心态。对他们更有吸引力的是追求消极自由带来的那种情感释放。
两种自由的关系或许可以总结为：恰当使用积极自由可以使寻求消极自由的抗争更有成效。比如，一个有经验的抗争者可能会选择在不与有权者正面冲突的同时低调而直接地实践他的自由权利，试图迫使有权者逐渐适应自己的存在，即使他们不那么心甘情愿。
4. 权力方的应对方式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都是依靠在暴力流血中胜出而获得“坐江山”的权力，1949年建政的共产党政权也是如此。他们对此并不讳言，且以此为傲。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历史学家们对共产党在夺权征途上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数据做出了各种统计。这里引用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拉梅尔 (Rudolph Rummel) 的统计数字：
1928-1937年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约九百万人；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约一千九百万人；
1945-1949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约六百万人。
二十一年间，中国因政府行为的死亡人数 – 包括死于国民党之手、共产党之手和日本占领者之手 – 共三千五百万人。19
由于政权对资料的封锁，不同历史学家的统计数据有一定出入，但量级近似。
共产党当政后对付异己的手段更是前朝望尘莫及。一个例子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四川哥老会（“袍哥”）的命运。据王笛记载：袍哥是历来被清政府查禁的秘密组织，但数百年来，不仅未被朝廷剿灭，且不断发展，并在满清灭亡后的民国时期达到空前的规模。当时四川成年男性的七成左右都是袍哥成员。而在1949年解放军占领四川后，袍哥头目们被残酷镇压，仅新繁一个县便处决六百多人。三百年历史的袍哥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土崩瓦解。20
政权镇压民间组织的办法仍然是给它们贴上在百姓看来邪恶可怖的标签，如在建政之初的“土匪”、“反革命会道门”和后来的“邪教”、“黑社会”。这样，除灭它们就有了充分的道义基础。
除了镇压民间组织，共产党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推行强力清洗。据拉梅尔教授的统计，从建政的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中国因政府行为的死亡人数是：
1949-1953年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时期：约八百万人，
1954-1958年集体化时期：约八百万人；
1959-1963年大饥荒时期：约三千八百万人；
1964-1965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约八百万人。
二十几年间，大陆一共有六千二百万人死于非命。19
毛泽东去世后，政权中的开明派开始取得一些话语权，试图对高压恐怖政策作出改变。《河殇》被允许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的例子就显示出这种改变的迹象。开明派的领军人物就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但政权中保守派的阵地依然坚固。同样以《河殇》为例，其被允许在党的喉舌高调播出使他们大为光火。21
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身处两派的中间，试图巧妙平衡左右。在他看来，保守派当道将会葬送他的经济强国蓝图，而改革派独大很可能将葬送共产党对社会的铁腕控制。只有他自己的大手指出的方向才是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行进的方向。
但对于知识界越来越高调的不同声音，他开始感到不耐烦。
4月26日，即学生代表跪呈请愿书的第四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袭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证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社论语气咄咄逼人，充斥着各种恐怖的标签：“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成立非法组织”、“阴谋”等。把其中的任何一个标签加在一个学生的身上都将毁掉他的一生前途。
社论是保守派趁着赵紫阳出访朝鲜之际，在赵不知情的情况下征得邓小平的同意之后推出的。
从上一章和这一章的讨论可以看出，挑战方中的激进分子和权力方中的保守派对待冲突的手段相似，都是羞辱对方、以势压人。
尽管面对力量无比强大而手段无比强硬的对手，挑战方仍然在其后的几十天中把这场运动推向了庞大的规模。其可能原因是：
（1）大众被数十年的恐怖统治压抑，积累了巨大的怒气。
（2）挑战者的无畏；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权力方的血腥历史。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是因为胆略，而是因为无知。
（3）人群中的其他人都跟自己意见相同时，每个成员都会产生自己比对手强大许多的幻觉，这就是人群效应（最后一章会详细讨论）。这鼓励他们不断冒险向权力方进逼。
（4）权力体系内的开明派仍然拥有较大的势力，保守派无法完全任性行事。一个佐证是在1980年代，权力体制的公开反对者们受到的惩罚平均而言比1976年之前轻许多。
（待续）
（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光传媒首发，转载请标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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