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新盟友
Image朱可夫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红场
1953年3月5日，在位29年的“慈父”斯大林病逝。
当天即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贝利亚率先提名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总理），马林科夫接着提名贝利亚出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任新的内务部（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部长。
无人反对。于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及掌管党务工作的赫鲁晓夫组成了行使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
在这个组合中，赫氏的优势最小，急需强大的盟友。
他想到了被放逐的朱可夫。
他们的交情产生于战争年代。当年，赫鲁晓夫多次被派往前线担任方面军的军委会委员（相当于政委）。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战场，与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将领结下了友谊。
1944年2月，赫鲁晓夫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委会委员，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负责协调乌克兰第一、第二方面军。赫鲁晓夫后来回忆：
“当我们还在基辅城外时，朱可夫自总司令部来到前线。我们同睡在一个地窖之中，整天在一起谈笑、讨论局势。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天，我们就觉得没有必要再使用这个地窖了，因为德国军队已被我们赶进森林里去了。”
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知道朱可夫在军队里深孚众望，此时也需要拉一把。
所以，当赫鲁晓夫向朱可夫伸出援手时，朱可夫接住了这双手。
斯大林刚去世，朱可夫就东山再起，出任国防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
抓捕贝利亚
1953年初夏，赫鲁晓夫决定和马林科夫联手，清除最可怕的对手贝利亚。
贝利亚（网图）
贝利亚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因为忠心耿耿、能力出众，深得“慈父”信任。1938年8月后，出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席，负责全国的安保和肃反工作，成为大清洗后期的主要执行者；1945年晋升为苏联元帅。
贝利亚精明过人，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斯大林一死，他立即推动颁布了大赦令，并为“莫斯科医生案”、“航空工业人员案”等冤假错案平反，以此收买人心。但他的巨大权力和胆大妄为仍让高层人人自危。
赫鲁晓夫描述了他当时的心态：
“我感到贝利亚马上就要开始掌管一切，而这就是末日将至。我不相信他，我已不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认为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和杀手。”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分头串联，争取到主席团多数人的支持。6月26日，在主席团会议上成功抓捕了贝利亚。
对抓捕过程有不同说法，本文主要采用赫鲁晓夫的回忆：
当时，克里姆林宫的卫队由贝利亚控制，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警卫也由贝利亚负责。
为了干掉贝利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决定依靠信得过的将领。首先确定了莫斯科防空部队司令莫斯卡连科等5人；会前一天，又增加了朱可夫等5人。安排这10名元帅、将军带上武器，坐在一个房间里等待。赫鲁晓夫无意让朱可夫成为主角，但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
马林科夫主持了会议。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要求讨论贝利亚的问题，然后历数贝利亚的罪错，最后他说：
“通观贝利亚的所作所为，我有个感觉，他根本不是个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向上爬的人，他为了追名逐利混进党内，他的表现具有挑衅意味，是无法容忍的。一个好人居然会如此表现，简直不可思议。”
紧接着，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人表态支持，只有米高扬提出应该给予贝利亚改正的机会。马林科夫过于紧张，忘了总结，也没有组织大家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解除贝利亚职务的动议进行表决，就按电铃叫来了军人，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朱可夫元帅。
马林科夫温和地对朱可夫说：“我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建议您拘捕贝利亚。”
朱可夫迅速逼近贝利亚，断然一喝：“举起手来！”
莫斯卡连科等人亮出了武器。贝利亚伸手去拿放在身后的公文包，赫鲁晓夫一把抓住他的手。后来发现，公文包里没有武器，贝利亚只是做了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上述回忆有赫鲁晓夫吹嘘自己、贬低马林科夫的成分，但基本靠谱。
贝利亚成为最后一个被处决的苏联领导人。按照官方的说法，他经秘密审判后于12月23日被处决；按照赫鲁晓夫对中共中央代表高岗的通报，则在被捕当天就枪毙了。
在抓捕贝利亚的过程中，朱可夫元帅成为“带头大哥”，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军衔最高，威望最高；二是他的态度坚决、果断，因为他对贝利亚长期主持的清洗、监控和镇压有着切肤之痛。
朱可夫起到的作用远不止带头抓人。当时，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并非军人出身，军队的实权掌握在朱可夫的手中。朱可夫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他代表军方支持扳倒贝利亚。
这是朱可夫第一次出手帮助赫鲁晓夫。
他也得到了回报：1953年7月补选为中央委员，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朱可夫（右）和赫鲁晓夫
持续力挺
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6年2月24日深夜，他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得到了朱可夫的坚决支持。
一石激起千重浪。为了统一思想，苏共拟再开一次中央全会，指定朱可夫发言。5月19日，朱可夫将发言稿提交中央审查。在这份讲稿中，他全面、激烈地批评了个人崇拜带来的恶果。由于多种原因，这次全会没有开成，发言稿锁在档案柜中长达40年，但主要内容写进了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消除个人崇拜及后果》的决议之中。
这是朱可夫第二次站在赫鲁晓夫一边。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发，20万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接待中共代表团。在客人下榻的宾馆里，赫鲁晓夫两次接到朱可夫的电话。
第一次，朱可夫报告：匈牙利国防军一个营去维持秩序，结果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给朱可夫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援助。朱可夫回答说：
“你是国防部长。如果要请帮助，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请你们党中央跟我们的党中央谈判。”
一个小时后，朱可夫再次电话请示，赫鲁晓夫回答：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虑。
当晚，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赫鲁晓夫主张出兵，朱可夫等人表态支持，只有米高扬建议先采取政治措施。
当天深夜23：00，在朱可夫指挥下，苏军出兵匈牙利。此后，他也一直支持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反抗者持强硬立场。
这是朱可夫第三次支持赫鲁晓夫。
挺身救驾
赫鲁晓夫平反冤假错案，触犯了一些大佬的利益。
1957年6月5日至14日，赫鲁晓夫出访芬兰，其政敌趁机密谋。
6月18日，中央主席团开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7人要求赫鲁晓夫辞去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坚称这一职务是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只有召开中央全会才能解除。当时，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3人。
双方激烈争吵一小时后，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赶到了会场，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说：今天的会议必须立即停止，等明天大家都到齐后再开；否则，他将退出今天的会议。这一提议马上得到了通过。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团其他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悉数到齐。对方声色俱厉，火力猛烈，先声夺人。朱可夫再次挺身而出，历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大清洗中犯下的罪行，给他们扣上了“小集团”、“宗派主义”、“搞分裂”等帽子。看清了朱可夫的立场之后，主席团其他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几乎都站到了赫鲁晓夫一边，但他们没有表决权。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
关键时刻，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携手合作，动用军用飞机和火车，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外地的3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检查委员接到了莫斯科。
6月22日，中央全会召开。赫鲁晓夫主持会议，先让支持自己的苏斯洛夫介绍了前几天主席团会议的情况，接着让朱可夫第一个发言。朱可夫历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罪状，声称如果这些人上台，就会重演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的大清洗悲剧。他表示：只要党和政府发出号召，军队就“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胸膛来捍卫我国的利益，粉碎任何胆敢进攻我们的敌人。”
在朱可夫等人带动下，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站在赫鲁晓夫一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被打成苏联最后一个“反党集团”，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赫鲁晓夫大获全胜，朱可夫居功至伟，晋升为中央主席团委员。
功高震主
朱可夫救驾有功，赫鲁晓夫却开始心事重重。
此后，朱可夫有些踌躇满志，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继续干涉军队的做法十分不满，甚至扬言要干掉谢罗夫，“要把他和卢比杨卡（指克格勃）一块儿端。”
朱可夫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军队进行改造，以适应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新型战争。他认为军队是军人的事，反对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曾说：
“现在，在《红星报》（注：苏联军报）上日复一日地刊载文章，号召提高和巩固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批评指挥员。这种政策迟早是要把军队搞垮的。”
更让赫鲁晓夫不安的是，虽然自己名为最高统帅，但军权实际掌握在以朱可夫为首的一批将领手中。既然朱可夫的威望、权力这样大，谁能保证他一直听话呢？
1957年10月，即将在基辅军区开展军事演习，中央忽然安排朱可夫访问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朱可夫打电话询问，赫鲁晓夫回答：“没有您，我们也能安排好演习。”
10月4日，朱可夫开始出访。赫鲁晓夫立即结束在克里米亚的休假，先回莫斯科，再赶到基辅军区，在高级将领中打招呼。
19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并在全军、全国迅速传达。大家都知道，这是冲着朱可夫来的。
26日，朱可夫回到莫斯科。第二天，《真理报》发表公告：国防部长易人，新部长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29日召开中央全会，对朱可夫进行清算。赫鲁晓夫一反过去的赞誉有加，严厉批评他搞“朱可夫崇拜”，夸大自己在卫国战争、在与“反党集团”斗争中的作用，指责他未经中央同意开办的“中央谍报学校”是“恐怖分子学校”。他说：
“在对待朱可夫的问题上, 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任何人如果不服从党的利益，党是不会宽恕他的，不管他有多大的功绩。这应当成为党的生活中的一条法则。”
全会对朱可夫的错误做出结论：
“破坏了列宁关于党领导武装部队的原则，执行了旨在收缩党组织、政治部门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取消党中央和政府对陆海军的领导和监督的路线。”
据此，撤销了其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11月5日，朱可夫调任北极军区司令员。这一天，正是他的61岁生日。
四个月后（1958年3月），朱可夫正式退休。
后来，赫鲁晓夫为自己辩白：
1957年秋天，我们又只得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告别。对我来说，这是个十分痛苦的决定。我甚至要说，这对我来说是个令人心碎的决定。我的感情在同理智作斗争。我的感情在朱可夫一边，我同他一起共事多年，我很敬重他。……然而当朱可夫进入中央主席团之后，开始日渐得势，使国家领导人感到有些担忧。中央主席团委员曾屡屡发表意见，认为朱可夫正在走向军事政变，并以此攫取政权。我们还从许多军方人士那里得到这样的情报，他们谈到朱可夫的“波拿巴主义意向”。事实逐渐愈攒愈多，已不能置若罔闻，不能不担心国家遭遇拉美型的政变，我们只好撤去朱可夫的职务。
面对政治家的谋略，军人朱可夫又一次一败涂地。
有趣的是，得到赫鲁晓夫重用、接替朱可夫职务的马利诺夫斯基到了1964年，也参加了掀翻赫鲁晓夫的政变。此后，他还在酒宴上公然建议中国元帅贺龙效仿他们，也搞掉自己的最高领袖（详见《乌克兰出生的历史名人》一文）。
军人本色
梳理一下朱可夫的经历，能找到一些思想脉络。
首先，朱可夫是个正直、正派的军人，私心不重，也不屑于两面三刀。很多人都肯定了这一点，即便是赫鲁晓夫也承认：
我喜欢他的是，当我们讨论同美国达成某个具体的裁军协议，包括允许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核查的可能性时，他同许多军人不同，并未表现出本位主义的顽固态度，有时身穿军服的人就有这样的表现。
其次，朱可夫亲历了“大清洗”等重大事件，一贯痛恨对军人和干部进行清洗、监控与镇压。
传说在1957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有这样一幕：
朱可夫揭露某些大佬要为三十年代参与清洗红军将领承担罪责。被指责的人辩称：“当时谁都不得不在逮捕文件上签名表示同意，你朱可夫本人也很清楚，如果翻一翻当时的文件，大概也可以找到由你朱可夫签字的文件。”正在主席台上的朱可夫突然转过身回答说：
“没有，你找不到，你去翻吧！由我签字的这类文件您是绝对找不到的！”
第三，戎马生涯塑造了他的独立性格和果断作风；随着权力增大，他也的确滋长了一些骄傲、自负。作为军队的代表，他反感来自政治家的干扰，自信可以自行决定军内大事。
有的研究者认为，朱可夫甚至不甘心遵守“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认为军队应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些言行显然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晚年的朱可夫眼神不再犀利
第四，在德国驻军期间，他曾与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盟军将领密切接触，西方的军队文化、军人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对他的治军思想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
柏林战役之前，斯大林致信艾森豪威尔：根据盟国之间的协议以及苏联军民的巨大牺牲，希望由苏军率先攻入柏林。当时，德军主力大都在阻击苏军。但艾森豪威尔收信之后，就按兵不动，停止进攻。后来，斯大林也说：如果盟军的最高统帅不是艾森豪威尔，美军就会抢先攻占柏林了。作为这种契约精神、自主风格的受益者，朱可夫应该感触更深。
1952年，艾森豪威尔通过竞选当上了美国总统，1956年又获得连任，在政坛长袖善舞。而朱可夫作为一名苏联将领，即便有政治理想，也只能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
朱可夫和家人在一起
《回忆与思考》
朱可夫晚年的最大成就，是撰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思考》。
1965年，法国一家出版社拟出版二战领导人回忆丛书，向朱可夫约稿。朱可夫答应了，但要求首先在国内出版。
1966年3月，朱可夫如期交卷。
他的回忆录是一部军事史巨著，需要军事专家的参与。由于他尚未平反，军史研究所和军事出版社的军人们都不愿担任此书编辑，担心影响自己的前途。
回忆录上报后，迟迟没有批复。后来，得到上面暗示，说这本回忆录没有提及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战争年代，勃氏曾在第18集团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但朱可夫在战争年代从没见过他。无奈，出版社只好在书中杜撰了一个细节：朱可夫在前线视察第18集团军时，想见见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但是他不在，到最前沿去了。
于是，审核顺利通过。1969年2月，《回忆与思考》一书面世。
回忆录立即引起轰动，得到广泛好评，多次再版，并译作多种语言。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如赫鲁晓夫晚年评论：
我至今仍敬重朱可夫，尽管他在回忆录中谈了我的坏话，我并不抱怨他。我认为这些文字并非他本人所写，而是那些利用他的材料写书的人杜撰出来的。这本书不可能是朱可夫的作品。其中的内容朱可夫写不出来。他是个骄傲而正派的人。不会对斯大林大加颂扬。当斯大林的屠戮行为和他给我国人民带来的损失已是尽人皆知的时候，朱可夫这个正直的人不可能去为斯大林辩白。
1972年，中国翻译出版了《回忆与思考》，列入“供内部参考”的“灰皮书”系列。
1995年，莫斯科新闻出版社出版了最忠实原著的新版本，由朱可夫的女儿玛丽亚根据原稿和档案材料修订。
2003年，解放军出版社据此出版了新译本，改名为《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厚厚的一本回忆录，最打动我的，是作者写在扉页上的一行字：献给苏联士兵
在《结束语》中，朱可夫写道：
我把这本书献给苏联士兵，是他们用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鲜血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晚景凄凉
1964年10月，热心推广玉米的“苏穗宗”赫鲁晓夫下台，热心接受勋章的“苏勋宗”勃列日涅夫上位。
“苏勋宗”没有无视朱可夫的声望。1966年，授予朱可夫列宁勋章；1971年，授予他第四枚“苏联英雄”勋章，以祝贺他的75岁生日。
但勃列日涅夫一直没有给朱可夫平反。
朱可夫门可罗雀，日月漫长，幸有第二任妻子陪伴。
早在乌拉尔军区任上，朱可夫健康状况不佳，军医加林娜被派来照顾他。加林娜为人正直，善良热情，又年轻漂亮，朱可夫很喜欢她，常常与她聊天。
日久生情。1950年，23岁的加林娜与54岁的朱可夫开始共同生活，从此荣辱与共，甘苦分享，1957年有了女儿玛丽亚，1965年1月正式登记结婚。
1967年12月，加林娜确诊患了癌症；很快，朱可夫也中风病倒。此后，他们相依为命，与病痛苦苦抗争。
朱可夫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71年，苏联战争大片《解放》上映，“朱可夫元帅”多次出场，历史恢复了部分模样。
1973年11月，加林娜病逝，给了老元帅沉重一击，但他已无力去墓地。
次年6月18日，朱可夫病逝，享年78岁。
他应该知道，对他和家人的监控、监听从未停止过。
他也一直没有等到平反。
朱可夫元帅铜像（网图）
直到1995年5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朱可夫的名誉才得到彻底恢复。在莫斯科红场附近，为他竖起了一座大型青铜塑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亲自主持了铜像揭幕仪式。
眼下又是深秋。如果铜像有灵，威风凛凛的“军神”是否感受到阵阵寒意？
2022年10月15~27日
全文完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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