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笠翁：陶铸之死内幕——谁是元凶
马 杰：和地狱之门擦肩而过（下）
朱永嘉：一月革命的来龙去脉（选载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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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九〇）·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五八期（zk2303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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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三月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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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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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陶铸之死内幕——谁是元凶 蓑笠翁
【恐怖岁月】 和地狱之门擦肩而过（下） 马 杰
【动荡岁月】 一月革命的来龙去脉（选载之六） 朱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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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陶铸之死内幕——谁是元凶
·蓑笠翁·
之一
大家知道，陶铸作为有名的“毛泽东的好学生”之一，又和林彪渊源甚深，既然同两位统帅关系这么好，那么为什么还会被打倒，而且被打倒之时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很久以来，因为老毛的这句话而使此事盖棺定论：毛传记载，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是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１〕〔２〕
回忆当初，老毛提拨陶铸是看准了陶铸和刘少奇的矛盾。因为在延安整风“审干”中，陶受过刘少奇、康生、彭真的打击，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又性格豪放，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手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从后来的历史来看，陶一直是毛平衡刘的重要力量，加上高岗事件，陶铸对刘更是很窝火。〔３〕〔４〕
由此来看，老毛仿佛对陶铸的打倒不负什么责任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嘛？从另一方面，透过此事，正好可以看穿毛周江等众多人的面孔。
事情首先从刘陶的关系说起。后来，陶铸很受老毛的重用，所以以陶铸的地位及其和老毛的关系，刘也不会轻易得罪陶铸。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
六十年代初，刘主持经济调整，局部背离老毛的荒唐路线，以收缩大跃进的激进政策、收拾困难局面，这是刘一生的辉煌时期，众望所归，一些此前“毛派”干将也与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各省各部确实有他的“代理人”。陶也在此时认同刘：尤其１９５９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５〕
１９６４年的工作会议期间，刘曾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桃园经验”是刘“文革”前夕既迎合毛、也是对抗老毛的材料。老毛不会对陶的“倒戈”迹象毫无觉察，但是曾志（陶的夫人）解释到，老毛也许没有想到刘、陶之间的信任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文革初期仍属意于陶铸，希望这位与刘没有历史渊源、延安挨过刘的整且长期有分歧的干将担任揪刘先锋，孰料陶已认同刘的路线，不能承担毛指派的角色，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的保皇派。而且老毛对于他认为的自己毛派的人的背叛，下手尤狠。
庐山会议上，陶铸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６〕因为陶铸没有“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于刘少奇，这才是老毛置于陶铸之死地的根本原因。
顺便讲一下类似几个人的遭遇，早的有井冈山出来的何长工，肖克等，后来有贺龙，他们的结局不能不说和老毛的这个作风有关。
而最能说明刘陶之间关系的是这件事情：在一九六五年一月，陈伯达在给老毛整理完二十三条后，曾对王力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王力说：“主席还是信任彭真、陶铸的，我建议你去找他们两人，你们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认个错，就好了。”后来这三个人真的就找了刘少奇，而且刘少奇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向老毛表示检讨，说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说的两条道路矛盾是对的。刘表示同意老毛的意见。因为刘少奇表示了检讨，就没有整刘少奇，光搞了个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刘少奇推迟了一年多〔７〕
由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陶刘的关系确非一般。而且，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在陶和周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后，做出了很多不符合老毛意愿的事情来，最终被打倒，当然这里面被使用的棋子是不少的。
之二
不只是老毛看中了陶铸，连江青也看上了陶。陶铸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就是江青提名的。江青原本对陶寄予了很大希望，能够借助陶铸压邓小平。但是江青很快发现陶铸跟她不合拍，因为陶铸对邓小平很尊重。
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在江青的提议下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不只如此，从陶来中央后，和周很快热乎起来，这让江青很不高兴，也让老毛大失所望。
１９６６年五月下旬的吴传启事件，让江陶的矛盾激化。江青与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这本来个小事情，但是在政治上紧跟周的陶，在有意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的这种意识下却演变到最后同江青大吵一架。
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为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在学部抛出了“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在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江青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也是国民党吗？”听到这儿，陶铸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一席话说得江青大怒，要知道文革以来还没有人这样顶撞过她。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后来陶铸对他的太太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这样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在扮演屡屡“灭火”的角色。江青告状于老毛，说陶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作为报复，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果然不久，陶铸就倒了。
之三
调陶铸来中央，是在彭真被打倒以后由邓小平提议调陶铸来中央当常务书记。而正是这种陶邓的关系，使得陶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有邓的影子。例如，在邓靠边站后，陶铸还想书记处搞起来，在人大会堂开过几次书记处的会，要分工，要书记处建立制度，跟过去一样，虽然后来并没有搞起来。而老毛根本不赞成再搞书记处。
对于文革怎么搞，老毛说：“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８〕
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老毛重点有三条，就是群众自己搞，组织要改变，还有就是不怕乱。那么陶铸的所想还是同老周一样，保持固有的类似老邓时的组织结构。就象老邓主管书记处那样，书记处有事找陶铸，还要管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组部，而且把王任重和张平化调上来，却忘了老毛点过的独立王国就有邓大人的书记处。
老毛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９〕另外，值得提出的就是老毛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老毛在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还说，我过去搞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作了改变，他自己到第一线。是不是他自己到第一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不是。
他认为独立王国北京有两个，一个是刘少奇主持的常委会，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老毛说：“我也有责任，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以前没有书记处），一线二线也是我提议的。我过于信任别人（指刘少奇）。”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毛不赞成搞书记处，不赞成过去政治局常委的工作方法。而这些在老毛回到一线后，陶铸做的这些是不合老毛的口味的。从另一方面表明了老毛对八九月改组后的党中央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不满意，他要的是适应于他在一线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
陶铸曾提出过要健全书记处，要建立制度，要有个班子，准备些材料，但被已经知道老毛不满于书记处组织形式的江青在人大会堂的政治局会议上反对掉了。她说：你还搞这个干什么？陶铸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
在让群众自己搞和乱的问题上，陶铸也做出了违背老毛的意愿的举动。老周和陶铸都力图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各省市也都这样作，这自然同老毛有分歧，老毛认为不能这样搞。王任重还在钓鱼台开了一个楼，专门联系指导红卫兵的运动。而红卫兵正是老毛所要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指文革）的力量。毛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１０〕
毛传也这样描述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依靠什么力量呢？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２〕
老毛不希望谁去引导红卫兵，他们是冲击旧组织的利器，陶等人却想引导他们，而这正是让老毛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产生了“保皇派”。试想，如果有陶周等人的引导，这些红卫兵能去揪斗刘邓嘛？
之四
而对于第一线的问题，在老毛回来后，在一次小会上陶铸说主席最大的失误就是划分一线二线，因为老毛退居二线，中央才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７〕虽然这是事实，老毛也承认是自己有责任，但是话却不能这样说。老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候多了。那么，老毛说要改变旧的组织，那么在中央一级怎么改呢？老毛只要常委们加上文革小组作为自己的秘书参谋机构，而不是要一个权力机构。这就是老毛所说的一线二线改的地方。对于这一点，周恩来理解的最透彻。周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而非常委会，日常工作重大问题都向老毛报告。另外在中央同地方怎么联系的问题上，陶也是同老毛不合拍的。原来中央是通过几个大区来控制各省。大区本来是已经取消了的，后来又搞起来。毛说“搞大区，也是他们搞的”，因为陶铸觉得还是要依靠大区，所以调王任重当大区书记，老毛不想要大区，他要直接搞省。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中央工作会议，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首先是十一中全会的简报的事情。间报由陶铸掌握，谢富治在小组发言批评到邓，说进城后老部下找邓他都不见。如取消铁道兵，这是多么大的问题，陈再道找邓，邓都不见，只是丁关根、吕正操几个人在桥牌桌子上就定了。而这些话陶铸没有编到简报里，只编到特刊上，给少数几个人看。对于这一点江青非常不满，说陶铸为什么保护邓小平？她骂陶铸简报编得不好。中央委员选举常委时，江青还对康生、陈伯达、陶铸说，你们是有投票权的，你们为什么投邓小平的票，让邓得了全票？〔２〕
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人民日报是阎王殿管的。这在陶接替陆定一之后也没有改变。连同老毛对于人民日报对于八月二十日红卫兵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作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也表示不满。当老毛提出八、九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开始陈伯达、张春桥在起草林彪国庆讲话时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俦认为这一提法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老毛所采纳。这不能不说是对刘邓等人的一种变通保护。〔４〕
陶铸作出更大胆的一件事是轰动一时的“换头术”事件。陶铸在审查国庆节新闻照片时，发现其中缺少邓小平的镜头。他认为邓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了补救这一点，陶铸决定让新华社对新闻照片做了技术处理，将一帧照片中陈毅的头像抹去，而把邓在另一张照片上的头像移过来见报发表。而这后来成了陶铸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之一。〔５〕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一个多月后，“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老毛预期的那样顺利。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红卫兵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２〕。这就是十月间老毛为什么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解决八、九两个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主要是总理、陶铸）以及各省市委领导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工作会议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实际上是因为老毛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周总理、陶铸同志两种想法不一致、有矛盾。
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才是陶铸被打倒的最终原因。
注释
〔１〕《访问王力谈话记录》，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２日。
〔２〕《毛泽东传》，编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逄先知，编审：金冲及。
〔３〕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４〕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三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５〕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６〕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３０９页。
〔７〕王力：《王力回忆录》。
〔８〕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
〔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
〔１０〕《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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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岁月】
和地狱之门擦肩而过（下）
·马 杰·
（上接zk２３０３a）
十，绝笔情怀
临刑前的人，可以和亲人会面，留下诀别遗言，这是古往今来的惯例。而在那个浩劫年代，却是一种奢望。但我仍是心有不甘！我得想办法把心里话，偷偷写在纸上，藏在遗物里，等待家人认领。可是，千言万语道不尽，一别生死两茫茫！我只能浓缩我的情怀，简化我的语言，以隐蔽的方式留在遗物里。夜深人静，我胸中涌起了不吐不快，不吐无以瞑目的澎湃心潮，冲撞着我的胸腔，洒落在我的心底。吟成七律一首：
《狱中感怀》
高墙隔世暗春秋，一叶风抛溺海舟。
岂料清名登恶榜，可堪功业付东流。
求真迷路究何罪？忧国殚衷竟断头！
已近黄泉蓦回望，春晖未报此生羞。
这首诗已经表达了我入狱以来的情怀，但仍觉意犹未尽。入狱前的半年，在学校的最后日子里，几首简短的思乡诗词，一直藏在我的心底而无法传递出去，成了我的心结。如果能让母亲读到这些诗词的遗稿，也是对我临终前灵魂的一种慰籍。
那是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在我被无休止地批斗，游街，交待，审查，“拼刺刀”之后，我的“罪案”应该已经是尘埃落定了。处理之前，我被发配在电机实验室电机车间，作为反革命分子，和老“反动学术权威”、中年“特务分子”、青年“坏分子”一起为伍，共四人，接受监督劳动。当时自己感觉那是等待处理过程中相对平静的日子，而没预料到次年春天会突然升级，迎来了更猛烈的运动风暴。
在电机车间劳动的那段时间，似乎是急风暴雨之后短暂的宁静。上班干活，下班之后个人行动和日常生活并未过多受限。班上的同学们都在校外别处劳动，我一个人住在８宿舍的房间里，拥有入学以来从未有过的超大住房面积和表面上的“自在”。
但我毫无逍遥之感，被“群众专政”的身份，使我只有被打入“另册”的失落感和对前途迷茫的沉重忧虑。那段时间，我下了班可以上街购物，到医院看病，也可以和人们交流，借书。晚上，除了读一些费尽周折找到的各类书籍，甚至还可以到交大一村，打上二两散酒，捎上一块豆腐干，拿回宿舍独自浇愁。唯一的盼着就是最后的处理能够早日落实，哪怕回家卖苦力，也可以侍奉老母亲了。
由于被整以来的一年半和家人完全断绝信息沟通，有太多的话要跟家人诉说，但是从来没敢想过逃回家一两天，见老母亲哪怕片刻。因为，那样的后果肯定是“罪上加罪”的加倍处理。也不敢私自邮寄哪怕是一封简短的信，那时候每封往来信件，都要全部被拆封检查。有一次来信，母亲一向力透纸背的字迹变得歪歪歪扭扭，能看得出来写得非常吃力。一定是她的类风湿关节炎加重，手指关节肿胀、发炎或溃烂，无法握笔了。她常常是全身关节肿胀，拄着手杖双腿和腰都直不起来。现在，又不知病到了什么程度。我就向专案负责人请求准假几天，回去看望一下母亲。这个要求虽然并没被拒绝，但一直推延、搁置。我能做的，只有去信安慰母亲，让她自己多保重。告诉她，工宣队已经说了一定会“给出路”，我的问题已经接近处理尾声，正在请求准假，中秋节前可以回家看望一下。母亲来信再也无法隐瞒她的病情。日趋秋冬，天气转寒，病情越重，也盼望我能回去一下。我虽然心急如焚，但事情被一再搁浅。更没想到，直到次年春“一打三反”事态突然升级我会入狱。正是这段时间，直到中秋节前，隔绝近两年的思乡念母之情，已如一江春水，阻断于高峡堤坝。阴雨绵绵，归期延宕，断续吟哦，遂成诗词一组。因担心检查信件产生误解，无妄加罪，一直未敢形诸纸笔。只是惴惴不安地藏在心底，没想到，入狱后竟失去了传递机会。这几首诗词记录了我当时的心情。
一、《菩萨蛮》
秋风暗洒窗梧雨，声声滴入愁肠苦。无寐起徊徨，望乡离恨长。
旧书争忍弃？新泪和封寄。遥寄万重山，痕干恨不干。
二、
归期眼看付东流，又负团圞一度秋。
万里长云千里雨，天公也解替人愁。
三、
秋霖落倦云知霁，乡泪抛残眼不晴。
滴破新封重染翰，踟蹰还报误归程。
四、
幼岁中秋小院中，围听慈母说蟾宫。
今宵独对长安月，滚滚心潮翦翦风。
五、
楼高影独莫凭栏，一样清辉两处寒。
梦里寻将旧欢处，亲人泪眼向长安。
六、
惊断乡魂不再眠，拥衾痴坐共婵娟。
荒鸡不道离情苦，啼落秋蟾又一年。
这一年的中秋前后那段时间，一个人就是这样度过的。入冬，母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因天气寒冷又加重了。家里只有她一人和我联系。我能感觉到，其他人为避株连，连母亲那儿也很少去了。已经冬至，处理结果和回家探亲仍是泡影。感慨万千，又赋诗一首。
《冬至日遥念萱亲》
叶落长安满瘦柯，灰飞六管又蹉跎。
池边水浅凝冰早，墙角风回积雪多。
筚户衾寒冬几许？萱堂烛暗夜如何？
倾肠浊酒都成泪，入砚难穷游子歌。
一直藏在心里的这为数不多的诗作，现在到了生命倒计时的日子，我必须尽快写出来，也许明天就得上路！没有笔怎么办？那个年代的牙膏皮磨一磨，就是监所最流行的笔。然后撕一本书的空白扉页，很快就完成了。虽然字体扭曲，行间歪斜，字迹大小不一，但我是在用最后的生命活力和满腔热血完成的。然后，我把它藏在一条棉裤的深层，等待认领遗物！只要这些诗作能躲过死刑，飞出牢笼，找到家乡，拜见慈母，就是我的替身，我的信鸽。对我是一种慰籍，也是灵魂的超脱。
那天深夜完成之后，我浑身颤抖，大汗淋漓，似觉五脏六腑都要流出。但终于有了一吐为快，如释重负的感觉，心情倒是平静下来了。
十一，九死一生的判决
监所里，日子一天天过去，命运冲过了１０天，１５天，２０天……超过了一个月。在我心里，开始梦想着“柳暗花明”的侥幸。但只要没有宣判，精神就处在高度紧张中。
两年多的时间里，监所吐故纳新，进进出出。监门多次被打开，一个个“同号”卷上铺盖，不知所踪。判刑、释放、枪毙？不得而知（有的后来在劳改厂得以重逢）。每次打开监门，我都觉得该轮到我上路了。两年多的时间里精神高度紧张，对神经的多次冲击竟然没有让我患上精神分裂症，真是万幸！
我天天做着各种祥瑞揣测和祈祷……有一天上午，所有犯人的语录本被统一收缴，下午又全部下发。人们却有了惊异的共同发现：副统帅的再版前言不翼而飞！接着，每天给犯人发来的党报，再也不见林彪名字的踪影。持续了一段，大家心照不宣地感觉到，第二个接班人又倒下了！我的心里，有几分窃喜。因为我所攻击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就有林彪。如果能减掉林彪的砝码，我的罪行是否可以减轻一些而不至于死刑呢？没有答案！
直到两年多以后的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６日，监门再次被打开，“１１号，出来！”身材颀长，肌肉健美的贾管理员，拖着他那惯有的慢条斯理的长腔把我叫到了后面一排的一间空监房里。掏出来一张判决书，不紧不慢地读完了我的罪状，然后宣布了１７年的有期徒刑。我满腹狐疑，因为，这两年多我从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哪一个犯人是把铺盖留在号子里，人先被叫出来宣判的。以往全都是人和铺盖卷一起离开不再回来，号子里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出去者的判决结果。瞬间，我掠过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莫非铺盖卷也不让我带走了？要枪毙了？那何必来这个“１７年”，虚晃一枪干嘛？真奇怪！也许是两年多来等待死神，精神过度紧张造成的错乱？于是，我竟然问了贾管理员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是不是要枪毙我？你告诉我就行了！”贾管理员诧异地说：“你看看，这不是写得清清楚楚１７年吗？后面盖的军管会的章，怎么会枪毙呢？”接着他又慢条斯理地说“你回号子搬铺盖，把东西都带上，一会儿来汽车，去新安砖厂好好改造！”就这样，我这副曾经获得过陕西省青年举重冠军的健壮体格，如今却挺着一副被一层薄皮包着的骨头架子（所有关半年以上的壮汉都无一例外会变成架子），一摇三晃地扛着铺盖卷，被架上卡车。
到了新安砖厂，从此就开始了干人间最苦最累的活儿。
究竟为什么我迎头等待的死神，面对面地瞪了我一眼就逡巡退去了呢？个中原由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将在后面叙述。
十二，母亲最后的背影
在新安砖厂开始服刑劳改后不久，１９７２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迎来了一个接见日。母亲拖着病体，千里迢迢孤身赶来见我。一眼看到母亲那样的苍老和病弱，我觉得她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六十刚过的人，拄着拐杖，面容瘦削憔悴，样貌全非，头发几乎全白，两腮塌陷，牙齿也掉了不少，我几乎认不出来。但我还是忍住眼泪坐下来，勉强地笑了笑，说：“妈妈，我很好！以后就有盼头了，过一天离回家近一天！”母亲也没有流泪，一定也在忍着。只是淤积在心头四年多的千言万语，一直无从说起。被监视下的接见，每个犯人和家属也都是只能说一些有限的套话。除了各自安好，互相叮嘱，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分别的时候到了，但我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这样凄凉的会面，竟是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临别的场面是最令人心碎的！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把这个压在心底整整５０年的场景，首次如实地展现出来。
每位犯人家属每次接见犯人，无一例外，都会带来一些食品、干粮之类。至于收多收少，只由现场监管“干事”临时决定。每个接见日对于近水楼台的当地犯人来说，那是苦力犯人惯常的“加油站”。我刚刚转入劳改厂，骨瘦如柴，更是饿如虎狼。因为，监所的每天几两定量只够维持活命，而砖厂的伙食定量还可以勉强维持忍饥挨饿地干活。我和那些家属在本地的犯人不同，我的下次接见，不知何年何月。所以，母亲这次来，给我带来了不少食品，主要是饼干和麻花。看上去有一二十斤，一包包都装在一个大的塑料袋里。接见时母亲还告诉我，她一路都遇上好人，帮她肩扛手提的。临别时，那位脸上微麻的彭队长操着浓重的晋中口音说：“拿这么多干啥？留下两包就行了！”我和母亲赶快解释，路远，千里迢迢从开封扛来不容易，大热天，再扛回去更不容易，你就让多留下点吧！彭队长死活不依，让掏出来两包留下，母亲边掏边说：“让他再多留几包吧！我实在扛不动了”，我一面向彭队长解释：“我妈患类风湿关节炎多年了，拄着拐杖太艰难了！让她回去减轻一点重量吧。”母亲也解释着，然后又掏出第三包、第四包放在水泥台子上。彭队长厉声说：“不行！把这两包拿回去！”我赶快说：“我妈实在扛不动了，”彭队长说：“来时候能扛动，回去也能扛动！”然后指着我母亲的鼻子说“你和你儿子根本划不清界线嘛！”
我只好留下了两包食品，看着旁边别的犯人家属帮着我母亲把沉甸甸的大包扛上了肩。她弯曲着双腿，探着腰，努力地抬着脖子看了看我。我努力看着她没有流泪，然后她慢慢地转过身去，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肩上的大包，艰难地向前挪动着。一个躬腰屈腿，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扛着一个大包，一步步向远方挪动……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的背影，我转过身来掩面而泣。过了一会儿，我撕开手里的食品袋，狼吞虎咽地边吃边走回工地。不一会儿，我觉得满嘴流血，心想可能是硌破了牙。吐了吐血，继续吞咽，又感到喉咙一阵疼痛。才想到，原来这是一包坚硬的麻花，我根本来不及嚼碎，就狼吞虎咽，一定是扎破了食管。还没走到工地，两包麻花已经全部吃完。
母亲回去后一直和我保持通信（仍然是信件拆检）联系，我们只有互相安慰。母亲信里还常常说要来看我，但身体状况如此，谈何容易？我只希望她好好养病，等待我早日刑满归家尽孝！母亲顽强地支撑着活下去，在人生的风雨中又坚持了四年，终因常年卧病、思念、抑郁，身体每况愈下，１９７６年夏天终因心梗忽然离世，离我的平反时间仅差两年！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憾恨！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此生再也没有了尽孝的机会，也没能给老人家送终，在母亲弥留之际我也没能赶到母亲床前，听到她一句遗言。母亲唯一给我留下的就是在砖厂辞别时最后那刻骨铭心的背影：白发苍苍，手拄拐杖，肩扛重包，步履蹒跚，缓慢移向远方，消失在我的视野。
由于严格的家信拆检和监视接见制度，竟使我原来准备的那些诗作，始终没有机会呈送给慈母。一想起几年间的严控隔绝，使我一直没有机会向母亲淋漓尽致地表达人间亲情，最后竟然也失去唯一的心灵沟通的机会，这也是终生憾事！
此后在新安砖厂牛马不如的７年劳改生活，就不在这里忍痛展开了。
十三，重见光明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１号下午，正在新安砖厂劳动的我，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叫到前面的一个房间，向我宣读了平反判决书。判决书前面的一大串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的“闲话”，我听得有点着急。终于等到了最后一句的结论，一锤定音：“撤销西安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原判，宣告马杰无罪。”这次的落款和盖章，变成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时，百感交集，我不停地在内心狂呼“我无罪！我无罪！”我想，我立马可以和那些平日里坐在靠背椅上，翘着二郎腿，让我蹲在地上对我横眉立目吆喝的人站在一起，面对面和他们说话了。可是，一想到母亲倒在暗夜里，不能和我分享今天的光明。心头悲恨交加！
交大派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一辆小车把我接回交大招待所，安排住下处理善后事宜。
恰逢春节，我急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开封，见到了哥哥、姐姐和依然健在的外祖母，唏嘘扼腕。遗憾的是平反判决书迟到了两年，我没能见到母亲。
春节后不久，大约３月份，交大为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召开了全校平反大会。我又回到了交大，暂住招待所，处理了一些善后事宜，补发了毕业证，按照个人的意愿，叶落归根，回到家乡。自己联系了工作，安排在开封市广播电台，从事编辑、记者工作。
十四，重生之谜
弹指一挥十数年。１９９４年４月下旬某日，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开封空分设备厂的交大老校友、老朋友，机切２２班毕业的李宗义。他说：“咱们学校的武登才你知道吧？他找你找了十多年了，这次到开封出差，终于打听到你的下落。听说你现在的情况很好，他很高兴，想和你见个面。”我有点诧异：“哦，行啊！可是我在学校和他没有交往过，不熟悉呀，他找我有什么事啊？”李宗义说：“你来一下吧，来了就知道了，他住在空分设备厂招待所。”
当晚，我骑自行车如约来到空分厂招待所，轻轻敲开他的房门。武登才和李宗义，还有另外几位校友都在等着我。哈哈！开会吗？武登才学长曾任交大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依然是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位学长，他和蔼可亲，只是平添了几分中年的成熟、稳健。他热情地走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端详着我说：“你还好吧？受了这么多苦，气色、身体还都这么好！太好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然后，他对我揭开了一个湮没２０多年的生死之谜……。
原来，１９７０年３月，“一打三反”的时候，我的案子正在全市讨论之中，是拟报死刑的案子，２１军副政委、西安市革委会主任孙长兴对当时的案子最后把关，一言九鼎。孙政委查看了我的案卷，认为罪不当死。武登才转述孙政委的话：“青年学生说错话，说过头话是会有的，我们都是从青年过来的。毕竟处于思想成长过程中，不能因为说错话一下子断送了一生，那就无法挽回了！再说，他们说话的动机不一定就是坏的，还是要给出路的！”武登才还说到，孙政委的夫人是一位小脚妇女的老革命，比孙政委参加革命还早。在家里听孙政委说到这个案子也十分惋惜。她也说：青年学生，到外地上学不容易，不就是说了些错话吗？也没干别的什么坏事儿，还是得给出路吧。最终，案子被放到“死缓”类里。
这时候我才知道，孙长兴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救命恩人。让十分我感动的是，武登才已经牵挂我，到处打听，寻找我十多年了。一两天后，就在刚刚乔迁的，开封广电局分给我的新居客厅里，我设便宴招待了贵客。这天晚上，除了武登才，还有空分厂的几位校友，另外，恰逢动力系毕业生，当年也受过迫害的杨克剑学兄出差来汴，受邀光临。虽是初次相交，却也一见如故，得知克剑学兄在中科院低温研究所工作，不胜欣喜。虽然盘飧蔬粝，樽酒旧醅，却也是觥筹交错，满座春风。所幸劫后余生，能和众多校友欢聚于寒舍，不胜荣幸！席间谈笑风生，相对如在梦中。情到深处，面对牵挂我多年的武登才学兄，齐眉敬酒，不禁热泪盈眶。众学兄得知我工作顺利，生活稳定，夫妻双双晋升了高级职称（我的夫人是三甲医院医生），频频举杯祝贺！
席间言谈，不免回忆了克剑学兄和我当年的遭遇，从彭康校长到不少校友，悲剧连连，令人扼腕叹息。所幸如今改革春风吹遍大地，携手共创祖国未来，是所望于群公！夜深酒深情亦深，感铭之余，吟成七待一首。
《汴城幸逢登才学兄席上奉赠》
参商十载愧君寻，落拓乡隅枉自吟。
劫后无由明旧志。樽前有幸对知音。
言辞冲口书生意，功罪回眸赤子心。
砚破大河千迭浪，挥毫不尽此情深。
当晚尽欢而散。次日陪同登才学兄赴开封各处名胜游览，并请开封著名书法家刘梦璋先生，将此诗书成条幅，装裱后呈送了武登才学兄。又将此诗刊发于《开封日报》以为历史纪念。但未知内情者，不解其中深意。
十五，痛定思痛 反思历史
星移物换，世纪更新。５０年后，痛定思痛，反思历史，对国家和人民，都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一名当年受害者的个体，我是不幸中的万幸者。就我个人而言，至今我已赚得５０多年的寿命，为社会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晚年生活安康、幸福，夫复何求？
如果当年我“伏法受诛”，不过“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但是，如果现在我心中只有对个人侥幸活命的窃喜，而忘掉那些被冤杀的同类，那又与禽兽何异？对于中国那一段历史，５０多年来，我始终萦萦在怀，戚戚于心。在那一场恐怖运动中，倒在枪下的９０００名遇难者，都没有我这样的幸运。当年，能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枪下留命者极为罕见。据我所知，在全国除了我，另一位就是南京知青任毅。他因为创作了怀念家乡的《知青之歌》，在１９７０年５月，“一打三反”运动中，被“群众讨论”判处死刑。就在军管委报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材料的最后关口，当时的江苏省革委负责人许世友将军，力挽狂澜，予以纠正，免除一死。６月，和任毅一起被讨论过的２４名“罪犯”，全部被处决。最后，任毅被判刑１０年。任毅的平反是１９７９年的１月（和我同年同月），比遇罗克的平反早了将近一年，如果再晚一年，他也就服刑期满了。
现在如果再来仔细看一看任毅当年《知青之歌》的歌词，我们就会立刻感觉到那场运动的伤天害理！这首歌，歌词除了对家乡南京的赞美和深情眷恋，就是对知青艰苦生活的几句简略描写，再就是对未来改造农村面貌的美好憧憬。这是对上山下乡的赞美和祖国农村未来美好愿景的纵情讴歌，有什么反动内容？就因为流传后被“苏修”电台播放了，就成了不赦之罪？显然，这就是为了凑够下达的人数“指标”，而拉一个人头儿充数而已。好在许世友将军大笔一挥，减掉一，不怕数字缺位！然而，在那个年代，像孙长兴、许世友这样有正义感、有良知、有胸怀的负责人，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当年纵然是再多几个许世友，孙长兴这样的权力人物，也无法改变这场运动的总体规模和“杀、关、管”的总体数字。“一打三反”运动中，被管制的１２８万，被判刑的２４万，这些死刑以外的“阶级敌人”还算幸运。平反后，他们成了同志，这些年来，为国家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那些按百分比倒下的一大片，他们的血迹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洗干，他们的名字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湮没。而他们的亲人和无数个破碎的家庭却永远在伤痛中煎熬。纵然沉冤已经昭雪，但亲人的精神创伤将会永久嵌进民族的记忆。
在全民讨论判处“阶级敌人”死刑的热潮中，“一打三反”运动还制造了大量虽未判处死刑，却被逼自杀的大面积惨案。据不完全统计，青海省贵德县被逼自杀１４人，上海南汇县造成“６２人非正常死亡”，宝山县被定为敌我矛盾的２５０多人，有４１人被迫自杀。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２３８起，其中死亡１８８人，河池地区自杀１６９人……这一切是不是规定数字指标追命的结果？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终于，偷生者——数量庞大的“阶级敌人”，被宣布无罪，走出牢门，作为“同志”和“公民”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为人民建功立业，让历史老人惊掉了下巴。
当历史的风雨剥蚀了涂在“运动”周身的“革命”油彩时，人们终于看清，那么多假想的“阶级敌人”只不过是杞人忧天者的伟大幻觉。为了证明“阶级敌人”的存在，就要按数字比例揪出一批人来，关、管、杀！为了证明这个“斗争”理论的伟大，就要编造出危言耸听的预言。说这些人要改变国家颜色，要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现在，把他们放出来４０多年了，他们成了自己的“同志”，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拥护党和政府，工作兢兢业业，没有见到一颗人头被这些手无寸铁的守法公民砍落在地。我们看到的倒是在那场恐怖的运动中，“先下手为强”地让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头颅纷纷落地！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留下了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痕！
作为幸存者的我，心中同样有着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痕，滴血的心永远也无法止痛。但是，当有人问我，对于当年参与迫害我的同学们的态度时，得到的是别无选择的回答：我宽恕所有的参与者。因为，当年是那个荒唐的时代把人变成了鬼，把人变成了恶魔，变成了打手，让他们泯灭了人性。他们不过是一群底层的蝼蚁，充其量不过是政治家棋盘上的一堆小棋子。比起鼓吹“斗争”，发起“运动”，设计“杀戮”，下达“指标”的运筹帷幄者，他们实在是卑微而可怜。我有什么理由去和他们计较，耿耿怀恨他们呢？他们渺小得不值得我计较！我不愿俯身站得那么低位，盯着他们不敢抬起的眼睛。但我可怜他们！回想起他们当年的业绩，我不禁哑然失笑。一群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挖空心思寻找“阶级敌人”，搞审讯、逼口供、整材料、拼刺刀……把别人搞得家破人亡，送进监狱。而最终班上被整的８人全部被历史宣告无罪，真是劳而无功！干了多么多兢兢业业，自认为“无限忠于”的蠢事，最终业绩归零！
我想起了２０多年前发生在南京的一桩灭门惨案。４名刚刚成年的苏北失业青年，潜入一家高档别墅行窃未成，慌忙中杀害了事业有成的德国籍企业家普方夫妇和他们的一双未成年的儿女。案件很快告破，４名凶手全部到案。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普方夫妇在德国的亲属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竟然宽恕了４位凶手。普方的母亲从德国飞来，还专门给当地法院写了一封信，要求法院不要处死他们，因为处死他们，改变不了自己儿子不能复生的现状，而他们４个人还是孩子。当然，案件还是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理所当然地处死了他们。而普方的亲属和朋友们的共识是：造成这起恶性事件的根源还是——贫穷。他们认为，如果这４个孩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接着，普方生前的亲朋好友，捐赠了一笔不菲的款项，成立了专门致力于救助苏北贫困失学儿童的“普方基金会”，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且不去讨论和评判德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这件事，深深触动着我，我一直在想一个道理相通的问题。当年，那些参与整人的人，和这几个行凶的孩子有着相似的可怜之处。他们当年虽有大学学历，却没有受到过崇尚善良、敬畏人性、尊重生命的良好教育。他们受到的愚昧教育是“阶级敌人”无处不在，“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睛盯着阶级敌人”。愚昧教育告诉他们：同学是敌人！他们就把同学整进监狱；愚昧教育告诉他们：同学该判死刑，他们就说“该杀！”；愚昧教育告诉他们：彭康是叛徒！他们就义愤填膺地把敬爱的彭校长游斗致死！所以，我觉得这些同学，不可恨，更可悲；不可怕，更可怜！他们像电影《追捕》中服了AX药的横路竞二，按着头顶上那个声音，举起刀子，扎自己的手背，捅别人的胸膛。他们迫切需要的是，早点儿把满脑子愚蠢“斗争”信条清除出去，接受敬畏人性、尊重生命、崇尚善良的良好教育。
既然普方的家属能原谅４名杀人凶手，我为什么不能原谅喝了AX药，按着空中指令耍刀子的横路竞二呢？对于他们，我不禁想起了宋代词人张元干的两句词：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现在，那场浩劫已经过去了４０多个春秋。但是，正如温总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那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会发生。因为发生历史悲剧的土壤还没有被清除干净，有人还幻想以“艰辛的探索”的名义蠢蠢欲动，制造新的悲剧。从那场浩劫开始，我们民族的遗风已经和传统文明渐行渐远。所有的斯文一扫而光，我们的历史进入了罕见的“粗鄙时代”。看一看房地产血拆的推土机；城管队执法的铁拳头；疫情隔离中大白不由分说的暴打，把馒头踢掉满地；把大米掉进拉圾。甚至动辄威胁人家“影响三代”！社会上到处充满了戾气，为了一辆私家日系车，U型锁直击人的脑浆，因为公交车坐过了站，就把全车人掀翻，沉入江底，为了骚扰吃烧烤的女孩儿，就把人打得血流满地……还有网络上对不同意见，一哄而上的文革式围攻，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和文革只隔着“一声令下”的距离！
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必须清除产生历史悲剧的土壤。我们呼吁回归文明，拒绝粗鄙。用客观的理性淘汰粗暴的“斗争”；用常规的法律消灭疯癫的“运动”。有了冷静的说理，还有必要围攻、挂牌、游街、剃阴阳头的“斗争”吗？我们的彭康校长还会含冤含恨死吗？有了法律的权威，有了对人格和生命的尊重，还能允许历史的怪胎——“运动”非法登场吗？共和国的主席，还用得着自己搬着《宪法》，对红袖章讲那些讲不通的道理吗？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必须繁荣思想，开创百家争鸣的局面，让那些装着不同思想的头颅高傲地扬起。
事实证明，让亿万人的思想集中在唯一的高架独轨列车上狂奔，是极其危险的。世界上一次次独轨列车颠覆的历史事件，值得各国人民铭记千秋，以为前车之鉴。只有思想的多元化，百家争鸣的局面，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活力。古希腊的文明是这样，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明也是这样。春秋战国是我国文化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群星闪烁的时代。各学术流派，如雨后春笋，交相辉映，创造了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盛况空前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点亮了照耀我国历史文明之路的灿烂火炬。可是这灿烂的火炬随着大秦帝国的确立而熄灭，到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确立了独霸中国历史舞台，传承了两千年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失去了新鲜的活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高端人才精英群体，那是几千年中华文明艰难传承的炎黄骨血。他们满腔热忱，决绝海外，报效祖国。一时，四海归心，万花向阳。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开创百家争鸣局面的机会。如果我们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学会善待这个群体，我们的祖国历经７０年的发展，如今会是何等的繁荣强大！但是随着一次次“罢黜百家”的运动，他们被历史的风雨摧残殆尽。像一堆堆落叶，掩埋于长陌，任行人来来去去的脚步践踏。让他们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以“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由，剥夺了他们为祖国贡献聪明才智的机会。
５０年前，时代列车的驾驭者，一意狂奔，闯入了历史的沼泽地，闯入了一个荒唐的时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拨正航向，坚持改革开放。如今，时代的列车，艰难地挣扎出了历史的沼泽地。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珍视正确的航向。现在，也许芙蓉镇早已被拆迁得荡然无存，但是王秋赦的徒子徒孙们依然珍藏着他们的破锣。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跳出来，为“运动”鸣锣开道。因此，要让每颗头颅装满自己的独立思想，要让每个人敢讲真话而不再提心吊胆，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只要我们坚持文明的说理，拒绝粗暴的“斗争”；坚守法律的底线，拒绝疯癫的“运动”！文明、和谐、繁荣、稳定的社会愿景，就会逐步实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２０２２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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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岁月】
一月革命的来龙去脉（选载之六）
·朱永嘉·
（上接zk２３０３a）
３·５ 上海工人运动是怎样起来的
工人起来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结合也不行，这是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兴起最简明的—个概括。上海工人造反的一个标志是“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它是在学生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具体讲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简称“首都三司”，地点设在愚园路３１１号，这个联络站的头头是北航的学生姜涛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包炮，他们打起工学运动的旗帜，串联各个工厂受历的造反派。１１月６日，他们串联了１７家工厂３０几位工人造反派的代表，还有“炮司”和交大“反到底”兵团的红卫兵一起酝酿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次会上，包炮的发言起了重要作用，他讲自己的母亲在康生家里做保姆。上海工人在会上发言的有谢鹏飞，讲了他们在厂里被工作队打成反革命、关黑牢、挨打的经历，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揭发他们所里“红雷小组”是市委弄虚作假树立的假标兵。包炮与上海“炮司”的红卫兵负责人周谷声建议上海造反派工人要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先是有红卫兵提出叫造反队，国棉３１厂的黄金海提出要加“革命”二个字，国棉１７厂的王洪文提出要加—个“总”字，免得如北京—司、二司、三司那样。于是才形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名称确立以后，于是讨论选举负责人，最终大家推选了王洪文、潘国平等五个人作为领导小组（另一说法是七个人），由于王洪文是党员，所以他就成了“工总司”的头儿。故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决定于１１月９日在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它成立宣言的草稿还是“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帮着起草的。１１月８日上午由潘国平去康平路市委办公厅要求曹荻秋接见，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接待了他，潘提出三项要求，—是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是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三是提供宣传与交通工具。并希市委在下午二点前答复。上海工人造反派也就是依靠与学生结合才组织起来的。这方面的情况，我依据的是李逊《大崩溃》一书的记载，这本书对上海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方面的记载最为具体而完整。我这里只是简明概要地叙述一下事态发展的过程。读者如果有兴趣细究这个运动在底层启动及发展壮大的过程，可以去读她那本《大崩溃》。
“工总司”这个组织一出现，大问题就来了，那就是，工矿企业是不是、能不能让工人如学生一样起来闹。这可不是—件小事，工人起来所造成的影响可与学生闹一点事大不相同。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对它的认识是不一致的，陈丕显在〈我的检查〉中曾经讲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江青对他说：“对青年顺着点。”并且说：“到工厂串联，中央有限制，今后是限制不住的。”当然这不是江青个人意见，而是毛的意思。第三批北京红卫兵南下，是中央文革鼓动下来上海的，１１月８日，也就是“工总司”成立大会前一天，张春桥与戚本禹接见北航红旗的代表时，便说了：“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张是保持与江—致的态度。同一天，曹荻秋知道了“工总司”要于９日召开成立大会，他立即向中央常务书记陶铸电话请示，陶表示反对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组织，所以曹荻秋决定对“工总司”成立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陈丕显不顾江青事先给他打的招呼，同意曹荻秋的决定。９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上召开成立大会。由于得不到市委的支持，１０日，“工总司”在王洪文的带领下北上告状。于是爆发了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
１１月１１日深夜，张春桥奉命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在机场与曹荻秋简单的讲了几句话，便带了秘书何秀文直奔安亭，驾驶员叫金龙宝，他没有时间与上海市委陈丕显商量。张春桥在安亭的—家仪表机械厂食堂里，召集王洪文、潘国平、周谷声、包炮等红卫兵和工人代表谈话。他—开口便破口大骂，说你们这样停止生产、北上控告是完全错误的，是道地的反革命事件，按中央以前规定，先说你们破坏交通命脉，就够杀头了。现在你们给我统统回上海，有什么事回上海再说。当时只有包炮出来顶张春桥，说：你在北京是支持革命左派的，一到上海怎么就变了，来上海镇历工人运动。他们工人不是自己跑到安亭来拦火车的，是上海市委逼出来的，是上海市委把他们用火车拉到安亭，然后丢在这里不闻不问，让他们受冻挨饿。请你倾听上海工人运动受到“资反路线”压制的情况，使上海工人正常的要求得到解决，使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能顺利发展。这样双方僵持在那儿。天亮后，有人反映部分工人准备步行北上了。当时，张春桥命令王洪文、潘国平召集队伍，要他们宣布回上海解决问题。于是登上—辆卡车，把工人队伍集合在煤炭堆站之前，张穿了军装直接面对群众。于是工人围着车子，张对群众演说：“工人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接下来讲了半个小时全国形势，话锋一转，讲大家在这里影响交通，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劝大家回上海解决问题。—开始工人鸦雀无声，被张的讲话镇住了。过了—会儿，有工人跳出来指贵张春桥不支持工人运动，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不相信群众。接着包炮跳上车，发表演说，介绍这次事件的经过。再接下来是谢鹏飞上去控诉，于是下面工厂的代表一个接着一个上去控诉。张春桥在车上倾听工人群众的控诉后说，听了同志们的控诉，了解了你们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不能像你们那样—起掉眼泪，我受中央的委托是来解决问题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一起回上海去，有事在上海解决。那时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停，身上的衣服湿了乾，乾了又湿，张春桥立在车上与大家—样淋雨，不打伞，他在车上拿出陈伯达的电报稿和亲笔的原稿，说明这是中央的意见。双方僵持到晚上八点，张最后说：这次我一定把安亭事件处理好，解决不好，我不回北京。这样—部分人跟了王洪文他们回上海了，有的乘汽车，有的乘火车回上海。回上海的工人没有散，仍集中在文化广场。第二天徐景贤陪张春桥到文化广场，最终张同意工人的五条意见，承认“工总司”是上海工人合法的群众组织，一是他完成了把工人带回上海的任务，二是工人的要求合理的，他先斩后奏，《孙子兵法》上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后他才向陈伯达报告。这五条具体是：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１１月９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三、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１３日，张打电话给陈伯达，大意是讲他不是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而是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当时他被工人包围了，工人提出的五条要求他签字同意了，不签不行，不签就不通车。接着陈伯达又接到陈丕显的电话，陈丕显提出责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便直接同工人组织签字达成协议，反对华东局、上海市委？张春桥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竟然擅自达成违背法律、违背政策的协议！”由于前有陶铸的指示，所以陈丕显有恃无恐地与张春桥对抗了。张春桥在与陈伯达通话后，次日从王力那儿获悉中央同意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在１１月１５日，便与韩哲一、曹荻秋一起乘车到苏州，与步行到苏州的一部分工人谈判。工人队伍都集中在苏州铁路中学，这支队伍是谢鹏飞带到苏州的，在那里要选举一个头儿，谢不是党员，又太年轻，故选了党员耿金章为负责人，这支队伍就是后来工总司的二兵团。张春桥到苏州以后，又与他们签了第二个五条，韩哲一签了字，曹荻秋表示保留自己意见下，被迫签字同意。这样这支队伍便也顺利带回上海了。
江青知道这一情况后，认为陈丕显这样蛮横不对，怎么能这样对待张春桥！并说：“我看上海市委就是要整。”表示要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这样，陈丕显与张春桥之间结下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江青为什么对陈丕显那么恼火呢？１０月下旬，陈丕显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请陈丕显吃了两次饭，江青像林彪、叶群那样说怕他落后于形势，要陈丕显站出来主持工作，认为曹荻秋、魏文伯很不得力。张春桥也曾到陈丕显住处，希望陈丕显站出来主持工作。结果这次“安亭事件”，陈丕显听陶铸的，与张春桥对着干。实际上陈丕显背后不仅有陶铸，还有陈毅与谭震林，他们当年都是江西根据地一起的，后来在苏北新四军也战斗在一起，建国以后又一起在华东工作。陈丕显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陈毅也请他吃饭，陈毅对他说：“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在酒席上，陈毅大骂了林彪一通，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切都报。在劝酒时，还说，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聚餐啦。故陈丕显心里想的就不是回上海以后如何站出来好好工作了。后来陈毅与谭震林，为了陈丕显被打倒的事，大闹怀仁堂就不是偶然的了。故陈丕显与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上的这个死结是很难解开了。“文革”中间的许多因果关系都是环环相扣的啊！
次日，毛主席到钓鱼台１４楼开常委扩大会，陶铸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一开头，不等任何人汇报“安亭事件”的情况，就抢先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自由的条文，这是针对陈丕显的，因为陈丕显在电话里讲了“张春桥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律”，当然这也是支持张春桥的，它也为此后张春桥对陈丕显往死里整提供了条件。看来这是隔天江青抢先向毛汇报了情况的结果。至于江青是如何向毛汇报的，现在他们都已经去世了，已不可得知了。这—点也就决定了张死死地站在江一边，感激涕零地对待毛对他的那种知遇之恩。这是毛第二次拿出宪法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前—次的时间是在上一次生日宴会之后的第三天。１９６４年的１２月２８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体会议，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了会场。在会议中间，他拿出宪法，说：“《中华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８５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律平等』然后第８７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此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毛泽东传》）那次，毛是拿了宪法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争取他自己的言论自由。这次，他是拿着宪法为工人争取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事实上，只有他可以运用宪法来说话，其他的公民们，如果要手拿宪法来争取这些权利，结果又会怎样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这也只有毛能那样说，其他人能说吗？显然不能。他能说，因为最终的决策权在他手上。所以他讲完以后会上没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都是检讨，陶铸也检讨。事后我们听传达时，只讲了毛从认识论上支持张的那段讲话，没有传达毛拿着宪法上所讲的那段话。其中缘由也只能意会而不能言喻了。
会后，王力把会议结果告诉了张春桥，这下子张春桥便神气起来了。于是张在１５日到苏州与继续步行北上的耿金章谈判，也签了协议。这次是曹荻秋、韩哲—跟着—起去的，曹荻秋表示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通。在这件事上，陈、曹与张春桥处于对抗的地位。尽管陈伯达与王力都曾打电话告诉上海市委，要市委让张春桥大胆处理这个问题，给他这个权，并告诉了市委中央常委会上的决定，但是陈、曹没有把这些话传达下去。在１１月２４日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双方，即张春桥与常委们开成了一次辩论会。过去，上海市委几个书记之间还是融合在—起的，这件事件以后，上海市委实际上分裂了，张春桥处于少数并孤立的地位。从此，张与陈、曹的对抗便很难弥合了。张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他背后还有毛的支持。
毛为什么在生日宴会上要说陈丕显可以烧一烧，但不要烧焦呢？这不仅仅是陈丕显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上海市委在毛心目中，以及它在文化革命中所处的地位。《王力反思录》中讲到“华东、特别是上海，在毛主席心目中是第一位的。毛主席认为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批《海瑞罢官》、〈５·１６通知〉起草、组织文章、毛主席批北京大学大字报，都在上海，火是从上海点起来的。毛主席认为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要发动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应起领导作用，上海应成为模范，应成为榜样。”王力的分析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陈丕显在上海对江青搞样板戏的事是积极支持并配合得很好的。在批《海瑞罢官》及批“三家村”的事上，陈、曹都是极力支持并积极配合的，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张春桥与江青之间的紧密联系是陈丕显积极促成的，陈丕显自己曾说过，他在江青面前为张春桥说过不少好话呢！所以毛对出身于红小鬼的陈丕显是有好感的，何况陈丕显与陈毅、谭震林这两位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与毛并肩战斗的功臣宿将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呢？八届１１中全会期间，曹荻秋在常溪萍的问题上与江青闹僵了，所以江青他们想把正茌养病的陈丕显请出来，让他代替曹荻秋站到第一线上去。所以，林彪让妻子叶群请陈丕显自己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而且派专机来接，会议期间，江青两次宴请他，请他出山主持工作，张、姚找他表示愿做他的顾问，连陈伯达也与他谈心。没有毛的意向，这帮子大员们能如此向陈丕显献殷勤吗？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说，他们怕我“落后于形势”是假的，实际上是想把我拉到“第—线”充当靶子，他们“拉”我是假，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彻底把我和上海市委、华东局的一大批干部打倒，以便夺权。陈这样说可有一点对他们的用意冤哉枉矣，真是不识当初毛对他的—翻“好心”了，毛是想为他提供—次在文化革命中建功立业的机会啊！陈后来这样说也许是为了撇清当初他与江青、张春桥那段异常亲密的关系，为自己在新的环境下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这也实在难怪啊！可以理解。毛之所以说陈丕显可以烧—烧，是因为陈丕显对“工总司”成立和“安亭事件”的处理与毛的意图完全相反，毛生气了，所以毛要拿着宪法来对付陈丕显和陶铸了。但对陈丕显和上海市委，毛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要说“可不要烧焦了”。而张春桥与陈丕显在“安亭事件”中打下的死结则很难解开了，所以姚文元给我们传达毛在生日宴会上关于四句口号的讲话时，把“可不要烧焦了”给拿掉了。张对陈丕显的态度应该是自始至终继续不断地帮，而不应该在“一月革命”夺权过程中把他往死里推。陈这个人并不怎么样，问题是在他背后上上下下还有一大帮子人呀！从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看到张的气量还不够宽广。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度量可不能太小啊！特别是在胜利的时候，没有宽容的态度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张春桥不懂古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如何善于利用每一次取得优势的时机去争取更多的人，去化敌为友——不仅在群众这—层、而且在上层和广大的干部化敌为友。他们有好的机遇，却没有大的战略眼光。到１９７５年毛不是批评他们吗？你们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四人帮”，要团结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嘛！
曹操当年打败袁绍以后，“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军中人书，皆焚之。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三国志·魏》本纪）许下是指在曹操后方许昌的官员们，军中是指曹操军中的部属，在战前都曾写信向袁绍输诚，曹操为什么把拿到的这些书信看也不看，一把火烧了呢？因为深究下去会引起自己内部的不稳定，一把火烧了，大家的心便安下来了，不会为自己曾经输诚于袁绍而提心吊胆。冀州诸郡，是指袁绍统治的区域。由于政治上的大度，曹操能化敌为友，把敌人的力量转化为自己的部属。有人问曹操，你为什么要烧掉这些书信呢？“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魏氏春秋》）这是从写书信给袁绍的人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这是大政治家的气度。毛有这样的气度和胆识，从以后的事态看，张没有这样的气度。政治家最犯忌的东西，便是待人上睚訾必报。当时固然有—时的痛快，最终只能落得孤家寡人—个。即使活着没有人敢说你，身后也难免有人说。
３·６ 毛泽东为什么在生日宴会的讲话中要点陶铸的名
毛泽东生日宴会的讲话，是抱着满腔怒火，愤慨而又非常激烈的讲话，这个怒火在中央他是对着陶铸发的，在地方上他是对着地方各级现任领导而发的。在他看来，这两方面都是当前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障碍。毛冲着陶铸发的火，是由如何处理文化革命与工交企业生产的问题引发的。《王力反思录》称：“毛主席说：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藉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被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切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从毛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到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深入开展“文革”运动，争执的热点问题是怎样处理文化大革命起来后对工矿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秩序的冲击。主管日常工作和生产的领导同志的思想偏重于保持生产和交通的正常秩序，把文化革命限制于—定的范围，或者可以似“四清”一样分期分批地进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另一方，主张放手让学生到工矿企业中去串联组织受压抑的工人群众，要似学生红卫兵那样放手地去冲击那些走资派，实际上是针对地方和企业的党政领导。为什么会冲着陶铸讲这一番话呢？因为陶铸是接刘、邓在中央处理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那一摊就留下陶铸—个人了。那时，他是协助周总理处理全国日常工作的助手。
毛这—番讲话之前，发生两件惊动中央的大事。一件是上海的“工总司”成立和“安亭事件”，陶铸在这件事上所表示的态度都是站在反对方—面，反对承认全市性的工人群众组织，上海对“工总司”采取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会议的三不方针，是得到陶铸支持的。１１月１４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陶铸是参加的，毛讲话的精神他是知道的，他在会上也做了检讨。但是到了工交会议上讨论《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时，他的态度依然照旧。这引起了毛的不满，所以毛这一番话是冲着他而讲的，并把陶作为在中央与他争论的另一方了。毛说：“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冲掉。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毛还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咎由自取”四个字是陶铸在工交会议结束时自己检讨的话。从这些话可以看到毛把文革运动推广到工厂农村的决心已下定了，谁也无法动摇它，同时也可以看到此前此后，中央文革的成员从江青起疯狂地攻击陶铸个人的原因。至于毛是否赞成到群众中去号召打倒陶铸，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即使打倒陶，从党的组织上讲也得通过一定的手续。毛这段话的是非我们且撇在一边不说，要理解毛为什么会说这段话，得弄清从１１月１６日到１２月６日这２０天工交会议及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所以下面要着重回顾一下与工交会议相关的一些情况。
工交会议是从１１月１６日开始的，这本来是每年都要举行的讨论次年计划工作的会议。总理建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把好经济工作这个关，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农民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但毛对“安亭事件”的态度，也就是对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革命的态度，在１１月１４日的中央常委会上就已经非常明朗化了。它希望工人能起来参与文化革命运动。工交会议分成两摊，谷牧负责讨论如何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余秋里负责具体生产问题，矛盾主要集中在谷牧那里。陈伯达根据毛的意见起草了工矿企业文化革命的１２条，拿到工交会议上讨论，参加会议的有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五个部委，北京、上海、天津、渖阳、哈尔滨、武汉、广州七个市和各大区的相关负责同志。上海是马天水去北京参加这次计划会议的，马天水到中央开会前，陈丕显就打电话到北京向谷牧摸气候。谷牧说，余秋里给他讲，我们开个会议，向毛主席汇报，迟犯错误，不如早犯错误。可见会议之前，谷牧就准备就文化革命的问题向毛主席争一争了。陈说：你们这种精神很好。回头就对马天水讲，到北京要大胆提意见，要多带—点“文革”破坏生产的材料。陈丕显还要魏文伯把红卫兵破坏生产的材料向中央报告。可见会议之前的准备阶段，谷牧与陈丕显是心心相印的。所以马天水参加这次会议是有备而来的。马天水后来在中央工交会议上放炮，因为身后有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的支持。所以会议召开之前，一方已经摩拳擦掌，剑拔弩张地跃跃欲试了。在会议召开过程，马还不断打电话来上海，说：“关于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各省市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分歧很大，看来一场大辩论不可避免。”还传达余秋里的话：“现在应该是反映情况的时候了，不反映情况是不对的。”还要上海报送一些“工总司”成立后两派冲突十分尖锐的材料给中央，并表示自己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座谈会原定开五天，结果开了２０天，由于这次会议上陶铸没有传达１４日毛在常委会上讲话的精神，会前是那样一种情绪在引导着他们。所以陈伯达替中央和国务院起草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１２条被会议否定，—片反对声。会议另搞了１５条，把陈伯达的１２条批得体无完肤。这次工交座谈会的简报是陶铸主持的，他组织谷牧、余秋里在工交会议上自行起草了１５条，即《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要求文化大革命在工矿企业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以正面教育为主，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王力反思录》中说，“如果只是谷牧起草了１５条，那根本没事。毛主席不怪他。陶铸搞了才有事，因为毛主席谈安亭事件的会谷牧没有参加而陶铸是参加了的。总理绝不主持，也不会搞１５条，他知道１２条在毛看来还。不够呢。”所以在毛看来，陶铸是有意在背后与他唱对台戏。１１月２２日，周恩来、陶铸、谷牧—起向毛汇报工交会议的情况，并把１５条到送到毛那里，被毛否定了。那时毛已满腔怒火，碍于总理在场，没有直接喷发出来，还是接受了他们认为的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分期分批地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联合的组织，做了妥协，便让陈伯达另行起草工交系统文化革命的十条。文件的名称叫《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工交会议上通过了这十条，会后报中共中央，于是准备在１２月４、５、６日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会上谷牧要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准备了一份《汇报提纲》，毛对工交会议开成这种情况，心中已是非常不满了，而谷牧在汇报时，沿着原来的情绪，讲干部对文革的抵触情绪是确实存在的，对工交战线形势的估计，他提出了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工交战线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的，这一点与毛的思想不—致，毛认为建国以来搞的一套不行，它脱离群众，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过去思想教育的办法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所以这次要用新的办法，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如果照谷牧对形势的估计，那也就没有搞文化革命的必要了。他还提出了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因为现代化的大生产是紧密互相联系的，不能在任何一个环节中断，也就是说，进行文化大革命不能使生产中断，学生下工厂，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以后，若与学生一样发生不同派别的斗争，若影响到生产，势必会牵—发而动全局。说到底还是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它与毛主张的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的思想是抵触的。至于要先清除干部的抵触情绪，才能搞文化大革命，那这场革命根本就搞不起来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对着官儿们的官暮骄娇之气。双方在思想上是完全对立的。谷牧在会上还提出了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体制问题，工人群众所以起来闹革命，除了不满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殊化之外，还有自身过去受损害的经济利益，有相当一部分人想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改为正式的固定工，因为二者的经济福利差异甚大。由于这涉及到体制和国家财政，事关全局，谷牧希望中央统一考虑。这些问题一摆，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怎么搞呢？这问题的尖锐性要到运动在工矿企业开展以后才能突现出来。谷牧的汇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挑起了一场大辩论，参加会议的主管工交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是一方，中央文革是一方，康生、陈伯达、王力一个一个接着发言，而王力的发言则把目标集中在陶铸的身上，因为陶参加过１１月１４日讨论“安亭事件”的常委会议，知道毛对在工矿开展文化革命的思想意图，而陶铸则以检查的方式坦然承认自己思想不通，说自己不主张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联。他承认１１中全会以后，各省没有解决思想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完全解决，各省市的干部抵触情绪很大，思想不通，在许多问题上还有怀疑情绪。他坦然地表示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教育各地的干部，我看很好。陶铸在这样的场合这样讲话，那是主动把十字架往自己身上套。而总理，王力事先打了招呼，说主席已经定了稿子，不要多说了，文字可以修改，大的原则不好再提意见了。总理的讲话非常沉痛，他说现在的形势，在工交开展“文革”是欲罢不能了，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继续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的，最后讲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是抱着赎罪的心情来迎接即将在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到来。
到了１２月６日，林彪讲话，则完全采取进攻的姿态。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在讲话中把刘、邓的问题提升了，不是５０天“资反路线”的问题，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刘、邓在工交战线上影响很大，现在需要１８０度的大转变，要挡是挡不住的，根本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要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下去、坚持下去，还说这次运动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说到底就是对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调查、大教育的运动。批判我们这个正在掌权的党，所以这场运动发展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官不聊生”，所有当官的都要经历一次群众运动烈火的煎熬。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如此猛烈的讲话，这是第二次。上—次是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１８日，是为了处理彭、罗、陆、杨的问题。可见这次讲话的分量。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最终余秋里、谷牧具体负责工交战线的领导人也只能表示：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我们终没有主席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嘛！即便一时思想不通，也要相信主席的正确领导。上海这次来参加会议的马天水，他受陈、曹的嘱托，是来会上放炮的，他成了这次会上的大炮，表示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不满，反对工人成立全市性的组织，认为陶铸的电话指示是对的，在汇报会上，马天水说一句，张春桥顶一句，张说马天水糊涂，说马天水的意见不代表上海。尽管张在顶马天水，马天水还是争着讲完自己的意见，对陈、曹的叮嘱尽心尽责，这也正是马天水这个人表里如一、可爱的地方。会上林彪讲话中还点了马的名，会后张与江青一起找马个别谈话，做了马的工作，这次会议以后，马开始转变自己立场了。陶的讲话惹恼了毛，故毛在这次生日宴会上按捺不住胸中的怒气而点了陶铸的名。所以江青立意要与陶铸斗，最终还是毛出来说话，讲陶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１１中全会以前执行了刘、邓路线，１１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到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应该说，陶铸当时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事实上，革命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只能在运动过程中，依靠群众来解决。这一点谷牧、陶铸他们没有想到。
为了让工人起来参加文化革命，为了支持“工总司”这一造反组织，在上海市委、在中央引起了那么一场轩然大波，这是谁都始料未及的。我是撇开它的是非，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事态演化的过程，以便大家了解“文革”中工人起来造反过程中，上下左右的互动过程，以及在它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因缘关系。要论其中的是非，品论与此相关的人物，那就是另外—回事了，不是我要说的东西。了解这一段历史，对毛为什么后来会钟情于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王洪文，钟情于上海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这就是群众自己起来正确处理谷牧和陶铸在工交会议上提的文化革命与生产秩序这—对矛盾的问题，他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的大事。他看重的不是王洪文这个人，而是他自己在“文革”中结下的不解的情缘，这当然也是属于后话了。从当时讲，毛“抓革命促生产”这条思路是对的。
记得在１９６７年的８月间，姚文元通过徐景贤送来〈评陶铸两本书〉一稿，要我们专题写作组讨论一下。当时吴瑞武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认真讨论了这篇文章，以为这仅是草稿，又不知道批判陶铸的背景是什么，对中央发生争执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大家对姚的文章提了一大通不着痛痒的不同意见。姚的秘书胡鼎君在一旁做了记录，他说：我以为文章就写定了，原来还有这样一些问题可以讨论。但过不了几天，姚文元在—次会后对我们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傻事！事后我们才知道，要写作组讨论这篇文章是毛的指示，而我们完全做反了。我们这些意见传到毛那里，其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撇开是非讲，讲话要看对象和火候，讲话的目的是要听者接受，那就有一个顺说的问题。陶铸在工交会议前后讲话太直了，记得１９７４年４月４日，我们接到姚的通知，毛要我们标点和注释〈韩非子·说难〉。我们４月下旬完成，只印了五份大字本，报送中央。〈说难〉这篇文章是韩非入秦以前写的，相传秦始皇看到韩非着作后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说难〉开头就讲“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辨之能明吾之意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向君王陈述的难处，并不在于我能够认识事物的道理，并把它表达出来，也不在于我把自己的本意辩说清楚，更不在于我敢于毫无顾忌地把个人意见充分发表出来，向君王陈述的难处，在于了解国君的想法，并顺着他的思路来说服他接受自己的意见。
而工交会议上这场大辩论，在意见表达上应该说是非常充分了，但决定它胜败的不只是是非的问题，问题在于要知道所说给他听的人的心思，不能拗着他的心思，因为只有他有最终拍板的权力，他一言能定九鼎。这篇文章的末尾，还有这样一段话：“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这篇文章是为战国末纵横谈说之士讲的，那时秦还未统一六国，各国的君王已经非常威风了，统一以后就更难了，没有别的主子了，只剩下秦始皇一个主子了，说话也就更难了。出现焚书坑儒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陶铸之失，就失在不察主之爱憎，—味毫无顾忌地把自己意见表示出来。工交１５条便是，结果却变成他不顾一切地批人主的逆鳞了，其结局只能是“人有婴之者必杀人”。现在回过头来想，王任重与陶铸这两位同志都是很有才华的，“文革”开始时毛是真想起用他们。由于他们对“文革”的想法与毛的思路对不上号，所以提前下课了。这从武汉和中南地区“文革”运动初期的矛盾和冲突看得出来。而总理毕竟比较聪明，是识时务的俊杰，他不如陶铸那样死死地与毛的意图一次又一次地对抗，而是顺势而为，既然浪潮要来了，而且无法避免，那样情况下，要治水的话，只能取疏导的方针，因势利导，而且要站到浪潮的里头，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弄潮儿。而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则是顺着毛的思路在那里推波助澜，全国全面内战的开局选择上海，而不是似武汉和中南地区反其道而行之，这不是偶然的，所以他们的地位节节上升，并不断地委以重任。如我们这样的人，在那样的时候，所处的地位虽然离开龙有相当距离，但也只能诚惶诚恐地体味〈说难〉所讲的那种处境。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还离不开有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帝王文化即龙文化的笼罩。
（未完待续）
□ 原载《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香港大风出版社，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邓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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