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年：“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上〕
王仲香：亲历彭康之死及后事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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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七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四一期（zk2211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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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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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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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上〕 胡大年
【往事非烟】 亲历彭康之死及后事的处理 王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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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上〕
——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再考
·胡大年·
〔摘要：根据笔者近十几年来在国内外收集的相关史料以及对数位重要当事人的访谈，本文对“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的发端和衍化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考察。文章首先回顾了苏联的相对论批判和中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展的全国性学习唯物辩证法运动，以及二者对当时中国青年思想的重要影响，然后论述了该批判组的发起和组织过程，并结合一些已知的批判组成员的相关经历对批判组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探讨。接着，笔者仔细考证了毛泽东和陈伯达与“相对论批判”运动的关系，并着重讨论了２０世纪中期海外反相对论思潮特别是艾弗斯、丁格尔和雅诺西三人的著作对批判组的影响。最后，文章分析了中国“相对论批判”运动的思想根源，并尝试总结了相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本研究表明，“文革”期间对狭义相对论的错误批评源于对辩证唯物论的教条主义诠释、对相对论理论的误解以及缺乏对相对论发展历史的全面了解，而其中有些批评意见也暴露了中国相对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短板和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反思和探究。〕
１，引言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迭起的１９６８年春，十几位风华正茂、充满激情并渴望探索相对论的物理基础与哲学意义的青年人，在刚刚成立半年多的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和组织下，〔注１〕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而正式开始了“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中国知识界对相对论及其创立者的公开批判和指责初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并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终于在“文革”期间发展成由官方支持和组织的群众性大批判运动，直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才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偃旗息鼓。考察这一系列事件的演变过程并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迄今的调查已经揭示，上述批判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方面深刻和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深入分析该思潮的思想根源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于进一步了解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有益和必要的。
早在１９７７年春，《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就已开始酝酿与其他学者合作考察“文革”时期的相对论批判运动，后因各自工作繁忙而未果。数年后，在许良英的指导下，其硕士研究生屈儆诚于１９８３年夏率先完成了该课题的初步考察。〔注２〕在此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笔者于１９９３至２００６年间，对该批判运动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并追溯和探讨了苏联的相对论批判与中国的批判思潮之间的渊源和关联。［４］鉴于当时所能收集的原始史料颇为有限，笔者先前发表的相关著作仍有很多不够翔实与准确之处。自２００７年以来，笔者又不断收集到许多新的原始史料，并得到机会采访了一些重要的当事人。此外，近年来不少当事人也陆续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其中述及当年参与相对论批判的经历。这些新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前所未知的细节与线索，使得进一步考察该运动的沿革与思想根源成为可能和必要。根据上述相关史料，本文对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的发展历程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探析了中国“相对论批判”运动的思想根源，并尝试总结了相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注１〕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于１９６７年７月３０日［１］。关于中科院革委会成立时的更多内幕，见参考文献［２］。
〔注２〕参见参考文献［３］。关于该研究的前后经历，见许良英为该文撰写的“附记”〔［３］，２４９－２５１页〕。该论文的删节版曾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１９８４年第６卷第６期和１９８５年第７卷第１期。
２，苏联的影响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罗素的在华讲演和爱因斯坦的访华计划，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相对论热”和“爱因斯坦热”。自那时起，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一直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异口同声的赞颂和推崇。〔［４］，４６－８９页〕然而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一些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来自苏联的影响。
根据罗嘉昌等人〔注１〕的介绍，苏联理论界从１９２２年起就已经开始了“对于相对论唯心主义解释的批判和相对论问题的讨论”，该争论时起时伏一直延续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１９４７年６月，苏共中央要求苏联理论界批判“爱因斯坦学派的认识论和宇宙有限论”，从而“提出了对现代物理学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展开斗争的问题。”［５－６］当时深受斯大林信任并在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安·日丹诺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８）批评了广义相对论的宇宙学解释：
由于不懂得认识的辩证过程，不了解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许多爱因斯坦的门徒，将研究有限、有边的局部宇宙的运动定律所得到的结果，转用于无限的宇宙整体，并进而开始谈论一个具有时空边界的有限宇宙；天文学家米尔恩（Mi１ne）甚至“计算”出宇宙是在２０亿年前创造出来的。〔注２〕
日丹诺夫的上述批评意见很快就在中国共产党内流传。时任浙大地下党领导的许良英，在１９４８年春已读过日丹诺夫的讲话。４０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在思想上所受到的巨大冲击。〔［４］，１６７－１６８页〕
到了１９５２年，对相对论的批判和讨论在苏联更为普遍了，其中有不少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参加。当年，苏共十九大召开。会后，《真理报》曾发表社论批评理论物理学界，指责“有一些科学家的小集团，他们回避讨论，并且对于任何批判现代物理学中唯心主义倾向的尝试都熟视无睹”。《物理科学成就》更发表社论宣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批判地重新审查基本物理理论相对论、量子物理学、统计物理学的内容已成为迫切的任务”。〔［５］，９６页〕
由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上朝鲜战争（１９５０－１９５３）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只能全面依靠和学习苏联，从而导致了苏联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许多文化和科学政策在中国国内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苏联理论界关于相对论的哲学争论和批评也因而常见诸中文报刊。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５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科学通报》编辑部的一份“自我检讨”，反省他们对苏联哲学家卡尔波夫的批评。在其《论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一文中，卡尔波夫指责爱因斯坦“物质与能可以互相转换”的论断为唯心主义的观点。卡文后来被译载于《科学通报》，在为《通报》复审译稿时，关肇直提议加一注释，说明爱氏相关理论“有实验根据，并非唯心论调。”虽然丁瓒和何成钧等人反对关肇直的意见，《通报》编辑部最后还是采纳了关肇直等人的意见。〔［４］，１６８－１６９页；［１０］〕然而，仅仅数周之后，他们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决定公开向全中国的读者检讨。此事充分反映了，在全面学习苏联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科技界所受到的压力，以及苏联的错误思潮在华造成的广泛负面影响。
１９５３年２月３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龚育之翻译的尤·日丹诺夫（１９１９－２００６）的文章。尤·日丹诺夫是前述安·日丹诺夫之子，１９４９年成为斯大林的女婿。〔注３〕在这篇原载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６日《真理报》的文章中，尤·日丹诺夫谴责了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解释”，认为它们是“马赫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观点。”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谴责爱因斯坦为“唯心论者和反动分子”的译著或译文已在中国广为流传。〔［４］，１６９－１７０页〕
据武哲介绍，对相对论体系持批判态度并长期活跃在苏联理论界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莫斯科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数学物理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编委马克西莫夫（１８９１－１９７６）。从１９２２年开始，他就一直“对相对论体系进行哲学分析和批判”。他认为，“相对论突破了牛顿形而上学的时空观念，体现了空间和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真理；它证实了几何学是物理学的分支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证实了非欧几何的现实性；它把原来被人为地分割开来的质量、能量和惯性等物理学基本概念联系了起来。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然而，他又声称，“爱因斯坦是没落的资产阶级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他所宣扬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他企图从｀精神的自由创造＇出发，构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体系，以便一劳永逸地囊括宇宙的全部真理。”马克西莫夫否定了相对性原理，“认为这个原理对宗教和形而上学作出了贡献。广义相对性原理更是从神秘主义的土壤中滋长出来的。他认为应当承认所有实验事实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但是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改造相对论体系，用对相对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述，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所赞助的唯心主义表述。”〔［５］，９１页〕
当苏联的相对论批判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至５０年代初达到高潮时，马克西莫夫也更加活跃。他“不仅批判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也反对相对论的正统物理解释。”但是，这种批判，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就已经遭到了其他苏联物理学家的反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对马克西莫夫的物理学家得到了位高权重的贝利亚（１８９９－１９５３）的支持。经贝利亚推动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同意，１９５３年１月，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福克发表了《反对对现代物理学理论的无知批判》一文，“强调相对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证明＇，开展批判就是削弱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他指责马克西莫夫“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名义来兜售自己的反动的、反科学的观点”。〔［５］，９４，９７页；［１１－１２］〕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形势发生了更不利于反相对论者的变化。１９５４年，苏联科学院在其年度工作总结中，批评了马克西莫夫和《哲学问题》杂志“不善于广泛地吸引苏联和国外先进的自然科学家来阐明自然科学上的哲学问题”，并且“在评价近代科学成就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很快，马克西莫夫被免去了《哲学问题》编委以及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部主任的职务。〔注４〕
苏联的上述变化，很快就引起了中国相关部门的重视。在１９５６年８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当时的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也公开批评了马克西莫夫，认为他对相对论的批评“对物理学没有帮助，只会造成思想混乱，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宁肯要一个爱因斯坦，而不要一百个这样的哲学家。哲学对科学会起指导作用，因此负有很大的责任，决不允许（哲学家）随便对科学家进行批评。”于光远讲话所传递的积极信息理所当然受到了与会的中国科学家们的欢迎，但其实际影响却非常有限，因为他的讲话直到１９８５年才公开发表。〔［４］，１７２－１７３页〕
〔注１〕罗嘉昌等“相对论批判组”前期成员所用的笔名为武哲。
〔注２〕这段中译文由笔者参照参考文献［７－８］中相关的英、中译文编译而成。关于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的关系，参见参考文献［９］。
〔注３〕关于尤·日丹诺夫的婚姻，参见参考文献［９］，３３６页。
〔注４〕关于贝利亚支持物理学家批判马克西莫夫，请参见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网站上公布的相关档案：“贝利亚与相对论”（俄文，https://www.ihst.ru/projects/sohist/document/letters/fock52.htm，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４日查阅）和参考文献［５］，９９－１００页。《哲学问题》杂志是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于１９４４年停刊后而创立的，用以替代后者。
３，宣传和学习“唯物辩证法”的运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特别是在１９６２年７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基于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和思考，毛泽东主席开始有意识地宣传和推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唯物辩证法。为此，他成功地利用了坂田昌一（１９１１－１９７０）的文章和徐寅生的讲话，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热潮。
坂田昌一是著名的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川秀树（１９０７－１９８１）最重要的早期合作者，对介子理论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提出的“坂田模型”，虽然后来被“夸克模型”所取代，但后者的发展多得益于前者的重要启迪，可以说，“坂田模型”是“夸克模型”的先驱。坂田在上高中时就爱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曾阅读过普朗克、庞加莱和石原纯的多部相关著作。１６岁时，他在一家世界语俱乐部中结识了加藤正（１９０６－１９４９）并成为密友。大约就在两人相识前后，加藤开始着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于１９２９年完成了该书的第一部日译本。该译本出版的当年，坂田正好高中毕业，他后来回忆，“我不觉得在理解自然辩证法方面有任何困难，因为我在高中时期就已经直接向加藤学习了它的内容。”据坂田后来自述，加藤的影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成为他一生的思想指南〔注１〕。［１３－１４］
１９６１年４月，坂田在日本发表了《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一文。文中不仅引用了恩格斯和列宁的相关论点，而且“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提出了“把基本粒子看作构成自然界的有质的差异的无限个阶层之一”的新基本粒子观。［１５］此文先被译成俄文，刊登于苏联的《哲学问题》杂志上。１９６３年８月，刚刚复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第一期，以《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为题，刊登了由俄文汉译的《对话》一文。《通讯》杂志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于光远、许良英、龚育之等创办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０年年中停刊，１９６３年秋复刊〔注２〕。［１６－１７］复刊后的《通讯》，每一期出版后都由该杂志的专职编辑范岱年寄送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１００余位中央和省委领导人。〔注３〕其中，毛泽东显然对《通讯》格外地重视，并迅速意识到了坂田昌一的物理学讨论所具有的普遍和重要的哲学与政治意义。〔注４〕
《通讯》复刊号能迅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很可能还与柳树滋以及毛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有关。孔令华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他爱好哲学，对自然辩证法更是情有独钟。柳树滋与孔不仅是北京１０１中学高中同班同学，而且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方面是志同道合的挚友。〔［１８］，１、４页〕柳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当年９月即到中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报到，师从于光远和龚育之攻读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近水楼台的便利让柳不仅很快看到了《通讯》复刊号，而且还“带了一本给孔令华和李敏，表示希望毛主席能看一看＂。将复刊号交给孔令华后不久，柳树滋就被所里安排到通县去搞四清，而且一去就是八个月〔注５〕。［１９］孔令华曾与毛主席面对面讨论过哲学和科学方面的问题，知道他对这方面研究的兴趣，便找了个机会把杂志送给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又派秘书把这期杂志送还李敏和孔令华。〔［１８］，４页；［１９］，７４－７５页〕１９６４年６月，柳从通县回到哲学所。当他与孔令华和李敏在后者位于中南海旁边的家中再次见面时，孔、李二人立即兴奋地把毛主席做了许多勾划的杂志拿给柳看，柳见此大为惊讶，“只见［坂田］文章的行间和空白处，［毛］主席用粗粗的铅笔画满了圈圈、道道、曲线、直线”，“全文在杂志上共占八面，几乎每面都划满了横道，夹有一些波纹线和双线”，足见毛泽东阅读之认真和对此文的重视。〔注６〕柳很想知道毛主席还说了些什么，但孔、李二人却没有多讲，只是强调毛主席正在关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在讨论中，柳、孔二人都认为，坂田的文章可以为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和反修斗争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也许正因为如此，毛主席特别重视这篇文章。柳树滋随后很快将有关情况向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内的同事做了介绍，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注７〕
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称赞坂田的《对话》，夸奖坂田“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当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接见了正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坂田，翌日又专门约见周培源和于光远，深入讨论了坂田关于基本粒子的新观点。鉴于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而且坂田也说过俄文的译稿“不甚准确＂，于光远和龚育之等又请人将坂田的文章据日文原文重译，题目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于１９６５年夏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并在文章前面加了长篇编者按。〔［１６］；［１７］，１２４－１２５页，１２８－１２９页〕这篇根据毛泽东谈话的精神所撰写的按语，赞扬坂田能遵循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并“根据基本粒子领域的新事实，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发挥了自然科学理论无限发展的思想，尖锐地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按语特别指出，“自然科学家能够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写出这样好的作品，还是少见的。”因此，它号召“［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读一读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希望他们从中得到启发，以便“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对于从事其他方面工作的同志，按语也敦促他们“读一读这样的文章”，“要在各项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２０］
当时任职于中宣部科学处和中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的龚育之，是此事的亲历者。据龚回忆，《红旗》杂志的编者按，“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京、上海、江苏、广州等地的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邀集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举行关于《红旗》按语和坂田文章的座谈会。许多报刊相继开辟专栏或发表文章，展开讨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朱洪元、苏步青、谷超豪、周世勋、谢希德、戴文赛和何祚庥等，都曾公开发表谈话或撰稿，参与了这场“自然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大讨论。〔［１６］，１６７５页〕
在以坂田的《对话》推动中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同时，毛泽东还利用一位明星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的讲话，于１９６５年将学习辩证唯物论的热潮推向全国各个行业。徐寅生是第二十六（１９６１）、二十七（１９６３）和二十八（１９６５）连续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队主力队员。为了帮助尚未获得过团体世界冠军的中国女队早日夺得考比伦杯，人称“智多星”的徐寅生于１９６４年９月应邀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做了“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徐的讲话受到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重视，经整理后即上报毛泽东主席。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２日，毛主席阅读了徐的讲话后批示，“同志们，这是小将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五天之后，该讲话被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并附编者按，号召“所有从事理论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同志们，”都从中“学到辩证唯物论”。徐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很快被《解放军报》《体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纸转载，并且相继发表了社论。不久，人民体育出版社又出版了该讲话稿的单行本，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向全国发行了３６５０万册！〔注８〕所有这些，不仅广泛推动了对辩证唯物论的学习，而且鼓励了“小将们”去挑战“老将们”。
成长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特别是那些爱好理工科的学子，在耳濡目染了大量的有关苏联相对论批判的报道之后，又亲历了国内唯物辩证法（包括自然辩证法）的普及运动。他们对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批判现代物理学家及其工作的经典论述（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赫和庞加莱的批判），应该已经耳熟能详了。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这些年轻人中的佼佼者，已经情不自禁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已知的史料表明，当时在全国很多地方，如北京、上海、湖南醴陵、陕西西安和河南郸城等地，都有人以辩证唯物论为依据来批判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注９〕
罗嘉昌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经历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罗嘉昌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之子，他在南京南师附中上初中时曾荣获南京市航模比赛冠军，并于１９５８年入选南京市为准备第一届全运会而组成的航模集训队。在休学参加集训期间，罗嘉昌有机会到南京航空学院听老师讲授空气动力学课程。就是在这个课堂上，他头一次见到了光锥图，并被告知，与已经被突破的音障不同，“光障”（即光的速度）“是绝对不可能超越的”。在那“敢向一切极限挑战”的“大跃进”之年，这种“光速极限论”立刻成为罗心中质疑的对象，并强烈地驱使他按照当时的思想定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觅答案。由此，还是中学生的罗嘉昌，开始自学自然辩证法。从１９５９年起，他先后研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一系列汉译苏联哲学著作，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谈谈有限和无限问题》等书籍。〔注１０〕
少年罗嘉昌的阅读兴趣广泛、自学能力较强且又比较早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些都与他独特的成长经历有关。其父罗尔纲先生早年曾在上海大学受到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后又师从胡适，深受后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考据方法的影响。父亲的启发式教育，不仅让少年的罗嘉昌耳濡目染了其父的研究方法，而且培养了他独立、批判的精神。１９５６年秋至１９５８年夏，罗尔纲夫妇因故由宁返京，将幼子罗嘉昌留在南京继续求学并托付好友丁云青照顾。丁云青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又留学日本学习历史和考古。１９３８年，丁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１９４６年，丁被派往南京从事地下工作。南京解放后，丁任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不仅与罗尔纲一起参与筹建“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还负责筹备梅园新村原中共代表团旧址的开放工作。罗嘉昌因此随丁在梅园居住了一年多，其卧室楼下就是当年中共代表团留下的图书室，丁就在里面写作、办公。丁鼓励少年罗嘉昌试着阅读该图书室的藏书，其中大部分是人文社科图书。罗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最早的中译本（杜畏之译），并对书中所附杜畏之撰写的长篇论文“辩证法与相对论”印象深刻。虽因年纪太小，罗嘉昌当时还不能理解这些著作，但这一博览群书的经历，却激发了他对深奥的哲理性问题的兴趣。航模集训结束后，罗于１９５９年秋返回南师附中重读初二。四年后，罗嘉昌转学到北京二中，又被迫重读一年高二。这两次留级重读他已学过的课程，让他拥有了大量的课余时间。就是利用这些课余时间，罗嘉昌阅读了大量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著，并开始了其对相关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索。〔注１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天文学家对于类星体的观测和研究有许多重大发现，这些发现为罗嘉昌向“光速极限论”发起挑战提供了契机。１９６４年，还在重读高二的他完成了一篇题为“光速极限论的质疑与探索”的论文，该文“依据已达到光速的８０％的类星体高速引退现象以及类星体变光周期极短等现象分析了与光速极限论冲突的可能性”。根据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罗认定“光速极限论及其论证方法是与辩证唯物论相违的”。〔注１２〕１９６５年春，罗将其论文寄给了著名相对论专家周培源教授。４月２３日，周在回信中表示不同意罗的推测，但是对后者勤奋好学与独立思考的精神表示了肯定和鼓励。罗致函周培源，除了慕名请教，还有想报考北大理科的考虑。然而出乎罗的意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６月份来到二中为党校即将成立的“青训班”选拔学生，竟然选中了他，虽然他当时并非中共党员，而且其父罗尔纲教授也已经被戚本禹等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了两年。就这样，罗嘉昌未经高考，就进入了中央党校，攻读自然辩证法专业。〔注１３〕
在党校的第一个学期期间，罗阅读了《自然辨证研究通讯》上刊登的一组关于译文“论科学的极限（Limits to science）”的批判文章。原文作者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皮埃乐·俄歇（Pierre Auger），他在文中强调，“在人类知识和技能进一步的增长过程中，仍然会有某些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这同技术的能力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于根本性的物理壁障。”〔注１４〕然而《通讯》编辑部认为，俄歇为科学的发展规定“极限”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后者坚持“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揭露俄歇论文的所谓反科学性，编辑部组织了钱学森、潘菽和戴文赛等科学家，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各自学科领域的发展情况，以笔谈的形式对俄歇的观点进行了批判。［２６］这组批判俄歇极限论的文章，与罗嘉昌当时对“光速极限论”的探索高度一致。受此鼓舞，罗将“光速极限论的质疑与探索”一文作了进一步修改，１９６６年元旦刚过就投寄给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２月２５日，《通讯》编辑部曾回信，表示正在研究罗的稿件，但以后却没了下文，这很可能与当时紧张、动荡的政治形势有关：３月，中宣部被毛泽东指责为“阎王殿”；５月，中宣部长陆定一被停职；６月，于光远和龚育之等在“阎王殿”任职的大、小“判官”也受到了批判，《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从此停刊。〔注１５〕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革”全面爆发。６月初，主张创设“青训班”的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已经受到党校造反派的攻击和批判。〔注１６〕罗嘉昌的父亲罗尔纲因曾师从胡适并在其家工作、又与已被打倒的吴晗历史上关系密切，被诬为“反共老手”，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被定为两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另一人是俞平伯），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党校，也有人贴大字报，声称要追查校党委当年把罗嘉昌选拔到党校“青训班”的责任。由于种种家庭包袱，罗嘉昌在“文革”头两年的运动中，“都是低头跟着走”，不敢抛头露面，校内对立的两大造反派组织也都不愿意主动要罗参加。因此，罗反而拥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他利用这些时间和党校图书馆的丰富馆藏继续从事关于相对论的哲学研究。在此期间，他共借阅了近５０本相关图书。他还经常与哲学教研室的自然辩证法教师吴义生、西方哲学史教授葛力等专家进行讨论。大约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吴义生把一篇校外转来的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交给罗嘉昌审评。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这篇署名“京区场研究小组”的文章，批判了物理学中关于场的研究，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罗曾就此文写了约八千字的评论，他虽然肯定了“京区场研究小组”的工作是“对旧自然科学体系的一次猛烈的冲击，……促使人们去考虑如何在自然科学工作中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但是也指出该文“对引力场可变、可转化等观点并没有很好地阐释，所给的实验也是似是而非的。”在评论中，他还一一批驳了该文的论点和论据，实际上对该文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注１７〕如下所述，这篇“京区场研究小组”的文章还曾被散发到在北京的其他科研院所和高校中，并最终成为直接引发“文革”时期相对论批判运动的导火索。〔注１８〕
注释：
〔注１〕关于加藤正及其译著，读者可参考高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日文第一版的翻译及其意义”＜https://www.cctb.net/bygz/zzby/byyj/201111/t20111102_30415.htm＞，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日查。请注意，据高操考证，１９２９年出版的只是日译《自然辩证法》的上卷，其下卷则出版于１９３２年。
〔注２〕《通讯》的创办者们对于该杂志（暨该学科）的名称，原本是有争议的。这是为什么该杂志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出版的创刊号，题为《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通讯》。许良英主张称该学科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而于光远则坚持以“自然辩证法研究”来命名。１９５７年以后，随着许良英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并遣送原籍劳改，反对的声音也消失了。（笔者与王作跃对许良英先生的访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注３〕笔者与刘金岩对范岱年先生所作的访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下午，在北京海淀黄庄范先生家）。
〔注４〕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坂田的文章，笔者同意柳树滋的分析。见参考文献［１８］。
〔注５〕柳树滋给笔者的微信，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因其包含许多重要的信息，特详细引述如下：我是１９６２年在复旦大学考上１９６３年研究生的。１９６３年９月从上海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不久就看到复刊后的《通讯》杂志。带了一本给孔令华和李敏，表示希望毛主席能看一看，但没有“妄想”主席真的会花时间读这本小小的杂志，更想不到他会细读坂田的文章。不久所里就安排我到通县去搞四清，这一去就是八个月。……回所后我又一次去看望孔李，他们立即兴奋地把主席做了许多勾划的杂志拿给我看，使我大为惊讶。我急于了解主席说了些什么，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多讲。只是强调说，主席正在关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孔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为主席的哲学观点和反修斗争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我很快就将这个情况向组内同志做了介绍。大家都很高兴，积极参与到有关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宣传工作中来。到８月底我就听说主席同于龚（按：于光远和龚育之）等同志的谈话。
〔注６〕柳树滋给笔者的微信，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参考文献［１８］，４页；参考文献［１７］，１２４页。
〔注７〕柳树滋给笔者的微信，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时任《通讯》专职编辑的范岱年先生曾回忆说，毛泽东对《通讯》及坂田的文章的重视，最早是由柳树滋转达给于光远、龚育之和《通讯》编辑部的其他同仁的，当时让大家都很兴奋。（笔者与刘金岩对范岱年先生所做的访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
〔注８〕关于徐寅生讲话的由来和影响，参见“贺龙与徐寅生”（https://cpc.people.com.cn/GB/85037/8576929.htm1，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日查）；徐的讲话全文，见参考文献［２１］；毛泽东的批示，见参考文献［２２］。在徐的讲话７个月之后（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５日），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第一次赢得世锦赛团体冠军（考比伦杯）。
〔注９〕“文革”时期编纂《新科学》杂志的编者就是个例子，见《新科学》１９６８年第２期，３７页。１９６９年，上海的褚君浩和陈应天等曾一起办了两期地下“科学研究杂志”，褚、陈二人显然都对相对论感兴趣。陈在该地下刊物中“发表了关于相对论引力理论的文章”；褚则在翌年发表了“破除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迷信——批判‘光速不变’原理”一文。（分别见参考文献［２３］、［２４］）
〔注１０〕罗嘉昌，“我的哲学探索是怎样开始的”，２０１７年未刊稿。正文中所提到的苏联哲学著作是：费·瓦·康斯坦丁诺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全五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E·A·布季洛娃等：《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普拉托诺夫等：《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C·T·梅留兴著，张捷，吴伯泽译：《谈谈有限和无限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２年。
〔注１１〕罗嘉昌与笔者的微信交流，２０１８年２月；“丁云青生平简介”，https://blog.sina.com.cn/s/blog_ecc80ead0102uzx5.html，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８日查阅；参考文献［２５］；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中译本：参考文献［１７］，８页。
〔注１２〕罗嘉昌与笔者的微信交流，２０１８年２月；罗嘉昌，“我的哲学探索是怎样开始的”；罗嘉昌，“光速极限论的质疑与探索”，北京，１９６４年（未发表。该论文于１９６４年８月完成，有近两万字）。罗当时推测类星体很可能出现超光速运动现象，后来在一些类星体（如１９６３年发现的３C２７３）中，人们还真地发现了“超光速”运动的现象。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所谓的“超光速”运动现象只是“视超光速”现象，实际上并没有超过光速。（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B%E6%98%9F%E4%BD%93，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９日查阅）
〔注１３〕笔者对罗嘉昌教授的多次访谈（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以及微信交流（２０１８年２月）；罗嘉昌，“我的哲学探索是怎样开始的”，２－３。所谓“青训班”，是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向中共中央提议并获得批准后设立的。当时的设想是选拔一批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到中央党校进行特殊培养，使他们不仅成为党校理论队伍的后备力量，而且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为党的事业的可靠接班人。首届也是唯一一届“青训班”共招收了３０名男生，１５名女生。经党中央和教育部批准，“青训班”学制５年，算正规大学学历。（“６０年代的‘接班人计划’：中央党校青训班始末”，《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９日。https://history.sina.com.cn/bk/ds/2014-09-19/1142100554_2.shtm1，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２日查阅）１９４９年以后，许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子女上大学的志愿都是学习理工科，罗嘉昌的想法也和他们的一样。因此，当中央党校把他选入“青训班”后，罗的心情有点复杂。一方面，入选党校“青训班”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同时他也必须服从党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放弃多年来希望研究自然科学的志向。到党校报到时，学校让家长写一份对校方的希望，罗嘉昌让父亲写的是：“（他）一直对自然科学很有兴趣，希望能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笔者与罗嘉昌的微信交流，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７日）自１９６４年８月始，全国报刊都开展了对罗尔纲及其关于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研究的批判。〔［２５］，２４３页〕
〔注１４〕关于俄歇文章要点的引文基本上引自范岱年（笔名“代山”）先生的译文，但是笔者根据英文原文又做了些许调整或改动。
〔注１５〕笔者与罗嘉昌教授的多次访谈（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以及微信交流（２０１８年２月）；罗嘉昌，“我的哲学探索是怎样开始的”，２－３。关于《通讯》停刊，见参考文献［２７］。
〔注１６〕６月５日，中央高级党校武葆华等写大字报，“炮轰”以林枫为首的校党委会。见“林枫”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7%E6%9E%AB/60298，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２日查阅。
〔注１７〕笔者与罗嘉昌教授的微信交流（２０１８年２月）。论文“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铅印本的最后标明，该文完成于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罗嘉昌告）。
〔注１８〕屈儆诚和许良英在他们的论文中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这一点：“这次关于场论的辩论，是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前奏，也是促使中国科学院‘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成立的一个外界原因。”见参考文献［３］，２１６页。
４，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苏联哲学界不仅撤销了他们先前对爱因斯坦的指责，而且试图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之间本质上的相似性。（［２８］，１３４页）此时，由于中苏两党已分道扬镳，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已经为“反修防修”的方针所替代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苏联人对相对论评价的改变，恰恰证明了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因此，中国的相对论批判者们不仅不可能随声附和苏联的观点，反而必须要对他们的“修正主义”言论给予谴责。〔注１〕结果，相对论批判在中国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愈演愈烈。
大约在１９６７年秋冬之际，〔注２〕湖南醴陵的中学数学教师周友华来到北京搞“革命串联”，鼓吹其关于“场论”的所谓“革命性”理论。〔［３］，２１５页〕〔注３〕也许因为周曾写信给“中央文革”，他在中科院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在时任中科院负责人刘西尧主持的一些讨论会上，周“被郑重地请到前排就座”。〔［２９］，１７７页〕很快，周友华在京组织了一个“京区场研究小组”，就在北京天文台聚会讨论。不久，周就完成了上述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并以“京区场研究小组”的名义铅印散发给在京的高校与科研单位。〔注４〕周文能够铅印散发，说明他至少已得到了当时中科院掌权者的支持。周文以毛泽东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为“研究场的运动规律的武器和方向盘”，声称“得到一个普遍的结论：一切场都是由物质的运动状态决定的；当物质的运动状态改变时，其场必然相应地变化；场的主要性质取决于起主要作用的物质状态。”根据《矛盾论》，周认定有引力场就有斥力场，“它们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但它们又是相互斗争与对立的。现在，物体的一般运动状态决定了引力场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斥力场处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因此我们看到，物体之间显现出来的作用力是引力。”但是，“当［物质运动状态的］变化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斥力场必然会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此，他指责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F＝G m１m２／R＾２，G为引力常数）没有考虑物质运动状态的变化，“从而违背了毛主席所指出的不能容许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这一原理。”他坚称引力F之值不但与质量m和距离R有关，“更重要的还与表征物质运动状态的量有关。”在其十一月完稿的论文中，周将万有引力公式改为F＝k m１m２／R＾２，这里k不是通常所说的引力常数，而是物质的状态函数，它可为正数、负数或零。k为正数时，F为引力；k为负数时，F为斥力（即反引力）；k为零时，F＝０。周宣称，“爱因斯坦虽然在相对论中考虑了高速运动物质的速度和加速度的影响，但还是没有考虑其他非机械运动状态变化的影响，因此仍然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泥坑。”此外，“由于引力场是可变的，所以引力质量在通常情况下是不等于惯性质量的”，“因此广义相对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他谴责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研究方法，因为“它避开物质的物理特性，把物质几何化，用纯几何的观点来研究场，这种研究完全抹杀了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因此］是不可能认识场本质的。”周还指责广义相对论没有把引力场看作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把它当成时空弯曲的结果，从而把时空与物质的关系倒置了。〔注５〕
早在１９６７年底，周友华的荒谬论点已经受到许多专业人士的批评。除了前面提到的罗嘉昌，中科院物理所的年轻科研人员也曾当面反驳周友华，并因此被周指责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注６〕然而，鉴于当时的形势，对于周友华引发的这场争论，时任科学院领导却不敢或不能贸然作出结论。据称，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５日，刘西尧趁聂荣臻“接见科学院（革委会）常委”之机，向聂汇报了上述关于引力场论研究的争论，提议将“两种不同意见都组织起来，并建议组成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班子。”因支持所谓的“二月逆流”而已经处境困难的聂荣臻回答说，“我很同意这个意见。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要搞些新东西，不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注７〕１９６８年２月，周友华到中科院物理所宣讲其论文，遭到了沈觉涟、赖武彦和郝柏林等年轻研究人员的驳斥，双方发生了争论。然而，中科院革委会却认为该文“［政治］方向是对的，是新生事物，应该支持。”〔注８〕〔［３］，２１５页；［３１］〕据郝柏林回忆，刘西尧曾指示，“把这些［不同意见的］文章印成单行本，供大家讨论。”〔［３１］，１８１页〕显然，这与上述刘向聂荣臻汇报的计划一致。
按计划，中科院的领导还决定召开一个关于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然科学基本理
论的讨论会。〔注９〕会议的通知很可能在当年春节（１月３０日）之后向在京的相关单位发出，等罗嘉昌收到其老师转来的＋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科研生产组，发给中央党校的会议通知时，已经临近开会了。３月４日上午，罗到中关村赴会，据他回忆，参加会议的人大约有二十人左右。虽然该讨论会是因周友华引起的争论才召开的，但其实会上并未专注于或突出强调周友华的文章，也没有让周作报告，而是主要讨论了更一般性的问题，即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科学）基本理论。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率先开展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批判。〔注１０〕
参加３月４日讨论会的人员根据个人意愿自愿加入上述“学习班”。这样，在会后形
成了一个约有一、二十名年轻的理工科研究人员和在校大学生组成的“学习班”，其成员主要来自清华大学（４人）、北京大学（２人）、马列主义研究院（２人）、中国科学院（２人）、中国科技大学（２人）、北京航空学院（１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１人），以及中国计量科学院的个别研究人员。１９６６年在北京航空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吴介之〔注１１〕，因为学历最高、外文最好，在“学习班”内威信最高，是该“学习班”业务上的带头人。显然，“学习班”的大多数成员来自科学院之外。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学习班”时，可能并没有、也不需要本单位的批准（罗嘉昌参加“学习班”并未经党校批准）。“学习班”最初是一个很松散的群体，只是不定期的有些活动，有些人参加过一两次活动后就不来了。“学习班”的名称，最初也有多种叫法，但是最迟到完成“关于相对论批判的汇报提纲”一文时已经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３３］该“汇报提纲”是为刘西尧４月份来“学习班”听汇报而准备的，所以应该完稿于３月底或４月初。“学习班”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关于无产阶级科学技术革命的有关指示、学习毛主席和马、恩、列、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有关论述。每个参加者最初都要在“学习班”做一次报告，罗嘉昌的报告介绍了他自己对“光速极限论”的分析与批判。吴介之还带着大家到科学院图书馆调研，他很快就了解到了国外许多对相对论的不同看法，本文后面讨论的艾弗斯反对狭义相对论的观点就是吴介绍给“学习班”的。开班后不到一个月，“学习班”就将其批判工作聚焦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从此，“学习班”的成员自己也简称该“学习班”为“相对论批判组”。〔注１２〕
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科大）校长和南方科技大学创
校校长的朱清时教授，也是“相对论批判组”的最初成员之一，而当时他还只是科大近代物理系四年级（当时科大本科为五年制）的学生。他对这一时期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当年参加该批判组的动机以及该经历对他以后学术生涯的影响：
１９６７年初（我到外地串联）回校后，由于对当时学校中的派仗不理解，也无兴趣，就与一些同学一起搞起了教育改革的调查研究，办起一个刊物，取名《探索者》，出了三期。不久，我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一个“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大批判组。这个组集中了一批以北航研究生吴介之为首的热爱科学，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当时我们还带着“文革”中的流行思想：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即使是自然科学理论，也必须加以改造。这种思想无疑是相当幼稚的，带有左的痕迹。但当时我们的作法，并未仅仅停留于哲学批判，而是花了大量精力，力图把相对论的理论体系理清楚，以便重建一个能解释所有实验事实，又符合马列主义的新的理论体系，……因此，直到１９６８年底毕业分配前，这个大批判组成了我们能够静心学习的乐土。我系统地学完有关相对论的几本书。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当代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些精英和权威，经常参加他们研讨有关相对论的疑难问题进行的辩论，这些辩论磨练出了我的理解力和表达力，使我找到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感觉。同时，这些经历也使我养成了充满自信、不畏权威的性格。所有这些，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３４］
表１，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的四个发展阶段
起始时间（标志性事件） 终止时间（标志性事件）
第一阶段 １９６７年底（周友华来京） １９６８年３月（批判组成立）
第二阶段 １９６８年３月（批判组成立〕 １９６９年秋（陈伯达介入〕
第三阶段 １９６９年秋（陈伯达介入） １９７０年秋（陈伯达倒台）
第四阶段〔注１３〕１９７０年秋（物理所１３室成立）１９７８年夏（理论物理所成立）
根据迄今为止所掌握的史料和了解到的情况，笔者认为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的发展和衍变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见表１），其参与者在各个不同阶段均有显著的变化。从周友华来京到”批判组”的成立，是第一阶段，如上所述，这期间的参与者主要来自在京的高校及中科院以外的科研单位。从”批判组”成立到”中央文革”开始关注支持此事，是第二阶段。这期间，周友华被排挤出了该”批判组”。本来，中科院的”相对论批判”起缘于周友华在北京的宣讲，但在该”批判组”内，周的观点经常遭到其他成员的否定，他因而感到孤立和不快。在离开中科院组织的批判组后，周又参加了在北京航空学院由孔令华主持的”批判相对论工作”。〔注１４〕除了周友华，其他一些初创人员，如朱清时、罗嘉昌等高校学生，因毕业分配或者去干校等因素，也先后于１９６８年底或１９６９年夏离开或暂时离开了该批判组。而另一方面，中科院的一些科研人员，却出于种种原因加入了批判组。当年在原子能所（属二机部与中科院双重领导）的郭汉英，就是一个例子。郭汉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的长子，１９６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理论专业。〔注１５〕郭从１９６８年夏天就开始关注批判组的工作，但在１９６９年秋才正式加入该批判组。〔注１６〕
也是在１９６９年秋，陈伯达开始关注并积极推动北京地区的相对论批判运动。〔注１７〕据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日记记载，当年９月６日晚，竺接到“院革命委员会科研生产组”来函，征求他对于已拟就的《相对论批判》一稿的意见，并要他组织对该稿的审查，“用毛泽东思想武器来批判肃清爱因斯坦唯心主义流毒”，要求他“把具体意见于九月底寄去”。该函还通知竺，“预备不久在北京召开一次讨论会，邀请北京地区有关单位参加，要（他）提前作好准备。”１９日，竺可桢与吴有训一起到中关村福利楼，与批判组的青年人第一次见面。在当天的日记中，竺写道：“谈论之后才知道批判相对论已酝酿很久，去冬就开过会，最初是物理所、原子能所人参加多，以后慢慢冷落。但陈伯达同志相当注意此事，宣传［］〔注１８〕积极支持，因此拨了七个青年同志〔注１９〕脱产搞批判相对论，成立相对论批判小组。”［３６］
实际上，自从１９６８年３月“相对论批判组”成立以来，这些年轻的批判者们一直希望得到并努力争取中央领导的支持，在经过了一年半的学习和探索之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真诚地以为他们已发现了相对论的破绽，并期望在此基础上重建相对论理论。他们早期的报告和错误论断显然也使陈伯达和当时主持中科院工作的军代表们相信，某种重大的科学理论突破已近在眼前，因而对批判组的工作加以重点扶持，期待能在短时间内放个“卫星”。〔注２０〕
进入第三阶段，由于有陈伯达的支持和推动，批判组的规模迅速扩张。其间，有许多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加盟批判组，其中不少人来自数学所、原子能所和天文台。还有人是受命加入的，例如数学所的陆启铿。据陆先生回忆：“文革”开始以后，副研究员以上大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被抄家，包括我在内），不准参加运动，但每天仍必须上班，只能待在指定的办公室，与革命群众隔离开来。我有幸在１９７０年有一段时间与吴（文俊）先生分配在同一办公室。我们不敢去图书馆（因为有一位叫许海津的副研去图书馆看书被批斗），这使我们（至少是我）不敢讨论纯粹数学，闲来无事自然会讨论（与）数学无关的事，……我由于听说科学院组织人批判相对论，我的家中本来就有相对论的书，很好奇就拿出来看看是什么一回事。可能由于同样原因，吴先生也在看相对论的书。于是我们便有时讨论广义相对论，我觉得应该是合法的，因为正在批判相对论嘛。广义相对论实在与微分几何关系太密切。有一次我对相对论的几何的理解有错，他（吴文俊）立刻指出来。大概是造反派一直关注（或者是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知道了我们在研究相对论。有一次数学所革委会通知我去参加一个相对论的座谈会，参加者大多是物理界人士，包括周培源老前辈。我有一个发言，说引力理论除广义相对论外最近有一个Brans－Dick（e）理论，是把引力常数看作是一个标量而非常数，它与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差甚微。〔注２１〕美国正计划放一个人造卫星上天，检验［哪］一个理论更正确。记得周培源先生大不以为然，……过了几天之后，我正在奉数学所革委会之命，去旁听一个批判李邦河〔注２２〕的会议，接受教育。……会议中间，结合到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关肇直把我叫出来，通知我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须到科学院的“大批判组”报到。我到了“大批判组”以后没有几个月，这个批判组就划归物理所管理，名字叫１３室。１３室由一个军代表领导，很少来，管束不是很严。我觉得这里的环境比较宽松。［３７］
看来，陆先生加入批判组时，已经到了第三阶段的后期。第三阶段维持了一年左右，直到１９７０年９月陈伯达的垮台。在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由于陈伯达的倒台，他曾亲自插手过的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便成了个有争议的单位。１０月，院核心领导小组对批判组的工作安排作出“三点指示”：１）“相对论批判组”要保留，其工作仍应抓紧，但是院大批判组的称谓取消（以便与陈伯达切割）；２）相对论批判要与实验检验相结合；３）为此，决定将批判组依托于一个研究所。由此，一直由中科院院部直接领导的”相对论批判组”，于当年１０月”交由物理所代管”，随后成为该所的第十三研究室。〔注２３〕出人意料的是，该研究室后来竟然演变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１９６２年制定的“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曾设想于１９６７年左右“在北京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以集中人力发展理论物理研究工作”。［４０］该规划因”文革”而流产，然而”文革”中的“相对论批判组”却意外地帮助聚集了一批理论研究的人才（如原数学所的戴元本、原高能物理所〔注２４〕的郭汉英等），为１９７８年（比原计划推迟了十年）成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奠定了基础，这是物理学发展史中又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例。〔注２５〕
应该说，先后参加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的人员，各自有其复杂的原因和动机，其言行无不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影响。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比较而言，该批判组早期成员参与此事，主要出于哲学意识形态的考虑，或者说他们受到的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教条主义诠释的影响较深。对于理论物理学研究，他们多是外行，至少也是缺乏经验。后期加入批判组的中科院内部的研究人员，则有寻求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机会或想脱离自己所不满意的原单位等因素的考虑，他们在专业训练和研究经验上多强于早期组员，而又较少受教条主义哲学框框的影响。前、后期组员在学术观点上是有分歧的，甚至有前期组员曾责备后者是“在批判爱因斯坦的旗帜下拜倒在爱因斯坦脚下”。〔［４１］，１２５页〕这一批评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许多批判组成员正是在批判的过程中，才逐渐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了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有些人甚至转而为相对论辩护。
陈伯达倒台之后，有组织的批判运动很快在北京偃旗息鼓，编入物理所的批判组成员则转而去研究引力、基本粒子理论、天体物理学等与相对论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显然与当时政治风向的改变以及中科院批判组内部的分裂有关。但是，批判相对论运动本身并未被否定。在姚文元的支持和指导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的上海，成为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哲学、政治批判的新中心。〔［４］，１９４页〕
上海的相对论批判运动开始得比北京晚。１９６９年７月，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动员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并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尽管有一些物理学家曾提出质疑，王和上海的其他激进分子还是在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上海理科批判组”），主要由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以及《文汇报》的记者所组成。“上海理科批判组”听命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而后者在１９６７年以后为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所把持。北京的批判于１９７０年末收场之后，上海的批判却愈演愈烈，后者发表的大多数文章只是僵化地套用辩证唯物论的经典论述，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包括建立在广义相对论基础上的大爆炸宇宙学，作出了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和哲学上的声讨。上海方面的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４］，１９４－２０２页〕
罗嘉昌先生曾对笔者说过，相对论批判运动在北京是批相对论，在上海则是批爱因斯坦。这一说法指出了京沪两地批判运动各自关注点的重要区别，并在有关的史料中得到了佐证。１９６９年１１月，文汇报理论组和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在讨论中科院批判组撰写的《相对论批判》（第二次修改稿）的座谈会上，就责备该文“学术性东西太多”，“作为批判爱因斯坦的第一篇是不合适的。”〔［２４］，７０页〕１９６９年底，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到上海“学习、取经”。返京后，曾在当时中科院革委会主办的《革命造反》报上对上海的批判运动做过宣传报道，其中强调指出，“从政治上、哲学上、学术上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群众性的大批判”，是“在上海市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而且是“革命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上海方面批判的优先顺序：“政治上”和“哲学上”的批判在“学术上”的批判之前，而批爱因斯坦优先于批相对论。该报道还称赞，上海“一些高等学校分别在系、班各级成立了专门的战斗队和战斗组，对爱因斯坦的反动政治言论和哲学观点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并用大字报等形式展开了有力的群众性批判。”最后，该报道声称，“通过几个月的批判（首先是政治上的批判），（上海的）广大群众认清了爱因斯坦这个西方资产阶级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合伙树立起来的偶像的反动面目，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为进一步的批判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４３］在与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访沪人员的座谈会上，上海的一位造船厂哲学小组的工人对北京撰写的批判稿提出批评指出，“对爱因斯坦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应狠狠批判，应该摸这个老虎屁股。对爱因斯坦应当基本上否定。”“首先要从政治上、哲学上狠批，使人恨得起来，而这一点在文章中感到还不够”。〔注２６〕
〔注１〕一个可佐证笔者这一判断的例子见：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节选），刊于胡化凯编：《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中国科学批判资料选》，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１３页。
〔注２〕由于前面提到的罗嘉昌所评论的周友华论文铅印本完稿于１９６７年１１月，而且署名“京区场研究小组”，周来京的时间显然不晚于１１月。据罗嘉昌先生回忆，可能早于１１月。（罗嘉昌给笔者的微信，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４日）
〔注３〕郝柏林称周友华为“物理教师”〔参考文献［２９］〕，但相关的档案则注明周为“数学教师”（见“中国科学院召开座谈会讨论《相对论批判〔修改稿〕》的情况”，铅印本，未出版）。该讨论会召开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考虑到郝文为近３０年后的回忆，笔者以为当时的记录应该更可靠。
〔注４〕罗嘉昌给笔者的微信，２０１８年４月。
〔注５〕这段中的引文摘自“京区场研究小组”（主要作者应为周友华），“从物质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１９６７年１２月稿），刊于胡化凯编：《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中国科学批判资料选》，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９３－３９４，３９６。笔者同时也参考了罗嘉昌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５日微信寄给笔者的他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摘抄周友华论文（１１月稿）的摘要。对比两稿，罗认为１２月稿对１１月稿做了不少改动，不仅文字水平颇有提高，观点上也有变化，还删掉了一些明显可疑的提法。（罗嘉昌给笔者的微信，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７日）
〔注６〕罗嘉昌在写完对周文的评价后（约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曾去物理所找“京区场研究小组”，遇见沈觉涟。沈告诉罗，“京区场研究小组”在天文台，周已经来过物理所，还骂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罗嘉昌给笔者的微信，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５日）
〔注７〕罗嘉昌保存的一页笔记。据罗陈述，１９６８年３月４日他参加中科院召开的讨论会时，曾向会议组织者询问开会的缘起，后者从其笔记本上撕下这页记录了刘西尧与聂荣臻对话的笔记。聂荣臻在１９６７年２月“中央碰头会议”上发言谴责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１９６８年３月底因被指为“杨余傅黑后台”而受到重点冲击，同年１０月底被停职。［３０］据记载，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５日下午，聂荣臻确曾听取中国科学院拟组织科技队伍到“黄淮海平原”做大规模科学考察的汇报，而刘西尧应该参与了汇报。（见参考文献［３０］，１０９０页；“布置恢复对黄淮海平原的综合考察”是刘在中科院重点抓的几件事。见参考文献［２］，１７０页）
〔注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批判文章（参考文献［３１］）的印刷时间被标注为“１９６７年４月”，这一定有误，因为其文中已经写明周友华１９６７年底才来北京，其作者不可能在得知周友华的论文之前就已经写好了批判它的文章。正确的印刷时间应该在１９６８年。
〔注９〕类似的想法和做法，其实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向“北京科学讨论会１９６６年暑期物理讨论会”提交的题为“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研究基本粒子理论”的论文中，已经可以看出苗头了。据罗嘉昌回忆，此论文以及有关的批判资料也发放给了下述“学习班”成员。
〔注１０〕笔者与罗嘉昌教授的微信交流（２０１８年２月）。
〔注１１〕吴介之（１９４０－）乃著名数学家吴大任（１９０８－１９９７）之长子，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空气动力学专业本科，１９６６年完成该专业研究生的学习。（https://www.mech.pku.edu.cn/aero/teacher/wujzh.htm，２０１８年２月３日查阅）。陆启铿称吴介之为批判组组长［３２］；吴介之自己说他不是组长，但是承认在组内是学术带头人（笔者对罗嘉昌教授的电话访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注１２〕笔者对罗嘉昌教授的多次访谈（２００８年夏，２０１０年夏）以及微信交流（２０１８年２月）。
〔注１３〕陈伯达倒台之后，原由中科院院部直接领导的”相对论批判组”，于１９７０年秋被划归物理所管理，成为该所的第十三研究室。按照院里当时的指示，该研究室仍应继续从事”相对论批判工作”，然而实际上，该室多数研究人员在１９７０年底以后已经停止了对相对论的批判，甚至对批判组早期的工作持否定的态度。在组织上，第十三研究室一直到１９７８年夏理论物理所成立后才被取消。（与罗嘉昌教授的电话访谈，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
〔注１４〕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召开的座谈会记录中，注明周友华已”参加北航批判相对论工作”，说明周在此之前已离开了中科院的批判组。（见”中国科学院召开座谈会讨论《相对论批判〔修改稿〕》的情况”）关于孔令华的详情，见参考文献［４］，１８２页。许多中科院批判组的成员看不起周友华的学术水平，但是孔令华却收留了周，很可能因为孔在北航组织的批判组主要批判广义相对论，并强调”参加大批判的队伍，应该是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结合，给工农兵以参加机会”。（孔令华在中科院”相对论批判”学习班全体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１日下午会议记录。）
〔注１５〕郭毕业的时间和专业见“郭汉英生平简介”（https://www.itp.cas.cn/tzgg/201006/t20100605_2974026.html，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１日下载）；郭服务的单位及其突出贡献，见参考文献［３５］。
〔注１６〕在北京对罗嘉昌教授的电话访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和２９日。因为到干校下放，罗嘉昌离开了相对论批判组一年多，直到１９７０年８月他从中央党校毕业，中科院又把他要去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见罗嘉昌，“我的哲学探索是怎样开始的”，３）
〔注１７〕陈亲自抓此事，可能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与动机。笔者以前曾作过分析（详见参考文献［４］，１８６－１９４页），在本文后面还会根据新获得的史料作进一步讨论。
〔注１８〕引文中的“［］”表示《全集》编者推定原文此处有漏字，但不能断定为何字。
〔注１９〕竺当天只见到了５位青年：“陈庆振（物理所）、吴介之（工厂）、邵济群（不久要走）、黄硼（天文台）和季梁（二机部原子所）。”
〔注２０〕对罗嘉昌教授的访谈。
〔注２１〕关于Brans－Dicke理论，请参见参考文献［３８］。
〔注２２〕李邦河（１９４２－），１９６５年毕业于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尔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２００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https://www.casad.cas.cn/aca/372/sxwlxb-200906-t20090624_1792046.html，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１日查阅。）
〔注２３〕罗嘉昌教授给笔者的微信，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５－１６日；参考文献［３９］。
〔注２４〕”高能物理所”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是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于１９７３年２月１日成立的。（https://www.ihep.cas.cn/gkjj/lsyg/201301/t20130124_3765588.html，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１日查阅。）
〔注２５〕关于”批判组”与理论物理所的关系，见参考文献［４１］；１９７８年６月９日，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通知》，规定”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物理研究所第十三室的基础上适当集中力量，在北京建立。”［４２］
〔注２６〕“上海关于《相对论批判（第二次修改稿）》的讨论情况”（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３日讨论，铅印稿，未出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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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亲历彭康之死及后事的处理
·王仲香·
明年又是个喜庆日子，交大１１５周年校庆到了。电制班６３届同学自１００周年校庆始，已经相聚三次了。真是酒越陈越香，人越老越亲，大多是过六望七的老人，仍热切希望明年再聚，从年初就有人开始张罗明年相聚的事儿了。
这一代交大学生回忆起校园生活，荣衰成败，喜怒哀乐，幕幕相连，波澜壮阔。谈及学校生活，无论峰顶波谷，浪花之上总会屹立着老校长的身影，这个身影影响着我们每个同学。由于１９６８年彭康去世前是我们电制６３班负责看管的，而我，因缘际遇恰巧亲历了这个事件，所以有许多同学多次问我彭康校长去世的前后经过。这触痛了我本不愿回忆却抹之不去的记忆，本不想说却不得不说。
和一般同学一样，我与彭康校长并不熟悉，进校后，听高年级同学盛说他革命时的英勇故事和迁校中事实求实的作风，从而成为我崇拜的英雄。那时，交大青年学子因为有彭康这样的校长而自豪。文革开始后，运动的洪涛凶猛几至疯狂，听说彭康校长也被批斗了几次。到了６８年，大多数同学逐渐看清了所谓的反修防修的斗争的真面目，厌倦了揭批斗争的无聊活动，文革初期那股狠毒与残暴劲逐渐消退。校园里已经没有运动之初那种三天两头抓人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的事了，彭康校长也由校革委会安排电制６３班的同学给“保护”起来。参加“保护”小组的同学全是挑选出来的“红卫兵”。我出身不好，自然没有这份资格，托了组长照顾，在后期才得以挤进这支革命队伍。
为什么我要硬挤进去干那本不属自己能干的事情呢？三年级开学时，俄语老师通知我可以开第二门外语，没想到文革暴风骤雨突如其来，二外开不成了。在“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我想彭康校长已经没有多少事了，如果能跟着他学点日语，总比整天学毛选强。于是挤进“保护”彭康的小组。谁料人算不如天算，心强不如命强，我去了大约只有一周时间，与彭康校长话没说上一句，他就被整死了。
那是个暮春时节，本该是草长莺飞万物竞生的时节，可是冬天的寒气仍然浓厚。彭康校长被整死的那天早晨，我早早起来，见小组的同学都在睡觉，彭康校长却不见了。去问组长，组长说是交大抗校的红卫兵昨晚送来了条子，要拉彭康校长去毛主席像前请罪，今早他们来人自行拉走了。我无聊地在门外转圈，周围静静的，早起的人低头缩肩，匆匆地走过，只有两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有一下没一下地收拾着冬青树间的杂物。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候，气氛冷清而僵硬，全然没有现在晨练的火热场景。后来我坐在台阶上，向西边张望，希望彭康能在那里出现，让我有个与他说话的机会。
过了许久，一群人从大路上转过，急急地向这边走来。站起来，先是看到前面两个人，接着看到四个人抬着什么，后面还有几个人跟着，连走带跑，不时磕撞着路边的冬青树。到了面前，前面两个人让开，我看清了，后面的四个人抬着的原来是彭康。彭康脸朝下，四肢被四个戴红袖章的人拉着，悬空吊在那里，头无力地搭拉着，随着那四个人的脚步晃动。到了台阶前，四个人松开手，彭康被扔到地上，动也不动地瘫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出面向我说明情况，一个红卫兵扔了一句，还不老实，装死！就一窝蜂地走了。
在那个没有王法的时代，恐怕即便警察在场也只有喘大气的份，没办法的！何况我是个西贝货，自不敢出面干预。
看着他们转过冬青树，顺着大路向西走去，我急忙下台阶去拉彭康。彭康校长软得像滩泥，怎么也拉不起来。我只得跪在地上，把他的头抱起来枕在我的腿上，然后双手掐着他的腰向上扶。这时彭康校长瘦弱的身子软软的，全然吃不上力，似乎沉极了。正在无奈的时候，打扫卫生的两个妇女过来，一个人把手伸在他的鼻下试试，轻声说，死了！一时我不知是没听清，还是没反映过来，瞪着眼，傻傻地看着她，她又重复说，死了。这次我听清了，头嗡地响起来。一把把彭康校长推到地上，冲进宿舍，到组长床前，边摇晃，边喊，快起来，彭康死了！
组长听到彭康死的消息，一骨碌爬起来，随着冲到外面，看了一眼，又回到房里，急急地喊起其他的人，七手八脚地把彭康抬回去。多年后，一个同学回忆说，他起来时，看到一群人围着躺在床上的彭康校长，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大家都没有了主意。组长拨开众人，向门外冲去，边跑边喊他去找医生。
我们焦急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不停地到门口向西张望。大家的血液仿佛凝固了，时间好像凝固了。
好不容易看到组长和一个人过来，急急地进了门。那人走到床边，拉开彭康的褂子，在那苍白的肚皮上抓了几下，肚皮上显露出一条条无法消褪的白白的条痕。这时那人急了，回过头说，快拿急救针？组长回头对我说，这个医生没想到彭康会是这个样子，他是下夜班回家顺便过来看看，没拿药。你跑去医务所要急救针，快！
我一路不停地向医务所跑去，要了急救药，又急急地冲回来，这时彭康校长身体已经冰凉了，急救针已经没有用了。我们的老校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最后倒在了“革命”者的手中。
那是清晨发生的事，中午学校领导就来人拿走了彭康校长早晨去请罪之前吃剩下的半块饼干和喝剩下的水，尸体也拉到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去了。
之后的几天，平静而沉闷，无聊无奈等待着。彭康校长的死讯在校园里已经流传开了，乱哄哄地流传着各样的说法。听说彭康校长的死与什么案件有关，中央对此很关心。某天，一个不愿意报姓名的同学电话中告诉我们他所看到斗争彭康校长的情况。那天，他在中心楼，看到一群人喊着口号，在电机实验室那儿推搡着彭康校长，有人在彭康校长头上打了一拳，彭康校长头就低下来，身子慢慢瘫软，这群人围上去，喊得更凶了。过了一会，人群散开，四个人抬着彭康校长向东门去了。一个在东一楼的同学也在电话中说，他看见四个红卫兵抬着彭康校长的手脚向东门走去，彭康校长的头低垂着，一步一摇，好像不行了。
彭康校长平日很注意着装，即使是挨斗的时候，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的，一身中山装，扣好每个扣子，领上的风纪扣也不忘记扣上。我们议论，也许就是这个风纪扣害了他。在他挨打后可能只是晕过去了，那帮红卫兵把他脸向下抬着，头深深低垂下，呼吸不畅，他本有患肺气肿，很可能因此窒息而死亡。
大约过了十几天，通知说要火化彭康了，让我们派个人去。谁去干这件为黑帮送丧的事？别人都是红卫兵，亲不亲阶级分，岂能干这样的事！我反正是黑五类子弟，干不干都是狗崽子，于是我主动承担了到火葬场去的任务。
火化那天，西安殡仪馆来车接人。我走之前，问王涟，在处理彭康尸体的事情上有什么想法。王涟默默想会儿，慢慢地说，他穿有一件毛衣，大概有六成新，还有那双胶鞋，也是新的。把毛衣、鞋以及袜子带回来。我一边听一边想，她不缺这些东西，可能是留下这些东西作为纪念，或是作为日后的证据。
先是到西安医学院，那是解剖彭康校长的地方。“保护”小组去了我一个，任务明确简单，去火化场取回骨灰。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看那阴沉着面孔很威风凛凛的样子，好像是些什么领导。我跟在他们后面，进了一间阴森森的房子，里面弥漫着剌鼻的福尔马林的气味。房中间一个大台子，上面盖着白布。靠边的长长的一排矮柜子，一溜排着三个大大的玻璃瓶，里面装着肠子内脏一样的东西。一位医生模样的人过来，拉开台上的白布，对着那几位围在台子边的领导说，这是彭康。指着那三个玻璃瓶说，“内脏全部取出来了，装在这里面。”他边说边拉开罩在彭康身上的布，露出肚皮，从下巴到小腹最下处，整个肚皮上有一条缝住的切痕。“现在肚子里装的是麦草，”他边说边用手在肚子上比划了几下。移动了几步，他指着彭康头部说，“后脑取了三条切片，保存起来了”。我站在领导们后面，觉得心阵阵收紧，面对着台上这具瘦小的尸体，一时反应不过来。心中自问，这就是彭康，这就是原来我敬佩的校长？文革前，听高年级同学讲过他的革命故事，哲学家，文学家，革命者……，这在我心目中竖起了一座神圣的丰碑。平日我见不到彭校长，但是每当学校有足球赛，就会看到他。他总坐在靠近体育馆一侧球场旁边的一张桌子后面，桌子上放着两包香烟，看着球赛，抽着烟，一根又一根。他虽然并不高大魁伟，可是，远远看去，他身上仿佛闪烁着光环，不由得赞叹道，这么瘦小的身子里，竟然蕴藏着不可估量的能量和学问，想起“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的句子，不由得感叹，真丈夫也！现在躺在我面前的他，一只裤管被卷到膝盖，一只裤管在脚脖处向上翻着；一只脚光着，一只脚上穿着绿色的胶鞋。瘦小、苍白、干蔫，比之我在６０年代困难时期所见过的路边弃尸尚且不如。房间里的人，都沉默着，静悄悄的，寂静如磐石压在人们头顶。久久，还是那位作介绍的人打破如死的寂静，说可以拉去火化了。
殡仪馆的人搬进来一个长盒子一样的东西，翻开四边，把彭康的尸体放在盒底，四边的木板竖起来，盒子成了具棺材。领导们已经退出去了，我赶紧找王涟要的衣物。在靠近柜子的地方，找着了灰灰的毛衣，卷了卷夹在腋下。一只草绿色军用胶鞋穿在脚上，自是不能脱下，另一只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只好放弃。
领导走了，彭康的尸体装上了车，那是辆大卡车，殡仪馆的人和我都爬上去，站在棺材盒子旁边。
汽车一路开去，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想问。车走了好长时间，进了一个院子。院子周围荒极了，地里密密地排列着一个个的小土堆。我想这些小土堆可能是埋骨灰的地方。
火葬场里已经有了安排，彭康来的比较迟，排在第四个。看着他们把彭康的尸体盒子放在大厅里，一时还不能进炉，我们就在那等着。
在我们前面火化的是个姓贺的。小车把他推过来，揭去盖在身上的红布，让亲属检查。看去挺福相，身下垫着厚厚的洁白的褥子，穿着一身黑呢子衣服。突然不知从哪里冲出一位姑娘，撕心裂肺地喊着爸爸，扑向躺在那里的尸体。两个人训练有素地挡住了她，她无奈地哭喊着，挣扎着，慢慢软软瘫在地上。一位像是她母亲的妇人，眼睛红红的，和几个人一起把她搀走了。
在铁轨上行走的铁车，载着尸体进了火化炉，尸体猛地一弓，小车乘机被抽出来，尸体和身下的铁板留在炉里。炽热的火和强劲的风，舔着新被褥和呢子衣服，把它们化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灰），飞舞着随风向上飞去，仿佛是一群黑色的蝴蝶蹁蹁起舞，伴送灵魂离开这不安宁的世界。
接下来，就轮着火化彭康了。简陋的木盒子被推过来，彭康直接被抬出来，放在小车的铁板上。敞开的上衣没有人替他掩上，卷起的裤筒一长一短依然如旧。与那姓贺的衣冠楚楚相比，这个颠倒的世界几乎一切都疯狂而无序，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哲学家、文学家、革命长者，竟然如此惨不忍睹地任人摆弄。
进了火炉，一样的一弓，一样的蝴蝶飞舞，在这里，没有级别之分，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宠辱之分，灵魂被无常引向何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大约半个小时后，骨殖从炉里被扒出来，火化后的骨头保持着原来的形状，混放在铁板上冷却。工人过来问，这些骨灰用什么装？是全部带走还是只带一部分？我想骨灰不能丢失一点，应全部带回去。于是，我去前面柜台买骨灰盒，售货员听说是给彭康用，好说歹说，坚决不卖。无奈之余，请示学校。回答曰，买块布包回来。因为没有白布，只得买了块红绸布，到后面看着工人把骨殖研成骨粉，全部包起来。
殡仪馆的车把我和彭康的骨灰一起送到东大街，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事只能由我自己处理了。现在记不起是谁的指示，让我在街上买一只瓷瓶，用来装骨灰。在东大街商店（靠近新华书店，现在已经拆了）里，我看着货架上摆成一排各种各样的瓷瓶，头脑渐渐清晰，捉摸着应该买只稍微好一点的瓷瓶以慰彭康校长在天之灵，就选了最贵的一只，蓝底青点－－他已经不是红色的了，还他一个清白吧！
回到学校，我把红绸子包着的骨灰、瓷瓶还有毛衣给了王涟，告诉她，鞋只剩一只，没有拿回来。她照旧没有任何表示，默默地接过东西走了。几十年过去了，彭康校长英名已经恢复，不知道王涟是否还健在，瓷瓶和毛衣是否还保留了着以使后人记住那个苦难的岁月？
彭康死后，学校通知看守人员必须提高警惕，特别要注意防范王涟自杀。我想王涟是不会自杀的。知道彭康的死讯时，她没有哭，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只是喃喃自语：“他走了，他走了……。”经历过革命战争九死一生的考验，多次政治运动磨练的人怎么会自杀呢？我相信她一定会咬着牙坚持到底，搞政治的人只要不死，终会有一天看到乌云褪去太阳东升的时候。可是学校的命令终是不敢违背，怎么加强防范，成了一个难题。最后，彭康校长房里的一套围棋，使大伙来了灵感。请她来下围棋！一来可以替她解闷，分散注意力，二来也便于监视。当时，任务交给我和另一个同学承担。这真是十分尴尬的事情。王涟忍受着铭心刻骨的痛苦，不得不下楼来与她儿子一般大小的学生们下围棋；而我们打着下棋的幌子监视着刚刚失去丈夫、年龄比母亲还大的白发人。好好的一种文人逸士的高雅活动竟然成了革命的利器！这种尴尬一直继续到电制６３班去上海实习才结束。
电制６３班要到上海电机厂去实习。那天我拿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彭康住所，王涟看我收拾行李，奇怪地问我们去哪里。当她知道我们的去向后，忍不住对我说起她儿子的事。她和彭康有两个儿子，都是抗战时期在山东生的。因为经常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就分别送给两个农民收养。解放后，一个儿子和那个收养的农民都找不着了；另一个儿子被找到了，在上海交大上学，应该在６７年毕业。可是，突然来临的文革打乱了一切，自他们当了黑帮后，两年多了，音讯断绝，死活不知。彭康死时没有掉泪的王涟，怎么也压不下母亲的天性，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虽然她说的很简单，我却听得很心酸。多年的阶级斗争，经常的划清阶级界限的压力，使我深深体会那种剜心之痛是多么辛酸难言。这就是革命？！
王涟的诉说打动了我，我问清了她儿子的名字，在校时的专业班级，答应去上海时帮她寻找。可惜，我的善良与警惕不相称，理想与能力不相称。我没有注意在我和王涟谈话时，身旁还有其他人，他告发了。当天吃过午饭，我的车票就被收走了，被留在学校，参加电机试制工作。
同学们从上海实习回来不久，开始毕业分配前的整肃工作，我被“揪”出来。我被质问的有三条，一是，为什么用红绸包彭康的骨灰；二是，为什么答应替王涟转材料（王涟曾说，彭康死前有许多话要跟组织说，我答应替她把这方面的材料转上去。事实上，她没有写过一个字，我也没有再问过）；三是，为什么要为王涟找儿子。为此，我背着一袋黑材料和“不宜使用”结论进入社会，去了水库工地。
彭康死去已有４０多年了，西安三兆火化场已不再是原先那样荒草凄凄，火化彭康校长时遍野的小坟堆被清理得干净，平地而起的绿树红瓦，相映生辉。不知晚上月明风清、夜深人静之时，是否可以听到枉死冤魂的长吁短叹。文革旧事已渐渐淡去，想回忆都是困难的。巴金未遂的遗愿，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因为“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巴金的想法触动了某些人的痛处，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所以他的想法生前无法实现而成遗愿。想来今后，要想实现遗愿恐怕也难。
彭康校长死了，一代豪士，风流英雄，却被几双污手抓着，拽扯着，搓揉着，死得不如市井小民。豪情何在？风流何存？
愿彭康校长在天英灵原谅他的不肖弟子，他们纯净的灵魂是因被邪恶所俘虏而犯下了罪恶；愿彭康校长在天英灵法轮常转，以惨烈死亡的血为不肖弟子洗清污染了的灵魂。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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