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陇：一个台湾人回到大陆后的经历
借硯村庐：一个文革中的传言与一个文革中的女名人
不 平：被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文革英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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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七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四〇期（zk2210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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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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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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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一个台湾人回到大陆后的经历 孙 陇
【人物春秋】 一个文革中的传言与一个文革中的女名人 借硯村庐
【亡灵祭坛】 被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文革英烈（下） 不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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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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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一个台湾人回到大陆后的经历
·孙 陇·
近一周笔者都在阅读一个叫孙柏铭的批斗材料，内容很多，并且很多内容还比较敏感，目前还不能过多的涉及到，只能在本文中蜻蜓点水地提到一下，待以后再慢慢地再讲。不过，抛开这些敏感内容，单就孙柏铭个人的经历来看，也有很多值得讲述的地方。他的经历可以看作是五十年代归国的那一批海外普通留学生的一个普遍经历，他的思想历程也具有典型性，虽然每个个体不同，但共性是存在的。
孙柏铭，１９２３年出生在台湾台南，四十年代去了日本，先是打工，后来考取了东京工业大学，五十年代前期毕业，在日本结婚，妻子是日本人，他也有一个日本名字叫柳原一夫。１９５５年２月，携家人随在日本的第四批归国华侨到了大陆，决心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在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动员和组织下，大约有八百多名留日学生回到大陆，孙柏铭就是其中之一。
回国的船只停靠在天津港，在天津他同其他一起回国的留学生在政府提供的招待所里等待分配工作，政府对这些归国的留学生还是比较重视的，基本上都被安排到大学教书或各科研机构，或许对他的台湾籍的身份有所顾忌，也或许是要让他从基层干起，孙柏铭被分配到江苏无锡国棉二厂当技术员。一年后被调到江苏省重工业管理局工作，在这里短暂工作后，他终于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冶金研究所搞研究工作，任研究实习员。
１９５９年６月，孙柏铭大学同学，１９５３年就回国的毛张法因特务嫌疑被捕，在毛张法的交待中提到曾试图发展孙柏铭为特务。毛张法的被捕对孙柏铭的影响应该很大，虽然他没有受到处分，但也已经成为重点对象了，１９６０年２月他被调离了研究岗位，到冶金研究所的图书室工作，同年１０月之后先后被调到上海有色金属机械修理厂、上海有色线材厂当车工、杂工，１９６３年２月调到上海有色合金铸造二厂任技术员，笔者手中的这些材料也正是有色合金铸造二厂组织调查的。
回国后的孙柏铭对大陆的政治和生活并不适应，与在日本时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在这些材料中有一份《交心书》，虽然没有注明时间，但从仅仅只写到在科学院工作为止的这点上来看，应该是五十年代后期或六十年代初期所写的。在这份《交心书》中他向组织讲述了他回国后的种种不适应：
由于资产阶级的人生观的关系，加上政治理论的薄弱的关系，回到祖国是在天津的招待所时期的错误思想，如下几条：
１、保持患得患失的情绪参加政治学习，而不是真正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去学习，觉得自己的政治水平已经差不多了。
２、看到祖国人民的经济上落后的生活情况，觉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杂志与资本主义国家差不了多少，都是宣传自己的好的一面。在日本看的《人民画报》、《人民中国》所报的喜报，都是特别例子。
３、回国以后不久高岗事件发生，回忆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一连串的恐怖的肃反运动，斯大林死后，Belng（贝利亚？）事件，觉得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老是发生政治事件，觉得可怕。但自己不是政治家，因此，这些难得理解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４、早回国的同学们对我说：“你以后说话要当心一点儿，要不然说错话人家要认为思想不好。”
在提到思想改造方面，他说：
思想改造带有强迫性，觉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连个人的思想都要收管制，没留（有）一份个人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里，不仅允许人家思想自由，随便人家去想共产主义思想。由（于）我国的革命不久，各方面尚未巩固，因此需要扣紧。大鸣大放开始，右派言论大量刊登时，政权巩固了，自由度放宽了，认为共产党度量大。反右开始时期认为共产党度量小，不如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有言论思想的自由。
另外，帝国主义时代看到，日本学生被强迫学习“天皇理论”，相信天皇而把自己的性命都献给天皇，荒谬的理论都能够使人家相信至于（原文如此，笔者注）信仰。思想改造带有强迫性觉得值得警惕，所谓哲学争鸣（疑似是“争鸣”这两个字，笔者注）归于信不信的问题，因此不采取独立思想就不行，对带有强迫性的学习有抵触情绪，政治书籍看不进去。
诸多的不适应，甚至让他产生不想在大陆继续工作生活而出国的思想：
由于对于社会主义的错误的看法和平均主义思想、享乐主义思想，民族感情有距离，语言上的困难，同志们的警惕性过分高，经济生活困难，不愿学政治，爱好自由散漫的生活等等，使得我在祖国的生活不愉快，企图出国。
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一举一动带有严肃性觉得吃不消，另外自己对国家没带来利益，不如出国，自己也好国家也无所谓。采取过分的要求、＊工，寻找出国的方法。
也许，孙柏铭回来后的种种不适应，是所有回国人员的一种普遍的反应，生活上的不适用还好克服，最主要的是感到有劲使不出啦，在国外所学的东西不能够施展出来，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自己对国家没带来利益，也做不出贡献，国家对他们也“无所谓”。这种挫败感让他心灰意冷，作为一个台湾人，毕业后不回台湾而来到大陆，本想大展身手，结果却让他很失望。
当时从国外回来再想出去，是不太可能的事。孙柏铭的另一份讲述从日本回来的各位同学情况的材料中，有一段讲述彭银汉的内容，其中也提到再想出国的事情，材料中说：
他（彭银汉）告诉我这样紧张的感情迟早大家都要经历的，千万不要再想出国，出国是不可能的，免得进一步引起人家的白眼。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据人家说由于周名和（也是归国留学生）后来申请出国，立场向右转，被送到杭州劳动教养三年。
这段内容是否真实，无从考证，但至少孙柏铭认为再次出国已经不太可能。也只有安心踏实地在国内工作，养家糊口了。
上海有色合金铸造二厂是一个小厂，当时人数仅仅只有一百多人，在这里他并不被重视，虽然是技术员，但从材料上反映，同事觉得他没有干劲，也干不好事情，这些也许都是一面之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这个厂工作的并不顺心。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有这样一个背景又是重点人物的人肯定也是被冲击，９月他的家被造反派抄了，之后是否受到批斗材料中并没有讲到，但经过审查后，年底被抄的东西又被还了回来，似乎他渡过了一关。
上海文革的形势比较复杂，上海的工人被发动的比较彻底，起来造反的也比较多。孙柏铭所在的工厂虽然不大，但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也存在派性的斗争。经过文革初期的惊魂之后，孙柏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开始积极投入到这场被成为伟大的运动中去，也许，为了自保，毕竟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如果再不积极点，很可能会在下一波的斗争中成为牺牲品。在材料中，保存有孙柏铭在一九六八年所写的几份大字报的转抄稿，语言之犀利、斗争性之强，超乎他一直以来“落后”的形象，他的革命性从以下１９６８年３月份他所写的大字报摘抄中可以窥视一二：
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利令智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设计的适当气候下，纷纷出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不触及是不可能的。这些牛鬼蛇神自动地“乖乖”地躺在砧板上等待我们革命人民去把它料理了。
痛打落水狗，打得稀巴烂，打得落花流水，寸草不留，受蒙蔽的革命群众，必须识破伪装的反革命分子的二面手法，彻底把它揭露，反戈一击有功。共产党员是必须同伪装的反革命分子猛扑下去，把它打得焦头烂额。
孙柏铭所写的这些大字报，特别是在１９６８年元月所写的《哪些人不容许再过党的组织生活？》的大字报，成为了以后他的罪证之一，组织上和革命群众把这篇大字报断章取义地来分段批判，让他有口难辩，这是后话。
如果说他选择回国是他人生中一次重大转折的话，那么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０日所发生的事是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转折，这一天，他成为了反革命分子。根据上海市有色合金铸造二厂给上级所打的报告《关于现行反革命孙柏铭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中所述：
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革委会成员李玉楼等同志去孙的住处（五原路２５３号２楼属该所家属宿舍）解决卫生设备使用问题。当李玉楼等四位同志进入孙独人占用的卫生设备房间时，发现孙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文汇报上的宝像）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笔者注：另一份底稿上后还写有“当作便纸扔在抽水马桶内的”）当时李玉楼等同志万分气愤（现场被这四位同志处理了），向我单位反映此件反革命事件，经调查核实后，确属事实。找孙谈话，其还非常嚣张，但在实施面前孙不得不交代自己恶毒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活动达数月之久。这是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的政治事件。
在经济条件不好的时代，人们经常把报纸当作便纸，如果稍不注意，把带有伟人头像或者名字的报纸这样使用的话，会引起麻烦，在笔者以往接触到的材料中也有涉及这类事情的。孙柏铭家使用的是独立厕所，他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同时估计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一天有人来他家来检查卫生设备，于是他就这样很偶然地惹上了麻烦。
在文革中，这样的行为，无疑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７日，在经过调查核实后孙柏铭被揪斗，７月２６日，该厂革委会向上级部门提交了《关于孙柏铭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处理请示报告》，１０月２６日决定对孙柏铭进行隔离审查。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８日厂革委会向上级部门再次提交了《关于现行反革命孙柏铭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在《关于现行反革命孙柏铭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报告中，除了“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外，还发扬了文革一贯以来的批臭批倒的风格，开始深挖他的历史，罗列罪名。报告中先是对现行罪行的揭露：
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罪行：
林副主席教导我们“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而孙却疯狂叫嚣“什么事情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对照，那太远了，太远了。”还说什么“法律书上找不到一句毛主席的话”、“天天学习老三篇有什么用？”、“学老三篇那是二十年以后的事。”甚至最近发现其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一书中的“完全”、“彻底”、“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等金光闪闪的子都用红笔划掉，更为严重的孙发展到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写出“战无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反动字句。
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摧毁了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毒根，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孙却在六八年一月十一日疯狂地跳出来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叫嚣“据说西班牙的斗牛师斗牛的时候，为了使牛发怒，于是都要拿块红布摇晃着牛的面前，牛因为看了红丝的东西以为火要烧它，凶猛百倍，怒气凶凶冲向斗牛师，这使观众得到惊心动魄不寒而栗的快乐感。”这是不折不扣影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妄图为已被打倒的大叛徒刘少奇招魂翻案的黑话。而且孙更疯狂地说什么“党中央、毛主席也没有到我们厂里来过”、“如果派这个东西那么香，毛主席为什么不把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共产派呢？”、“派已经处于日薄西山末日来临”。孙还颠倒是非地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惊动了一些好人”。
恶毒攻击无产阶级：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的上海“一月革命”纪念日，正当全市无产阶级欢欣鼓舞热烈庆祝“一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孙出于其反动本性又跳出来咒骂“日日夜夜、天天、每日无时不刻地看着红布带（指造反队、红卫兵的红袖章）整整二年之久，人们的神经都麻痹起来不兴奋了”、“于是红布带派头头煞费苦心想打强心剂（指“一月革命”庆祝活动）来挽回靡靡不振局势”、“目前，……不是提高红布带的威信的时候，红布带派已经完成历史任务（发动群众）了快要灭亡了。”而且孙还怀着刻骨仇恨地咒骂我们无产阶级是“比粪坑还臭”的“臭工人”等等恶毒言语。甚至最近这隔离室里把报纸上“保证了工人阶级对编写新教材的领导权”一句中的“保证了工人阶级”和陈伯达同志学习毛主席四篇哲学著作的接到报告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思想”、“脱离三大革命就是脱离实践”等字句划掉，这充分暴露了其反动的本性。
长期收听敌台广播：
孙自一九五五年二月回国以来，一直站在反动立场上收听敌台广播，有其是在中苏公开分裂和古巴事件发生后，孙收听敌台的广播的次数逐渐增加，特别是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至对其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６日隔离审查止的期间（除６６年抄家后半年未收听）几乎天天收听，孙所收听的敌台有美国、苏修、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电台。
以上这些现行的所谓的“反革命言论”大部分都是从他的大字报中摘录出来的，很多都是断章取义，比如就“斗牛师”一段，后面还有一句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数不清的派也带红布，惊动了牛鬼蛇神、走资派，同时也惊动了一些好人。”这与为刘少奇翻案风马牛不相及。而在“长期收听敌台广播”中罗列了很多敌台，但就是没有当时更为“反动”，并且孙柏铭会更关心的台湾敌台。
除了现实的反革命行为与言论外，孙柏铭还被认为是漏划的右派分子：
孙系漏划右派：
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中，孙的思想、言论完全是一个右派，当时孙攻击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使人都不必互相依靠，……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使人之间没感情”、“社会主义人是冷冰冰，大家都不讲理”、“社会主义人都是假的，外表装得好看，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孙攻击反右斗争是“先要人家说，说了以后又要反”、“法西斯运动方式”等等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由于当时在大叛徒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包庇下，才未戴上其右派分子帽子。
当然，从国外回来，又与特务分子有过接触，是更大的一个问题。该厂的革委会为了搞清孙柏铭是否是特务分子，花大力气进行外调工作。在费时一个半月的外调工作中，三个外调人员先后到了天津、大连、锦州、北京、西宁、合肥、南京、无锡，走访了数十个单位和个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最后还是未能肯定孙柏铭是日本或者国民党特务，但报告中还是提到他有嫌疑：
孙的政历和特嫌问题：
孙早在日本读大学的时候就与蒋匪派遣特务毛张法相熟，同住在一个学生宿舍——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馆。在１９５６年底孙和毛张上海相遇，毛就将孙作为特务组织的发展对象（毛张法５９年被捕，判刑二十年），通过提审毛张法，毛交代孙确是所发展的对象之一，而在发展过程中孙曾向毛供给过我科研尖端产品的设备及生产的情报。
孙与蒋匪特务黄传福州日本时也是住在一起，互相较为亲热。孙回国以后和黄有多次通信。经提审蒋匪派遣特务何文团、江福麟（系黄所发展之特务），目前还未发现孙是特务组织里成员。对此需作长期侦察、监督工作。
据多方调查，孙在日本读大学期间，确是参加了伪反动同学会，领取了蒋匪驻日代表团的补助金，填写了效忠“党国”的“忠诚书”，但孙至今顽固抗拒，拒不交代此事，实属顽固分子。
这次的外调工作，虽然不能确定孙柏铭是特务，但却意外地保留下来一批有关留日学生回国的材料。在这些上百页的外调材料，不仅仅保存了孙柏铭的有关资料，还保留了一批当时归国的留日学生回国前后的资料，以及为了这些留学生去向问题，国共两党在日本进行争夺的情况。虽然这些材料都是从其他人或者专案材料中摘抄出来的，但汇总在一起，还是比较难得和少见的。
在罗列了这些罪行之后，给出了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孙系是漏划右派，长期以来站在反动立场上收听敌台，泄露国家机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挑动内战，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攻击毛泽东思想，甚至发展到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实属罪大恶极，自对其进行隔离审查以来，不思悔改低头认罪，却态度极不老实，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进行垂死挣扎。
……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因此对孙柏铭的上述罪行，我们提出以下的处理意见：
孙柏铭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挑动内战，咒骂社会主义社会，实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留厂监督劳动。是否有当，请指示。
上海有色合金铸造二厂材料组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８日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孙柏铭被隔离审查，就一直被关押，虽然这份报告中提出他应留厂监督劳动，却实际上并没有被批准。根据该厂的“文革十年大事记”上记录，１９７０年５月８日，厂革委会再次拟写《撤销孙柏铭隔离审查请示报告》，认为对其“特务嫌疑”作内部掌握，同年６月２０日，因检查隔离室过程中，发现孙柏铭“恶毒攻击”新罪证，撤销隔离一事又一次搁浅。党支部、厂革委会拟写了《关于处理孙柏铭问题讨论意见》，后孙柏铭被正式送进了公安局。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１日，孙柏铭从公安局放回原厂，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
根据上述记录，孙柏铭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６日被隔离审查，中间还被送到公安局关押，到１９７１年８月回厂，被关押的时间长达近三年。在这期间，１９７０年２月，孙柏铭曾经企图用刀自杀，结果被发现，自杀未遂。为此事，厂里还专门召开了孙柏铭自杀未遂问题的座谈会，会上革命群众对孙柏铭的这一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中一个人的发言是：
是阶级敌人向我们无产阶级示威。他自杀是假，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在头颈上划了一刀，就买鸡蛋糕、面包等东西给他吃，没必要。我认为，等他伤口好了后，再对他进行一次批斗，使广大群众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希望本厂专案组向局专案组联系一下，马上进行批斗。
１９７１年８月被释放回厂的孙柏铭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并被降低了工资，一直到文革后被平反。材料中没存有正式的平反文件，但有一份《关于孙柏铭错案的专题报告》的底稿，虽然上面划划改改，但还是能够看到当时给他平反的情况：
孙柏铭同志在“文革”期间被关押、隔离，长期受迫害，是“文革”左倾路线的直接受害者，属于错案。１９７８年，厂党支部组织力量对该案本着实事求是的太多认真地作了复查。最后，经过党支部讨论，公检法对孙判决和结论与事实不符，对孙一切不实之词予以否定，彻底平反。多次向市公安局建议撤销这起错案。７８年６月１６日，市公安局作出了同意撤销的决定，至此，孙柏铭同志得到了彻底平反。同时恢复了他的技术员职称，并补发了工资。当时他很激动，感谢党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表示要听党的话。
根据他的要求和专长，让他调到宝钢任日文资料翻译工作，该同志现已退休。厂领导登门家访，对其日本妻子也表示了慰问，对此他深表感谢，表示要向前看，在有生之年为四化贡献余热。
这份报告上写的孙柏铭的年龄是６４岁，由此推断，报告写于１９８６年或１９８７年，这个时候也是文革各种案件最后落实政策的时期。
孙柏铭先生的经历讲述完了。五十年代与孙柏铭一同回国的八百多名留日学生的经历可能各有不同，这些人笔者不可能一一去了解和查询，但在相同背景之下，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左倾的思想不可能影响不到这些人，他们的日子想必也不会比孙柏铭好到那里去，各种猜测，各种怀疑，也一定会伴随着他们的生活。他们是一般的科技工作者，没有像邓稼先、钱学森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掌握了尖端科技，受到额外的重视，但他们回国之际，抱着和前者一样的理想和信念，希望为这个新政权做些贡献，但现实很残酷，他们的热情并不为这个新政权所信任，一生所学被荒废了，理想也破灭了。
孙柏铭先生最后说，要为四化贡献余热，其实，自回国之后，何尝有机会发光发热？这是个人之悲？还是国家之悲？
□ 来源：故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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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一个文革中的传言与一个文革中的女名人
·借硯村庐·
在文革的造反派头头中，不止是只有年轻的红卫兵，也有一些是有相当资历与职务的领导干部，其中有的还是女性。例如，北大的聂元梓就是一个，四川的张西挺也是一个。而在人们如今大多已经淡忘的文革女性名人中，还有一位当时也是赫赫有名的。
先来说一个文革中的传言。
文革的时候，人们把政治当成最大的事儿，就连平时聚在一起聊天，也是把政治当成主要的话题。不过，有的人却在闲聊的话题中，加进了不少荒诞传奇的内容，于是这些传言就满世界地传播，让那个时候茶余饭后有了不绝的谈资。
话说１９６５年李宗仁先生在经过多年的海外飘泊后毅然从欧洲回国，成为当时一件惊天的大事件，一时坊间议论纷纷。李宗仁先生是从海外伉俪同归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也一同回到国内，并且陪同丈夫在国内参观游览。这位郭德洁女士早在民国时期就是女名人，十几岁就与军中悍将李宗仁相爱，李宗仁与结发妻子离异并与郭德洁成婚，此后郭德洁女士陪伴丈夫经历了多年的政治风云，直至最后赞同丈夫归国定居，可谓妇人之中的有识之士。惜乎郭德洁女士归国后不久发现患上癌症，后来医治无效在国内去世，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愿望。随后，老年寂寞的李宗仁先生另外找了一位夫人，陪伴他直到逝世，这就是后话了。
而在文革当中，不乏想象力的人们想起了郭德洁女士，于是便编出了所谓梅花党的故事，在全国流传甚广。这些故事里讲到，郭德洁女士当年曾经知悉了美国战略情报局潜伏在大陆的间谍，其中竟然有第二任国家主席的夫人，便向最高当局揭发了这一惊天大阴谋，从而揭露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打入高层的间谍组织，挖出了多个极为阴险善于伪装的美国战略潜伏特务。
后来，梅花党的故事又有了升级版，讲到有一天郭德洁女士上天安门参加重大政治活动，忽然发现有一个女人是她原先认识的美国潜伏间谍，而这个女人现在却是文革中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于是就向中央紧急报告，那个女人就在潜伏多年后终于落入了法网。
文革中传说的所谓梅花党故事里说到的这个文革女名人，就是当时国家科委的造反派头头张本。
要说这位张本，文革初期可真是大名鼎鼎。因为她就像聂元梓和张西挺一样，是不多的属于老干部起来参加文革造反的造反派头头，而且还是女性，因此大家对她就是印象很深了。
在文革初起的时候，张本时任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一位有一定资历与地位的领导干部。开始的时候她就积极参加文革初期的造反，受到原科委领导的批评处理。随后，她在国家科委的文革中，带头批判国家科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韩光等当权派，得到中央一些人的肯定和支持，并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日首都科技界万人大会上被安排重点发言。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张本还被安排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又一次领头发言批判韩光和国家科委原来的领导，受到当时中央负责人的重视。不久，张本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以包括她在内的九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为临时权力机构，带领一些人夺了国家科委的大权。同年３月，张本出任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北京的国家机关文革运动中声名赫赫。
网上有一则文革史料，可以看看张本当年是如何的炙手可热势绝伦。
◇ 张本以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主任身份在批判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我代表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和国家科委系统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向长期以来和我们一起战斗，一起获得胜利的国防科研战线上的战友们致敬！今天的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发控诉了篡军反党分子罗瑞卿的滔天罪行。今天的大会开得很好，祝贺大会的成功！
首先，我讲一讲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五一”接见我的情况。并传达一下毛主席对我们的最新最高指示。“五一”那天晚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来到了天安门，顿时，城楼上，广场上一片欢腾，群众的情绪沸腾起来了。大家看到了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开始我坐在城楼的东面，后来，我就向西面走去，刚走了几步，看见毛主席迎面来了，我就迎上去，毛主席伸出手来跟我握手。随后毛主席就向东面走了，还跟一些外宾握手。外宾看到了毛主席同我们一样非常高兴，非常激动。不久，毛主席又走到西面去了。在这以前，谢副总理还对大家说，要维持秩序，毛主席来的时候，不要忙着把手伸出来，大家站好准备照相。可是，毛主席一来，多少只手都同时伸出来了，毛主席和大家一一握了手。我已经和主席握过手了，我又第二次伸出手来，毛主席又一次和我握手后，就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中间，我跟着毛主席的后面走，想再看一看毛主席。
毛主席走进城楼的大厅，这时候有许多外宾走进去，毛主席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握了手。这些外宾见了毛主席情绪也很激动，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外宾们走出大厅之后，这时候，大厅里只坐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我站在大厅门口往里看，当时我想能多看一会儿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时江青同志一眼看见了我，她和主席说了几句话，毛主席点了点头。江青同志走出来对我说，毛主席要接见你。她把我带到毛主席的身边，站在离毛主席只有二尺远的地方。看见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有千言万语要跟毛主席说，可是那时候，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主席站起来和我握手。我把千言万语变成了一句话，我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毛主席的健康就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亲切地对我说：“应该祝科委同志们万寿无疆，应该祝人民万寿无疆！”我听了主席这几句话，感动得要掉泪。我们伟大领袖这样尊重人民，这样关心人民，联系人民，支持革命群众，跟人民群众心连心。正当我感动得说不出话的时候，江青同志就向主席介绍说：“她是国家科委张本同志，他们把韩光一伙打倒了，他们那里的运动搞得不错。”毛主席慈祥地对我点头微笑，并亲切慈祥地对我说：“女同志也一样革命，一样造反嘛！”这几句话不仅是对女同志最大的鼓励，同样是对男同志最大的鼓励。这句话，就是毛主席鼓励我们造反有理，不论男女同志都可以起来造反。接着，毛主席又说：“你们把反革命韩光打倒了，你们夺权，夺得好！”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高的评价。毛主席又亲切地问我说：“你现在担任什么工作？”我回答说：“在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工作。”毛主席又问：“是科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吧？”这时，周总理说：“也就是了吧。”这时，毛主席把我介绍给林副主席。我是第一次看见林副主席，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眼神非常有力，身体很健康。毛主席对林副主席是这样说的，主席说：“她原来是个局长，和群众一起造反了。”周总理也说：“他们那里的运动搞得不错。”我想找几句话说明我们还有缺点，运动还没有搞得很好。可是，当时激动的心情呀！使我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了。我说：“这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周总理、江青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话刚说完，毛主席点了点头，微笑着再一次和我握手。这是第四次握手了。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都和我握了手，这时我退出了大厅。
我的心久久平静不下来。外面在放焰火，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完全是在幸福的回忆中。我回想起在运动初期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支持了红卫兵运动，支持了“一月风暴”，支持了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支持我们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国家科委在这一年里是“天翻地复慨而慷”的一年。去年五月就展开了斗争，韩光亲自出马，赤膊上阵，镇压革命群众。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是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使得我们顶住了白色恐怖，经受了种种考验，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揭开了科技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打倒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韩光。
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历史文件《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了，这对中国和世界革命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我们国家科委要开展纪念《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活动，总结一年来斗争实践的经验，把本单位的斗批改引向一个新阶段。
〔来源：国防科委第六、七、十院“１０２５”批斗刘邓贺罗筹备处《批斗刘邓贺罗战报》１９６７年６月１日〕
不过，文革是一场极少数高层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运动，一些在运动初期风头正劲的风云人物，不知道在哪个时候哪个问题上得罪了高层人物，立马就会被打倒。王关戚和杨余傅是如此，张本的命运也是如此。这位几个月前还被江青重视和引荐、并且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几篇大批判文章的张本，就在担任国家科委革委会主任刚刚半年的时候，又被江青点名说是坏人，立即从权位的顶峰坠落下来，遭到了无情的批判。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９日，张本被逮捕关押到北京卫戍区，４月国家科委对张本开展的批判就给张本戴上了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吓人大帽子。随后，张本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张本究竟为什么在文革初期的运动中从大红大紫到锒铛入狱，也不清楚她的最后命运又是如何。但是，说她是所谓梅花党的美国潜伏特务的传言，肯定是无稽之谈的。她不过是在文革初期投机造反未成功，在险恶的政治运动风浪中翻了船罢了。而像张本这样命运的，当时还有王关戚和姚登山等好几个名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特定的政治运动中的悲剧人物。
文革本身就是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政治运动。好人也会在文革中，因为不知这运动究竟想干嘛，又该跟着谁和干什么，而被忽悠得不知该怎么办。而一些看错了风向、响应造反号召起来积极参与造反的人，一旦在运动中被利用完了，就可能被弃如敝屣，从此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张本的文革经历，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不过对那些研究文革史的人来说，却是不会忘记张本这位当年的文革女名人的，因为像她这样属于资历较老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又是女性的，就是在文革中也是并不多见的。
□ 原载作者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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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被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文革英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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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zk２２１０c）
◇ 青海安文忠（１９４６－１９６９·９·２３）
安文忠，西宁市东郊公社下十里铺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只上过四年小学，十五岁参加生产劳动。６８年６月至８月，书写文章、标语、传单１１００余张。内容有：
拥护以王昭为首的青海省委！
拥护彭、罗、陆、杨、谭震林、安子文！
拥护刘少奇主席的司令部！
中国人民想念亲人刘少奇主席！
跟着刘主席，永远干革命！
跟着刘主席，革命干到底！
打倒林彪、江青！
林彪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拥护刘少奇当中国共产党主席、邓小平当副主席！
坚决捍卫刘少奇主席的革命路线！
书写后，把这些传单锁进一个小箱子藏起来。３月９日晚１２点出门于西宁市内数十条街道张贴标语，直至凌晨３点，共张贴９００多张。事后以反革命罪被捕。被捕后，对自己所为供认不讳。入狱期间，书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保卫刘主席，死了也甘心”的口号。青海省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认为，安文忠书写、张贴、散发文章、标语和传单，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恶毒攻击”，是“怙恶不悛、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３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０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１９８０年７月３日，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为安文忠平反昭雪，追认为共青团员，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青海省志审判志》，《青海审判志》，《西宁市志审判志》，《西宁市志公安志》，《西宁市志大事记》，《城东区志》，《青海省情》，《青海省志报业志》，《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划破夜幕的陨星》，《千古功罪，我来评说：黑星人时评集》
◇ 江西陈耀庭（１９３２－１９７０），谢聚璋（１９３６－１９７１）
陈耀庭、谢聚璋夫妇，１９６１年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瑞金大学任助教，翌年８月，他们调到赣南医学专科学校当教员。１９６３年陈耀庭因为彭德怀鸣不平被开除团籍、行政开除留用，留在赣南医专附属医院任收费员工作。
文革开始后，他们写了《敢想敢说（一）》、《敢想敢说（二）》、《告全国人民书》、《再告全国人民书》、《告全军同志书》、《陷害一大片、提高一小撮——驳〈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５期的两篇文章》、《黔驴技穷——驳〈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辱骂不是战斗——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一评、二评、三评“文化大革命”等１３篇文章和《致毛泽东信》、《致中共中央信》、《致周恩来总理信》、《致刘少奇主席信》、《致陈毅副总理信》、《致北京卫戍司令部党委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信》、《给江西赣州军分区党委信》等１４封信件。其中说到：“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受到彻底清算，受害的同志一定会得到昭雪，林彪、江青等罪魁祸首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林彪、江青一伙现在虽然炫耀一时，但只是‘三月桃花一时红’罢了。”“林彪是党内最大的政治投机分子，是李林甫式的人物”，“江青，这个慈禧式的皇后娘娘，和历史上的内官揽权一定要勾结外臣一样，和林彪正好狼狈为奸”，“林（彪）、江（青）倒是名副其实的埋在毛泽东身边的左右两颗最大的定时炸弹”。“林（彪）、江（青）、陈（伯达）之流，是我党我国真正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运动。”他们怒斥林彪、江青这些“阿谀献媚的馋臣奸妃”，指出：“个人崇拜所以会有今天这样的疯狂，与林、江之流的无耻吹捧是分不开的”。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５日，他们分４次由赣州向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中共中央、《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上海、武汉、福州、南昌等地的党政机关、军分区、军区投寄了共计７７份、总字数达７万多字的信件。被定为“全国罕见的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案件”，简称为“六七七”反革命匿名信案件。
陈耀庭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被捕，１９７０年３月被判处死刑。谢聚璋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１日被捕，３月１６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１日死于劳动农场。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６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给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复查报告批复，撤销原判，为陈耀庭夫妇冤案彻底平反昭雪。１１月，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俩为革命烈士。
陈耀庭的尸体已经不知下落，谢聚璋的尸体也是从与别人葬在一起的墓中挖出，经过甄别后火化的。虽然天竺山革命烈士公墓陈耀庭和谢聚璋各占了一格，可陈耀庭那一格里面只有他的衣服和悼词烧成的灰。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迁往苏州市烈士陵园。
参考文献：《江西省大事记》，《江西省法院志》，《赣州地区志（一）》，《赣州地区志（四）》，《赣州市志（下）》，《赣州地区法院志》，《震泽镇志》，《复旦英烈传》《上海高校英烈谱》，《热血丰碑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９５》，《赣南历史上的今天》，《天地翻覆》
◇ 甘肃毛应星（１９２５－１９７０·４·１４）
毛应星，西南农学院毕业，文革时在兰州农校任教。
其长兄毛应斗，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和当时在西南联大附中任教的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他们曾组织一些同事，作过一次旅行，所到之处，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的迎送。毛应斗是个集邮爱好者，他保留了中外数百枚邮票，上面列宁、斯大林的头像，也有蒋介石的头像。毛应斗和杨振宁、李政道等赴美留学，把这些东西留给他的妹妹毛应星代为保管。文革中，这些照片、邮票成了毛应星的罪证。她被残酷批斗。
她向党中央连续写信，决定到北京上访。信中写道：“文化大革命积极因素的反动，表现在对毛主席个人极端迎捧和谄媚，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现在兰州各地都贴忠字，我认为这分明是唯心论，所谓重视动机，否认效果的表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忠，岂不陷于唯心论里去吗？忠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吗？……忠于毛主席而不忠于人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她两次去上访，两次被抓回。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３日被逮捕。在监狱里，她写了７本笔记、１００多篇文章、书信和申诉书，加上入狱前部分笔记，共留下了３０余万字的文字材料。其中有：“林彪是蒋介石式的卖国贼，康生、陈伯达等是资产阶级政客。”“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林彪的文章和报告，使人感到突出的一点是为个人歌功颂德，这不能代表伟大，反而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实际上是假崇拜真丑化。”
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４日毛应星被判处死刑。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以〔８０〕民优字第１７０号文件，批准毛应星为革命烈士。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复追认毛应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平凉地区影剧院隆重召开毛应星平反昭雪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批准毛应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追认毛应星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批复》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为毛应星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毛应星丈夫李如璋将有关方面发给他的抚恤费、冤狱费共二千元人民币，全部替毛应星烈士交了党费。毛应星烈士的骨灰由平凉地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程护送到兰州，安放在华林山烈士陵园。
参考文献：《静宁县志》，《甘肃省志大事记》，《甘肃省志审判志》，《甘肃省志妇女志》，《平凉地区志（上）》，《平凉地区志（下）》，《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妇女名人录》，《春风化雨集（下）》，《天地翻覆》，《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
◇ 河北张坤豪（１９４２·１１·５－１９７０·３·１９）
张坤豪，文革时为河北省电信工程队的工人。
１９６８年７月６日领导勒令张坤豪写检查交代。他在写的材料里，正大光明承认：我热爱刘少奇主席，并公然写下了：“刘少奇主席万岁”的“反动口号”。
先后写了９份书面材料，材料中有：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数以千计万计的革命先烈们被重新判了政治死刑。多少无产阶级革命家今天受到惩罚，今天的党成了一人一党，这是马列主义政党吗？这叫过河拆桥！”
“中央的任免干部不是任人唯贤，”
“我认为我们的国家被个人迷信充塞着。”
１９６９年８月４日他写了一份《自决书》：
我叫张坤豪，是一个工人，在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省，到基层运动中一系列方针政策路线，我感到这不是什么治国之道，我从心眼里热爱刘少奇，反对毛泽东，但在今天我又无力进行反抗，今写此信宁愿一死，以表示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决心。
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５日他被正式逮捕。３月１９日下午３点开批判会后被枪杀。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９日，保定地区中级法院宣告张坤豪无罪。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日，张坤豪被追认为烈士。
参考文献：《保定市志第一册》，《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划破夜幕的陨星》，《春风化雨集（下）》，《失踪者的足迹》，《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
◇ 新疆忻元华（１９３４·７·２７－１９７０·５·３０）
忻元华，浙江鄞县人，文革时为铁道部新疆哈密水电段工人。从１９６３年２月至６月，忻元华为国家前途担忧，使用笔名或真名，给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４８家报纸杂志社投寄信件九封共１７７份。１９６３年７月３日，忻元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７月２８日正式逮捕。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５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忻元华管制３年，交群众监督改造。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５日，忻元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陈述对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意见。２４日将信交给了所在单位组织，并“请转呈毛主席”。第二天，忻元华经群众批斗，游街后，再次被拘留，同年９月１１日第二次被逮捕。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但忻元华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思潮进行有力批判。５月１３日，忻元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１９７０年５月３０日上午，对忻元华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审讯结束之后，忻元华被立即绑赴公判大会，游行示众，并执行死刑。
下面是忻元华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５日第十次写给毛泽东的信的部分内容：
“但是，您是否识知到，这以后您并没有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带头贯彻这个英明的决定。您是否意识到五七年反右派，五九年反右倾在无形中把您的“言者无罪”的庄严保证，演变成“言者有罪”了，您是否意识到您五七年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精神实质，后来上由于大规模的反右运动而名存实亡了。您是否意识到这以后一切党内外的有志之士都不说白话了都学习说暗语了。您是否意识到这以后大家都无可奈何地或者是别有用心地奉承您，迎合您，歌颂您，甚至连最纯朴的工人和农民也迅速地学会了在政治上说假话，喊万岁，而不敢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了。您是否意识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竟然退化在政治上普遍地说假话的民族了。您是否意识到这以后您是生活在自我陶醉的海洋里，生活在歌颂的铜墙铁壁的重重包围的迷宫中？您是否意识到这是比糖衣炮弹还要厉害千百万倍的糖衣核弹啊？您是否意识到您的豪华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您的自我陶醉的生活使您远远的脱离了丰富多彩、生动具体的现实世界，远远地脱离了最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您是否意识到这种豪华的养尊处优的生活，这种自我陶醉的生活，使您的身体逐渐发胖了，使您的思想逐渐变瘦了，使您的革命思想逐渐衰退了。你是否冷静地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在歌颂的铜墙铁壁的重重包围中，看不到祖国的真象，感觉不到人民脉搏的跳动，洞察不到工农劳苦大众心灵上和肉体上的痛苦。您是否意识到自己确确实实是生活在豪华的小天地，生活在歌颂的迷宫中，生活在高空云雾里，您是否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使您枉有一对健康的肉眼和耳朵，而在政治上你简直成了瞎子和聋子，成了骇人听闻的白痴啊？（毛主席啊！我是多么不愿意用这种刺伤你的自尊心的字眼啊！但是有什么更确切更通俗更形象化的名词来描述这种完全由于您的过错所造成的极其可怕现象啊！人所共知，这种可怕现象在斯大林这样伟大人物身上出现过啊）您是否意识到这种可怕的现象对您对祖国人民对党都是多么危险啊！您是否强烈的意识到，已经到了对谁都不敢完全信任的地步了。您是否意识到自己真正是孤独得可怕啊！您已经强烈的觉察到原来同自己并肩战斗的最亲密的战友们都成了可怕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 难道您真的认为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吗？难道您真的认为自己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人吗？难道您真的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革命的化身，社会主义的化身，党的化身人民的化身吗？难道，您真的相信自己就是智慧的化身，是什么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吗？难道您没有意识到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千百万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和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奋斗吗？难道您真的认为没有您就不会有一个新中国吗？难道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中诞生而仅仅是您一个人自己的天才创造吗？难道您的光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只用于改造别人，而不适用于改造和约束自己吗？
主席啊！七亿吨级核弹的引爆装置马上就要发爆了，请您老人家赶快醒悟，赶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评的紧急行动啊！
笼罩着整个祖国上空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乌云，必将在空前觉醒的亿万人民风暴的袭击下，迅速地被驱散，一个无限美好的祖国和无限美好的世界，已经在微笑着向我们招手，让我们运用革命者应有的勇气和智慧，去迎接这个无限美好的明天的早日到来吧！”
１９８０年７月，乌鲁木齐铁路局在忻元华的家乡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１９８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忻元华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新疆通志审判志》，《哈密地区审判志》，《中国要案录》，《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鄞州革命英烈传》，《鄞县英烈３》，《血染的丰碑续集》，《中国现代冤狱纪实》，《春风化雨集（下）》，《天地翻覆》，《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 湖南汤玲瑛（１９３４－１９７０·３·５）
汤玲瑛，女，高中文化，文革时在醴陵红旗陶器厂工作。
１９６８年６月，她从日记中挑选了几篇写成７张大字报，末尾署名为：革命群众汤玲瑛。大字报标题是：“谁反对刘、邓、陶，我就坚决反对谁！！！”大字报中她写道：“我坚决拥护刘、邓、陶，为什么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创始者。”大字报中列举刘、邓、陶投身革命几十年的艰苦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痛斥林彪、江青集团打倒刘、邓、陶的险恶用心是造成人民与党“离心离德”。针对林彪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她在大字报中写道：我坚决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要继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她把７张大字报一字儿排开，贴在了厂部职工食堂门口。１９６８年６月７日，汤玲瑛被抓到醴陵县关押、审讯，１９６８年８月被捕。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地方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汤玲瑛有期徒刑２０年。汤玲瑛在《申诉书》中揭露：“中央文革有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用妖言惑众，蒙蔽群众，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指责林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狱中，汤玲瑛拒绝做“大事”（早请示，晚汇报）。她对管理干部说：“我为什么要敬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他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难道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只有林彪一个？”
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当局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提请改判汤玲瑛死刑。上午在地区开过宣判汤玲瑛死刑大会后押回醴陵，下午在万人大会上再次进行宣判后处决。没有通知家属，也不准许收尸。尸体由劳改队就地掩埋。
１９８０年５月，中共醴陵县委、醴陵县人民政府召开大会为汤玲瑛洗雪沉冤。１９８２年２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彻底平反，并报民政部批准汤玲瑛为革命烈士。烈士的遗骨终于从荒草萋萋的荒土冢中清理出来，重新入殓，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
参考文献：《湖南省志大事记》，《湖南省志人物志（下）》，《湖南省志政法志·审判》，《湖南省志·党派群团志·妇女团体》，《株洲市志人物》《株洲市志·政法》《醴陵市志》《醴陵法院志》《湘潭县志》《醴陵陶瓷志》《湖南历代人名词典》
◇ 江苏陆兰秀（１９１８·２·１３－１９７０·７·４）
陆兰秀，女，１９４０年入党，曾出席开国大典，文革时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因为反对“打倒刘少奇”、反对打倒其他老革命家，被打成“铁杆保皇派”，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于１９６８年５月３日起被关押审查。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４日，陆兰秀开始了她在囚室中的第一次绝食，并且交出了总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的八篇文章，长达２·９万字，以后又写了《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告全国人民书》《再告全国人民书》《吊岳飞之死》《战争论》《含沙射影》《人民的要求》《自由》等多篇论文和杂文，对当时的文化艺术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外交政策等进行了批判，还多次致信毛泽东。１１月１７日，陆兰秀继续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
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０日，陆兰秀被囚入以手段残酷著称的“苏州市工人纠察队总部”，在惨遭折磨中，继续写文章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并指名道姓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的错误。３月５日，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并致电毛主席，要求毛向真理投降。宣布自己“与共产主义运动共存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３月１８日，陆兰秀被正式逮捕，关入苏州司前街监狱。１９７０年７月４日，被杀害于苏州市郊横山山麓。身后遗留下来有七大卷所谓的“罪证材料”，十四万多字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论文、杂文和意见书，以及当年她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撕光了衣服，打掉牙齿以后，用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她的慰问金安装的两颗假牙，购买的一块手表。
１９７８年陆兰秀获得平反昭雪，１９８２年４月２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发文，恢复其中国共产党党籍，追认陆兰秀同志为革命烈士。
下面是一些文字摘录：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致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为了全国人民的命运，为了世界革命人民不致迷失航向，为了马恩列斯的事业不致中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撤销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和办法，取消一切代号和密码，恢复全国人民的政治身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会感激您！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机构，是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专政机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患病的人和怀疑有病的人，都动辄加以拘留审查，甚至加以判刑或劳改，或戴上帽子加以管制，无论判得怎么轻，时间怎么短，一经如此处理，这些人就从此抬不起头来，他们的子女家属也会受到牵累。子女从小学读书起，小朋友们就会加以辱骂，使这些儿童从小就感到社会的冷酷，造成畸形发展。他们长大以后，对社会就会抱有对立情绪。人类的寿命相当长。对阶级斗争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旧的阶级敌人没有死亡，新生的阶级敌人又一代一代滋生，敌我矛盾的比例不断扩大。如果是这样，人类的仇恨和对抗何时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何时能够熄灭？共产主义社会又何时能够到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在１９３９年讲的一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毛主席在当时政权还在反动派手中的条件下讲的。到目前阶段，政权已两度夺在毛主席手中，现在再学这句语录，就有重新解释的必要。如果不讲条件、不讲限制地讲造反有理，中国社会将永远宁日。马克思一直教导人们，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在现阶段如果还要讲造反，就应该是把人们从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说得更清楚一点，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解放全人类。
现在政法部门把一些有不逊言词的匿名信，都作为反革命案件看待。我想，真正怀有敌意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有些匿名信不过是对某些社会现实怀有不满情绪而已。如果查获了这样的写信人，政法部门不妨对他说：你的信收到了，你不要怕，有些话你说得对，有的不太对，欢迎你把话说完，说完了再一并向你解释。如果能消除他的顾虑，使他能畅所欲言，把话讲完，然后再分析他的思想，什么对，什么不对，为什么对与不对，对的都表示接受，并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以后如有意见欢迎再提。如果能这样，根据常识判断，以后他就不会再寄匿名信了。甚至他还会把这位工作人员当作知心人常来交谈。这样处理，比那种不分别具体情况的追查、判刑，岂不好得多？
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加强上层建筑的力量，曾经从各工厂抽调了有十年以上工龄的大批优秀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也就是说，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不是增加了，而是相应地减少了。为了今后加速建设的需要，在目前发动知识青年四个面向之中（注：四个面向指“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远地区、面向工矿企业”），是否可以将重点放在面向工矿方面呢？各个非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安排年龄较大的人员去做这些工作，而把大批青年放到工矿企业中去培养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决条件，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全国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可以自由地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存在决定意识。“存在”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个崭新的局面就会出现。
时至今日，如果还对所谓的八类人、九类人（注：所谓的八类人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加区别地保持对立情绪，把他们都当作阶级敌人看待，甚至由此而造成其他一些人的困难处境，岂不是阻碍了建设无阶级社会的进程么？
从６６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
从来的统治者总是采用各种愚民政策，歪曲事实真相，欺骗人民，利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一套套美丽的谎言，把人民变成自己的俘虏和驯服工具，驱使他们去残害自己的同胞，或干尽损害无辜人民利益的坏事。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把本来心地善良的人们，和各工厂的优秀工人，驱使成压迫人民的工具，剥夺了他们原来的人的尊严和原来崇高的无产者称号。
参考文献：《江苏省志大事记》，《江苏省志·审判志》，《苏州市志第一册》《苏州市志第三册》《殷殷关山血·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一生》《陆兰秀狱中遗文》《热血丰碑·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９５》，《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 重庆方运孚（１９１７·１－１９７０·３·６）
方运孚，文革时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职员，１９７０年２月被捕，１９７０年３月６日被害。平时言论：
“你看他手里拿着红书，口里喊着万岁，好像最最革命的样子，其实这是假象，和戈贝尔的宣传差不多。正如市场上的摊贩，大声叫卖，总要把坏货说成好货。”
“林彪、江青野心很大，什么革命路线，醉翁之意不在酒，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上台”；
“你看，多有趣！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朱总司令到哪里去了？这不明明是说谎吗？那时他的地位还很低呢。这样宣传是为了什么，你想过没有？”
“你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不是教条主义是什么？”
“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经济上不去，哪来民富国强？”
“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句句闪金光，说的是真话、老实话，真是人民的父母官。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长久，千秋万代受人崇拜。”
他还说：林彪“大树特树”是“欺世盗名”；江青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威望不高，到处讲话，信口雌黄，群众不服。并且预言：“别看他们得势一时，这种状况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在“牛棚”里，继续书写、阐述着他的观点。他还以对联形式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打击一大片，尧舜禹汤皆右倾 保护一小撮，桀纣幽厉最革命”
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公检法军管会给方运孚定罪的主要“罪证”，罪名是“以书写反动对联等方式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运动”。
１９６８年冬，方运孚被揪了出来。１９６９年夏，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把材料送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认为不构成反革命，不予接受。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中，问题重新提了出来，１９７０年２月２日，重庆市革委会批准逮捕。市革委会承办人员提出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２月２４日，改成死刑。
１９７０年３月１日，宣判方运孚死刑，３月６日被杀。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
其亲属至今不知烈士的尸身葬于何处。每到清明，祭奠无路。１９８０年１月，重庆市法院以错杀案报经省里批准，决定撤销原判，宣告方运孚无罪。正要宣布的时候，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紫阳于１月底在重庆视察，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到方运孚一案时，明确指出：这个案件处理得不彻底，不是单纯宣告无罪的问题，应是冤案平反昭雪的问题。为此，重庆市委常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法院按赵紫阳指示精神对方运孚重新作出了平反昭雪的结论。
１９８３年２月５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方运孚为烈士。
参考文献：《重庆法院志》，《四川省志检察审判志》，《四川审判志》，《春风化雨集（下）》，《天地翻覆》
◇ 广西刘振武（１９２６－１９６８·９·２０）
刘振武，生前为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给广西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寄去题为《宣言》（第一号文件）和《对当切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第二号文件）两篇文章。文中说：
这个“派”性中央，近几年来，一直以个人的恩怨为标准，系统推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钱，彻底地摧毁了我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钱，肆无忌惮地，根本推翻了党纲党章的具休规定，打击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空前未有地糟蹋了作为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所赖以生存、赖以发展、赖以建设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成了一条软骨蛇。
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辱己辱人的产品，全力推销。但是，却从未过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
这个“派”性中央，很狡猾、很阴险、很毒辣。它通过各种乔装，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的敬爱的领袖身边。我们万分沉痛地看到，直至现在，我们的领袖，都还没有发现这个“派”性中央的原形和本质。直至现在都还没有知道，这个“派”性中央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整个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建国以来，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和从来未有的大损失。
这个“派”性中央，挟持领袖，使用 “愚君害主”的种种阴谋手段，贩运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货，明目张胆地公开发售。几年以来，这个“派”性中央，所说的，所做的，无不充满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最伟大的马列主义大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世界上会有“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１９５８年以后，几年的经济困难，最近两三年来，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正确的解决，这就更加证明“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提出“四个伟大”的圣人论的人，无非是要在世界上，模拟出一个“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强迫人们去盲目崇拜，以掩盖自己的篡党、篡国，篡军、实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利用曾经有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作掩护。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这个“派”性中央，也像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张国焘一样，利用人民群众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弱点，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为了配合上述政策的需要，又系统地实行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所有这一切，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
这个“派”性中央的感情很反常。当１９５７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基础的时候，他又要“跃进”了。当出现了三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水肿病人成堆的时候，他却高呼“胜利”了。当我们全党、全民举国上下，一致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刚刚过得日子的时候，他却又发怒了，又要“革命“了，当整个城乡的生产，受到空前的破坏的时候，他却又欢呼“永远健康”了。甚至在连布票都发不出去的严重情况下，他竟闭着眼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同志们应该想－想，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大最大最大”的时候，那么，七亿中国人民还会有半条裤子么？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永远健康”过日子。专门贩卖政治帽子为职业，那么，怎么会晓得人民群众是靠穿衣吃饭过日子，从而过问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过问国民生计，关心人民疾苦呢？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不被破坏的部队，是保卫祖国国防不被侵犯的部队。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拿人民的钱的人民子弟兵，被骗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
“政治第一”论，实质上就是“个人第一”“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的，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理论。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封建王朝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翻版，是“派”性中央，为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套愚民愚兵的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蔽过去了。
“四个伟大”“万寿无疆”，是封建王朝的“奸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绝对不能容许去充当窃国者的什么“个人好战士”。如果，你们是封建皇朝的皇家兵，那不管你是做谁家的好战士，我们是管不着的，也是无权过问的，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首先回到重新团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周围。 以自己的模范的行动，号召全国人民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迅速地回到党的八届中央的周围，回到以我党为伟大旗手的建设社全主义的伟大红旗之下，以便于实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重新大团结，顺利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刘振武患有胃溃疡病，狱中恶劣的环境和轮番不断的逼供审讯，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０日含冤病逝在狱中。三天以后，县公检法军管会还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作出所谓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中共博白县委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１日作出了《关于刘振武同志的平反决定》，自治区人民政府于１９８４年３月３日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博白县志》，《光荣与辉煌·中国共产党大典》，《光荣与辉煌·共产党历程》，《“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玉融英烈》，《我们的宝剑》，《影响中国政坛的万言书》，《党领导广西各族人民前进》，《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博白大观》，《共和国风云五十年》，《２０世纪中国经世文编 ７·中华人民共和国卷２》，《博白大观》，《二十世纪中国实录第５、６卷》，《共和国历程》，《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 宁夏朱守忠（１９２０－１９７０·２·１１）
朱守忠，１９４３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５８年反右时被清除出党，到宁夏支教，在中卫中学任数学教师，历次运动中当门卫，去农场。
文革中公开言论：“过分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要犯大错误，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现在有人高喊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等，等等。我看说得过分了，连主席本人都通不过。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竟有人胡扯什么，谁反对林彪都是‘反革命行为’，都要‘依法惩办’。简直是越说越不成话了。难道真的想用‘强权’代替真理？难道真的想搞法西斯独裁？这是白日做梦，办不到，因此，这使我对‘天天读’这一套，更加不以为然。特别是动辄喊‘万岁’，天天唱‘东方红’，早上拜，晚上拜，开会拜，闭会拜等等，仪式繁琐，我看更不必。最近又大搞什么‘忠字化’竟然把主席当做偶像，佛像来供祀，真是花样层出，劳民伤财。长此胡闹下去，到底是不是好？主席本人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些？我总表示怀疑。”被批斗。
６９年４月１９日被捕。在“交代材料”中坚持自己观点，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４日被判死刑。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１日在宁夏被枪决。时年５０岁。１９８０年５月平反，被宁夏自治区常委称为革命烈士，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报经中央民政部批准，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宁夏审判志》，《宁夏通志１４·司法公安卷》，《中卫县志》，《中卫县教育志》，《虹口区志》，《虹口区教育志》，《宁夏通志人物卷》，《文革英烈》，《当代宁夏史通鉴》，《当代宁夏简史》，《中国要案录》，《上海高校英烈谱》，《宁夏革命先烈（第二辑）》，《金山文史资料第３辑》，《中卫文史资料第１辑》，《群星闪耀中卫英模谱》，《划破夜幕的陨星》，《宁夏百科全书》，《当代宁夏史通鉴》，《春风化雨集（下）》，《当代宁夏日史》，《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三、烈士们的社会特征分析
以上的烈士事例，均在拙著《文革英烈》书中有详细介绍。下面对他们的社会特征作一个总体的分析。先列一简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殉难地点 追认为烈士时间
————————————————————————————————
张开元 男 １９岁 不详 不详 辽宁沈阳 １９７３年４月
石仁祥 男 ２８岁 中学 军人 安徽合县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４日
官明华 女 ３６岁 中专 医士 广东海南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
马绵征 女 ３０岁 中专 职员 贵州贵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０日
张志新 女 ４５岁 大学 干部 辽宁沈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１日
王怀静 男 ２６岁 初中 军人 河北玉田 １９７９年
陈寿图 男 ４７岁 小学 公安 福建福清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４日
李富元 男 ３０岁 不详 工人 河北石家庄 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０日
史云峰 男 ２７岁 中学 工人 吉林长春 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４日
王笃良 男 ２７岁 不详 军人 甘肃兰州 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
贾正玉 男 ３３岁 大学 教师 青海西宁 １９８０年７月３日
杜长绪 男 ３６岁 不详 干部 北京 １９８０年７月４日
安文忠 男 ２３岁 小学 农民 青海西宁 １９８０年８月３日
毛应星 女 ４５岁 大学 干部 甘肃平凉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４日
陈耀庭 男 ３８岁 大学 教师 江西赣州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
谢聚璋 女 ３５岁 大学 教师 江西赣州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
曾庆华 男 ３４岁 大学 教师 贵州石阡 １９８０
张坤豪 男 ２７岁 不详 工人 河北保定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日
忻元华 男 ３６岁 中专 工人 新疆 １９８１年
汤玲瑛 女 ３６岁 高中 职员 湖南醴陵 １９８２年２月
陆兰秀 女 ５３岁 大学 干部 江苏苏州 １９８２年４月２日
方运孚 男 ５３岁 大学 职员 四川重庆 １９８３年２月５日
刘振武 男 ４２岁 中学 干部 广西博白 １９８４年３月３日
朱守忠 男 ５０岁 大学 教师 宁夏银川 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１日
从性别看，这２４位烈士中，女性有官明华、马绵征、张志新、毛应星、谢聚璋、汤玲瑛、陆兰秀等７人，其他１７人为男性。
从殉难时的年龄看，２４位烈士按年龄从小到大依次排列是：１９岁１人（张开元），２３岁１人（安文忠），２６岁１人（王怀静），２７岁３人（史云峰、王笃良、张坤豪），２８岁１人（石仁祥），３０岁２人（马绵征、李富元），３３岁１人（贾正玉），３４岁１人（曾庆华），３５岁１人（谢聚璋），３６岁４人（官明华、忻元华、杜长绪、汤玲瑛），３８岁１人（陈耀庭），４２岁１人（刘振武），４５岁２人（张志新、毛应星），４７岁１人（陈寿图），５０岁１人（朱守忠），５３岁２人（陆兰秀、方运孚）。殉难时年龄最小的１９岁，最大的５３岁，二三十岁的最多。
从文化程度看，２４位烈士中，小学文化程度２人（安文忠、陈寿图），中学或中专文化程度８人（石仁祥、官明华、马绵征、忻元华、史云峰、王怀静、汤玲瑛、刘振武），大学文化程度８人（张志新、贾正玉、毛应星、陈耀庭、谢聚璋、陆兰秀、方运孚、朱守忠、曾庆华），其他５人（杜长绪、李富元、王笃良、张开元、张坤豪）未见具体介绍，但从有关“反动言论”记录看，应不低于中等文化程度。按当时的主流舆论，这就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毛泽东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从职业身份看，２４位烈士中有农民１人（安文忠），工人４人（忻元华、李富元、史云峰、张坤豪），企业职员３人（马绵征、汤玲瑛、方运孚），军人３人（王怀静、石仁祥、王笃良），教师５人（贾正玉、陈耀庭、谢聚璋、朱守忠、曾庆华），医士１人（官明华），干部５人（张志新、杜长绪、毛应星、陆兰秀、刘振武），公安１人（陈寿图），另外１人张开元不知应算军人还是工人，若是工人，他的简介中又说他是民航的“通信兵”，若是军人，又未见他被捕后被开除军籍或军事法庭审判的记载。
其中有的因“犯案”后被剥夺了原职业身份，仍按原职业身份算。
烈士中的军人，共有三位：王笃良、石仁祥和王怀静。其中，石仁祥和王怀静，当他们开始提出异议时，部队随即把他们退回到地方。所以严格算起来，当他俩遇害的时候，已不能算是军人。我们可以看到石仁祥和王怀静都在地方志中有记载，而王笃良在地方志中无记载，反之，王笃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有记载而另二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中没有记载。我想原因可能就在于此。三人之中，估计只有王笃良是由军事法庭处理的。不过，笔者还是把三人的职业算为军人，因为在三人开始反抗的时候，他们的身份是军人。
从烈士殉难的时间看，最早的是１９６８年１人（刘振武），１９６９年２人（安文忠、张开元），最多的是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１９７０年１７人（陈寿图、陈耀庭、杜长绪、方运孚、官明华、贾正玉、李富元、陆兰秀、马绵征、毛应星、史仁祥、汤玲瑛、王怀静、忻元华、张坤豪、朱守忠、曾庆华），随后是１９７１年２人（谢聚璋、王笃良），１９７５年１人（张志新），最晚的是１９７６年底１人（史云峰）。
这些被追认的烈士中，谢聚璋和刘振武病死狱中，张开元在看守所中被打死，其余的人都是判刑后被枪杀。
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最早的是文革后期的１９７３年１人（张开元），随后则集中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几年，１９７８年１人（石仁祥），１９７９年３人（官明华、马绵征、张志新），最多的是１９８０年１２人（安文忠、陈寿图、陈耀庭、谢聚璋、杜长绪、贾正玉、李富元、毛应星、史云峰、王笃良、王怀静、曾庆华），１９８１年２人（忻元华、张坤豪），１９８２年２人（陆兰秀、汤玲瑛），１９８３年１人（方运孚），１９８４年１人（刘振武），１９８６年１人（朱守忠）。
算起来，张开元应该是最早被追认为烈士，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因反对林彪（实为反对文革）被杀却在文革中就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在毛泽东生前健在时的１９７３年就被追认为烈士了。据说当时还有毛泽东、周恩来作批示，照理说，应该有不少的文字记载。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张开元的信息严重缺失。笔者没有查到任何毛泽东、周恩来作批示的消息。不知是何时所作，内容是啥？笔者查阅了《沈阳市志政权志》、《沈阳市志第一卷》中的“大事记”，《辽宁省志大事记》、《辽宁省志审判志》，均有张志新而无张开元。其余的出版物，笔者只有找到两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和《中华青年英烈辞典》（《文革英烈》取材于《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比较《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和《中华青年英烈辞典》，除了一处以外，《中华青年英烈辞典》中的文字都能在《党和人民的好儿女》中找到。这一处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女》中是“民航沈阳管理局为张开元平反，并追认为共产党员，革命烈士”，《中华青年英烈辞典》中是“并被所在部队追认为‘革命烈士’”。笔者不能肯定，《中华青年英烈辞典》中的文字是否来自《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按照《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地方志中似乎不应该漏过，按照《中华青年英烈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似乎应该提上一笔。但是，笔者两面都没有找到。张开元的籍贯是山西浑源县，《浑源县志》中有一节“烈士名录”，收录了籍贯为浑源县的烈士一千余人，但是并没有张开元的名字。《党和人民的好儿女》中的文章由三位《辽宁日报》的记者所写，估计文章原先发表在《辽宁日报》，但不知是哪一天。
最后想说几句，以上的２４位烈士，除汤玲瑛外都可在《中华英烈网》（http：／／yinglie．chinamartyrs．gov．cn）找到。《中华英烈网》漏载汤玲瑛，不知何故。
在笔者收集这方面资料时，本来对《中华英烈网》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查阅的结果，发现该网站做得很不理想。网页上的重复出现或内容缺失比比皆是。其中有一项是“烈士事迹”，我们可以看看其中混乱的状况。
仅以在该网站上查阅１９５０年以后名为“张志新”的烈士的结果为例——其中第六个“张志新”，性别为男，出生地和第五个“张志新”，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张志新的出生地不同，牺牲为同一月，同一城市，而另无其他信息。极有可能是错误记录。
建立《中华英烈网》，是为了让人们敬仰，祭拜。如果建网者自己都不严肃、不认真负责，如何让别人敬仰？
◇ 附注：对于文革英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成家出版社beauthor·us
对拙著《文革英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下面书店购买：实体书：成家出版社（Beauthor·us），巴诺书店（www．barnesandnoble．com），电子书：谷歌书店（books．google．com）
主要参考文献：
《党和人民的好儿女》，群众出版社，１９７９。
《中华青年英烈辞典》，主编刘洪安、王生炳，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梦魇”系列冤案卷·八载秦城》，袁浩、建民、作明、兴民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金石开，中国大地出版社，１９９３。
《划破夜幕的陨星》，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
《中华百年风云》，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撰，少年儿童出版社，２０００。
《共和国洗冤录》，曹英、余敏辉编，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３。
《共和国风云五十年》，曹英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０世纪中国经世文编 ７·中华人民共和国卷２》，苑书义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１９９８。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主编张鸣、 温乐群，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４。
《共和国历程》，《共和国历程》编委会编，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７。
《中国妇女名人录》，薛维维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中国现代冤狱纪实》，湘霖、宏宇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光荣与辉煌·中国共产党大典》，德辰主编，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６。
《光荣与辉煌·共产党历程》，德辰主编，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７。
《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李艳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刘海藩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
《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董宝训，丁龙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党和国家高层智慧 政法篇》，王瑞璞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
《中国要案录》，任建伍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
《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新华月报社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共和国之星》，周大仁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宋永毅编著，国史出版社，２０１８。
《中国人物年鉴１９９９》，《中国人物年鉴》编辑部编辑，中国人物年鉴社，１９９９。
《百年大案追踪》，郭学德、崔爱鹏、李海涛著·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１。
《中国要案录》，任建伍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
《血染的丰碑续集》，郭正伟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
《春风化雨集（下）》，《上访通讯》编辑室编，１９８１。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编辑委员会编，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千古功罪，我来评说：黑星人时评集》，李恒新、黑星人著，秀威资讯科技。
《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余习广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此外还有各有关地区的地方志、人物志及法院志、审判志、公安志等，不再逐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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