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儒化与道德的不可形上
什么是儒化？
就是向远东儒学体系所支撑的文化专制看齐，压制甚至解散宗教，剔除有神信仰，下架人文中关于神圣的观念与价值。而后伏身于独裁者脚下，高举并默唸着道德，人人效追圣贤；狡黠者阳奉阴为，终使社会贪腐四起，制度糜烂崩坏如同虚设，特权盛行，社会尤如人间炼狱。
如此泛泛而论，别说那些曾经到过远东的近代传教士不服，今天在远东生活、工作的外籍人士也会不服。为什么？
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体会到远东底层人士的生活磨难与困厄。现实不是上街购物，也不是用文字描绘出来的小说、戏曲、或是调查报告。外籍人士即使埋身与底层同吃同住，短暂忍受与长期煎熬，时间所铺排出来的心理差异，或许也会是欣然到木讷的人文理解距离。
事实上直到今天，远东社会底层的绝大多数，依旧茫然木讷。尽管王权与王朝已兑变成党权与党朝，但儒学的人文底色却仍旧常青常在。
因此，如果说王朝时代儒家所主导的社会是一潭死水，那么眼下党权专制状态下，就是死水之中偶尔泛起的涟漪，就是时代掷进的破铜烂铁或腐烂菜叶。如何透晰才会体会到死水的真相与全貌？个人特别推崇剖析这潭死水的循环对流，也就是可能存在的社会阶层流动。
往下读就是！
远东中土自神权时代以来，社会中王族、贵族、庶民三个相对性阶层就非常明显；经王权过渡到王朝初期，王权贵族、士族、百姓，还是三个阶层；到儒家为帝王抬轿之后，王权贵族、士绅、百姓，依旧三个阶层；再到党权家国时代，党权贵族、公务阶层、百姓，依然三个阶层，只是其中两个叫法不同而已。
以海洋立国的工商社会，如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近代的英伦三岛等，阶层流动通常以家庭或个人的财货为基准，阶层升降中工商谋利相对来说应该提供了绝大部分机会(另一部份是军功，与远东中土相同)。
而远东几千年一直守土刨地为食，王权为了王朝的巩固与顽强，往往还抑商禁商，这就等于切断了最好也最快捷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以至在儒家为帝王抬轿之前，社会阶层流动仅靠王权倾覆以及倾覆之乱中平民百姓侥幸拚来的军功(孔子的父亲就是军功升等出仕，列为贵族)。
待到儒家为帝王抬轿之后，名义上虽有了文武科举与举孝廉。可拿文举来说， 由于识字教育资源稀缺，又投入太长，底层基本无望；而武举似乎比文举更难。为什么？因为就底层来说，吃饱已经是个大事。哪里会有余力去舞刀弄枪与骑马挽弓？这些技能可全是武举的基本功。所以寻常百姓就徒呼奈何吧！是以，真正的底层与文武科举都是几近无缘的(少数因势中落士绅重振家风，应不适合计入狭义的社会流通之中）。
故此，实际上能够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也只有几年才有的那几个少得可怜的被举孝廉在努力向上提升。而严格考证，可能连举孝廉的阶层提升机会也不大。为什么？原因在于底层的孝与不孝，根本就入不了地方官的法眼。或许更多的是这个举孝廉机会，成了地方官与地方乡绅之间的利益交换。
因此，儒术主导下的远东社会，大规模阶层流动最后只能寄望于王朝的倾覆与更迭。而事实上，尽管如此也还是流动性有限。换一个主子也只是换一茬顶级贵族而已，中间那层士绅，还是丝纹不动。
这样，千百年来王朝一旦稳定，社会阶层往往就静止不动，此际的远东社会也就如同那潭死水。死水之中，阶层固化，何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试问：这种状态下，绝大多数底层根本就无甚私财，＂编户＂再明也就谈不上私产明朗。因此＂齐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收税(丁壮人头税硬是贯穿三千年政制)？。
＂财货及身＂，＂身无长物＂(还有一句俗语叫＂富贵不出三代＂，个人认为，细致解构这句俗语，透露的不是＂财货传承不出三代＂，而是王朝续命不出三代的密码。然而自汉朝以降，为何动则也是几百年？个人结个准确的答案：完全是儒术之功)。是远东自古至今的底层现实，无财货则无私欲，＂我＂要如何觉醒？个体之＂我＂也就不能从代表王朝整体的＂我们＂之中觉醒、独立与抽离。
因此几千年来的真正事实是，远东大地的普通百姓，可说从未破天荒从思维上意识到＂我＂与＂我们＂之间的主体差别。今天民族主义大旗于远东仍旧非常好用 ，原因也在这里。
此外，个人在读远东经典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至今连古汉语专家也未提及的现象，那就是古汉语文言中，代表个体之＂我＂的＂吾＂、＂予＂、＂余＂字，可能存在身份认同。
＂吾＂ 、＂我＂、＂予＂，可能代表不同的贵族等级身份。而＂余＂字，则可能是普通平民百姓(尚无我的意识，自然也就成了多余)的专用。
为什么反复就＂我＂与＂我们＂ 说事，主要是因为要说清楚何为儒化，＂我＂与＂我们＂的主体变化是一个关键。
前文有过陈述，欧陆向儒术取经之所以毫无违和之色，是因为当时的欧陆尚未从农耕形态向工商形态完整脱胎。而远东社会之所以任由儒家＂仁义道德＂信口开河，是因为普通百姓仍活在＂我们＂的整体之中。＂我＂的意识非常淡薄，也就无法去理会儒生们的如何嚷嚷了(想不同意儒生们的胡话，既找不到对话的基础，也找不对话的言辞，两个阶层俨然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空间)。
前文也曾述及，从高举仁义道德，到科举定向取士，远东儒术主导下的人文社会，应该就是人类史上最早、最稳定的意识形态结构。
上世纪80年代，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前辈曾将儒术对远东社会的几千年主导称之为＂超稳定结构＂。个人有幸在九十代末读到这个观点的时候，老实说还十分迷茫。不过打心底还是给出了一个问号：会不会就是意识形态翻版？经过廿余年阅读与思考，现在再拾起说事也才有了底气：原来所谓儒术的超稳定结构，就是意识形态的前世。之所以记名为＂超稳定结构＂，是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前辈为老祖宗遮羞，或更基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作的另类表达。
康德引儒术发德语式宏论，经过一众弟子发扬，到马克思终于成就了现代版的所谓阶级对立意识。其实儒术主导下的远东社会，何尝又不是上层与底层治与被治的对立。只不过中间夹着以儒生充任的官绅阶层上下齐手，让对立出现了一道无形的缓冲而已。但软性对立始终存在，否则＂杀官绅，诛王族＂的王朝兴覆就不会发生了。
个人认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才成了儒术大同理想的实践推行版本。不知是马克思缺识短见，还是个性率真。拾起人家儒术用来抬轿玩忽悠的大同理想看了看，认为只要将＂神前平等＂推至＂需求平等＂，大同理想就会在欧洲实现，顺便还不忘奚落一顿：远东简直不配享有这种理想。
看看，儒术经西传之后再行东来，等于换了个马甲，自家人就不识自家人了。因此所谓儒化，就是将一个具备个人自我意识的人文社会，透过引入远东儒术的道德形象化，高举仁义，动不动就要德化天下。从而使原本相对自由的社会人文逐步陷入意识形态窠臼。具体到生命个体的感受，就是＂我＂向＂我们＂的逐渐回归。直至完全陌生并告别＂我＂的意识，个体彻底仰息＂我们＂，附身于集体而动。
是不是这样？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陆史事，尽可研究取证。
至于道德为何不可形而上，其实不必动用到今天的神经元研究成果来否决先验，仅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传统出发，就可大声向康德说不！
让我们重新回到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概念。
在古希腊文中，μεταφυσικά的本意是＂在自然之后＂，亚里士多德首先成文发起讨论。
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基本法则。被视为第一哲学，主要以不能直接透过感知得到答案的事物作关注对象。方式就是公然公理化假设，而后透过理性及逻辑推演得出结论，但不能与经验证据产生矛盾与抵触。
请注意其中＂主要以不能直接透过感知得到答案的事物作关注对象＂字样。
这里不妨首先就＂道德到底是不是人所能感知＂展开讨论。
或许简单两句话就已圆满作答：
一、如果人不能感知到道德存在，试问康德主张＂道德形而上＂又有何意义？
二、如果人能够感知到道德存在，试问康德主张＂道德形而上＂又有何意义？
总结一下：由于道德必须是时人能够感知并体会的，人的行为方式或方法。因此道德与形而上学概念根本不在同一维度。康德非要将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事物硬拽到一块，这不是搞思想学术，这是搞空间迷想。
再来就＂道德问题透过人的感知，看能不能得出结论＂设问。
答案也不难。因为道德是论理范畴，是人文包含对生死态度的所有价值总和。衡判标准通常以＂是非＂，＂对错＂，＂美丑＂作结。一个具备正常理智的人，透过对道德现象的感知，怎么会得不出行为的对错、是非或美丑呢？哪怕是判断错了或不恰当，那也绝对是个感知答案！
结论：道德形而上学就是一个无厘头！
上面的结论只是就＂道德没必要形而上＂说事。下面再来看看＂道德不可能形而上＂的原因，规范在＂形而上学＂定义的后半部份。
＂形而上学的方式就是公然公理化假设，而后透过理性及逻辑推演得出结论，但不能与经验证据矛盾或抵触＂。
康德非要将道德形而上化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意志超越理性？还是敦促审美必须向崇高看齐？还是最终完成＂人为自然立法＂的康德式思想应许？
可以这么说，无论康德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道德形而上学的公然、公理性假设，都会在人与人互动沟通实践中与人的心理感受抵触并产生矛盾。原因就在于康德自己推导出来的那个价值与事实的可能悖反现象。
道德与伦理是价值的体现，其与事实相关联完全依赖于两者之间的同一性与同质性判断(等同于矢量效果鉴别)。一旦事实与价值完全脱节或悖反时，同一性与同质性也就完全失去了关联的纽带作用。这时要舍弃价值还是否定事实？
试想在道德形而上的状况下，舍弃价值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只能否定事实。可一旦发生无数的事实都与价值相悖离时，不但同一性比对不可操作，连同质性比对也受到了怀疑(矢量皆反观象)。如此一来，道德形而上不也就形同崩解？
实例不胜枚举。这里或许有康德研究者会拿康德的道德三个层次来说事，以为在康德的道德意识中只将义务层级的道德行为设定在形而上范畴并可行之于实践。
然而个人在这里必须棒喝的是：就别虚着脑袋为所谓的＂大家＂捧臭脚了，那正是削足适履式的行为规范，康德完全忘记了个体之＂我＂就是以凸出个性不同而彰显意识与意志自由的，康德的所谓道德三层次是一步一步将个体之＂我＂的殊性，用递进般的三模式再一次次压回到个体之＂我＂意识未曾觉醒的神教时代的＂我们＂之中。
当＂我＂重归＂我们＂，本来就不怎么开化的民智，也就又跌回到蒙昧之中。
关此，前文述及远东王权体系下，因族与族斗，国与国争的土地，逼迫着将已经觉醒的个体之＂我＂，再往族群集体的＂我们＂方向回赶，不就与康德这个道德形而上学异曲同工？
是以，个人只想提醒一句：只有在个体之＂我＂能够确保殊性抉择的前提下谈道德自律，那才是真正的人文价值。否则，依康德的这个劳什子理论就不是什么针对人类的道德形而上，而是针对所有动物类的驯服方案。不仅仅反人类，还反了物类，甚至反了物质性。为什么？因为量子还有个测不准原理呢！
此外，道德标准不适合公然公理性假设的另一个理由是：道德行为作为个体之＂我＂的价值修养，是要能公开接受时世品鉴的，讲究的是时代当下的矢量效应。而如果道德形而上化，那康德要追求的就不是什么时世品鉴，而是一条万古铁律(这恰好就是远东儒术先师孔子所高举的所谓＂千秋笔法＂。个人有一个未经证实的猜想：欧陆已故大家们的墓誌不知是何时兴起的。如果是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那么这个墓誌作为文化具象的＂盖棺论定＂，坐实了就是欧陆主动接受儒化的一个重要标誌)。不但今天可以鉴别古人道德，而且还可为未来道德标杆千秋。
想想，这还正常吗？因此，道德形而上学，是一种违背人类常识的不恰当、胡整与恶搞！
没必要再为康德掩饰什么了。个人认为，康德为了搬弄整套儒学理念为己所用，在无从处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时，不得已想出了这个道德形而上学的绝招。
什么先验理论？先验逻辑？康德真正要的只是那个意志超越理性的绝对命令。
平心而论，康德所谓＂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主张，已经直逼远东中土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似乎人已不再组成于血肉，而是钢铁。宇宙之大，就等着人去任意且任性驰骋了！
因此，如果说远东的人性膨胀是因为地理环境促使神教、神权、王权于过渡中倏忽纠合集结的话。那么康德透过对儒家思想的借鉴再作翻著而诱发的欧陆人性儒化，则于或然之中似乎走向了应然。
康德之后的两百年，欧陆大地各种权力倾轧与碾压，比照远东两千年王朝倾覆史事，也算是个缩小版了。直到冷战开始，源自盎撒的文明种子才得以落地生根。
是以，康德到底是审慎的哲学大师？还是投机的理想主义想当然者？作为后世一个独立思考人士，个人愿意在洪大的主流声音中，奏响出第一声不和谐的序曲：康德就是主动接受儒化，并为儒化欧陆而实际行动的激烈理想主义第一人！
个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接触康德思想，二十几年咀嚼才幡然醒悟：这老人家被休谟修拾得服贴。到阅读传教士译著的儒典时，一时脑子没转过弯，还真把＂理想＂当＂道德＂了。
不信，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康德著作中的所有＂道德＂字眼全部用＂理想＂替代， 则会发现似乎一切都正常了。看看，这个＂大家＂多荒唐？
揭批至此，老实说也有些于心不忍。人家一个活在18世纪末，又远在哥尼斯堡的老人，不就是被传教士忽悠的脑筋急转弯没转过来吗？搁得住如此撕扒？
如果这样想，那显然还没明白什么叫儒化。在全球皆被儒化的状态下，人文理性也就彻底沦丧了。世界将重回无美丑、无善恶、无是非、无起点也无终点的混沌之中。
用力到此。和鸣与和音，还真是个人所期待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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