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作家。1970年曾创办杂志《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后在《苹果日报》撰写专栏，笔耕不辍半世纪。著有文集《放逐》、《思绪》、《对应》等十数本。
正在Matters连载首部自传《失败者回忆录》：“我一生所主张所推动的事情，社会总是向相反趋向发展，无论是阅读，独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这就是我所指的失败的人生。”作出这个决定，是觉得时事评论越来越没有意思。我分析得再有道理，香港的政治、社会仍然会往相反方向走。】
2019年三月底，我想到再过几天就83岁了。于是我在《苹果日报》的专栏表示，将在接下来每周五天的专栏里，写些一生中值得记下来的往事，和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不是完整的自传，但把一些回忆留下来，是我人生的最后心愿。
换句话说，在专栏里将不再评论时政。
作出这个决定，是觉得时事评论越来越没有意思。我分析得再有道理，香港的政治、社会仍然会往相反方向走。
早几年，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提出选香港特首的三个条件：爱国爱港、具高管治能力和社会认受性。前两个条件是没有准则的，是否爱国爱港和管治能力多高，全凭中共领导人的自由心证；但社会认受性虽没有普选的数量化准则，至少还有民调可供参考。因此梁振英才会以揭唐英年丑闻，来拉抬自己的民调，使中共有借口要听话的选举委员投票给他。但是，到2017年再选特首，中共就干脆不提社会认受性了，硬要选委放弃民望甚高的曾俊华，投票给民望低的林郑月娥。连民调支持这一个条件都没有，特首还能够不百分百听北京的话行事吗？甚而不只听话，还会揣摩上意去加码迎合北京意愿！
作为香港社会稳定磐石的香港独立司法，也变了颜色。除了人大释法的新订法律居然有追溯力外，香港法院多次对抗争者以判刑须具“阻吓性”为由加重刑罚。在所有司法健全的地区，“阻吓性”只能够是判刑时的微量考虑因素，否则就违反依法量刑的精神，变成司法为政治服务了。人们不会忘记1983年邓小平发起的“严打”，即“从严从重打击刑事犯罪”，许多轻罪案件就被重判，其中有“偷一元钱判死刑”的报导。香港法院的“阻吓性”判刑越来越多，市民也就失去司法保障。
这只是一时想到的两件事：特首向极权通体膜拜，和司法的向下滑落。全港舆论都无力回天，更何况我只是在一份报纸中写个小专栏。
既然时评改变不了什么，就想到写回忆录的事。至少十年前，就有朋友催促我写自传。我的人生经历微不足道，但可说既幸运又不幸的是，我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台湾和香港经历极大变迁的时代，而我置身在观察、报导和评论这三地大变迁的敏感传媒当中，经历在香港最能够自由报导海峡两岸事态的时代，也眼看着香港这地方新闻自由的失落。我的出身、工作、家庭和在交叉路口的纠结，也有些特别。我想在有生之年，给自己留下几片雪泥鸿爪。
83岁，也许已经太迟了。但至少开始去做，以完成自己的最后心愿。
写了好几篇，在2019年四月初突然接到黎智英的电话。他说想同我商量一下，能不能暂时停写回忆录几天，评论香港修订“逃犯条例”这件事。我说之前已经写过一篇。他说他刚到台湾，同机有一位台湾朋友跟他说，很希望能看到我评论这件事。不是其他人，而是特指要看我写。我说好。黎智英连说谢谢、拜托。
在《苹果》写稿二十多年，黎老板几乎从来没跟我说要写什么。这次打电话来，显然他很关注这件事。事实上，事态的发展也使我越来越关注了。
想不到，这一写，就不是仅仅几天，而是写了一整年。不是黎智英要我写，而是我被一场波涛汹涌的反送中运动牵动着心绪，使我再也没有心情去缅怀过去。每一天，我都被社会发生的事情牵引著关注，不能不写自己对当前时事的感受和评论，也无时无刻不因时局的变化而产生对自己既有观念的审视。
这一年我在许多认知上有所觉醒。我搁下写回忆录的心愿，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过去的经历，已经不那么重要。新的体认，改变我过去对生活了七十多年的香港和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认知。反送中运动的整个过程，醍醐灌顶般让我对人生历程有了新的醒悟。这是我老年生命中新的一章。日后无论做什么事，包括若要写回忆录，这一章对我的思想和书写都太重要了。
尽管写政论文章要讲理性，但一个人做什么事、走哪条路，往往是受感情而不是由理性支配的。我放下了自己的回忆录，是因为轰轰烈烈的事情就在我眼前发生，人不能没有感情，不能不被感情激励而做自己要做的事。人可以抗拒很多东西，但抗拒不了感情。
接下来，我会写极具意义的香港2019年。对这一年发生的事，各类媒体已经报导很多了。我也出了一本书《香港觉醒》。在这里，我不再重复讲众所周知的事，但会记下事情的缘起，以及我认知的几个重要改变。
图，2019年新春去壹传媒大楼，与黎智英及大部分壹传媒员工吃团年饭。那时还不知道会有整年动荡不止的反送中抗争。
（原文发布于2022年9月7日）
来源：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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