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斌：截屏再瞥周一良
金 钟：“红都女皇”江青自灭奇案
舒 云：１９８０年林彪、江青案审考疑（选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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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六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三五期（zk2209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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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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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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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截屏再瞥周一良 郝 斌
【史海钩沉】 “红都女皇”江青自灭奇案 金 钟
【史实辨析】 １９８０年林彪、江青案审考疑（选载之二） 舒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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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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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截屏再瞥周一良
·郝 斌·
１９８７年初，时在农历岁尾，按照校长办公室的安排，我到燕东园２４号周一良先生寓所拜年，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谈话。于今快三十年了，当时的尴尬情景时时涌动心头。现在，依据我的记忆，把这次晤谈追记下来，同时也以我现在的认知做一点必要的诠释。周一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已有不少学者对他给予关注、研究，我写的这些，或许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参考。
现时的北大，每到农历年末，都有一场春节团拜会，数百人的规模，校内的教职员工，方方面面，都有人受邀出席。这一举措，始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初，而后成为定制，延续至今。在此之前，春节到来，只是因袭旧俗，登门拜年。受拜的，先是一、二级教授，后来因人事代谢，一、二级教授凋零的不少，遂延扩至三级教授。登门拜年的角色，由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充任。有时一人独往，有时二人同行。一个上午拜望一家、两家，最多三家。至于谁去拜谁，全依平日交往熟识的状况，由校长办公室协调确定。最早是空手登门，仅是叙谈和礼数而已；后来，办公室加备了一点礼品，也不过苹果二、三斤。那个时候，冬令时节，市场上只有国光苹果可见，酸中带甜，但个头儿嫌小，卖相不佳。如果外加几个白梨和香蕉，已属当时罕见之物。水果装入袋中，放进自行车筐，先有电话预约，随后登车径去。不记得哪一年，水果被放进一个小篮筐里，一下雅致了许多。
打从“文革”，师生、同事之间的拜年，作为“四旧”废除多年了，八十年代一切慢慢恢复。拜年，总是一种喜庆，增添了这种往来，宾主都感亲切；就是今天回想起来，也觉一股清风，没有俗气。在叙谈过程中，间或有人对校务提出某种建议，遇有这种情况，在年后的相关场合，我们会彼此通报。其间的不便只有一点，如果顺路拜访两家，叩门求进的时候，另一篮水果该放在什么地方呢？随身带进门去，告别的时候，又复拿出，有点不尴不尬；放在门口呢，主人送客出门，难免要解说几句，多费口舌，尚在其次，万一有谁顺手牵羊拿走了，宾主相向，又尴又尬，反倒更是不便。这个小小的技术问题，我一直未得解决。
时任党委书记的王学珍，拜年活动，从不缺席，而且有两户人家，他必亲往。一户是法律系教授芮沐，一户是经济系教授严仁赓。芮、严两家，我都随他去过。
我自１９８４年担任党委副书记之后参与此项活动，先是随同张学书、王学珍前往，后来间有独行。我先后拜望过的有陈岱孙、冯友兰、季羡林、金克木、李汝祺、段学复、谢义炳、沈同、邓广铭，以及朱光潜先生的夫人奚今吾等。周一良是我的老师，办公室安排由我前去，自在情理之中。
那时候，周先生退休一年多了，青灯孤馆，过客星稀。人一闲下来，过往的杂事难免会涌上心来，何况是周先生。他的心境不好，我已有耳闻，去往燕东园的路上，也大致有个估计。然而多年以后，看到他写的自传和杂记才知道，我当时的估计实在差得太远。
压在周一良心头的，一是“黑帮”旧怨，二是“梁效”新恨。“文革”初起，他被打成“黑帮”，在“牛棚”里关了将近三年；“四人帮”倒台，他作为“梁效”成员，再次隔离受审，又是三年。身陷“梁效”，直弄得名辱身冤，其间的遭遇远甚于头一次的“黑帮”。周一良后来一再提到的他在“文化革命当中的三件公案”〔１〕，也就是让他抑郁多年的三个心结，与“梁效”有关的，占了两件。
其实，“四人帮”倒台后，外面指骂“梁效”正凶之际，隔离受审的周一良，对此所闻无几。他一直在“竹筒倒豆子”，认真地检查自己。直到审查的第三个年头，连审查者也患上疲劳症时，受审者仍需每天到“学习班”报到坐班。这个时候，我们的周先生已经是个“老运动员”了，可他毕竟又是位书生，一者单调无聊，二者才情有余，在读书的间暇，手头发痒，于是就写起诗来——检讨诗。到了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审查解除，初步结论为“人民内部矛盾”，他才觉得可以给朋友写封信了；对远在上海的谭其骧，他早年的燕京同学，正好一诉衷肠。周一良在信中先有问候，同时附去了这首别体，并有说明：“进学习班后曾有俚语述怀，未尝示人，亦奉吾兄以见当时心情一二。”请看这首述怀的开头四句：
奴才羽翼两兼之，悔恨交加已太迟。
明明谬论偏相信，暗暗阴谋那得知！〔２〕
“奴才羽翼”、“悔恨交加”，读者朋友，这是什么分量的词语！周先生的自责自恨，溢于言表。固然这是朋友间的谈心，而其披沥如此，其痛可知。可这话背后的般般细节，在周先生来说，当时却无从对人说起，其中甚至包括家人〔３〕。后一件，成了他心头的隐痛。
读者或有不知，“四人帮”倒台时候，国人皆曰可诛；而为“四人帮”张目的“梁效”，国人皆曰可恶。彼时的情势如此，天理人情。而我们现今观察、剖析的周一良，身为“梁效”的成员，当时正是惹嫌国人的一位。
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有时候复杂到让人一眼看不透，两眼也未必看得透，一如司马迁所慨叹的：“事本末非易明也”〔４〕。换句话说，事情发生了，如果任谁一人一眼全能看清、看透，那就用不着我们这些人来专门学史、治史了。“梁效”的事情，就很带点这样的复杂性。
在这里，我需要啰嗦几句“梁效”。
“梁效”，它的正式名称原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出现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终结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那是“文革”的中、后期了，进入了所谓“斗、批、改”阶段，“革命大批判”成为一种时髦。于是“大批判组”应运而生，几至遍于国中，单位无论大小，一律都不会少。彼时，“六厂二校”〔５〕已经被毛主席认定为“样板单位”。由“样板”单位中的“二校”，即“两校”，联合组成一个“大批判组”，地位自然非比寻常。而据多年后服刑出狱的谢静宜说，当初她拉起这个机构，原是奉毛泽东之命而行，江青插手进来，还是成型之后的事〔６〕。
“梁效”乃是“两校”的谐音，它先是发表文章使用的笔名，随后，也成为这个机构的别名。其成员共３９人，除军宣队和“掺沙子”进来的工人各一名外，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当初都从各系选拔而来。接到调入的通知，有人受用，觉得组织信任；有人勉强，可能眼里看到的事情多了一点；有人很不情愿，但也不能抗命不从。不过，“梁效”原来能够通天，则都是他们进入之后才慢慢感知到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炮制的文章，十篇之中竟有五篇、六篇能够刊登在“两报一刊”〔７〕之上，而且是头版头条，甚至是通栏的标题。于是，不久就有了“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的说法，“梁效”的文章，俨然成了毛主席战略部署的风向标。
说到内部如何炮制文稿，原来全是奉命写作，绝少自己创意命题。所谓奉命写作，就是授意的不动笔，动笔的只是精微阐发而已。有时候，有人送来一纸提纲，让你写，你就得写。至于这份提纲由谁人所拟，对不起，此事不劳多问。而真正动起笔来，因是群体写作，鸡一嘴，鸭一嘴——当然，总是调高的驱逐调低的；等送去审查，过目者都是高层，增删自然由人，而增删之句，往往又是点睛之笔；若问增删者何人、为何增删，那都属于工作中的秘密，都在纪律约束之中。
这样一来，国内明明民不聊生，捉刀诸公却能写成“莺歌燕舞”。开头，人们看了，还颇愤慨难忍；后来，就只剩下讪笑和轻蔑了。读者虽然侧目，可它有“两报一刊”可傍，一时成为国内舆论的主导。其实，“梁效”与“两报一刊”，不过左牵黄，右擎苍，都在老夫一家手掌之中，外人不易看透而已。等到“四人帮”倒台，审查“梁效”，追究起文责，其结果是，公开发表的长短文章共１８１篇，大致只有一篇无关紧要的短文为一人所写，其他１８０篇，较起真来，竟没有任何一篇有哪一个人完全扛得起来。一句话，文章的立意、命题、起草、增删、审定、发表，与官方文字，应无二致。
周一良在里面担当什么角色呢？
“梁效”内部分为三个部分：写作组若干，材料组和注释组各一。他们的直接上司是支部书记李家宽——迟群、谢静宜派来的一位军宣队员。周一良是注释组的成员。这个组，不参与文章的写作，只是注释一些古典诗词、典故，或将诗词译成白话，据说，译成之后都是送到中南海，由护士念给毛主席听的。如此说来，周一良所参加的注释组，无非一个“活字典”而已，说不上什么大恶。让周一良招怨的，是“批林批孔”动员令发布全国的时候，派他站到了最前台。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摔死之后，他的居所毛家湾想必早就查抄过了。两年过去之后，有人想起他的书籍字画来。于是，１９７３年末，派了“梁效”一干人马又去翻检一过。上万册图书，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笔勾了道道、画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来。十几个人，连查了三次，凑到一块，没有几条。刘项原来不读书，嗟尔众人，胡为乎来哉！此一时节，只凭匠心巧运，编排出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这个材料指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头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何以要跟古代的思想意识挂起钩来？此事的玄妙，笔者至今不解。如今，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我们但知的是，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８〕传达，另有一首五言绝句“郭老从韩退”〔９〕，也传出来，都是否定孔子的。这两首诗才是“批孔”的真正源头。“梁效”奉命编排出来的那份材料，于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当年的第一号中央文件发向全国，这无异于一道金牌，一场“批林批孔”正剧由此开锣登场。
一周之后，１月２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宣讲这份文件，出席者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会间，江青拉起长声向台下发问：“郭沫若来了没有？”万人丛中，站起一个小老头，唯唯称在。这一年的郭沫若８２岁。第二天，这个会接着召开，坐在台上的，有两位“梁效”成员，他们是受命来给这份材料中引用的孔孟语录专作注释性讲解的。其中的一位，就是周一良。
在此之前不久，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第十届代表大会召开，主席台上坐有一位白发老者，那也是周一良。当时，人们的视点聚焦在文革伊始就被打倒、此刻刚刚复出的一批老臣、老将身上，他被淹没了。这回在首都体育馆登台一现，着实让他风光了一回。“四人帮”一倒，“梁效”遭骂，舆论讥讽“注释组”中的四位宿儒长者，说他们大节有亏，周一良的名字几乎与冯友兰伯仲之间。
话说到这里，读者大致可以了解我们现在所说的周一良了。他以大半辈子的真诚，换得来的却是两番奇耻大辱。几遭上下之后，冷处一隅的他，也曾自怨自艾，也曾怨天尤人〔１０〕。说起来，对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这都是免不了的常情。可我们这里所说的周先生，可以大书一笔的，是他熬过这个阶段之后，没有于此停步，没有像众人所取的那种“伤心过往事，而今休再提”的俗态。
他是一个有识见、有学养、有自己品格的人。蓄积一生的内在能量，在他身上拧成一股强力，驱动着他前跨前行，从而步入另一个境界——与“学习班”里的被动审查迥乎不同。他做的是一种参悟、一种修炼、一种自我审视和解剖。有生以来，自己如何对人对事、为人为学，如何挨批，如何批人，都在他的审视范围之内。今天我们来看他的自传、书信和杂记，尤其是那部《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里面的自我解剖和展示，其严酷的程度，可以说滴滴是血！行年七十，他走入了人生的拐点。他几乎用了十年的时光〔１１〕，完成了一次蜕变。说起来，“改文本框：回归朱文，篆书造思想”一词，打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就念念在口；“文革”到来，更升级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实，那个时候说这话，乃实乃虚，真假参半。这一次，周一良倒真是实实在在地换了一个人。其间，周文本框：七十以后白文，篆书先生骨折３次〔１２〕，又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容貌日见其衰，而内心世界全新。
什么叫蜕变？俗话说：“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个过程本来已经痛苦非凡，何况又煎熬了那么多年？！
闲言少叙。周一良蜕变阵痛之际，他的老朋友邓广铭，从旁窥察到他落拓不振、心境有异。当时的邓先生正在北大历史系的系主任任上。
邓、周二位原是同一辈人，虽然分属不同教研室，但在历史系同台执教近３０年，不可谓不相知。而邓长周６岁，阅世甚深，处事决断。这一年，邓先生７３岁，“文革”之后，他出任系主任，一刀一斧，拨乱反正。系务刚刚有点头绪，他忽然向学校提出辞呈，同时另附建议：由周一良先生接任。邓先生辞职，原是意料中事，他的岁数在那儿了；而在附议之中另藏深意，则为外人所不知。邓先生的女儿回忆：“记得一天早上，他刚刚起床，就坐在床前跟我说，要向学校领导建议，请周一良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说，这是为历史系的发展着想，也是希望周先生能迈过‘梁效’这个坎来。”〔１３〕
“迈过‘梁效’这个坎来”——邓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他想给周先生换一个环境，换出一个心情。
又费了不少周折，到１９８１年，即“梁效”审查解除后的第三年，周先生才出任历史系主任。邓先生的一剂良药看来有效，海内外的历史学界之中，邀约周先生出席学术会议，主持、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为将出版的学术论著题款写序，如此等等，很让周先生忙乎了一阵。周先生曾有“不能诣人贪客过”一类的感叹，此时一扫而过。
一切似乎都在平复之中。
其实不然。说起来，周先生染的乃是一种时疫。在他身上，原有内火，内火外感相攻，一时之间，确实病得不轻。而邓先生开出的，不过一剂发汗之药，病人服了，一身大汗，确有发表的功效，一时痛快；过后，旧日症候未减，反而一日重似一日。原来周先生的任督二脉拥塞，百脉不畅。周先生担任系主任不满二年，也行辞去，转由田余庆担任。
旧怨“黑帮”、新恨“梁效”，摊在一个人身上，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属罕见。周先生将它称为“两遭劫难”。这“两遭劫难”由何而来？此一时刻，闭关在家的周先生真是早夜以思，早夜以思。语云：君子贵乎责己。他经多番求索，得出的答案是：从自己方面来说，全因对党的“一片真心”所致。这样一来，他渐渐走入心灵的熬煎之中，压在心底多年的酸甜苦辣，一阵一阵，全都翻腾上来。这样的日子，足有几年的光景。
我去拜年的时刻，周先生的心境大抵如此。
背阴的客厅，光线不足，昏暗得有点压抑，室温也不够。棉服臃肿的周先生一人端坐，看来他只在等待我的到来。
我的寒暄问候刚刚完毕，周先生就把话题转到“梁效”。他说，外间传他在“梁效”的住室里有保险柜，里面藏有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在持枪士兵面前还拒不交出；又说：“有人来信骂我是‘无耻之尤’。”〔１４〕他边说边指着桌子：“我个人并不在乎这个！这封信，我压在玻璃板下面，给自己看！压了好长时间。”屋子里的光线虽暗，我也看见周先生脸上的肌肉在抖动。我不好插嘴，也不好妄说什么。
周先生接着又说：“春节到了，我拟了一副对联，正准备写了贴出去”。随即对我念了一通，上下联都是七个字。听下来，我知道文辞甚雅而火气甚大。只是我这方面的修养太差，当时没有全听懂，也不好请他重复，囫囵将就过去，我只能随口劝说，还是不贴为好，否则惹来四邻围观，反为不美。周先生嘿嘿一笑说：“围观！上万人的围观我都见过了！这点儿算什么！”这时候，周先生忽然蹦出一句话：“郝斌！我要求退党！”
我一时愕然，不知如何应对。停了一停，我又把春联不贴为好的话重复一遍，周先生的嘴里也在嘟嘟囔囔。过了好一阵子，气氛稍有舒缓，抓到一个合适的当口，我赶紧起身告辞。
骑车回来，走在未名湖边，滑冰的孩子们在愉快地喊叫，传过来的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它多少冲淡一点我心里的沉重。回到办公楼，关上办公室房门，坐在椅子上，我想静一静，却静不下来。一阵，去想周先生的联语怎么连缀，一阵，又想起他“要求退党”的话。
寒假过后，照常上班了。我该不该把这次谈话通报一回呢？
通报——兹事体大，按照惯例，不容不报。党章有规定：党员有退的自由，有要求退的，经过支部讨论，宣布“除名”就是。再者，当时的习惯做法是，凡是有人提出这种要求，任谁也不好拦阻。这一点，虽不成文，也算一条潜规则，它的惯性力量不可小觑。
可凭我的感觉，周先生那天说的，怎么听都是气话，不像正经八摆的“要求”。
果然是“气话”吗？这种事情，明摆着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哪能一气就冲口说出来呢？
再想想，又转回原地：不可能是真心的“要求”——我自己也陷入混乱之中。
说起来，我同周先生的关系有两层。一，他是我的授业老师；二，“文革”期间，在“牛棚”里，我们有三年同棚作囚的雅谊。这期间，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言，唯此之故，彼此之间，倒算得是赤诚之交，亦颇有年。因有这样的两层关系在，他肚里有话，“谁可告诉者”？我或许算得一个吧！
说到这里，我要向读者补白：笔者当时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一职，主管的正是党务。如此一来，我同周先生又构成了第三层关系：他所说的事，乃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是这三层关系综合到一起，才让他选中我，由我来听他这心头的愤懑一语吧！也许，因有这第三层关系的存在，他冲我诉说出来，才最解心头之懑吧！
上面这段一二三的分析之语，乃是我今日之见，事发当时，我并没有这么清晰的认识。因此，拿到会上去通报，首先是我自己说不清楚，别人听了，当然更不会明白。我若把燕东园中的答对，两语三言，简单一说，人家倒是听得明白了，可接茬儿自然会问，你是主管，你先说个主意吧。那我又该如何去接这个下茬呢？
以此之故，又是一回囫囵将就，延耽下来，既没有在相关的场合通报，对书记王学珍，我也没有一句汇报——我实在说不清。
此后，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去过周府。再次登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也是傍人同行。我多了一个心眼，怕他老人家旧话重提。
再后来的多次见面表明，我当时凭感觉得来的认知，算是靠得住的。我们后来的见面，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像没有发生过那次谈话一样。一片乌云尽行散尽。
说起“梁效”的成员，当年大半以业务见长被网罗入选。在后来“审查”时，被审者和审查者，都认为“竹筒倒豆子”了，可报到上面，岂料一报经年，再报经年，都没有回音。于是到审查的后期，就出现了这种状况：读书的读书，学外语的学外语，甚至有人开篇写起专著来。“审查”一行解除，他们个个业务精进，展翅高飞，或先或后，拿出了自己的东西。其中一位，涉事最深的，当时曾有他会被开除党籍传言。近日，《周一良全集》出版，其中收有周一良的书信。他给一位时在国外进修的老师写信，提到了这位“梁家子弟”〔１５〕，说他“近以欧公研究稿见示，颇有新意”，下面接着说，假如不遭审查，一帆风顺，“他不会出此成绩，亦可谓因祸得福，只恨党籍代价太昂耳。”〔１６〕
“只恨党籍代价太昂”！他说这个话，时在１９９３年，掐指一算，距我拜年的时间，过去约有六年了。
（２０１６年９月）
注释
〔１〕《周一良全集》第７卷３３７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北京
〔２〕《周一良全集》第１０卷４５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北京
〔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而三”。周一良因感而请老友、书法家顾廷龙写成大篆楹联，悬于厅室。
〔４〕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５〕六厂是：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二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八个单位的经验，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予以肯定，并以它们的经验指导全国的“斗批改”。
〔６〕转见范达人：《梁效——文革御笔沉浮录》。
〔７〕两报，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刊，指《红旗》杂志。这是当时的简称。
〔８〕全诗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９〕“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１０〕周一良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曾多年认为自己“原罪难赎”。
〔１１〕这里说的十年，是从周一良心生“毕竟是书生”的感慨时（１９８０年５月）算起，到在中国文化书院接受访谈时（１９９０年秋）为止。
〔１２〕左右大腿股骨头及右手腕各折一次，腿不能行走，手不能握笔。
〔１３〕邓小楠：《想念父亲》，载《想念邓广铭》第４３页。张世林主编。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北京。
〔１４〕同注２。这封信也是周一良所说的“三大公案”之一。
〔１５〕周一良私下对“梁效”成员的谑称。见《周一良全集》卷１０，第１５８页、１６１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北京
〔１６〕《周一良全集》第１０卷１６６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北京。
◇ 附：周一良先生哲嗣周启锐先生来信说——
读了郝斌老师的《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勾起我的一些回忆可为佐证。现记叙如下。
关于退党问题，在人们思想上变得突出是在“八九风波”以后。党内有一批人身体力行了。家父曾在家吃饭时讲到，听说郁风在北美有演说（或讲话）并提出退。国内有杨宪益先生听说要对其劝退，自己抢先一步申请退出。家父也有此意向。我赶忙劝阻说，你可不能退，不然又闹成大事，这家里刚消停两天，又起波澜，弄不好又挨一通臭整，再当一回典型！你不像我们这种无名小卒，退也就退了，不交党费够半年也就自动脱了。此后他不再提了，其实一直心向往之。
到１９９１年接受中国文化书院访谈时，他在谈完″六四“风波后，话锋一转又讲到像他这样的人也不适合在党内了。全集中的访谈录删去了这些。２０００年秋，我随家父去季府去看望季羡林先生，有李玉洁女士坐陪。经过长时间恳谈后告别时，我端摄像机退在前边，出了单元门洞一回头，听见季老送客的一句尾话是：“都入了，就别退了”。我马上想到他话憋到最后的议题是退，甚至是直抒心意。
以上的三个节点上足以证明，退的问题一直在他心中盘算多年，直到一年后他在睡梦中故去。丧事期间，有亲友提示我们可向主办方提出告别式覆盖党旗。我脱口而出——不要！因这不符合他的遗愿。
我原以为他是“八九”以后才动此念头，读了郝文才知早在１９８７年初他已向主管党务和党员组织问题的副校长、副书记有所表述。只是由于郝斌书记出于善意的保护他、爱护他，以及同仁的劝阻和家人的反对，才使告退一事未成事实。此文可附在郝文之后同时转，谢谢！
周一良三子周启锐 ２０１６·９·１１
□ 来源：《华夏快递》，２０１６·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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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红都女皇”江青自灭奇案
·金 钟·
江青（１９１４－１９９１），是中共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神秘人物，她一生的真相及其解读，是二十世纪留给中国人的一个谜藏。作为一代枭雄毛泽东之妻，她把这种“第一夫人”的性关系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成为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让十亿人随着她的旗子起舞，她的权力之大，可谓是没有加冕的女皇，她的淫威超过历史上所有的名女人。１９７２年的“红都女皇”事件，就是江青主演的一出自作多情的宫廷戏，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丑闻。
这件事曾经是十年文革中大陆家喻户晓的小道话题，并当作政治谣言全国追查，但老百姓只是人云亦云，中共当局三十年来没有在党的文件和官方媒体与出版物上披露事件的真相。
◇ 张颖见证江青和维特克谈话全过程
今年（２００５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式发行的张颖回忆录《外交风云亲历记》，其中有十余万字题为“红都女皇真相”的记录，可以认为是官方对这块历史空白的一次填补。事发在１９７２年８月中下旬，江青在北京与广州和来访的美国学者罗珊·维特克（Roxane Witke １９３８－），谈话多次，共六十余小时，江青赤裸裸地说明：要维特克在美国为她写传，让罗珊在西方世界出名，同时她也借此实现“女皇梦”（江青曾找过伊文思、韩素音等人为她写传，均被婉拒。）
此事，当时获得周恩来批准。因为来访外宾很多，接待均须周批，周示江青：“可见见此人，谈一小时可以了，不想见，也可以。”江青迅即抓住这个机会，８月１２日在北京大会堂江苏厅与维特克面谈，并由姚文元、王海容、张颖、丁雪松等人陪同，都是文宣、外事方面的负责人。张颖代表外交部。江青第一次谈话就长达三小时，并以超规格的菜谱设宴招待，晚上再一同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极尽谄媚之能事，令维特克感到受宠若惊。几天后，江青专机飞广州，又将维特克接到广州，待了一个多月（六个星期），续谈多次，每次都是傍晚开始，晚宴，然后谈到午夜。
张颖是全部谈话的参与者，而且奉周恩来指示负责将每次谈话整理成文。张颖当时已五十岁，中共老党员。十六岁赴延安，后派重庆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略通英文，丈夫章文晋任巴基斯坦大使，夫妇是文革中少数打而未倒的高干之一。她在书中引用江青与维特克谈话原文，均加引号。并说明：“所有叙述都是两人的原话……这是真实的记录。”
江青究竟谈了些什么？初次见面，破题就耸人听闻：“我身体很不好，天天吃安眠药，这是林彪想害死我，对我下毒手，在我们食物中下毒，我和主席都病了，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张颖描述，江青一会儿哈哈笑，一会儿甜蜜蜜，她声称个人历史、革命斗争，还有不少罗曼蒂克呢，都可以对你说。江青这样开场，弄得奉陪者面目发呆，坐在沙发中不敢动。唯有姚文元“时时微笑、泰然自若”（后来张颖说，姚藏而不露，早已知道江青的策划）。接着江青十分认真的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埃德加？斯诺三十年代写过毛泽东、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中国，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江青带维特克看她搞的样板戏，特地制造全场起立鼓掌的场面，让维特克看看她的威风，又现场言传身教……从美国电影《飘》到苏联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滔滔不绝。完全征服了维特克。张颖旁观这位３４岁的美国学者在中国最有权势女人的宠幸之下，脸色发红，无所适从。维特克后来在《江青同志》中写道：
“江青以超凡的勇气，站在传统和人民信仰的边缘，成为转折时代的女性先锋领袖，她掌握了艺术权威、决定人民的觉悟。她不断冒险、勤奋，在文革的即兴风格下，她背叛了服从和官僚，放弃女权运动，投入阶级斗争。在无情推行上层建筑产业的六十年代，江青以总工程师的形象出现，挥舞毛泽东设计的蓝图。”
◇ 江青主动谈罗曼蒂克史和毛的婚姻
密切关注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周恩来，在首谈后，召开了三次工作会议，了解情况，听汇报，发现维特克对中国文化及中共历史，所知很有限。期间维特克忽提一个设想：中国需要一个宋美龄，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她对江青有兴趣，捧出她来，让美国人可以喜欢江青像宋美龄一样。江青对此毫不在意，大家也不理解。周不断和江青通电话，不敢冒犯江青。但张颖等接待组的人，认为江青在谈话中不仅自吹自擂，而且大谈中共视为高度机密的人与事。她去广州还准备谈革命战争问题。周恩来表示：“不要谈什么战争，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够了。维特克签证到了，不要延期。”８月２５日，维特克、张颖一行专机移师广州。当晚就在一幢由军队管理的“漂亮的小别墅”连吃带谈九个小时，开始了江青回顾她的也是党的革命历史的长征。
江青给自己定位：“我２１岁就一举成名，但我不要，我要找党。我受到国民党的公开迫害，也受到党内坏人迫害，我是无名英雄，我甘心做无名英雄。”她说中国内战的胜利从１９４７年７月开始，西北战场，毛主席指导全国，“跟随毛主席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我认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应该有人照顾他，和他同甘苦共患难……”江青特地将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张清化请来，给她挂上三幅战争形势图，向维特克讲解毛调度敌人的战略战术。她指着毛主席行动路线图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然后，江青非常详细地描述怎样在陕北随毛周的中央大队和胡宗南军队周旋、打游击，发号施令，指挥全局，直到顺利进驻西柏坡……显示惊人的记忆力。让维特克佩服不已。
私生活方面，张颖也作了介绍。江青自承“我年轻的时候，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说着，江青就哼起了上海小调来：我呀我的小妹妹呀，舍不舍不得你……哈哈、哈哈。她说，她一到上海，男朋友可多了，他们使用各种手段追求我，我都记得他们的姓名，后来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接着又讲了在外滩一个美国水兵要调戏她未遂的故事。
关于和毛泽东结婚的事，江青主动爆料。“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传说中共高层有决定不让江青参与政治）她说，当时有人反对我们结婚，项英还拍电报来。他是个叛徒（当时不知道），毛主席给他回电说，“我学孙中山。”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三十岁……接下来江青透露毛和前妻贺子珍的婚姻。说是贺要求离婚的。她去了莫斯科，毛要她回来，他们在江西苏区就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江青说：贺家是地主，还是商业资本家，开茶叶店，红军打下该城市，她马上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什么工作也不做……另外，生了孩子也不要，现有一个女儿（李敏）是我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去苏联与贺住，被贺打。苏联人以为贺疯了，把她关起来，送精神病院。脑子坏了。她还有一个男孩，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江青说，毛的侄子毛远新，是她当儿子养大的。
◇ 中共干预维特克著书《江青同志》
罗珊·维特克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０日进入中国大陆，９月３日从广州出香港飞回美国。从８月１２日至９月初，和江青见面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张颖作为外交部的代表，一直伴随左右，送走维特克后，来宾满载而归，她却感到从恶梦中醒来。她的责任，是向部领导乔冠华、王海容汇报广州谈话的情况。她的态度很明白，不欣赏江青的作为，而且不主张将数十万字的录音记录寄给美国的维特克。因为其中涉及很多“党的机密”。她最反感江青的是：
“她对于所有他认为不好的人，都一律戴上大叛徒、大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她真是一言九鼎，随口而出谁是叛徒、特务、反革命……那还了得，说不定哪天这人就会横祸飞来，被关押甚至冤死狱中。那时江青的复仇心理达到极点，她心目中大大小小、恩恩怨怨的人和事，她全不放过。”
张颖等人回到北京后，江青不断催促整理谈话记录寄往美国维特克。外交部对江青的要求不敢吭声，张颖终于找到周恩来，和邓颖超谈了三小时。周接着召开三次专门会议，于１９７２年岁末，宣布：“已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档。”张颖等照办。１９７３年秋，张颖赴渥太华任大使馆参赞。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达到高潮，炮轰大儒，直指周恩来。同时全国追查政治谣言《红都女皇》，盛传毛为此批评江青。张颖回国休假，从外交部同事处，获悉存于外交部保密室铁皮保险箱的江青谈话记录材料，已被江青取走并被她烧毁。张颖特地将此事告诉她的老领导叶剑英。１９７６年张颖再回国休假，住了四个月回加拿大。毛逝，十月中旬奉召回国，洽遇“粉粹四人帮”，兴奋之余，张颖却被列入与江青合谋“红都女皇”的名单中。她再度请教叶帅，得到安慰。外交部任命张颖负责整理江青与维特克谈话材料，供审查四人帮之用。她旁听公审江青。
维特克回到美国后，她期待的江青谈话的官方记录文本，一直没有得到。分手初，她还和江青交换不少书籍与照片、纪录片等信息。１９７３年５月，何理良（当时的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的夫人——编注）正式通知她，和江青谈话记录“太长太繁杂”，不适宜公开发表（即拒绝给她）。劝她最好不要写成江青传记，而是毛领导的革命史，其中一、二章写江青——维特克看出这是中共内部分歧的“外在表现”。回头一想，也好，可以摆脱中方的约束，利用江青大量的口述资料，“不做江青的传声筒”。１９７４年１月，何理良再出手施压阻止出版江青的完整自传，并提出以金钱换取维特克的屈从，遭到拒绝。维特克在斯坦福、哈佛做研究，同时关注她离开后中国一系列重大事变，包括邓复出、周与毛去世，江青倒台，也包括有关江青和她谈话引发的“沸沸扬扬”不负责任的谣传。
于是，１９７７年美国波士顿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维特克著《Comrade Chiang Ch’ing》（江青同志）。张颖在２００５年回忆录中，介绍该书（英文版）的以时为序的五部分：早年生活、从上海到延安、５０年代北京莫斯科、文化大革命、中国艺坛霸主。张颖说：据她所知，该书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本。然后，张颖对《江青同志》作出下列评判，作为她的回忆录结尾：
１、１９７７年江青已经垮台，维特克没有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有她自己的看法，还修改了江青谈话一些内容。但许多细节相当具体详尽。
２、全书顺从了江青的本意：塑造一个全能的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全才的艺术家的中国领导人形象。
３、关于西北战场的谈话，江青胡编乱造，说不清楚。但维特克说清了一点，就是江青不是“为毛泽东织毛衣”，而是参加了那场重要的战争，她对建国有功劳，却没有得到领导人的位置，心怀怨恨，于是复仇火焰透过文革疯狂爆发。
４、张颖特别强调：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和传说的《红都女皇》完全是两本书，两回事。由于她参与维特克江青谈话全过程并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她对维特克这位美国学者表示理解和同情。
◇ 《红都女皇》大摆乌龙、张冠李戴
浏览众多对《红都女皇》事件的研析文章，许多人对这个涉及最高权力和中外合流的奇案，竟然时空错位，全国上下，张冠李戴。
请看：
毛的暂时继承人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后，说《红都女皇》“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知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说，毛看了《红都女皇》，“颇为震怒”。军科院教授范硕在一本叶剑英传记中透露：《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指示外交部不惜重金买下版权，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主席，毛阅后大怒，便写下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范硕称，亲见过毛此批示。
其实，维特克的书出版时，毛已不在人世……相传的《红都女皇》是另有一本在香港出版的书，据说是小开本、只有几万字、制作粗俗的报摊书（直到１９８０年代，香港还有这类出版物）。但是，不少评论家都否认有过《红都女皇》这本书，因而，毛批示大骂江青，也被认为伪造……可是，张颖言之凿凿地，在其回忆录中证实她在文革后看过这本书。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她的证词。但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妨看看有关《红都女皇》的不同版本：
其一，维特克１９７７年：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波士顿英文版）；
其二，维特克《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中文版，范思译，星克尔出版公司，２００６年；
其三，张颖：“红都女皇”真相（《外交风云亲历记》之第三部分），２００５年；
其四，《红都女皇》。作者、出版者不明，１９７３－１９７５流行香港、中国大陆；
其五，手抄本。何勤华（上海川沙知青、团委书记）１９７６年夏，在市开会时，偷读约５０页的手抄本小说《红都女皇》。吃惊“江青对外国人说了那么多混帐话”，对党委作汇报，还写出记忆稿，交倪鸿福书记，不少人传阅。其稿不知下落。（法制网２０１３－５）
其六，江青维特克谈话录音记录稿。张颖负责整理。１９７２年末，奉命呈外交部封存，虽大部分被江青取走销毁，但有一份完整记录存档（不知是否连同录音？）至少文字档应有留存，张颖称有数十万字。
以上六种资料，从考据的角度看江青对外谈话事件，最具可信度的，当推中共外交部未开放的官方档案。其次应为“其三”张颖的十三万字回忆录，其具有突破保密的价值，让公众第一次进入事件主要程序的内幕，但显然不是完整的原件。其一其二，维特克之作，可供中英对照校勘，是西方汉学界研究文革的一次探索。但作者强调其“学术性质”，回避事件强烈的政治背景，取材上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其四”香港版的《红都女皇》便成为探讨事件的真相与实质的一个重要疑点。这个版本支撑了追查“政治谣言”的官方行动，直到文革后成为江青的罪名之一。奇怪的是若干知名的文革论著，竟然对“红都女皇”整个事件只字不提。
◇ 江青夺权野心是一个王朝灭亡的象征
这是本文不能认同的。１９９２年留美学者宦国苍（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社科院副院长宦乡之子）接受中文《时报周刊》访问时提出一个观点，说红都女皇事件是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所致。暗示是周的亲信张颖１９７３年在香港出版《红都女皇》，激怒毛，使毛江疏远——此信息由陈香梅函告中共。张颖闻讯“哭笑不得”，凤凰卫视则斥为荒诞至极，周不会出此下策。
张颖对香港出版《红都女皇》有可疑之处。据其自述，她在加拿大１９７３年底，“已知香港出了一本书，可能是华人写的，吹捧江青，要做女皇了”。１９７４年末她回国，追查红都女皇谣言未了，她说追查内容“确是江青谈话内容”。同时，江青谈《红楼梦》的部分，也在流传。这些显示封存在外交部的谈话资料已经泄漏出来。王洪文也在下令追查。而毛泽东要和江青分道扬镳的批示，也是在１９７３年先后由范硕和朱德孙子朱和平先后知晓（并透露毛批示给周，周说是毛在气头上的话，只好暂缓执行）……后来史家对此皆以“之谜”说打住。有的更以毛如此严批江青何以不收入毛文稿、毛年谱？对毛批示之真实性加以否定。这是皮相之见，因为毛著之遮丑而选，已不可胜数。
宦国苍之说虽有待更多论证，但在逻辑上、宏观上，我以为是中共研究的一个重要标示。文革使毛泽东专制独裁的黑暗与残暴达到极致，宣告灭亡的危机是统治集团内的两大事件：林彪叛逃事件与江青篡权事件。一个御定的接班人，竟然冒死叛逃！而元帅尸骨未寒，一个上海滩的荡女，又来抢夺主席之位。毛已明说“她要当主席，迫不及待”，也是宫内两份接班人名单上的“党主席”人选。一旦接过毛的刀把子，武则天再世，四人帮揽权。浩劫何时了？“红都女皇”事件就是江青上台的开场锣鼓，林彪和她的失败，都是一个王朝灭亡的标志，只有史家赋予他们不同的光荣和耻辱。因此，无论有多么离奇虚幻，周恩来、张颖一派的水有多深？“出此下策”的成败如何？《红都女皇》都值得我们推敲思考。事实上，维特克走后，江毛渐行渐远，她得毛之暴政真传，也救不了她的吊死鬼命运。
◇ 后记
本文的写作，从２００５年初稿，到２０２２年修改稿。颇费心力。感谢已故作家董鼎山先生向我介绍许多美国文化界及红都女皇１９７７年出版盛况。一个美国自由主义和中国专制主义相碰撞的连续剧。密西根大学音乐教授盛宗亮创作的歌剧《毛夫人》２００４年在美国演出，把江青定位为“中国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描写压迫与复仇，充满欲望与谋杀——维特克不是斯诺。１９７３年她在纽约对作家韩素音说，“江青专横跋扈，就像慈禧太后，姚文元在她身边像个太监。”另，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文版系与本文有关，星克尔出版公司出版人和我联络，２００６年在香港出版。维特克的序言：“我冷眼旁观，因为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记者。”
〔原载《开放杂志》２００５年６月号，２０２２年８月改写〕
□ 来源：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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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辨析】
１９８０年林彪、江青案审考疑（选载之二）
·舒 云·
◇ 吴法宪被诱供出“八八”政变
黄吴李邱中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包袱”最重，因为林立果和外逃三叉戟飞机都属空军。吴法宪在北京卫戍区的５年中，写过的材料总在百万字以上。〔７９〕吴法宪的案审记录有一二尺厚，他自己也写了上百份材料。史洪义将其复印４份，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各一份，空军留了一份。〔８０〕
１９７２年２月，李震、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第二次审问吴法宪。吴法宪说：“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晚，政治局会议结束，周总理要我和邱会作去一趟毛家湾。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写几个字慰问他。毛主席想到以前给林彪写的曹操的《龟虽寿》，要周总理找回来当范本。”〔８１〕这真是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
叶群因怀疑乳腺癌，８月５日一个人从北戴河回北京体检，８月６日凌晨３０１医院专家会诊排除。叶群很高兴，要胡敏（邱会作妻子、总后司办主任）带专家们来毛家湾看电影，顺便叫上邱路光（邱会作大儿子）夫妇。正闲谈，邱会作和吴法宪来了。〔８２〕吴法宪交代：“叶群谈了林豆豆婚事，没谈其它。”中央专案组诈他：“邱会作和胡敏都交代了，你不交代就是死路一条。”吴法宪信以为真，１９７２年３月１日交代：“叶群提出了搞反革命政变的方案，安排了部署。”为了以后能有机会改正，他在交代的假材料下面画了一些圈。〔８３〕
审讯者这样说：“老实交代你们商量政变没有？”吴法宪说：“……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真的没商量？”“真的没商量！”“好，你是往死路上走啊！”“（哭腔）……商量了。”吴法宪在交代材料中详尽记述，连当时的气氛、神情、口气、心理状态都写到了，情节很具体。引人注目的……圈圈点点，像着重号。〔８４〕
为什么中央专案组如此逼供？因为李伟信交代：于新野说，１９７１年４月“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李邱和叶群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５７１”（武装起义），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８５〕可是黄吴李邱都不认账，中央专案组决定从吴法宪突破，因为吴法宪“罪”最重，所以也最怕死。
李震、吴忠拿到吴法宪的政变供词如获至宝，吴忠当着李震的面对吴法宪说：“李部长对你很关心，亲自给你找了一所房子，离城很近，买东西也方便。”晚饭炒了四个菜，让吴法宪饱餐一顿。监管的王团长告诉吴法宪：“明天就派人去给你打扫房子和修理暖气，我们‘保护’你的一个班也搬过去，还准备给你配一个炊事员。”第二天上午，吴法宪听见王团长给宋参谋交代任务，让他带六七个战士到朝阳门南去打扫房子。可是一星期过去，说暖气坏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公安部李副主任说那所房子离城里太近，容易被群众和外国人发现，准备另找房子。吴法宪生气地说：“别再骗人了。”李副主任说：“你不要怀疑，我们给你找房子是真的，是中央指示，现在不叫去也是中央指示。不是我们要欺骗你，我们也弄不清为什么前面要你去，后面又不要你去了。你就在这里安心住下，争取早一点把问题交代清楚。”〔８６〕
吴法宪终于想明白了，违心承认政变怎么可能被释放？反而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他想改口供，又怕被说成态度不好闹翻案，罪上加罪。他经常做噩梦，不断询问会不会被枪毙。背上了沉重的包袱。〔８７〕１９７７年元旦是吴法宪一生中最感屈辱的新年，也是他在秦城监狱的第一个白天，他想既然要置我于死地，就死了算了。他不吃不喝睡了两天，秦城监狱才有一点急了，拿了一瓶牛奶，硬给他灌下去，又给他打了一针葡萄糖。〔８８〕
◇ 邱会作顶住压力坚持不作伪证
１９７２年初到４月间，李震、郭玉峰（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忠四审邱会作，前三次都是针对“八八政变”。第一次审问是在沙河机场，开始比较晚，李震问长问短，然后才对邱会作说：“你写的材料，我们都看过了，其实那是多余的，那些问题你不写我们也知道。你只要把主要的说清楚，也就了结了。……”郭玉峰说：“中央对你是寄予希望的，这是对你审查的有利条件。”第二天上午，中央专案组来了两三个人，“昨天谈话的精神，你是一听就懂了，你需要向中央交代清楚的是主要问题。”邱会作不懂，希望他们直接提出来。他们笑着说：“嗯，你会想得到的。老实说，吴法宪聪明不如你，但他早就说清楚了。”过一个星期第二次审问，李震说：“黄永胜、李作鹏是死硬反革命……中央领导对你是很了解、很关心的。你的许多事情，中央领导同志说得清清楚楚。你只要把主要问题说清楚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会妥当处理的。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决不会放在你的名下。同黄永胜、吴法宪比较起来，你的问题是很少的。任何问题都不会孤立的，你的问题，即使你不说，我们也知道。”邱会作仍然不明白，李震终于点出了主题：“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你同吴法宪在叶群家谈话是一个重大问题，你只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其余就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了。这样的重大问题，我们是要专门向中央报告的。因为你在场，报告里要没有你的态度是不行的，这些道理你是完全懂得的。”“吴法宪争取了主动，把问题早就说清楚了。他曾再三说，那天晚上到毛家湾是他叫你去的，你没有多说什么话。中央考虑对吴法宪从轻处理，把他的生活安排好。你把问题讲清楚会得到更好的处理的。”郭玉峰说：“‘八八’问题，吴法宪是说清楚了，也说得很好，几句话就把核心问题说清楚了。”李震说：“吴法宪不会害你的，他写的材料把与你有关的问题都说清楚了。老实说，中央领导同志对你是心中有数的。”吴忠说：“‘八八’那天晚上，你们四个人（叶群、吴法宪、邱会作、胡敏）在叶群家谈话，现在活着的还有三个，至于你们周围有关的工作人员还有不少。现在我们要你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与其说为了向我们说清楚问题，还不如说是为了你自己和你全家。你说得越清楚，对你越有利。你这个大明白人应该完全懂得。”
邱会作说：“你们说的‘八八’问题，我当然不能理解，因为那天都是很平常的谈话，但根据你们说的意思，我可以猜到几分。我猜想你们说的意思是两点：一是‘八八’问题是属于搞阴谋，搞政变，搞谋杀之类的问题。吴法宪已经承认并且交代了，中央准备对他宽大处理，将得到很好的安置；二是我要是同吴法宪一样，也承认自己的罪行，你们会给我说好话，中央会对我更宽大更好的处理，对我的安置也会更好。可是从叶群回京治病到她离开北京，我参加的事，我可以给你们写一份详细的材料。我相信，我是可以回忆得起来，也会写清楚的。”李震说：“你猜的有……（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立即转口）你再好好想想吧。你只要愿意写，什么问题都可以写清楚的。我们几个人认识你很多年了，对你的才能是很清楚的，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
邱会作很快把有关“八八”问题的材料写出来了。第二天，中央专案组来人看后，只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没有实质问题。”邱会作也动了气：“实质问题是什么？我不清楚，你们可否干脆给我点出来？！”来人说：“老实说，你写的材料嘛，虽然把过程交代清楚了，但没有用！吴法宪是直截了当交代了，８月８日在毛家湾叶群和你、吴法宪策划阴谋政变！”
邱会作虽有心理准备，头还是“轰”地响了一下。吴法宪为了得到“很好的安置”，把大家都送上“阴谋政变”的台阶上，再加上“九一三”的突发事件，林彪又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你说毛主席和中央是信还是不信呢？不信是没有道理的，毕竟是吴法宪的亲自交代；信是有理由的，但吴法宪说的是假话。问题既然见了底，就不怕什么了。邱会作说：“吴法宪怎么交代的，我不管，但我决不向你们说假话！违背事实，违背党的政策，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我是决不会干的！”来人说：“中央领导同志对你抓得那样紧，还能让你违背原则吗？对吴法宪的交代，中央领导同志向他问过数次都没有推翻，我们对吴法宪没有逼供信，你看这是他的补充交代，没人逼他呀，是他主动补充的（他们按住正文，只露出标题）。对吴法宪这样一个人物的话，我们能不相信吗？对你们这个案子很快就要了结了，现在主要是等你对这个问题的交代了。”邱会作又气又无奈地说：“你们要我交代的实质问题，我已经明白了。”来人说：“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复杂，你写三点就可以了。第一是叶群策划你们必要时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叶群动员你们准备在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第三你对吴法宪的交代可以写‘同意’，或者写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什么，都可以。”
邱会作只用半小时就写出来了。第一，在吴法宪转达广州军区首长很想念林彪时，叶群回答：“我们也很想念他们，今年冬天准备到广州去过冬”。第二，叶群说：“在三中全会上，他们（江青一伙）要是把庐山会议的问题再端出来，我们以端对端，决不要怕他们。”我们同意叶群的意见；第三，吃了夜餐后，我再三提议要散，因为我对他们继续谈下去有点不耐烦，几次到走廊里转了转，吴法宪、叶群说的话，有的我没有听到。”来人看后没说什么，就收场了。〔８９〕
◇ 中央专案组反复诱供邱会作
１９７２年３月上旬，李震第三次审问邱会作，仍然集中在“八八”问题上。此后一个多月中，中央专案组几乎天天审问，说的话都差不多，直接压供、诱供，只要邱会作说一句“同意吴法宪的交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李震说：吴法宪已经把主要问题交代清楚了，中央领导同志很赞赏。吴法宪有出路，正在给他找房子，安排他一家人住在一起。你本来是排第四位的，为什么要向前挤？这对你毫无好处嘛。对你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已经向你交了底，在你的名下不会放什么东西的。我们考虑到“八八”问题，吴法宪已经说清楚了，你只是证明一下就是了，这有什么难于办到的呢？周总理对你是很了解的。他曾说你们几个人中，邱会作虽是跟着走的，但他并不是盲目的，不会主动办什么坏事。吴法宪交代“八八”问题之后，周总理大吃一惊，老实说，他对你也有了新的看法，我这次找你谈话，就是总理要我来的。我们认为对搞清你的问题是很有利的。你不是说过８月８日晚上，吃了夜餐之后，常出到外厅去，有时还在电影室门口看一看嘛，你说的情况我们是得到了证据的。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吴法宪、叶群说了什么，你没有听到。你也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下。”
邱会作说：“你们提问我回答，或你们提具体要求，我自己写。”他们商量后说：“我们的具体要求就是你把当时的问题如实说清楚就行了。”邱会作说：“我以前写的就很清楚了。”“以前写的不能解决问题。”僵持一阵，他们忍耐不住了，说：“你们在毛家湾吃夜宵前，吴法宪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邱会作说：“我以前的材料写了当时的情况。吴法宪说了什么根本办法，我确实没有听见。”他们久不表态，邱会作又说：“对吴法宪的话，我没有听到，不等于他没有说。”他们叫写个材料，邱会作写道：“当时，只有吴法宪、叶群（胡敏在沙发上睡着了）和我在场。我不愿意听他们谈一些无关重要的问题，我经常出到外厅去，有时也去电影室看一会电影。我只听到叶群说：‘不要怕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开三中全会时，他们怎么来，我们就怎么去！’”中央专案组看后没有反感，也没有表示高兴。第二天上午，中央专案组又来了，让邱会作把以前写的和昨天写的合成一个材料。大约半小时邱会作交稿，他们看后说可以了。
１９７２年４月下旬，中央专案组来了４个“老面孔”和８个“新面孔”。主审者气势汹汹地说：“坐下！邱会作，你要老实交代！８月８日你们在叶群家谈的和９月６日李作鹏同你说的（毛泽东南巡讲话）都是反革命活动！我们掌握了材料，你赖不掉！”邱会作说：“那肯定有人胡说八道！”主审者说：“你耍无赖！”邱会作说：“你们也不要太威风！”接着有三个人像红卫兵一样拳击桌子，表示他们的愤怒。邱会作照样喝水、抽烟，根本不予理睬。一个人态度缓和地说：“你还是写了材料吧？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把没有交代的问题写出来！”邱会作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新的问题可写了。”自此中央专案组没有再来审问。
邱会作认为：吴法宪的假交代害了黄李邱，也害了他自己，甚至害了林彪，干扰了毛主席对黄吴李邱的判断，给江青一伙钻了空子。毛主席和中央很容易把林立果的“谋杀”和吴法宪说的“政变”联系到一起，把林立果和林彪扯到一起，又把林彪和黄吴李邱扯到一起，江青一伙再煽动去闹，问题就复杂了。如果没有吴法宪的假交代，这个根本没有的问题就不能成为问题，只要讲清我们和林彪的政治关系，我们的案子就基本会了结了，总理也好帮我们说话。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会给我们一个结论。〔９０〕
当然，这只是邱会作的一厢情愿。
１９７２年４月底或５月初，中央专案组的四个人都来了，对邱会作说：“今天没有什么要问的，只是向你传达三条：一、中央认为你是交代了问题的，你所交代的问题说得比较清楚，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二、要注意身体；三、要利用这个机会多读几本书。谁能说这样的话你是会想得到的。”他们把带来的尼龙蚊帐、凉席、电扇交给邱会作，并说：“这些东西，谁让我们给你送来的，你也应该想得到。”至此中央专案组对邱会作的审问就停止了。
邱会作说：即使林彪有“两谋”，我们也没有；林彪没有“两谋”，我们就更没有了。即使吴法宪说了假话，他其实也没有“两谋”。经过严格的反复审查，纪登奎代表中央专案组向政治局报告：“经审查，黄吴李邱没有‘两谋’问题”。主席、总理都是超人，这里面的真实情况我想他们会做出判断，为什么不解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共７年半时间无人过问，我都快不会说话了。〔９１〕
１９８０年４月６日，林彪案预审组组长带六七个“新面孔”审问邱会作，专谈“八八”问题。邱会作从口袋里掏出过去写交代的底稿，念了２０分钟。〔９２〕预审组用录音机录下，说：“你的稿子还是过去的，一点新内容都没有！”邱会作说：“过去我就把情况全部交代完了，当然不会有新内容！”“不尽然吧！何必同我们对立，把问题搞清了对你有好处。”“要是有好处的话，早就该有了。这个问题在８年以前，１９７２年３月间，我就向当时的中央专案组交代清楚了。”“不要过早封口。吴法宪交代了过硬的材料。你是在场的人之一，能与你无关吗？”“我希望你们有过硬的材料，完全可以定罪的材料，这样我就可以不受罪了。因为这个材料我已经写了几十次了。我同吴法宪是两个人，这总该是事实吧！”“我不知道吴法宪交代的内容。根据你们提供的情况，我认为不排除两点，一是吴法宪、叶群可能利用我不在的时候说了什么。二是也不排除吴法宪说假话的可能。”两三天后，林彪案预审组对邱会作说：你说的“八八”问题对我们有启发。以后就没有再问了。〔９３〕
◇ 吴法宪终于否掉“八八”政变
关于黄吴李邱是否知道“两谋”，一直是审讯重点。黄永胜坚决不承认叶群向他透露过“两谋”，李作鹏、邱会作也一问三不知，而吴法宪对“八八”政变又说不出具体部署。１９８０年１月９日，总政林彪案办公室列出１２个问题，由军事法院院长郝苏组织调查组查证，提供了四份调查报告。其中之一是叶群１９７１年８月５日从北戴河回北京，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密谈过，但不是密谋政变。〔９４〕
从１９７９年初到１９８０年７月，吴法宪先后１５次接受“新面孔”审讯。１９８０年元月起，吴法宪在多次提审中精神异常，言语支吾，关于叶群怎么提出反革命政变的问题，每审一次都变一种说法，漏洞越来越多。〔９５〕预审组分析：林立果９月８日晚回到北京，不敢去找吴法宪，所以吴法宪并不知道布置南逃飞机。如果叶群与他商量了武装政变，林立果的许多阴谋就可以通过他去实施，调动飞机和警卫部队要方便很多。从各方面的材料分析，吴法宪１９７２年的供词不可信。这一条定不下来，对吴法宪的审判将无法进行。
史洪义到人民大会堂向彭真汇报，于桑在座。史洪义说：吴法宪曾交代，于副部长在“九一三”当天对他说，“毛主席讲了，你如果老实交代，把问题讲清楚，以后还可以分配工作。”于桑说是有这回事。吴法宪“为了能出去工作”，编造假话，并在假话下面加了圈圈。彭真说：“要告诉吴法宪，决不能说假话，过去说的不是事实，可以不算数，上了中央文件的也可以改正，允许他翻案。”史洪义心中有了底，他明确告诉吴法宪：“允许你更改过去的口供，允许你翻案。”〔９６〕吴法宪长时间沉思后说：“如果我过去交代有假，现在说真话行不行呢？”预审员说：“允许你更正，但不能再说假话。”吴法宪又一阵沉默，“哇——”大哭一声跪下了，“感谢你们给我宣传了党的政策……我放下了８年的大包袱啊……”“关于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和叶群接触的那个材料，多处是编造的。我当时做了记号，凡是画了圈点的，那都是假话。”〔９７〕
吴法宪如释重负，说“好几年没吃西瓜了”。史洪义告诉管理员给他弄个西瓜。狱方对吴法宪也有优待，早餐牛奶，中晚餐一荤一素，〔９８〕这让本来就胖的他始终伴随高血脂、高血压。狱中１０年，吴法宪读完了二十四史，还读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部分内容。〔９９〕他被允许有半导体收音机，可以学英语，监管员说“其他犯人是没有的”。彭真说：“吴法宪态度最好，什么事都弄清了，林彪跑他并不知道，放他保外就医，每月给２００元。”〔１００〕
◇ 吴法宪、王洪文狱中吐露实情
“两案”公审结束，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５日中午，王洪文、吴法宪、江腾蛟、邱会作合监，允许他们下棋、聊天。
王洪文说：“毛主席说林彪的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问题，其影响都大。毛主席还说不能用处理杨成武（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中央专案组二办主任）的办法对你们。除张春桥、江青以外，汪东兴最积极急于处理你们。”“对你们四人的组织处理，总理提过两个方案。处理吴法宪；处理黄永胜、吴法宪。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也总是在考虑区别对待。主席开始基本同意只处理吴法宪，保护黄李邱。主席还风趣地说‘以少换多，值得’。康生及江青他们始终不同意，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汪东兴、李德生等也不同意。我也讲了不少不实之词，也起到了不小作用，我对不起你们。其实，黄吴李邱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
有一天闲谈，邱会作说起“八八”那天在叶群家谈话，吴法宪立即紧张起来，扑到邱会作肩头流着眼泪说：“老邱！对不起你，我说了假话，可能对你有连累。我交代过，８月８日在毛家湾，叶群和我们说的主要是‘要准备政变的问题’。”邱会作说：“为什么要说这样天大的假话？你不只是连累我，你还连累了黄永胜、李作鹏，连累了解放军！你给江青（没敢说主席）帮了大忙。他们找不到我们参与‘政变’的台阶，你把大家送上了这个台阶。你的假话，对我不能没有影响。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得起对不起都没用了。我心里很明白，对我们的公审决不是仅根据你的假交代决定的，没有你的交代他们照样干。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吴法宪哭得更加伤心：“是他们逼我说的，他们说这是给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着他们的需要说的和写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还是关到现在。”王洪文说：“我想起来了，李震、郭玉峰、吴忠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曾说到你们在叶群家谈话的问题。总理最后是这样说的，这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最重大的问题，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但吴法宪、邱会作的口供不一致，待把‘八八’问题搞清楚后再讨论处理。我记得对你们的问题也就拖下来了。”邱会作认为：吴法宪说假话当然不对，但说明他们很需要这样的假话，想把我们往“两谋”上连。如果他们有了林彪“两谋”的确凿证据，也不会无数次地追问这个“八八”问题了。〔１０１〕
◇ 费四金坚持实事求是拒绝伪证
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么可能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黄吴李邱呢？！黄永胜被收审后，几乎没有交代什么问题，甚至大发雷霆：“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软磨硬拖比吃‘花生豆’（子弹）还残忍。”〔１０２〕他坚决否认林彪、叶群向他讲过“两谋”，……更不知道林立果谋害毛泽东。〔１０３〕中央专案组不怕黄永胜封口，他们掌握了一个爆炸性的材料。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京西宾馆服务员集体揭发，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黄永胜在京西宾馆会见了林立果。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大小“舰队”的“会见”，说明黄永胜知道“两谋”。中央专案组要黄永胜的“贴身保镖”费四金（黄永胜警卫参谋）作证。２５岁的费四金对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他说：“林立果我认识，９月１２日黄永胜没见林立果，也没有去京西宾馆，更没有准备去广州。”
中央专案组专门把费四金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９月１２日黄永胜在京西宾馆见了林立果，还拿出值班日记。费四金学过保卫专业，他一眼看出这个值班日记是事后补记，钢笔水颜色、字迹都一样，总不可能好几个月只有一个人用一支钢笔值班吧？显然是事后补抄的。费四金说：“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情况。”
中央专案组不死心，又多次提审费四金，甚至封官许愿。黄永胜已是囚犯，多泼点脏水不算什么，你承认了马上释放，前途光明，否则就是黄永胜一伙。费四金说：“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对黄永胜、也对我自己负责，我不能作伪证。即使被双开，也要有良心。”中央专案组为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最后纪登奎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并不认识黄永胜，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无中生有。如果他９月１２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１０４〕费四金的实事求是，让中央专案组“安排”大小“舰队”在“九一三”前的见面破灭了。
◇ 林立果让王飞转林彪给黄永胜的信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５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长桌上摆着一个大搪瓷盘，里面有两页被周宇驰撕碎又拼起来的白纸（林彪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北京卫戍区动用大批民兵，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找了整整一天才搜集起来的。
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０日刘沛丰（空军党办处长）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的，内容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有林彪签名，没有日期。疑点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总参谋长与空军副参谋长有什么可“面洽”的？当时就有人（不是黄吴李邱）提出：“这是手迹吗？”邱会作走近桌子看了一下，也表示怀疑。黄永胜气得坐在那里不说话，他坚决否认看过这封信。
９月１７日，周恩来对邱会作说：你的事没有多少，黄吴麻烦一点。你去做一做黄总长的工作，尽快向毛主席表示态度。黄永胜说：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不会罢休的，我们上了汪东兴的当。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吴法宪）抓起来，总不能都抓起来，难道都不要了吗？党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来，我什么都不会说。江青会算老账，要算老账也还是那些，没有什么可怕的。……林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这是邱会作最后一次与黄永胜谈话，他们回忆起江西苏区、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边说边流泪，黄永胜则大哭起来。
９月１８日１５点，邱会作接到周恩来电话，简要汇报黄永胜只知道难受，不知道“病”在哪里。林彪给黄永胜的那封信，也是他负担很重的问题。周恩来说：“一、光难受不行，还是要好好想想；二、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三、林彪给他的信，是林写给他的，并且又未收到。这些问题，我早就注意到了。”〔１０５〕
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是否作为罪证，特别法庭的法官们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目的很明显；另一种意见认为，林彪要黄永胜搞阴谋活动，完全可以用电话讲或派人口授。如用这封信作证，说明黄永胜根本不知情，还会起到黄永胜事先不知道林彪要搞阴谋的反证作用。〔１０６〕但是能够使用的证据几乎没有，特别法庭还是使用了这个证据。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８日，伍修权主持审讯黄永胜。审判员问：“林彪在叛逃之前，给你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不是事实？”黄永胜回答“是事实”。这个讯问是精心谋划好的，因为虽然在“九一三”事件前，黄永胜并不知道林彪有信给他，但在审讯中，法庭给他出示过这封信。这样黄永胜是知道的，所以法庭只问他“是不是事实”，他也只能回答“是事实”。如果法庭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漏馅了，可以间接证明黄永胜与“两谋”无关。但法庭只要“是事实”这个回答就够了，就可以瞒天过海了。黄永胜也许没有反应过来，也许事先得到过警告，总之他只回答了“是事实”，没有说明他根本没有看到林彪的信，而是审讯中才知道的。
黄永胜承认“是事实”后，特别法庭马上投影并宣读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审判员刘继光问：“在林彪下决心杀害毛主席的情况下，叶群、林立果送给你的密封亲启件，林彪又给你写这封亲笔信，你与林彪有什么关系？”黄永胜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与林彪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当时知道的只是组织关系，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林彪没有特殊给我说过什么东西。”“根据林彪给你写的亲笔信这件事，说明你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所处什么地位？”黄永胜不承认是主犯，“我承认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１０７〕如果黄永胜有辩护律师，会追问黄永胜是否知道林彪信，怎么知道的，或许会帮助他免掉这条大罪。如果律师进一步问：“有这么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吗？它成立的时间，它的组织纲领、任务是什么？你在其中都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呢？”
◇ 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涉嫌伪造
李作鹏说：如果林彪要搞军事政变并不困难，利用他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政治威信和黄吴李邱掌握的陆海空军大权，搞军事政变可能易如反掌。但林彪没有“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动阴谋，黄吴李邱也没有这种反党、反毛主席的邪恶祸心。……后来，林立果说黄吴李邱“这些老总水平低……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行，今后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真正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１０８〕显然林立果两次让王飞带信，就是试图独揽大权。
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带来叶群给黄永胜的密封亲启件，里面是一盒菠萝糖，一件尼龙背心。〔１０９〕９月９日１２点，黄永胜休息了，王飞与黄永胜秘书联系未果。９月１０日１１点３０分，王飞将密封亲启件面交黄永胜。这一天黄永胜与叶群通过五次电话，其中两次分别是９０和１３５分钟，〔１１０〕根本不需要王飞多此一举的“快递”，只能解释为林立果试图让王飞和黄永胜建立联系，以便日后“绑架”。
林彪有可能给黄永胜写信吗？首先，林彪有办公室和若干秘书，用不着他亲自动手。１９６９年林彪在苏州下达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就是秘书张云生用电话传给黄永胜的。其次，１９６７年林彪茶几上还放着纸笔，没多久他划圈都感觉累了，由秘书代劳，茶几上的纸笔就收走了。林彪不食人间烟火，只谈工作，怎么可能委托他根本不认识的王飞转给黄永胜一封问候信呢？〔１１１〕邱会作认为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是伪造的。当时他在人民大会堂看到这封信，就对它怀疑，除了字迹以外，也不符合林彪的办事风格嘛。林彪和黄永胜有事，都是面商或是由机要人员转达。林彪从来没有给黄永胜写过个人的信，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事上，莫名其妙地写上了那一封含糊不清的信？
李作鹏也认为林彪信一定是伪造的，是欺骗无知人的劣等作品，根据有三：第一，林彪的铅笔字体，我稍有了解，我一看所谓“亲笔信”的字体同林彪的字体，就觉得似像非像，不是林彪亲笔写的。第二，黄永胜与北戴河林彪处有保密电话畅通，林彪不论重要指示和一般指示，均用保密电话告诉，而黄永胜与北戴河天天有电话来往。我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还没有见过林彪有书面指令。第三，林立果手中的林彪给黄永胜的所谓“亲笔信”，为什么不送给黄永胜，而是给他们死党传阅？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借林彪的权威，欺骗他们死党，拼命去干坏事。最后这份“亲笔信”还是从他们死党手里收回的。“四人帮”利用所谓“手令”和这份“亲笔信”，诬陷林彪要谋害毛主席，搞军事政变，那是百分之百的冤枉。有些批判文章也把这份所谓“亲笔信”当成“珍奇宝贝”，胡批瞎批，是盲目无知的。〔１１２〕
林豆豆辨认过“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的影印件，认为它们更像被模仿的字迹。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远不只她一个人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上，看到不少被模仿的林彪字迹。〔１１３〕案审１０年，中央专案组也好，特别法庭也好，都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了“两谋”。林彪打了几十年仗，他的指挥风格从来是亲力亲为，甚至越级，而且交代详尽，生怕下级没有理解。而在“两谋”中，林彪只是一个“旗号”，他既没有召集任何会议，也没有对哪一个人有过具体命令，甚至连电话也没有打过一个。林立果要王飞调空司警卫营去攻打钓鱼台，王飞说：“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但是怎么个搞法，还要考虑考虑，钓鱼台我从未去过……”“若是吴司令来下命令，事情就好办了”。〔１１４〕王飞还提出“请林副主席召集会议解决”。〔１１５〕王飞是在试探，想看看林立果说的是否是林彪的意思。显然王飞这两条都是林立果不可能办到的。
纪登奎对儿子纪坡民说：“不能证明黄吴李邱知道谋害毛泽东，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情。”纪坡民说：“他们四个都不知情，那不可能吧？黄永胜肯定知情，要是他不知情，林彪给他写那个命令干什么？就那么一句话，含糊其辞，究竟要干什么事，也没有说个清楚。要是他们事先根本没有谈过，没有给黄永胜交过个底，林彪冷不丁地写那么一句，那是让干什么呢？谁能明白？写了还不是等于白写！因此这件事，说别人不知道，也许说得通，说黄永胜不知情，恐怕说不通……”纪登奎说：“你说这些，都是分析，可是黄永胜并没有收到呀。我是办案子的，要靠证据。”纪坡民问：“如果黄永胜不知情，或者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情，那么审判他们，根据是什么呢？凭什么判人家徒刑呢？”纪登奎说：“审判他们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中央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讨论的。”〔１１６〕
其实，中央专案组已经清楚，叶群、林立果在如此紧张的时刻，费那么多心思安排王飞给黄永胜送东西，目的就是安排两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见见面，从而在“大舰队”和“小舰队”之间建立非同一般的联系。〔１１７〕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怎么会在林立果手里？又怎么可能通过王飞转交？这只是林立果的一厢情愿，与林彪、黄永胜无关，但“两案”审判者却认为抓到了“稻草”。
◇ 黄吴李邱对“南逃广州”一无所知
黄永胜坚决否认“南逃广州”。费四金证实：“黄永胜没有说第二天去广州。他出差都要提前讲，我要准备换洗衣服和每天的药。”〔１１８〕
鲁珉交代：９月１２日晚王飞安排南逃时说，明晨５点，我们到西郊机场先打电话叫黄永胜来，再让黄永胜打电话叫吴李邱来，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１１９〕江腾蛟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７日第三次出庭时供认：“周宇驰要王飞打电话给黄永胜，说林彪请他来有点事情。黄永胜到了以后，叫他打电话把吴李邱找来，说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要他们到机场来。等他们到机场后，用两个人招呼一个，要他们上飞机，你们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１２０〕从外逃的直升机上，缴获了林立果偷录的黄永胜和叶群的对话录音。〔１２１〕如果黄永胜不从，就“将这暧昧录音”放给他听，以此逼黄永胜走，这和林立果伪造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异曲同工。所以，当初“四人帮”利用所谓林彪“手令”和“亲笔信”，诬陷林彪谋害毛主席，搞军事政变，那是百分之百的冤枉。
９月１２日是星期日，这一天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上午黄永胜在西山看文件，下午办公，１９点半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直到９月１５日２０点才回到西山。９月１２日夜周恩来查问飞机后，安排警卫“封锁”会场大门，不许里面的人出来，也不许外面的人进去。叶群打电话找黄永胜，竟然没有找到，误以为他被抓，这才连夜出走。〔１２２〕也就是说，如果第二天早上林立果试图“绑架”黄永胜到广州，是根本不可能的。
９月１２日，吴、李、邱各自家中办公。吴法宪午睡后，阅读《政府工作报告》，准备写第三次检讨。１６点他回空军大院，２０点他与王辉球（空军政委）在办公楼找８航校干部谈话，２１点他听空政文工团汇报。〔１２３〕李作鹏上午携家人逛颐和园，下午、晚上在西山办公。邱会作当天在家办公，１６点去西山办公，２１点在京西宾馆召开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会。〔１２４〕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政变味道呢？倒是将黄吴李邱分割开来的态势，表明领袖早就胸有成竹了。
中央专案组根本不相信黄吴李邱不知道“南逃广州”的口供，他们将调查范围推到“九一三”事件前一星期，人员、车辆出入、电话来往，每分每秒都不放过，仍然没有查到黄吴李邱与“两谋”有任何关系，〔１２５〕反而有否定他们知道的材料。由于证据缺少和证据矛盾，这一条也从起诉书中拿掉了。〔１２６〕
黄吴李邱与林彪是上下级关系，他们没有参与《“５７１工程”纪要》，没有叛逃，为什么要定为反党、反革命呢？〔１２７〕
注释：
〔７９〕《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３月版，第９００－９０１页。
〔８０〕舒云采访史洪义笔记，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８１〕《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第８５６页。毛泽东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给林彪写《龟虽寿》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还给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石桥湛山（日本友人）等人写过《龟虽寿》。
〔８２〕舒云采访邱路光笔记，２００７年１月８日。
〔８３〕《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第９３４页；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８４〕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版，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８５〕《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版，第２０１页。
〔８６〕《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第８９４－８９５页。
〔８７〕高德明《吴法宪在秦城监狱内外》，原载《中华儿女》１９９９年第９期，第７５页。
〔８８〕《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第９０９－９１０页。
〔８９〕《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８３１－８３５页。
〔９０〕《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８３５－８３７页。
〔９１〕《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８３９页。
〔９２〕总政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９７１年９月），打印本１９８０年８月，第６５页。
〔９３〕《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９００页。
〔９４〕肖思科《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上，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９５〕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版，第１１０页。
〔９６〕舒云采访史洪义笔记，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高德明《吴法宪在秦城监狱内外》，原载《中华儿女》１９９９年第９期，第７４－７５页。
〔９７〕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页；《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第９３３－９３４页。
〔９８〕舒云采访史洪义笔记，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９９〕肖思科《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下，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４６６页。
〔１００〕舒云采访史洪义笔记，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１０１〕《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９２７－９３０页。
〔１０２〕肖思科《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上，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３０４页。
〔１０３〕明晓、赤男《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月版，第４０７－４０８页。
〔１０４〕舒云采访费四金笔记，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４日。费四金在关押４年后回到部队，１９７８年复员，任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退休后他与爱人自驾旅游，非常快乐。
〔１０５〕《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７９９－８０３页。
〔１０６〕林彪案审理办公室《汇报提纲——关于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联合舰队”搞“两谋”罪行的情况》，打印稿，第１５－１６页。
〔１０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１０８〕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第１９页。
〔１０９〕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版，第１７５页。
〔１１０〕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版，第４０２页。
〔１１１〕王飞笔供：９月１１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提出要王飞当林立果和黄永胜之间的联系人，他两次拿到这封信。原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第５４页。但据舒云采访王飞笔记，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４日。王飞说他根本没有看过这封信，是中央专案组写好让他照抄的。
〔１１２〕《李作鹏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４月版，第８８６－８８７页。
〔１１３〕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镜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８－２９页。
〔１１４〕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版，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１１５〕王飞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原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第６９页。
〔１１６〕舒云采访纪坡民笔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９日；纪坡民记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父亲与他对话的打印件。
〔１１７〕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版，第１７５页。
〔１１８〕舒云采访费四金笔记，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４日。
〔１１９〕肖思科《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下，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３７４页。
〔１２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４０页。
〔１２１〕总政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９７１年９月），打印本１９８０年８月，第４５页。
〔１２２〕张聿温《温都尔汗爆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６月版，第２６３页。
〔１２３〕《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３月版，第８６１页。
〔１２４〕总政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９７１年９月），打印本１９８０年８月，第８６页。
〔１２５〕舒云《黄吴李邱等人的“九一三”》，原载《同舟共进》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１２６〕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版，第７０页。
〔１２７〕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会议上的发言《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１日。
□ 来源：《舒云文革电子书》第一集，２０２２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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