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鹤都：回看上山下乡运动
赵 颖·王晓冉：文革下的蝼蚁生态
吴新明：建议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人——张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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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六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三三期（zk2209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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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九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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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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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回看上山下乡运动 米鹤都
【研究评论】 文革下的蝼蚁生态 赵 颖·王晓冉
【史海钩沉】 建议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人——张衍 吴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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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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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回看上山下乡运动
·米鹤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如果算上各式各样的的回乡知识青年，全国大约有大约两千万人被卷入了这场运动。若按家庭计，估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正是这种广泛性，造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偌大社会悲剧。
今天回看这场运动，应当是早已尘埃落定，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由于它是在文革时期出现的，临界于一种半禁区的状态，缺乏广泛和有深度的讨论，因此在学术上很多问题并不清晰。今天，我想就这场运动的缘起和性质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主要是捋一下思路，时间够的话再谈谈对这场运动的内涵和影响以及青春无悔争议的一些认识，请听众和研究者们指正。
第一、上山下乡的历史溯源
“上山下乡”最早见于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我查到的文献资料中首次提到类似上山下乡这个词。
实际上的上山下乡，还早于此。起初，它源于为解决学校无法容纳过多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困难，目的是让这些失业人口到农村去解决吃饭问题。当时是合作化运动兴起之时，毛泽东兴奋地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至１９５７年秋，据称有２００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但是其中城镇人口不到百分之一。
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５年，可以说是上山下乡的序曲。根据当时经济调整、压缩城市人口的需要，也为配合“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政治形势，各大城市都有一大批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当农民。全国大约有数十万知识青年由城市前往农村，这当中，有大量所谓出身不好、城市不予分配工作的青年。当时的报刊，也不断出现对上山下乡的宣传。如周恩来到新疆视察工作，还专门抽空接见了一些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代表，以示重视。
以上可以说是上山下乡在中国的溯源。但是真正被称之为“运动”，或者说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开始的。强调一下，１９６７年之前，我称它是上山下乡；１９６７年之后的上山下乡，我加上了“运动”两字，以示这两个阶段的区别。
第二、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起初，上山下乡显然和毕业生的正常分配相关联的。至今仍被称为“老三届”的１９６６、６７、６８届中学毕业生，特别是６６届学生，大致从１９６７年初开始零零星星被分配到郊区的一些工厂、学校、煤矿等工作。但是，尽管１９６７年的国民经济尚未濒临崩溃，却已捉襟见肘，陷入停滞状态。文革对工业生产的大规模破坏，使社会无法容纳堆积在一起毕业的老三届们；服务业的萧条更甚，红卫兵的破四旧更是作茧自缚，急剧加速了服务业的萎缩。
全国如此众多的红卫兵小将怎么安排？除把极少量急需的劳动力收纳外，其大多数只能让他们自谋生路了。但是，如何妥善而又有效地解决这个难题，已经放在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主持文革日常工作的这些领导人的台面上。
另一方面，时势也在造就“英雄”，有社会的需要就有为这场运动造势的人物应时而现。当时，一些较为激进的红卫兵们，对愈演愈烈的派性争斗不满，对“斗、批、改”停滞不前不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到了这一关头，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于是，从１９６６年底大串联的后期，便陆续有些青年“知识分子”们自发到边远的农村或农场去长期劳动。
以北京为例，有两批这样的先行者。
第一批叫红卫兵农场。数十名以董良翮、陈小鲁为首的初期红卫兵，在西纠解散后，开始酝酿去上山下乡。这和其他派别红卫兵兴起、西纠失势密切相关；也和一些初期红卫兵希望重振雄风、和新起的红卫兵派别比比谁更革命，期冀充当另一种革命先锋有关；也和董良翮的父亲董必武等希望子女做农民、远离政治的教育有关。创建红卫兵农场基本是这样一种情怀所驱使。这些人在大串连中酝酿创建红卫兵农场，农垦戍边，后得到陶铸的支持，并选址在广东，毗邻香港，意在与资本主义对着干。在他们抵达广东不久，由于领头人董良翮被电话召回北京并被捕，此事作罢，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人去了工厂，实际也是探索另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第二批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以曲折为首的１０名学生，注销了北京户口前往内蒙插队，显示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决心。曲折是北京２５中的学生，也是中学红代会的二级负责人之一，受邢燕子等的影响很深。还是文革前曲折就一门心思想下乡，要去当邢燕子。李冬民讲了个故事，挺有意思，父子间也因此打语录战。他家里不同意他下乡，曲折就给家长念毛主席语录：“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要上山下乡。他父亲是个裁缝，也用毛主席语录反驳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所以你要上大学，好好学习。
曲折等十人，临行在天安门前宣誓，数千人送行，影响很大。首都的红卫兵再次领风气之先成为开路先锋。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北京中学红代会的主张。其核心组的主要负责人李冬民、刘龙江等对上山下乡甚至颇有微词，核心组的成员也很少有上山下乡的。
显而易见，没有上层的倡导和官方的支持，这种少数青年的自发行动，充其量和六十年代上半期的插队落户一样，可能不乏一时的轰轰烈烈，却不会形成什么长时期的社会运动。然而这些学生对革命理想的激进追求，正好与城镇无法安置大批学生就业的功利需要相吻合。正为如何解决老三届们毕业发愁的北京市和国务院的领导，也找到了“抓手”，他们立即表态支持红卫兵们的这种自发举动，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就此开始。
至１９６７年秋冬，正式的、以官方为主导的、以毕业分配为形式的、全国性的上山下乡就开始了。
我觉得，这一阶段的上山下乡才是上山下乡运动真正的序幕。它成为了可行的解决失业危机的模式，客观上也是一种将城市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农村集体所有制，或者说是把国家财政困难转嫁给民间的缓泄剂（兵团的知青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部分特例，这里不做区别论述）。不可忽视的是，它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文革中已非常脆弱的国民经济。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理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失业”。所以官方为解决就业难题而推出的上山下乡，仍然是以崇高的政治目的来开宗明义的。这一时期的口号是：“走与工农乡结合的道路”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但是，序幕并不是正戏，它缺乏正戏所需要的主角、主题和高潮。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这场运动的正戏真正到来。
第三、什么是上山下乡运动
对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有不少人把它视为是以经济为主导的运动，是解决失业的“不得不”的经济行为。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还有人把它称作是一种国策。如此等等。
美国学者托马斯的专著《上山下乡》前言中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社会压力。……（中国）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的主编、原国务院知青办的顾鸿章也说：“美国教授的这段话比较真实、客观地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发起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
外国人的研究就不提了，经常会有些脱离中国ABC的议论。但是我感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这本书编得也不太好，它的立论是把上山下乡２５年连为一体来叙述的，并认为上山下乡是从５０年代开始的一个国策，一直延续到文革后结束。我觉得，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应当要区别开来，这是性质根本有别的两个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构成上山下乡运动的要件有这么几个：
１、在文化大革命的框架内发生的、是与文革主流互动的组成部分
２、具有为期十年、全国性的、涉及近两千万人的深度和广度
３、以接受再教育为主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
４、这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唯一出路
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不具有这样鲜明的政治内容。另外，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也存在序幕和正戏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特点分别是：
在其出现和成势阶段，总体看来似乎是以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其特点表现在：规模不大，主要出现在一些大城市；几乎所有上山下乡者是主动报名参加的；他们的政治定位还是与工农近乎平等的“相结合”。安家落户曾经被官方定义为三五年。
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后，运动性质产生了很大变化。其特点表现在：全国迅速出现全民动员上山下乡的高潮；原本并没有想要上山下乡的多数人成为了主力军；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无奈走上这条路；他们的政治定位是去接受再教育。其后，“扎根一辈子”更逐渐形成这场运动的主旋律。
如何定义这场运动，我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在全球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趋势中的逆向“探索”，是以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旨在消灭城乡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
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当年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即使它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必然性，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国策，而是一场政治运动。之所以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政治运动，或者主要是以政治为导向的运动，建立在这样几个依据之上：
首先，根据我当年查阅的一个统计资料，文革十年间，在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及其后，大约又有１３００多万非城镇人口倒流入城市。其中，除了一两百万所谓“三支两军”人员外，也包括部分被当地招工的知青，这个数字大约是６００万左右，但无论如何还是有几百万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城镇。这个数据是我在１９８９年撰写《红卫兵这一代》一书时查阅的资料，可惜后来卡片不幸丢失，已无法找出它的出处。好在后来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in）２００４年写的《失落的一代》也用了类似的统计资料。他说：“８０年代我就看到一些资料，很明显地证明在下放知青的时候，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农民被城市雇佣。”
１７００万知青的下乡和１３００万农村劳动力的进城，两者的高峰值虽不同，不过它还是清楚地表明，文革中后期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一定的需求。然而，城市的青年依旧整批整批地上山下乡，需求劳动力的企业再从农村小批小批地招工；城市的应届毕业生们到农村去，然后再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这种耗资巨大的城乡间的劳动力逆向对流，这种培养人材的间断性和角色互换性，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去解释，恐怕难以自圆其说。
其次，在文革后期，上上下下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劳民伤财的运动，然而却由于这一最高指示的存在，没有人敢于冒修正毛泽东思想之天下大不韪去改变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于是乎，全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一指示之下竟然持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也是它作为政治运动的表现。
再次，其结束的方式，也是以大批知青的病退、困退、转插、招工、参军、招干等庞杂、无序、五花八门的途径手段，后期，更出现了云南数万知青要求返城的泣血陈情。总之，这些都不是能拿到台面的正式方式，而是由知青们用行动“宣告”了上山下乡运动事实上的结束。
下面，再从运动的发动者的角度考察一下这场运动的属性。
第四、为何会发动上山下乡运动？
前面说了，文革中上山下乡兴起的初衷，是出于解决老三届的失业问题，但是其后性质发生了转化。在当年毛泽东一言九鼎之下，要全面客观地考察这场运动，不能不从毛泽东个人思想体系中寻求答案。这点也是我们判定这场运动性质的重要依据。
１、上山下乡运动，与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的、也是一贯的政治认识密不可分。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他始终把二者视为源与流、体与用、皮与毛的关系。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给抗大的题词中写到：“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建国后，他又提出著名的关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皮毛说。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请注意，这在概念上实际已经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劳动者之外了。
毛泽东一贯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从两个途径入手的：一是加强政治学习，一是要求他们到工农之中去。在这代城市青年还没有成为“臭老九”之前，把他们从旧知识分子脱离体力劳动的“覆辙”上拉到正轨上来，很有必要。人，只有取得体力劳动者资格之后才能够奢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更应如此。
２、与上述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相关联，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知识”也进行了定位。他告诉人们：“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实践出真知，是毛泽东《实践论》的基本思想，他不仅一直身体力行，甚至将这一真理向前推进了小半步。他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
通过种种事实的罗列，毛泽东的结论是：卑贱者最聪明。因此，文革中，继军宣队进驻学校加强对红卫兵们的纪律管束之后，工宣队和贫宣队又被派进学校执掌大权。一方面它表明了毛泽东以体力劳动者占领“资产阶级”世袭领地的夙愿，一方面体现了以生产劳动的实践者直接向学生们传授知识的尝试。这种尝试显然是不彻底的，如同他将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那样，他也要将这些知青们送到工农之中，使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增长“真正的”知识。
３、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对于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他曾指出：我们的教育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教条主义。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现在正在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死钻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许与毛泽东没有进入大学，而完全依靠其过人的聪明才智通过实践磨炼自学成才的经历有关，他对通过科班学习以增长知识才干的途径始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学院式的教育几乎就是误人子弟。他对教育领域的不满更在于，认为教育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４、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浪漫理想主义的一次重要探索。消灭三大差别以实现向理想社会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就其心目中的理想蓝图，它至少曾被描绘过三次。第一次是他早年接受新村主义时拟就的一份建设新村的计划书，第二次是在大跃进时对人民公社的赞赏和论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指示”。这三次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尽管分处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毛泽东本人不同的思想阶段，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中都可以领会到其理想社会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理想社会的结构应当是：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结合，农林牧副渔全有，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在这种社会中，不再存在工农间的差别，城乡间的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间的差别。实际上，这样的理想社会是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中国历代农民运动的均平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公社理想的混合物。其不仅限制和抹煞社会个性的发展，而且显现了旧日帝王“牧民”的思维定式，因为角色定位是由社会的管理者实际也就是放牧者来决定的。这已然与二十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相背离，甚至和共产党人的巴黎公社原则相背离。所以在现实上，这样的理想社会也就根本难于实现。而毛泽东却以神人的魅力，诗人的浪漫和革命家的魄力，在一穷二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上，用如椽巨笔挥就了这首名为“理想”的长诗（尝试）。两千万知青的上山下乡即为这首长诗的重要一章，也是一些学者们口中的伟大社会实验。
这一理想的纯洁性也许无可厚非，其现实性也暂且不谈，就手段而言也是缘木求鱼。为达到理想境界，不是从发展经济入手，而力图依靠行政手段调整社会结构，通过各种社会角色的功能互换和阶级斗争而一蹴而就。如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就很有代表性。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接受再教育，应当说就是出于角色交换、消灭三大差别的创举。
不过，人们依然可以提出疑问，即使要求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即使要求青年人只能从生产实践中学习知识，为什么不让他们与真正的产业工人——即共产党人的阶级基础相结合受教育，而一定要上山下乡呢？除前述的经济原因的决定性作用外，还与下列几个因素有关：一是中国作为一个小农国度的国情；二是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特殊的密切关系；三是中国革命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四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情结。因而，他对上山下乡不仅全力支持，还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概念。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时期“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本身就是要受无产阶级思想灌输和教育的对象，怎么能教育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对鼓吹上山下乡是培养接班人必由之路的歪理，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
５、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也是收拾文革乱局的需要。随着文化大革命正戏的出台和成年人将运动推向深层政治，恰恰是革命小将们一直被灌输的可悲的使命感，使他们不识时务地向文革的阻力转化。首先是初期红卫兵中的一些人，出现了所谓的“保爹保妈派”，干扰了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流；接着又是自以为是的革命小将们从窝里斗到分裂成为两大派造反组织；于是乎又是兵戎相见，天下大乱，国家的神经中枢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这显然也出乎其发动者的意料。１９６８年夏，毛泽东破例接见了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并狠狠批评了他们。他说：黑手就是我，就是我派工宣队去压制你们的，谁要是再顽抗，我就派部队围歼。这种严厉的措辞，表明他收拾乱局的决心。
从毛泽东开始感到局势有些失控的时候，他先后实施军训，要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再派工宣队等等，实际效果上，都未能根本解决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在接见“五大学生领袖”后不久，老五届大学生很快被分配离开了校园。他接着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把已对文革主流产生离心力并在多方面起着消极作用的中学生们逐出城市。让这些造反成瘾的小将们分散到广袤的农村去自生自灭，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又一客观功能。
６、“接受再教育”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深刻表现了毛泽东对共和国第三代人的失望。〔１〕在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放弃了由他那一代人赶英超美、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然而，毛泽东对青年人的看法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对第三代人充满寄托和期望。实际上他的心情颇为矛盾，对第三代人能否保持“江山万代红”而疑虑重重。当年，斯诺曾就中国青年一代未来的发展方向询问过毛泽东。据斯诺的描述，当时毛泽东猛地吸了一口烟，过了许久，才缓缓地说：“我也不知道”。他甚至设想青年人可能会跟着他的敌人走。
文革中，他对这代青年看法的不确定性就明显地反映出来了。比如，他之前曾明确表达过对高干子弟的反感，认为干部子弟是一场灾难。但这并不妨碍他利用自发的、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作为利器，打开了文革初难以发动群众的僵局，将个人崇拜借红卫兵之手推向高潮。不过他转瞬就抛弃了初期的老红卫兵，转而启用平民子弟的造反派，但是结果还是差强人意。
伴随着革命小将不断地“犯错误”，他对共和国培养的第三代人感到深深的失望。他把这归咎于文革前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恶果，而真正要完成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显然有必要对他们及其后来者们进行“再教育”。或许可以说，毛泽东对第三代人的失望之情，直接导致了“接受再教育”理论的出笼。
７、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与此时中苏交恶，边境摩擦频仍的外部环境也有关系。伴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新指示的出台，紧接着便是１９６９年３月的“珍宝岛事件”以及林彪的“一号命令”。全国立即陷入了一场空前紧张的战备气氛中。除了全民性的深挖洞、广积粮以外，大量城镇人口被动员迁往农村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再城里吃闲饭”，则是这一时期的标准口号。接着是机关精简机构，干部走五七道路。这些既有战备的需要，又有毛泽东反苏和战争的考量。这样的外部环境，也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助力。
在这些明确的政治观念和思想导向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不言自明。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显得有所偏颇。客观上，上山下乡运动实际有着一石三鸟的功效：一整治了红卫兵们在“文革”中无法无天的乱象；二减轻了经济压力和变相消除了失业；三是毛泽东寄希望于一场“反修防修”的社会实验，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千秋万代。但在领袖的眼里，经济问题始终是在第二位的。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突出显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中浓厚的浪漫色彩，他在夺取失控的权力、重新确立“正确路线”之余，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探索社会结构的“合理化”。
综上，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政治动机应当是第一位的。我始终认为，上山下乡是一场特定的政治运动，只存续于文革中的那一阶段。如果今天再发起一个屯垦戍边，或者号召大学生下乡支农或谋生，让城市中一些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去农村体验体验生活，依然还可以叫上山下乡，但是其内涵将完全不同。
◇ 第二个问题：谈一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上山下乡”渐渐成为尘封于史册的名词。但是，作为曾被反复熔来炼去的当年那代知青，无一不留下深深的历史烙印。由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机遇，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处境，导致他们今天回看上山下乡，观点和视角各异，但大多数都有一种共同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感受，那就是刻骨铭心的青春的祭献。
一、难以评估的评估
知识青年的返城风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相互交织的，可以说前者敲响了后者的丧钟，或者说后者又加速了前者的进程。这场运动给社会和历史留下了无法统计，也难以估量的后果。
在经济上，一方面，它给老百姓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每个产生过知青的家庭都曾背上沉重的包袱，特别是在大规模病退、困退的过程中，几乎是明码明价的赎买。同时在国家层面，则为每个知青付出路费、一年的伙食费、工具炊具费和建房费等许多无法收回的投资，这笔钱据说超了１００亿。在当今各种不同观点的评价中，几乎无人支持上山下乡运动取得了什么经济上的效益。
另一方面，它的确缓解了那一时期的就业压力，至少将这一大批人的生计问题由全民所有制的财政支出中转到了集体所有制的名下，使已陷入窘境的经济机器还能够维持。同时，这批人在建设农村中毕竟以血汗创造了财富，尤其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各种农业机械的使用、技术的更新开发，均得益于上山下乡运动。
在政治上，一方面，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帜下，使相当一些知青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损害，另外，不少人则在放任中虚度年华以致染上恶习，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另一方面，它以独特的逆境方式使这批人经受了实践的磨砺，加快了他们的社会化进程。这主要表现在多数知青面对农村的真实和贫穷，经历了理想主义和个人迷信的破灭，少数知青则在思想管控相对宽松的农村，开始探讨未来的改革之道。这批人可以说是文革中最早觉悟、对文革反思最深的一个群体，成为尔后改革开放的促进者。
在文化上，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反动。它以片面强调实践知识的形式，否定了书本知识和抽象知识的意义。在摧残文化的前提下使这批人深受“读书无用论”之害，成为“被耽误的一代”。它表现在文化上、科技上以及人材上的断层，造成了整个社会传续的十年断层。断层的涵义在于，十年青春，在一般情况下是人们提高文化水平、熟悉专业技术、工作小有成就的十年，而这代人却将这宝贵的时间消耗在重复简单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上。在一个平均文化水平极低的国度，这是严重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这代人来说，则是青春和生命的耽误，丧失了日后在社会中竞争的能力。
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城乡之间大规模的、广泛的文化交流，为广大农村举办了一次长时间的城市文明的展览会，包括众多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等，提高了农村的文化和医疗水平，并刺激了农村青年们对现代文明和都市生活的向往。又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次准备。
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自身成长过程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一是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这是一种在心灵上斩断与城市文明联系的煎熬。
二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他们从被社会热捧的“小太阳”沦落到被改造的境地，在社会中已经被列入了另册。
三是在改天换地的艰苦劳动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汗水，知青们几乎都经历了脱几层皮的磨练。
四是在贫穷如洗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果腹、糠麸充饥，“三月肉不尝”也是这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五是一些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在山高皇帝远的地区遭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摧残。
六是一些知青的先进人物在高歌扎根农村一辈子，而沉默的大多数在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途径回城。
这些内容所构成的画面，就是我们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内涵。
这场运动也给这代人留下众多的副产品。
一是共同的处境和利益在一定程度消融了这代人的派性和鸿沟；
二是生活的磨难使他们具有吃苦耐劳和求实的精神；
三是逆境的砥砺逼迫他们去继续追求和思考，成为最早反思“文革”的一代人；
四是在共和国出现动荡时，他们依然以匹夫有责的心态，勇敢地站在了“四五运动”的一线，为结束文革做出了历史贡献。
总起来看，这代人失去的主要是和物质有关的，获得的几乎全部体现在精神上。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似乎有点滑稽。
二、关于青春无悔的争论
“青春无悔”的提出，源于成都的知青搞的一次“青春无悔”的展览及出版的图书。其发起者之一的王晓梅说：“青春无悔的含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绝对不赞成上山下乡运动，像这样一场运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毁灭。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没有办法的时候，被迫走的一条路中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这一理解和立意应该说是对的，但是使用“青春无悔”一词为题，却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或者说词不达意，从而引发了知青们、以至下一代参与的大规模争论。
我前些年参加过几次关于红卫兵、老三届和知识青年问题的座谈会或讨论会，其中有三次是在国内，有两次是在海外。涉及到怎样看待上山下乡和如何评价自身的这段经历上。每次会上，不同的与会者们无形中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无一例外。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大致把它们归类概括为认为“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命题。
２０１１年出版了我写的《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之后，我把书中关于论述青春无悔的一节放在凤凰网上，反应非常强烈，两种观点极为对立。从网站点击的支持看，支持青春无悔的人，多于否定青春无悔的人。很短的时间里，网上参与评论的有一万多人。不可否认，庞杂的内容反映了这代人思想的混乱。
当然，参加评论的不一定都是知青。其中有一部分是７０后、８０后或者是９０后凑热闹。还有就是我们社会二元机构的不平等，使得原来的农民子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不平等，他们评论说，我们就祖辈在农村待着，你们这些知青为什么不能在农村待下去？这一点实际我们当年在农村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在《心路》中我也提到了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平等。它反映出共和国初始设计的基本制度上的缺陷，我们至今还无力去完全改变它，不过这应当是我们这些知青应当去关注和促进解决的社会问题。
综上讨论的问题，虽然大家都使用了无悔这个词。但对无悔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那么，无悔的涵义是什么？
有人说，上山下乡曾给知识青年造成了伤害，也带来了收获，有失有得，因此两相抵消，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所以叫无悔；
有人认为，过去上山下乡可能带给我们个人一些伤痛，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心理上的伤痕，因为无伤可疗，也就没有悔恨了。
有人认为，“我并不认为自己不行，并不觉得我们那一代人就生不逢时，因为，人无法选择生活本身，但可以选择生活态度。我的青春诚然是在内蒙古的沙漠里度过的，但我年轻的心没有哪一天不是认真的、诚实的，我没有辜负自己的生命。”
有人从理想追求的精神境界或历史使命的角度来谈无悔。一位作家这样说：“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代知青下乡去追求人生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理想，不管他这个理想你后人看起来怎么样评价，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值得肯定的，我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
有人从人生经历的丰富多采并转化为财富的角度来谈无悔。譬如一位画家回答“客观不幸，主观无悔”时谈道：“主观是否无悔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我可以谈一谈怎么判断你提出的那个‘客观’。现在一些回忆录总是在说‘被耽误的一代’和‘夭折的一代’，我很不赞成。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因为中国当代史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很多，在人类历史上都算是大风大浪、是罕见的、荒诞的了，可能以后再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从人生体验这个角度，这一切对于我们是大大的财富……”
有人甚至从自己脱离了“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认识问题：“‘文革’也好，上山下乡也好，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种千载难逢的锻炼。如果要没有这种机会，可能我们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说做大事，连见大事也见不到。这种对政治眼光的开拓和对中国国情的切身体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都是千载难逢的，实在是很幸运，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
另一部分人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上山下乡运动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否定。这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当然，在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并不否定这场运动的一些伴随物，它们对红卫兵这代人的成长具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但它只是一种坏事变好事，毕竟是从属的，而坏事变好事本身就首先明确了其性质是坏事。因此，我们对在上山下乡中那样地虚度青春当然是悔恨的。
一位学者指出：当年对于个体而言的“下乡”意义也正是整个上山下乡原初所宣传的意义——战天斗地、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接班人等。当整个上山下乡的意义被否定后，知青也不再从这个角度观照自己行动的意义了。……这样看来，悖论似乎不复存在：即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被否定，而知青却执着于“青春无悔”，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仅仅存在于表面。知青的“无悔”已经是另外一种意涵。今天知青的述说，很明显是简单化的甚至于已忽略掉当年的意义，而去把持另外一套意义系统。事实上，这种行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也是一种否定。
严格地说，这位学者的定义是正确的。青春无悔本来是针对上山下乡而言的，但是多数人则转换为对自己青春经历的归纳和评述。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偷换概念。
有悔的涵义又是什么呢？认识也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对文化的反动，是对知识的反动，是对一代人青春的扼杀，它本身就是一场罪恶；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至今还有着大量的后遗症，许多人受到在正常人生过程中不应有的伤害，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思就是对历史的悔悟。
有人从这代人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的角度来谈有悔。一位教授这样说：“有悔无悔要以是否有益于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为衡量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当别人突飞猛进地发展生产力，进入爆炸的知识领域，我们却在接受知识无用的再教育，去学习自秦汉以来几乎未加改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这不是体验生活，而是被要求扎根的十年呀！说得尖锐一点，这是反生产力方向的。即使在精神方面，除了极少数既得利益者，整个一代人在上山下乡过程中是受到摧残的。如果按照国际上的心理健康标准，这代人的多数在当年多少都会有些心理问题。如果还有人对这两方面的负面作用视而不见，仅仅对在摧残下获取的悟性、砥砺的性格而不悔，我就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有人从这代人的整体和个体关系、体认历史的角度来谈有悔与无悔：“从整体看，这代人的青春应当有悔。在这场逆境中站起来的成才者毕竟是少数，而虚度年华的、因辍学导致今天丧失竞争能力的、遭到淘汰的是多数。而从体认历史必然的角度，这是已然发生而无可挽回的事情，它产生了经过熬炼的一代青年，又是无悔的。他们的经历都是难得的终身受用的财富。”
再一种意见是，所谓悔与不悔，都是相对于自己的主观而言的。上山下乡对这代人大多数来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也就没有悔与不悔的问题了。不过，这只是从个人的主观选择上看，而作为一代人十年之久的社会活动，毕竟还有一个反思与否的问题。
三、知青情结
关于青春无悔的内涵。不同的人说青春无悔，具有不同的涵义，这和每个人不同的青春回忆有关。在整个政治运动当中，自己的挫折也好，或者是认为奋斗的成绩也好，人们会加以不同的理解。
我觉得青春无悔实质是一种知青情结，这里面包含些什么呢？
一是自恋情结，包括知青这代人对自己青春人生的认识和留恋。我们可能都有这个感受，这代人很喜欢唱红歌，随口一哼出来的可能首先就是红歌。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都赞同红歌里面的政治内涵，而却是一种青春的印记。上山下乡当中的理想主义，青春的激情，都已作为人生的印记留在了血液里。这属于一种自恋情结。
二是乡土情结，包括你的青春是在哪里度过的，那么你的青春就在哪里，你的记忆就在哪里。就一般人而言，我们的青春在那里度过，对那块土地和人们就会有一定的感情。
三是知青情结里面还有一种苦难情结，所谓苦难与辉煌，还有人称之为苦难与风流。能想出“风流”这个词确实有点意思。其实，那时能不能走出农村，是人生命运的拼搏，估计多数人顾不上什么风流不风流。
当然还有第四种情结，他们的那种青春无悔是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肯定和眷恋。
这场争论的本质，除个别人外，双方并不在于一方对上山下乡充分肯定，另一方完全否定。而在于双方看问题的角度的差异。对于上山下乡的得与失，如果分为政治运动和实践锻炼两个层次来看待，可能会更贴近历史和人们的感受。
上山下乡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必须要否定的，可以说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是在全球人类向国际化、工业化、都市化迅速发展中的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它的目的是错误的，是在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反修防修，是以城乡人口对流来消灭城乡差别，是以现代生产关系中处于落后地位的小农经济的主体，来教育知识青年成为以大生产为标志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是以行政命令下的迁徙而不是以发展经济来消灭失业，这些目的性没有一条值得肯定。它的客观效果是灾难性的，使国家承受了一定的损失，更使广大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人为造成了不必要的骨肉分离，耗损掉整整一代城市青年的青春。
如果说它还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话也是少得可怜的，如我们在社会发展史中所看到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和社会的传承进步，是必然要走一些弯路的。上山下乡这段弯路的最大社会功效，就是这代人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活化石。这种化石效应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仅在于它宣示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此路不通”，从而杜绝了人类社会实验中的这条“理想之路”，足以警示后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对这一层面的认识上，应当说是罕有“青春无悔”的情结。但是今天的网上依然还有一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恋者，除了令人无语之外，寄希望他们身体力行以实践作为试金石，将这条康庄大道走到底。
而作为这代人的上山下乡实践活动，它使知青们在一种特殊的变异状态下，或者说在人生逆境中走向了成熟，并塑造了这代青年一些特殊的品格。就是单单从其正面效应看，它也并不足以改变这场运动破坏性的本质。道理在于，不能因为吃苦可以锻炼人们的坚毅性格，就去吃没有什么社会效益的苦，更不要说还强行要整整一代人去吃苦。
部分人的无悔情结是建立在对自己逝去青春的留恋上。他们对曾使自己激动不已的那种革命理想至上的社会氛围，对当年那种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和历史使命感，对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磨练，对自己曾做出的自我牺牲，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斩断的留恋。总之，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感动的自恋情结。有人形象地比喻：“我们的上一代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说，老子扛过枪；我们这一代也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说，老子下过乡。”这样的比拟实在不敢恭维，如果说扛枪的一代自豪，是因为他们在抗击法西斯和争取独立解放的战争中，于历史、于社会、于民族有功。而下乡的一代给社会带来了些什么呢？诚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没有哪一代人愿意去否定自己的青春。但是，我们的青春是与一个怪诞的时代相伴，成为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政治运动的试验品。这样的青春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才能走出来。
多数人的无悔情结则建立在对自己曾经生活和成长的第二故乡的留恋上。他们对那段与父老乡亲朝夕相处的淳朴情感，对曾经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土地，对自己在那段经历中养成的一些受用终身的良好品格，以及由虚妄的责任感被扬弃而转化出的、对那块土地和父老乡亲的承诺，所表现出的深切留恋。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乡土情结。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什么走资派子女、右派子女到了农村以后，真正到了生产队，天高皇帝远，老乡是不大在意这些东西的，他们看重的是你的劳动、你的人品。这个时候发生的政治环境上的转化，对这样一批人等于逃离了政治上的压迫。总之，这是人们心灵深处善良本性的表露和理想主义在这代人血脉中的升华。即使在海外，还经常见到一些老插们在谈到父老乡亲的苦难时而热泪盈眶的场景。而许多老插们今天带着子女回到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有些人还为当地捐献投资帮助发展教育和经济，都是这种知青情结的使然。这是一种正常和有价值的人生情感，而由于第三代人的特殊发展条件，这种情结成为他们主要的代意识之一。
我觉得，众多知青的“青春无悔”，其实就是自恋和乡土两种情结交织相伴。这两种情结中，前者是不健康的，后者是健康的。如果一个人的“青春无悔”是建立在历史无法改变而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之上，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更多的“青春无悔”者，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可能往往二者是融合在一起、难以区分的。这样的“青春无悔”还不能称为“自为”，严格意义上，这代人的知青情结中，其自恋情结所占的成分越多，说明其反思的程度越浅。而且，很多人的这段自恋情结还是与其红卫兵的经历紧密联系的，是对当年那种理想主义的感动和眷恋不舍。这是一种更不健康的自恋情结。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对当年理想主义的那个内核进行扬弃，不能对那个时代的自我进行痛苦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无法重建适应于今日社会的新的自我。受“文革”浩劫之害最深的第三代，如果自己还没活明白，何谈国家和民族的反思。
另外，如果把吃苦作为骄傲的资本，而不是以社会效果衡量功过，就会产生不健康的情绪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标准。“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一定有价值”，王小波的这两句话是正确的衡量标准，否则不仅不能作为拍胸脯的本钱，反而是负面的作用了。道理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种种不同评价，特别在有悔和无悔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反映了人们认知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人们在今天社会中所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上的差异。
可以说，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影响。
例如以行业论，今天从事于自然科学工作的老插们，几乎没有人不扼腕叹息那段光阴耽误了自己出成果的机会，相对于下一代人，他们在知识积累和专业经验方面几乎不存在什么优势，而知识结构、年龄、精力等等使他们已经失去了夺取诺贝尔桂冠的时间。但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或走上仕途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却使他们获益匪浅，为他们今天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实践的基础，对国情的洞悉和丰富的阅历就成为他们相对于下一代的优势。恰逢中国正处于一个向现代化转折的历史时期，对于前所未有的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经验是如此地游刃有余，而他们在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中打开的眼界、创新的精神又如此地为社会所需要。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们，这段经历就更可贵了。无论是早期的朦胧派诗人，伤痕文学或知青文学的作家，电影界的第某代导演，画坛的某某流派等，其多数都是从他们的知青生活开始其艺术生涯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若缺乏这样的磨难和体验就成为不了艺术家。但是像上面引述某作家、画家和非“普通老百姓”的那几段话，如果作为自己或个人的一点感触也许还能成立，但是放之四海，称“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则会引发谬误泛滥。
这里面其实涉及一个原则，对于一个有能力把昔日的苦难变成今日财富的人，他个人或许有理由认为自己的青春无悔。他的主观感受可以通过那些大风大浪、痛苦、荒诞的经历得到升华，以丰富人生。但是，对于这代人当中绝大多数凭体力讨生活的老插们，这段经历除了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他们与其他人的竞争中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甚至起到的是负作用。如果他们的人生意义和需求，都已经超出了解决生存和温饱的层次，他们就会主要从追求自身经历和体验的丰富多彩等精神层面去检讨人生了。因此，那些有本事把灾难变为财富的人们，那些专注于精神享受的人们，那些具有话语权的人们，切忌代替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沉默大多数说出“青春无悔”！因为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物质生活的水准，灾难只能就是灾难，它无法转化。
另外，人们今天的经济条件也决定着人们对此问题的态度。
比如说，现在生活条件、经济状况较好的人们，大多不会再计较那段经历蒙受的损失，而容易用宽容的眼光浏览过去。但对于一些至今尚未脱贫的人们，因为工龄或本单位工龄的限制，与那些比自己几乎小一轮的弟妹们拿着相差无几的工资，不能分到按情理来说应当享受的住房，面对着下一代青年纷纷进入大学校门而自己却只能在下班后攻读着各种文凭或补习班，或者完全与现今的各种文凭无缘，他们回首上山下乡的往事时，又怎能不把现状中的这些叹息归咎于斯呢？至于那些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离异之苦、伤残之痛、变态婚姻的折磨，以及因此受限终身失去遇到知音机会的男女们，上山下乡简直是一场噩梦。
还有，人性的某些弱点也影响着他们的态度。今天也有很多仅仅处于温饱状态中的老插们，也在喊着青春无悔。除了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未能真正对文革反思之外，和人性中的故有弱点也密切相关。人们的记忆往往是有选择的，也是趋利避害的。忘记对已不利的历史片段，失忆曾折磨自己的痛苦，这是人的本性所致。因此，一些人的记忆中实际已经摈弃掉了那些为填饱肚子的煎熬，为回城的辗转难眠……留下的尽是些田园牧歌和村里的小芳……其实，只要让他认真考虑一下重新回去享受享受“青春无悔”，就会调动出他那些已经被主动屏蔽的记忆。而那才是真实的和全面的。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用经济学上的投入与产出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从个人角度看，知青得到什么物质效益了吗？几乎没有。得到什么精神升华了吗？很少。从社会层面看，也是如此。只要会进行简单的成本核算，就会发现以自己青春为投入的这种社会实验，所产出的效益寥寥无几，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这成本太高了。
四、结语
伴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无疑是要被彻底否定的。但它作为第三代人的一次整体实践活动，毕竟给这个社会、给他们自身留下了些东西，其褒贬毁誉自然应当是后代历史学家的事情。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些不同认识注定要通过这代人强烈地表现出来，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符合于时代发展潮流的抑或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它留给这代人的痕迹太深了。
我总的看法是：青春有悔还是青春无悔，归根结底是一个自我反思的命题，而且是一个概念并不明晰的命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争议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有悔还是无悔，生命的价值在于当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是否做到了无愧。
所谓“无悔”，本质上是一个感性的、自在的命题；而“无愧”，则是一个理性的、自为的命题。
一是从认识事物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代人还需要对这段历史有进一步反思。简言之，就是要活得明白一些。人们在青春热情驱动下的付出，虽然高尚但并不一定就等于青春无悔甚至无愧了。恰恰相反的是，如果方向错了，青春的热情越高，对社会的破坏会越大。远有纳粹的褐衫队，近有红卫兵运动，都是青年人的热情被误导的结果。人的认识，必然要经过一个感性的、“自在”的阶段，上升到一个理性的、“自为”的阶段。严格意义上，当人没有经过反思、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时，就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所以说，如果还没活明白，也就不可能“无愧”。
二是从评判事物的标准看，最终需要以社会、民族的长远发展为正向轴线，以此衡量每个人留下的青春足迹。更重要的是，对上山下乡的评判不仅要考虑个人的感受，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整体的效果看，中华民族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比如，５０年代苏美冷战时期，当苏联的载人飞船上天之后，曾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一代青年的“爱国热情”，最优秀的精英转向了航空航天领域，他们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苏联已经望尘莫及了。又比如６０年代中国与日本在电子领域的差距并不大，也就是十年的时间，中国被远远甩在了身后。因此，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不得不用巨量的石油、煤炭、稀土等宝贵资源以及广大百姓几乎见不到的最优质的土特产品，去换取今天看来几乎不值钱的大量收录机、彩电、冰箱、电子表等等。这些都是在第三代人成长过程中身边发生的事实，是我们需要记取的教训。如果至今还不清楚中华民族这十年失去了些什么，怎么可能“无愧”？当然，就个体而言，我们无法改变历史的命运，但是在被强制的扭曲中，需要保持的是历史的清醒和灵魂的正直，认真对待生活，至少不去做那些把自己的偏激强加于于人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就做到了“无愧”自己的历史。
这两点，应当是我们回看往事、权衡人生予以客观评价的基本坐标。
延伸一下。其实以上述为坐标，我看这代知青们的“无愧”更展现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段。仅谈一下芸芸众生这个层面的贡献，就是他们以自己的容忍和担当支撑了改革。
一是自己解放自己，为上山下乡运动划上事实上的句号。这代人中最弱势的群体是文革结束还没有返城的知识青年，大约还有几百万人。他们发挥了自己解放自己的拼搏精神，甚至通过罢工、卧轨、绝食等手段，冲回了城市，从此世上再无知青。
二是自己养活自己。当然知青没有失业，叫做待业。这是知青们冲回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问题，也是生存问题。这前后加上已经返城但还待业的据说有近千万人。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根本无法安排他们的生计。实际上正是这些知青的大批回城，催生了城市个体经济的破土而出，不仅自己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推动政府为解决知青生存而不得不在城市恢复了私营工商业。某种程度上，它比农村的包产到户对中国的改革更具积极意义。
三是挺住了物价闯关。当时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混合经济，计划经济已经不能有效地协调经济发展了，必须搞市场调节，就是放开物价。可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时候，一放开物价都遇到“波兰怪圈”，即涨一次价闹一次。为什么中国闯过去了呢？当然也有八九后的特殊背景，主要还是承受这个压力的主体——知青一代容忍了。当年在农村那么困难，他们都过来了，这次他们也挺过来了。之后的发展说明，不闯过物价关，改革开放就是空话。
四是容忍下岗。可以说，他们是被改革淘汰下来的第一批人，大部分下岗职工是第三代人，这其中的大部分又是老知青。真正承受下岗恶果的是这代人，他们还是容忍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容忍，中国的改革开放绝对不会成功地走到今天。
所以说，这一代人当中“沉默的大多数”对中国改革是有重大历史奉献的，是以自己的身躯支撑了改革开放的大业。这是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这代人在这个历史平台式可以放言“无悔”或“无愧”，而不是在那些麻绳捆豆腐的事情上纠结不休。
问题太大，很多问题只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提纲。有些未展开的内容，可参阅米鹤都著《新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的相关章节，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注释：
〔１〕第三代人的概念指１９４９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以老三届为主体，比红卫兵一代、知青一代的外延更宽泛。参阅《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一书的说明，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 来源：２０２２年７月共识国际平台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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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评论】
文革下的蝼蚁生态
——读《制造反革命——柳幸福案与文革时期的基层法制生态》
·赵 颖·王晓冉·
在“文革”这场打着“革命”名义的浩劫终于落下帷幕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几十年来，对这场浩劫的描摹和反思不在少数，但大多存在着重高层、轻底层，重国家、轻社会，重精英、轻草根的流弊。所言者多是官员、军人、文化精英和成功人士的文革境遇，而普通民众的灾难好像无足轻重。实际上，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才是国家罪错的最后承担者。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是由无数的个体构建出来的。文革在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中留下了切肤痛楚与命运折变，最能反映文革政治的失败和时代沉浮的涌流所向。
任何问题的研究都要回归事实、回归科学。从个体的命运折射出普罗大众的境遇，回到普通的个体与具体的治理，是民众史写作应该遵奉的圭臬。王海光教授所著的《制造反革命——柳幸福案与文革时期的基层法制生态》，〔１〕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出发，跳出了以往重精英、轻百姓的研究窠臼。本书通过柳幸福等人在文革中的命运浮沉，以小见大，触类旁通，旁涉了几十个文革判案，建构了一个国家与民众相互牵动的逻辑链条，细致入微地显现了文革时期的基层政治生态与法制状况：文革虽然“砸烂公检法”，但并不是无政府状态，也不是无法，而是一种恶法——假借群众专政之名实施的非法之法。法制不等于法治，法治以良法为前提，恶法非法，不建立以“彰善瘅恶”为中心的规则，法制中的“正义”也只能沦落为人与人相互攻讦的工具。
一、基层政治生态：阶级身份的政治规则
任何社会共同体都是由不同的社会身份系统组成的。一般而言，职业是最显而易见的身份系统，代表着个体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和职能。一定社会成员按其职业履行一定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分工合作，维持社会组织的运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用阶级革命意识形态打造出一个非常态的身份社会，阶级出身、家庭成分成为一个人的身份标签，以此划分为先天不平等的红、黑、灰的政治类别。这种不合理的身份划分标准，随着国家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的发展，在文革时期达到了极端状态。王著《制造反革命》一书，通过柳幸福父子和刘松林等一干“四类分子”人物的“戴帽子”过程，还原了他们的生存境遇，揭示了阶级身份政治系统的建构规则，展现了文革时期基层政治生态的一角。
刘松林是一个海龙县土生土长的佃农，依靠耕作他人土地维生，为人正直厚道。按照阶级革命的政治逻辑，刘松林无疑是最典型的革命依靠力量和基本群众。但是这个贫雇农出身、又是革命烈属的老成农民，却在农村基层政权的重组过程中，因参加过本地佛教组织龙华会，有过给村民弘道劝善的经历，被判定为“反动会道门骨干”而锒铛入狱。在宗族、信仰、祭奠敬拜活动非常复杂的乡村社会，这样的罪名显然是不合情理的。究其根源，传统乡村中的德高望重者与土改后新政权基层干部之间的新旧权威冲突，才是刘松林被定罪的根本原因。刘松林在村子里很有人望，言行很有影响，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乡村新政权的不当之处，“开罪了乡村干部”，〔２〕严重威胁到了基层建政时期的新权威。在革命法制的通例中，他自然是一个十足十的“反革命分子”。“四清”运动是农村基层社会以阶级斗争重组阶级身份的又一场大运动，在大抓阶级斗争造成的社会紧张气氛下，刘松林与基层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纠葛被无限放大，被冠以“有严重的变天心理”、“对组织不满”，“拉拢腐蚀干部”，“一贯不参加集体劳动”、“热心走资本主义道路”〔３〕等新罪名，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到了文革这个阶级身份极端化的时代，刘松林的生存境遇进一步恶化，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他试图以“烈属”身份与之对抗，但带来的是更严厉的打压。最后，“要为子孙后代留条生路的想法，使这个刚强的倔老汉终于接受了现实政治的规训”，〔４〕表示要服服帖帖地接受改造。
这个荒诞却典型的悲剧个案，展现了激进的社会改造过程中，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身份政治在重塑农村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农村社会的文明底色。随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的不断高涨，个人犯法株连到子女亲友，斗争内容从话语深入到思想，阶级专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蛮荒之力，彻底扫荡了社会生活的温情脉脉和道德伦理。
柳幸福案是阶级身份政治在文革中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文革倡行的所谓“亲不亲，阶级分”，把阶级身份制度绝对化和普遍化了，整个社会生活陷入高度政治化的泥潭当中，形成了书中称为“升斗政治”的阶级斗争生态环境。“升斗政治”，指的是文革时期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层面发生的“阶级斗争”。〔５〕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熟人社会中，邻里之间发生锱铢必较的摩擦和矛盾，本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常态。自古以来，村庄社会都有一套基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调节机制，维持着人们和谐共处的乡村秩序。但文革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的阶级斗争驱动下，基于传统伦理的人际交往关系被阶级成分的身份标识撕裂，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与纠纷被上升为不同阶级身份的对抗，强烈的阶级身份落差人为制造了个人恩怨冲突，也为政治构陷大开方便之门。书中所讲的柳幸福案，就是“升斗政治”下政治构陷的典型案例。柳幸福出身地主家庭，同时还是一个有文化、喜欢说三道四的“臭知识分子”，能够看出大队革委会主任玩弄的政治伎俩，常常在不经意中“讲出一番道理”，予以戳破，让喜欢耍弄权术和花招的基层干部大为恼火。可见，乡村政治精英与乡村知识精英的矛盾，是柳幸福被构陷的重要原因。基层干部“土地爷”们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运动冲击下颜面扫地，急需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将柳幸福制造成“反革命”，对整党过关的大队革委会主任来说，有着杀鸡儆猴、重新掌握乡村话语权的重要意义。在阶级斗争和身份政治的话语下，基层社会的生态环境泛政治化，柳幸福这种“四类分子”被认定天然具有反革命动机，这种阶级专政的司法逻辑，使柳案的构陷与伪证得以合理化，在大队、公社、县专政机关共谋下，共同制造出了柳幸福的现行反革命假案。
柳、刘的“四类分子”帽子，都是不合规制的。但这种不合规制的帽子，却让我们看到了阶级革命表里不一的社会底色。在阶级身份政治之下，“四类分子”的帽子无论是否合乎尺寸，一旦被戴上，就成了一道牢牢的紧箍咒，子孙后代都要被打上政治贱民的先天烙印。无论后天如何努力，这个阶级身份的紧箍咒也是摘不下来的。这些“阶级敌人”是革命制造出的“魔鬼”，又是革命不断前进的垫脚石，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断被型塑。文化大革命将革命发展到极致，也让这些人迎来了命运的最低谷。
二、基层法制生态：权力失序与法律失序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社会的政治生态是相当严酷的，整人运动接连不断，越演越烈。”〔６〕到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全民内战。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感叹：“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淳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７〕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论迹天下无完人”。这在柳幸福案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文革鼓吹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实质是利用群众、运动群众、玩弄群众。所谓的群众造反运动，其实是被少数人操纵，以群众名义实施的，无视社会道德、社会规则和国家法律的多数人暴力，斗争对象是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不断扩大的“阶级敌人”群体。从红卫兵的“破四旧”到“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专政，莫不如此。
在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的过程中，柳幸福一次又一次被责令反省、检查自己的问题。为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饶恕，他只能不断补充“作案”的细节与心理活动，对自己大泼脏水，进行彻底地自我否定：“我这个人的阶级本性，出身剥削阶级地主家庭，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社会主义制度，对红色政权大肆不满。”〔８〕在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柳幸福更是把这些“错误”的性质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声称“自己有险恶的反动目的，攻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霍查同志，污蔑了阿尔巴尼亚的伟大领袖，诋毁了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配合了苏修１９６８年的反华浪潮，反对了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不好的舆论……”〔９〕柳幸福的这种自我贬损的认罪态度已经达到了非常荒诞的地步，但仍与文革时期的核心罪行——“恶攻”有一定的距离。文革“恶攻”罪是以对毛泽东的态度划线的，为了彻底整垮柳幸福，柳幸福的对手们要他承认核心的罪行——有意毁坏“毛主席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预设阶级立场出发，刑讯逼供与群众专政的批斗双管齐下：开始是车轮大战式的审讯，继而又使用卡簧手铐的变相肉刑进行逼供，希望柳幸福能在“手被铐得扛不住”时全盘承认所有罪名；为了迫使柳幸福低头认罪，不再“翻案”，大队革委会又加紧收集柳幸福的“罪证”材料：柳幸福的家人在高压审讯下的口供和事先编排好的来自学校师生、乡村干部、邻居的儿子等人的全套“证词”。在案件审理中，这些缺乏法理依据与事实依据的证词成为群众专政的定案依据，柳幸福反革命罪名就这样在阶级专政的机器下被制造了出来。
冯骥才说：文革固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但“更大的是一个文化怪圈”。〔１０〕从这个角度看，“文革进行了两千年。”〔１１〕从书中那些“无产阶级”群氓在柳幸福案中无师自通的斗人、整人、虚构陷害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几千年统治文化中尊崇权力、漠视人道、助纣为虐等流弊在革命口号下的泛滥。正如一个老公安干部对文革法制破坏的检讨所言：“倒转专政锋芒，制造冤假错案，是公检法被砸烂导致的必然结果。”〔１２〕在文革砸烂公检法、权力下放、依靠群众办案的大背景下，政治职能取代司法职能，政治标准取代法律标准，整个案件既没有经过正规程序的调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取证，除了最后的司法环节外，几乎全程都是由基层政权直接完成的，完全是一场打着群众路线旗号的司法闹剧。最后提交给司法机关材料，除了“政治正确”以外，错字连篇、空洞无物、缺少实质性证据，“与其说是一份法律文书，倒不如说是一篇典型的革命大批判檄文”。〔１３〕“从严处理，立即判刑”、〔１４〕“从严处理，以法惩办”、〔１５〕“依法捕办，严惩犯罪分子”〔１６〕……生产队、大队、公社的革委会做出的这些处理建议，不难看出文革法制工具在司法实践中的政治乱象。
王海光归纳出了文革时期阶级专政犯罪学的三大原则：“政治路线原则”“阶级路线原则”“群众路线原则”。〔１７〕在以身份政治为核心的社会环境下，在一切以阶级为纲的根本逻辑中，只要煽动足够多的群众，就可以无视法律程序，以群体的名义对少数人实施专政。这种阶级专政之恶具有双面性，一面是对庞大的“反革命”群体不断加强的专政力度，另一面是对普通民众不断严密的社会控制，不仅严重摧残了受害者们的身心尊严，更可悲的是，在政治高压环境下，许多人是以加害别人的方式进行自保。文革全面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鼓动起来的不是群众的聪明才智，而是群起攻伐精英的反智主义狂热。在“斗争哲学”的政治生态下，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群众不断发现敌人、制造敌人，即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消停下来了，但每个社会单位的微观政治斗争一直在进行，没有停息。
三、拨乱反正的艰难和历史之憾
柳幸福案件只是观察文革的一个角度，在该书的后半部分，王海光将文革的结束及政治、法治逻辑的艰难回归从具体的案件中抽离出来，重新回到“人”的视角下看待文革的结束，反思如何彻底告别文革，如何回归政治理性、建立现代化的政治共识。
“经过十年文革的反复折腾，阶级斗争的神圣性已被这场运动的自身矛盾所解构。”〔１８〕以出身为核心的无理性政治规则在强势的政权力量辅助下俘获了大量的群众，群众意志一旦膨胀并超过一定的幅度，整个社会就会像打开了的潘朵拉魔盒，陷入失序状态。在文革这场灾难中，领袖和高层利用群众运动来达成自己的目标，群众也在利用政治运动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一切都打着“革命”这一神圣的名义进行。“错误的东西总是要发展到荒谬绝伦的程度，才会走向反面”，〔１９〕１９７１年的林彪事件，成为群众狂热的梦醒时刻，一夕之间，被极力推崇的接班人变成了叛徒，文革的合法性已然坍塌，社会心理因此产生了厌恶与抵触情绪。极端的个人崇拜、畸形的阶级路线、泛滥的群众路线接连被怀疑，进而被推翻。然而，旧秩序的打破不代表新秩序的诞生，从旧秩序到新秩序的更迭，还要经历极为艰难的政治转型。
要想否定文革，回归正常政治，首先就要对文革的反革命案件进行拨乱反正。这是新旧交替、政治转轨的法律标志。拨乱反正，不仅要纠正“四人帮”制造的反革命案件，还要重新审视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反革命案件，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在维护国家政权以及社会安稳的前提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下，突破左的思想的钳制，实事求是地对待并纠正历史错误。然而，大规模冤假错案的形成，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时代错误的范围广大，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有中央层面的，也有地方层面的；有政治性的，也有人际关系层面的，拨乱反正的难度很大。“多年形成的阶级斗争胥吏政治，具有相当的顽固性，比中央政策的改变还要困难”。〔２０〕柳幸福案是文革中无数冤假错案中最具民众性的一个案例，涉案范围是村庄政治，主要操纵者是农村基层干部，但正因如此，柳幸福的平反更能反映出拨乱反正的社会正义是照射到各个社会角落的。几千万的社会政治贱民及其家人被摘掉了“五类分子”的阶级专政对象紧箍咒，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同时，在一揽子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又有淡化施暴者和加害者历史责任的问题，一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追究。所以，柳幸福对于平反是不太服气的。他说：“对于那些借刀杀人、杀人不用刀的坏人、整人陷害人的坏人及打砸抢分子，要一个不漏地搞出来。不搞出来是不能使他们受到教育的。让他们逍遥法外，他们还会认为他们整人高明，整人正确，他们以后一有适当温度还要干坏事。他们过去跟随四人帮上蹿下跳，整人害人，造成了这么大的流毒，他们现在没有事了，我是不甘心的。”〔２１〕
“不甘心”是这些冤案受害者们的真实心声。他们希望的正义是能够追责到每一个具体的加害者与帮凶，而不是文革、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等大而不实的空洞言辞。然而，问题也就在这里。文革的争斗是一场牵涉所有人的内乱，坚守人性与道德的底线往往需要以荣誉甚至是生命为代价，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在文革的极端政治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或为刀俎或为鱼肉，几乎每个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违心言行。今天的挨整者，或许就是昨天的整人者，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几乎没有。”〔２２〕错误的政治路线、荒诞的阶级路线和畸形的群众路线相结合，人性之恶被无限放大的同时，善也被迫成为恶的帮凶，一个人的悲剧、一部分人的悲剧和整个社会的悲剧就这样联系在一起，扯不断，理还乱。所以，拨乱反正的平反工作不能不是带着遗憾的。面对在平庸之恶中沉默麻木的乌合之众，后人实在难以再做出过多的苛责。
四、结语
彻底否定文革，需要平反冤假错案，但平反并不意味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完成。“拨乱反正的核心意义是对人的解放，实现从阶级身份政治社会到尊重个人权利的公民社会的转变。”〔２３〕在这本书的最后，王海光从现代化的角度将文革这段历史与改革开放的历程接轨，给如何向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转型这一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考：“１９８０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在对文革痛定思痛的基础上做出的一系列政策安排”。〔２４〕在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之后，中国开始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正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西方文明理念，并将其输入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径中，实现了社会发展水平的极大提高。
告别文革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长期灌输的阶级斗争思维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尤为艰难。“摆脱文革的思维方式，要比简单地否定文革困难得多。而若摆脱不了文革的思维方式，我们是走不出文革的。”〔２５〕摆脱文革的思维方式，首先须从谈“西”色变的梦魇中清醒过来。厘清现代化和西化的辩证关系，充分肯定西方现代文明所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意识、法治观念和人文关怀的普适性尤为重要。其次，言论自由是迈入现代化国家的门槛。作为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民主和人权的保障只能成为无根之萍。在一个只能说官方钦定的正确话语的政治环境中，社会进步是无从谈起的。剥夺言论自由、设置沟通障碍，最终只能导致错谬的传播，只能带来专制主义的横行。第三，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与法治建设防止集权，防止公权力限制、侵害公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冯骥才曾经发问“弱者的依靠只有法律。那么，法律的依靠是什么？”〔２６〕良法之治与守法之治结合，是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从前者看，必须确立正义、公平和理性在法律中的地位，摒弃把法律看作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维护其利益的工具的传统观念。从后者看，法律是治国的依据，是衡量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具有绝对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机构都必须依法而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２７〕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王权主义传统国家，要特别警惕公权力的越界和扩张，一旦领导者、政党、国家的权力超越法律的界限，“法无定法”只能导致“非法法也”〔２８〕的重现。
参考文献
〔１〕王海光，《制造反革命——柳幸福案与文革时期的基层法制生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引用只注页码。
〔２〕同注１，页３７。
〔３〕同注１，页３９－４０。
〔４〕同注１，页４２。
〔５〕同注１，页５７。
〔６〕韩钢，《《时过境未迁》序》，《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页８６。
〔７〕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页６－７。
〔８〕同注１，页１３６。
〔９〕同注１，页１２６。
〔１０〕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页３２９。
〔１１〕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页３１５。
〔１２〕刘丽英，《往事回首》（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９），页１３６。
〔１３〕同注１，页１７９。
〔１４〕同注１，页１７１。
〔１５〕同注１，页１７２。
〔１６〕同注１，页１７４。
〔１７〕同注１，页１６１。
〔１８〕同注１，页２０６。
〔１９〕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页４２７。
〔２０〕同注１，页２３８。
〔２１〕同注１，页２３３。
〔２２〕韩钢，《《时过境未迁》序》，《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页８６。
〔２３〕同注１，页２０７。
〔２４〕同注１，页２９１。
〔２５〕同注１，页２９７。
〔２６〕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页２８５。
〔２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页９１。
〔２８〕同注１，页２６５。
〔本文在成稿和发表过程中，曾得到了钱永祥先生、王海光教授、杨宏雨教授、唐小兵教授、樊建政博士的指点和帮助，特此鸣谢。〕
□ 原载《思想》杂志，第４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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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建议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人——张衍
·吴新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中困扰了全国人民达９年之久的一个历史事件。
当时，为了解决红卫兵干扰了伟大领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也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底，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伟大号召。当时，毛主席的话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指示”，林彪讲：“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尤其要执行！”全国的热血青年们立即行动起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整装待发、开始奔赴农村，奔赴边疆，上山下乡运动在华夏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其势如排山倒海。运动波及面之宽，涉及到全国所有家庭，几乎无一死角，它造成了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逆向的大迁徙，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人望低处走”的奇观。
由于运动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当时社会出现了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给现代文学孕育了一块难得的“富矿”。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一个特殊的派别：“伤痕文学”派在中国文学领域异军突起。“伤痕文学”就是专门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伤痕的含义，顾名思义，是给社会和知识青年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和烙印。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和发起的，所以，运动本身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性。可如此神圣、浩大的运动，到１９７７年秋天还是停止了下来，谁是第一个拨动了运动的休止符，建议停止此事的呢？他就是鲜为人知的张衍同志。
张衍同志原名张剑凯、字任侠，祖籍山东滕州，１９１７年出生在安徽省灵璧县大庙乡高宅村。先后在蚌埠江淮中学、安徽凤阳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校就读。他求学期间，正值国家动乱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鲸吞中国。张衍不是读死书的书呆子，他积极投身于学生的爱国运动中，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衍积极参加蚌埠江淮中学组织的援助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的“援黑队”，曾到北平面见过张学良，要求赴东北抗日，后被张学良劝回。
在“一二·九运动”中，张衍在安徽凤阳高等师范学校共产党员童汉章和何寿昌等老师的领导下，又积极参加学生们举行的游行示威、街头讲演等活动，教育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华北，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执行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妥协的政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衍愤感国民党政府太黑暗，１９３７年他毅然奔赴延安，被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衍投身于革命队伍后积极进取、勤于学习、并且成绩优异，由于他政治素质好，又有好的表达能力，毕业后被留校任政治教员。历任抗大总校政治教员、主任教员、抗大六分校政教科科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情报处三科科长，民主建国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冀鲁豫野战军九纵敌工部部长，豫西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委，中原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政治部宣教部部长。
建国后，张衍历任西南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政委等职。１９６１年晋升为少将。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在西安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政委的张衍同志，同许多正直的干部一样，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文化大革命后，１９７７年初，张衍被选调到国家计委，来到国家决策机关，出任副主任。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同志兼任，这位老领导用其所长，分配张衍主管文教、政工、办公厅和军工企业等项工作。
此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许多事情都乱成一团麻，真是百废待兴！如何搞好自己分管的计划工作，自己工作的突破口应选在何方？经验告诉张衍，做工作同打仗一样只有找准突破口，才能干好本职工作和不辜负上级委以的重任。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走城市、下农村，把调查研究的材料进行分析比较，终于找准了工作的突破口。
张衍在城乡社会调查中敏锐地发现：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关心和大家议论较多的，是“知青”问题。
调查中发现，中国的国情实际是，当时农村并不缺乏劳动力！城市的青年学生大批派到农村，使我国农村本来就富裕的劳力变得更加过剩，造成了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是路人皆知的道理。改革开放后４０年，大批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出现了“农民工”潮流，早已证明了张衍当时对这个问题判断的正确性。但在当时，人们在理论上似乎并不明白！或者是心里明白也不敢说！
调查中张衍还发现，下乡后的城市青年学生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首先是环境的影响，早已失去了初来农村时的热情，绝大多数人不安心农村劳动，他们中多数人出工不出力，因而劳动效率十分低下；更有甚者有一部分人由于失去了生活目标和希望，在农村自暴自弃，使知识青年实际上成了农村的一个新的负担；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当时大批下乡知识青年都已经到了婚嫁年龄，但由于传统观念上的工作问题还没有着落，又身在他乡，多数人不敢也不能结婚，这就造成了城市的家长和身在农村的知青在两个方向上人心躁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来讲，每年为了安置大批的知识青年下乡，国家每年要拨出大批的经费，年度计划高达数十亿元（国家和地方各１０亿元，共２０亿元）。张衍认为，这些资金如果拿来办实业，可以安排几百万人就业。可眼下全部打了“水漂”。
综上事实，张衍得出结论：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不能给国家创造出什么效益，反而浪费了国家大批有限的资金。他将此种现象归结为“三不满意”：即“本人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村也不满意。”此事对国民经济毫无裨益，实属得不偿失！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了！如果硬性维持下去，可能会形成社会新的不安定因素。那样，从政治上出发的所谓“再教育”，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甚至是反话！
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大政方针，张衍知道，自己一个小小国家计委副主任，建议推倒此项政策，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相反，自己不动议此案，照样可以平安地做官。但张衍认为历史既然把自己推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对上，自己要为领导当好参谋，对下，要反映人民的呼声。俗话说得好：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定下决心：向领导讲实话，为人民排忧解难，向全国人民都深为“闹心”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开刀！
他亲笔起草报告，斗胆历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条条积弊，并建议国务院领导和党中央，尽快停止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按计划让知青分批分期返城并有计划地安排工作。同时，报告还对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分配问题，也提出异意，建议取消“哪来哪去”的分配方针，改为“按工作实际需要分配”。
此报告得到了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同志的积极支持，经他签发，国家计委拟请知青回城的报告呈报到国务院。由于报告写得有理有据，报告中列举的统计数据和许多典型事例，有力地说服了中央的多数领导，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和党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并批准了张衍承办的报告。
这样，历时９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１９７７年秋冬终于宣告结束。１９７８年开始，各地不再组织动员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而兵团和农村知青大规模的返城运动，也渐次拉开帷幕。
张衍的这段历史功绩，长期无人知晓，直到２００３年８月他快去世前三个月，才自己讲了出来。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张衍建议停止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件事迟早要停止，但可能要推迟一段时间，也许会是几年！那样，国民经济将会遭受更多的损失，全国人民也要多受几年熬煎。张衍的这段历史贡献决不可磨灭，应当载入青史！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
〔作者简介：吴新明，１９６５年考入哈军工。先后在国防科技大学和蚌埠坦克学院任教。〕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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