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纵纬：我搭建的文革框架
罗征启：追思
史 云：联手点燃“文革”导火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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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五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二五期（zk2207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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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七月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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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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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历史】 我搭建的文革框架 史纵纬
【往事非烟】 追思 罗征启
【史海钩沉】 联手点燃“文革”导火索（二） 史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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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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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历史】
我搭建的文革框架
·史纵纬·
（一）
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像中国的文革那样，在本国民众中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岂止是看法相左，简直连史实本身都说法迥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文革整体逻辑框架的分歧，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比如，毛发动文革，究竟是为着“理想主义”，“反修防修”，还是一场权力斗争？是反对官僚集团还是为了“家天下”？其目的是为了普通百姓的福祉还是为个人私利？整个文革运动能否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文革”？或者说，有没有所谓的“人民文革”？整体错则满盘皆错，细节把握得再真实，也避免不了得出错误的结论。
强调“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当然不错，但唯证据论也未必能够得到真相。文革本身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大阴谋，其发动者从策划之初就设计好了，把这场会给中国人们带来浩劫的灾难描绘成一场公平正义的“斗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被发动者所制造的语境牵着鼻子走，被他们有意抛出的假证据、伪证据所迷惑，得出的结论极可能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发动者为了逃避历史的谴责，还要千方百计地毁灭对其不利的证据。大凡见不得人的勾当，密谋时尽可能缩小范围——能两个人的密谋，绝不会让第三个人参加。所有的文件、讲话也尽可能不露马脚，让下面的人去猜测、领会。这样，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恰恰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证据留下来。如此一来，文革的这段叙事就可能会出现空白，文革整个的逻辑链条就会出现断裂和缺失。如此一来，又怎么能准确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
记得刘仲敬说过一句话：“框架高于史料”。框架自然也是由史料构建的，只不过这些史料比那单一史料——尤其是与框架相悖的单一史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多的旁证，更符合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逻辑上也更能够自洽。在“框架”和某个具体史料产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就要好好检视这则史料的可信性：它的来源？有无旁证？与爆料人有无利益关系？或者——是否出于某种明确目的，有意放出的伪证？
具体说到文革，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宏观的历史高度上，把握文革整体的逻辑框架，借鉴“经济人”理论——人总是千方百计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检验历史人物的动机，剔除其完全不合理的“证据”，找出事件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填补某些证据缺失的环节，从而凸显出文革的整体轮廓亦即整体的逻辑框架。
笔者在研究文革史之初，就首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史料，搭建出了一个粗糙的文革整体框架，作为检视各种文革叙事的依据。囿于一己之见，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今天，冒昧地抛出来，目的在于听取各位文革研究者的意见和看法，力争将其更为完善，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权作抛砖引玉之举吧！
（二）
尽管毛泽东早在５０年代就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１９５９年更是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将国家主席职务交给刘少奇，但实际上却并未放弃权力，一直在一线直接指挥。只是到了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才把权力交给刘少奇及“一线”。
“退居二线”不久，毛即生悔意。到了１９６２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退出了经济战线——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毛在经济上已无法立足——另辟蹊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此执掌新战线的理论制高点。
此时中共的权力格局颇有些尴尬：刘主持政治局，掌握决策；邓小平主持书记处，负责具体操作；周主持国务院，主管国民经济。决策与执行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毛死死抓住林彪主管的军队和康生执掌的秘密警察系统不放，以及用“阶级斗争”和“反修”形成的理论话语权，对中央一线保持着潜在的威慑。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和大饥荒造成的恶果太过严重，中共高层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出现重大分歧。刘、邓虽都是毛的亲信，认识上却与毛渐行渐远。一直被毛视为威胁和对手的周恩来则小心翼翼，尽量保持着对毛的尊重，在毛能容忍的框架内纠正失误。唯一另类的是，林彪无视毛给国家、民族乃至中共造成的巨大损害，利用普通百姓对中央决策暗箱操作的无知，昧着良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大力鼓吹对毛的个人迷信。饿死了三、四千万人，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不仅没有错（准确说是罪），好像反而更英明了！
林彪的做法真是让“一线”左右为难——正是需要大力纠正毛的失误之时，怎么反而唱起了赞歌？但，他们又能说什么？他们原本也是毛一手提拔的亲信。在林彪的裹胁之下，他们只能表面上顺从毛，实际工作中悄悄地纠正毛。纠正也许并非自觉，实乃挽救经济，避免崩溃所不得不为。于是乎，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奇异局面：
毛犯了大错（对党）或曰大罪（对百姓），却依然高高在上，更加神圣；林指鹿为马，做着毛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深得毛的欢心；刘、邓、周、陈默默“拉套”，尽量避免触动毛的“红线”；周恩来倒是舒了一口气，他发现毛之前对自己的怨气，已经转移到了刘、邓身上……
这是一个并不稳定的格局。“一线”越来越不能忍受毛在具体工作中的横加干涉——不在其位、不担责任，却一直在后面指手划脚。而毛也有日益迫近的危机——“九大”还要拖到何时？按照党章，早在１９６１年就应该召开“九大”；党章规定一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从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算，已经数年没有开过了。
网传《林彪日记》披露：
“……刘邓提议，６１年８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６４年５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
毛为什么如此害怕召开“九大”呢？文革中康生曾吐露了实情：“如果按时召开‘九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些王八蛋就会选入中央……”
林彪在著名的“５１８讲话”中更是剑有所指：“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这个“人家”是谁？当然不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而是在座的各中共大员。
如若文革前召开“九大”，就意味着毛将丧失“主席”头衔，就任“名誉主席”。这样，“退居二线”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固化，他或许也将失去对中共的控制。刘少奇就任主席后，会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做“秘密报告”？在毛泽东的眼里，刘的忠诚已殊为可疑。
就在刘、邓为毛的问题困扰——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之际，毛则在顺从党的安排和冒死一搏之间挣扎。毛不是没有考虑风险，包括失败的风险；不是没有考虑他这一搏，会给国家、民族和中共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大跃进、大饥荒的罪行太大了，超过了古今中外所有的皇帝、国王、总统或是主席。他不能、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三）
明了和理解了毛在文革前的处境、他面临的选择之后，对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了重返权力中心，他在无法通过党代会等正常程序的情况下，采用了非法手段——依靠林彪及军队发动隐形政变，造成顺者昌、逆者亡的政治大环境；依靠江青和“中央文革”名为“发动群众”，实则运动群众；以打倒党中央，重塑新中央为目的，发动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
有些国外的研究者不解：毛为什么会用文革粉碎自己担任主席的党？这不正说明了毛的伟大？至少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主义，不能容许革命队伍中不够“纯洁”的现象。他们完全被假象所迷惑。其实，毛的行为可用鲁迅的一句话解释：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爱惜过。文革中毛承认自己此前已经“大权旁落”。换言之，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控制这个党，这个党已经“不是自己的东西”了。既然已经不属于自己，粉碎它又有何惜？粉碎后重建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奴才党，岂不更好？
为个人权力，毛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轻率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默许、怂恿了人们的私欲大膨胀。各色魔鬼一经放出，立刻肆虐大地，再收回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夺权”助长了人们的政治野心，谋求在“新政权”中的权力和地位，又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纷争，以致不惜诉诸武力。一时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枪炮轰鸣。国民经济、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都成立了“红色新政权”（政权都换了，不是政变又是什么）之后，用“抓５１６”的方式，镇压对新政权造成威胁的“造反派”；用“上山下乡”将动乱隐患——数百万学生统统赶到农村或部队农场去“战天斗地”。以筋疲力竭的体力劳动消耗这些曾经的“革命小将”过剩的精力。
然而，文革新贵们屁股下的“交椅”还没有暖热，一轮新的权力之争又悄然而至。
（四）
毛、林名为“革命”实为“窃国”成功之后，如何重新分配刘邓等一大批下台干部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又成为新的斗争焦点。文革本是毛林合作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毛可以不靠江青，不靠周恩来（周甚至是原定目标之一），但唯独不能不靠的就是林彪。没有林彪和军队的威慑，毛怎么可能轻易地否决中央常委的多数意见？在林彪明确介入之前，他甚至不敢直言否决彭真的《二月提纲》。然而，打倒刘少奇、重返权力中心的毛，此时却不愿意论功行赏，把胜利的“蛋糕”分给林彪；或者说他认为林彪实际分得的“蛋糕”已经太大，对自己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原来，在毛和中央文革大力清洗刘、邓包括周的旧部之时，林彪却不动声色在军内排斥异己。到了“九大”前后，不仅军委办事组几成清一色的“林家军”，而且各省、各部委的“大员”也多是军队干部，俨然已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强大力量。“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令毛老愁乍消、又添新愁。
尤其让毛作难的是，林是靠吹捧毛蹿红的，要削弱林则只能从降温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入手。毛曾在“九大”文件上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一般人都认为是毛的“谦虚”，不大在意。从后来的发展看，实乃毛削弱林的提前布局。
毛刘相争渐渐演化为毛林暗斗，你一拳，我一脚，风波迭起。
首先，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长之后，向毛打报告，请示部队调动不再经由中央文革。江青获悉后大怒，停了黄永胜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还不准他计划好的出国访问。尽管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双方得以和解。但嫌隙既生，就难以消除。
随后，林彪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把毛发动的文革比肩意大利文艺复兴。原本是拍毛的马屁，岂料被江青揪住不放，声言“无产阶级”的文革怎能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相比较？林的讲话要批判。林彪得悉后的感受可想而知。
“九大”选举，林彪及手下大将不投江青的票，有意让江难堪。２０００多代表选中央委员，江青少了６票；中央委员选政治局，江青还是少了６票，谁在玩阴招？不难猜到。江青、康生一再要“追查”，被毛、周压下。
紧接着就发生了李必达事件。李是黄永胜的秘书，因受了黄夫人、同时也是“黄办”主任项辉芳的批评，自认为没有了前途，就将黄与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私下里议论和批评江青的话，秘密写信向江青告密。江将李的信转送毛。最初，叶群、黄永胜十分紧张。后看毛没有责怪，也没影响他们升迁政治局委员，随后就秘密抓捕了李必达，用专机送黄的广州“根据地”关押。
林系几员大将的所作所为，毛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虽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十分恼怒。认为“九大”刚刚“胜利”，你们就不顾“革命阵营”的大局，挑起纷争。而且是鬼鬼祟祟，猥猥琐琐，没有敢于担当的磊落。
恼怒之余，毛也一报还一报。当着林彪的面，亲自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这些王八蛋的东西”统统摘下来！在场的林彪会有何种感受？不难想见。
“九大”后，江青“召见”军队新晋升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的几员大将，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训话。黄、吴、李、邱在林彪暗示下，集体去毛处告状……
１９６９年“国庆社论”，张春桥力主在传统提法：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后，加上“毛主席和”四个字，变成为毛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遭到陈伯达反对，引起一阵风波，官司打到了毛那里。
除上述暗地里的勾心斗角之外，还有几件明面上的事情：
⒈“林副主席一号命令”
为开好“九大”、凝聚人心，中共领导层有意制造了中苏边界“珍宝岛”之战。但，到了１９６９年秋天，就深感苏联的威胁——苏军坦克若从中蒙边界出击，一昼夜即可抵达北京。毛不得不号召“备战”，并早早躲到了武汉；林彪责任所负，视察了“三北”防线后，也躲到了苏州。为防止苏联借“和谈”用兵，林下达了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即“紧急指示”）——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林并没有事先请示毛并得毛批准。而此前，每每调动一个排、一个连，林都要请示毛。
副总长阎仲川将林的“紧急指示”，自作主张改为“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无意中大大刺激了毛那根敏感的神经——未经批准，林就擅自命令全军“大动干戈”，将毛军委主席的权威置于何地？假如有一天毛林失和，林岂不是可以凭此轻而易举地剥夺毛的权力？尽管林彪在事后紧急向毛请示，做了弥补，但疑心重重的毛岂能轻易化解？
⒉毛试图隔代指定“接班人”
１９７０年４月，毛携张春桥到苏州看望林彪，向林彪推荐“小张”，有隔代指定“接班人”之意。毛的突然袭击，让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还是借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话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１〕
应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试探：毛从中看到林并不总是像他口称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也看到了毛已对其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在毛林之争中，有些人对此做了误读：认为林彪从中看到了毛要“以张代林”。事实上，此时的毛即使为了维护“文革成果”，也不可能用一个既无资历又无实力的“小记者”取代强有力的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挑动江青、张春桥与林彪集团的矛盾与纷争，以加强他“仲裁者”的地位。更大的因素倒是为林“隔代指定接班人”，以保证在林后的政权仍然掌握在毛派手里。
笔者一向认为，与林闹翻，是毛在战略上的最大失误，是毛作为权术大师最大的败笔。或许是拿掉刘少奇的过程太过容易，让他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或许是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威望”和实力：既低估了林彪派系的反抗——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讧，既大大削弱了极左派的力量，导致了文革理论的破产；又低估了林彪在震慑和压制“走资派”，维护文革成果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９１３”后，大批的“走资派”——文革的受害者、反对者，经周恩来不动声色的运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让毛及文革派十分头痛。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反复辟”的运动。但因缺少了林彪集团强有力的支持，或虎头蛇尾，如“批林批孔”；或中途夭折，如“评水浒”。
毛林分裂，也最终导致了对文革的彻底颠覆。
（五）
文革派最核心的圈子显然已经接到了暗示——它可能直接来自毛，也可能间接来自江青。１９７０年８月，在讨论宪法修改的政治局会议上，爆发了文革派张春桥与文革“军人派”吴法宪的激烈冲突：张提议删去发明权专属林彪的一些话，遭到吴法宪强烈的反对。两人争执不下，会议暂停。
吴法宪立即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当然知道对方的“来头”，但事关自己接班人地位，决不能退让。刘少奇正是在毛面前节节退让，才最终被拿下整死。林彪岂肯做刘少奇第二？在林支持下，吴法宪等人做了充足的“功课”，准备在下一次会上与张“决一雌雄”。岂料，在接下来的会上，张春桥全面退却，不再与吴纠缠。
这让林彪颇感失落。犹如准备一拳打过去便置对方于死地的拳击手，攒足了全身的劲儿，却打了一个空！目标突然消失了！是江？是毛？还是张春桥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恐怕只能是历史之谜了。
接下来就要到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了，有关宪法的修改还是一塌糊涂。攒足了劲儿的一拳终究是要打出去的，林彪把它带上了庐山。资料披露，这一拳究竟是打还是不打？林也颇为踌躇。甚至赴会场开会上车前，还在和叶群商量。
自文革发动以来，林彪已经几次成功迫使毛做了并不十分情愿的事，如罗瑞卿，又如贺龙、邓小平、杨成武，这次轮到张春桥，毛就够接受吗？在实力强大的“接班人”和“小记者”之间，精明的毛，能够选择“小记者”？既然罗瑞卿可以为他林彪放弃，贺龙可以为林彪放弃，为什么张春桥就不能为他林彪放弃呢？
林彪决心孤注一掷，开幕式前突然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毛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听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２〕。
另据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谈话，周恩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和林单独谈话后，大会开了。
从以上两段资料看，笔者竟和高文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高认为因为得到了毛的首肯，所以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能算“突然袭击”，而笔者却认为恰恰相反。
理由是林彪选择要求讲话的时机，大约是在开幕式前个把小时以内。这么仓促的时间，毛怎么可能反应过来？从毛当时就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既像是在表白和洗刷自己，又像是猝不及防、情急之下的反应。另外，从叶群守在走廊上。防止江青闯进去这一点看，林、叶是有备而来，事先经过了周密与精心的策划。
笔者对毛林发动文革，祸国殃民深恶痛绝，毛的罪更十倍、数十倍于林，但，这并不应该影响对事实本身的剖析。
前一晚的常委会，林为什么不提出要讲话？这个讲话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产物。显然，是林不愿意将自己的计划提前暴露出来，给对方以准备和商量的时间。假如常委会认定林彪讲话不妥，林将何以应对？而在会议即将开始之时，林突然要讲话，毛还能有什么反应？当场拒绝“亲密战友”的要求？用什么理由拒绝？党的副主席难道想在会议上讲讲话都不行？这岂不是当场就撕破了脸皮？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林更像是主动、有备；毛则显得仓促、被动。
林确实按毛的要求：不点名，指出了党内有一股否定毛是“天才”的风。借毛打毛，也是这位从军事家转为政治家的拿手好戏。当此时，林所营造的对毛“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个人迷信已达到巅峰，毛“降温”的企图刚一露头，便遭到林系人马的迎头痛击。林的讲话，无异于在庐山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把与会代表炸得晕头转向。
紧接着，吴法宪提出学习和讨论“林副主席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叶群布置手下亲信在各小组会上同时发难，营造了同仇敌忾的义愤。了解一点底细的，在发言中慷慨激昂，要揪出“反毛、反林”分子；不明就里的四处打听林彪讲话中的目标人物姓啥名谁。“知情者”上个厕所，都有人尾随、打听；“知情者”的房间，晚上访客更是川流不息，几成“自由市场”。
虽不能从叶群等处得到可靠消息，却总算听出了一些门道的许世友、韩先楚上将兴奋不已。这两位在文革中被张春桥支持的造反派整得焦头烂额的大军区司令，总算等到了可以“出一口气”的机会。许对韩说：那个“鳄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韩先楚马上说：我也要给他补一枪！〔３〕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始作俑者”的张春桥想必早已魂飞魄散：毛会不会在压力之下，抛出他做“替罪羊”？毕竟，王、关、戚之劫犹在眼前。谁能保证三年后的今天，他张春桥不会重蹈覆辙？
事情反映到了毛泽东处。这位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似乎还不知道会场上发生了什么。被江青带来的张春桥、姚文元匍匐在地，一人抱着毛一条腿痛哭流涕，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一大片。〔４〕
毛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假如这次在林和林裹挟下的力量压力下退让，林得寸进尺，下一步就会搞到江青头上，自己将如何对待？听之任之，岂不又成了刘少奇第二，亲信被逐一“歼灭”？直到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不就又成了类似文革之前被刘少奇们供奉起来的“牌位”？
毛决不会允许整刘少奇时的“剥笋”战术反过来用到了自己身上。何况，此一时、彼一时，毛当初在罗、贺等人问题上的迁就，是因为毛的主要对手和文革目标刘少奇尚未整倒，林的支持必不可少。如今，毛的目的早已达到，为什么还要受林彪要挟？
毛立即做出反应：停止讨论林彪讲话。一边休会几天，一边紧锣密鼓，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避实（林）就虚（陈），原本就是“伟大领袖”的拿手好戏。很快，毛的《我的一点意见》出笼，陈伯达立陷四面楚歌之中。
毛再次利用林彪营造出来的“个人迷信”来打击林彪的力量！这真是一出好戏：林利用毛打毛，毛也在利用林来打林。阴谋家碰上了阴谋家，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形容的：纳粹独裁者遇上了苏维埃暴君，真可谓棋逢对手了！
庐山会议，毛泽东棋高一着，或言“官大一级”，扭转了局势，压制了林彪派系的气焰。然毛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变得不可调和。毛林均是那种不善妥协、一旦冲突就会死硬到底的性格。庐山分道扬镳，就只有一条道儿走到黑了！
会后，毛在全国开展“批修（陈）整风”，军队要“反骄破满”，将陈伯达谓之“刘少奇一类骗子”。“内部”却对林彪派系不断施压，责令其嫡系亲信“四大金刚”包括叶群“检讨”。毛一改文革初期对叶群的“亲切”，在叶的“检讨”上作批示，恶语连连，一点也不给林彪面子。林则循“文的不行，武的行”，加紧策划包括使用武力的应对措施，一场恶斗势在难免。
从这次庐山会议起，毛恐怕已下了与林破裂的决心，也让林彪再次尝到“狡兔尽、走狗烹”，被毛过河拆桥的滋味——这是不久前，被林参与整垮的刘邓诸人也刚刚尝过的。林对毛的怨恨日渐增长。但总的来说，林有犹豫，有纠结，不像毛那样决绝。
林尽管拒绝按毛的安排去会见“老朋友”斯诺，在会见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和１９７１年“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时给毛甩过脸子……但也对毛有所幻想，曾多次要求与毛见面一谈，甚至给毛写信，（实质上是）以保文革成果２０年为条件，换取毛停止整肃他手下“四大金刚”和自己一家。只不过由于叶群坚决反对，此信没有送毛，“９１３事件”之后才从毛家湾抄出。
这封信反映出了林彪的真实思想，其中不乏比毛清醒得多的见地：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军事政变，绝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没有林系军人集团的强力支撑，其“成果”很快就会“付之东流”。这一点，林看到了；而自以为自己神力无边、无所不能的毛却恰恰没有看到，或者是即使看到、也要权力任性，不顾一切斗下去。
毛正像他自己后来一再宣称的，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召开“华北会议”批陈及“四大金刚”；背后下手，通过“南巡”向地方大员“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交底”和“统一意见”。林则暗中支持和默许其子林立果组织力量，制定“上、中、下三策”，紧锣密鼓实施刺杀毛的计划。
毛毕竟是老奸巨猾。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故布疑阵，出人意料销解了林立果的谋杀计划。当然，也有人怀疑毛在林家布有“眼线”，令其一举一动尽在毛的掌控之中。只不过目前尚未有确切证据，纯属猜测。毛林恶斗这出戏的高潮是毛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叶群怀疑谋杀阴谋败露，说服林彪仓皇出逃，最终命丧荒漠戛然而止。
（六）
在毛林反目成仇、你死我活的恶斗中，周恩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９１３”之后，周的获益最大。按照犯罪学的原理，获益最大者往往就是罪犯——难道是周暗中挑动了毛林内讧？但直到如今也没有任何证据；相反，证明他竭力缓和毛林纷争的例子倒很多。“欲擒故纵”？还是高手的“无影脚”？至少目前还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毛刘、毛林、毛邓和毛周关系中，以毛周关系最为疏远。可为何刘、林、邓全被毛亲手打倒，周却能数十年屹立不倒？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在毛林之争中，周恩来同样有一个“选边站”的难题。站在林一边，无疑并不符合周的利益：且不说胜算较小，即使侥幸取胜，周也只能是干活拉套的命。林不仅有自己的班底，更有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做“接班人”，哪还能容周恩来染指？林及其死党可能会对周很尊重，比在毛手下宽松得多，但，周绝难施展抱负。
站毛一边就不同了：助毛灭林，在周看来其实就是助毛自残。让毛与其在军中的嫡系亲信之间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权斗，不仅败者全军覆没；胜者也“歼敌一千，自伤八百”，实力骤减。再加上毛并无子嗣“接班”，一旦毛死，剩下的除了老婆就是“秀才”，岂是周的对手？
周在党内军内树大根深，十大元帅，竟有八个曾是他的学生或部属。毛活着，周顾忌毛的猜疑，不敢与这些人过多来往。一旦毛死，谁敢说周不会一改在毛手下“小媳妇”的角色，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
当然，毛也绝不会看不到这点，他也决不允许周如愿以偿。“９１３”之后，周主持工作，大批林彪的极“左”。名为批林，实批文革。很快就受到了文革派大将张春桥的挑战。毛再次支持张，周不得不知难而退，转批林彪“极右”。但据周的秘书透露：周曾在私下里大骂：明明是“极左”嘛，怎么会是“极右”？
（七）
“９１３”之后，毛的思路其实也很简单——尽快物色和安排一个信得过的新“接班人”，以保他百年之后文革成果能够得以保全。毛不相信周会真心诚意拥护文革，若从文革理念与共同利害出发，江青无疑最为理想。但江青“成也身份、败也身份”，江青固然可以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撒泼、耍赖，令别人奈何不得；但也让毛无法张口指定为“接班人”。最理想的，莫过于让周恩来出面举荐——像他当年看出毛的心意，主动推荐林彪那样——而毛则半推半就“被迫接受”。
资料显示，１９７２年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休克苏醒后，演出了一场病中交权的把戏。身在现场的李医生描绘当时的场景：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议在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能这么说，就是满分的答卷。毛恐怕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副主席，或者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要搞家天下。而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５〕。
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高明的计划：一则可以让毛避嫌“私相授受”；二则利用周在党内军内的巨大影响，抑制反对派的呼声；三则把周拉下水，替毛承担恶名；一旦毛离世，周掌权，他也不便“出尔反尔”，对江青下手。
然而，这一次毛却打错了算盘。周虽然在文革中甘做毛的奴仆，替毛顶下各种恶名；但这次却守住了他的底线——不能让毛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
周心里明白：当时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有可能被以“篡权”为由打倒。以他的精明，岂能跳这个陷阱？于是选择了第三个方案：拖。一直拖到毛恢复了健康，周拜见毛：“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把球又打了回去。
这次考验，周得分５０，不及格。日后绵绵不断针对他的措施和运动，均由此而生：发现周患癌症后“保密”一年零八个月，不允许做任何治疗。生生把周拖到癌症全面扩散、无异于判了“死缓”，才假惺惺允许周住院治疗。毛的歹毒创造了世界纪录：即使是恶魔希特勒，也绝不会对手下——况且还是为他出了如此大力的手下——如此绝情。
（八）
眼见周“不咬弦”，毛不得不另觅他法。在中共“十大”，毛破格提拔对江青唯命是从的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使其成为毛、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提拔那些对大跃进、大饥荒前后党内高层分歧一无所知的普通农民、工人，如陈永贵、吴桂贤等进入政治局；大量提拔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硬塞进各省和中央各部……然而，这些人“打打杀杀”可以，踏踏实实抓经济就强其所难了。
为让文革后的经济有所起色，同时制约乃至最终取代周恩来，毛重新起用了邓小平。毛深知邓的能力，没把握的只是他是否忠诚。１９７３年底，毛抓住周与基辛格谈判中出现的“纰漏”——或许是有意设置的陷阱——指令政治局召开“帮周会议”，特意“点将”让邓出席。邓明白毛的心思，发言中点明了毛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一下子便俘获了毛心。此后，邓迅速蹿升：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１９４９年后，毛从未让一个人同时兼有党、政、军跨界实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虽挂有“副总理”虚衔，但从不参与政府工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主持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但不容许他们染指军队。这一次，邓小平破天荒地同时参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足见毛对其期望之高，信任之深。
应该说，毛的这一手也是相当的老辣，无疑又是一次对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掺沙子”。然令人不解的是，江青似乎从未参透毛的战略深意——不知毛为何不对其做些暗示——包括她的头号马仔，应该说是对毛搞文革最为了解的张春桥，思路也都局限于低层次的权力分配：把邓视为摘取文革“成果”的“摘桃派”，不仅未能借邓复出之机与其修好关系，而是处处寻衅挑刺，意欲在气势上压倒邓小平。
江青未能领悟的却很快被邓小平悟到了——原来自己在毛的棋盘上，只不过是用来维护江、张“文革派”，挟制周、叶“务实派”的一枚棋子！邓也不是凡人，利用毛“身边无人”、不得不倚重他之机，迫使毛亲自出面批评江、张“文革派”，并借毛的“大旗”狠狠打压了他们的气焰。江、周矛盾很快演化为江、邓冲突，毛泽东刻意安排的一招妙棋很快就破局、泡汤。
客观地说，毛以邓一人同时挟制周、叶二人，确实是一招好棋、高棋，但难度极大，成功的几率原本就很低。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和个人感情，原本就与周、叶等务实派相对接近，让他追随毛泽东尚可，企图让他沦为江青的“马仔”——这位“江皇后”张狂无比，目空一切——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九）
邓向周、叶靠拢的速度显然让毛也感到了意外，却正是江青等人一再相逼——尤其是在“风庆轮”问题上——的结果。邓一面借毛倚重，大力整顿从文革开始以来已经荒废日久的各项规章制度，让经济有了“立竿见影”的起色；一面借毛对“教条主义”的反感——这是毛３０年代受排挤的主因——促毛压制了“文革派”用“批经验主义”来削弱周、邓、叶等老资格领导人的企图。
恰在此时，江青“红都女皇”事发。有资料说是朱德看到此书后，气愤不过，将书送给了毛泽东，也有说是周恩来暗中运作的结果。总之，毛读后勃然大怒，冲动之下，亲自写下批示，要与江“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毛的批示被老到的周压下——他太熟悉毛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火烧身。轻率地按毛的指示办事，当时虽名正言顺，但事后遭到报复并非没有先例，如傅崇碧等人。
然而，文革毕竟已进行了将近十年，参与者都在反思和总结经验。老干部在文革之初，恪守党纪，不敢泄露党内机密，等于放弃自卫的武器；与此相反，文革派压根儿没有任何顾忌与底线，常常根据需要把机密有意泄露给“造反派”，把老干部整得焦头烂额，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汲取了教训，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子女、部属等各类关系，迅速把江青的丑行捅向社会。
１９７５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有关江青和《红都女皇》、毛“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的批示，传遍了大江南北。连延安时期的“约法三章”，以及江在３０年代上海做三流明星时不检点丑事都被翻了出来了。舆情汹汹，对江青和文革派造成了致命的损害。此举可以说奠定了几个月后的“四五运动”以及更往后的“粉碎四人帮”强大的民意基础。
从１９７１年的“９１３事件”文革初露颓势，至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毛对局势的掌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担忧局势更加恶化，毛甚至不敢贸然进行大的人事变动。唯一的一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甚至请出了被自己多年有意边缘化、也已多年不问政事的朱德压阵，加上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合力协助，才勉强得以执行。周恩来去世，毛忌惮党内强大的反对意见，不敢让其最为青睐的张春桥接替总理，生怕闹出乱子。
怕出乱子还是出了乱子。从１９７６年３月中下旬起，群众自发起来抗议当局压制对周恩来的悼念及含沙射影地攻击。从“南京事件”到“４。５天安门广场运动”，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抨击四人帮的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这是１９４９年以来，首次违背当局意志、完全群众自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毛心知肚明，其矛头正是对着自己及羽翼下的亲信。他无情地下令镇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全国一直处于一种沉闷、压抑和紧张的氛围中。毛深知文革已经人心丧尽，军队实际控制权已经不再。选择一个可靠又有实力的接班人已成泡影。将来怎么办？身后恐怕是血雨腥风——但此时此刻，只能指望生前不被推翻，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实际控制着军队的将帅们都在虎视眈眈，等着毛辞世。稍有些政治敏感的人想必都能看清这个局势。比如：
许世友的儿子，时任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在一封密信中透露：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 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文革新贵纪登奎的儿子，也对河南省委一位在京治病的干部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当然，也有看不明白的，或对江青抱有幻想的：如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又如庄则栋、张铁生之流。有希望脚踏两只船，搞政治投机的，如南京军区司令丁盛。
（十）
文革十年，毛先是拉林、周倒刘、邓；继而拉周倒林；再往后又试图多次倒周。“造反派”用到时赞誉有加；不用时一脚踢开，甚至抓进大牢。“红卫兵”“革命小将”忽而捧到天上，称为“小太阳”；忽而踩在脚下，有的定性“反革命”，沦为阶下之囚。到末了，不论何派，一律扫地出门，赶进“广阔天地”……
十年中，除了江青一人被林彪从９级提为５级外，上亿人没涨过一分钱工资，没盖过一幢职工宿舍，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哲人说：尽管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全部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从１９６８年或更早些时间，就不断有觉醒，有思考（被朱学勤称之为“６８年人”）；到了１９７１年“９１３”，文革神话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馅；再到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已经是天怒人怨，毛再也无法把骗人的把戏演下去了。
对于这点，毛其实心里非常明白。他对宠妾张玉凤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
毛的弥留之际，全体政治局委员依次上前与毛握手。叶剑英没想到毛第二次唤他到病榻前，毛的嘴嚅动着，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他想说什么？请求宽恕？（他几个月前以“身体有病”为由，刚刚解除了叶帅的军权）；抑或央求手下留情？（看在孤儿寡母的份上？）随着这位大独裁者的离世，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之谜。
“１０月的春雷”极其自然，水到渠成。“四人帮”被抓，也是他们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是他们注定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绝非占卜，而是情势使然，力量的对比使然。毛决意发动文革，重返权力中心，希冀以高压手段钳口，永远掩盖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罪恶。他几乎就要成功了。试想，如果他能与林彪达成妥协，林依靠军人强力集团再替他遮掩数十年，这滔天大罪或许就真的没人知道，湮灭在繁杂的历史尘埃之中了。
然而，天网恢恢。从林彪事件撕开一角，到邓的改革开放全面翻盘，毛苦心、精心营造的文革神话轰然倒塌。毛的诸多历史罪恶也就越来越多地摆上了桌面，而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所知晓。可以相信，尽管目前中共似乎还需要毛的偶像，但彻底揭露毛，清算毛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注释：
〔１〕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２〕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３〕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p１２０
〔４〕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p１３２
〔５〕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
□ 原载于《华夏快递》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９－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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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追思
·罗征启·
文革之前，清华的政工干部都知道，水利系的政工干部有“三宝”，即陈宝玉、谢宝栋、徐葆耕。陈宝玉现在的去向，我不知道，似乎早已离开了清华。谢宝栋在文革动乱结束后就恢复了工作，但在胡启立主持的一次研究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会议上，就坐在我的旁边，因心脏病发作，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前些日子，清华传来噩耗，葆耕也离我们去了！
读着他给亲朋好友留下的那封信，不禁悲叹感慨，思绪万千……
他的信，是他坎坷屈辱的一生的写照！
他的信，你看不见抱怨和仇恨。即使是对有意无意伤害过他的人，也没有半句不好听的话。这与我们平日和他相处时的印象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曾经关心、帮助过他的人，哪怕只是一点点，他一定不会忘记，而且必当“涌泉相报”。
他的信，对我有很多溢美之词。
其实，作为当时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之一，我常常为自己在那人人自危、荒诞混乱的日子里，只顾自己的安危，没有很好地关心和帮助葆耕，没有在他受到委屈时给予安慰而感到羞愧。与其说我帮助过他，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他帮助过我。
１９６０年开始，我从校团委调到党委宣传部，分管校刊、对外宣传和写作，以及学生的文艺阅读等工作。我这个人，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读文学书少，对文艺创作根本不熟悉，干这个工作自知是不适当的。而葆耕在这方面比我强多了，我曾跟宣传部的顶头上司艾知生谈过，我问道：“为什么不把葆耕调来搞这个工作，我不行。”艾知生说：“我当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我行吗？也不行，只好边干边学。你说徐葆耕行，我也听说过，你可以向他学习，将来可以将他吸收到你这条线上来工作嘛！”于是，我曾经两次与葆耕长谈，听取他的意见，得益匪浅。在与他的言谈中，我感觉他的喜好在于文艺创作，而不是政治理论写作、宣传稿件的写作，更不是教政治理论课。而当时学生文艺社团的文艺创作，政治性太强，我认为把他调过来也是浪费人才，所以我一直没有再提此事。但是对于一个文艺工作干部，应该读哪些书，应该注意具备哪些修养，我从葆耕那里吸收了许多养分，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
文革动乱时期，我和他没有联系，我印象中葆耕和其他几个“写手”一样（如李兆汉，钱逊、张正权，任彦申等）都被留在校本部，没有去鲤鱼洲劳动。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是１９７３年我回到政治部宣传组工作的时候。
我离开工字厅很长一段时间，不知在政治部宣传组该干什么，怎么干。一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到校刊编辑室，看见葆耕独自埋头工作。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写什么东西？他说没有。正在这时，迟群推门进来，他盯住我看了一眼，又转向葆耕。迟群应该知道我，但可能不认识。我只是１９６８年９月从广东“潜回”北京那天，由工宣队把我接回学校，先送去新水利馆一个房间，见了迟群、谢静宜一下。他们不会记得的。
葆耕见迟群一脸疑虑就笑问：“迟主任，你认识这个人吗？”
迟群再看我一眼说：“不认识。”
葆耕说：“他就是罗征启呀！”
迟群睁大了眼睛说：“罗征启！”
又转过头，眼光对着我从头扫到脚，又从脚扫到头，好像我是从哪里钻出来的怪物一样。
“你就是罗征启”！？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然后，他说：“你就是蒋南翔的第一号笔杆子？”
我说：“不是，其实好多人写东西比我好，葆耕就比我好。”
“那好，我出两个题目，你写两篇文章我看看。第一篇：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左’还是‘右’？是应该反‘右’防‘左’还是反‘左’防‘右’？给你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这篇，再写第二篇。”
他又对葆耕说：“他刚回来，你们是老同事了，帮他一下嘛！”然后皮笑肉不笑地“笑”了一下就走了。
迟群走后，葆耕对我说：“不好，他盯上你了，他在考察你。迟群是非常阴险的人，谢静宜水平不高但是人好一些。你快找李兆汉商量一下，他了解许多情况，主要是他们认为你是４１４中极右势力的代表。‘７·２７’工宣队进校时４１４马上拆工事缴枪，逃过了这一劫。其实，真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４１４，可是没抓住把柄！”
我问过李兆汉，他说：“的确如此。迟、谢认为清华有一个拥护蒋南翔的‘地下复仇军’，有一个营，你是政委！”
我问他们：“那我该怎么办？”
李兆汉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趋吉避凶。”
葆耕却说：“现在的形势，有大凶、小凶，无大吉。我觉得只能趋小吉，避大凶，甚至趋小凶避大凶。”
他们的忠告，尤其是葆耕的忠告，在我后来经历的那段险恶环境里，能生存下来，起了很大启迪作用。
１９７５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又失去了自由，这时我听说葆耕被调去创作一部名为《反击》的电影，真为他们捏把汗。钱逊被调去“梁效”写作组，因为在批判他的老子钱穆时，他发不出言，最后被梁效开除，送回学校，反倒平安无事了。葆耕就没有那么幸运。
粉碎“四人帮”后，我奉命重组清华党委宣传部工作。这时，在宣传部工作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过去老宣传部的同事，互相都了解。在对葆耕考查时，大家一致认为：葆耕在迟群、谢静宜当政时期，受命写过一些东西，但是他第一没有害人，第二也没有害自己，他没有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应该让他放下包袱，做一些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后来的岁月，虽然在他一生中只占了少部分，但是他真正干了一些他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写了一些他自己想写的东西，如他主编的电影《邻居》……
大约是１９９４年末，我忽然接到清华中文系打来的电话，大意是说１９９５年是中文系成立十周年，葆耕请我去参加系庆活动。我感到很奇怪，我和中文系没什么关系，为何请我参加？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打电话问葆耕。他爽朗地笑称：“建议恢复中文系的报告是你亲笔写的，刘达校长批准的。这是我系复建的第一份历史文件，你说你应不应该来？”后来，我有事没能成行，但我十分感动。我想了好久：这就是徐葆耕！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葆耕，你安心地走吧！我们大家会永远怀念你的！
□ 来源：《清华文革亲历记》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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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联手点燃“文革”导火索（二）
·史 云·
（上接zk２２０６d）
二、“还有大战、恶战在后面”
由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违反了在此之前中央有关在报刊上点名批判要经中央批准的规定，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发表的，中央宣传部没有通知各地报刊转载。大家都在猜测和静观事态的发展。
十一月十七日来到上海，按照惯例住进了锦江饭店的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接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马海德等一批在华的外国老朋友，二十五日又接见了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朋友。他谈笑风生，回忆旧事，纵论国际形势，丝毫没有涉及国内的政治。
但是，观察力敏锐的斯特朗仍然得出了这样的印象：
毛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没有紧张、没有忧虑和没有繁重职责的人，尽管他实际上三者都有。他在严肃的评论和玩笑中表现出来的活泼、生动，就像是一出使人喝彩的心灵戏剧。
毛泽东正在等待着北京方面对批判《海瑞罢官》文章作出反应。十天过去了，仍不见有什么动静，他十分气恼，以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等人有意抵制他的决定，于二十日下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姚文的单行本。十一月二十四日，一纸上海新华书店的征订急电发往了全国。对这样一本既非中央领导人文章，又非需要量大的通俗读物的小册子，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没有特别重视，只在二十九日回电，按照一般图书报了订数，但毕竟是订了，并不像后来毛泽东所误认为的：“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
其实，这中间又有张春桥捣的鬼。
姚文元文章发表刚两天，十一月十三日，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召集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范瑾开会研究。大家看出这文章有些蹊跷，让范瑾了解一下情况。于是，她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一位负责人，小心翼翼地问：“姚文元这篇文章有什么背景没有？”
按照张春桥要求《文汇报》对外保密的指示，接电话者只回答：“没有什么背景，是姚文元同志写好后，交给我们报纸发表的。”
“上海市委是否看过？”
“看过的。”
“谁看的？”
“我知道是江青同志看过。”
这真是一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回答。既说“没有什么背景”，又说“上海市委看过”，进而又说不是上海市委成员的江青看过。
范瑾再问在北京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得到的也是沉默。
面对不明不白的回答，邓拓主张转载这篇文章，但正在外地的彭真不同意马上转载，毕竟中央没有研究和批准，不能光凭上海市委和江青看过就任其肆意对首都的副市长点名批判。
其实，邓拓已经从张春桥那里知道了这篇文章的来头。据《文汇报》副总编辑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发，张春桥在评《海》剧文章发表以前，忽然说：“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要不给邓拓打个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参加撰写批《海》剧文章的朱永嘉也交代：“张春桥为了《海罢》批判问题到北京去，专程去看了邓拓，把《海罢》批判的背景告诉了邓拓。”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春桥注重交情的人性一面。有著作把这说成是张“企图给自己留后路”的“狡诈”，是不符合逻辑的。张没有把批《海》告诉中央其他人，更没有告诉来上海的彭真，惟独告诉中层的邓拓，说不上“留后路”。事实上，邓拓虽然知道了是毛泽东批准批《海》，但也没有敢泄露给高层，没有后路可走。
十一月十九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召集北京各地区报刊负责人会议，有人问姚文元文章能否转载？林回答：过去中央规定对吴晗不批判，现在中央报刊是否转载，要请示中央。
这样一来，张春桥在毛泽东和北京一线领导人中间点起了一把火。
又过了几天，江青、张春桥等人认为使北京陷于被动的目的已经达到，开始进攻了。
江青质问路过上海的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立即打电话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要他转载。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全文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几乎是同时，在上海的周恩来也从上海市委得到了信息，他回到北京，打电话告诉了彭真。二十八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会议。彭真考虑，如果北京各家报刊一起转载，震动太大，决定《北京日报》二十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三十日转载，《光明日报》再晚一天。
彭真口授了《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指出：“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段语录。
周恩来、彭真审阅的《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样写道：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周恩来还在最后加上了毛泽东关于展开不同意见辩论的一段语录。毛泽东的话，成为双方都用的矛和盾。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
当然，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最后的态度。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召来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胡绳、关锋等人谈话。他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绪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谈话，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８〕
毛泽东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打中罢彭德怀官的“要害”，今天看来，有些“委屈”为这篇文章殚精竭虑的张春桥、姚文元。在姚文中，是专门用多处文字重点突出“罢官”了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海瑞罢官》这出戏，它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
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
对于这样的冒充农民“救星”的反社会主义“英雄”，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一九五九年，又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英雄”，叫喊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
在舞台上为罢了官的海瑞唱赞歌，不过是为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遭受的失败表示惋惜和不乎。
这里不是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吗？而且，据康生说：“一九六四年，我同主席谈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主席叫我和吴冷西参加（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那时就已经提出了所谓“要害”问题。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为了整彭德怀的材料，张春桥还特地派“罗思鼎”到江西了解彭德怀在井冈山时的情况。姚文“要害”在于罢彭德怀的官，无论在写作前还是发表后，他们都是很清楚的。况且，毛泽东既然在文章发表前已经看了三遍，为什么当时并未指出没有打中“要害”的问题呢？
问题在于，文章发表前夕又发生了一些情况。
一九六五年七月，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找彭德怀谈话，要他离开北京到四川去挂职下放，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这个决定的起因是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的战备形势，认为彭德怀不宜留在首都。有人分析，是怕打起仗来无法控制他，落到敌人手里被利用。
但彭德怀不明就里，表示不愿去四川，愿去边疆农村蹲点。他还谈到对自己的结论，激愤地敲着茶几说：“就是有两条我硬是不能同意，一条我没有和外国人搞颠覆活动……有一条，说我搞小集团活动，我历来没有，也未想到，请中央去查，如有，按党纪处理。”
九月七日，康生在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会上，点明了要彭去四川的原因：“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
但是，经过彭真等人的反覆说服，彭德怀仍坚持己见。除了他说的没有搞过工业、犯过错误说话没人听等理由外，我们猜想，他想到农村去蹲点，也许是想摸摸农村到底形势如何，证实一下自己庐山会上的意见。这当然是不合时宜的，尤其是去边疆。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亲自出马和彭德怀谈话，毛泽东说了要他去的理由，还说庐山会议上彭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随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参加了谈话。但彭仍然坚持想去边疆搞农业。
最后，毛泽束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彭德怀不能再拒绝了。
送别彭德怀时，毛泽东忽然又问他：“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９〕
显然，彭德怀的态度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十月十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彭德怀我这次找他谈话，一扯扯了五个半小时。我对他说，你是错误的。
这样看来，毛泽东仍不满意姚文元文章对罢官“要害”的批判力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对《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的定性，需要上升到新的高度。另一个不满意的客观原因，是《海瑞罢官》本来和彭德怀就风马牛不相及，无论怎样强词夺理地联系批判，也无法有说服力。
两方的分歧在加大，逐渐成为对立的态度。
十二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来到上海的彭真和上海市委负责人见面。张春桥汇报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时隔一个半月，他才第一次正式向主管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说明：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指示发表的，但仍然没有说出毛泽东看过三次稿子的内情。
参加了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彭真，对发表姚文元文章的这一理由不置可否。他并不认为毛泽东在那次会上即席的几句话可以作为批判吴晗的根据，只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他还说，要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说着说着，彭真的情绪开始激动，他批评上海市委转载北京方面各家报纸按语时，把点明《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的《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却把代表中央、态度缓和的《人民日报》按语放在后面。他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张春桥没有做什么争辩，反而有些高兴。在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毛泽东做了关于指出“要害”的谈话后，关锋、戚本禹已经偷偷地来到上海，告诉了江青、张春桥。摸到了底牌，张春桥更加有恃无恐。他知道，彭真越是批评他们，他们在毛泽东面前的挑拨就越有分量，还可以装出一副被“无视毛泽东权威”的彭真欺负的样子。
一月二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文教宣传会议上针对张春桥批评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和我打招呼，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姚文元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就好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正是春节的大年初二，街上阵阵爆竹声送来刺鼻的火药味，飘进了北京沙滩大街的中央宣传部大院。
副部长许立群正在打电话给上海的张春桥，电话内容之一，是通报一月十七日下午在北京召开的六家报刊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会后整理的简报，以六家报刊反映的形式，提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四个问题：
一、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人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
二、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吴、翦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联系到另一位历史学家宁可，已经收到了批他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昆曲《十五贯》中况钟的美化，而《十五贯》是毛泽东、周恩来肯定过的。
第三个问题是有人反映批判文章太长，群众看不懂。第四个问题是大家都反映现在发表的文章质量高的不多。
从这四个问题看，当时的批判活动已经到了极为混乱的状况，弄得人心惶惶。虽然会议提出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但既然是“混战”，又如何有领导？明白地说就是不出面地幕后策划，这正是上海张春桥、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手段。因此，许立群在电话中向张春桥通报这些问题，带有将他一军的意味。
张春桥当然不会承担责任，他需要的正是乱。他反而倒打一耙地向许立群说：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本禹在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里，也曾写过一本《孙承宗》。
孙是明末抗清将领，官任兵部尚书（也就是彭德怀担任过的国防部长），后被罢官。按照姚文元文章的逻辑，戚本禹也难逃“要害”。显然，张拉郭沫若、范文澜是陪衬，想保“左派”戚本禹是真。
张春桥还说：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方求是中宣部组织的批判吴晗文章的笔名，向阳生是邓拓按照彭真意见写的批判吴晗文章。两篇都没有涉及“要害”问题，张春桥当然不满。
各行其是的混乱状况，使得中央必须作出有关规定。
二月三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个后来被反覆批判、并设专案调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重要会议召开。由任组长的彭真主持，组员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参加。与会者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郑天翔。
彭真在会上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张春桥在电话中提出的意见。彭真愤慨地说，我觉得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我们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的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陆定一特别讲到了斯大林晚年的教训，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覆。”
被彭真指责的“左派”、“学阀”，上海有张春桥、姚文元，北京有关锋、戚本禹，都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康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说，无论如何，何明（关锋）的文章经过修改可以发表。
会议决定由许立群、姚溱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起草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网”），指导当前的批判活动。
《汇报提网》写道：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乎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续续讨论。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部门领导的批准。
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二月五日，彭真带着提网，到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家中，向中央常委汇报。经过讨论，刘少奇、邓小平都同意，要他去向在南方的毛泽东汇报。康生一听，连忙说他也要向毛泽东汇报编《毛泽东选集》的问题，可以一起去。康生是担心彭真汇报时，自己不在场，如果毛泽东接受了彭真意见，自己首先提出的“罢官”“要害”问题将不好收场。与拚命发动攻击的张春桥相比，康生确实有点滑头。他的态度后来被张春桥在“文革”中屡次嘲讽。
二月八日，彭真一行到达武汉，上午就被毛泽东找到东湖宾馆去汇报。
毛泽东起初静静地听着，偶尔插话，但他的几次发问其实已经带有倾向性。他问：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彭真回答：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关于这一问一答的内容，后来有各种版本。〔１０〕参加了汇报的胡绳、许立群回忆说：彭真“没有用这样的话来指述吴晗的立场，他没有肯定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据我们的记忆，当时彭真答覆毛主席的话大意是：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据查，他和彭德怀是没有牵连的”。
其实，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八日的中央会议上就已经问过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又说“要害”是罢彭德怀的官，那时彭真已经当面回答，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这时毛泽东再发问，倾向十分明显，彭真很难再坚持说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作如此回答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还是用“总是”、“可以说”的含糊词语，说明了勉强接受的态度。
同样，毛泽东的话语也有些勉强的含义。他说：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长，这样讨论就可以“放”了吧。
当彭真说要对“左派”整风时，毛泽东乾脆地回答：“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汇报何明（关锋）的杂文也有问题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无论如何，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汇报提纲》。于是，二月十二日，经邓小平批准，中央将《汇报提绸》转发全党，作为指导当前学术批判的文件。
张春桥开始紧张了。
《汇报提网》写进了批评他们这些“左派”的文字，而且具体规定，以后发表的批判文章要送五人小组审查，点名批判要报中央批准。这不仅剥夺了张春桥、姚文元继续搞政治批判的权力，而且要用“整风”来追究张、姚擅自发表文章的责任。
和以前不同，《汇报提网》是经毛泽东同意发出的中央红头文件，违反是要受党纪处分的。因此，彭真不再客气。离开武汉，他第二次来到上海，对张春桥等市委负责人说，《汇报提网》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然而，二月十二日晚，张春桥又向吴冷西、田家英提出：《汇报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要研究。
二月十三日，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胡绳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还明白地告诉张春桥：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在上海，彭真见到了江青，江青要求彭真将来不要整姚文元、戚本禹这些“左派”，彭真没有吭声。江青大为恼火，在彭真被打倒以后多次咬牙切齿地谈起此事。根据《汇报提网》的精神，中宣部扣压了关锋、戚本禹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张春桥也针锋相对地要上海不要传达《汇报提纲》。两军对垒，互不相让。
三月七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来到上海，张春桥作为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和杨西光到车站迎接他。陆定一是因为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斥责叶群被查获，周恩来等中央常委要陆到南方回避一下，于六日离开北京的。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陷进了一个危险的政治深渊，因此一见面，仍然不客气地批评张春桥在上海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跟中央打个招呼，是不要党的纪律的表现。张春桥哼哼哈哈地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说上海市委已经决定，把所有关于《海瑞罢官》的正反面文章，都在《文汇报》上发表，以引起重视和讨论〔１１〕。
发动批判《海瑞罢官》的“左派”们，遇到了顽强的抵制，只有再寻找支持者。
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就向罗瑞卿提出过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要求，想借助军队的作用发动一场针对全国的政治批判运动，但被拒绝了。这时，他们想到了一个时期来一直鼓吹左倾思潮的林彪。一九六六一月二十－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找林彪，商议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当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林彪很明白江青的来头。双方一拍即合。林彪立即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进行安排，确定刘带领总政文化部正、副部长谢镗忠、陈亚丁及宣传部长李曼村等六人参加。
出发的前一天，叶群还向他们口授了林彪吹捧江青的一段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１２〕
二月二日下午，刘志坚一行到达上海，和部队没有任何关系的张春桥亲自前来把他们送到丁香花园江青的住处。
这样，就在彭真等人召开讨论“二月提纲”会议前一天，即二月二日下午，江青召集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张春桥在座。一开始，她就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问刘志坚等人带窃听器没有。整个座谈会从二日到二十日，分为两段，名曰座谈，实际听江青一个人讲话，此外就是看电影和材料。
她谈话的主要内容有：
一、吹嘘自己。她说，这几年毛主席让她当“文艺哨兵”，她“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到处是牛鬼蛇神，一塌糊涂”，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才有了两个批示”。
二、污蔑文艺方面“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她说：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十七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
三、攻击诬陷周恩来和文艺界的领导人。她说周恩来另外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讲中西音乐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她还污蔑北京市委、军队和中央宣传文化部门不支持文艺改革、“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周扬、夏衍、林默涵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
四、否定建国以来的大批文艺作品。会上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是满意的”，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军队；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有的是歌颂和平主义；有的是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写英雄人物，写一个死一个；有的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周恩来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她也认为问题不少。
她还全面否定了三十年代的左联文艺工作。
在“座谈会”中间，张春桥出出进进十分忙碌，有时坐着听，有时也插话。座谈会后，刘志坚等人为了回去汇报，起草了一个纪要，江青知道了大发雷霆，要求修改重写。还说她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修改。
二月二十六日，在康平路张春桥办公室，张春桥和回到上海的陈亚丁开始商量如何改纪要。在此之前，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已经商议过，由张春桥改了一遍。陈伯达主张要把十七年文艺黑线和三十年代上海文艺黑线联系起来，还要将江青搞的“文艺革命成绩”如现代戏剧等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听到吹捧，江青喜形于色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样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这一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那时他对陈伯达是和对江青一样毕恭毕敬的。
其实，早年参加过周扬等人领导的上海“左联”活动的张春桥，没有把黑线和三十年代历史联系起来，并非没有想到，而是另有考虑的。因为他当年正是在周扬等人领导下，积极发起了对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争论。重提旧事，怕自己也择不“乾净”。但既然江青、陈伯达都起劲地要挖根，他也就把脸一拉，装作毫不相干了。
二十七、二十八日两天，张春桥熬夜对这个纪要修改了三次。他知道，这是继姚文元文章以后的又一发重磅炮弹，目标不再是一个吴晗，而是一大批“祖师爷”，将轰垮彭真等人的那个设置障碍的《汇报提纲》。因此他没有假手姚文元。
据江青说，这期间，在苏州养病的周扬，听说江青在上海座谈文艺问题，十分紧张，跑到上海来看张春桥，向他打听消息。张春桥当然不会告诉他。
最后形成的《纪要》修改稿，由江青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修改了三次，加进了一些内容，定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写道：“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作了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１３〕
三月十九日，刘志坚一行又接到江青通知来上海。江青、张春桥等人正在为纪要稿得到毛泽东修改和大大肯定而弹冠相庆。一见面，江青却把脸一沉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补充说：“因祸得福嘛。”意思是刘志坚等人私下整理的纪要，最后竟引出了毛泽东亲自修改、肯定的重要文件。
刘志坚等人仍认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提法不妥，涉及对整个文艺队伍的评价问题，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改为“整顿”。但江青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张春桥也连忙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行了，行了。”随后，他把《纪要》拿去付印，仍然印成和姚文元文章那样的大字本。陈亚丁则起草了江青给林彪的一封信，附上《纪要》。
林彪于二十二日给中央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大肆吹捧《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将《纪要》下发全党。《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的严重错误估计，认定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由此打开了“文革”的突破口。
《纪要》下发后，在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军文艺创作工作会议上，引起了纷纷议论。有些人不满地提出：江青在军队和中央都没有领导职务，为什么由她来作这样重大的否定过去文艺工作的评价？还有些人质问，江青树立的样板戏《红灯记》三代英雄人物死了两代，难道不是“写一个死一个”？凄凄惨惨。甚至有人讥讽《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像个“破鞋”。林彪本来对江青否定文艺界连带否定了他领导下的部队文艺工作不甚满意，但为了迎合江青，便在反映这些不同意见的简报上批示：“这是反毛主席的，要组织反击。”
毛泽东在二月至三月的一个多月的时问里，既没有反对下发中央通过的《汇报提网》，又亲笔修改并批发《纪要》。两个根本对立的中央文件的发出，说明他当时还在作全面的考虑。但显而易见，真正能够体现毛泽东意图的是经他多次亲笔认真改定的《纪要》。不久，针对与张春桥有关的一件事，毛泽东终于下了发动“文革”的决心。
三月十一日晚，许立群在钓鱼台向彭真汇报他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的通电话内容。杨永直在电话中问：《汇报提网》所说的“学阀”有没有具体内容，指的是谁？彭真回答许立群：要告诉他们，“学阀”没有具体指谁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杨还问：上海要批判《女跳水队员》等一批坏电影行不行？因为暴露了女人大腿。彭真听到这些无耻的谰言，怒不可遏地拍桌子说：你去问张春桥，他们游过泳没有！杨还问到：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央审查？彭真气愤地说：过去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张春桥要杨永直打电话来，当然不是为了向彭真请示，而是为了激怒彭真，向毛泽东汇报。彭真当然也清楚他们的活动是得到毛泽东背后支持的，他的愤慨实际是针对党内民主生活的极不正常而发。
这时候发生的另一件事是：毛泽东以个人决断否定了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集体做出的和外国党交往中的决定。这一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向中共发来邀请。毛泽东先是不置可否，要在京中央常委讨论。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讨论后，决定不断绝两党关系，派观察员参加，有针对性地进行斗争。二月，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来访，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后提出在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联合声明中不公开点名批判苏共，把主要矛头对准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的美国。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后也予以同意。但毛泽东认为这两件事都是和“修正主义”妥协。三月十三日，他在一封给中央的信中质问：一群工贼开会，还发什么贺电。不到会就要杀头吗！他还在修改公报草案时激烈地写道：“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１４〕
三月二十八日，康生陪同来中区访问的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到上海，和毛泽东会见。在毛泽东和宫本显治的两次谈话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报，中共和日共两党关系由此开始破裂。
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后，康生立即抓住机会，向毛泽东汇报了彭真怒斥张春桥的电话内容，并挑动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毛泽东愤怒地说：再不搞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老的”，指中央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毛泽东、康生；“中的”，指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江青、张春桥、关锋；“小的”，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左派”姚文元、戚本禹。
在以后和康生的谈话里，毛泽东还说，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汇报提纲》是错误的，不分是非的。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了。“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告诉江青、张春桥，不要无穷地忧虑。他要康生把江青、张春桥找来。
三月三十日傍晚，毛泽东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上海西郊进行了第三次谈话。根据张春桥事后的追记，谈话先从郑季翘的驳形象思维论谈起，毛泽东说，不大好懂，没看完。说到学术批判，毛泽东火气开始上来：
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姚文元是小鬼，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八届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不可以搞阶级斗争？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说到彭真等人在《汇报提纲》中批评姚文元、戚本禹等“左派”的“学阀”作风，毛泽东恼怒地说：戚本禹我见过一面，姚文元没见过，尹达见过一面，孙达人没见过，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革命的，为什么攻击他们？为什么只搜集关锋的材料，不搜集吴晗的材料？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我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
毛泽东还对李希凡当年谢绝江青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表示不满，而称赞姚文元说：李希凡就是有一次功劳，批评俞平伯。后来就没有写出什么好东西。把姚文元放在市委写作班子，这个办法好。
他的意思是，李希凡调到《人民日报》，就成了纯粹的新闻工作者，而姚文元挂名在《解放日报》，人却能在上海市委发挥批判作用。
最后，谈到彭真要许立群打电话批评张春桥一事，毛泽东说：杨耳（许立群的笔名）要批评。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他打电话向上海道歉。再找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张春桥等人，征求对彭真的意见。
谈话从晚六时三十分至九时三十分，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会后，张春桥又到了康生住处，他们兴奋不已。康生按捺不住得意地说：送审的问题解决了！电话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康生向周恩来和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彭真表示：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百花齐放”，《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
四月一日深夜，彭真被迫两次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害记曹荻秋道歉，并做了解释。他在一、二月曾经担忧地说过，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我也没有安全感。这时竟成为了事实。
踌躇满志的张春桥在这天写出了一个《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进行猛烈指责。他又想起了康生告诉他的毛泽东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北京有个《前线》刊物，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办的，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这次谈话中，又说到北京市委再不要包庇坏人了，还说邓拓是叛徒。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人无名。”
（未完待续）
□ 摘自史云编著《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文章编第六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出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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