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禹辰：农场岁月
李海文：有良知的人不应沉默
万祥牛：十二万南京人下放苏北乡村记实
罗征启：“假四清”目标是我，却殃及黄报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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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五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二三期（zk2206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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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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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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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岁月】 农场岁月 樊禹辰
【春秋史笔】 有良知的人不应沉默 李海文
【乱世人生】 十二万南京人下放苏北乡村记实 万祥牛
【往事非烟】 “假四清”目标是我，却殃及黄报青先生 罗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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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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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岁月】
农场岁月
·樊禹辰·
一，泪别北京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４，站台上的时钟指向４：１６，离开车还有４分钟。我深吸一口气，平息心跳，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内衣里的证件，一张盖有北京公安局大印的户口迁出证，纸片虽微微一动，却犹如一记重拳猛砸到心头上，提醒我“你已不是北京人了”。
站台上送行的人很多。这里我很熟悉，曾多次骄傲地以北京人的身份送外地亲友离京，多次光荣地以北京红卫兵的神态去外地串联。没想到今天要离开这块诞生并成长的地方，从此这里将变成故乡，留下的只有的怀念。
感觉这４分钟特别长，突然从车头传来一阵车厢撞击声，立即激起心头一阵剧烈跳荡。透过眼中强忍的泪水，站台上模糊的人影开始缓慢向后移动。车启动了，完了，我这辈子大概算是完了。
列车缓慢向东行进，东便门箭楼映入眼帘、龙潭湖水面映出刺眼的夕阳、丰台站牌一闪而过……。列车出城前几乎围绕我出生成长的地方转了一圈，圈上的每一处景都能唤起儿时的一段情。
列车渐行渐远，心中断藕的残丝越拉越长，过了廊坊、进入河北地界，顿觉残丝终被无情扯断，，一阵凄凉。我被赶出北京，全是上大学的错，如初中毕业上个技校，现在已是十年工龄的老工人了，无论工资待遇如何，起码能保住北京户口。咳，真是知识改变命运！
我被发配到安徽农场，等待我的将是艰苦的农田劳动。这明明是歧途，却被说成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康庄大道，明明是被忽悠，还得装作高兴，硬着头皮往下走。
列车行进到河北南部时天已全黑，这里是父母的原籍。我特意站到车厢连接处窗前，想看看父母家乡的小县城是啥模样。早年他们来北京打拼，给我奔了个北京户口。可我没出息，弄丢了。几天前在毕业分配时，如果找工宣队套套近乎，送点东西，或许能奔个北京名额，但我最怵这事。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认命吧！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的陕南山沟，这辈子算是完了。
车厢里全是发配到安徽丹阳湖农场的清华学生。同是面对分配，神态各异。有人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有人扭头酣睡，有人欢谈笑语。真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其实８月２４号这天是初一，深夜窗外一片漆黑，根本就看不到月亮，车窗外偶有或近或远的灯光一闪而过。像是暗示在我今后的命运中，或许偶有几次微弱的机会。
不知丹阳湖农场是啥模样。大概不会在那儿呆太长。何谓不长？１－２年、３－４年，甚至７－８年都叫不长。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７－８年一次，一想到这，心里立即一阵凄凉。
朦朦胧胧像是要睡着，睁眼一看，天已大亮，车过蚌埠，南京就在前方。
二，脸盆与钢笔
文革中曾多次来南京，谈不上熟悉，也不陌生。这次路过南京主要是买些生活用品。跟随我７年的破脸盆一离校就扔了（清华学制６年，文革延了１年）。那脸盆早就漏了，最初拿胶布粘上，后来实在没法再粘，花了两毛多钱叫焊洋铁壶的焊了焊，一直凑合到毕业。现在毕业了，当然要买新的。商店的脸盆分三个档次，有一块多钱的、两块多的、三块多的。我选三块多的，要买就买一次到位的用一辈子的脸盆。不料这脸盆到农场不到一星期就彻底报废了。在农场挖河时，连长（现役军人）要大家用脸盆传递挖出的河泥，铁锹与脸盆反复磕碰，脸盆当场报废。挖河是干革命，我们是来改造，谁也不敢有怨言，只能斗私批修。我们发现连长并未把他自己的脸盆拿来。随后我们发现连长这人极坏、毫无人性。半年多后农场大乱，我们狠狠地报复了他。
脸盆这事令我不禁想起在校时的“丢钢笔”。入清华一年多，一直还在用中学时的一支破钢笔。笔尖磨粗了，把笔心朝外用，一年后又粗了，笔杆也裂了。一想，咱已是堂堂的大学生了，干嘛还用中学的破钢笔？一咬牙，买了支金星金笔。但不忍把伴我考上大学的钢笔扔掉，把它悄悄放入旧水利馆我班专用教室的课桌里（教室虽专用，但其它班级的人也可进入）。不料三天后一位外系同学风风火火举着我这支破钢笔，找到我这失主。我不认识他，一直没闹清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很不幸，我那支金笔不久也丢了，一直盼到毕业也没人送来。
三，入住丹阳湖农场
从南京转车到当涂，迎接我们的是连司务长，现役军人，穿４兜军服，腰里还别把手枪。其实没必要带枪来迎接我们，大概是想在我们面前摆摆谱。此人态度和蔼，在军队干部中算是少有的好人。大概正因为是好人，半年后就被打发回家、复员了。
从当涂坐船直奔丹阳湖，沿途一派国画中江南湖光山色景象，心情略感舒展。丹阳湖在地图上找不到。农场是数年前在石臼湖北岸围垦出的一片滩涂，取名丹阳湖农场。据说全年水稻产量可供上海人食用一天。整个农场收编３０００多名学生。每个学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及排长都是现役军人。我们排的１、２、３班都是清华学生，４班是其它院校。大家卸下行李后才发现原来还有位清华自控系的老师跟了过来，说是送我们的，将于当晚离开。我们３０来名清华人立即或蹲或跪，趴在光板床上写信，向家里报平安。有人贴上邮票，有人给他８分钱，托他带走。不料，日后所有家人都没收到。此人说话皖南口音很重。大概是以送人的名义借机出差回家。
第二天起床，立即是班、排、连三个级别的三次“敬祝”，敬祝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每次连呼３遍，三次共呼３X３＝９遍），紧接着是全连出操，根本不给上厕所时间。多年来我起床后的头一桩大事就是直奔厕所大便，这下惨了。夹住大便出操跑步，不敢迈大步。步越大，大便向下的冲击就越大。只能使尽吃奶力气紧缩肛肌，苦不堪言。好不容易熬到结束，连长还要训话，我被点名，批评我步伐太小，缺乏革命朝气。咳！不怕诸位笑话，在农场这段时间，多次拉到裤兜子里。
来到农场，在一系列不适应中，最烦人就是“敬祝”。一天下来反反复复起码２０几次。早晨起床后、出操前、每日三餐前、出工前集合、到达田野劳动前、收工前、晚间连长指导员训话前、以及班内学习时每人发言前都要敬祝，非常烦人。虽然大家都烦，不料想有人趁机在别人的“烦”上做文章，谋取私益。我班的G（大学同系同年级）举报W（大学同班）在敬祝时振臂幅度过小，说W是被出血热吓破了胆，丧失了革命意志。农场一直闹出血热病，死了好几名学生，大家确实有些怕。G就靠这一系列的举报及拍马屁，混了个师级学毛选积极分子。经常脱离农田劳动，频频出席各级毛选积极分子大会，到处宣讲活学活用。
表面上看，“万寿无疆”比“身体永远健康”高级。但仔细琢磨，“万寿无疆”的含金量远不及“身体永远健康”。“万寿无疆”只是永远不死，没给出究竟是健健康康地活着、还是病病怏怏地活。也就是说，“万寿无疆”的人不一定“身体永远健康”，但“身体永远健康”的人肯定“万寿无疆”。大概当年的二把手、林副帅一直偷着乐。
在农场，形式上的不适应可设法克服，但心灵上的不适应难以适从。在第一次全连大会上指导员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其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你们这些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一定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我们全懵了，这分明是把我们当成了劳改犯。会上一位学生代表发言说：“我们红卫兵小将一定要……”。不料，连长噌一下窜起，大声说：“你们哪算什么红卫兵小将？人家北京的聂元辛、朋大富那才是真正的红卫兵！”。连长居然把闻名遐迩的名字读错，把“梓”读成“辛”、把“蒯”读成“朋”，把半大老娘们儿聂元梓说成是红卫兵小将，一个正经的双料文盲（文化盲、文革盲）。我们很快发现这帮军人上上下下几乎全都是这个德行。我们不理解，难道这就是毛主席要全国人民学习的解放军？最让人看不上的是他们对女生的态度。无论是连排级下级军官，还是师团级首长，见到女生全是一个模式，贪婪的目光先是从头扫到脚，然后上移到胸，死盯着看，恨不得立即扑上去。每逢见到漂亮的女生，嬉皮笑脸地开些无聊的玩笑。难道这就是被誉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的解放军？
四，连长
连长姓王，在他自己的连队是副连长，来自巢湖农村，２３岁。常年的农田耕作使得他看上去像是近４０。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兵没几年就升为副连长，足以表明此人非常精明。他从排长升到副连长这一级，据说靠的是他从自己的排里挖出了一个反革命。他虽年龄比我们小，但迫于形势，我们不仅把他看成大哥哥，甚至长辈。但他日后的一系列表现实在令人气愤，甚至可以说毫无人性。
最先表现出的无人性是在吃饭时间上。原本规定３０分钟的吃饭时间，可他每次都不足３０分钟就吹哨，强迫大家开始干活。我们只好狼吞虎咽，特别是冬天在地头常把带冰碴的凉饭仓惶吞下，噎得翻白眼，不得不靠蹦跳往下助食。我们是改造对象，起初大家不敢吱声。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问他为什么总是提前吹哨。他的回答很简单：“为什么你吃不完？而有些人能吃完？”结果吃饭成了速度大比拼。连长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由２０分钟开始吹哨，压缩到１５分钟，直到１０分钟。真是妈的比当年的周扒皮还周扒皮。我们多次就在家门口干活，大冬天的本应回驻地吃口热饭。可他偏要大家在地头吃，为的是怕回营房走路耽误干活时间。
连长很精明，他知道把休息时间压缩成劳动时间后会有怎样的后果。为了避免磨洋工，他强行“包产到户”。当然在那年头他不敢明目张胆地亮出这招牌，而是每天下达定额。我们拼死拼活完成定额后，他立即又给出新的更高的定额。每次接到定额后，排内被迫把定额分摊到班，因各班的体力状况不同，强班不愿为弱班背锅。同样，班内分摊到人。比如割稻，每人每天的定额起码有２.５亩，据农村来的同学讲，即使农村的壮劳力也很难完成２.５亩的定额。挖河时每人的定额是１２立方土，表土下的土非常坚硬，特别难挖。每当腰疼得实在受不了、欲直起身时，连长总是及时出现，在身边高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我们只好弯腰继续干，由此落下的腰疾伴我一生。我曾问排长（不敢问连长），为什么连长总是督促我们、连喘气功夫都不给？他的回答很干脆“知道部队是怎么冲锋的吗？士兵在先，持步枪，步枪射程数百米，是杀敌的。连长及我这排长在士兵后，持手枪，射程只有几十米。你说我这手枪是打谁的？谁他妈不往上冲，我就毙了谁，我的职责就是逼你们拼命！”太可怕了，这分明是把我们当成炮灰。我们不理解，在那年头他敢说这种话。他原本先于连长提升排长，可现在仍在排长的职位上趴着，有怨气。此人很有个性，有个性的人很难在部队里混。果然，半年后就复员回家了。后任排长是一名士兵，到我们学生连当排长，无疑是向提干迈上了半个台阶。此人除了智商不高以外，怂奸坏没一样不高（下边详谈）。
割稻时，眼望看不到尽头的定额，真怵。每每看到别人完工，非常羡慕。大家都累得死去活来，谁也帮不了谁。先期完工回到驻地的人，连长并不叫他们休息，叫他们搞小生产，种菜。我们刚来农场时伙食很差，每天都是咸菜＋米饭。欲改善生活只能靠自己种菜养猪。虽说种菜也是体力活，但没定额、无“监工”，算是轻松的。
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人，连长有狠招儿。他常在全连训话会上点名批评，“为什么完不成？是头脑中刘少奇贪图安逸的思想在作怪。刘少奇害得你们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唯有狠批刘少奇，才能轻装上阵，完成任务”。他还要所在班为这些人开“小灶”，开会“帮助”，并指定专人，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每当有人生病时，连长就派他的“眼线”探听虚实，探听是真病还是装病，有时明明发高烧，还要人出工，并强令人家要狠批刘少奇的活命哲学。
最苦的活儿是挖河。丹阳湖位于南京南约百里，虽说是南方，但冬天照样下雪结冰。赤脚入冰水，刺骨钻心，天天泡在冰水里，腿脚麻木。每当中午吃饭时，才算是“休息”。每逢雨雪天，吃下去更多的是雨和雪。挖河最怕受伤，铁锹非常锋利，稍不慎，皮破筋伤。连长一律认作为是轻伤，不准下火线，任其伤口浸泡、肿胀、发炎，还要人狠批骄娇二气。大家每晚回到驻地，只有晚饭时才允许坐下、仅十几分钟。紧跟着是连长的例行训话，训话时要大家站立，不准坐下。大家最怕被点名，一旦被点，会后全班必须立即开会，开展“帮助”、批评、批判，班内矛盾由此而起。
早晨腰疼得爬不起床，必须手执床上竹梁、把身体拉起。然后咬牙把一双热脚强行捅入被冻得僵硬的湿鞋、穿上同样已被冻成僵硬“盔甲”般的外衣，不亲身经历，很难体验到那是怎样一种滋味。连长整天要我们“出大力，流大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以革命的名义对我们进行肆无忌惮的压榨。
在农场大乱前，星期天基本不休息。之所以偶有休息，大概是连长不想落下星期天不休息的“罪名”，否则对上不好交代。每逢小雨甚至中雨照样下地干活，大雨时也不让我们在屋里闲呆着，要我们整理、制作劳动工具。
我们在农场是临时被部队托管，部队根本就没把我们当阶级兄弟，甚至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看，一直在把我们当作捡来的牲口，在这牲口还给主人前，抓紧时间拼命使用，无需保养，无需对生死负责。这些军队干部在他自己的连队绝不敢这么干，连队士兵不同于学生、不是改造对象，不可欺压，倘若真把士兵身体搞垮，是要负全责的。
虽然农场学生连队的连长并非都像我们连长这么可恶，但也绝非少数。
在一系列高压下，我们连队的“成绩”出奇惊人。农场里有许多军人连队，他们都是农村兵。令上级出乎预料的是我们这些从小握笔写字的学生连队干起农活来居然远远超过从小挥锄耕田的农村兵连队，连长创造了奇迹。由于连长经常篡职挤压连指导员，结果全部成绩最后就都记到了连长名下。其结果正如他所期望的，升官了，上调到北京总参。乐得他终日口中小曲不断。
大家如梦初醒，什么他妈的革命加拼命，实际上全在为他升官铺路，我们身体的每一处痛、每一伤疤都成了他升官的垫脚石。大家心照不宣，妈的，一定要把他拉下来，他怎么上去的，就叫他怎么摔下来。
满心喜悦的连长回家探亲去了。大家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他返回之前把他拿下。大家到团部反应情况。经过文革锤炼的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懂得斗争策略，我们重点举报连长对毛泽东思想阳奉阴违，而不是举报他豪无人性地强制我们干活。团部这下炸了锅，团里绝对想不到这位全军（６２９３部队）知名的“钢铁连长”会出这样的问题。起初团部不认为连长有问题，认为学生连队发生了“反革命叛乱”，派参谋和干事来连队抓反革命。出乎预料，全连学生无一与之配合。大家之所以敢于不配合，一是耗尽体能的高强度劳动实在受不了了。二是我们已有分配单位，军队没有拿捏我们的任何手段，只要我们不犯错误，正常反映情况，军队不敢拿我们怎样。此时，既使由连长培育的“线人”在强大学生的压力下，也不敢轻举妄动。也就在这前后，整个农场所有学生连队都开始乱了起来。劳动时不再理会定额，收工后离开连队也不再请假，常结伴到附近小镇游玩。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根本就不理会不准坐床、绝对不能躺床的规定。面对农场乱局，师长急忙从杭州师部赶来。这位钱姓师长是麻子，学生不吃师长咄咄逼人那一套，张口闭口对他的称呼全是“麻师长”，气得他直拍桌子。学生更不示弱，干脆当面叫他“钱大麻子”。堂堂的大师长哪容得下小兵们如此放肆？气得直翻白眼。
我们终于胜利了，连长的北京梦破碎了，但我们对他的恨并未完结，我们给连长起了个外号“王二三”，因觉得他一贯两面三刀。他非常反感，但架不住反复叫他，最后默认了，每次叫他，他都有反应。同时，我们给连里的一头黄狗也起名叫“王二三”。每当叫“王二三”时，人、狗都有反应，那情景相当好玩。连长由“监狱长”沦为“狗”，在当年那种高压态势下，一帮臭老九居然敢公开对抗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解放军，若不亲身经历，难以想象。
五，捉奸
俗话说“捉奸要拿双”，在农场大乱前，捉奸拿双曾是军队干部的一大癖好。
在校期间，尽管校方一再强调不要谈恋爱，但体内荷尔蒙已高度过剩的男女生们已开始暗中行动，特别是文革期间跨年级、跨系别、甚至跨校际的革命大串联，变成了一场大范围的派对Party，极大促进了男女交流。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旗下，造就出一大批情侣。
毕业分配的原则一般是“远的对儿，近的坠儿，不远不近是光棍儿。”分到农场后，每连都能摊上几对儿，他们当中有的已领结婚证。在农场艰苦劳动之余，和恋人谈心是最大的精神安慰。但连长不能容忍。他说“这是躲入资产阶级的避风港，消磨的是革命意志。”其实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正值他的家属来连队探亲，他可以天天搂着老婆睡觉，但不允许人家情侣谈心，实在滑稽可笑。人们常把男女幽会说成是受蛇的诱惑。亚当与夏娃当年就是受蛇的诱惑偷吃禁果。丹阳湖的野蛇特多，可能就是在这些蛇的诱惑下，对儿们幽会不断。连长在全连大会上近乎声嘶力竭地高喊“工余时间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必然资产阶级就去占领，绝不能掉以轻心。”于是开始了“捉奸”行动。但在百余人的连队里只有５－６名军人，军人获取奸情全靠一些学生提供。有些学生心灵扭曲，对别人谈恋爱羡慕嫉妒恨。他们在校时没能捞上女生，在农场封闭的环境里更困难，且农场的女生大多早已花落有主，剩下的多为“残次品”。柏杨曾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西方人看到别人干出成绩，首先想的是自己干出更大的成绩超过别人。但中国人看到别人干出成绩后，首先想到的是让别人干不出成绩。”这帮没搞到对象的人，受变态心理的驱使，想方设法让别人也搞不成。他们没有胆量去捉奸，也知道不应该去捉，于是他们一旦发现情况，就举报给军人说“有人潜入到稻草堆中，可能是阶级敌人来破坏捣乱。”军干部心领神会，兴致勃勃，带上手电立即出发。猫着身子，踩着猫步，蹑手蹑脚轻声接近现场，然后突现在草堆前，打开手电。虽说是捉奸，其实什么也捉不到，情侣们心里有数，绝不敢动真格的，充其量也就是搂搂抱抱。这帮军人想通过捉奸看到点女生来不及掩盖的要害部分，纯粹是痴心梦想。最后，军人们还总是说上两句冠冕堂皇的话“啊哦，是你们呀，我们还以为是阶级敌人潜入我连破坏捣乱！”
那年头不仅在农场有捉奸队，后来我发现在北京各大公园都有职业捉奸队。１９７１年我结婚后同妻子到天坛公园。在公园的西北方有一大片树林，有很宽的路直通里边的长椅，我们进去后坐在椅上谈心。不经意间回头一看，发现４０米开外有两人正在弯腰低头在灌木丛中轻手轻脚地向我们身后右侧方迂回。我奇怪，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不料，１０分钟后，那两人似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拿了个小纸片在我们面前晃了一下，像是亮明身份，然后劈头就说“搞对象要注意文明！知道吗？”笑话，我俩端端正正地坐着，身体没有任何接触。再说，即使不文明，关你的屁事！我们没理他。那人又说“这里游人止步知道吗？”。他们还想纠缠，我俩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强行把他们甩开，不再理他。真不理解，如果游人止步，为什么不立个大招牌放在路中央、或把路关闭？显然是在钓鱼捉奸。我家离天坛很近，之后常来这里观察，发现那两人几乎天天出没在此地，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不见踪影。
六，逃难
长江中下游原本有许多湖泊滩涂，是天然水库，汛期蓄水，枯期泄水，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但进入６０年代后，在战天斗地思想指导下，围垦了大量滩涂甚至湖泊。河系丧失了自身调蓄能力，使得几年一遇的洪水造成几十年一遇的灾害。每当洪水退去，人们就说战胜了洪水。其实有进有退的大水才叫洪水，洪水会自动退去，不是被人打败后逃跑的。
１９６９年夏，本是正常的汛期却带来了不正常的超高水位。周围一些村落开始因排水打冤家，死了人。起初我们还在看热闹，认为我们军垦大堤绝没问题。后来洪水越涨越高，大堤开始泄漏。大家奋不顾身，手挽手做人墙，严防死守，“人在大堤在！”的口号响彻云天。但洪水太猛，溃堤太大，最后终于放弃抗洪，撤离，于是开始逃难。
同是逃难，军队与学生的待遇大不一样。军队有卡车运送，学生步行。学生不满，强行扒上运兵车，车上士兵用脚往下踹，不少学生跌伤。愤怒的学生用泥块投击车上的黄皮狗，黄皮狗们徒手向学生做射击动作，十分混乱。从小看电影《南征北战》长大，片中国民党伤兵试图扒上运兵车，车上士兵往下踹。一直以为只有国民党才有这事，想不到由我们这帮臭老九亲自上演了一出丹阳湖版的《南征北战》。
我们向北撤到山下，住到村民家里。直到这时我们才惊奇地发现村民生活竟如此贫困，大夏天的居然没有青菜吃，原本种菜的自留地已在文革中上交。每家下饭的菜全是白薯秧叶片下约一寸长的小梗，用盐水浸泡一下，一顿饭下来也就吃十来根，天天如此。离村不远处有一废弃的麻疯病诊治所，不由得添生了几分恐惧。
虽说农场管理已大乱，但受传统教育多年的我们并没放松自己，我们主动帮村民干活。４０多度的高温，干起活来头晕目眩。好在身后没有军人压阵，也没定额，自己悠着干，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
使我们更惊奇的是这里男人们居然当着许多不远处妇女的面、赤条条一丝不挂下池塘洗澡、甚至行路。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妇女、其中不乏年轻女子，对此竟熟视无睹、全容忍。更更更惊奇的是我们这帮号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少人入乡随俗、跟进，效仿，尤其喜欢在年轻女人的面前裸露。没想到人类花了几千年建立起来的文明竟如此脆弱，竟如此不堪一击，居然还是被一帮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击溃。我们从小被告知，人群中有少数人有暴露癖，是病态。可眼前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不是少数，也不像病态。体内荷尔蒙已高度“产能过剩”的２０出头的男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消解这些物质。但受法律约束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常态下不敢随便消解。但是当外界的约束和压力一旦减轻，人类的动物本性就顽固地显露出来，外界压力减轻多少，人的动物本性就向外泄露多少。怎么会有这种事？难道男人们本质都坏？好像也不是，这就怪了，想来想去，大概是上帝的错，上帝当初在造人时，就是这么设计的。哪个男人见了漂亮女人不心动？动物一生只干两件事，求食觅偶。在人类社会中，许多人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所经营的仍然也是这两件事，求食（挣钱）觅偶（搞女人）。当今居然有许多人认为挣钱越多、搞女人越多，越成功。我常想，如果有一天不再认为强暴妇女是犯法，不知会有多少男人立马跟进。
七，救人
逃难期间，每天劳动完都到池塘洗澡，池塘内有个小岛，小岛周围水域下有一条两米多宽、没人深的环形沟。会游泳的人喜欢过沟、到小岛上戏耍。不会水的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清华无７的T不会水，想去小岛，他问岛上的清华自７的C（陕西人）以及清华动７的L（北京顺义人）沟有多宽。C、L同声回答“不宽，一迈腿就能过来。”众所周知，对会水的人，这水面下两米多宽的深沟确实一迈（游）就过，但对不会水的人犹如万丈深渊。C、L明明知道T不会水，却纵容他过沟，极端不负责任。我立即警告T“沟很深，千万别过！”。几分钟后回头一看，不见T的踪影。坏了，他肯定是落水了！再看C、L二人，他们正密切注视水面，一言不发。我立即对C、L说“T落水了，快救他！”。二人只是对视了一下，纹丝不动，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微笑。我立即游到T的位置，正欲潜水救人，C、L二人齐声同喊“别救他，他会把你拽下去，你也死！”我猛然醒悟，立即停下来，高呼救人，并立即爬上岸，一路奔跑高呼救人。三排有几位水性很好，其中一位是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北京人（其女友是清华一位漂亮女生）。他们跑来，立即潜水把T救起。T已不省人事，脸色青紫。大家齐手把他肺及气管里的水控出来，然后进行人工呼吸。谢天谢地，他醒过来了。
这事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每逢回忆起，心情都很难平静。不明白人世间怎么会有C、L这种人，大家同在一排，朝夕相处，无怨无恨。T很精明，从不得罪人。C、L纵容T去冒险，到了真要死的关头还劝阻我别去救。如果T真死了，我不明白他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后来我发现这种人为数不少，他们总是希望别人出事，出大事。为什么？我不是社会学家，分析不出他们的心理动机。也许我应感谢C、L，要不是他们及时劝阻，如我真去救T，说不定真会同T一起丧命。我糊涂了，不知道到底是应该感谢C、L，还是应该咒骂他们。
至今T不知道是我救了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知道。在我一生中，每逢遇到困难，就奇迹般的化解，感到有只无形的巨手在帮我。比如，１９７０年３月，在没有任何后门的情况下，我奇迹般地重获北京户口，并进入中科院工作。我确信是上帝在帮我，上帝为什么帮我？仔细想来，能引起上帝称赞认可的，大概只有救人这一桩。仅此一桩，却终身受益，使我更加坚定今后一定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多积德。
八，抓逃犯
农场劳动异常艰苦，在封闭的环境下，禁锢的不仅是手脚，还有心灵。唯一暂时逃脱的办法是让家里拍个电报，说父母病危。连长对此一概不信，一概不准假，但其中确实有真实的。上边提到的被我救下的T忽然接到父病危的电报，T心里有数，尽管连长不批，T执意立即回京探望。
T避开线人，精心策划，决定在后半夜起身上路，他的班长（清华冶８的）决定送他。可能消息有所走漏，排长（就是前边提到的那个除了智商不高以外、怂奸坏没一样不高的那位）半夜多次起床查看T的铺位是否有人。T半夜假装上厕所，然后用一床被子做成身体状，再用一床被子盖上，悄悄与班长趁夜色出发。虽被线人发现，但线人不敢立即通告排长。半个小时后，线人伪装上厕所，路过排长铺位，轻捅排长。排长发现大事不妙，立即连夜追赶。
T与班长来到小镇小丹阳后，天还没全亮。去南京的长途汽车站还未开门卖票。二人十分焦急，随便在小镇吃点东西。此时排长赶到，看到T及班长二人还未离开，顿感宽慰，然后对售票处的人说不准卖票给二人，并说二人是农场逃犯。排长觉得在全国大学解放军的形势下，一个现役军人的话哪有不听的道理，于是放心去吃早点。等回来一看，不得了，T不但已买到票，而且已坐上汽车。排长慌了，急忙拦住汽车，不准汽车开动，并高呼“他是逃犯，抓住他！”。车没法开动，车上乘客十分厌烦，催促司机快点开车。车慢慢前移，排长慢慢后退。突然，班长扑向排长，把他推开，汽车立即飞驰上路。排长望着远去的汽车，顿时放声大哭“完了，全完了”。之所以喊完了，是因为他知道这次把事办砸了，提干彻底没戏了，本已向提干迈上了半个台阶的他，这回彻底完了。
班长是党员，连长不能容忍党员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决定给班长处分。经团部批准后，正准备向全连宣告，T从北京来信说他赶到北京时，父亲刚刚去世３小时。他父亲是工人，过硬的出身，特别是经几千年积淀出的伦理道德，迫使连长应撤销处分，但连长仍执意坚持。在向全连宣布时，连长罗列了班长许多其它“错误”，把送人之事一语带过。
那年头背个处分是大事，殃及一生。不过班长这位来自福建诏安的农家子弟倒是满不在乎，后来听说他分到广东韶关。这么侠义的人在中国不多。
T很精明，虽说与连里闹了一炮，但他与连里的关系并未搞僵。后来由于国防科委的一些单位撤并，使得部分分配权落到了连里。连长由于一直过分张扬，上级对他也渐生反感，连里的大权慢慢落到了指导员手里。指导员这人还算有人性，T最后分到北京，大概是指导员想以此作为对T的安慰和补偿。
九，拣稻穗
我们农场处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安徽一侧。在这里一看地里的庄稼，马上就能断定两省的分界线在哪儿，安徽这边庄稼明显不及江苏。我们收割后不再拾捡落下的稻穗，按说应该允许附近的村民捡，但贫苦的村民入农场后难免顺手牵羊，于是农场一律禁止他们捡，一旦发现立即轰走。当年军队在围垦时，为了避免与村民共享大堤，也就是不以村民的大堤为基础向湖内围垦，而是在湖内离开村民大堤约５００米、平行于村民大堤另建新堤，然后向湖内圈地。整个农场与原陆地的连接处很窄，且有士兵把守。村民若从陆路进入农场很困难，一是要绕路很远，二是有兵把守。但从水路进入却很容易，只要乘小船，划过５００米就可进入。所有拾捡稻穗的都是划小船进入，他们大多是年轻农妇。一天一名士兵追赶一群拾捡稻穗的农妇，此时突然狂风大作，水翻狂浪，大雨濒临。农妇们急忙挤上小船，小船严重超载。此时那名士兵仍继续追赶，在这关键时刻，如这士兵稍有点人性就不应该再追了，可他没有。超载的小船晃晃悠悠急忙驶入风浪中，不幸翻船。事后当人们把溺死的农妇捞上岸时，看到她们手里还紧紧攥住稻穗。每每想到这，喉咙就感到阵阵哽咽。是什么使她们只为一把稻穗就失去生命？穷，太穷了！
在圣经中多次提到要允许穷人拾捡麦穗，并在收割时要把田间的边边角角处留给穷人。至今在以色列仍履行这一古老的犹太戒律。在果园中应把落地的果实留给穷人。穷人进入果园后不顺手牵羊，更不哄抢，只有在诚信社会里才能做到。犹太人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就能做到，为什么至今我们仍做不到？在我们农场，管不住村民不顺手牵羊，拦不住士兵丧失人性的追赶，我们的社会人性堕落一环扣一环。
在农场，人性的堕落还远不止这些。有一名学生常自发到田间“护青”，还多次受到表扬。好家伙，原来这人专门追赶未成年漂亮的女孩。追到女孩后，不是没收稻穗，而是去摸惊慌女孩的胸。可怜的女孩，为一把稻穗，就把自己的酥胸第一次如此轻易地献给了臭流氓。虽说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臭流氓是少数，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社会已何等堕落。
十，出血热、鼠与狗
农场一直闹出血热病，死了好几名学生。我们连的位置靠近农场出口，天天都眼睁睁看着多起担架、抬病人急急忙忙奔向团卫生所。团卫生所设施非常简陋，染病学生实际上全靠自身恢复。由于被送来的人逃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团卫生所环境还算安逸，伙食也比连队好，多数染病学生都能恢复过来，但也有少数挺不过来。从发病到死一般也就三四天。军方为了标榜全力抢救，在通告中多次说“为了抢救XXX，用了一卡车的药”。没文化的团参谋和干事们觉得用药越多越能体现军队对学生的关怀，太离谱。
每当死人，大家就不约而同地问“下一个是谁？”有位清华７字班的，戏说“下一个可能是我”，果然说中了，大家越发恐惧。几天前还活蹦乱跳，就这样走了。从此大家再也不敢乱出戏言。大家明明心中恐惧，还得装出满不在乎，装作朝气蓬勃。
据说这种传染病来自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螨虫。于是展开了人鼠大战。按照上级指示，首先在营地周围挖防鼠沟，一米多深、半米宽，沟内放水。但我们发现老鼠不但会游泳，而且过沟如履平地。同样根据指示，还在营房入口建半米多高的防鼠门槛。出这种馊主意的人大概以为老鼠入营房也像人一样走正门。我们营房用油毛毡和苇席搭建在滩涂上，无论墙根还是地面到处是鼠洞，房内老鼠窜来窜去。最后谁染病，全靠天命。有一段时间每晚关灯后，总有老鼠嗒嗒嗒爬到我床头，在苇席与油毛毡间窜动。用力拍打，轰跑后不一会儿又回来，非常讨厌。老鼠在夹层间，特别是在黑夜，看不到它的具体位置，即使看到也抓不到。后来我终于想出了办法，我把铁丝一头弯出个把手，另一端磨尖。等老鼠来时，隔着苇席，仔细辨听声音，判定老鼠的确切位置，说时迟那时快，对准位置，铁丝猛剁下去，立即听到吱吱尖叫。大家齐声欢呼，对老鼠的恨全都撒到了这只身上，此后未见老鼠再来床头。
田野到处是老鼠，抓不过来，只能抓营房附近的。用铁锹挖鼠洞，老鼠窜出后，若用铁锹拍打根本来不及。但狗能立即抓到，并且当即吃掉。北方人常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丹阳湖的狗彻底颠覆了这一说法。我们连队养了两只狗，一只黄毛，公的，其貌不扬，很笨。这狗与穿黄军装的连长同名，同叫“王二三”。另一只黑白花，母的，很漂亮，挺灵，每次挖老鼠都带上黑白花。两只狗同在我连，也就促成了它们的“婚姻”。要是能给黑白花更多的选择，绝轮不上黄毛。后来下了一窝小崽。
当年在城里不让养狗，来到丹阳湖后，才第一次了解到狗的习性，并彻底明白了什么叫“走狗”。全连１００多人，狗全认识。若我们与外来人笑谈，狗摇头摆尾，一付哈巴相。若我们训斥外来人、要他们离去，狗立马一通狂吠，装出一付要扑上去的样子。后来我发现人群中就有不少“走狗”。在工作单位，有些人对不被领导看好的人百般刁难歧视，觉得只有这样才算是尽职尽责、尽忠尽孝，尽快尽早受到重用提拔。
十一，通讯员
来到农场后才知连里还有个专职的通讯员。名为通讯员，实为连长及指导员的勤务兵。之所以不叫勤务兵，大概是底层军官的级别够不上配勤务兵。
连里最早的通讯员是清华化７的Z。通讯员可终日留在连部，东溜西逛，不参加繁重艰苦的劳动，对Z来说，福从天降。但Z书生气太浓，他以为通讯员只干通讯，结果很快就被撤换。新换上来的是一位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的研究生，他来自穿军装的军事院校，知道该怎么当好通讯员。冬天每晚都给二位连“首长”焐好被窝。热水袋究竟是谁花钱卖的，不知道，大概二位首长不会自掏腰包。晚间还要为二位首长打好洗脚水。夏天睡前为首长挂好蚊帐。无论冬夏，清晨都为首长倒尿盆。为了不让大家看到，每天都赶在起床号之前干这项革命工作。有一天有位学生清晨上厕所，伸脚给这勤务兵使了个绊儿，让这勤务兵来了个嘴品尿，成为全连经久的趣谈。这位研究生２８岁，二位连首长均２３岁。年龄及学历的差距不能成为不为工农兵服务的理由。其实这位研究生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光靠这些“硬件”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及时探听大家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大家对连长指导员的牢骚怪话，及时汇报。到后来大家都尽量避开他。但有一点避不开，就是来往信件都要经他的手。我们惊奇地发现，来信经常被私拆。究竟是谁干的，不清楚。信件由团里转来要经好几道手，连里的嫌疑最大。既然来信被拆，发信肯定也不可避免。大概是有人想通过拆信挖出潜在的反革命，立功受奖。到后来，重要的信件大家都是跑到３０里开外的镇邮局去发。
虽说通讯员这活儿天天端尿盆，遭人鄙视，招人恨。但在绝大多数人心底里，仍认为这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差事。正像当今人人喊反腐，很多人反腐是因为自己捞不到腐败的机会。
十二，小镇游
在农场大乱前，若请假去趟小镇，犹如出国般困难。到了小镇，愉悦、“新奇”的感觉不亚于出国。那时归队时间卡得很紧，晚几分钟都叫超假，要受严厉批评。
大乱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三人去小镇博望。天气很好，我们游过５００米，蹬上村民大堤。一路“高歌猛进”，扯开嗓子唱文革前的封资修歌曲。同唱《红莓花》，为什么喜欢这歌？大概是渴望有位看上自己但还没“讲出来”的女孩，或许是自己看上了某位姑娘、还没对人家“讲出来”，说不清楚。我们同唱《伏尔加船夫曲》，“拉完一把又一把，河水滔滔深又阔，对着太阳唱起歌……”。心底的痛一股脑地倾泻出来，渴望早点结束丹阳湖的煎熬。
到了小镇直奔饭馆，这才是真正的目的。连队伙食太差，肚子馋虫发作，来小镇解馋。我们没要酒，一是饭馆只有劣质白酒，我们都不能喝白酒。二是都不愿再花费了，本来下馆子都是咬了咬牙，一拍大腿“他妈的这个月不过了！”才来的，每人家里都不宽裕。我们以茶代酒，共祝日后飞黄腾达，局长、部长、总理、直至国家主席，每人都过足了官儿瘾。
饱受性饥渴煎熬的“光棍儿们”，话题自然离不开女人。同行中的“小屌毛灰”是清华力８的，福州人，小个儿，很精明，但大多是小机灵。他曾居然敢对连长说“你一心只为乌纱帽”，连长也没报复他。小屌毛灰有个女友在家乡，他拿出照片，哇！真漂亮。也许这就是拿出照片的原因，显摆显摆。我们问这女孩干什么，他说她拒绝上山下乡，呆在家。咳！又是一个前途未卜。后来我们离开丹阳湖后，听说由于这女孩出身不好，小屌毛灰被迫离开原分配单位。再到后来，由于分配权落到了连里，连长终于报复了他，把他分到陕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同行中另一位是清华冶８的邵老弟，苏北人。此人面相似有点“狠”，但人很随和也挺友善。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浪漫故事，讲他如何机智巧妙地周旋在两个女孩间。我们立即问“你对人家两个女孩都动真格的了？”。不料他反问“啥叫真格的？”，反倒把我们问住了。得了，不能再问了，到此为止。
同行中的第３位，人称“黄胡子”，是因胡子很黄。别误会，不是二毛子，纯正的炎黄子孙，河南人，哈工大的。当时河南人大多看上去都带着股土气，黄胡子也不例外。不过这位思想一点也不土，看过许多书，特别是说起二战德国的希姆莱、戈培尔、戈林等倒背如流。从言谈中知道他还没女朋友。他个矮，相貌也不大行，找对象可能有困难。不过对男人来说，只要智商高情商高，不愁找不到漂亮女人。黄胡子人很机灵，大概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
室外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我们困在饭馆，直到晚上人家打烊才离开。虽说农场已大乱，但我们还没胆量在外过夜，只能冒雨往回赶。赶到村民大堤前，我坚持游泳回连队，经他们三位反复劝阻，最后同意与他们一同绕行走陆路。后来每每回忆起来都感到后怕，我居然敢冒这傻气，敢在大风大浪的黑暗中游泳。
村民大堤有许多分叉，大堤两边都是大面积水域，迷路了。拍开一户人家，那人挺好，不但详细告之，还端上热水，叫我们暖暖身子，最后执意把一盏马灯交给我们，并说了一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出门在外，不容易呀！”这是我来丹阳湖第一次听到如此有人情味的话。心里顿感温暖，同时又感到内疚与可笑，我们落到这地步，不是公干，是违纪出来游玩。
在大雨中摸黑走了约４０里，回到连队已后半夜。连长没敢批评我们。
十三，那个风雪雨夜
农场大乱前，在一个冬雪夜，全连到２０多里外的团部去听最高指示传达。这天我值日，留在连队为大家烧晚间洗脚水。大风裹着雨雪，十分寒冷。供电系统突发故障、断电，这下坏了，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水井在营房外，与灶台隔一道约２米宽的沟，沟上的桥由两根粗毛竹拼成。平时挑水过沟没有问题，但在大雨断电的晚上就难了。我没手电，连里原本少数人有，由于常被借用，成了公用，最后就全都“没电了”。
我摸黑挑水，半个脚掌、半个脚掌地向前挪蹭过桥。好不容易把锅里水挑满，但老是点不着火，稻草全都湿透了。我多次摸黑往返营房，寻尽所有引燃物，都不管用。我陷入恐惧，烧不成洗脚水，这可不是小事。一年来大家在农场积攒起来的愤怒不敢往上撒，若烧不成洗脚水，将会暴风雨般地撒向我。上纲上线，说我这是在发泄对再教育的不满。甚至有人会把我平日的支言片语编撰成反革命言论集，向上汇报。连里经常开展背靠背揭发，还专门设立了检举箱。我必须严加提防，绝不可因琐碎小事引来公报私仇。平时一个个看上去笑容可掬、慈眉善目，说不定他就是背后致人死地的检举杀手。
欲点燃湿稻草，关键在于初始必须要有一足够大的火力先把稻草烘干，烘干后稻草燃起，再烘干更多的湿草，如此往复扩大。如何才能找到足够大的火力？试了许多办法和材料都不行，我非常着急。此时胸前突发奇痒，在撩开内衣的瞬间，突然悟到我的尼龙内衣是干的。对，就把它点燃。我立即脱下，做好一切准备，“这是最后的斗争……”不由得庄重地唱起国际歌。
谢天谢地，火终于点燃了，直到把水烧得滚开，然后慢慢续草维持，等待大家。我转过身，背对灶口，烘烤湿透的后背。忽见土墙上人影晃动，似幽灵鬼影。不，那不是鬼影，是灶台里的火光打到我身上，再投射到墙上形成的影。平时每天除了超强度的劳动、就是站立笔直听训话，终日忙忙碌碌，根本没时间和机会坐下来静静思考。今日难得一次机会，此时最想念的是北京的母亲，不知她现在正在干什么，她想到她的儿子正在这儿活受罪吗？同时也想到了北京清华女友，她现在正干什么？是不是正在温暖的宿舍里给我写信？她也正面临毕业分配，她能分到北京吗？我算是完了，回北京没戏，不敢再往下想……
十四，京梦成真
１９７０年３月，大家在丹阳湖的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陆续奔赴自己的分配单位。由于在劳动期间有些单位已关、停、并、转，使得有些人沦为待分配。为了解决这批人，又下达了一批新的分配指标。这下坏了，连里有了分配权，连长疯狂报复。
由于我的分配单位没有变动，连长虽卡不了我，但我若想趁机换个好单位，没门。因在农场大乱后，我虽没带头闹事，但一直跟着起哄，连里、特别是连长对我没有好印象。我耗在农场意义不大，应趁早离开。
一年半来虽天天盼着离开，到了真要离开，看看自己的营房、睡过的床、走过的路，一种苍凉的惜别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又一想，唉，这鬼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妈的，快走！
在离开农场的卡车上，碰到一名分到北京中科院的人。我到京后，没顾上回家，从车站直奔中科院。了解到中科院某所共接收了１０名丹阳湖学生。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共批给这个所７８名农场学生进京名额，正在招兵买马。我当即决断，不管该所是否收留我，立即投入这个所的挖防空洞劳作。经历了一年半高强度劳动锻炼的我，挖防空洞这点体力活是“白玩儿”。所里那帮常年呆在办公室的人对我的挖掘惊叹不已。几天后该所的人事处长对我说“虽然我们没看你的档案，但信任你。你把你的国防科委的报到证交给我，我发回到丹阳湖，叫他们换一张给我们所的报到证来。”在丹阳湖，是团里签发报到证，我在农场默默无闻，既无好的名声，也无坏的名气，团里一般不会为难我。怕的是连里，连长这人坏透了，另外，连里的学生们一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没办法来北京，但他们有办法让我来不成北京。
等呀，等，忐忑不安地等，像高考后“漫长”的等待。两个星期后，喜从天降，报到证终于换回来了！奇迹。就这样我重获北京户口，入职该所。从１９６８年８月底离开北京，到１９７０年３月刚好一年半。真是奇迹，梦想成真。更令人兴奋的是女友也顺利地分到北京。我常常回顾反思，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全是上帝在帮忙，这使我更加坚定这辈子一定要做好事，不做坏事，为己、为儿女多积德。
回想在农场的经历又常常后怕。在农场大乱后，如我做了出头的事，那么换报到证的事肯定要卡壳儿。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今后绝不可情感用事，绝不可做出头鸟。看看后来连长对有些人的报复，真惨！
我落脚北京后，连里的来信如雪片般地飞来，起码有５０多封，托我帮忙。如这些人全来，７８名的进京名额足以容下。但我绝不能让那些自私贪婪、特别是那些告密线人们来。其实他们若来非常容易，只要从农场开个来这里的报到证就可以，但这层窗户纸不能轻易捅破。我给几个要好的哥们回信，要他们在某时某刻到小镇邮局听我的长途电话。因秘密不可写在信中，只能私授。但没回音，我拍电报、甚至加急电报，仍无回音。我知道这是连长在做怪，他肯定知道我是在帮这些人来京，而这些人恰恰就是连长最不欣赏、甚至嫉恨的。最后只有两人经东转西转后才成功，其余都没来成，科学院的这个研究所也白白浪费了几十个进京名额。
几年后见到那帮没来成的哥们，获知他们当年确实没收到我的任何音信。为不给他们造成痛苦和遗憾，我没说我入职这个所曾浪费了好几十个入京名额。当时我真该去趟农场，向他们面授机宜，但没去。不是心疼来回３０多块的车钱，为朋友两肋插刀理所应当，这点钱不算什么。只是担心回农场有可能把我自己的事搞黄了。我落脚京城是在连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办成的，他肯定耿耿于怀。如再次相见，他绝不会放过我。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不能刺激他。不可回农场，误了自己的大事。
我能回北京，表面上是巧遇＋奇迹，实际上全是上帝的安排，上帝之所以如此安排，肯定与我救人（救T）有关，只此一件就令我受益终身，使我深刻醒悟到这辈子今后一定要做更多的好事，绝不可做坏事！
十五，后记
２０１９年经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了曾被我救过的T。电话中听到他熟悉的声音令我兴奋不已。几十年来我一直关心他，不知他过得怎么样。我兴致勃勃地回忆农场那段蹉跎岁月。回忆他与班长如何逃避排长的追捕，回忆他落水被救……。直到这时我仍没告诉他是我救了他，因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那份真情。
非常令我失望，在他不多的回应中，句句充满了官员的那种典型的拿腔拿调，“阴、冷、傲”的语气令人难以承受，当年的那份真情全无踪影。不用问，他当官了。谈话没法再继续，不得不挂断电话。
我不死心，立刻再次拨通电话，告诉他是我当年救了他！期待他有所改变，不料他反应越发冷淡。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许他认为我打听到他当官后，有事求他，于是编造离奇的救人故事，骗取他的帮助。
我仍不死心，立即又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用短信发给他。详细告诉他当年我是怎么救他的。我想这回怎么也得有个回复了吧？但至今没等来，彻底失望。
后来核实，他果然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人一当官马上就变，古来今往基本如此。
□ 原载《华夏文摘》第一六二七期，２０２２年６月７日、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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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有良知的人不应沉默
·李海文·
◇ 有幸找到一手史料
北京晨报：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的研究，此前很少有人关注，您是如何介入这一领域的？
李海文：我搞了１０多年华国锋研究，华国锋曾说，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他干了两件大事，稳定上海是其中之一。因“四人帮”在上海已经营了１０年，党羽极多，当时我为此写了７万多字，后来老干部严佑民给了我很多资料，他是１９７６年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成员之一，１９７７年任上海市委书记，２００１年去世。这些资料涉及的内容长期不为人所知，我用了５年时间，将问题一一搞明白。
后来我遇到了这本书的第二作者王守家，他也是１９７６年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保存着当时的工作日记，堪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了这两方面的材料，再加上其他的档案材料，我才敢写这本书。（指李海文、王守家著：《“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４月）
在“文革”中，上海、保定“造反派”闹得比较猖獗，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重点解决这两座城市的问题，我也曾想去研究保定后来的情况，但始终没得到更多一手材料，所以未做。
◇ 政策执行的教科书
北京晨报：历史已经过去，再做这些还有意义吗？
李海文：当然有意义。这些年，出版了一些对当年“造反派”成员专访的书，他们曲意辩护、自我美化，使后人产生错误认识。但事实上，上海处理“四人帮”余党的工作非常扎实谨慎，相关文档本人均经当事人看后签字认可，所以这么多年来，没有翻案的。
严佑民从事公安工作多年，他常说矛盾可解不可激，上海当时需“说清问题”的有一万人，最终仅处理了５０００人，其余由各单位自行解决，最终仅有４０人被判刑（不包括“打砸抢分子”）；在最危急时，苏振华亲自到工厂，与工人面对面交流；当时上海社会还流散着有很多枪支，华国锋亲自拍板，允许工人上街庆祝粉碎“四人帮”……这些政策与做法，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历史需要有人记载，才能传之后世，才能成为民族财富，既然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写？这本书出版后，有老同志专门找上门来，说这本书是政策执行的教科书。
◇ “造反派”的惊人腐败
北京晨报：在本书中，大量披露了“四人帮”及上海余党贪污、腐化的事实，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那个时代最廉洁、最公平。
李海文：正是针对这些错误认识，我才特意加入了这些材料。“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１００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
在今天，有些人刻意把这段历史误读成“底层人起来，占了老干部的福利”，可“造反派”上台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了？叶飞被囚禁后，人们在路上遇到叶飞，还会向他敬军礼。“四人帮”被逮起来后，王洪文也当过军委副主席，为什么就没人向他敬军礼？
因为叶飞他们这些老干部为国家做过贡献，为人民做过好事，心中无悔，人民忘不了，以为通过造反、作假就能治天下，怎么可能成功？
◇ 得民心者得天下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文革”中最大的受害方是平民百姓。
李海文：就是啊。你看粉碎“四人帮”前上海的各项经济指标，哪个不在往下掉？为了上海一家发展，张春桥要求各省输血，弄得大家都恨上海，彭冲在江苏当领导，说十年没去过上海。
“文革”时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一个表妹在四川，她说“神仙造反，百姓遭殃”。我插队去黑龙江，还是比较富裕的林区，可商店里什么都没有，小孩问售货员“买汽水要不要票”，和三年困难时期差不多。我在那里当老师，到所有学生的家中家访过，许多家庭几代人挤在一张火炕上，住的是泥草房。
从建国以后到粉碎“四人帮”，全国只涨过７次工资，由于幅度太小，许多人印象中只涨过２次，以上海为例，许多３０多岁的工人一个月只拿３５元，因为没房子，只好几代同堂，挤在小屋中。
“四人帮”把国家搞成这样，人民能没有怨言吗？“四·五运动”后，“四人帮”组织群众游行，结果稀稀拉拉没几个人，而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上海等地人们自发游行，当时华国锋的夫人在外贸部工作，没有上级通知，大家就在院子内自己游行，人们究竟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不很清楚吗？
◇ 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谁之责
北京晨报：可今天在网上，有不少年轻人在美化“文革”。
李海文：这不能怨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把真相告诉孩子们，他们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容易把“文革”中一些美好的词句当成真的，当年我们也曾为之感动，但理论和实践存在很大差距。
其实，所谓“造反派”都是一群什么人？其中很多是地痞、流氓，他们一上台就贪污，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在郊区飙车把农民撞了，却要当地公安机关惩办农民，说他撞了中央首长的车，这不是恶霸么？可就是这种人，却得到张春桥的包庇。
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比“文革”时他们的父辈要好得多，但如今电视上天天演的都是大款们的生活，开好车，住别墅，一些人觉得有朝一日把这些大款们轰出去，自己也能在里面住两天，你就不想想，真是乱了，大款们说不准先找几个打手把你干掉呢？
◇ “文革”本身就是闹剧
北京晨报：读了您的书，感觉对徐景贤、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的刻画有点漫画化，不知道您怎么看？
李海文：不是我写得漫画化，而是“文革”本身就是一出闹剧，造反派们干的那些事太荒诞、太漫画化。
比如徐景贤，还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在“文革”中说医院是等级最森严的地方，要大夫、护士扫厕所，让杂工带听诊器给病人看病，有人生病了，想找老专家，徐景贤不同意，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可徐景贤自己得病，从来是找老专家看。
我插队前，带同学去晋阳饭庄去吃饭，结果被改造成大食堂，还没我们北大做得好，这都是学徐景贤的上海经验，让顾客自己刷盘子、自己端菜。
一些当年得过江青恩惠的文人在网上帮她翻案，却都是片面之论，比如说她懂戏，可她当年要把《沙家浜》中“智斗”一段删掉，这怎么就不提了？再比如说她“转战陕北”，说她是队伍中唯一的女同志，可当时周恩来、任弼时等都不得不和夫人分开，只有她能留下，有条件过夫妻生活。
江青后来刻意夸大这段历史，因为她没参加过长征，资格不够，“文革”时斗老干部时，有的老干部反问：我们参加革命时，你在干什么？红卫兵说那时自己太小，老干部们反问：那你爹在干什么？他们就没词了。
后来公审江青时，她也抄袭来，说：我转战陕北时，你们在干什么？结果台下哄堂大笑，谁资格不比她老？
◇ ８亿人中文盲占２亿
北京晨报：您在本书中谈了许多“文革”中的事，不担心别人说你是在给党抹黑吗？
李海文：“四人帮”是我们党中的败类，揭露他们的罪行，怎么是给党抹黑？“文革”是我们党主动纠正的错误，事实证明，我们的党是有一批好干部的，他们的功绩不应被遗忘。
在“文革”中，我们犯了错误，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如果我们现在不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这些代价就白付出了。
“文革”虽已过去，但它的负面影响仍在，“文革”使我们国家至少少培养了２００万大学生，因为１９６５年我国每年培养２０万大学生，如果按每年递增１０％计算，十年动乱我们就少培养了三四百万大学生，此外我们还少培养了两千万中学生，少培养了一亿小学生，“文革“结束时，在中国的８亿人口中，文盲就占２亿。
我在东北教书时，很多初中生居然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很奇怪，他们说，那时净闹革命了，什么都没学。
◇ 警惕“极端思维”卷土重来
北京晨报：您已经退休了，花这么大精力来写这本书，是否有点得不偿失？
李海文：“文革”毁了三代人，一代人正值４０多岁，该出成果时没能出成果，另一代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基本没能从事本专业工作，再一代是今天４０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没能受到良好教育。
“文革”降低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平，结果导致痞子横行，什么问题都看得太简单，还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套思维模式。所以我从不看王朔的小说，里面到处是脏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今一些骂人话甚至还被当成流行语收入词典。
经过“文革”，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一下被拉大了，科技方面落后欧美几十年。值得警惕的是：虽然“文革”已被彻底否定，但引发“文革”的极端思维依然普遍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读书人曾反省，当希特勒上台时，他们普遍采取了沉默态度，而正是因为没能勇敢地站出来，德国走向了民族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沉默。
当然，历史应该用事实说话，我这本书至少做到了内容扎实，所有材料均有出处。
□ 来源：《北京晨报》２０１５年０８月０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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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十二万南京人下放苏北乡村记实
·万祥牛·
◇ 家里有知青插队家庭也要下放
１９６９年底，随着１９６８年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干革命”的潮流刚过去，全国又开始了城镇居民下放运动。江苏南京城，当时有１２万余城市居民被下放，主要下放到在本省苏北偏远农村落户，成为全国下放户下放人口最高的省份。我作为１９６６年初中老三届毕业生（毕业于东牌楼的南京３２中学，现为南京财经学校），１９６８年已先到苏南插队，随后全家于１９７０年初下放苏北。
◇ 下放户被当“货物”运向远方
下放户，主要是由成份不好的“黑五类”户组成，还有的是被批斗过的，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无业人家。最初搞下放运动时，还照顾老弱病残失去劳动力人家，考虑到下放农村后，让他们“土中刨食”难以自食其力，可以留城。
当作了多次动员后，达到了下放人数了７千多。当时的省革委会认为南京下放人数太少不足，需继续深入地搞下去，争取全国第一。为了凑足１０万人口的下放人数，于是不在考虑的没劳动力的困难户，许多老弱病残户照样被纳入下放户。
我父亲因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机关工作，老实巴交的父亲从没干过坏事，却因历史上在旧政府工作而成为“右派”，我家被划归为“伪职员”成份。可怜的父亲，在文革中经不起多次批斗的折腾，最终含冤一气之下吐血致死。
我家下放那年，我母亲虚５０岁，在秦淮区燃料公司工作，３个小妹最大１５岁，最小念小学，全家４人虽没劳动力，但也被纳入下放人口。我插队后，突然接到小妹写来的全家下放的家信，悲痛欲绝，从乡下赶回南京城。
按说我家这种没劳力的情况，本不该下放。当我责怪母亲为什么同意下放后，因为母亲快到退休年龄了，到了退休年龄，基本丧失体力劳动力，同时下放后退休养老金就不会有了，如何生存？母亲流着泪告诉我：“实在没办法，造反派硬塞给我２００元下放安置费，不仅停了我的工作，还组织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写大字报，贴大字报，非‘勒令’我必需下放不可。”
那年我家下放，不是汽车送下乡，而是用运输煤炭的木船拖送，经过长江运河，拖到沭阳县后，落户在最偏僻远离县城８０多里湖东公社。
记得那天一大早，母亲的秦淮区煤炭批发商店单位的造反派队员们就来了一大阵子人，不容我们说一句话，七手八脚将我家的破旧家具搬出家门，等３辆人力板车来了后，这阵人就用板车运我家的破家具。板车要拖的数煤基量最重，因为那时苏北不仅缺吃，而且更缺烧。板车一直拖到秦淮河汉中门码头，我母亲双眼一直流着泪花，来“护送”的人不时催促着“快走”。
一路上，我见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有佩带“文攻武卫”或“民兵”袖章的人在维持执序，平添几分肃杀之气。
运送下放户的拖煤船，是刚卸完煤的大木船。那时，长江和运河上航运着一种“小火轮”船队，十几条大木船编成队列，似乎象列车，但不是车，所以称为“小火轮”船队。只要一说“小火轮”，当时人都晓得是连在一起成为“一条龙”的木船队，每条船被用粗钢丝绳捆绑着，使十几木船连接成长队，前面用一艘烧柴油的机动铁壳船牵引，行驶时烟囱冒着浓烟，故名为“小火轮”。
一条木船两个船仓，一边放家具，一边装人，上面盖上灰土色的很脏的黑乎乎的大帆布。人和家具进船仓后，盖上大帆布，人也是“货”，拖运起来，岸上人看上去，很难料到里面装的是人。数一下，我们一个船仓里被塞进男女老少共３６人，每人不到一平方米。
天黑了，一盏马灯挂上船仓上，发出昏暗的光。“小火轮”发出低沉的声，有气无力地叫了几下，船队出发了。
从秦淮河航行出来，进入长江。起风了，木船两边晃动着，一名花甲老年妇女经受不住晃动，晕船当场呕吐，家人和全船仓内的人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时好。
当“小火轮”船队快经过长江大桥时，我特意把帆布掀开，要好好看看最后一眼南京。我默默的念着：“永别了，南京……”桥上的路灯凸显出大桥的雄姿，当船队经过大桥身下穿过时，人们呆呆地望着。当大桥身影渐渐远去后，有两名女同志忍不住地抱头失声痛哭，知道底细的人说：“这家男人去世，仅母女两人，３０岁的女儿还患有心脏病，还是被搞下放，做孽啊。”
男人们倒是能沉住气，长时间无语。长时间沉默后，突然只听一中年男子愤愤地说：“吃光用光，带着老婆儿女去逃荒……”
◇ 过年在船上吃“忆苦饭”
寒冬腊月，下放户各家打开煤炉门，清一色地煮上一钢精锅稀饭。煮饭的水，借用船老大的提水桶，直接从长江（或运河）里打上来。以后船上的日子，多数人家每顿吃稀饭就咸萝卜干。
木船最后面，有个船老大的茅厕。下放户上船后，改为“公厕”，男女混用，只能容一人。茅坑，就是个长方洞，排泄物通过洞口直接落进水中。船行走时，上茅厕时不能往下看，看着经过的水流使人头晕。
第二天上午，一位３０多岁男子突然大叫起来，他提着裤子钻出茅厕，说他大完便后，提裤子时，口袋里的装着的２００多元“安置费”钱包掉下“茅厕”洞内，也就是掉进长江里。只见该男子在船板上乱跺脚，直骂自己“马大哈”。
次日晚到达镇江，“小火轮”船队拐入北上的大运河。大运河上的船闸很多，每次过船闸都要排队花上一天或半日。因连续几天寒流低温南下，加上冬季运河水不流动，船队还没到达高邮县城，冰冻封住了河。住在船头“小火轮”的带队人与上级取到联系，得到上级指示，规定不许船队停靠岸边，不许下放户上岸。
这里的运河，前不靠村后不靠店，船队一停就是１４天。这年春节，船上的下放户只好在大运河上度过，条件好点的人家上船前就备了点咸肉咸鱼，能改善一下伙食。而我家，过年只能喝稀饭就萝卜干，每天吃“忆苦饭”。早就得知苏北不栽插水稻，眼下能喝到米稀饭就不错了。
苏北贫穷，缺粮还缺柴烧，下放户们只有备了不少煤基带着。为了节约，即使船上过年，我家每天也只能吃两顿稀饭。
经过２３天航行，船队最终到达沭阳县船闸。早已有一些当地派来的社员当搬运工，下放户的家具、煤基被搬到岸上。
此时从船上走出的下放户，与常人不同，个个脸上漆黑麻乌，衣裳裤子被煤染黑。
沭阳闸四周空旷地，大家忍受着凛冽的寒风，在等待着，不知下一步要把自己带到何处。几辆解放牌军用卡车开来，轮流着把家具与人混运着，把一家家运送到各公社，再稀里糊涂地由各生产队社员，把下放户家具煤基挑到村庄，住进低矮的土墙草房，一般是生产队腾出的仓库草房。
从此，下放户们开始了“土中刨食”的生活，整整度过了１０年难熬的蹉跎岁月。
我将家人送到苏北沭阳县后，随同而来的母亲单位的带队人找到我谈心，动员我从苏南插队的乡村迁到沭阳县，与家人团聚一起。还说只要同意，可以发给７８元下放安置经费。我当时清楚地知道，因我母亲马上快到退休年龄，３个小妹还在读书年龄，动员我迁往苏北，就是将我当作全家唯一劳动力。母亲认为，我还是不迁来为好，这样她一把老骨头反而好向原单位讨要养老老金，我来了，被认为有劳动力了，她反而不好要了。
不久，我只好回到我插队的苏南江宁县。又过了一年，到了１９７１年过春节时，同来的老知青们，腊月一到，一个个就颠回了南京城，与爸妈团聚了。南京没没我家，老母与三个小妹下放一年多了，她们下放苏北乡下过得很苦。小妹来信说，那里自古没种过稻米，全年分红没分到一分钱，口粮以山芋为主，玉米小麦很少，称完口粮后透支几十元，（欠生产队债）预计过不到麦收季，就会没得吃的了，母亲准备着带大家要讨饭当乞丐，没粮还没得草烧，现在只能烧带下去的煤基。
而我，在苏南插队的农村，年终称完粮草，虽没透支但也没分到钱。按说过年该回苏北家团聚，可是没盘缠。１９７１年除夕下起了大雪，草屋里孤零零的我，灶台冷冰冰，没丁点儿火气，已没有柴禾烧锅。
熬到天黑，远处村上传来鞭炮响。郁闷得我，带了几斤米，决定走回南京一遭，那里有我祖上留下的房，我得看看我家的老房子。
到南京８０多里路，整整走一夜，饿了抓把生米填肠塞肚，喝了抓把路边的雪放嘴里嚼。 走了一夜到到天亮，很困很累，但到了故乡，我一时反而来了精神。当我来到城南祖上留下的大院时，看到都被陌生人居住了。我讲明来意，大声喊着：“我要我家房子，这是我家的房，你们凭什么住？”
可他们一家人都进了房屋关上门，不理睬我。我的嗓子喊哑了，又冷又饿，肌寒交迫，瘫坐下地上。
街对面一户老邻居，用同情的眼光看了了我好一阵，他盛来了一大碗热乎乎的米饭给我充饥，并低声告诉我：“占你家房子的，是造反派头头，都有来头的，别与他们争了，搞急了，他们会抓你批斗你的。”
悲痛的我很无奈，“要房”的失败，我已料到。一夜没睡的我困极了，迷糊着双眼，昏昏沉沉地地走在城南小街石头铺路上。脚下的雪很滑，我几次差点跌跤。
突然，我撞着了什么，只听一个尖叫着的女人，她大声骂我是“流氓”。原来昏颠颠的我，无形碰到了一个中年女人……
经过中华门城堡，我想起儿时玩“躲猫猫”游戏曾钻进藏兵洞。一夜没睡觉的我，顾不了许多，我找到一处没被占用的藏兵洞，洞里堆满了乱稻草，大冷天的，还散发难闻的气味。困倦的我一头钻进草窝里，昏睡过去。
一小时后我醒来后，发起高烧。随后我“老脸皮厚”地找到老妈下放前的单位，同春节值班人员与领导联系。他们乘机会动员我迁往苏北，无奈的我只好答应迁往苏北沭阳县。随后老妈原单位派人送来包子食品，并派人替我联系招待所，按排我暂住几天，随后几天里，他们帮我到我插队的地方，为我办理了户口随家迁移，紧接着，他们又派了一辆卡车，陪着我把苏南乡下的床铺，简单的木箱子装上车，陪同我上了车，将我送到苏北沭阳县。
在车上，这些人还说我比我的家人幸福多了，家人是坐运煤船下到苏北的，而我却是坐“专车”欢送到苏北的，而我内心充满着恨……
此后，我和家“团聚”了，这种“团聚”，使我这个刚满２０岁的青年人，充当了家里的唯一劳动力。这预示着，我将要每天在生产队苦工分，与小妹们共同“土中刨食”，养活老母亲。
◇ “老下”免费乘火车
我最初到苏北的几年里，生产队每年口粮和烧锅草料分得很少，当地农民说：“一斤粮二斤草，每年不够吃不够烧。”当时下放的那里还不栽种水稻，山芋干玉米面都吃不饱，没得烧柴更难熬。对于脏苦累的农活，艰苦的生活，原本就在农村生活的人，早就习惯了，也无所谓了，也就罢了。可对于这些来自“原首都人”的老南京，哪里干过多少农活？拖家带小、离乡背景来到异乡，被迫干陌生的劳动，真是苦不堪言。
不少下放户在耕种收割，做河工时，被累得吐血，一些下放户不到一年就被气死饿死了。更有的一些原本体体面面、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人，大多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他们的生活大多很悲惨，其中，还有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来到苏北的４年里，社会上经历了“批修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１９７２年刚开始，苏北下放户们终于得知，南京下放户下放，是省革委会跟据林彪１９６９年发布的１号令而搞下放运动的，于是纷纷自发返回南京城，要求原单位给下放户复工复职。
有的国企单位看下放户的确很困难，照顾性按排了一些下放户回厂里做临时工，没被安排工作的下放户及其子女，每天由原单位给每人发２角４分，另发给８两粮票。
“一传十，十传百”，渐渐的，返宁的下放人员越来越多。原来没有正式单位的下放户，也能到下放前的居委会领到每人每天２角４分和８两粮票。自从有了十几万南京下放户到苏北后，苏北各县增设了每天一班由县城直达南京的长途汽车。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那年，一班车早已不够用，许多下放户改道乘火车。
苏北有条陇海铁路，于是许多下放户先乘坐乡村长途车到达连云港、东海县、新沂县等火车站，随后再转乘火车到南京。一时间，连云港到南京的列车上，下放户成了主客，他们没有钱买车票，买张站台票混上车。列车员赶也赶不下去，时间长了，只要看到穿得破旧说南京话的，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１９７４年３月，回城来到南京的下放户约有四、五万，他们白天会聚在鼓楼、新街口一带。很多人因长时间滞留城里，没有生计来源，拖家带小就睡在政府大院围墙外，或路旁房檐下。情况好点的投靠亲戚，但更多的下放户三餐几乎靠讨饭混日子。
那时下放户们大多蓬头垢面，衣衫破旧打补丁，从面黄肌瘦脸庞上，不用问就能判断是下放户。此时，下放户乘公交车，喊一声“老下”，乘务员不会要你买车票。
下放户们每天自发地步行到省市革委会大门口，要求复工复职，要求发给下放户老年工人退休金。当时下放户把吴大胜围在省委楼下，还有个别下放户在众目睽睽下方便。
１９７４年４月，下放户代表在残疾人的护拥下，与省市革委会官员谈判，后来谈判失败。４月３０日，在无结果情况下，下放户沿着铁道进入南京火车站，有的直接挤入车站内，集体登上北上的列车赴京上访。
为阻止下放户上访，省革委会派来民兵赶下放户下列车，造成冲突，火车站出现下放户卧轨情况，造成铁路线中断，影响到京沪线的铁路运输。南京火车站卧轨，惊动中央。那两天，南京站广场前，玄武湖边，到处可见到下放户。最终，南京革委会“有错必纠”，派来广播车，宣传省革委会通知，给于１６字的解决下放户办法：复工复职，子女顶职，各种渠道，就地解决。
尽管仍然不准南京下放户回南京，但多少能解决下放户的眼前的生计问题，返城的下放户渐渐散去。不过，苏北下放户就地按排问题，一直拖到１９７６年底才执行。１９７７年后，淮阴地区的清江市（现为淮安市），以及辖区内的各县城各公社集镇里的工厂、学校、供销社、粮管所、商店等单位，到处都有南京口音的职工。被安排的下放户，绝大多数的户口仍在农村生产队，但可以说基本解决下放户就地复工复职，子女顶职问题。
然而解决“复工复职，子女顶职”的条条框框只能安排有限的人数，这样造成更多没被安排的下放户继续集中回南京上访。还有的下放户不满足“就地”解决工作后户口仍在农村问题。由于下放户持续不断地上访，坚持要求将户口迁回南京，返回家乡。１９７９年春节时期，已被就地按排苏北“顶职”工作的青年人，获通知将自己户口迁往工作所在地。同时，下放户另外得到了好消息——没被就地安排工作的年轻人，以及被就地安排的“复工”人员，和已办了退休的老年人全部迁回南京市原下放迁移的所在地。
记忆中，这年三四月起，大多数下放户们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内搭起了棚子，从此又成为了南京住民。
□ 来源：微信号gh_1eabf51d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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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假四清”目标是我，却殃及黄报青先生
·罗征启·
如果问我，到底有没有“假四清”这回事？我会回答：有所谓的“假四清”，但没有当时大字报所揭露、批判的“假四清”。
我在《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记一九六六年的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写过：“一九六五年”政治形势日益严峻。……艾知生召集宣传部、政治课的一批干部研究校内的思想倾向，又传达蒋南翔的意见：清华是理工科大学，意识形态上不如北大活跃，问题也不会那么多，但是建筑系是最敏感的地方，可能会有些问题，与其将来让人来查，不如自己先查，有问题自己先解决。决定由我带宣传部、政治课几个人进建筑系，不要说‘四清’，也不叫工作组，看看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假四清”。但是从来没叫过“四清”，也没有叫过“工作组”。说有，又没有；说没有，又真有那么一回事。我这个当事人真是很难做。在批判会上，或者在审讯我回答问题时，常常不能自圆其说。
大约一九六五年底，艾知生在甲所会议室又召开一个会，参加会议的人宣传部有我和李兆汉，建筑系有刘小石、李德耀（这两个人是建筑系党总支的领导），黄报青（是系秘书，总支委员）。还有几个人我已记不清了。艾知生首先传达了蒋南翔的意见：北大“四清”情况有点乱，主要是干部思想较乱。有的乱揭乱批，也有顶牛的，我们（清华）一向比较稳定，但也要有所准备。个别不稳定的单位也有，如建筑系、校医院和体育教研组。后两个单位似乎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而建筑系是南翔同志比较担心的单位。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顶”，不承认有问题，这里要提一下黄报青同志，不要像批大屋顶时那样“顶”，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沉默一会再说；再一方面会不会有乱揭乱批的现象。这两方面都不好，都会搞乱。所以党委意见先派罗征启带几个人去建筑系观察一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自己先主动改，比将来人家来揭批要好。罗征启注意，不要叫“四清”，也不是派工作组，以免下面紧张。带什么人你自己在宣传部挑选吧。艾知生又征询刘小石的意见，刘小石说：这样安排很好，我没有意见，给多长的时间呢，三个月行不行？艾知生说：三个月太长，一个月吧，新年前汇报……。
会后，刘小石又单独和我谈了一次。刘小石是建筑系的领导，非常平易近人，实事求是。记得我一年级入学时经常看见他很晚才去饭堂吃饭，我问他：“你们工作怎么那么忙哪？”他笑一笑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你叫什么，你是不是青年团员？”我说：“我不是团员。”他笑了笑，挺亲切的。不像有一位美术课教授，入学时代表系里和我们个别谈话，问我是不是团员时，我回答不是，他睁大眼睛说：“哦！你不是团员！不是团员！”然后在小本上记下什么。我和同学都非常讨厌这种作派，刘小石就比较平和，我毕业以后，他找过我谈话，叫我做学生工作，但是我们对高年级同学都有一种敬畏的心情。记得一次听莫宗江教授讲写仿宋字，莫先生叼着一根香烟边讲边吞云吐雾，突然，一位高年级同学走进来，径直走到莫先生跟前，伸手从莫先生嘴里把烟拿下，对嘴点了自己的烟，又把莫先生的烟塞回莫先生的嘴里，扭头走了，这人，就是刘小石。据说，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他出面保了我，免去因建五班会问题把我打成右派的厄运。我离开建筑系，调往校党委、团委工作后，一直还和他保持密切联系，把他当作老大哥一样尊敬他。
刘小石对我说：“党委要你来做调查，我以为非常合适，你比较了解情况，处事又比较稳健，不会胡揭乱批，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怎样帮助你？”我说：“工作上我暂时还想象不出有什么问题。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把黄报青先生放在这么个位置上来考量。我认为他很好，很实事求是。他是我毕业设计的导师，人很好，又有才华，是不是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刘小石解释道：你当时在念书，情况不了解，在批梁思成先生复古主义时，报青不同意，一直顶，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市委常务副书记）和中央好几位领导同志都做他的工作，他就是不同意，一直顶到底，到最后都很勉强。党委担心，将来有工作组下来调查，有个什么不适合，他又死顶，那就麻烦了。”我说：“我估计不会的，我会尽可能和他交换意见的。听了刘小石这番话，我对黄报青先生又增多了几分敬意。
我和李兆汉分工，我去听梁思成先生给建７、建８讲的《中国建筑史》，另外还查阅建筑系这几年的会议记录，特别留意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还有研究最近几年校党委及建筑系党委接到的举报教师讲课中的一些问题。李兆汉主要检查陈志华老师的《西方建筑史》和吴焕加老师的《西方近现代建筑》这两门课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举报，但是这时，已跟五十年代批复古主义时已有很大不同了，是进步很多了。纯学术问题，一般不予干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就要认真分析，不能简单就下结论。
一个星期以后，李兆汉报告说，他检查的基本上都排除了，没有问题，只剩下陈志华的《西方建筑史》埃及修金字塔这一段话，有些人举报说，很像是指桑骂槐，影射攻击三面红旗。大意是：埃及这些奴隶为皇帝修金字塔，每天只有一点点啤酒，却在烈日下干很重的活，他们是饥肠辘辘的……
我说，这一段很典型，我们来破解一下：这段话如果基本上是抄的或者是翻译过来的，那就没问题，但如果是自己造的，有问题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但是怎么能查呢！我们互相对视了几秒钟，异口同声说“找桂生”。
桂生是刘桂生，是学历史的，这时在党史教研组，博览群书，攻于考证。我们在同一饭厅吃饭的时候，常常有人半开玩笑的问：桂生，筷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说：唔！我不知道，不过可以查到。第二天，他就在饭桌上侃侃而谈：筷子是何时在何处开始出现，为什么叫筷子……于是又有人问：桂生，这饺子在中国是何时何地开始的？桂生又说：唔！我不知道，不过可以查到。再过一天，他又来讲饺子……
我请他来以后，讲了我们的困扰，我说：我很想查到这几句话的出处，否则这一类的课程很难讲，谁敢讲呢？动不动就是攻击。他说：“我明白，我试一试吧，但是这一次可比较难，我可没把握，时间也说不准。”我说：我当然理解，查不到也谢谢你。
大约十天以后，他来了，抱着一大本厚书，书名：《古代东方史》，我估计有上千页。他翻到其中一页读给我听，除了“法老”换成“皇帝”以外，一个字也没改。我们如释重负，特别感谢刘桂生。
就这样，我向党委汇报了，艾知生听了，微笑地说：你的意思是，梁思成先生和这几位先生的课，不但都没有问题，而且讲得很好，应予表扬，他们的教材也没有问题，是不是呀！
我说：“是的，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精了，他们说话，写教材、文章，都有出处，抓不住小辫子了。”艾知生自言自语的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摇摇头，没有说下去，他抬起头来对我说：“等我向党委汇报以后，定下来要不要写个书面报告，再通知你。”此后，再没有通知我，后来批判“假四清”时花了很大力量来追问我，要我交出书面报告，我再三解释，还是不肯罢休，直到后来工宣队也追问过此事，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因为本来，这就是一桩荒唐无厘头的公案。
但是，整个一九六七年在蒯大富掌握清华大权以后，这份混账被炒得很热很热，，直到主要人物之一黄报青跳楼身亡，才慢慢冷了下来。
一九六七年，黄报青先生已被打得身心严重受伤，吐血、尿血，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下半年时，我听说他第二次从精神病院回家了，每天在家写字，他毛笔字写的极好，尤其精于魏碑。我大学毕业以后，曾经找他想向他学写魏碑，他想了想说：“可以，你要拿出５００小时，而且不能中断，你行不行？”我说：“那我还要过一段时间。”他说：“你准备好再来找我吧，字帖我有，笔墨纸砚你自备，纸好办，就用普通旧报纸就行。”说这些话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但他已经沉默不语了，我很想去他家看看他，但似乎这个师生关系不是很方便。
有一天，建筑系的一些“革命群众”叫我到建筑系问话，还是关于“假四清”的问题，当然也提及黄报青了，但是这些问题对我都是毫无兴趣和毫无刺激作用了。快到中午我离开建筑系，骑车经工字厅门前回家，正巧黄报青先生也骑车走这条路，我很高兴问道：黄先生，您身体怎样？他还是那样平静地说：“还好。”我说他们又问我“假四清”的事了，他说：啊！他们也问我了，我已经没东西可说了。我说我也是。他嘟囔了一句：“这到什么时候算完呀！”
听说，如果不叫他，他就在家用毛笔在旧报纸上一篇一篇地写毛主席诗词。
年底，蒯大富为贯彻江青讲话精神，又要召开大会，批判罗征启在建筑系搞“假四清”，包庇黄报青等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大喇叭狂叫“罗征启必须到大礼堂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叫万润南问一下４１４总部，我是否应召出席？总部说千万不要去，并叫几个人陪我在科学馆二楼一个房间里听会。
火炉里无烟煤烧得很旺，大喇叭叽里呱啦吵个不停，我们根本听不进去，说说笑笑。忽然，建筑系的老师冯钟平（建０毕业生）推门进来说：“罗先生，到处找你，听说你在这里，我来告诉你，黄报青先生跳楼了。”……我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低头默哀几分钟，我穿上棉衣，准备去看看，冯钟平等人问我：“罗先生，你上哪儿？”我说：“黄先生是我导师，我要去看看，向遗体告别致意。”大家说：“你不能去，不能去。”冯钟平说：“我替你去吧，你们都别动，我去一下，半小时左右回来。”不到半小时，他回来了。说是他（黄报青先生）住在五楼，今晚他在北屋写字，听到大礼堂方向大喇叭狂叫：“罗征启，黄报青搞假四清……”他开了北窗就跳下去了，我去看时，已经用草席盖上了，我替大家向他的遗体鞠了躬致了敬。
那晚上，我一句话没再说。
那晚上，印甫盛、万润南护送我到人民大学教工宿舍，我姐夫家里。
那晚上，我一直坐到天亮，没有睡觉。
我一直在想，这么好的一位老师，一位铮铮铁骨的男子汉，就这样走了。我一直不愿意听见别人说他有精神病，他绝对不是精神病，打他的人才是精神病，残害他的人才是精神病。发动这场动乱的人才是精神病。黄报青先生只是在这从领袖到平民、从战士到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迷乱了、都疯狂了的情况下，迷失了自己。他很快会清醒过来的，因为他没有错，没有害人，没有搞阴谋阳谋。
我相信，黄报青先生现在一定在天堂——如果有天堂的话——和梁思成先生、汪坦先生、周卜颐先生、程应铨先生、刘永娴先生一起，谈笑研究北京市的规划哩！而那些残害他的人，迟早会得到报应的！
□ 来源：《清华文革亲历记》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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