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22年5月29日）
当我见到SCUPI的邱民京院长时，党政官员已经探访了我的一些学生。邱院长告诉我，学生们都表示，他们从没见过任何类似微博上描述那样的课堂交流。
在四川大学的中外合作项目中，邱代表了匹兹堡大学一方。他来自台湾，现在是美国公民，并在那里开启了他担任工程教授的职业生涯，后来他又成为一名行政人员。他没有直接参与任何党内的调查，但官员们向他传达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在我们的会面中，邱告诉我，官员们感到满意，因为事件并不如微博所述。（邱后来声称，他不知道有任何调查。）
我带上了John的文章和我的评论，但邱说这不是关键所在，至少现在不是。关键的是，没有人正式启动举报程序，向政府投诉。一些中外记者就这一事件与我联系，我问邱，如果我声称自己没有被举报，这是否准确。邱说是的，于是在我发表声明后，社交媒体上的谈论就平息了。
当月，我的学院就此事件与学校的一位党政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我解释了所发生的事，一位美国教授问起，在我们的课堂上是否有明确禁止的话题。这位党政官员用英语宣读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应：”禁止的内容包括淫秽冒犯或有辱人格的性行为，可能不被普遍认同的政见，宣传或贬低其教义的宗教材料，以及被视作政治敏感的话题。”
这是典型的党的做派——通过模棱两可的描述，使得权力仍然保持着更漫无约束的特点，也可以更灵活地被行使。这位美国教授再次发言，他说：”我们进行讨论时，学生有时也会自己抛出话题。他们可能会提一个处于敏感边界的话题。在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要予以打断？”
“最好还是别说了。”这位官员回应道，这次是用中文，”因为这毕竟还是个中国学生。你不知道那个学生会不会把它’反过来’。”他的意思是颠倒黑白。
在各个会议上，从来没有人说我做错了什么。但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个教师私人的修改评论被扭曲，然后在社交媒体上被发布，这是否同样是一种违规行为。或许官员们与John交谈过，或许他们已经更清楚所发生的事，但只选择对所了解到的一切保密。通常的做法就是若无其事，这意味着在微博攻讦发生的五天后，我就再次被安排去为John和他的同学们上课。我们还有三周在教室里共度的时光。
当我与那位因播放艾未未纪录片而被处分的法学院教师讨论举报文化时，他解释说，这种恐惧有两个面向。行政人员害怕学生的所作所为，也害怕更高级别的官员。由于那些故意不明确定义的规范准则，处理结果也难以明确。纪录片事件发生后，该系主任迅速向上级保证，他将对该教师进行处罚。但处罚相对较轻。该教师被停课，却又被允许继续教授其他课程。他告诉我，一场大丑闻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好。“他们在保护我，但也在保护自己。”他说。
老师提到把学生当作”信息员”——即字面上”情报人员”的意思——的行为。这并不新鲜：在和平队时期，我们曾被告知，一些学生几乎肯定在跟踪记录课堂内容。1997年，一名和平队志愿者与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带到了警察局，和平队的一名行政人员也被传唤了。在审讯过程中，警方显然掌握着该志愿者在过去一年半里在课堂上发表的所有敏感政治言论的记录。
但我们从来不知道具体的运转机制。即使在二十多年之后，与一些关系非常亲密的涪陵的学生相处时，我也从未听说过任何关于监视行为的消息。在我的印象里，党招募这些监视人员时很精明，绝大部分学生仍都被排除在这个子系统之外。同时，学生们就此发问时得到的反馈很少，风险却很大。一个比较接近自由派的川大学生告诉我：”这样收集信息是在浪费时间。”就像沿一个线头，发现背后连着一张巨大的挂毯一样，天罗地网——这便是我对监控摄像头的感受。我数了数附近东门大桥地铁站的设备数，发现轨道层有15台摄像头，旋转闸门处有47台，自动扶梯上有38台。总共有一百台，这还没算每节地铁车厢里都有的那两台。摄像头背后是谁在监控？
这位法学院的老师只听说他被一批学生举报了，但不清楚是哪几个。他说他不会对任何个体感到愤怒。”举报者不清楚他的思想正着受奴役，”这位老师说，”我只是对这个体制感到愤怒。”
当我在那场微博攻讦事件后再去到教室时，John独自坐在后排的位置上。我向学生们打招呼时，他没有进行任何眼神交流。
我们原定要讨论《动物庄园》，但我决定将奥威尔推迟一周，直至我能够判断这个班的状态情况。那天，我们讨论了一些范文，然后做了一个修改练习。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尽管John没有参加讨论。我无法判断他是否故意在躲避我的目光——因为他一向很害羞。
听到最后的下课铃时，我感到如释重负。有几个学生似乎对我们没有谈及《动物庄园》感到失望，他们在课后的教室里徘徊逗留。一位男生说，他发现这部小说比《1984》更令人压抑。“因为温斯顿（译注：奥威尔小说《1984》主人公）拥有有他自己的幸福，”他说，“至少他拥有过那一刻。而此书中的动物们甚至没有这样的机会。”
另一名学生提到了《美丽新世界》，并评价说赫胥黎的虚构社会与奥威尔的有很大不同。“但结局是相似的，”他说，“同样十分消极。”
“老大哥，”第一位男生说，”有些学生想成为老大哥。”
John还在教室里，正在收拾他的东西，于是此刻我小心翼翼地不往他的方向看。
“那你呢？”男生对我说，“你成为老大哥吗？”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然后笑了；我分辨不清他说句话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在中国，有许多被禁止、屏蔽或审查的东西，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并不在清单中。去年，当我走进新华文轩——成都市中心的由党组织监管的最大书店之一——时，第一张陈列桌上摆放着20本记录习近平职业生涯和理论的书，细致到令人头皮发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扶贫故事》、《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宁德》……在不到30英尺开外，另一张陈列桌上摆放着一摞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卖点的书：《1984》、《美丽新世界》和《我们》（这部小说于1920年左右由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写就，随即在苏联被禁）。一旁的天花板上悬着一台监控摄像头，奥威尔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而老大哥在看着你。”桌上还有《动物庄园》以及《1984》的另一版中译本。2021年，中文版《1984》售出二十多万册，同时还有十万册《动物农场》。
我许多学生在高中时就读过奥威尔，他的书在川大的各种课程中都被讲授。在微博攻讦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另一个系的学生邀请我参加他们《1984》的戏剧表演。当我进入礼堂时，教授热情地招呼着我；他只要求我别提及班级名。我坐在礼堂的后排，靠近一台监控摄像头。前排还有一台。
课堂任务是给予一个经典故事以全新版本的演绎。在剧目的开头，一些男生和女生表演了”两分钟仇恨”。（译注：Two Minutes Hate，《1984》中极权统治下的大洋国人民每天必须观看的短片，通过刻画一个叛徒的形象鼓吹渲染狂热的情绪，加强民众对老大哥的忠诚与个人崇拜）他们大喊着中国式的咒骂，这让我想起了文革时期的批斗会：”放屁！”"羊脸猪！”"羊脸骡子！”在那之后，剧目把重点放在裘莉娅身上，她是温斯顿·史密斯的情人。在小说中，裘莉娅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无知形象，她只是讨厌国家的控制，但川大的学生把她变成了党的秘密特工。她被指派去诱捕温斯顿，但在执行任务时，她不可阻挡地爱上了他。当目睹温斯顿在酷刑之下果断选择背叛自己时，她的情感崩溃了。之后，她重拾起为国献身的精神。而剧目以党确定了一个有中文名字的新目标而告终。”裘莉娅同志，祝贺你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一位上级说，”你的下一个任务是叶连科。”
我未曾设想过存在使《1984》变得更黑暗的可能性，但学生们成功了。事后，其中一位编剧告诉我，她扩展了裘莉娅的角色形象，因为原来的角色似乎不够丰满——这位编剧察觉到了小说中厌女的痕迹。总的来说，我的学生是奥威尔称职的读者。在《动物庄园》这一板块的学习过程中，他们记录了自己最认同的角色。一个常见的选择是本杰明（译注：Benjamin，同下文中的拳师Boxer、雪球Snowboall、拿破仑Napoleon一样，都是《动物庄园》里的角色），这头驴子对新庄园秉持着怀疑态度，但对自己的想法也守口如瓶：
中国有句俗话叫祸从口出，意思是一个人所有的麻烦都是由他的口舌造成的。我们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但只有一张嘴，这告诉我们，应该多观察、多听、多做、少说。
一些学生认同拳师，这匹忠诚而愚钝的马最终劳累至死了：
我也是一个不会独立思考的人。我经常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总是不假思索地完成别人给我的工作。如果我是农场里的一只动物，我就会相信雪球和拿破仑等领导人所说的话……也许我会被拿破仑洗脑，最后成为对他言听计从的动物。最终，我将被拿破仑出卖。
学生们对自己可以说是诚实得残酷。他们写得很好——当我联系他们，为这篇文章会引用到他们论文而征询许可时，一些人做了简单的编辑，但上述摘录基本与我第一次收到的版本无异。我很少在他们身上看到”小皇帝综合症”的迹象，这种毛病似乎主要基于西方人对独生子女社会的想象。首先要指出，我大多数学生能够独处的时间出奇的少。中国的学校通常会增加额外的校内学习时间，而且我的许多学生在高中时都住在宿舍里，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
如果真要说我的学生被”宠坏了”，那主要是指他们被要求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补课。这在中国家庭里很典型：额外的资源都被投入教育。在一堂非虚构写作课上，我问学生在中学期间花了多少时间在补习班上，得到的平均时间是每周六个半小时。关于童年的作文里他们经常描写魔鬼机制般的竞争。一个男生写道，在三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有六百名申请者的数学补习班。一场考试很快就把这批孩子的人数筛到了60人，他们被分为A班和B班。从那以后，那个课程开启了一系列无休止的考试，孩子们不断地被升降班，就像英超联赛的升降级似的。
一切都归结到数字，因为这就是高考——即全国性大学入学考试——的准则。当一名学生申请大学时，分数是最重要的，不需要老师的推荐，不需要陈列参与课外活动的清单。SCUPI的一个吸引点是它的高考分数线比其他专业的低。为了在2019年秋季进入SCUPI就读，四川省的考生需要考到632分（满分是750），第二低的分数线是649分，这个分数档的学生可以去一些没什么的名气专业，包括水文水资源、卫生检验与检疫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英语专业分数线是660分，经济是663分，数学是667分。川大的官网上列出了这些数字，也可以以此衡量专业间的地位高低。终极的校园精英——四川大学的婆罗门——都盘踞在口腔医学院。（译注：婆罗门是印度的最高种姓，相当于贵族阶层）起初，这让我感到疑惑——口腔医学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口腔医学被公认为是全国最好的，进入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需要696分的优异成绩。其他本科生对口腔医学生很反感；我的学生说他们自成一体。如果被问及专业，口腔医学生可能会腼腆地回避直白回答，就像一个哈佛毕业生只是说他在”波士顿”上学一样。
我的大多数学生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高考经历带来的创伤。有几个人描述过自杀的念头，一名男生写了篇文章，讲述了因压力过大导致心脏疾病而住院的个人经历。2020年，我在一个新生班上问学生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后有什么反应，18人中有17人说他们很失望。Leslie和我有时会开玩笑说，在美国，每个孩子都是赢家；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是败者。
然而，当前学生们普遍支持中国的体制。每个学期，我的新生班都会就”高考是否应该做出重大改革”进行辩论，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许多人在议论文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20年春学期：“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辩证地看待高考。总体而言，它的优点远超过了缺点。”）一个主要原因是，分数是走不了关系的——四川首富可以买到保时捷，但不能把他的孩子买进口腔医学院。此外，尽管还年轻，许多学生都是现实主义者。一位名叫萨因斯坦的非虚构写作课上的学生——他杜撰了这个名字，出于对萨特和爱因斯坦的崇拜——描写了一个10岁的小学生。他观察到这个小男孩和他的同学们是如何在教室里根据考试成绩从前到后排座位的。萨因斯坦写道：
中国的体制无法承担个性化的教育，无法关心一个人的全面健康成长……我们的体制只是一台机器，帮助庞大而有些繁冗的中国社会运作，为整个社会不断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这很残酷，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这可能也是最公平的选择。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妥协。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或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他们经常使用”内卷”一词，即激烈竞争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对他们来说，在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度，内卷是不可避免的。在一次写作任务中，一位名叫Milo的工程专业新生重访了一座重庆的汽车零部件工厂。八年前在参加一个小学项目时他也来参访过。这一回，当Milo采访老板时，他被这个人的颓老所震撼。老板解释说，要想生意兴隆，就得频繁出差，并与客户喝酒应酬。“我没时间照顾家人，”他告诉Milo，“我的孩子不理解甚至不喜欢我，因为我很少回家。更重要的是，在喝了这么多酒之后，我的胃有时会疼得厉害。”
在工厂车间，Milo记下了一位工头的话。他说由于自动化，劳动力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Milo将他的文章命名为《永别了，老工厂》（译注：此处应该是化用了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他总结说：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其所能地紧跟世界潮流。这是一个多姿多彩、令人神往的世界，但这也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如果不够好，你就被淘汰，不会有一丝怜悯。
在我的第一本书《江城》中，我描述了我涪陵学生们的“孩童般的羞涩”，他们看起来很稚嫩，因为正在步入一个新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代的现代中国人都是如此。一代代年轻人前仆后继迈入了压倒性剧变的漩涡中，无论剧变是战争还是革命，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
但我在四川大学的学生们心性老成。他们知道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他们了解这个体制的缺陷和裨益。他们所步入的环境与他们的父母曾经奋斗过的基本相同：中国在一段比一个大学生的人生记忆还要长的时期内保持着稳定和繁荣，这是头一回。当他们写到父母那一代，写到当时那个他们有一天会作为接班人去继承的社会时，完全可以冷眼旁观：
我的父母出生于七十年代，我认为他们现在属于中国的中下阶层。他们的性格中包含着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漠然的犬儒主义。他们通过批评外国政府而非赞扬中国政府的方式抒发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决拥护。他们拒绝使用苹果产品，拒绝去日本旅行，并认为特朗普充斥着疯癫和刻毒。然而，他们却很少热情地景仰祖国。他们目睹了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却又无法给予纠正，所以他们总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啦。”……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互联网时代，是会对中国与西方间的信仰冲突感到困惑和不可名状的沮丧的。对自由理性的政治宣传在互联网上盛行，而教科书上则盛行着关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年轻人大多被前者所吸引，但在考试和找工作时，他们又应当牢记后者，而在中国的实践中，更多时候后者更有用。
读这样的文字会让人感觉很心痛，但也很受鼓舞鼓舞：即使是对这种给不出简单解决方案的情况的描述，也是种能动性的体现。尽管有着压抑窒息的政治气候和心碎往复的高考制度，中国的教育体制还是培养了不少能够观察和分析、思考和写作的人。
在大学里，我再没有过与John那次类似的经历。那次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疫情导致封校，因此我也没有再见过他本人。最近，我联系了他，发送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和原始微博帖子的截图。John几乎即刻就回复了，几个小时内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交谈。
John告诉我，当得知这次攻讦事件与他的文章有关时，他感到羞愧难当。他说， 2019年秋天时，只是听说我被举报了。John没有在微博上发帖，他也没有看到最初的攻讦。“我很抱歉。”他说。他不知道我的修改评论是怎么被公开的。
近年来，我曾与一些有政治头脑的学生和教授谈论过这一事件。一位认识John的老师告诉我，这个男生看起来不像是小粉红。这位老师和其他人一样，推想了一个类似的情景：其他一些学生看到了这篇文章，或者听到了其中的细节，然后发了那条攻讦帖。当我与John交谈时，他说他向室友提到过一些修改意见，而且他还把论文带到了学院的写作中心，其他学生和辅导员可能看到了它。从John的表情和整体反应来看，我相信他在说实话。
“实际上，在你对论文发表评论后，我有点不高兴，”他说，“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的话，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因为处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我不得不这么考虑。你的评论是反主流政治的。”
我问他当前是否会有同样的反应。
“是的，”他说，“不是说这些评论是错的。只是一种主观感受。”
对许多学生来说，这场疫情中的经历似乎证实了一个普遍的想法，即中国制度的裨益远超过了它的缺陷。在作业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愤怒地记录下了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掩饰和过错。但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中，唯一一个在经历了早期的错误之后，能够大幅调整路线，将死亡人数控制在最低限度的国家。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我不会把他们形容成犬儒主义。在几个学期的课程中，我问过一百多名学生，是否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将会比父母那一代更好，83%的人说他们期望如此。
“小粉红现象”似乎被社交媒体放大了，我在课堂上没有观察到那么多小粉红。根据我的经验，比起当下，二十五年前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对现状认知也更不充分。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李春玲针对中国年轻人展开了许多大规模调查。在《中国青年》一书中，她描述了年轻人入党意愿降低的趋势，此外，高收入和高学历也与国家身份认同感的降低有关联。但李春玲强调，这并不标志着异己的出现。“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比中国的现有体制更好。”她写道，“但他们也认为立即构建西式民主秩序的价值不大，因为中国现状似乎需要目前的体制。”
李还写道，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来说，“简单的政宣式教育不会有效果。”在四个学期的课程里，我不记得有任何学生在课上提起过习近平。我最近批阅了五百多篇学生论文，发现习总书记只被提到了22次，而且通常是顺便提到。毫无疑问，恐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似乎他们也确实缺乏与领导人的连结。和以前在涪陵一样，我经常给新生布置一道作业，要求他们写一个崇拜的公众人物，不论是否在世、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过去，毛泽东是人气最高的选项，但我的川大学生们更倾向于写科学家或企业家。在65名学生中，只有一人选择了习，这使得总书记与埃米纳姆、吉姆·莫里森（译注：Eminem, Jim Morrison，分别是说唱歌手与摇滚乐手）和乔治·华盛顿并列。选择华盛顿的学生写道：“我最佩服他的原因是他选择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力。”
2021年4月初，我的教学合同没有被续签。疫情开始以来，邱院长一直在美国，他通过电子邮件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起初，他说SCUPI找到了其他候选人。但当我向学院核实时，却被告知没有进行过任何招聘——因为疫情，要让外国教师进入中国非常困难。我再次写信给院长后，他又补充了一个不同的理由，据称中国的一项规定禁止大学延长像我这样的短期合同。我提出要签长期合同，但他又拒绝了，没有解释原因。最近，我写信给邱，他则在电子邮件中回复说自己太忙没法接见我。（当事实核查人员联系他时，邱声称我从未表示过对签署长期合同的兴趣，他说在疫情开始之前，他已经制定了找人取代我的计划。）
疫情期间，小粉红和其他人在社交媒体上定期对我的文章展开攻讦。川大的两位教授告诉我，中层行政人员不得不把这些事件向上汇报，据说这是我工作终止的原因之一。（邱和一位前大学官员声称，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报告。）教授们还告诉我，高层领导中没有人直接下令不与我续约，因为这个体制制造了足够的自危，人们可能会宁枉勿纵。“天机不可测，”一位教授解释道，他用这句俗语表述最高当局的态度仍不明朗，“你必须揣测具体的旨意是什么。”
接近6月底，在我的妻子和女儿们飞离中国前不到一周，川大外事处的一位副处长要求与我会面。这位官员告诉我，如果我留下来，学校会很高兴，也很欢迎我申请另一所学院的职位。他说，拒绝续聘我的决定是由邱院长一人作出的。“他并不了解这里的整个情况。”这位官员告诉我。（后来，当一位事实核查人员联系到他时，他否认了这一说法。）这个说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该体制有效运作的另一种体现：在中外合作的配置下，解雇美国教师的决定可被归咎于美方高校。
我最后一个新生班的学生阅读《动物庄园》时，我要求他们在川大的语境下重新想象这个故事。在一位男生的版本中，一群学生占领了校园，渗透到行政部门的中央电脑室，希望更改成绩，但却发现监控摄像头仍在运行。另一个名叫Carl的男生描述了一场学生成功开除教职员工的叛乱——此后，一切学生人人平等，但有些学生变比其他学生更平等：（译注：此处化用了《动物庄园》中的名句：“一切动物皆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没有老师后，没有纪律感的人们完全放弃了学习，而自律的人则每天更加努力，尤其是华西口腔医学院的人。尽管他们说不存在歧视，但匹兹堡学院的学生在高考中的成绩要比四川大学其他学院的学生低15分左右。
Carl的故事以口腔医学生走上成功的职业道路而告终，而其他学生则未能找到工作，大学的声誉被毁。
在教授奥威尔时，我经常思考，为什么这样的书不被视作对党的一种威胁。在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小说中，未来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分散注意力并控制个体：《1984》中持续的战争和被篡改的历史，《美丽的新世界》中的性和索玛药物（译注：soma，《美丽新世界》中虚构的一种使人陷入虚无幸福的神经制剂），《我们》中对人类想象力的摘除手术。但这些书都没有预见到”竞争”在维持一个专制国家的长期统治方面有多大用处。在中国，民族主义政治宣传可能对儿童和其他一些较底层的人有效，但人们默认它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多大效果。而只要这些人有机会提高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就不太可能反对当局。这个系统也不需要像《1984》里描述的那样被保密起来。绝大多数出国的中国学生都选择了回国——对他们来说，这就像套用”因噎废食”一样简单。如果他们真的担忧所谓”噎”的部分的那些缺点，就应当选择留在美国。
在某种程度上，竞争也成了一种转移焦点的有效技俩。对我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最大的担忧似乎不是教室里的监控摄像头或国家控制的其他手段——而是他们周围所有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们的存在。2019年10月，当中国庆祝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我问学生这个节假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位新生写道：
节假日意味着别人出去玩时，我可以学习——这是我效率相对最高的时候。我能够比别人学得更多，绩点也就会更高。假期是我在学业上赶超同学的最好时机。
在四川大学，有一份自由主义倾向的学生自办的独立刊物，《常识》。它创办于2010年，刊名有向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致敬的成分（译注：Common Sense是思想家Thomas Paine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书中宣扬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观念）。不知何故，《常识》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得以幸存，尽管它不再以纸质出版，文章不再署名，也不再列出撰稿人名单。在我在川大的最后一个学期，最瞩目的报道是对校园内一名学生突然死亡的调查，以及关于一名本科生因食堂食物质量低劣而试图起诉校方的一篇专题报道。该刊物的一些记者曾上过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
在我离开大学的前一周，我在校外与该刊物的工作人员会面。大约有20名学生，几乎都是女性。这是大学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它并不完全是奥威尔式的——并不像《1984》里写的那样，“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根据我的经验，女学生似乎没有男学生那么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我猜她们也更不可能去“举报”一个教授。
在我们的会面中，《常识》的工作人员问我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何看法。我提到了激烈的竞争，还谈及了我的学生们对他们周身所处体制的理解和分析，这令我印象深刻。“但我不知道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说，“也许意味着他们找到了改变这个体制的办法？但也许他们只是搞清了如何适应这个体制。你们怎么看？”
“我们会适应吧。”有人说，其他几位也点了点头。
另一位女性补充道：“愤怒很容易产生，也很容易被遗忘。”
第三位女性，也是这群人中最小的一个，说：“我们会改变它的。”
【本文原载于《纽约客》杂志2022年5月16日刊。】
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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