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走访了江上冰先生，想帮助他记录一些人生故事。江先生已经近90岁，思维敏悦，记忆准确。这次拜访，知道他目前仍然自己开车，包括每天去华人超市去购买“世界日报”，他最近写了好几篇小文在报上登出。
知道江先生的太太尹集惠的人比较多，因为她曾经是萨克拉门托市教育委员会的委员，还是州府地区中华文化基金会，以及州府春节联欢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20多年前她因为中风，影响了语言和自我行动能力，多靠着江先生全力照顾，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家中有护工照顾。
尹集惠的弟弟是尹集成先生，成功的“麦当劳大王”。尹先生出名不是因为金钱，美国比他有钱的华人多着呢。他在社区有名望，包括在主流社会有地位，是因为他关心政治，特别是亚裔美国人的参政议政，鼓励和帮助了一大批亚裔人士进入议会，当选为议员和其他政治人物。
江先生和太太全力支持这个弟弟的社会公益参与，过去是出力，现在是出钱，为社区作出了表率。
这家人都有着一个大的胸怀，不局限于自己赚钱过好日子，还想改变社会，特别是改变在美国华人的社会政治地位。
江先生算是我的老前辈，在我前一个工作单位任职。虽然我开始就职的时候，他早已退休，我们没有在一起当过同事，只是听其他人说过，有一位有趣的华人曾经在这里工作过。我原来的工作需要不少计算工作，听说他编程序的能力很强。
这次拜访，知道他原籍江苏如皋县人，一家人随着父亲49年之前去了台湾，躲过了中国大陆之后的风雨交加。
原来就听说过台湾在49年后也是非常艰苦，江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也呈现了台湾50年代的困境。他父亲是工程师，应该比许多平头老百姓要好点，就是这样，家中出资上大学都有困难。
这次拜访还知道了江先生是台大毕业的，而且为上台大有段风波。他家住台南，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父亲囊中羞涩，拿不出钱供他在台北上学，希望他入学考上的师范大学。同中国大陆一样，台湾的师范大学也是免费，还有生活费。
他很想去台大，自己坐车到了台北，居然碰到台大教务长，还认了老乡，成为第一位江苏如皋县上台大的学生。这位教务长帮助他得到了奖学金，自食其力从台大毕业，然后去新加坡南洋大学当助教，几年后来美国上学。
江先生对他大学生活回忆中有两件事让我感受很深。
第一是50年代台大的国学教育。即便不是国学系的学生也要学习“国学”，也就是我们大陆说的中文，而且是非常优秀国学老师授课。曾经是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到了台大当校长后，带去了许多中国的知识精英，不少在台大教书。江先生回忆到他们大一第一学期就要学“论语‘，第二学期是“史记”，而且要求每周写一篇“周记”，老师仔细点评。
想起来前段时间，好友长志给了两篇他父亲黄邦彦的回忆文章。黄先生也是台大毕业，然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读研究生，碾转周折，回到了新中国，之后的遭遇不要多笔解释了。
在黄先生的回忆中，也提到在台大，即便是理工科的学生，必须学习历史、地理、以及国学，而且都是著名教授授课。
他们这些学生以后都发现受益匪浅，这些文史教育让他们终身受益。
第二是台大那个时期伙食状况的窘态，学生穷，生活非常清贫。
对我这样在大陆生长几十年后才来到美国的一代，没有受到过前面他们两位得到的传统文史和国学教育，但是经常肚子饿，家里物质和食物贫乏，没有什么吃的日子太熟悉了。
台湾实际上从60年代就开始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我们经过的辛苦日子更加长，应该是80年代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转变。
还记得我们上大学的几年，去食堂吃饭是10人一桌。每次派一位同学去领饭，一盆菜，还有一盆馒头，或者包谷面发糕，回来后给大家分。我们多是下乡知青，参加恢复高考后入学的第一批学生，这点饭菜无论男女同学都不够，可是也没有办法。大家都眼睁睁地盯着分饭的同学，希望有个肉块掉到自己的碗里。
另外，从江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有着感激之情，无论是父亲，还有继母，管过他吃过几顿好饭的同学，曾经授课的老师，到美国打工遇见的餐馆老板夫妇，甚至因为开车超速，放过他一马的美国警察，他都有着深深的谢意和感恩。
怎么说吧，像江先生在台湾早期受教育的一代人，更加体现了大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风范到了台湾后的继承和延续，同在中国大陆同一时期的人们不同，同我自己父母都不一样。
我们身上有着浮躁，自以为是，先入为主，缺乏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这也包括老李自己。
别说论语和史记，老李俺没有正经八百学过一天的历史课，学的国文都是歌颂当朝政府和领袖，还有控诉旧社会的文章。想起来，老李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开始脸红。
嗨，我们经过了中国历史上多么奇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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