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当年的“反动学术权威”弟子一见如故
和汪应果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2014年）七月。其时我们澳华文化博物馆筹委会成员一行到墨尔本参观访问取经，借此机会便预先和他约好在我们要参访的座落于墨尔本唐人街的澳华历史博物馆见面。汪教授已经七十六了，比我年长三岁，但一眼看去很精神，特别是他那娃娃脸型，给人的感觉是精力远未枯竭，还要做很多心中似已计划好的事情。
在这以前，我们也曾经感叹过“相见恨晚”。那个所谓“见”，是在电邮上互相文字相见。那是更上一年（2013年）九月，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来澳洲参加学术活动，同时想了解澳华文学状况，应果兄刚好不在澳洲，便通过悉尼女作家安红女士找到我来接待。朱教授在学术研究上卓有成就，尤以首先倡导“汉语新文学”这个概念驰名国际，但人还很年轻，是汪教授的学生辈。应果兄的委托很慎重其事，原来如他事后告诉我，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他们都出自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瘦竹教授同一个师门。陈教授是共产党执政前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又是西南联大教授，与曹禺是同事兼密友。这位教授生性耿直，在“文革”中作为江苏省第一批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与南大校长匡亚明同时一起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吃尽了苦头。朱寿桐年轻，几经辗转，落根在澳门大学，闯出一片天地。就这样，因为代劳接待朱寿桐教授这个因缘，让我有幸和应果兄联系上。他第一次发给我的电邮是在2013年9月13日，信里就说：“相‘见’恨晚矣！感谢安红让我们通上了联络。”其实在这之前，我曾经两次给墨尔本作家黄玉液先生发邮件请他转达对应果兄的致意，但转达没有成功。为此应果兄请安红转达的信上不忘解释说：“黄先生两次都发给了我，我也两次都给何先生回了邮件，表示相见恨晚之意，但没有回音。我估计何先生根本没有收到我的回邮，因为那时候我的雅虎邮箱正在关闭期。请你跟何先生打个招呼，以免我失礼。”
汪应果教授与夫人（坐右一、二）在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新书发布会后和本文作者（坐左一）以及其他部分与会者合照（2015年8月2日于悉尼市中心一家教育机构）。
算是好事多磨吧。几年前我知道墨尔本来了位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接着看到甚具学识和见解的署名“汪应果”的文章，便心生敬仰。去年那天的见面真是十分高兴，大不必说一见如故，因为我们已经是人未见心如故了。我告诉应果兄，和他见面，其实也是我心里想着的来墨尔本的一个目的。我要当面感谢他。前几年不认识，只好“偷偷地”在我主编的《澳华新文苑》上刊载了他几篇文章，因为实在是写得太好。
二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汪应果海外回眸看巴金
汪应果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巴金研究专家。2009年，为了体现巴金研究的历史成果和最新趋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巴金研究会主持策划的巴金研究资料汇编，首批问世的三部著作中就有汪教授所著的《巴金论》（其他两部为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与《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辉先生合著的《巴金研究论稿》和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所著的《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巴金论》论述巴金早期世界观的形成，研究他的创作道路，并在思想与艺术上分析和解读其主要作品；同时评述巴金在继承和借鉴中外文学传统方面的贡献。此书曾荣获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看得出，《巴金论》虽然是汪教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硕士论文修改后的再版，但中国学术界对其是相当重视的。
因此，当我在2014年9月看到汪教授为同年十一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巴金学术研讨会而写的〈海外回眸看巴金——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一文，心中不禁为之一震——此文赫然对他的《巴金论》进行彻底的反思和纠错。
汪教授在此文一开头就表示，四年前他到了海外，没有了原先的研究条件，因而继续做巴金的研究已不可能了。但人到了海外，摆脱了囿于一国之内的话语干扰（这种干扰几乎在许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高涨的国家内都存在），视野变得更开阔了，与不同文化的冲撞交流更为频繁，尤其是，出国后亲见亲历跟在国内受到的灌输其差别之大犹如天壤之别（用“王立军在狱中的供词”中的话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好骗啊”），这就促使自己去深入思考，从而产生一些新的感悟，新的视点。汪教授说，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汪教授在文中极其肯定巴金晚年封笔之作《随想录》。他说，《随想录》是不是说了真话？说的程度够不够？不能看表面，要看文章的暗示。在那个毫无言论自由的语境中，我们只能从巴金的字里行间去猜度作家的本意。比方说对四人帮后台的暗示，对秦桧后面的宋高宗的抨击，对愚民政策含沙射影的攻击等，都可以说是超出了当时舆论控制所允许的极限。书中流露出的许多观点至今都闪闪发光。汪教授着重提出他所想到的两点：一是把文革与希特勒的纳粹相提并论。这是巴金的独创性发现，至今无人企及。二是忏悔精神，这是《随想录》中巴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它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得到新生。
巴金为何能够在晚年达到这种思想高度？这就必须要正确地考察他早年的理论建树。这正是汪教授“海外回眸看巴金”的主旨。
汪应果是巴金研究权威。这是年轻时期的巴金。
巴金青少年时代的理论研究工作，对他的一生有什么影响，这本应该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可惜的是，人们对这一段避之还唯恐不及，大家都刻意地淡忘它。汪教授指出，巴金早年的理论建树是中国的研究界长期直至今天仍彻底否定或故意忽略的一大块；他的《巴金论》中虽然做了一些在当时情境下有违主流话语的辩护，但并没有给以正确的评价，所作结论不少是错误的。汪教授问道：试想一篇十五岁时阅读的《夜未央》作品就能够决定性地影响了巴金终生，那么他辛辛苦苦在那个年龄段出自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翻译连篇累牍的理论著作，居然对他会没有影响吗？汪教授说他初步想到的是，巴金早年的理论建树为他二十岁创作《激流三部曲》——这部不朽作品的反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可谓对中国的问题一箭中的——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而就巴金一生而言，这就像一尊定海神针，使他始终有定力来抵御思想强暴。在大半个世纪中，他嘴上不说，也不能说，但心里有数。
回想一下，在一个世纪之前，当列宁主义刚刚在前苏联大地上肆虐的时候，巴金，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就已经看出这场悲剧的性质及根源，并为那些受迫害的人们声张正义。巴金当时竟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错误。他在《丹东之死》译者序中说：
历史常常如此，民众把专政权交给别人要他们来压制民众的仇敌，但结果他们后来总是用这权力来压制民众自己。
这种在当年毛时代被视为十足“反动”的观点，正是青年巴金思想金光闪闪之处啊！汪教授现在“海外回眸看巴金”，无限感叹道：
这句话不仅早就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也被一百年来的列宁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实，它的的确确是真理铁律。
汪教授现在深感折服，由衷地钦佩。同时，他也对巴金在毛时代几十年间所表现的“软弱”以及其他过失、错误表示同情和理解——巴金老人晚年不也是为此在不断忏悔吗？他看了我的拙文〈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悼念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后对我说，那些肆意贬低他的人心态是有问题的，是揣着明白出人家的洋相。他们都知道，老毛意识形态强控制的重点是文学（所谓“小说反党大发明”），巴金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在政治上他始终是“绞索套在脖子上”的候刑犯人——他年轻时所崇尚的“无政府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必欲除之的“死敌”。巴金只要一言不慎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即使“四人帮”倒台已几年，《随想录》在香港一发表，上海宣传部长陈沂就组织大批判，那些人还想要大闹一番。汪教授跟巴金有过几次接触，这个问题巴金曾对汪教授十分隐晦地暗示过，他只说“难……痛苦极了”。
因为对巴金早年的理论建树有了新的认识，有了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汪教授现在沉痛地检讨说：
我不得不为我在《巴金论》里写下的诸如巴金的“极其错误的观点”之类的判断向读者说声对不起，我误导大家了，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尽管自己也是受了思想强暴的荼毒……（〈海外回眸看巴金〉）
汪教授这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非同小可！他这种学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中国学术界并不多见；他对青年巴金的这种肯定与赞扬恐怕也不易在那里得到太多人公开认同（汪教授为第十一次巴金学术研讨会而写的这篇〈海外回眸看巴金〉在上海开会时上交了主办者，却没有获准印出）。我看后即给他发了电邮，对他这位巴金研究权威表示敬佩。我很为他对自己过去认识进行检讨的精神所感动；我赞赏他对巴金的几点新的认知。为了呼应墨尔本的《大洋时报》发表汪教授这篇大作，我也把〈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这篇拙文传给他们发表，并加了一个“前言”，表示现在发表我这篇旧作是受到汪教授大作的感召，既是纪念巴金先生逝世九周年，也是对最近一些占领意识形态高地的权贵者重提阶级斗争、为文革招魂表示反感与抗议。
三 汪应果的文化忧思与对生死奥秘的探究
汪应果教授于2010年移居澳大利亚墨尔本这个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本来大可以悠哉游哉，无忧无虑颐养天年，但他依然时刻关注中国国家大事、社会问题，其关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以往。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初到墨尔本便认识了本地《同路人》周刊同仁周伟文先生，一口答应为其撰稿，以自己的所思所感，讨论中国的发展路向。就这样，汪教授在两年多时间里，写下数十篇内容精彩、寓意深刻的文章，许多篇什充满人生哲理灵魂探问，盈溢着文化忧思家国情怀。2013年3月，他结集交香港奔马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这是他在这一时期勤奋思考的结晶。
汪应果著作《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封面
汪教授在书中专门讨论了“灵魂”和“生死奥秘”的问题，这不奇怪。他思考“灵魂”由来已久，十年前就出版过一部文化大散文《灵魂之门》，颇受读者欢迎，还再版发行过。现在他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趋成熟了。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声称：
这本书我想解答一个千古以来人们苦苦求索的终极问题，即宇宙从何而来？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我力求用简短明瞭通俗易懂的语言，运用中国古代哲学与二十世纪量子论的知识，运用东方‘悟’性思维与西方实证逻辑思维结合起来的方式进行科学的解释，并做出许多令您臆想不到的全新的结论，使您阅读后产生一种大彻大悟大解脱的惊喜。
看得出，这是汪教授写作此书的出发点，也是他要达到的一个最终目的。
应果兄如一般人所知是一位文学教授，他何来如此功力探讨如此深奥而且超越文学领域的问题？作为与他共事多年的好友，朱寿桐教授对他的知识背景做了一些趣味性补白。据他所知，汪应果自小的特长是自然科学和画画，以后他对科学兴趣始终未减。有几件事可以窥见一斑。许多年前，“反伪打假斗士”方舟子关于真伪科学标准的见解曾遭到汪应果的驳斥，汪举出量子论的理论来证明科学的真伪不是凭借人们的经验，因为量子论是跟人们的经验完全相悖的。方舟子不服气，争论起来，最后结果是：方舟子认错了，承认自己有些科学知识不具备。在南京大学里也有一些趣事。有一次汪应果向某物理教授请教“虚时间”的问题，被问的教授张口结舌，连问“你一个文学教授问这个问题干什么？”还有一次教授们搬新居，汪教授的书籍及读书笔记都堆在地上，其中有许多是高等数学及电子学的笔记，一位数学教授走过来看见问是谁的，汪说是自己的，数学教授说他“吹牛”，然而当他看见笔记本上的签名和笔迹，只好立刻无言了。汪教授在他一些专著及文章里每每出现自然科学的话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哥哥和好同学都是物理学家和院士。据朱教授所知，《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这书的开篇之作，就得到了他物理学家同学的首肯。篇中观点层层相扣，具有极强的逻辑性，每一思想的飞跃都引用了国际权威科学家的观点。汪教授的学术力作之一，便是《科学与缪斯》，这正好表明这位杰出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的框架。
一部书的第一篇往往即是点睛之作。为什么汪教授要把灵魂问题的讨论放置在他的《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一书中的篇首？朱寿桐教授进一步指出：“因为它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偏偏是中华民族久已丧失殆尽因而导致道德崩塌的总病根。”（朱寿桐：〈复兴中华文化的思维之纲——《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中的忧思奥秘〉）
2013年7月14日，《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新书发布会在墨尔本举行，汪应果教授在会上作了讲话，讲话的题目非常醒目：“中华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讲话中，汪教授说他完全同意北京学者作家陈行之先生关于“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掠夺集团’”的结论，同意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关于中国的危机在于社会组织的基础（包括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已被彻底破坏的观点。在汪教授看来，最根本的是全民价值观的毁灭。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灵魂，失去了脊梁骨。看看每天网上暴露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丑闻，便可一目了然。失去价值观的后果就是国民素质的劣质化。具体表现为：流氓型（公民无行为准则，无道德底线，蛮不讲理，它的“大练兵”始于“文革”）；贿赂型（所有社会行为都打上利益需求的烙印，并以金钱、肉体、利益交换为润滑剂，包括宗教也不例外）；互虐型（以邻为壑：你用三聚菁胺，我用地沟油……等等等等）。这股劣质化潮流甚至走出国门远销国外。
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汪教授认为与二十世纪这场农民革命有关。这场革命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开始时还带有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色彩，因而表现出某种勃勃生机，以后随着理想在实践面前的碰壁，终极追求也随之消失，从而更多地表现出农民革命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特征，具体表现在一切为了夺取政权并试图永久为其后代保持政权的努力上。这一切思维、计策和手段，都可以在毛泽东身上看到集中表现，看到源头。上海作家沙叶新曾引用《国歌》中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形容当今中国的现实。这话虽然显得有些偏激，但从某个方面来看，汪教授说他亦深有同感。他这本书就是表达对于中华文化现状的忧思之情。他在〈也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一文中表示：
我以为中华文化复兴的目标和任务，就应该是：高扬三皇五帝的民主文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高扬古代神祗的牺牲奉献精神，反对“精致的利己主义”；高扬屈原的清流独立人格，反对权钱收编的浊流文化。高扬敬畏探索“天道”的终极价值，反对功利的食槽文化。
汪教授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来进行反思、批判和探求的。他在〈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中说：
“文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没有抓住振兴民族文化的关键即铸造民族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唤起一个民族对终极真理孜孜以求的追索精神。历史证明，民族的盛衰总是跟此相连的。”
此书中的篇什，或许如汪教授自己在〈前言〉中所言，尚未“尽言”，但肯定是“尽心”了。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汪教授以当今世界文明为准则，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来探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在他身上，儒家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难怪朱寿桐教授把此书看作“复兴中华文化的思维之纲”。（见朱寿桐，同上）
四 《烽火中的水晶球》：耄耋老人创作宣扬普世价值的儿童文学
去年五月，应果兄来信说，他前一阶段一直忙于写作长篇小说，接着一下子便抛出一部大著《古城墙的回声》。学者教授写长篇小说的确不多见，但我对应果兄这一手并不感到突然，因为他以前也曾出版过几部。就说他于2007年7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并在其后引起强烈反响的《海殇》吧。这是他尚未全部完成的《百年海梦》的第一部。这史诗般的作品为三部曲，以清末海军将领汪治东的家庭为主线，全面回顾、反映中国海军成长的悲壮历程。这部《海殇》出版后，被评家认为是一部具多声部主题和史诗美学特征的厚重精美之作。作为《百年海梦》第一部，全书视野极为广阔，场面恢宏，情节跌宕曲折，悬疑迭起。它从震惊中外的甲午海战切入，对历史事件作全方位、多维度的立体扫描，重点描写清政府在战败之后重建海军的努力，以及日本占领台湾后中日双方围绕争夺南中国海诸岛展开的激烈较量，一批爱国志士为捍卫中国濒临失去的海洋主权所作的抗争，最后写到清朝海军集体“反正”成为民国海军的壮烈过程和幕前幕后的故事。
汪应果在墨尔本的文学会上谈他的家世。
学者教授写小说自有学者教授的特点，例如比较严谨，没有水份，我看钱钟书的《围城》就有这个感觉。现在看《古城墙的回声》也觉得的确这样。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应果兄对我说他打算把这部作品送交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参加本年度评选，我在电脑上计算一下，此作十六万五千多字，恐怕不符合南溟关于作品要达到“二十万字”的要求，因此对他说，你作品的思想和文字功夫是没得说的，当然是上乘，但可能要增够字数会保险一点。不料他回答说，再修改补充一下增添三万多字符不是难事，但他不想去拉长，因为毕竟是自传体小说，必须有基本事实，随意加水分就不好了。既然因字数问题，就不申请南溟基金啦。在文友劝告之下，应果兄才最后送选。
《围城》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而成的琐碎的情节，刚好《古城墙的回声》也不囿于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故事的编织。当然我不是想要大家认同应果兄此作可以与《围城》这部被誉为风格独特的“新儒林外史”、甚至被夏志清先生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相提并论，我只是说刚好它们有些相似之处。其实从题材内容及其主旨来说它们很不一样。《围城》是学者教授写（讽刺）学者教授，而《古城墙的回声》则是汪应果教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取材于他童年亲历过的抗战岁月。由于这个取材，据说也因为便于通过苛严的中国出版审查的考虑，汪作被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归为“儿童文学”一类，书名也改为《烽火中的水晶球》。
汪应果自传体长篇小说《烽火中的水晶球》封面。
这个更改并无不可。就像本书“楔子”所言，此书就是寻找他儿时丢失的水晶球并极力恢复水晶球里的记忆。这颗水晶球就像是他的“通灵宝玉”，作者的追寻是那么不屈不挠：
……尽管我也知道这根本是完全徒劳的举动，但糟糕的是，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潜意识，一种丝毫不感觉到一点负担的本能……我之所以要寻找它，原先是因为我有一个儿时的情结，加之后来我渐渐了解到水晶具有储存高密度信息、吸收超高能量以及双折光现象等等一系列神秘的电化学特性，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
这个“儿时的情结”，成就了这部小说。全书以四十个小标题分节，就是以幼时的“我”的视角来叙述四十个相对独立的童年时代小片段故事，并不时掺杂成年以后的点滴回首，写出1942年至抗战结束在南京度过的那些苦难岁月，写出那段日伪时期南京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坚强意志。如论者指出，儿童视角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美学风格。儿童的大脑容量要比成人的小，无法在一个短期内包容太多的信息，所以以儿童的眼光看待世界，必然不会是连续的画面，而是像一张张照片一样断裂的信息。还有，儿童和女性有着更多的天然的联系，因而在小说中，出现了好些女性形象，这很符合儿童心理。除姐姐以及正直、善良、爱国的文老师外，还有三姨、金牡丹、小美丽、301室病人……其中三姨、金牡丹、小美丽三人之间的复杂变换关系，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人性在矛盾形成中有张力的迸发。就这样，作者通过儿童澄澈的目光，再现了那个非常时期。在作者小小的心灵中，有对自己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深深怀念，有对抗日英雄的无限敬仰，有对普通人人性光辉的赞美，更有对时代命运的悲叹以及对中华民族坚韧、善良的品德的歌颂。
一位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大灾大难的七十六岁的老人写了这么一部“儿童文学”。这类题材的作品很少，特别写当时国民政府南京的好像还没见过。应果兄对我说，他要用他的真实经历让没有经历过那段人生的年轻人知道什么叫做亡国奴，也让日本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父辈当年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事。他在书的扉页上标明：“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国抗日战争牺牲的敌后无名英雄们”。这是一部极具思想深度作品。全书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爱国意识。但读者感受到，这股爱国意识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而是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宽容、谅解等文化的基因。应果兄在书中写道：
我的父亲却从来不曾教过我要恨所有的日本人，不，即使是在对日抗战的艰苦岁月，即使是在我们已经沦为爸爸所谓的“亡国奴”期间，也从来没有。父亲不认为盲目地仇恨其他民族是正常的，他的恨是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是按善恶划线的，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好人用好人的办法结交，坏人用坏人的办法对付。”
小时的应果兄，深受父亲这种思想的熏陶。在小说的最后，日本投降，给“我”一家和周围的中国人制造诸多灾难的龟田队长剖腹自杀，他的儿子小龟田现在已经是小困兽一样，小朋友报复，打他，也叫“我”一起来打。但“我”捏紧的拳头打不下去，孩子简单的感同身受的逻辑使“我”放下了手。“我”看他的鼻血还在淌，想起了以前文老师止血的办法，还教他。的确，战争波及甚广，但带来的更是个人的悲剧，“我”以童心所感受到的人性不仅是对抗暴力刚强不屈的精神，还有战争给人带来的无限伤害。医院里背井离乡却受同国人欺负的日本孩子、战争结束后自尽的日本军官遗留下的家属也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在《烽火中的水晶球》扉页上，应果兄引述米兰•昆德拉一个观点：人生就像演戏，但它永远没有彩排，没有预演，经历一次，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用他的话说，就是“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应果兄认为米兰•昆德拉此话是不完全的。在应果兄看来，人生就像品茶。真正的品茶是放在第二道，茶味儿就品出来了。生活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当初懵懵懂懂经历的一切，只有在事后的回味当中，才能加深理解，甚至逐渐领悟生活的真谛。这也有点像空谷的回声，永远比真实的声音韵味悠长……人生不能重复经历，但却可以重复回味，思考，因而它既等于“压根儿没有发生过”，也等于永远存在。生命就在永劫回归的偶然性中实现了它的价值。
生命就在永劫回归的偶然性中实现了它的价值。诚哉斯言！在结束战争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是否能返璞归真冷静反省过去？汪应果教授痛感当下中国的抗日“神剧”有悖于史实的现象，抗战岁月的亲身经历成了激励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动机——当年的无名英雄唤醒了他这段记忆；家国情怀文化忧思又让他这段记忆闪现出人性的光辉。于是，这些内心冲动铸成了《烽火中的水晶球》这部可称之为“南京版《城南旧事》”的作品。它超越了普通的“二元对立”式的“抗战”小说的描写模式，具有更为宽广的思想内涵——其博爱情怀让它超越了个别民族的范围，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因而具有普世价值。
五 “内定右派”：汪应果注定在中国大半生倒霉
如前所述，《烽火中的水晶球》中，不时掺杂作者成年以后的点滴回首。在上述“我”捏紧的拳头对龟田队长的儿子打不下去这个情节之后，应果兄抒发了这么一大段回首：
多年以来，这一幕也常常在我脑海里回旋。我一次次地反思我当年为什么没有勇气打他一拳？在以后无数次的向党交心的会上，在一次次的“斗私批修”的检讨书里，我都曾把这一段当成思想根源来狠狠地挖掘，结论当然也就不断地变化。我曾归咎于我生性的软弱，我也曾归罪于从小读了太多的封资修的书深受“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影响，我更把它的危害性提高到了一旦敌人入侵或是阶级敌人猖狂向党进攻时我的这种思想有可能会导致“亡党亡国”的高度，以后我甚至试图加以理论的解释，认为这反映了自己具有国民的劣根性……其实，一个孩子，当时能懂得多少呢？我承认，我怕血，我胆小，还有就是心太软，看不得人家受罪。
这不是一般的文字，这是一个老人和着血泪的凄苦的人生回首啊！儿童时代不过一分钟的举动，却带来成年后几十年间无数次检讨、深挖，“上纲上线”到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国民劣根性。真是何其荒诞荒谬！许多人读着这一段话，也许正因其太过荒诞而难以置信，但那些有过类似切身经历的同龄人，不能不感到有如触电般的震撼。我们这几代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谁没有被威迫利诱“向党交心”？！谁没有一次又一次自我检讨自我糟蹋以致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谁没有被煽动去揭发批判伤害别人又被别人揭发批判伤害自己？！在几十年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斗争哲学”，以及最后发展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把中国人特别把中国的文化精英折磨得半死不活。正如前央视知名主持人毕福剑“毕姥爷”在饭局中吐出真言：“哎可别提那个老逼养的了，可把我们害苦了。”毛泽东通过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强硬洗脑，改造人性，力图把“仇恨”的种子深植于亿万民众的血液中，而不惜把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美德摧残葬送。
看着应果兄这段甚具代表性的的回首，我不禁思索他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轨迹。
他多次表白他对于中华文化现状的忧思之情，而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家国情怀是跟他的家世身世都有关的。他出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就在日寇攻占南京之前的一星期，他母亲怀着他，跟随父亲带领着全家仓皇离开南京，躲到安徽一处偏僻的小山村生下了他。之后，全家又逃难到武汉、广州、香港，再折回到上海的法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租界，父亲无路可逃了，只有带着他们重新回到日寇占领下的南京，躲在中华门城墙根下的一座破房子里，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幼年。他们之所以不停地逃难，是跟他父亲有关的：他是江南水师学堂的第三期学员，那里出了许多晚清及民国的海军高级将领。他父亲就曾率领着“海容”、“海琛”号巡洋舰两次巡航南中国海，驱逐日本商人和日本海盗，成为第一批中华民国授衔的海军高级军官。对于这些人，日本鬼子是下决心要抓捕的。父亲的学生、应果兄儿时常常见面的王伯伯、海军少将王寿廷将军就不幸被日本人抓住，严刑拷打，灌辣椒水，最后肺都烂了，但他坚不吐实，英勇牺牲。应果兄的姐夫严开运参加过保卫南京的战斗，亲眼见到日本人的大屠杀，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军队参加了日本人在南京的受降仪式；应果兄大哥汪曼生是早期的共产党，支持并参加了十九路军保卫上海、抗击日寇的战斗，组织过上海城市抗日游击队，后来被派往江西“苏区”任宣传部长，在毛泽东的“肃反AB团”中被残酷杀害，后追认为“烈士”……这样一个家世，即使中国共产党当政，也应该肯定吧？汪应果教授的父兄亲朋，对中华民族、对这个国家，甚至对中共夺得政权，都是有功的，有的还牺牲了性命。
再看看他本人。应果兄一生贡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了半个世纪的教师，大概算得上是全中国少有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1958年党中央的号召口号）至今仍然在健康写作的人了，教出的学生远远不止弟子三千，而是超过万人以上。在工作之余或与工作有关，应果兄至今出版过二十部左右的著作和百余篇论文及文章（没有正式统计过，其中包括少量合作的），各种文体都有，大部分是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也有文化大散文、长篇小说、哲学论文、政论散文甚至还有虽然数量不多的剧作、诗歌等等。他从一名中学教师，当上了南京大学正牌教授，当上了博士生导师。他这一生的贡献和成就，足以证明他是中国文化的精英，一生勤勤恳恳，敬业有加，就像鲁迅说的，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如果正常的话，毫无疑问应该是非常珍惜这样的文化精英。但让应果兄非常不解的是：为什么他这大半生，每逢“运动”，就要倒霉，苦事难事都是冲着他来，奖赏却从来与他无缘。尽管他一向工作、业务都十分出色，也没犯什么错误，但到时候都要把他拉出来批批斗斗。这是为什么？这个一直折磨他的问题的答案直到应果兄在2010年即将离开“祖国”时才知道。真相大白：原来他还有一个身份：“内定右派”！在离国前，有一天，应果兄向一位叫孔亮的人告别。这个人对他有恩。1962年，应果兄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从遥远偏僻的黑龙江松花江调回家乡南京，当时正是人祸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事冻结”，只有南京第四中学的这位孔亮书记把他收留了。这个人曾经是新四军的连长，打过日寇，二级战斗英雄，后来当过南京教育局的人事处长，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十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应果兄与他告别，说：“孔校长，我要去澳大利亚了，向你告别。”孔亮动情地说：“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了，你的档案里写着，你是‘内定右派’，说你‘走白专道路’，将来‘只能使用，不能重用’。汪应果，我在五十多年前就看出你是一个人才，而且是个大才，四中是留不住你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一点没有看错。当时别的人不敢要你，我就敢要你，我不怕犯错误。我要的是人才。”
“内定右派”！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这是什么意思都难以理解。这个陌生的专有名词是1957年“反右”的创造。应果兄这才恍然大悟。当时的“反右运动”倏忽之间就打出了五十五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摧残了过百万中国知识分子，让他们在冤屈中度过坎坷沧桑悲惨的一生。当时年纪轻轻的大学生汪应果不幸也成为其中之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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