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功成万骨枯
历史证明，中共革命，血流成河。根据地的红军壮丁，连同前来进剿的国军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毛将近七年多的反围剿和一年的长征实战经验。在窑洞里安定下来的毛已经欲罢不能，急切地要把他的经验理论化，落笔成文，于是就形成了毛的军事著作。真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任何人在经过实践之后，再学习相应的理论论述，多半会有较深的体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运用理论可以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可以在实践中更加提高自己的技艺。毛泽东正是在延安窑洞里才比较全面地接触和思考了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理论，才对自己的战争经验做出了反思。军事科学跟任何科学一样，都是总结出基本规律，然后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时期和地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毛的军事文献中，比较有特点、也有创造性的，就是游击战略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口诀的确是简单扼要，朗朗上口。够得上游击战争专家级称号。至今这十六字诀的发明权在中共党内尚存争议，根据党史杂谈（《温相说党史》）的考证（薄一波等人的回忆录材料），认为发明权应当归属朱德；而毛泽东等人是实际应用者。
颂扬毛军事思想者往往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毛到底是善于运用军事科学的规律（知识），还是对军事科学规律有新的发现（新概念或新规律）。如果是纯属军事学的内容，比如毛喜欢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林彪提倡的“人的因素第一”等等。这类知识，其实俄国军事家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中早有论述；在《论持久战》中毛大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等说法，我们知道，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里也有详细的论述，当然说法各有特点罢了。毛本人在延安窑洞里听取《战争论》直译介绍时就赞许地说过：克劳塞维茨对“集中优势兵力”的问题讲述得好！……欧洲人莱布尼茨发明了数学微积分理论，我们中国人学会了微分积分的方法，用以解题，用以计算，用以施工，那仅仅是应用这个理论方法而已，我们不能说我们发展了微积分的理论。那是有违基本的学术伦理的。毛学习了东西方的军事学理论，在三年内战期间也有所应用，（当然也依靠了情报战和其他心理战略战术），打了若干胜仗，推翻了国民党政权。一个没有上过军校的人，通过自学和神机妙算，战胜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多半都是军校讲武堂或者陆军大学毕业的国军将领。不能不说是军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军帽上的红星是用国共两军死伤者的鲜血染红的！毛泽东毕竟仍属能征善战的将领, 而不是具有理论建树的军事科学家。
但是，毛主持指挥的战例也不是百战百胜，败绩绝非个别。最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金门登陆一战，九千解放军官兵在古宁头全军覆没，一败涂地。当时毛刚刚宣布政权成立不到一个月，已经狂妄轻敌，忘乎所以。打海战竟然没有海岛潮汐信息，更为可笑的是，竟然不知道守岛部队陈荣良部预备换防撤离，而台湾精锐部队胡琏部已经拢岸接防，实际上登陆部队迎战的竟是双倍的敌军！开战后海潮退去，所有船只全部搁浅被炸；援军不至，撤退无船。反坦克火器因分三截装船，临战竟无法拼装，登陆解放军横遭美式坦克凶残碾压。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也是重大的败绩。志愿军伤亡八万馀人，被俘高达一万七千馀人，从此板门店谈判的主题也改成了战俘遣返问题。所谓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常胜将军神话，也是过甚其词。三大战役的胜利归功于主帅，金门、朝鲜的败绩归罪于部属，绝不是客观的历史评价价。
人民战争理论
面对中国古代兵学先贤和国内外的诸多著名将帅和军事科学理论巨擘，毛本人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如前所述，毛并不热衷于把自己宣传成军事专家。七年反围剿游击战，一年长征（败退转移），积累了胜、败丰富的经验；八年“抗战”虽无显赫战绩，好歹也有牵制和骚扰日军之功；三年内战大获全胜并建立政权，无不应用运动战、阵地战、歼灭战和速战速决、以及大踏步撤退，大踏步进攻等等的战略战术……这类应用，从名称到内容都是军事科学中的基本常识，而不是什么耳目一新的战争艺术创新。毛在内战阶段打了较多的胜仗（也有败绩），但是只能说是战争理论方面的学以致用，得尽天时地利与人和，毕竟在战争科学的理论上真有什么突破是谈不上的。毛也历来不把自己的胜利看作单纯军事的胜利，那是毛经常批评的“单纯军事观点”。（官方宣传宁用毛委员之称，绝不使用司令、将军之称，自有深意存焉）。恰恰相反，毛认为，中共的胜利是思想、政治、社会、经济、军事胜利的结果。按照林彪的说法，就是人民战争。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是公开确立林彪为毛的接班人的宣言书。（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确认林为唯一副主席，毛的接班人）。在发表之前，他们君臣之间一再统一口径，为毛的人民战争思想精心定制了一套官方定义。在这个人民战争的框架下，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包括土地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还有人民军队（包含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是一整套革命体系，其中核心的思想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是一个偏正结构，前偏而后正，手段是武装革命，核心是建立政权。方式方法包括促成统一战线，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创建革命军队，不断扩大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然后按照“亚非拉是世界的农村，西方是世界的城市”的说法，最后埋葬帝国主义。这一套理论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军事部分是一个重要的成分，但比之于总体仍只是一个局部。毛的自我定位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思想家，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毛的军事思想仅是毛整体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观察，都应该说，人民战争思想都比单纯的所谓毛军事思想更概括，更名实相符。
不顾血本的国际援助和彻底全方位的失败
林彪公开亮相做接班人，仅仅六年零十天，就坠机外蒙死于非命。但是人民战争的思想体系依然不可撼动。毛自己也比较自信，觉得人民战争思想比他的文革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成熟，党内也很少异议。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受苏共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一度中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对此极为窝火。随着毛主导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进展，六十年代对毛的个人崇拜死灰复燃，并逐渐向国外蔓延。中共中央加强了对亚非拉国家的武装斗争援助，毛动用中国人民非常宝贵的血汗财富换取外汇去支持一些国家的所谓阶级斗争。这种支援不仅仅是国际主义的革命友谊，而且含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特别支持那些展开武装斗争的人民，并以他们的胜利证明毛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普遍真理，是继马列两大里程碑之后的第三大里程碑。
1960年代中苏公开破裂以后，毛和中共中央为支持所谓国外毛派共产小党派，几乎到了不顾血本的地步，少数外国骗子公然伪装革命骗走外汇，其中以荷兰的毛派小党（实际上是美国中情局特工彼得贝维小组）最有代表性。在拉丁美洲，古巴革命功臣切格瓦拉的墨渍理论跟毛的人民战争根据地理论并不吻合，缺乏土地革命因素，但是毕竟也是武装斗争的实践派，有武装斗争就好。所以当格瓦拉访问北京的时候，毛仍然给予他大笔的美元资助。不久消息传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地区已经被俘处死。
另一个毛派恐怖领袖就是秘鲁毛派光辉道路领导人贡萨罗（比斯曼）。他曾到北京接受过人民战争革命训练。他领导的光辉道路暴力团伙曾经据有三分之一的秘鲁国土，但是他们太恐怖太血腥，不仅杀害官员，也杀戮平民，竟至砍断参加国家选举的选民手指，游击队袭击公共场所和外国使馆，全面丧失同情。比斯曼被活捉判处终身监禁以后，光辉道路已逐渐销声匿迹。
在非洲，五十年代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武装力量就得到过中共的物资援助。后来中共一度介入安哥拉的美苏冷战。那是一场拼外汇拼国力的战争，好比是穷人与富豪比宝的游戏，不知榨取了多少中国人民的血汗。精通英法两种语文的前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教授回忆她在六十年代也曾被指派去培训法语非洲的青年，这些年轻人在北京学习了几个月人民战争革命理论，背诵了不少毛语录，返回非洲去展开武装斗争，从此音讯杳然。
在亚洲，中共的投入最多，也持续最久。东南亚各国朝野都非常痛恨中共支持的武装游击队。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泊尔、柬埔寨、缅甸都有这类游击队，鼓吹和实施毛的枪杆子理论。缅甸共产党在中缅边境组成人民军，开展武装斗争，多年仰赖中共的资助。毛死后，邓小平切断援助，缅共武装有的变成恐怖的武装贩毒团伙，危害世界，也毒害中国。印度的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武装叛乱，印度的毛派共产党一度得到发展。该党领袖查鲁马宗达被抓获后在狱中病故。从此该党衰落，成为印度落后地区的恐怖团伙，星星点点，时明时灭。
在毛的晚年，四人帮特别急切地希望把柬埔寨打造成毛武装斗争胜利成功的国际样板。中共重金资助波尔布特红色高棉集团，包括武器、广播电台、药品、服装，应有尽有。该集团极端反人类的倾向极度膨胀，杀害平民包括华侨近两百万人。他们实行比文革还要过份的废除货币、取消城市、取消职业等反人类政策。毛在去世前还指派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在1975.12 -1976.2期间）直接前往柬埔寨视察，鼓励红色高棉。张春桥此行是希望让已经年过八旬的毛泽东好歹看见一个由他的理论指导“成功”的无产阶级新政权。然而，曾几何时，波尔布特覆亡后，柬埔寨成为共产主义反人类罪行的受害国典型，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因屠杀百万人民的罪行而受审，判处终身监禁。
中共为马来西亚游击队在湖南建立了一座广播电台，每年供应经费、枪支和药品，培训人员。直到1989年，切断资助。 马共领导人陈平客死泰国，不得归葬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游击队解散后部分归顺政府，其馀变成恐怖主义匪帮，自生自灭。尼泊尔毛派游击队较为特殊。先以武装暴行逐渐取得政治恐怖影响力，然后跟其他政党妥协，放下武器，参与议会选举（注意对比：毛1945年参加重庆谈判，坚决不肯交出武装）。从放下武器这一点上说，普拉昌达就已经背离了人民战争的基本思想，误入歧途了。
亚非拉所有的毛派武装斗争组织奋战，苦斗，无不留下数以万计的累累血债，却一个接着一个被消灭，幸存的武装或投降，或隐遁，或成为匪帮。总而言之，没有建立任何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无一成功，完全失败。即使是红色高棉直接听取过毛的耳提面命，又有四人帮的军事顾问组飞赴当地就地指挥，也无法挽回最终彻底崩溃和国际审判的命运。毛本人生前看到的红色高棉政权也迅速土崩瓦解。在他身后的数十年依旧没有成功的案例。这才是毛和他的崇拜者们无望的悲剧！
历史规律还是特别例外？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宣言的预言没有一项得以实现。列宁的十月政变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不符合马克思国际革命的说法。从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列宁的苏维埃革命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胜利也是历史的特例，并不符合马克思说的客观规律。俄中两国都没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产业工人队伍，都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怎么就忽然间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本身就很荒唐，根本违背马克思的论断。从时机上说，也是因为主要工业国家忙于互相的你争我夺，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苏维埃出现在一战之后1918年，中共地下党出现在二十年代1921，人民共和国则在二战之后1949年建立。都是工业民主国家被战争拖累得精疲力尽无暇他顾的时候。马列依靠的是暴力血腥的手段和专政，违背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的人权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战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彻底垮台。亚非拉毛派武装还都带有共产党人的内斗基因，无一例外都患有残酷打压和杀害内部同志的癌症。台湾的和平土地改革树立了人性化民主转型的榜样。亚非拉的底层人民也逐渐看到，杀人放火抢来的土地毕竟不如合法改革获得的土地来得放心。
从1950年代至今，毛式思想在亚非拉已经传播和实践了半个多世纪；迄今竟然无一成功案例。在中共的游击战时期，朱毛那一套是可以奏效的，不过那是以自然经济和交通信息呆滞为基础的。现代的亚非拉穷困地区也要发展市场经济，也要拓展交通，畅通信息渠道，人民战争的思想和实践（尤其是暴力土改和军事割据），就会跟当地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日渐变成反动的社会思想。而且人类文明进入了半导体和电子信息发展的时代，游击活动的隐秘性也越来越难维持。亚非拉国家的政府军围剿恐怖活动的信息手段和打击手段更强了。仍按井冈山和长征时代的方式革命夺权，在当今时代已经越来越不可能。
1986年美国中情局组织了多名专家研究了克劳塞维茨、列宁、毛泽东和格瓦拉等人的革命战争战略和策略，总结了一套“低烈度战争”的方式方法，专门对付亚非拉贫困地区的暴力游击活动。低烈度战争运用军事、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等多种手段展开全面的打击手段，进行信息和心理的战争，戳破洗脑的圈套，有效地实行经济方面封锁，充分展开情报战，精准进行斩首行动，有效地消灭恐怖暴力团伙的头目，暴力武装群龙无首，就会自乱阵脚分崩离析；低烈度也意味着相对的低成本和就地清剿。实践证明，低烈度战法依靠现代电子信息和现代武器装备是消除毛式人民战争暴力团伙的有效手段。印度的查鲁马宗达瘐死狱中，秘鲁的比斯曼终身监禁，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在围剿包围圈中病死。马来西亚的陈平缴械之后病死。
近年来世界的新式武器又出现了高科技的突破。信息战反应更灵敏，斩首行动更精准，无人飞行器的成本也日益更低廉。伊朗军方头目苏莱曼尼被瞬间精准击杀，更让暴力恐怖武装心颤胆寒。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日渐式微，唯有毛氏人民战争革命还在南亚国家的穷困地区困兽犹斗。但是他们的手段是血腥而反人类的，在当今谈判和对话的时代，终究是不得人心，很难抵挡低烈度战法的围剿。就连中国官方的一带一路构想，也必须跟当地执政的党派和政府合作，共同开发经济，而不可能同时去兼顾丛林中的游击武装。
毛思想恶劣的副作用
毛氏人民战争的思想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副作用，就是毒害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民主理念。长期接受党化宣传的国内群众已经被中共炮制的革命历史深入洗脑。(国内教科书从来都隐瞒中共地下党和军队得到苏联的大量资助和军援)。在谎言洗脑的环境中, 人人都知道中国没有民主，贪官遍地。可就是不想到从我做起，自己就应该起来揭发和反抗。要么没有反思和反抗的意识，要么就是强调除了武装革命，中国民主没有指望。下意识里，反抗的人必须组成一个地下党，然后会合成一支反抗的武装，经过几番征战，才能改造中国；没有武装的人，要么消极等待，要么忍受奴役。 这些纯粹是政治教材中的中共成长套路的荒谬结论延续。毛的这种片面的暴力洗脑教育，让人民以为世界上除了枪杆子道路，无法实现社会变革。实际上，苏维埃政变和中国革命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空隙中的特例，马列毛的暴力革命实践除了他们侥幸的成功以外，再也没有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恰恰相反，苏联东欧的巨变反而证明，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阻挡不住民主自由的和平演变。海外民主运动的任务不是搞以卵击石的武装反抗，而是向国内人民介绍民主宪政的真相，揭露共产专制的谎言和虚伪。从长远看，暴政的机器能够蹂躏血肉之躯于一时，却终究抵挡不住真理和自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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