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祖克曼（Gabriel Zucman）经过多年研究发现：美国财富集中程度情况在这100年内呈现U形曲线。贫富差距在1929年达到峰值（0.1%的美国人坐拥该国25%的财富），并在大萧条后迅速收拢，经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经济后再度下滑，于上世纪70年代达到谷底。自80年代起，美国人的收入不平等情况急速恶化，进入21世纪已经逼近0.1%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该国财富占比为“20%关口。“美国财富集中水平已经回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上世纪20年代，1929年“大萧条”之前，0.1%的美国人坐拥该国25%的财富。如今近100年过去了，美国人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又回到了当初的水平。2016年占美国人口1%最富有的一群人，手握全美38.9%的财富——这也已经回到了上世纪前叶的水平。仅有约126万户家庭的“1%俱乐部”成员，平均每户拥有2680万美元的财富，超总体平均水平（所有财富除去所有家庭）40倍。年均收入至少超过其他99%家庭的26.3倍。若将福布斯400强财富数据算进去，“1%俱乐部”在2016年坐拥美国资产比重已达40.8%。就贫富差距来看，目前世界上除了俄罗斯，还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般严重。
值得讽刺的是，信仰上帝、倡导人人平等的美国，却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历史上曾经的灯塔之国，平等、自由之火正在渐渐熄灭。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物欲横流，许多美国人只能超时工作以免被抛入低收入阶层，只能在超压力阈值的状态下工作以免被炒鱿鱼。美国每年因为工作压力导致死亡的人数多达12万人。61%的美国员工相信工作压力是他们生病的原因。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菲佛在《工作致死》一书中指出，1950年代或是1960年代，企业雇主们可能还会兼顾员工、客户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然而，现在是一切都确保股东的利益。在一些行业，员工超时工作已经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在银行业。许多时候，员工长时间工作，回家也只不过暂时休息一下冲个淋浴后又返回到单位，继续上班。金融圈人士常年处在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状态，造成健康长期透支、身体被掏空。于是酗酒、药品上瘾（包括毒品）都成为解压的方式。工作是导致人们死亡的第五大原因。雇主以及政府应该为此负责，但是他们却没有作为。
我们听到一些亿万富豪在这场危机中，很仁慈地与同胞分享了他们0.001％的财富；但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在主导税法、减少税收，这些钱本来可以拿来打造更好的公卫基础设施。 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那些贫困的住在拥挤的社区的穷人，无法做到合乎防疫规定的隔离而染病，因为缺少公卫基础设施照顾而病亡。
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是美国大萧条以来试图解决却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个问题随着美国进入2020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而更加严重。
查克·柯林斯（Chuck Collins）《2020年亿万富翁财源：意外收获、税收暴跌和大发疫情财》的报告说：财富不均在美国早已存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更加陷入贫富两极化。疫情期间，世界首富、亚马逊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的个人资产增长了732亿美元，增幅达到了65%；特斯拉创始人兼CEO埃隆·马斯克疫情期间身家增长了274%；脸书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资产增加了84%，目前总资产为937亿美元；比尔·盖茨资产增加19%至1160亿美元；创建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资产累计增加了600亿美元；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资产增加了180亿美元。
贫富两极分化在美国被哲学家安·兰德赋予正当性与合理性。安·兰德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私利追求者，一种是在生产中追求私利，为人类创造财富（Make Money），另一种是在抢劫中追求私利，指那些躺在福利政策下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这二种人在道德上是完全不同的。财富的创造者与财富占有者完全是两类人，前者是发明家、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支撑了整个世界。后者不从事生产，只是热衷于重新分配。将别人的财富转移到自己口袋。那些在抢劫中获得私利的寄生虫们，打着利他主义的旗号，毁灭的正是真正的利己主义所创造的世界与财富。安·兰德大声疾呼要颠覆传统的道德观，真正的有德者正是那些真诚为自我的利益创造财富的人。 安兰德的这些思想，为“富人俱乐部”的亿万富翁提供的坚实的哲学、伦理学基础。她的理论受到川普的推崇。
安·兰德说，“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安·兰德提倡的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石。她在《自私的美德》直言不讳地说：“人类（包括每一个人）本身是自己——而非别人——的目的，他为自己而存在，既不要为别人而牺牲自己，也不要别人为自己牺牲。追求合理的私利和个人幸福便是其生命最高的道德意义。”安·兰德的思想为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为所欲为的丛林社会提供了道德的合理性。因为有了安·兰德的理论，亿万富豪为他们的巨额财富占有而心安理得，因为它符合，并且只符合他们个人的私利和个人幸福。他们面对贫富两极分化不必有丝毫的愧疚之心。
安·兰德的利己主义理论是川普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来源。在竞选最激烈的时候，川普面向狂热的听众，公开声明：“我是安·兰德的粉丝！”几乎不读书，当然也不背书名的川普，难得地提到安·兰德的代表作《源泉》：“这是一本有关商业、美、人生、（内心）情感的书，里面几乎谈到了一切。”他还自诩为真实版的霍华德·洛克——小说中的英雄主人公，一位特立独行的天才创造者。
这位真实版的霍华德·洛克上台后，推行一系列损害底层人民利益和中产阶级利益的政策。美国在川普行政当局期间，暂时取消遗产税，显然在加剧美国社会的贫富差别——这不就是霍华德·洛克经济政策的翻版吗？兰德塑造的超人，成为社会的害虫而不是英雄。问题出在哪里？玛雅兰契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安·兰德的无神论。她创造的超人，要客观理性地挑战神秘，战天斗地，一统江山。
资本主义以资本多寡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以以获取利益为最高准则。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崇拜用财富的金粉装饰的自我的无神论。在利己主义理论的鼓舞下，富人为了保护财产，无所不用其极。全球财富咨询机构Wealth-X的2019年家庭财富转移新报告指出：2030年前，淨身价500万元以上的人将转移全球15兆4000亿元的财富，而且以北美8兆8000亿元的财富转移居冠。在美国，身家亿元以上的18500人，是转移财富的主力。美国总统川普就是财产“腾笼换鸟”转移的高手。转移财富的目的是为了避税。因为其中有太多猫腻，川普一直没有公开他的税表。
睿智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被极度放大的自私，不仅不是美德，简直就是“杀人凶手”，或者进一步说，根本就是“自我毁灭的武器”。保罗·克鲁格曼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写道：新冠疫情揭示了美国人对自私的狂热崇拜。崇拜自私的邪教正在杀死我们。而美国式自私的崇拜者却认为，贪婪是好的，当个人从事不受限制的自我利益追求时，我们都会变得更好。在他们的视野中，企业不受限制的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不受约束的选择是一个好社会的秘诀。他们把自私神圣化了，他们坚持自己的自私权利，即使这样做会伤害他人，也会损害自己的政治前景。他们不认为幸运的美国人应该帮助他们不幸的同胞。许多右翼人士对任何让他们考虑到他人福祉的建议都会感到愤怒。右翼这种对任何社会责任建议的愤怒，解释了即将到来的财政灾难。
美国也有一些富人意识到，他们所交出的税与平等的理念不符，贫富差距阻碍社会进步。他们呼吁给自己加税。新冠疫情当前，全球80多位自称支持人道的富豪发表联名公开信，要求各国政府对超级富豪大幅课更多税，以提供资金协助全球走出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冲击，进行复原重建。这群富翁自称是一群“支持人道的富豪”，他们表示，自己应该被课更多税，且应“立即这么做，大幅加税并永久实施”。 美国首富比尔·盖茨说：“我交的税比任何人都多，超过100亿美元，但政府应该要求在我这个地位的人缴纳更高的税款。”他批评共和党的税改计划，“这不是一个进步的税收法案，而是一个倒退的税收法案。与中产阶级或穷人相比，富人会得到更多好处。”
美国社会的贫富两级分化，通过目前的税法，无解。取消遗产税和降低富人收入所得税和公司税等一系列优惠富人的政策，把贫富两极分化推到极端。贫富差距的固化，造就不劳而获的一代。而且，这种极化的不平等正在通过财富对教育的选择权的腐蚀，延续到下一代。“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阶级流动。你生来贫穷，你努力工作，你会变得富有。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买房，买车，让他们的孩子上学的想法。这一切都崩溃了。”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美国人好。”可惜，上层的美国人已经腐化。除非美国社会道德退化得到扭转，否则我们将面临亚当-斯密所说的那个“只为自己，不为别人”的极其丑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正常的同情、团结和互助的本能和情感将需要从人们的脑海中驱除。“那是一个如此丑陋的社会，我甚至不想知道谁会生活在其中，”乔姆斯基说。如果这个社会是建立在私人财富控制的基础上，它将反映出的价值观是贪婪和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欲望。任何基于这一原则的小社会都是丑陋的，虽然它可以生存，但基于这一原则的全球社会将走向大规模的毁灭。
本文摘自博登书屋【当代华语世界思想者丛书】之《上帝、信仰与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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