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来，中国学术界热闹非凡，一场有关学术造假的全武行撕打正在隆重上演，饶毅死磕院士裴钢，一波又一波，令中外看客们眼花缭乱、惊心动魄。
这新一波学术打假最早源于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函饶毅任校长的首都医科大学，有人举报饶毅发表的论文涉嫌造假。为此饶毅写信答复，并将初稿发给一些人征求意见，内容主要是反驳造假指控。按方舟子2021年1月25日题为《饶毅如此打假裴钢是欺骗外行的胡搅蛮缠》YouTube的说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k6h9h7qqM&feature=share）饶毅怀疑遭裴钢等三人恶意举报，遂结下梁子，并在“征求意见稿”中反戈一击，举报了三个人论文造假，要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去查，仅是涉个人恩怨，欲报复而已，并非要学术打假，更不想去捅马蜂窝。
不料却被 “某个幸灾乐祸的‘山上的朋友’，2019年11月29日把回信征求意见稿捅出去”，于是网上传出一份落款为饶毅、写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李静海主任的答复函，分别举报了武汉大学医学院李红良、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裴钢和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三人学术造假。事后饶毅辩称这份举报“没有发出，有过草稿。”打假并非本意，但饶毅已尴尬地顶着“学术打假”硬汉的光环出现在公众面前，缩不回去了，只好硬撑下去。
饶毅的幸运是，中国的学术界近二、三十年来，和无官不贪的官场一样腐败，早已不是净土，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已泛滥成社会公害。随着民国时期培养的和五十年代海归的这一批追求真理、视学术诚信为生命的学术精英逐渐退出职场和谢世，学术界不做假、没有不端者已稀如凤毛麟角，若要想举报某人，轻而易举就可找到证据，被冤枉的几率极小。被饶毅拎出来的三个大咖能否被扳倒，就只能看他们的能量和造化了。
此前11月14日，美国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博士，在学术交流在线平台Pubpeer上发表文章，公开质疑中国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参与完成的63篇论文存在图像造假的问题。于是五个在国内学界有极大影响力的大人物，先后被卷入学术造假作伪的漩涡里，并被拎到被告席上示众。
李红良是前科累累、造假成瘾的惯犯，从硕士起发表的许多论文被质疑造假。 不仅自己屡屡造假作伪被多次举报，前不久在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又亲自捉刀代笔，动用单位科研资源，以“茶多酚的抗肿瘤实验研究”为题，为其两个小学生女儿骗得三等奖。至于耿美玉，更是闻名遐迩于去年那个“半夜药叫”的抗疫神药“双黄连口服液”。由她领衔的上海药物所，竟能一夜之间仅以in vitro的细胞实验为据，推出“特效药”，这哪里是在搞科研，简直就是谋财害命的罪恶勾当。
二
饶毅的“踢馆”砸场子，使这些大佬们所把持的部门难于装聋作哑，虽免不了要为他们洗地，却碍于舆论压力，总要作秀出来走几步。在虚情假意地表示“已经在组织人员对该论文进行初查，并将积极配合第三方权威部门的核查”之后，一个个羞羞答答地称“不存在学术造假行为，但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存在个别疏漏”。早已习惯这种“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套路的吃瓜群众，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自查，自定论”，且有辱智商的调查和处理，网上群情激愤，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面对难于哄骗和压制的民情、国际学术界的质疑以及如此多学术界“泰斗”级大咖被举报造假作伪，作为主管部门的科技部终于不淡定了，似乎要认真清理门户，给民众一个交代。2020年1月，他们以“联合工作机制框架下开展专项调查”的面目，排兵布阵，成立了“以院外专家为主”，“同领域专家到场提供咨询意见”的庞大队伍，拉开了调查处理架势。从2020年1月开始，经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联合组织的“现场调查”、“学术评议”、“复核评议”三个阶段，和他们自称的“认真负责的全口径调查，程序完备，调查扎实”，至2020年9月结束。
2021年1月21日晚（专门选择夜间发布，确有韬略），科技部发布《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称，针对网络反映的南开大学曹雪涛院士、中科院裴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耿美玉研究员、首都医科大学饶毅教授、武汉大学李红良教授等的相关论文涉嫌造假问题的调查处理结果予以通报。调查结果显示，举报涉及的多位学者，并未发现学术造假现象。认为“相关论文的调查程序合规、事实证据确实，论文结论可重复，未发现造假。”、“尽管不存在学术造假现象，但调查仍认为，曹雪涛、李红良、耿美玉三位学者存在论文图片误用等情况，反映出实验室管理不严谨、实验数据处理不严谨等现象。”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学术诚信的大案，科技部的通报言简意赅，既无详细说明，又无有关学术审查的附件，于是舆论大哗，网上网下，普遍对此结论表达了失望和怀疑。特别对63篇论文被质疑的曹雪涛，其结论竟然是“没有造假的问题，但是存在部分‘图片误用的问题’ 。”简直是匪夷所思。
这一调查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Science》在其官网发表了相关评论文章，文中采访了最先发现曹雪涛院士论文疑似造假的伊丽莎白·比克。对于这个调查结论，比克表示“有些论文可能是图片误用，但是依然有些论文因为偶然原因犯错的概率很低。”《Nature》也发表文章，采访了比克，她认为“曹雪涛院士的部分论文相同图像用于不用实验可能是偶然导致的，但是部分论文包含有不自然的重复元素，这很难用技术原因去解释，也很难用没有正确标记图像这样的理由去解释。”日本广岛大学学者黄福涛（音译）认为，曹雪涛院士应当给出解释，“为什么他的论文中有这么多存在问题的图片，将来又该采取怎样的举措来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在科技部通报2个小时之后，不甘裴钢如此轻易脱罪的饶毅，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饶议科学”上，公开了致中科院道德建设委员会的举报信，放生李、耿，死磕裴钢不端。当然对《通报》中关于自己“未发现造假”的结论，也毫无异议而欣然笑纳了。
1月25日，学部道德委专门召开会议，“认为该举报中所涉及的论文与2019年11月在网络上饶毅质疑裴钢的论文属同一篇文章，鉴于国家多部门组成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制已对该论文进行了认真负责的全口径调查，程序完备，调查扎实，认定不存在造假并向社会及时公布了结果，故对此次重复举报事项不再重新调查。”，轻松地将饶毅的再次举报打发了。饶毅再次举报身为中科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裴钢，将这位“首席法官”放到了被告席上，其意义和影响非同小可。
三
裴钢这篇二十多年前的论文是否造假，是个非常专业的学术问题。饶毅坚持的“全球科学界都公认G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七重跨膜蛋白”，和裴钢论文中“仅需要五重跨膜就能起作用”，及裴钢声称“还有第二篇文章，证明CXCR4和CCR5两个GPCRs可以只要三重跨膜、一次跨膜就能够起功能。”的争论，孰对孰错，只有同领域内的研究者才有资格判断，远不是看热闹的门外汉们能看出来门道的。
MIT的张曙光博士用自己的工作力顶裴钢，在给饶毅的信中指出，“我对您针对裴钢博士及其同事1999年在PNAS上发表的论文提出指控却没有认真阅读相关科学文献感到非常震惊。……在不熟悉相关科学文献的情况下提出的指控，在科学和伦理上都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我认为您的指责完全没有道理，您必须真诚地向裴钢博士及其同事道歉。”。饶毅强势回应，“谬误不会因为裴钢一人在中国有权势就能变成真理”。
饶毅称他的实验室无法重复裴钢的结果，“现在也有实验室做了，重复不出您的结果。但他们慑于裴钢，不敢公开。”并坚持“希望其能重复实验，如果能够验证就可以还裴钢实验室一个清白。”。但中科院道德委员会侯兴宇发文强调“重复实验在生命科学中并不一定可靠”。而被质疑论文的3位一作，写信回复了饶毅称“请您安排做这项实验的学生和/或技术员提供具体的实验操作流程记录及相关结果，我们可以帮助具体分析一下，一起来寻找导致实验失败的原因。”似乎胸有成竹。
也许饶毅提议的“中国科学院道德委员会，不用采信任何个人观点看法，应该请第三方重复‘林-裴（1999）’论文”，是解决他们争执的唯一途径。即便被采纳，但棘手的是，到哪里去找这个既权威又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呢？在国内山头林立、污泥浊水的学术环境里，面对两个有权有势且占据着海量学术资源的学术“山大王”，远远避开这个是非之地还来不及，又有谁会愿意淌这趟浑水？又有何人愿意而且敢当这个”第三方”？还想不想在这个圈子里混？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徐临祥以“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姿态“声援”饶毅。这位共产党的理论“专家”，以科技部的《通报》既没有公布遴选专家组成员的条件和程序，也没有披露高层次复核专家组是那些人，更无所审查论文的细节为由，而认为“权要气息很浓，对党、对科技界、对民众很不卖力。”，“建议相关党组织施展好领导作用，以毛主席提倡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精神，在‘饶裴之争’中旗帜鲜明、措施科学，是非分明，坚决否决权要主义和形式主义。”，并高声疾呼“在高层次复核专家组甚至科技部那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就被当成搞权要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挡箭牌，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不愧是党的教授，口不离毛语录，句不离党八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知又无畏，不佩服不行！
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饶、裴孰是孰非，只能拭目以待了。也许会被冷处理，再无人过问，令其自生自灭才是大趋势，这是皆大欢喜的最好结局。既不会得罪裴钢，又给死磕裴钢的饶毅铺就了不失面子的下台台阶。
四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腐败和社会腐败、政治腐败一样问题由来已久，盘根错节，早已积重难返。虽然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的优势，凭借 “中国式的聪明”，所谓的“论文引用率”也居高不下，但真正有首创性的成果却微乎其微。整个学界“官府化”，浮躁、功利，普遍缺乏科学研究素质，大都是一些“跟班”式的科研，吃他人嚼过的馒头。不仅如此，为卡位争抢各种诸如“院士”、“XX学者”、“博导”的“帽子”,为跑马圈地、拉帮结派，抢夺有限的资源，人人急功近利，甚至不惜造假作伪、铤而走险，完全丧失了学术诚信和科学精神。
个别真正有真才实学者，要么被潜规则潜移默化只能随波逐流，以至最后被吞噬而同流合污；要么被边缘化无人理睬而“贫困潦倒”，失去起码的科研资源，只能去坐冷板凳；要么“惹不起躲得起”，而被逼得远走他乡，离开是非之地。
近年来，每年都有大量因“同行评审虚假”、“剽窃”、“抄袭”、“数据错误”、“图片重复”和“购买论文”等造假论文被国际期刊撤稿。2017年以来的三年里，就有1397 篇SCI论文被撤稿，其中约六成因剽窃，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国际影响，致使国人的学术信用和形象在国际学术界极大受损。面对国人的科研成果和论文，国际学术界会首先审视其真实性，是否造假，与他国学者开展合作前，常会遭到先入为主的人品和学术诚信的质疑。
对于国内学术生态的净化，多少年来只有干打雷，未见下过雨，即便处理过的几个有限案例，也都是些虾兵蟹将。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的造假作伪，从没有认真调查处理过一例，明目张胆地包庇纵容犯罪。
2003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陈进，磨掉他人芯片上的铭牌，推出“产权自主的汉芯一号”, 由此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上亿元之巨的科研基金，骗取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长江学者”等一系列荣誉，骗取了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位。
2016年5月2日，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以一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题为《DNA引导的NgAgo蛋白可用作基因编辑工具》的新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论文一鸣惊人。被媒体吹嘘为“打破了国际基因编辑技术的垄断，实现了中国高端生物技术原创零的突破”的重大成果。正是饶毅不遗余力地为其背书、宣传，称其为“这是一个所谓革命性的技术，能够治疗以前想治却不能治的病，比如说像遗传病，可以通过修改基因序列进行治疗，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点像扮演上帝的角色。”于是名利接踵而至，河北省科协副主席、“千人计划”候选人、“美丽河北最美教师”等头衔，以及高达亿元的各种科研经费和基金也争相送上门来。热闹虚幻的喧哗过后，因中外同行数十人都无法重复、验证其结果，被撤稿，而基本确认是造假。
对于这些影响深远，造成巨大损失的造假，却从不见有关部门的介入和处理。
方舟子数十年来精准地举报了大量的学术腐败，仅高位涉事者如贺福初、李连达、魏于全等也有两位数之多。大概是动了权贵们的奶酪，腐败者安然无事，方却屡屡惨遭打击报复，更甚者还有司法机关参与其中。经步步围剿，全面封杀，终将这位名闻于世、公认的“打假斗士”逼出国门外。大概为了能立足，方舟子当年在国内的打假，完全在学术领域，从不涉及政治和官员，更无任何对当局和官方的不敬之语和微词。被“逼上梁山”后，方和他的《新语丝》已开始谈及政治腐败方面的话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飞跃。
有关部门之所以对陈进、韩春雨之流及其他大咖们的学术腐败放任自流，让他们逍遥法外，并非是“妇人之仁”，舍不得处置，而是因陈进们不是“独狼”做案，往往从上到下，各级部门和各路评审“专家”们，都在同一个食物链上，都能从中捞得好处。于是，即便是简单、明显和卑劣的造假，即使明知是作假、欺诈，也因着利益的驱使，不仅不会揭发，而且是心甘情愿地为他们“观敌掠阵”、“保驾护航”。
国内学术造假事件屡禁不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术不端行为的成本太低。即便是那些迫于舆论压力的处罚，也多限于道德批评和内部处理。而在国外，学术不端行为轻的处罚就是警告、降级、撤职、解雇，严重的则会被刑事指控而直接锒铛入狱。
五
对于官方失去公信力的这些往事，民众记忆犹新，因而对于这次科技部的处置和表态并不信任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他们看来，也许这又是一出屡试不爽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最后皆大欢喜的闹剧而已。
尽管对于饶毅的人品和素质不敢恭维，笔者曾撰文披露（文渊，《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2018年7月27日，《华夏文摘》，https://hxwk.ciaos.org/hx.hxwk.org/?p=156640），但若这次举报是出于公心，出于对学术纯净追求的执著和良知，还是值得赞许的，哪怕举报有误，虽败犹荣。即便是按方舟子所言，饶毅的举报纯属报复，但也不可以此为据而对其诛心，只要他的举报是事实，有根据，虽有道德上的瑕疵，仍然是有价值的。如若真相已大白，事实已清楚，裴钢并无任何造假之过，还要死缠烂打，坐实了方舟子所称“是欺骗外行的胡搅蛮缠”，那就太过分了，对其“人品和素质”就只能不齿了。
2021年1月31日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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