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有个对话。伊藤博文说，周游海外期间，他学到了三条伟大的教训：第一条是，如果一个民族不力图改革其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被看作是繁荣昌盛的；第二条是，没有一种伦理支柱，任何物质上的繁荣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条是，对于那些拥有伦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后拥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
今天的中国大陆所谓精英文人的认知程度，远远未能达到百年前伊藤博文的水平。他们像是“桃花源”里人，“不知有神，无论上帝。”
中国大陆的文人，信仰上帝者，凤毛麟角。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为“厉害了，我的国”大唱赞歌；一部分人，虽然觉醒却找不到出路；一小部分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大部分人找不到伦理支柱和道德信仰，成为醉生梦死的犬儒主义者。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上帝，大多成为极权主义的同流合污者和吹鼓手。
由于没有源于上帝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们甚至分不清政治上的左右，把反人类的极权社会主义视为“左倾”势力；把西方社会“保守主义”概念，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到极权主义中国。
这是中国当下最严重的问题。《明镜》杂志在1966年结束对海德格尔的采访之后，经反复考虑，最后确定的标题是：“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我们”。这个神是谁？这个神对海德格尔是否有效？这个神对中国的知识人是否有效？
没有神的中国文人将如何应对极权主义的强大恶势力而不随波逐流成为附庸？马克·罗特蒙德在《希望与反抗》中回答了信仰和人的道德、勇气、真理、正义的关系。没有信仰光照的良心是不完备的良心，很容易随波逐流或者陷入纵容邪恶的沉默和自欺中。信仰会给予良心坚实的根基，会给出超越性的参照点。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也就失去了对人的敬畏和尊重，残弱者在他们眼中会变成一无是处的累赘。信仰不仅给人明辨是非的眼睛，更给了他们直面黑暗的勇气。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许多所谓的“知识精英”，逐利而言，逐利而行，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
没有上帝的精神支撑，中国文人对极权主义反抗必然羸弱无力。面对极权主义的残酷，因为没有上帝信仰，更谈不上有基督的献身精神。为了信仰而献身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如果说有，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算是一位。他在被枪决前说过下面一段话：“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
来自上帝的精神支撑怎样影响个体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意识到个体的绝对平等权利并且认为这种权利来自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人，会有一种道德的崇高感（自高）和精神的正义感（自义），在自高和自义的心理驱使下，他们具有来自上帝的勇气，对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深恶痛绝。在必要的时候会挺身而出，替他们心中的上帝打抱不平。具有这种认知水平和心理素质的人，当然是对上帝的话语有着清楚认识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信仰的知识分子。
信仰在美国政治中有着独特的功能。《独立宣言》中，至少有三处使用神学概念阐述建国者们的信仰、权利基础、建国的理念和要建立的国家的性质。用“被造”（are created）界定何为人；用“造物主”（their Creator）界定在人类一切自由与权利的来源者和赐予者；用“神圣护理”（Divine Providence）宣示追求自由的努力必须依赖的保障和应许从何而来。说明美国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来自清教徒的改革宗神学传统。这种传统，又来自于从英国到荷兰的清教徒。
上帝的信仰也是支撑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黄仁宇认为，信仰不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而是富裕起来的资本家的一种心理证明。黄仁宇以荷兰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为例，说明“并不是先有了宗教观念，才因之造成了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因为各种因素的汇集，使荷兰先已造成由资本家作领导的坯胎，定命论才因之被解释得强调人生富贵荣华由天赋，而一个信徒更要勤俭致富，才能证明他自己既虔诚，又有神佑。”
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因于清教信仰，显然过度夸大了宗教信仰在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和用财富证明成功与上帝造人为平等，背道而驰。美国金融资本家不惜用金钱影响选举以维护贫富差距，证明资本与上帝的不兼容性。中国大陆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民利欲熏天、道德土崩瓦解，也进一步证明，在没有上帝信仰的精神沙漠上，资本的繁荣不可能带来有序和可续的宪政民主制度。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这也为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列而政治民主在2019年修宪后回到帝制时代，倒退到1911年前所证明。
政治经济中需要上帝信仰的支撑才能平衡。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说，对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种纯粹的超越性追求，对上帝的忏悔中，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正是天堂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世的庸俗、懦弱。对人自身的否定和批判，是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西方的近现代人所具有的职业精神、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都来自基督教神学。 法律与制度的建立，可以由一部分信仰坚定的人开始；然而，法律与制度的执行，却必须依靠相信法律与制度的人；法律与制度所管辖的具体的人，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上帝，无疑会大大增加管理成本。信仰和宗教在社会管理上不能或缺。信仰引领人类精神，宗教平衡人类生活，使得社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一国有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离不开信仰。信仰有两个层面。信仰的第一层面，是形而上的宗教层面。上帝是价值观与文化的核心。美国的上帝，不单单是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佛教的上帝，而是所有宗教的上帝。《上帝，国家，可乐》这本书揭示上帝信仰在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美国这个富强的国家背后，有上帝“看不见的手”。信仰的第二个层面，是人们日常生活形而下对信仰的实践。社会和谐依靠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维系人们之间的信任，也离不开信仰。没有实践层面的信仰，形而上层面的宗教信仰不复有生命。
对上帝的信仰具有社会和谐的功能。在谈到信仰的时候，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内容——饶恕。饶恕是现代政治中的重要内容。作为政治家，饶恕是上帝赋予的人格美德；饶恕如果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是重要的美德，必然在人心中播下和谐的种子。圣经文化的核心之一是饶恕。饶恕是解决人际之间矛盾、群体之间矛盾的重要工具，没有信仰，便没有真正的饶恕。与饶恕相反的政治哲学是斗争哲学、零和游戏规则。在华夏政治史的词典中只有“你死我活”，没有“饶恕”这两个字。
当下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态度，就是斗争哲学的体现。张千帆评论当下中国大陆的宗教与信仰状态说，因为某些国民的宗教信仰和自己不一致就把他们打入“邪教”行列，剥夺他们的宗教活动自由。我们就在削弱这个国家，因为信仰是最重要的道德资源。压制宗教活动自由不仅伤害了信教者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不信者在自由传播过程中接受信仰的机会。究其根源，是因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宗教对上帝信仰的排斥。对各种宗教的极端打击，制造千千万万没有信仰的人民。整个国家，政府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互不饶恕，预示将来中共必然遭到无情清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栽种公义，收割慈爱；耕种奸恶，收割罪孽。
由于大多数人没有上帝信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值得担忧。从所谓“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的言行和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身影，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和心灵。对于文革这样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他们无动于衷；因为不信上帝，他们不曾忏悔。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我们看不到像鲁迅、像巴金、像郁达夫那样直面人生、直面内在心灵世界的作家。很多作家，敢于批判社会、反对建制，却没有勇气面对真实的灵魂，不敢说真话。
没有上帝就没有善恶判断，没有信仰就没有忏悔，没有信仰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政治秩序。伯克说，宗教的认同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秩序的保障；相反，世俗秩序起源于神圣秩序，并且仍是其中的一部分。 没有神圣秩序，世俗秩序必然充斥着谎言。中国人生活在扭曲的“二手历史”中，苟活在虚伪无聊的主流意识形态中。
看看他们是怎么篡改和扭曲1957年和1966年的两次浩劫和灾难的吧！走在颠簸不平的羊肠小道，被吹嘘为“走在大路上”。 数十万右派的青春和生命，随风飘逝，被轻描淡写为“广阔天地练一颗红心”；十年浩劫，竟变成艰难探索——这种完全扭曲事实，对历史肆无忌惮地篡改，源于他们没有忏悔、没有信仰、没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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