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自17世纪以后就不再服从罗马教皇﹐在宗教组织上有自己的安立甘教会（汉语或译为：圣公会），首脑是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圣公会的主教长，暨普世圣公宗中的精神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主要负责宗教性的事务﹐主持国王加冕和英国王室的庆典仪式。负责教会组织、事物方面工作的另一位首脑人物是坎特伯雷教长（Dean of Canterbury）。
休立特·约翰逊（Hewlett Johnson）英国圣公会教士。1874年生于英格兰肯特郡，1924年开始担任曼彻斯特教会的教长（Dean of Manchester）。1931年被英国内阁首相任命为坎特伯雷教长（Dean of Canterbury）至1963年。
二十世纪初，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诞生，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遭经济危机重创，令一批西方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像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休立特·约翰逊等这样的一批精英人士，把苏联看成是人类的希望。
担任了坎特伯雷教长的休立特·约翰逊，在此时两次访问苏联﹐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约翰逊教长访苏归来，频频撰文、演讲、出书，盛赞苏联。在他看来，西方世界完全没有道德的基础﹐是罪恶的渊溯﹐而苏联简直就是基督教要建立的天国在人间的翻版。他说：我们的制度是由利润来推动的﹐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其它地方﹐基督教的原则看来是完全不著边际的梦想﹐而在苏联这些原则正在变成现实。因此﹐苏维埃社会在本质上就是基督教的和文明的。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英国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没有与迁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而是在北京设立了外交代办处。这种与美国盟友不同调，且扑朔迷离的英中关系，鼓舞了像休立特·约翰逊这样的左倾人士，拥抱社会主义新中国。1951年，约翰逊教长在莫斯科接受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之后，直接去了北京。
约翰逊来到了因韩战而爆发高涨反美情绪的中国，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共对来自英国的坎特伯雷教长，这位“义务宣传员”，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伦敦工人日报》报道：伦敦各界人士六月十四日晚，在女皇大厦举行盛大的和平集会。会上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发表演说，热情地呼吁与“富有创造性的新中国”保持友好。他说：新中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前哨战士，它正在从事巨大的努力，使世界大步接近普世和睦的日子。约翰逊还说：中国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已富裕起来，这就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他对于英国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日益衰退表示惋惜。他宣称：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迫害基督教传教士和教徒的事件。并且把中共印发的“美国军队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宣传材料，带回英国﹐在西方世界散布这个谣言。
约翰逊是英国共产党机关报《伦敦工人日报》编辑部的成员﹐他成了西方世界公认的共产主义辩护士﹐被人称作“红色教长”（Red Dean Hewlett Johnson）。他的亲共立场，遭来了当时英国国教上层的极力反对。坎特伯雷的法政牧师（Canon）和多名大教堂高级神职人员，曾联名要求政府将其去职。根据英国圣公会的传统规矩，坎特伯雷教长一职的任免，是由英国内阁首相决定的。不知为何，约翰逊一直在坎特伯雷教长的位置上，做到1963年退休。而且，他还在1956、1965年，多次率众访问中国。
（英国出版评价约翰逊教长《红色教长》一书封面）
约翰逊教长每次来华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夫妇、郭沫若、廖承志、童小鹏、唐明照等政府官员，从机场迎接，到人大会堂国宴，和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全程陪同。在这些活动中，中国基督教界高层人士陈文润、王梓仲、丁光训等亦作陪在侧。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与约翰逊教长之间的所有翻译工作，都是由当时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赵復三担任。赵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口语自然流利。他虽然非神学院毕业的科班出身，因自小在教会长大，圣经和神学知识娴熟，他出色完成为教长一行的中英双语同步翻译。随后，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立即按立赵復三为圣公会会长（即牧师）。这在普世圣公宗的教会体制中，是不多见的。赵復三是六十年代初成立的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人员。
回首历史﹐人们能够看到宗教在对抗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立场和作用。然而，从上世纪初就弥漫在基督教内部的左倾思潮，至今仍然有市场。
（四）
下面我们来看一位中国籍的圣公会主教。
沈子高，字炎若，祖籍苏州，1895年出生于上海。191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17年获神学士学位后赴南京，任中华圣公会南京道胜堂牧师，兼任道胜小学校长。1934年4月，沈子高被中华圣公会第八届总议会两院（主教院和圣品院）选为陕西传道区主教。1944年，沈子高当选为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主教院书记。1946年任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院长。1952年，中央神学院联合到金陵协和神学院，沈子高主教随校迁往南京，任该校教授、圣乐委员会主席，至1957年退休。
中华圣公会是由英格兰圣公会、美国圣公会、加拿大圣公会等普世圣公宗教会，在中国建立的圣公会诸教会联合组成，1912年4月26日在上海统一定名为中华圣公会。
二十世纪以来，全世界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领袖，推动教会合一运动。中国的各主流宗派，于1913年组成中华续行委办会，1922年扩大其成员，并改名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圣公会成为主要成员。1950年起，随着三自运动开展扩大，中国基督教各主流宗派组织机构消失，但一些圣堂依旧些许保留了其所属的原宗派传统和礼仪。1958年，中华圣公会停止活动。
沈子高年轻时立志变革社会，教化民心，参与创办益智小学（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前身，1919年更名为道胜小学），并成为该校首任华人校长。192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圣路加工作室（St. Luke’s Studio），旨在鼓励信徒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创作。
沈子高倡导神学本色化，主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他在陕西创办神学院之时，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景风”一词，为神学院命名。他的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他对艺术及圣乐的追求上。1931年，由中华基督教会倡导，中华圣公会、华北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和监理会共同参与编辑了一本圣歌集《普天颂赞》。沈子高被聘为编辑委员，并亲自翻译、修订了13首圣诗。在该圣歌集512首诗歌中，有72首中国曲调的赞美诗歌。他在晚年退休后，仍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顾问。
1934年，沈子高被中华圣公会第八届总议会主教院和圣品院，选为陕西传道区主教。在上海诸圣堂，为荣陞主教的沈子高举行了祝圣礼。与沈主教前往陜西任职的还有，福建教区的彭鸿恩牧师，和华北教区的杨荫亭牧师。在彭、杨等人的协助下，陜西传道区的工作得以迅速拓展。然而，沈子高没想到，此时的西安，已经处在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在这场震惊中外的事变中，不乏共产党人的身影。先是原上海圣公会圣彼得堂牧师董健吾求见，此人因“生活行为不检”被教会革除牧职，沈主教自不去理会（关于董健吾的中共特科，和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记载，将另文记述）。后来，时任陜西省禁烟专员的圣公会牧师钟可托，又上门拜访。这次，沈主教接待了这位圣约翰大学的老同学。钟转达了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要求：希望沈子高主教能够出面安排一次与本地宗教界人士的见面会。沈子高答应了中共的请求。这在红军长征初抵陕北，国共对立处于劣势的时候，沈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沈子高邀请了在西安的基督教界人士和外国传教士，到主教府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会面。周恩来向与会人士介绍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周的讲话很快通过与会的中外人士，并借助于上海的一些外文报纸和通讯，得以传播出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安很快就成为战区。由于圣公会会所离省政府所在地很近，日寇飞机在狂轰滥炸时，多次中弹。沈子高组织信徒缝制棉衣和救护袋，支援抗日前线，教会建立难民收容所。
因西安事变结缘，沈子高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的林伯渠交往颇多。当时，许多热血青年要到延安去，西安是必经之路。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先住在圣公会，再经沈子高介绍与“八办”联系，转而前往延安。沈也曾协助一些支持抗日的西方传教士，经西安转赴延安。原圣公会河南教区商丘圣保罗医院院长，加拿大医生包德志，希望前去延安参加医务工作。包途经西安时，受到沈子高热情接待和协助。由于时值严冬季节，沈将自己手上的皮手套送给了包德志。后来，包氏经西安回国时，受到“八办”的盛情款待。当时朱德总司令在西安莲湖公园设宴为包德志送行，特邀沈子高作陪。
沈子高主教历来敢言、不媚俗的作风，有时也会带来麻烦。1944年，西安基督教青年会邀请沈主教做了一次题为“基督教与民主”的演讲。由于他在演讲中抨击了国民党，而受到警告。因此，经过中华圣公会主教院同意，沈子高前往成都的华西神学院任教，此间他依然兼管陜西传道区之教务。
1946年，奉中华圣公会调遣，沈子高主教离开四川回到上海，出任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院长。1952年，中央神学院联合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他又随校迁往南京，担任该院教授。
沈子高主教在神学上有很高造诣，译著甚多。其著作《崇拜浅说：为什么用公祷书和礼仪》，详细介绍了教会历史上圣公会与罗马天主教在神学、崇拜礼仪等方面的改变。他别树一帜，带领一群崇尙古老繁华的礼仪，主张大量恢复天主教传统，和圣公会传统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的高教会派师生，不参加神学院的联合早祷，单独举行崇拜仪式。
1955年6月，中华圣公会主教院在上海救主堂举行主教祝圣礼。典礼由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陈见真主教主礼，沈子高、毛克忠、曾友山、郑建业、王神荫等七位主教襄礼，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丁光训，受任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主教。此次主教祝圣礼，是中国基督教奉行三自原则，独立于普世圣公宗，没有坎特伯雷大主教册封的一次主教祝圣礼，也使中华圣公宗在中国大陆按立主教制度，成为绝响。
（中华圣公会最后一位的主教丁光训）
1957年，中共“开门整风”。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大鸣大放”的方式，给党领导提意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师生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入了这次以悲剧收场的运动。一时间校园里大字报林立，“民主讲坛”上炮声隆隆。沈子高这个中共多年的“诤友”，自是仗义直言、口无遮拦。参加中央统战部的反右整风动员大会的丁光训院长，从北京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沈子高退休回上海，从而躲过了当右派的厄运。
（晚年的沈子高夫妇）
1982年，沈子高主教溘然长逝于上海寓所。家人根据沈主教遗愿，将其一生积蓄设立“沈子高主教奖学金”，以资助中国教会接班人。
1988年6月，中国基督教协会在上海基督教沐恩堂，举行主教祝圣典礼。这是自1958年中国基督教各大宗派停止活动，实行联合礼拜之后，首次举行的“超宗派”主教祝圣典礼。沈子高主教长公子沈以藩牧师，在原圣公会王神荫、丁光训、薛平西、毛克忠四位主教，与戚庆才、吴高梓、殷继增三位牧师的联合按立之下，成为了中国基督教的首位主教。
撰写本文，得到牛津学者徐旭初先生指导，并提供宝贵资料，特致谢意！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五二期(cm01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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