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帆：北京四中三校友翻五十三年前老账
周 密：文革初期，风云突变（１９６６·６—１９６９·８）
萧功秦：林彪事件再考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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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八四）·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五二期（zk2012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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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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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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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北京四中三校友翻五十三年前老账 杨 帆
【往事非烟】 文革初期，风云突变（１９６６·６—１９６９·８） 周 密
【千秋功罪】 林彪事件再考察（二） 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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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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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北京四中三校友翻五十三年前老账
——赵如云陷害校长杨滨案
·杨 帆·
（一）历史应该放过赵如云吗？
诸多母校回忆录都是称赞，对文革这段缺少反思。
１９６６年孔丹、秦晓等学生领导的第一届革命委员会，在１９６６年“八四武斗”，学生群殴教师的时候，保护校长杨滨没被打死，得到历史肯定。但１９６７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赵如云对杨滨的政治陷害，１９６８年军训团二次打倒杨滨，却无人重视。是我的回忆录引起了海内外四中校友的注意，高二同学任志通过我班同学晋美联系上了我，送我一本《暴风雨的回忆》增订版，书中增补了李惠敏回忆录和《任志日记》，弥补了这一空白。
１，１９６７年２月底《红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提出要通过不同方式解放领导干部。四中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尖锐对立，造反派“新四中公社”要通过调查批判使用，解放校长杨滨，保守派“革命造反兵团”，却非打倒杨滨不可。派别错位，世间奇闻，这背后一定有“妖”。
２，四中前四名领导干部杨滨，刘铁岭，俞汝霖，屈大同都在文革初期被批判靠边站，赵如云是第五把手，党支部宣传委员，为争夺进入革委会，１９６７年跳出来公开揭发杨滨，他甚至多次篡改１９６５年校党支部委员会记录，伪造杨滨的“三反言论”，被“新四中公社”组织人彻底揭露，在１９６７年公开会议上宣布，铁证如山。但军训团却包庇赵如云不做结论。“革命造反兵团”大肆宣扬：即使没有赵如云揭发，杨滨也是走资派。１９６８年军训团下令，把杨滨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四中各班连续批斗１００多场。
３，此事性质非常严重。这不是１９６６年一般群众运动所为，而是从上到下，上下结合，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前校长，“三八年老干部”杨滨实行残酷政治陷害加迫害。杨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１９６９年获平反不久，１９７１年因肝病发展成为肝癌，不幸去世。
４，我分析杨滨第二次被打倒的原因是：
（１）上层迫害：１９６７年２月中央发生严重政治斗争，老帅们反对中央文革打倒一大片，《红旗杂志》社论主张解放领导干部，但中央文革反扑过来，把老帅们的反对定为“二月逆流”。北京市领导权先后被谢富治吴德把持，军训团和工宣队在１９６８年联合宣布杨滨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很可能是经过“上边”授意的。
（２）个人野心：教师里的野心家赵如云和王军极力利用派性斗争，非要把杨滨置于死地。
（３）派性斗争：本属保守派群众组织的“革命造反兵团”，因为“新四中公社”主张解放杨滨，就反其道而行之，为派性利益非要把一个“三八年老干部”定为走资派。
这三个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文革发动，执行和效果都是错的，哪有什么“好的动机”？“探索”再宝贵，也不能以大批人的性命做代价！
５，杨滨１９６９年获平反，但５３年来，历届党支部都没确认赵如云是政治陷害。原因是：赵如云本人坚决不承认。不仅如此，赵如云在１９９０年咸鱼翻身，以讲解“平息反革命暴乱”有功，被评为北京市标兵。这种人在文革中搞陷害尚未成功，竟在改革开放１０年后再次投机成功，暴露出我们体制的深层次问题。
６，我主张：
（１）１９８５“整党”遗留问题，要“回头看”，彻查赵如云陷害案。确认伪造笔迹，公安局一查便知。
（２）给赵如云定性为蓄意政治陷害，开除党籍。撤销政治投机所得的荣誉称号。
（３）向社会公开赵如云利用政治运动陷害人的罪行，以显示强大的党纪国法和道德压力。这类罪行在法律上不应有追诉期，也不必要求亲属起诉，惩治这类人所根据的，是超越法律条文的政治合法性，和抓“四人帮”差不多。
（二）文革对师生队伍的严重损害
第一，让校长教师在学生面前名誉扫地，颜面无存，造成极大的精神甚至肉体伤害。学生目睹校长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师一个个被抛档案揭老底，成为“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嫌疑”，“国民党宪兵”，“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破鞋流氓”。刘文明老师给前妻的信被泄露抄成大字报，说你不要什么都听组织的，不要做“大耳无心的兔子”，在学生里成为笑料。人事干部抛档案，教师贴大字报互相搞臭，一个不剩。最后一个是我们班主任王兆骥，他年轻，实在没什么可抹黑的，就有人写大字报说他“假装天真烂漫”，创造了知识分子互相批判的最高水平。
第二，损害了学生的品德。学生心中的权威和偶像被破坏了，对老师校长从尊重变为怀疑；从嘲笑到恶作剧，到人格侮辱，围攻批斗，抄家暴打。“老三届”学生不止是受害者，他们也殴打侮辱过自己的老师校长。现在的信仰道德真空状态，金钱至上是一个原因，文革反智反文明的思潮和暴力行为影响了两代人，是更根本的原因。
第三，教师队伍严重分裂，根本无法联合。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从反右派，反右倾，两个四清工作组，造反派，文革工作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工宣队，几届党支部，折腾多次，教师苦不堪言。他们所遭受的长达２０年政治运动的折磨，不是我们自幼造反的学生所能理解的。
第四，四中军训团表现极为恶劣。１９６７年四月，新四中公社学生领袖王祖锷贴出大字报，带头支持军训和大联合，没有犯社会上“四三派”的错误。军训团高政委亲自写大字报：支持王祖锷，支持革命大联合。但高政委１９６７年底调走了，这是军训团改变政策，打击新四中公社的有意安排。
第二届革命委员会成立，徐教导员当主任，此人水平极低。杨滨由于赵如云陷害，王军等人极力反对，不能进入革委会，其他领导干部如刘铁岭，屈大同都受到连累，由总务主任周春芳当革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此人无德无才，王行国老师在回忆录里痛骂于他，不知做了什么坏事。
徐教导员明显打压新四中公社，尤其是其中教师。１９６８年他利用“支援新建校”，把教师调走２０余人，几乎全是新四中公社的，包括革委会副主任阴亚东，田佣，李颐扬等，当时大家一看这个名单都惊呆了。连一直被批判斗争的教导主任屈大同在“清理阶级队伍”时都说：当时我感觉军训团用这种方法削平山头，也太过分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第五，利用出身问题大肆迫害教师。１９６８年我在革命委员会，旁听了“清理阶级队伍”多次会议，目睹了我熟悉的老师如齐大群等战战兢兢地交代历史问题，语文教师廖锡瑞已开始揭发阴亚东，当时阴亚东是新四中公社的教师领导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有一天朱鉴民老师向我诉苦，说被隔离审查６天了，一刻没睡，希望看守他的学生晚上能安静点。１９６７年校革委会成立《维护革命秩序委员会》，王祖锷负责，后王祖锷分配去京西煤矿，我继续负责，有高一韩东林，李家魁，初二四王雄等人和我共事。面对朱老师的哀求，我说了学生几句，但没认真管。过几天听到朱老师自杀的消息，我心中后悔。直到２０２０年刘铁岭校长告诉我，朱老师当时没死，我才有点心安。
１９６８年秋天工宣队进校。陈凯歌，曹一凡等回忆说他们曾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当时我已准备下乡插队，对此毫无印象。工宣队到底为了什么原因，以什么标准对学生进行隔离审查，也是一笔没有清算的账。
１９６８年底工宣队长赵春明和我们几个学生聊天说：军训团向他们交接工作时说：“新四中公社这个组织很坏”。这就背弃了军训基本原则，背弃了１９６７年初“新四中公社”广大师生拥护军训搞大联合的功绩，不仅以老干部杨滨为牺牲品，且为迫害教师打下基础。工宣队长说他们整人是有计划的，先拿杨滨开刀，然后借“清理阶级队伍”，整那些出身不好的教师，如工宣队不来，他们下一个就要整王思敏了，最后目标是阴亚东。当时我一惊：没想到这位北京市运输公司搬运工人出身的工宣队长，把问题看得这么透彻！工宣队在１９６９年被原单位作为“五一六”清理了，于是“新四中公社”的老师们受到更残酷的整肃。文革以前支撑北京四中的优秀教师，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早已荡然无存。特别是文革的伤害，无人系统清算。
第六，领导干部遭受严重迫害。副校长刘铁岭，俞汝林，教导主任屈大同被斗多次，多名教师被打入“劳改队”，整天挨打，唱嚎歌，受尽人间侮辱。
我姑姑杨荣梅当时在西城区委做教育部长。她回忆说，每年从高三政治辅导员里选拔优秀学生党员留校，在四中著名的有刘铁岭马凯等，他们入党时都是我姑姑谈话。刘铁岭德才兼备，四清时已是四中二把手。他的一句话被当做“个人奋斗”典型痛加批判：“３０岁当区委委员，４０岁当市委委员，５０岁当中央委员。”文革开始就被打倒，一个处级干部，在基层重点中学倒了大霉，学生胡来不受法律制裁，老师校长遭了大难。
１９６８年插队知青反映延安太贫困，周总理说对不起老区人民，要北京选拔干部支援延安。刘铁岭积极报名一去５年，虽有离家之痛，但比起在四中挨批，在政治上翻了身。出发前我去培训地点看了他一次，以后再见是５０年后经二姑联系，访问刘铁岭夫妇。刘铁岭已８６岁，身体精神都很好，家里窗明几净，无一丝尘土。他是刘少奇培养的“修养式干部”，从头至尾不说自己委屈，不说他人坏话。文革后回四中当书记５年，后遭人反对，组织上改派他去市研究部门，他没抱怨。二姑称赞他不记仇，有胸怀。
北京师大女附中书记卞仲耘，在１９６６年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也是一桩没解决的历史公案。２０１４年宋彬彬从美国回来公开道歉，面对卞仲耘半身铜像泪洒讲台，“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卞仲耘儿子王行是我小学同学，他说，他们家不接受道歉，觉得她们诚意不够，直到今天，也没人站出来负直接打死人的责任。
印红标２０２０年告诉我细节：卞仲耘校长当年遭多人殴打并折磨，一拨人殴打被劝阻后，又有人殴打，不知前后是不是同一拨人。再次被劝阻后，罚卞校长和其他老师在太阳暴晒下干重体力活儿。卞校长倒地再没起来。至今，参与打死卞仲耘的人也不敢出来承认。实际上，几位调查者已了解到某几个参与者，将调查结果（包括已知的施暴者姓名）交给该校领导，但不愿向公众揭发。师大女附中领导也是“不作为”，没有做任何处理。
（三）我们需要反思什么？
我倒要质问一下，当年亲手打死自己校长的女学生们：你们真是一群不信鬼神的人。能安然面对死者亡魂活到７０岁，甚至准备永远把自己打死人的恶行掩盖。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你们是最聪明的女学生，为什么打人比男生还厉害？你们真的是出于信仰吗？如真有信仰，为什么５５年不知忏悔？
老三届在青少年时期疯狂卷入了文革，揭发父母老师，抄家打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社会群体，都必须有深刻反省，不是简单一句“青春无悔”就可以搪塞过去的。
请不要再用“信仰”为自己辩护。所谓“出家修行，斩断尘缘”，说的是树立信仰，有时要割舍亲情，刻苦修炼，但绝对不包括迫害他人。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不可混同。我们自幼建立信仰的过程，都是强调“爱”，这点我已在小学回忆录里多次谈到。自打１９６２年“阶级斗争为纲”，爱就变成了“恨”。说实话，我上北京四中没有一年，就感到了“阶级仇恨”的压力，是冲着出身不好的学生去的。
青少年心智发育不全最易走极端：出身不好的埋怨父母为什么不参加革命，以至于耽误自己前程。为了做“可教育好的子女”去批判父母，脱离关系，甚至父母临终都不去看一眼。其中性格扭曲之人，以后拿祸害别人也不当回事。此人我认识一个，我对他有恩，他却加害于我。此人已患肠癌，我忍耐了５年没说话，想想他对亲生父亲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什么？我在等待这些人自己悔悟，看来是等不到这一天了。
出身好的“红五类”自从被“血统论”迷惑，人性就变了，自以为是“人上人”的情绪“油然而生”，他们开始看不起同学了：你们的父母比我们的父母差远了。然后批判同学老师；然后就拿人命不当回事，抄家打人。这是“树立信仰”吗？是“阶级感情深”吗？这是人性深处的迫害狂被发掘出来了。
我们当时作为学生，绝大多数都受到极“左”思潮影响，或多或少做过这类事。５５年来控诉者多，道歉者少；好面子者多，有忏悔者少，好像都是受害者，没害过别人。
余永定看到我这篇文章，回复我说：他深表赞成。这么多年来，学术界也是一样，没有人承认他人作对过什么，也没有人承认自己做错过什么。
当年老三届的四中学生，在一辈子自豪于母校辉煌之余，是不是也应记得自己校长和老师的命运？难道我们这优秀中学，只有当了大官名人，发了大财的校友是真实存在，校长老师只是空气吗？
现在再次提出惩治赵如云有重要意义，中国有产生赵如云王军的土壤，只要政治气候适合，政治流氓恶棍会不断跳出来害人。最后用杨滨校长的话结束此篇：
１９６６年８月底，校革委会要求高一五班举办“杨滨罪行展览”，李惠敏，史康成，任志等学生听取了杨滨的解释，最后没办。杨滨临终前评价道：“四中学生在那样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中，还能有理智的头脑，有客观分析和判断的能力，真是非常可贵。充分显示了１７年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善良正直的人格和良知。”——见李惠敏《杨滨校长和我》，他把保护解放校长称为“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北岛，曹一凡主编《暴风雨的回忆（增订版）》，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３２，４３９页〕
◇ 附件一：杨帆、任志、李惠敏访问前校长刘铁岭——不能让陷害者逍遥法外〔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８日第九次经本人修改，杨帆最后整理加工〕
杨帆：我和印红标（我校六七级初二四班学生），我是初二二的，我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同学，没想到１９７８年在吉林大学又是同学，我是经济系，他是历史系，他已下决心要研究文革。
我们当时就认识到：北京中学“文革”最具典型性，其主线是围绕出身问题，触及深层次社会矛盾。大学虽热闹，但介入政治太深，直接跟着中央文革去抓刘少奇。请刘校长回忆一下“四清”的情况。
刘铁岭：原来干部子弟和普通同学没多大差别，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前后，阶级斗争天天讲，北京四六八中等校部分高干子弟串联，要在学校开展阶级斗争。北京市委召开了四六八中等校高干子弟会议，副市长万里严厉批评了他们。
后来六中有人向中宣部反映，学校不贯彻阶级路线，中宣部文办写了调查报告上报书记处，康生批示，由中宣部和书记处联合派出杨海波为队长的工作队，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进六中搞四清。这股风很快传开，北京大学好像也有人写信。
１２月２０日四中六个高干子弟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信，说学校不贯彻阶级路线，副校长刘铁岭出身资本家，教导主任屈大同父亲是伪官吏，史会仁的父亲是被镇压的，信里还说有些出身好的学生入不了团。
任志：这封信我这里有。
杨帆：当时学生会主席好像出身不好。
任志：吴铁生。他的父亲是“反革命”。
刘铁岭：这封信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１日转到北京市委，市委第一书记彭真２８日就派工作组去四中，速度极快，说明当时政治斗争非常严峻，康生等人策划的文革造反之火，已烧到北京市教育界。彭真派工作组是去灭火的，阵容极其强大。由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领导，李晨刚当上教育局长就当工作组长，在四中北边电化教育馆上班了。组员有区委文教书记侯维诚，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孙岩，团市委书记汪家璆等。杨滨原是女一中校长，五八年关于五四决定大辩论后卸任，后经甄别，参加了四中工作组，１９６５年７月四清结束，杨滨留任四中校长兼书记。
四中工作组的指导思想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实事求是，客观总结工作，把老师和学生分开，让教职工给领导意见，包括教育路线，组织路线，建党路线。我当时是副书记副校长，代表四中党支部写了总结报告。书记校长是解才民，大家对他意见比较大，工作组让我管许多工作。教育局长李晨带我去张文松家，把报告给他看了，他点了头。工作组的结论是：四中领导是比较好的干部。
六中的“四清”于１９６５年８月结束，比四中晚一个月。工作队把书记王一静打成蜕化变质分子，副书记李雁书为阶级异己分子，团委书记伍继广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三人定为反党集团。
杨帆：早就听说，当时有康生和彭真两个批示，两个工作组，结论截然相反，围绕“十七年教育文化战线黑线专政”，反映了上层激烈的政治斗争。此时姚文元已吹响“文化革命”号角，北京市批判“三家村”也开始了。到１９６６年初“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揪出，北京市彭真干部集团彻底被打倒，许多干部下场极惨，我和任志他们家都在其中。
刘铁岭：四中那些在“四清”中就造反的人，很快再度造反，说北京市委和工作组包庇四中校领导。
杨帆：四清在教师中是不是遗留了矛盾？
刘铁岭：四清没有整老师。
杨帆：我在１９６７年进入第二届革命委员会，教师委员王军非常恨杨滨。
刘铁岭：王军是革委会委员吗？他从东北来的，出身好，说领导不重视他。四清工作队认为他有野心不可靠。
任志；高干子弟给陆定一的信里提到王军受打击。
杨帆：这说明王军作为教师，在１９６５年“四清”之前就勾结学生里的个别高干子弟，在四中造反。他在１９６７年为什么能进革命委员会，其政治资本就是在四清时积极揭发四中领导，受到工作组打击，他才是最早的“造反派”。
刘铁岭：１９６６年王军主持批斗李晨，汪家璆，杨滨，在８月１９号中山公园批斗会之前，约六七月份。
杨帆：此人不仅是个政治流氓，也是一个生活流氓。是军训团蓄意要打倒杨滨，才把他搞进革委会做委员。他极其嚣张，和杨滨誓不两立。突然有一天丑闻传出：他和我校方护士通奸，半夜被居民委员会查夜，从被窝里揪了出来，他还大言不惭地吓唬人，说我是四中革委会副主任。方护士的丈夫是抗美援朝烈士，王军搞人家老婆是什么问题？奇怪的是，在文革极左年代他竟没受任何处分。让我在革委会里骂了一顿，不敢去开会了。军训团这样包庇王军，非要打倒杨滨，真是有些背景的。新四中老师队伍后来全盘瓦解，我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看到他们一个个是怎么挨整的。副校长康辑元，人事干部姜春荣管理档案。他们抛过老师档案吗？
刘铁岭：是他们掌握档案，赵如云揭发杨滨的“三二七记录”，可能就是从他们那拿出来的档案。
我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９８７年在四中当了五年书记，领导整党抓三种人。我看到了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７日的支委会记录，最后一句话杨滨说：“还是彭真水平高，要是林彪主持四清，非左倾不可。”这句话明显是伪造的。当时开会的有解才民，我，屈大同，俞汝霖，我们的记录本上都没这话。赵如云揭发的这句话是后来加到记录本上的，墨水颜色也不一样。
任志，李惠敏：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在学校搞干部问题时，我们见到过支委会记录，一共七个蓝皮笔记本，大３２开，按时间顺序记录着当时各次支委会发言，记录者正是支部宣传委员赵如云。我们逐页查过，涉及涂改杨滨发言的有五本，最早一次是１９６５年１月７日，最尖端的就是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７日那句赞扬彭真贬低林彪的话，墨水颜色相差极远，一看就是后加上去的。
杨帆：在文革期间，这种话是可以判死刑的！赵如云也太恶毒了，他和杨滨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为争权不至如此啊。
任志：为打倒杨滨，赵如云起码纂改甚至编造了五处杨滨所谓的“三反言论“。我三年前问过四中管理档案室的王老师，但在档案室没查到这个材料。
刘铁岭：我１９８５年看到了那几个蓝皮本，把赵如云作为整党重点，我和赵如云谈多次，他就是不承认。
杨帆：１９８２年以后就不可能再丢。可能是后来的领导包庇赵如云，销毁了材料，也可能是不给任志看。
刘铁岭：１９６９年工宣队撤走以后，任四中革委会领导的先后是张印斗，李恩浩，后来韩家鳌任书记校长。我于１９８２年１１月来四中任书记兼校长，１９８５年不兼校长，任总支书记至１９８７年９月。刘秀莹于１９８５年任校长，１９８７年后李裕浙任书记，后由邱济隆接任校长，刘秀莹任书记，刘退休后王兆骥任书记。
任志：有些老师思想变化很大，如燕纯义当了副校长，在落实政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杨帆：我班陈国恩从山西回来是他给安排的工作。
刘铁岭：给我的处分背到１９７９年。
任志；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北京市教育口错误处理一批人包括杨滨，认为她们右倾。后来市委又为她们甄别。１９６２年我母亲任西城区委书记，她跟我谈过这件事。杨滨很感谢她们。但杨滨说了多次：范长江的儿子范苏苏，为什么一定要打倒我们？
李惠敏：１９６７年杨滨让我们编一个材料，后来没印刷。１９６８年杨滨第二次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斗争１００多次。后来工宣队有一个队员找到我，说支持我的看法，我就把材料给了他。１９８７年我还在陕西工作。刘铁岭校长委托人多次找我，详细询问赵如云陷害杨滨的情况。但我一直疑惑，为什么不了了之？
刘铁岭：１９８５年整党我负责，赵如云是重点，我和赵如云谈多了次，想让他认下来，他死不承认。后来刘秀莹说这类事多了，我们就没做结论，没定性。
李惠敏：这在四中可是大事。
任志：杨帆主张去法庭，应是家属告。
李惠敏：我把杨帆回忆录转给杨滨的儿子宋新鲁看了，他的意思是自己不参与了，但支持我们。赵如云一直没离开四中吗？刘校长上次说他还犯老毛病，是怎么回事？
刘铁岭：赵如云不老实，去东北出差，报销有问题。
任志：我的看法是，刘秀莹在四中拨乱反正，全面整顿中起了很大作用，但在赵如云问题上有失误，不但在整党中放过，后来还把他树为教学典型，评为政治课特级教师。
杨帆；听说这个王八蛋在１９９０后特积极，到处讲课反和平演变？我们党怎能用这样的投机分子？对那些关键时候跳出来搞“极左”的人，才需要讲阶级路线，查底细。赵如云，王军是典型的“三种人”，１９８５年整党为什么没抓出来？
刘铁岭：他死不承认。
任志：有人证物证，可送公安局鉴定啊。
李惠敏：１９６７年军宣队态度很坏。我们开会揭发赵如云陷害杨滨，铁证如山，但高政委发言完全偏袒赵如云。在会上革命造反兵团的人（好像就是王军）改口说：即使杨滨没说这话，也是走资派。高政委调走了，军训团徐教导员当革委会主任，１９６８年组织第二次打倒杨滨。
刘铁岭：但军训团和工宣队没对杨滨做组织结论。对赵如云的揭发不置可否。
任志：杨滨说话随意，被揭发了许多。
杨帆：１９６７年第二次斗杨滨，应该和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群众揭发言论无关，和“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无关。１９６７年以后大批审查干部，主要是查历史问题。
李惠敏：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是当时北京市领导发了话，要打倒杨滨。
杨帆：１９６７年中央斗争激烈，主张解放干部的应是周恩来，老帅们。军训由林彪和中央文革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吴德极左。
１９６８年第二次打倒杨滨，学生没动机，教师没能力，可能是“上边”什么势力发了话，上下勾结，有人陷害。这不是“群众运动”自发搞的，而是有组织有系统有意识的陷害加政治迫害。虽５０年过去，也必须要揭露和追查。
任志：四中１９６６年“八四武斗”，可能起源于高二六任正吉招摇撞骗，他到王府井破四旧，冒充是范长江的儿子范苏苏。范苏苏他们非常气愤，把任正吉揪出来斗。后来学生一哄而上，揪出二十多名教师和校领导，围着大操场转了一圈，４００米距离连踢带打，把老师们打得不成人样。
杨帆：那天我到学校时已打完了，我隔着窗户看了看，只见杨滨满身污泥，披头散发，躺在床上呻吟。
刘铁岭：北岛曹一凡他们编的这本书《暴风雨的记忆》很好，不随波逐流。老红卫兵里面我记得刘辉宣特别左，革委会里孔丹，刘东，赵胜利几个都挺和善，他们不赞成打人。
杨帆：四中老师文革里有几个自杀的？
刘铁岭：朱鉴民老师自杀未遂；刘承秀五七年被定为中右，文革开始她害怕，自杀了；苏亭午汪含英夫妇被遣返回家，家里不留他们，他们就自杀了。刘庆丰自杀，是不是贪污了我也不知道；田钟岳在老家卧轨自杀。
任志：有人说，四中文革期间没死一个老师，不是事实。
杨帆：１９６７年我校设立了劳改队，打死了两个社会上的人，满校园都是血腥气，墙上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我是记忆犹新。２０多名老师校长在劳改队饱受折磨，有人创作“嚎歌”，强迫他们每天唱几次，极尽人身侮辱之能事。
王行国老师回忆，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去劳改队随意打人，他的身体已被打坏，数十年来没人向他道歉。这也是四中学生干的，四中学生多年来很爱在社会上吹嘘自己啊！现在七十岁的人了，是不是应有所反思啊？
至于赵如云，王军这种政治品质恶劣极其恶劣之人，他们不是学生，造反是有个人野心的，赵如云伪造证据陷害校长，按法律有罪，按政策１９８５年应定为“三种人”。
◇ 附件二：王兆骥老师１９６５—１９６８年任北京四中初二二班班主任，和我们一个班共同度过了一年初二学习，加三年文革。他只比我们大十来岁，平时和大家打打闹闹，亲如兄弟。他在北京四中一直坚持下来，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刘铁岭任支部书记五年期间，他是教导主任，后升任支部书记。刘铁岭对他评价很高，他应该就是刘铁岭提拔上去的。看到我们的回忆录，他发表了如下感想：
“前些日子不仅在咱们班的网上，看到杨帆回忆录中关于文革的文章，特别是对赵如云的阐述与分析。最近又在其他四中老师群中看到了杨帆相关的文章，有的老师是文革后才到四中工作的，他们是看了杨帆的文章才了解了四中的过去，并向我打听当时的情况。
说实在我真佩服杨帆对四中文革中的重大问题深入探究，对５３年前是是非非的分析。特别是对杨滨、刘铁岭校长的肯定，对赵如云、王军的鄙视。
杨帆的文章重新唤起大家（特别是老师）对历史的回忆，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说实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总会慢慢地淡忘，但是在那些关键的时刻，在人命关天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所走过的路，是绝对不能忘却的，对一些人上窜下跳是绝对不能忘却的！不论他们现在是否活着，不论他们自己如何看待那段历史，他们所干的那些事情都应当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想杨帆所写的回忆录，又不仅仅回忆一段四中的历史（即便如此，现在也没有什么人花时间去回忆那么远的过去），更是通过对咱们四中的回忆，剖析“文革”这一场浩劫所带来深重后果！
谢谢杨帆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调查研究四中的历史！有的问题与细节，我都不是很清楚的，再无人研究与撰写文章，就真会荡然无存了！杨帆所做的是对四中的历史负责，对那段历史的道德是非负责。从一定意义上说，杨帆依然保留了少年时代的个性与优点，喜欢探讨研究问题，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真行！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第八次修改
□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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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文革初期，风云突变（１９６６·６—１９６９·８）
——苦难人生十二年（之一）
·周 密·
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现在人们一说文革，就只剩下“抄家、游行、贴大字报、开斗争会”了。事实上，十年多漫漫长夜，人们都干了些什么，怎么熬过来的，那段历史可能比八年抗战更惊心动魄。我的同学、朋友、周围的同事们，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但为了维护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不便都写成白纸黑字的“伤痕”文章留于后世。
岁月流逝，“伤痕”慢慢地淡化了，记忆却从未消失过。平静地回忆往事，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 大概现在已算不得罪过了。
我的命运的转折是从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在这之前，生活一帆风顺。童年，在解放区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中度过，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作为孩子，可没有什么“艰苦”的感觉。有父母的呵护，周围叔叔阿姨们的照顾，老师同学的关心，我就这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像匹小野马似的满山乱跑着长大了。进城后，中学、大学，凭着一点小聪明，学习也不错，就是有点任性。同班多是大姐姐们，对我很宽容体贴，老师们也都很喜欢我。当然我也不是不挨批评；偶尔挨了批评，受点委屈，掉几滴眼泪就没事了。
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的高科技机密单位，干的是最光荣的工作。丈夫叶华明，是青梅竹马时认识的，名将叶挺将军之子，五十年代的党员，我们同在莫斯科学习时谈的恋爱。我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他在莫斯科军事学院。他学习成绩优秀，是极少数金质奖章获得者之一。毕业后我们一同分到七机部，他在二院，我在一院。在当年，他长得一表人才，我也是本地有名的漂亮姑娘。我们是被许多人羡慕和嫉妒的一对夫妻。我们沉浸在幸福之中，丝毫不会想到即将来临的那场浩劫，会彻底改变我们后半生的命运。
对于我来说，文革是从１９６６年初开始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父亲（周扬——编注）真正得到平反为止，整整十二年。十二年，是一段曲折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我分三个大的阶段来叙述。
◇ 一
对我来说，１９６６年开年就不吉利。一月六号晚上，我从甘肃四清回北京。不记得为什么没有马上回机关自己的家，大概是为了先回父母家洗洗澡；四清五个月，一次澡也没洗过。也是为了看看养在父母家的女儿阳阳，她已经三岁半，准保又长高了不少。
我们搞四清的甘肃天水娘娘坝区，老百姓穷得叫人心酸。回来时，许多四清队员把能留下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们，我也如此。所以下火车时，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棉军装和挎包中一点必用物品，就这样进了沙滩中宣部孑民堂的院子。大约是晚上９点左右。通常，这时父母都在自己房中工作，我期待着对我的亲热接待。他们往往都会走到客厅，问长问短，妈妈一定会叫阿姨给我弄点热乎乎的东西吃；然后，一会儿催我快去洗个热水澡，一会儿又叫我快去看看女儿（她肯定已经睡了），弄得我不知该先做什么好。
然而，等待我的是漆黑寂静的院子。我看见妈妈卧室似乎有点暗光，走进去叫了声。妈妈斜靠在床上，满脸疲惫，见我突然进来，好像也没什么大反应，然后平静地说，你爸爸住院了，肺里长了个东西，这两天开刀。
在我记忆之中，父亲身体一向很好，从不生病，也极少休息，咋一听这个消息，真是惊呆了，禁不住眼泪簌簌流下。妈妈简单地说了几句病情，催我去睡觉，说她明天还要上医院，累了。我回到自己房中，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妈妈没让我去医院，我休息整理了一下，就回机关了。
父亲刀口拆线后，我才去看过几次。肿瘤长在最小的那叶右肺上，所以把那叶肺全切了。为此，还锯断几根肋骨。看着父亲侧身那半尺左右长的伤疤，我不知该说什么。那年他五十八岁。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体检时查出来的，医生马上请示中宣部长陆定一伯伯，问要不要直接告诉周扬同志本人。陆伯伯痛快地回答，告诉吧，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在乎这种消息吗？果然，父亲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当天母亲彻夜辗转无眠，他自己照样呼呼大睡。
为他主刀的是黄家驷大夫，当时中国胸外科第一把刀，手术十分成功。直到１９８９年７月父亲去世，他的癌症没有复发过。文革中我看到过这样的大字报，质问黄家驷大夫“为什么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开刀、治疗这样用心，并且从此停刀？”当时黄大夫年事已高，给父亲切除肺癌的手术确是他“最后一刀”，这也成了黄大夫的“罪状”之一。时间过去近四十年了，黄大夫也早已仙逝，但我至今从心底里感谢和尊敬这位医德技术皆高的黄老先生。
术后，爸爸既没化疗，也没放疗，只是妈妈保证他天天有炖鸡汤吃。春节后不久，大约是２—３月，父亲去南方无锡休养，也带着我女儿阳阳一块走了。后来听说，是上海市委书记邀请他去的。在上海，张春桥还登门拜访，表现得十分热情谦恭，谁能料到他们同时正在策划着“３月１８日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呢。
这叫我想起了原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伯伯被“揪出”的过程。１９６７年春，文革小组叫他去人大会堂参加个什么大会。入场时见到江青，江青表现得十分友好热情，握手时还说：“好名字，好名字，一年之际在于春么。”张问：今天开什么会？江青说：不知道。大会开始，方知是“刘少奇社教工作路线批判会”，随着一阵口号声，张际春伯伯突然被揪上台挨斗、挨打。第二天，他的夫人，童养媳出身的、经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罗屏阿姨，因没能承受得了这突然的打击，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谁能料到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竟如此险恶可怕！
我住在机关干自己的工作，那时代通信没这么方便，和父母基本没联系，开始只收到过妈妈来自无锡的一封平安信。直到文革大炮轰到父亲头上后一个多月，８月份，因接到要我们去接女儿阳阳的通知，才知道他们早到了天津。
四岁多的阳阳第一次踏进自己父母的家，两居室套间中我们住１６平米的大房间。开始她有点奇怪，为什么“新家”只有一间屋子，老吵着要回“老家”——沙滩孓民堂。上班时，我们叫她自己在院子里玩。那个时代，套间的门不锁，有时房间的门也不锁，我在公用间给她留一杯开水、一点手纸和一两块糖。现在早都不用了的粗糙的灰色手纸，当时还经常断货，我上街只要能碰到，就尽量多买点存起来。至于糖票，每人每月好像是二两，一家三口的糖只够供阳阳的。孩子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她什么也不问不说。有几次下班回来，见她独自一人坐在楼门口台阶上，对于我的提问，她只是淡淡地回答说：“他们不跟我玩。”有次晚上给她脱衣服，毛背心和衬衣里面抖出一堆沙土，问怎么回事，她也是平静地说：“他们往我脖子里塞沙子。”四岁多的小女儿，从不主动向我诉说她在外面碰到过什么伤害。我多少次背着孩子拭去眼泪，有时泪水涟涟止不住，被她发现了，她也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我。很快，她就由一个特别喜欢管别人闲事的、善良的小公主，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倔强的小姑娘，学会了反抗、打架，但自己很少哭。我们家的人，无论是我和女儿们，还是母亲和我，在苦难降临或劫后重逢时，从未有过电影、电视中那种抱头痛哭的情景。亲人间的相见和别离都是异常平静的。若说文革有点什么好处，那就是把我们全家都锻炼得坚强、冷峻。
好在阳阳被“放羊”的时间并不长，９月下旬，华明就想法把她送到单位幼儿园了。她长得漂亮、高大，又爱劳动，所以幼儿园的老师们，不管是哪一派的，都对她不错，我们也就放心多了。阳阳在七机部永定路地区二院的幼儿园、小学度过了童年，独立生活能力很强，六岁就会蒸馒头，做简单家务。难怪有位名人说，儿时的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文革的大环境也造就了她坚强勇敢、独立思考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如今四十多岁了，依然如此。
◇ 二
七机部永定路地区是个有几万人工作和生活的大院，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和９月１６日起，就正式分成了“９１５”和“９１６”两大派。“９１５”中大部分是政工线上的干部和领导，“９１６”中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和技术领导，工人则两派都有。
从１９６６年７月１日正式揪出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大红伞周扬起，整个下半年，中央大报、新闻广播、院内的高音喇叭、各地小报小刊、大字报、传单等等那个年代的全部媒体，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听到“声讨”“批判”“揭露”三反分子周扬的文章和声音。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辞，时时在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心惊肉跳，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叶华明整天阴着个脸，一言不发，从未说过一句劝慰我的话。当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劝慰我，他自己也不轻松。
几天之内，我就成为永定路地区的“新闻人物”。来自素不相识的人们（大多是半大的孩子）的白眼、谩骂、扔石头、喊口号……我独自承受着这一切倒也罢了，可连幼小的阳阳也跟着遭殃。有次阳阳发烧，我背着她上医院，刚进大门就碰到几个“红闯将”，他们冲我大喊“打倒周扬”，孩子哇哇大哭，说什么也不肯进楼门了，我只好把她背到医院院子里休息。也怪，哭了一场，晒了会太阳，她倒退烧了。后来，我买了几本中医书，小病小伤基本自己治。以后，她５岁时的腮腺炎，再后来她们姐俩出水痘，都是我先诊断出来的。
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当上“反革命分子”，但作为“黑帮狗崽子”，已经是被打入另册的人了。从１９６７年起，随着老干部一片片倒下，周扬已经成为“死老虎”了，我承受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些。也可以说，自己是麻木了些而已，内心的阴影却越积越深了。１９６６年下半年，是我此生最痛苦、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作为周扬的独生女，没有人与我分担压力与痛苦。我自己活得再苦也能挺过去，可是阳阳将来怎么办？那年月，打死打伤人是常有的事，我这种人被打死也不需要任何人负责。又风闻叶华明的一个亲戚劝他和我划清界限，离了再找，叶华明拒绝了。思前想后，我想给阳阳生个弟弟或妹妹，叫她不再是独生女，在人生的路上有个血浓于水的伴儿。开始华明反对，因为处境艰难，后来勉强同意了，他很想要个儿子。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在王洪文的领导下先夺权，随后各地也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各派头头与骨干们忙着进入“一片红”的领导核心，大多数群众慢慢地逍遥起来，这正是个怀孕生孩子的好机会，大院出现了不少“妇女挺进队”。光我们室这年秋就有五个女同志怀孕了，我是其中之一。
１９６８年４月快到预产期时，我不得不到外地去，因为我认为北京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我在这儿生孩子。
文革开始头半年多（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６７年２月），在文革中打头阵的那批红卫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他们造反有理，破四旧，打砸抢，抄家，全国大串联，遍地开花，的确起到了梁山泊好汉李逵的作用。后来，这些人不知怎么成了“联动分子”，头头们大都作为“５１６分子”给抓起来。到１９６７年春天之后的夺权时代，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成了文革的主要战斗力量。几乎各地区、各城市、各单位都分为两派。在北京市，当时的“９１５”属于“天派”阵营，“９１６”属于“地派”阵营。常有毛主席“最高指示”下达，有时似乎对这一派有利，有时似乎又对那一派有利。所以，有时候这一派占上风，有时候又是那一派占上风。所谓占上风，就是比较容易地把支持对方的领导干部（院、所、室或局、处、科三级）和头头们拿来批斗一番。
这种派仗就连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卷了进去。我们室有位同志去割扁桃体，打完麻药后医生和他辩论起来，结果动手术时麻药作用已过了一半，割第二个时把他疼晕了过去。
武斗也越演越凶。各派都有年轻人组织战斗队，“９１５”有“红闯将”“９１６”有“红卫兵”。大院生活区也大致划分了地盘，不小心泄露身份就可能被打一顿，也有极个别被打死打残的。当然，比起外地来，北京武斗死的人还不算太多。
这种环境，我敢在北京生孩子吗？所以我们决定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就选定了广州，那儿住着叶华明姨妈全家。他把我和六岁的阳阳送到广州后住了几天，就回北京了。我们娘俩留在了这个陌生的、语言不通的城市里，反倒觉得压力比在北京小了一些，一来是周围人不知我是谁，二来，也是最关键的，是受到了姨妈和几位表弟妹的热情关怀和帮助。
◇ 三
叶华明的母亲李秀文出身于官宦人家，只有姐妹二人，姐姐李秀英的丈夫，解放前也帮助新四军做了不少工作。妹妹李秀文嫁给了叶挺将军，有九个子女，在战争年代，这些孩子们都是在外婆家生养的。姨父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去世了，姨妈有六个子女，前四个都受过高等教育，也已成家，最小的老五全德、老六全宝赶上文革，没有大学可上。全德在工厂，但工厂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全宝毕业等待分配，所以这俩算是家中的闲人。
姨妈一家住在解放初期政府拨给的老房子里，我一去，姨妈就把自己的卧室——二楼正中的一间屋子让给了我，一板之隔的后面便是老大全盛夫妻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我很快便被接纳到这个大家庭中，他们对我推心置腹，使我感到十分温暖。１９６８年５月５日（正逢马克思诞辰１５０周年）我在街道保健所生了东东之后，６岁的阳阳就常由全德带着玩，他把她放在自行车前架上满城地乱跑，还去找有武斗的地方看热闹，回家后照例要挨姨妈一顿臭骂。全宝帮助母亲做饭，包括给我坐月子饭。坦白地讲，那放了不少当归、白芍等药材而又不放盐的鸡汤真叫我难以吃完，只好背地里求阳阳帮忙。阳阳问，这汤上漂着一层黑的是什么？我说这是胡椒，去风的。她端到亮处一看，说，妈妈，这是一层蚂蚁呀！原来，广东的老房子厨房共对天井，光线不好，又潮，做好的饭菜放在灶台上就会有蚂蚁爬进去。我想蚂蚁也没啥了不起的，反正都烫死了，就叫阳阳不许说，全部喝下去，常这样，也没有事。早餐他们常为我上街买菱角糕、粽子什么的，甜的咸的一块吃。北方爱吃茶叶蛋，广东月子婆吃姜醋泡蛋。虽然有些吃法我很不习惯，但这是他们对我的尽心照顾，我也尽量表示很有味地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天气热，我奶水不够，东东胃口好，奶头嘬出血，痛得我直冒汗，她还吃不饱哇哇大哭。有几次夜里吵得隔壁大嫂也睡不好。问明原因，她把东东抱过去喂一会儿。所以，东东刚满月就加喂炼乳，让她很早就习惯于喂牛乳，也好。产后不到５０天，我就接到令我回北京的电报，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我把东东暂时留在姨妈家，只带着阳阳于六月底返回北京。总的来讲，１９６７年秋至１９６８年夏，我完成了生二女儿东东的“战略计划”，下一步就是我当“现行反革命”的人生阶段了。
◇ 四
１９６６年初春，我刚从农村四清回来，单位就开始了“科技革命”。七机部派了工作组，先到我们所——一院十二所试点。我们第一研究室是搞控制系统设计的，大学生多、留学生多、高干子女多，因而又是重点的重点。于是，每星期的政治活动时间（星期六，直到８０年代初，是雷打不动的政治活动时间）就是开会给领导提意见。那时还没把他们上升到“走资派”一级，但形式上也和农村四清类同，干部们都得“下楼”，就是检查过关。领导干部们个个检讨上纲、痛骂自己，甚至涕泪交加。大部分人第一次都下不了楼。好在不久，革命对象的级别又提高了一层，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学习讨论文艺革命的伟大意义。一天到晚的开会、读社论、写批判文章。我是个平头百姓，平日只重技术，讨厌开会，又是个出了名的大炮筒，活到三十岁，没碰到过什么不顺利，所以开会时一轮到我发言，便口没遮拦地胡说一通。当时的想法是，放着一大堆技术工作不干，成天干这劳什子，真把人烦死了。导弹设计和文艺革命有啥关系？不就因为江青是毛主席老婆，有人为了拍马屁，提高她的地位，才搞得全国上下都来闹“文艺革命”么？心里这么想就顺嘴说了一句：“都是江青闹的”。现在看来．这种想法真是太傻了，可当时的我就那么没头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一场台风即将把我头顶的房盖掀掉。到“彭、罗、陆、杨”被揪出来时，我还感慨地来了一句“伴君如伴虎呀”。至于有关清官贪官，现代京剧、中间人物论……等等，我更是“谬论”多多，老是喜欢来一番自以为是的议论，好像专门要和主流对着干。部里派来搞“科技革命”的工作组一直没走，始终在我室蹲点。其中一位成员原本也是我们室的，后来才转行去搞政工了，我一向视其为老大哥，关系也不错。老大哥颇有政工人员的沉稳气派，每逢开会，大家轮流发言（不能不讲），他则默默不语，拿个小本记录。每次最后请他“总结”，则总是谦谦地说，人家谈得都很好，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万万没想到，他的这些记录，两年后的１９６８年秋天“清理阶级队伍”时派上了极大用场。
到了１９６８年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七机部。这叫做“掺沙子”。他们一来，首先打破原来的科室建制，全所六百多人统一编成班、排、连。我们一室因是“三多”单位，自然是要重点清查的，大多数人编在了一连一排。另外同时也成立了群众专政队，主要是从后勤杂工、车间工人和机关八大员（资料员、打字员、保密员……等）中选出来的，都是贫下中农出身而没有什么学历的同志。
接着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天天开会，听完工宣队领导的训话动员之后，便“背靠背揭发”。情景颇像学校考试，各排的人都集中到大一些的办公室里，每人每天都要写出几页纸，揭发别人或坦白交代自己一切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思想，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否则不得过关。全所人员按阶级分了好几等（和我们农村四清时差不多，只是更可怕一些），我这样的“黑五类”（后变成“黑七类”，即地、富、反、坏、右、叛、走资派）是重点清理对象，和这类人交往多的，是“知情者”，他们的任务是“全面彻底揭发”，群众专政队自然是专政队的依靠对象。每天，大多数人铁着脸，相互不许交谈，面对几张工宣队发的纸，搜索枯肠，一定要写出点什么。
◇ 五
我室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我的工程组长阮崇德。此人也是晋察冀边区联中来的，后留苏，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工（相当于中国的清华）。从１９６１年春起，他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此人精明强干，业务好，工作能力又强，更兼能说会道，开口必“语出惊人”。这种锋芒毕露的人，难免遭人妒嫉。他虽算不上走资派，但说他“操纵着十二所里的走资派，诸如梁思礼等人”。上午约九点，我们正在办公室里“背靠背”，走廊里响起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阮崇德！”的喊声，接着便拥进一群人，前面几个专政队的大汉在工宣队的指示下，一齐走到阮坐的椅子边把他拽了起来，然后扭住胳膊往外走。他不服气，红脸直脖地跟人家争论什么，于是便遭到按脑袋、拳打脚踢的对待，被强拉出去了。我看着背上起了一片冷汗，心里明白，很快就轮到我了。果然，下午上班没几分钟，也如法炮制地来揪我了。幸好，上午揪走阮后，工宣队一位老赵师傅提前给我吹了点儿风，说群众运动不是“绣花”和“请客吃饭”，叫我“相信群众，相信党”，被揪时千万别顶嘴别反抗，他们会派两个女同志来押我，不会扭疼胳膊。他没食言，我也很顺从，所以揪我的过程很顺利。
我的主要罪行，便是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工作组那位老大哥笔记本中的大量“反动言论”更证明了我对文革的“刻骨仇恨”，说明我一直想“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老爸——周扬翻案”，所以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其实，文革之前，我对江青并无什么反感。小时候在延安见过几次，记不清了。解放后，只是１９６４年秋有次跟爸爸去看《红灯记》见过她一次，印象倒是朴素、热情，对爸爸和我表现得极为亲切友好，还唤我的小名“咪咪”。１９６１年春节，我休假期间曾和父母一起在广州省委招待所住过几天，一次和一个女服务员一块在院子里遛弯，走到江青曾住过的一幢楼不远，她说，江青住着的时候，这一带不让人走，因为她有病，怕见人。若是看见有人在这附近散步，她就会大发脾气。我挺纳闷，说这不是神经病么！年轻时，心里一点也蹩不住话，有一次，竟把这一想法对我的搭档说了，但也只说到“江青可能有点神经病”。这位搭档更是无遮拦，又把此话说给了同房间的室友。
１９６８年“清队”时，这位积极的室友背对背揭发了这件事，工宣队找我的搭档核实，她不会说谎，只好如实坦白交代。我当了“反革命”，她又十分后悔，找工宣队去解释，说“神经病”不等于“精神病”。在一次下班路上悄悄塞给我一封信，表示后悔，并详细地从医学角度证明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劝我去向工宣队申诉。即使在当时，她这封信也叫我啼笑皆非。谁都明白，我这样的背景，抓我是必然的，管我说过什么话呢！后来不少同事劝我疏远她，和她讲话要提防着点，但是，我很了解，她不过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廿多岁，一脑子天真烂漫，绝对相信党报说的话。又因父亲是有名的非党技术老专家，也算是出身不好吧，胆子就小点。实际上她的“揭发”中并无虚妄之词。在以后的多年相处中，她再也没有上当去“揭发”过什么人。我和她从一块儿去四清，１９６９年秋又一块儿去军垦农场下放劳动，几十年来，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 六
被揪出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七机部永定路地区，上下班的马路上也时时出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密”的墨刷标语，甚至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都见到过。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背后指指戳戳，叫我深深体会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藏到一个没人认识没人看见的地方去，哪怕是个洞穴，或是远在天边的什么角落。所以我总是提前上班，推迟下班，最喜欢冬天，因为天黑得早，总之，不愿意见人。人们那种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好奇的、幸灾乐祸的目光使我感到愤怒和屈辱，但也无可奈何。
我被揪斗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有时候是陪斗（陪阮崇德），有时候是自己当主角。但总的说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打倒我的大标语从永定路一直刷到天安门，我却从来没有在露天广场被批斗过，总是在办公大楼里较大的会议室中，与会者三五十人到百余人不等。头几次我挺紧张，对批判我的不实之词还想辩解几句，后来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听你的。我也慢慢习惯了。其实，这类批斗会也是很程式化的。
先被领到隔壁的一间办公室中，老赵师傅每次都叮嘱一番。押我的也是同研究员的一位女同志，比我小七八岁的计算员小狄。批斗我时，她要一手抓着我胳膊，一手压着我的后颈，使我能摆出标准的“喷气式”姿态。所以，在等候这一场面时，她会轻声地提醒我要顺着她的劲来，不要拧着，这样就不会疼。准备妥当后，一听到走廊里传来“把反革命分子周密押上来”的喊叫声，我们就奔赴会场，在一片“打倒×××！”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中登场。然后批斗会开始。首先是几个人发言，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声讨我的“罪行”；然后是我来回答革命群众对我的一些质问，诸如“你是如何伙同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你如何为黑老子周扬翻案的？”等等。我当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还必须得回答，所以我常常答非所问。但是，不管我说什么，最后一定是得到一片“打倒”声，或“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喧嚣。然后，会议主持人大喊：“滚下去！”我便如大赦般地松了口气，赶紧下台。
全所先后总共揪出了约３０个“现行反革命”。后来当了十年航天部部长的刘纪原也在其中。刘和阮崇德中学、大学都是同学，１９６０年春分到我们所之后在另一个研究室工作。我知道他精明能干又肯出力，倒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反动言论”。不过，有母亲刘亚雄、姨父安子文、刘有光这层关系，他就在劫难逃了。安子文等人是所谓的“６１人叛徒集团”成员。１９３６年，他们６１人在中央的指示下，离开草岚子监狱，投身抗日。但是，到了文革却被荒唐地称之为“６１人叛徒集团”。尽管当年刘纪原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的父亲陈原道还是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烈士，但他照样要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背上这一罪名的人中，还有些是更莫名其妙的。一次，所里正在召开大会，孙永成低着头认真作笔记，突然工宣队一声大吼，专政队的几个人冲到孙的面前，把他抓了出来，说他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根据是他把毛主席像裁成了六六三十六块（或七七四十九块），用图钉钉在墙上。其实，我们这代人都知道，用图钉往墙上钉肖像、地图、表格什么的，通常要用小纸片折成几层压在图钉下面，免得损坏图像。这位同志大概是用了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来做小纸片，“反革命”罪名就背上了。在对他进行批斗的时候，他好像作了辩解，但我也没有听清。批斗完，就直接扭送到“牛棚”被专政了。
食堂炊事员老康，得到这一罪名与老孙相类似。老康是１９６０年的复原兵，大老粗，没有文化，只会闷头干活，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一次开会，他急着上厕所，顺手撕了半张报纸，正好背面是毛主席像，被他的同事检举了，也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
还有几位，因无穷无尽的学习会、批判会开得无聊难受，臭老九的毛病又发作了，顺手扯过几张随处可见的旧报纸，在边边角角的地方胡写一番。本来可能是想练练字，不小心正好和旁边文章中的什么内容对了号，一下子就变成“反革命”。日记更不能乱写，说不定哪天被有心人看见，拿去一审查，百分之九十九能从中找出“反动言论”。也有喊口号、念报纸不小心念错了的，马上面向毛主席像鞠躬低头，口中连说几次“向毛主席请罪”。这类虽不至于当“反革命分子”，也得灰头土脸好些天，暂时当不成积极分子了。
总之，说话、念报、喊口号都得小心，日记之类是不能再记了，手痒痒也别乱写乱画，对待毛主席像更得一万分地小心。
那些年有一种毛主席塑像，约六七寸高，看着像石膏，实际上是软塑料做的。我家也有一尊。不意阳阳顽皮，把半瓶子紫药水翻倒在这尊塑像上，洗也洗不掉。我吓坏了，赶紧包好藏起来。可是，包起来也不是办法，哪天被发现了还是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处理，就悄悄问隔壁邻居江大菊（她后来因为日记曝光了当了“反革命”）。看我直言不讳，她也推心置腹。原来她也为如何处理一张很旧的毛主席像伤过脑筋：扯碎了扔了吧，若是捡垃圾的发现了去举报，一查就能查出来；烧吧，若是有人闻到味儿，说烧什么反动资料可不是玩儿的。怎么办？只能剪成一小块一小块，从马桶中冲走。我也只能按照她的办法来处理。于是，星期天，趁同套间住户进城看父母，我把叶华明和阳阳支出门去，独自在家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了这项秘密工程。
◇ 七
被揪出来的专政对象，被关在“牛棚”中集体劳动，干些挖沟、拉煤、烧锅炉之类的活。专政队的骨干、炊事班刘某，特别会“照顾”这些“臭老九”。男专政对象都睡在木床板上，这位刘某把阮崇德的床板放在水泥地管道井口上面，拿走井盖儿，致使阮以后常年腰疼、久治不愈。那位傻老康，也是因为这位刘某的积极揭发而倒霉的。后来（１９６９年），我和这位刘某又到了一个军垦农场，刘不久又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宣讲，人称“吹破天”，这是后话。
牛棚中也有女专政对象，每次在锅炉房洗澡时，说是怕她们自杀，不许从里面插上门，而工宣队的马某则常常透过木板的缝隙进行“监视”。女犯们不能不洗澡，特别是每天干完繁重的劳动活之后。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忍受各种羞辱，这点事也算不了什么，但马某这类人的个人品质是让人不齿的。三年后，我从军垦农场回来，听说他因犯流氓罪已经被作为刑事犯专政了。这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吧。
我很幸运，没有被关“牛棚”，说是考虑我孩子小，无人照看，不过我想主要是看我小叔叶正光的面子上，他是全国闻名的“９１６”头头，于是我被派去和清洁工一起打扫办公楼的卫生。我们所五层的办公楼是五十年代末按苏联图纸建造的，质量很好。清洁工也是正式职工，多半是职工家属，她们总是分配我干最脏最累的活，宁可她们聚在一起聊天，也不能让我闲着。这大概便是底层人群几千年来的心态，一旦觉得地位翻过来了，便以这种方式获得心理满足。我整日在垃圾和厕所中忙碌，半天不可能喝口水，整天口渴难忍，只能在自来水龙头下润润口，于是得了膀胱炎，尿常规检查结果是：红血球满视野，小便如洗肉水一样，腹部酸疼。本想休息上几天，叶华明不耐烦地说：请什么假，人家会说你装病偷懒，老实干活吧。谁叫你老子是反革命呢？所以我一直隐忍不敢说，直到８月下放前不久，我告诉了室里的老赵师傅，他才替我申请了１０天左右的休息身体，安排家务和整理东西的假。在文革的浊浪中，人的本性都不自觉地暴露了。犹如在一个大舞台上，每个人的角色不同，但似乎都是不自觉地进行表演；正是这种不自觉的表演，人的善与恶就是那样地泾渭分明。演员中，有刘某、马某之类的宵小，但更多的还是善良的人们。在我遭受批斗期间，在对我的批斗会上，人人都疾言厉色，大声吼叫；在办公区、宿舍区也没人敢和我打招呼，邻居、同事成为路人，我仿佛生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然而，我还是认为这些人是善良的人，因为我能理解他们。解放后几乎没有间歇的各种“政治运动”，早已把知识分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更是“史无前例”，除了个别出身和社会关系一点都让人找不到茬的同志外，大部分“臭老九”都是整天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七机部被清理的各种“分子”们，揪出来后倒平静了，坦然了，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倒是那些“知情者”和旁观者压力最大，有被吓得跳楼、上吊，有被吓得生病、流产。我们所就有两位看批斗场面，被吓出精神病，其中一个自杀了。真是“旁观者惊”！
在这样的境况中，你怎么能要求他们给你一点同情的目光，一丝温馨的微笑呢？不像刘某那样变本加厉、落井下石，不像马某那样趁机“占便宜”，就已经是好人了。
◇ 八
当然，还有一些人给你的温暖是终生难忘的。六十年代的永定路还算是郊区，周围不少农田、树林，永定河从五棵松北流过。文革浩劫刚开始时，我时常到河边来坐坐，看着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享受一点超脱尘世的宁静。夏天，我也常在午休时候独自到河里游泳，每次都从上游顺水而下，再踏着岸边的土路回到树荫下，默默地坐一会儿。渐渐地，我发现，总有一个男子坐在对岸默默地关注我。我下水他也下水，我上岸他也上岸。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甚至故意不看他，因为我知道他这么做大概是防止我自杀。我当然不会自杀，且不说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就是我独自一人也不会自杀。我当时不相信这样的折腾能长久，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就是被强加罪名的那类人。但是，我对他这份默默的关心，从心底里感谢，也是不能忘记的。后来，我在办公大院也见过这个人，好像是某个厂工艺科的，我也没有详细地打听。现在，我把深藏心中对他的感谢说出来，仍然带着温馨的记忆。
在几乎人人视我为路人的环境中，也有极个别的人，还是偷偷地向我传达着关怀之情。有一次在城里的街上，我碰上了我们研究室另一组的石兆和同志。此前，我与他并不很熟，只是认识而已，他却主动过来和我这个“现行反革命”打招呼。他讲了所里不少新闻，也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其中有些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周密，你千万不能自暴自弃，你还是原来的你呀！我过去没有把你看成多么了不起的高干子女，现在也没有把你看成是多么坏的黑帮子女。他的这番话，让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里热乎乎的。当时，我就相信，我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们一定和他的想法一样，我还是我！
叶华明受我的牵连，１９６８年冬也被迫离开研究室去烧锅炉了。他这个人性格刚强、内向，从不向人诉说委屈、苦楚，承受痛苦的能力也特别强，是个“打掉门牙往肚里咽”的那种人。他也不善言辞，文革以来从未对我说过半句宽慰的话，上下班他也尽量避免和我同行。我们是各自咬紧牙关挺过来的。
转眼到了１９６９年，批斗会渐渐少了，慢慢也停了。我每天打扫办公楼的厕所、走廊，不与任何人交往，也没人和我讲话。这时期，人们都热火朝天地打派仗去了。
说到文革中打派仗，七机部在全国很有名气，“９１５”“９１６”两大派，威震北京，波及全国。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９日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短短的一个月中，发生大武斗５次，受伤住院的几十人，被打的几百人。两派都号称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反派”，每一派都有五六万群众参与。两派各保几个部、院级领导，阵线分明。为了防止对方找到自己所保的部、院级领导，双方都把这些领导藏来藏去，闹得不亦乐乎。派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连周总理都接见了他们好几次，做些调停工作。１９６９年春末夏初，可能党中央觉得“群众运动”已无利用价值，干脆把北京的不听话的“造反派”们赶到农村去拉倒。七机部除在汉中、河南等地设立干校外，还把几千人分散到全国六大军区的军垦农场劳动。永定路地区分到广州军区。从５月开始，人们就敲锣打鼓欢送下放人员。
这期间，我们室的几位同事悄悄提醒我申请去军垦，说，要是申请能批下来，你就变成“人民内部矛盾”了。我听从了人们的劝告，和老赵师傅谈了，他也帮我努力了一下。于是，１９６９年８月中旬，我得以随第二批下放人员到广州军区１２４师在惠阳专区的军垦农场，开始了为时２年８个月的下放劳动生活。
□ 原载《记忆》季刊２０２０年第二卷第四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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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
林彪事件再考察（二）
·萧功秦·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
◇ 林立果小集团是权力场上催熟的怪胎
毛的南巡讲话，如此大造声势，却客观上对已经图谋不轨的林立果小集团，起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五年前，林立果还是个十分腼腆青涩的小伙子。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八月”，就严令林立果不要参与北京的任何政治活动，为此，他特地把林立果送到远离北京的上海，让过去的老部下看护。
但林立果回到北京后，毕竟是“副统帅”的儿子，地位实在特殊。１９６７年，林立果参军进了空军，为讨好林彪，空军司令吴法宪不久后就让林立果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给予极大的权势。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林立果在空军作“讲用报告”。８月４日，吴法宪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放，并吹嘘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的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吹嘘林立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第三代接班人”，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得知后非常不高兴，他说：“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在权力环境中熏染过的林立果，用他的姐姐林豆豆的话来说，在短短几年里，与过去相比，几乎判若两人。
副统帅之子当上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样的巨大光环，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林立果身边从此就拥有了巨大的可调动权力资源，其中最核心的人物是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这些人并无实战经验，可以说，是部队机关中对文革时局不满的小知识分子型人物。在林立果身边簇拥的这些人看来，只要林彪顺利接班，林立果就可以在林彪系势力的支持下，成为林彪的当然接班人。中国未来的最高权力非林立果莫属。这些死党的利益驱动力是极强的。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们认为“老派不行”了，用他们在私下的话来说，“这些老总（注：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过去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１４７页。）
他们还自认为受格瓦拉影响，在政变失败逃跑前，在他们没有来得及焚毁的物品中，就有一本《格瓦拉传》。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的行动主义”者。他们相信“唯意志论”，认定“天将降大任”于自己。
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后来回忆，有一次在北戴河，林立果让她与自己一起听音响，放出来的是张宁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激动人心的摇滚乐，林立果在沙发上把头向后一昂，说：“世界上这么好的音乐，中国人听不到，旗手总让人听那些‘下里巴人’，我总有一天要让全中国的人都听到这样好听的音乐。”更有政治经验的周宇驰连忙打住他，连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相互影响所形成“勇武派”军人的行动性格，自我期许为“中国第三代接班人”的权力欲膨胀，对文革左的政策的不满，对西方生活的惊羡，要做惊天动地事业的、“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所有这些都复杂地纠合在了一起。
自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以及此后的“批陈整风”，他们认定毛信任的是江青左派，和平接班要在至少五到六年以后，由于林彪地位明显不稳，那时情况就更难说了。林立果这样的“少壮派”觉得不能这样被动，必须要有积极的自主行动，来保卫林彪的权力地位。急于行动，便成为这一小批人的强烈政治冲动。
１９７１年３月，他们在上海秘密讨论的基础上，搞了一个政变行动提纲，由余新野执笔，林立果取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以后，就想用他的“小舰队”来拼个鱼死网破。
一方面。林立果是一个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林立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被权力欲膨胀起来，快速地升到那样的位置，这让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渐进地习得的具体政治经验与知识，他对许多基本军事知识都近乎无知。对体制运行方式毫无经验，这就造成他的实际判断力很差，军事知识贫乏，头脑中又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觉。这些致命弱点，在极左时代的林彪权力庇荫下，根本没有人会指出。
通过二年催熟式的权力欲膨胀，心智不健全又雄心勃勃，自以为“天降大任”，又缺乏最起码的军队实战经验，经验与知识能力与自己野心极度不相配。林立果小集团就是这样一种在文革军队权力场中被催熟的怪胎。
例如，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在策划政变的秘密会议上，林立果情急之中，甚至口不择言，问会上的人，为刺杀毛泽东，能否进口一支小型原子弹？或让油库着火，即使让沿途铁路上的工人全烧死，只要能行弑成功都行。
又如，林立果问江腾蛟，能否用喷火器攻击毛乘坐的专列？当江告诉他，喷火器对密封的列车一点没有用，他才知道自己原来设想的种种方案，由于基本军事知识缺乏，竟然没有一件是可行的。
后来有政变参与者回忆，他们搞的水陆两用战车，实际上就是五十年代工程兵的一辆旧吉普车，破破烂烂，好多管子用胶带缠看，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只能与警卫下水推着走，说来说去就是个大玩具。（《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１４８页，“采访吴新潮记录”。）
林立果策划政变后，他们确定的第一方案，是刺杀毛；第二方案，是政变失败后去广州组织“临时中央”，实在不行，再退到香港指挥；第三方案，是逃到苏联去。他们把这些方案称之为“上中下”三策。这三策在当时的体制下根本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正如邱会作等人后来反复强调的，不通过军委办事处，在中国要调动一兵一卒都不可能。
首先，要刺杀毛，就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毛在全国军民中有巨大的威望，一旦下达这样的命令，没有一个士兵“杀手”会听从这样的命令。
其次，在广州搞“临时中央”同样荒唐：在毛的巨大威望下，在文革时代，任何公开对抗毛的行动，立即会“天下共诛之”，根本不可能在军队中调动起参与者。广州军区立刻会在几个小时内下命令，派军队把这些小集团分子包围起来，逮捕他们易如反掌。林彪的威信在那时将毫无作用。
至于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林彪到香港去，在香港形成反毛的“军事指挥中心”，这一方案更是痴人说梦。可以想象的结果是，一旦这批人流落到香港，香港殖民地当局肯定会立刻将他们移送大陆，驱逐出境，以求自保。
由这样的一批人来搞一场政变，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注定不可能成功。只有逃往苏联这个“下策”倒是有可行性，如果能让飞机起飞，并在空中控制住了驾驶员，又有足够的燃料，确实有可能的。不过那已经是逃命之举了。离政变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初衷目标已经甚远。
现在有争议的，是所谓的“林彪手令”，熟悉林彪字迹的人中，有好几个人认为“手令”不像林彪写的，林彪的字更草一些，倒像是林立果模仿的，比较生涩。“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引前书，第２３１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林彪手令”根本不能作为林彪策划政变的证据，因为如果是真的，那就等于让统帅过百万大军的林彪，去支持一场相当于幼稚园智商的政变，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所谓林彪给黄永胜的要他“有事多与王飞商量”的所谓亲笔信，同样被李作鹏认定是伪造的，因为林彪与黄永胜有直通秘密电话，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且这封信并没有交给黄永胜，却保持在政变当事人手中。由此可见，伪造它的目的，只不过是林立果挟林彪权威，以令其死党去干事而己。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指出，林立果小集团的具体措施、具体办法是很低能的，是白日做梦，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样的胡闹，根本不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家、国家元帅、著名战将林彪的作为。（《李作鹏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出版，第８８６页。）
◇ 叶群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叶群深度参与了这个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她与林立果合在一起共同构筑这些图谋。叶群的参与，使这个小集团进一步蒙上了林彪的巨大光环，因为叶群有着直接挟林彪以自重的更大空间与能量。
叶群在其中表现的狂热与荒唐，也同样超出人们的想象。由于叶群是成年人，在体制内颇有经验，她为什么会参与林立果近乎弱智的政变阴谋，似乎有点令人费解。然而，人们可以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知道，强烈的权力欲望会使人疯狂，利益欲的熏染会使一个有常识的人，也会陷入弱智状态。
叶群是政变集团中两个主角中的一个，她在接到周恩来电话后，由于惊惶失措中误判，而决定当夜北逃苏联，这是整个事件的最大关键。叶群是如此重要，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林彪与叶群关系，以及叶群何以能扮演特殊角色。
众所周知，林彪性格孤僻古怪，不读书，不看报，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怕风怕水，怕阳光，且长期病态。林彪脾气发作时会失控，有一次居然在家里把毛颁发给他的委任状撕掉。又有一次，江青亲自来林彪家问候，因一言不合，林彪居然愤怒地当面叫江青“滚出去”。这样的人是无法处理政治敏感问题的，也是无法适应文革复杂局势的。
叶群则不断在林彪身边起保全修补作用，不断纠正林彪，避免林彪犯严重政治过失。叶群也习惯于通过欺骗、隐瞒的方式，抑制林彪过度的冲动，避免引起林与毛的直接冲突。病中的林彪既不能控制叶群的做法，冷静下来后，也知道叶群的做法对自己还是有利的，于是也就容忍、认可了叶群的做法。
然而，叶群本人又是一个不安份的人，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林彪助手与家庭主妇，她的野心随着林彪权势的高涨而日益膨胀。叶群也借此机会与条件，在林彪的名义下，夹带自己的私货，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野心。林彪的前秘书关光烈后来回忆说，这个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对“出山”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叶群喜欢，林彪不“出山”，她就没法出头。说到底，她是想当第一夫人。
久而久之，由于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林彪夫妇就形成互相依靠的模式：林彪地位越高，同时又因病而处于日益失能的状态，叶群也就越有机会以这种方式谋求自己的私利。林彪是个病人，不能不依靠叶群打理与处理问题。另一方面，这个虚荣、强势，控制欲极强的女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胆大妄为。
林彪对叶群不断控制自己、违反自己意志的欺瞒行为，既恼怒，又不得不容忍，而叶群则以“这一切都为林彪好”的名义，不断以说谎欺骗林彪，这已经成为叶群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一次，林彪要去南昌旧地重游，叶群为避免江青抓住把柄，不让林彪去南昌，居然在飞机上全程欺瞒，直到飞机将在大连着陆时，林彪才知道自己到的地方，不是自己原来要去的南昌，他对此也无可奈何。从表面看，叶群还是怕林彪，顺从林彪，讨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对付林彪的有效办法。叶群干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被蒙在鼓里的。
在畸形的文革权力场，在林彪的副统帅羽翼下，逐渐滋生出林立果与叶群这样的畸形人，也就并不奇怪了。文革时代的中国的命运，就不得不承受这种畸型格局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九一三”事件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也就容易解释了。
◇ 林立果请姐姐将秘密计划告诉林彪，遭到拒绝
１９７１年９月７日是林立果政变中的一个重要日子，此前两天，即９月５日与６日，他从两个渠道知道了毛已经在南方点了林彪的名。林立果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寓所，就决定要进行政变。为进行政变，他先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林豆豆，以庆贺林豆豆订婚的名义，要她立刻乘飞机回北戴河。
９月７日，林立果对刚到北戴河的姐姐林豆豆透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计划。他明确对姐姐说，从毛的南巡讲话中可以得知，父亲将被当作刘少奇一样打下去，其后果与刘少奇、贺龙一样悲惨，父亲身体不好，像被捉的猴子一样，肯定活不下去，与其等死，不如发动一场政变。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哪怕鱼死网破。他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还称，自己会得到野战军的好几个军的支持。
林豆豆问林立果，形势真有那么糟糕吗？首长（林彪）的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
林立果进而要求林豆豆把自己的全盘计划报告给林彪，请求得到父亲的支持。（《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２２７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由此可见，９月７日以前，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要搞政变的事，为什么林立果在如此关键时刻，本人不去对林彪说，却偏要刚从北京来的姐姐去转达？原因是，他骨子里还是有些怕父亲，在家里只有林豆豆才与父亲说得上话，林彪也最相信林豆豆。
林豆豆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林立果要林豆豆转话的要求，直接遭到林豆豆的拒绝。林豆豆作为林家中的唯一清醒者，凭常理就知道，这个计划是多么荒唐，林立果说他掌握了好几个军的指挥权，一听就根本不值得信。凭这么几个空军办公室的小干部，搞小儿科的政变，必然失败，失败后全家遭殃，她当然不会同意弟弟的冒险行动。
她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帮着主任（叶群）骗首长！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话，惹出事来，你也跑不掉，首长是不会原谅你的！”
林立果说：“你看你，那就坐看等死啊！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毛泽东）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想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你就眼睁睁地看看首长挨整？！”
林立果于９月８日，即第二天晚上，再与林豆豆谈过一次，林立果的想法仍然被姐姐反对，林豆豆还是想阻止林立果再次回北京。然而，到这时，无论林豆豆怎么说，林立果都不开口了，不过神情上却流露出一点点犹豫。林立果借故去北京看牙医，当夜就乘飞机回北京组织政变去了。
◇ 林豆豆为什么不向林彪报告
林立果离开北戴河回北京后的四天里（９月８日至１２日晚上），在北戴河林彪寓所中的林豆豆，是有充分的时间与机会，向林彪报告这一严重情况的。如果她能及时地把弟弟要政变的图谋，直接告诉林彪，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共和国的这一段重要历史，可能要重写了。
林豆豆一旦这样做，而林彪又确实相信了，最大的可能是，他会让他的卫士长李文普把林立果与叶群秘密关押起来，不让林立果再回北京，然后大事化小。这一切当然林彪肯定会向中央隐瞒的。处于副统帅这样高的地位，根本不存在党组织对林彪的监视与组织约束。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隐瞒真相，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从当时知情人的回忆来看，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即８３４１部队主要是外勤，根本无权探听、也不可能知道林彪家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北京的政变死党们，一旦失去林立果指挥，群龙无首，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使行动上有蛛丝马迹，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在林彪的权势下，小集团不会立刻暴露。
然而，林豆豆在此后四天时间里，却左顾右盼，顾虑重重，始终没有勇气与魄力，跨进近在咫尺的林彪房间，把林立果政变的惊天计划，直接报告给林彪。关键时刻，一个权势家庭中的弱女子，由于不能当机立断，苦果只能此后终生自己品尝。这应该是她此生中最应该悔恨的事，也是她失去的最重要人生机会。
林豆豆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向林彪告发自己的弟弟？林豆豆在自己的回忆中披露了当时的考虑。
首先，她最害怕的是，林立果与她私下的秘密谈话，是两人之间进行的，口说无凭，对质起来，林立果与叶群都不会承认，林彪也可能不相信。她本人就会遭到弟弟与母亲的严重报复与迫害，成为弟弟“大义灭亲”的牺牲者。过去她也因为家中生活琐事，而被叶群禁闭过。历史上骨肉相残的事还少吗？
其次，林豆豆认为，父亲林彪已经不是正常的健康人，林彪的神经系统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也已经不能正常思维，往往刚听到的事情，马上就会忘记得一干二净，过去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林彪的判断力实在令人可忧。这样的父亲会配合自己作正常人的理解吗？
第三，她对弟弟还抱有些许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她在与林立果两次秘密谈话过程中，已经注意到林立果本人对搞政变还有些犹豫不决，似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她想，说不定他这次去北京后，发现成不了事，自己也会改变主意。如果她把事情先向林彪捅出去了，而林立果后来又什么也没有干，不是让弟弟遭到不必要的麻烦吗？
所有这些复杂的个人考虑，都是人之常情，会在一个特定时期，支配着个人的关键选择。这让林豆豆失去了改变林彪家族命运的最后机会。
反复考虑之后，就在９月７日当天，她只是把林立果的秘密计划，告诉了林办卫士长李文普与警卫参谋刘吉纯。她要求他们既不要去报告林彪，不要去报告他们的直接上级汪东兴，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她想在内部解决问题。她要求李指示自己手下的警卫员去把叶群、林立果扣留起来，阻止他们外逃。她幻想内部解决后，林彪地位仍然不受影响，以为下面解决了，就不会有什么后果。
然而，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他的反应是三点。首先，他根本不相信，他反复说，你这么说没有证据呵，你也是听林立果说的呀，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其次，他认为，即使是真的，自己哪有权力去禁闭叶群与林立果这样的现任高官？组织没有交给我这样的权力呀。这话也对，事实上。在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体制中，任何下级不可能自作主张去做没有授权的大事。
第三，李文普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观察，一旦他们要绑架首长，我一定誓死保护首长。
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长年跟随林彪左右，谨慎忠厚，深得林彪喜欢。李文普对自己的评价是，文化不高，头脑简单，是个大老粗，对高层斗争不感兴趣，也不懂，只想把林彪的食住行服务好。林彪也是多年来看中了他的这一点，对他十分信任。
李文普就是这样一个不明白大事、胆小怕事的老好人。一旦面临如此复杂巨大的紧急事态，他缺乏应有的当机立断与判断能力。李文普既没有向自己的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向林彪汇报，北京的中央更无从知道。在整整四天的宝贵时间里，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共和国的危机与重大事变即将发生。
在林豆豆的一再请求下，李文普只是答应，如果林立果要劫持林彪，他会拼命保护林彪的。但如果是林彪自己主动走呢？李文普回答居然是：“到了飞机上，一旦我发现情况不对，我再与他们拼！我们警卫人多，一定拼得过他们。”某种意义上，小事谨慎，大事糊涂，不明事理的李文普，就这样参与了共和国的大历史。
在以后的这几天时间里，林豆豆既没有给林彪报告，也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态，只是在林彪身边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要他们“提高警惕”，“保护好首长”，发现异常情况向她报告。而李文普既没有向上级报告，也不敢在没有组织同意的情况下独立行动。关键的四天里，无论是林彪本人，还是中央，都失去了按自己的意志解决问题的机会。
在９月８日到１２日这关键四天里，在这个家庭的四个人中，林彪始终处于不知情状态，叶群与林立果是政变死党，林豆豆知道实情，却六神无主，只能在心里干着急。
林彪是唯一蒙在鼓里的人，四天的日子过得很安详。直到９月１２号上午，也即发生“九一三”出逃事件１０个小时以前，那时林立果还没有回到北戴河，林彪还对尼克松即将访华的事，发生深厚兴趣，他还问秘书：“尼克松什么时候到北京？”秘书告诉他以后，林彪还说，尼克松到北京后，他准备接见尼克松。这应该是林彪不知情的关键证言。
很难想象，如果林彪已经知道林立果在北京试图刺杀领袖，此事将很快影响林彪本人及其家族的命运时，他还会悠然自得，设想自己接见尼克松的荣耀情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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