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9年夏季，马萨诸塞公司派遣六艘船，搭载了300多名移民前往新英格兰。第二年春天，约翰·温斯罗普又以“阿贝拉号”为旗舰，率领十六、七艘船只，1000多名移民，在温斯罗普指导下，在波士顿建立起了殖民地首都。这些清教徒相信，上帝与他们有个契约。在阿贝拉号横渡大西洋的途中，约翰·温斯罗普说道：“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
两百多年前，美国的建国者们爱用“山巅之城”称呼他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创建的国家，他们的理想是将美国建成全世界的楷模与榜样。因此，美国也被一些人誉为“山颠之国”。山颠之国的本意应该是尊崇上帝的旨意的国家。
为万众瞻仰的山颠之城，正在宗教信仰的冲突中，滑向山谷之城。当下的美国的宗教信仰正面临受到“白人福音派”主导的危机。有些福音派基督徒把自己等同上帝的代言人。白宫前发言人莎拉·桑德斯是坚定的基督徒。2019年1月末接受基督教广播网采访时表示，“上帝希望川普成为总统，于是事情就这样成了。”川普自己也说，他是“被上帝拣选”（the chosen one）的美国总统。媒体称他有”弥赛亚情节”后，他马上改口说，“那是嘲讽。那是开玩笑。”显然他的这句话透露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川普上台后，独尊基督教的福音派学说，用所行使的权力试图干扰其它宗教信仰，从而破坏美国多元文化的价值和政教分离、不设国教的国策。
临风批评美国一批福音派保守人士有计划地利用法律手段，使美国“回归上帝”，是基督教国教主义。基督教国教主义（Dominionism）指保守基督教派中通过政治活动在世俗政府中获得影响或控制的运动，寻求一个国家被基督徒所统治或被基督教的法律统治。主张基督教国教主义的人不是在争取宗教自由，相反地，他们正在损毁宗教自由，推动宗教上的部落主义。他们那种掌控政治的统治神学（Dominion Theology）带给基督教的误解与伤害十分巨大。
基督教国教主义打着宗教的幌子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这股保守的宗教势力后面是企图恢复历史上权利不平等赋予他们的特权和巩固贫富两极分化。基督教国教主义通过国家对超级富豪的保护和巩固，维持美国这个用“相对平等”的理念建立的国家，不愿美国转变为更广泛、给深刻的社会平等和正义的国家。基督教国教主义显然背离了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绝对平等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凌驾于上帝的原则之上，并且用立法的手段让资本影响和左右美国的民主制度，以保证他们的世世代代绵延不断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基督教国教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用资本的力量侵蚀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使这个制度逐渐向富人倾斜的结果。
基督教国教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是基督教国家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又译基督教民族主义）。怀特海（Andrew L.Whitehead）和佩里（Samuel L.Perry）将基督教国家主义定义为一种“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它主张将美国的公民生活与特定类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基督教国家主义的文化愿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美国的建国原则是神圣的（基督教的）”这一信念。它还表现为一种维护边界（包括种族和民族的边界）的本能。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目的是为土生土长的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积累或维护权力和特权。基督教国家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愿景而非宗教愿景。
上个世纪世纪6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民主化时期，少数人权利、妇女权利的意识发生了转变。 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最富有的一部分人控制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公司掌握了主要的媒体，国家分裂成极端富有和极度贫穷的两极，而中间是迷茫的、没有安全感的中产阶级。即使在民主党克林顿总统任期里,美国仍然有不少亟待解决温饱问题的人。美国仍然有四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每个主要城市的大街上仍然有无家可归者在流浪。
美国白宫2019年发布的《美国流浪者状态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有超过55万名街头流浪者，其中加州流浪者数量全美最多，约13万人。纽约、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等大城市本身人口众多、住房资源紧缺，在疫情期间要为流浪者们提供隔离场所以及卫生服务，更是难上加难。进入政府收容所的流浪者也不安全。尤其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流浪者成为最容易受病毒感染的最弱势群体。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纽约有数百名无家可归者在纽约地铁上过夜。加州《圣荷西水星报》报道，旧金山最大的流浪者收容所“多重服务南部中心”床位密集，相隔不到2英尺(约0.6米)，远低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要求的6英尺的安全社交距离。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旧金山田德隆区，众多流浪者搭起帐篷，聚集在一起喝酒、吸毒。 美联储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在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最低收入阶层有超过三分之一被裁员，约为最高收入阶层失业人数的四倍。
近40年，政府屈从于超级富豪的意志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乔姆斯基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就是当你把权力放在一个狭隘的产业手中会发生的事情。”乔姆斯基说的狭隘的产业指的是金融资本产业，也就是通常人们说的华尔街。 在共和体制中排斥民主，排斥来自底层的社会与经济动力是美国建国者们固有的偏见。美国宪法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麦迪逊就曾指出，随着更多的民主，穷人可以联合起来夺走富人的财产。他还说，“社会的主要关注必须是保护少数富人对抗多数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指出了同样的困境，但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他建议不要“减少民主”，而是用我们现在所说的福利国家来减少不平等。美国出现了要求更多自由和民主的压力（来自于下层）和精英控制（来自于上层）之间的持续冲突。
这时，美国需要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面对它的贫富分化、社会固化、教育落后、民众分裂等问题，寻求大胆的方案，解决医疗卫生、教育、育儿、失业、住房和环境问题。实际情形正如子皮所说，“美国政府正在逐渐变成a government of the rich, by the rich, for the rich，为极富阶层服务是共和党和部分民主党建制派的本质。共和党的种族歧视，反移民，极端基督教等民粹喧嚣，不过是给白穷人廉价的春药。”
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不是新鲜的话题。早在1984年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上，纽约前州长科莫就指出，美国社会问题是“在我们的国家，有少数人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更多的人却并不快乐。而里根总统说他不大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的惧怕和担忧。美国难道不是在山巅之上的一座熠熠生辉的城市吗（Shining City on the Hill）？令人痛心的事实是，在这个国家，并非每一个都能享受到山巅城市上的荣光。里根总统从白宫的廊柱和他自家庄园的阳台上，看到的满眼都是荣耀，富人都过得不错。但是美国还有一座城，那是荣耀之城的另一个侧面，在这个城市里，很多人无法付清住所的贷款；年轻人根本就没法付首付；大学生不能承担学费；中间阶级眼睁睁看着他们孩子的梦想破灭蒸发。在山巅之城熠熠光辉的阴影处，有历史上最多的穷人，更多的家庭陷入困顿，更多的人需要帮助而求助无门。更有甚者，我们看到老人挤在地下室瑟瑟发抖，无家可归的人士到处可见，年轻人没有工作和教育，不得不依靠毒品和药物的刺激度日……里根总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在你的闪耀之城中那些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绝望。这不仅仅是一个山巅之上的闪耀城市，这更像是一个我们美国版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36年前，老科莫的话语言犹在耳，美国在贫富分化问题上，不仅没有进步，还严重倒退。美国社会表面繁荣的胭脂，被2019年新冠病毒一场雨水冲得稀里哗啦。老科莫的儿子，纽约州长小科莫说，“在山巅之城的阴影下，有历史上最多的穷人，更多的家庭陷入困顿；而如今，60%的美国普通人的银行账号里存款不到一千块，根本无法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萧条。在山巅之城的阴影下，老人挤在地下室瑟瑟发抖，无家可归的人士到处可见。这两个群体正是瘟疫袭击下的最弱者：在新泽西一个养老院，所有的97位入住老人确诊阳性，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两大加州重镇，亿万富翁享受豪车庄园，流浪者风餐露宿无立锥之地，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 在美国，西裔及非裔感染新病病毒的机率是白人的三倍，死亡的机率几乎是白人的兩倍。
从2020年3月1日至5月1日，约42万纽约人离开纽约市，逃到长岛和郊外。一些富裕社区，比如曼哈顿的上东区，西村，苏荷区和布鲁克林高地的居民人口甚至减少了40%。于此同时，贫穷社区的居民，一家人或几家人挤在拥挤的公寓房，逃无可逃。他们不仅无法居家办公，更无法离开城市。疫情逃离纽约的现象，提醒了人们现实中存在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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