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右派认知错误是如何发生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内右派对“白左”如此不齿，对“白左”的鄙视程度似乎甚至超过了对国内极左？除了上面所说的认知简单化和不同参照系下左右对接错位之外，是否也有功利化思维的因素？骂政府显然有风险，和极左互怼多少也有点风险，或觉得不值，弄不好删帖、封号。骂骂八竿子打不着的“白左”，过过嘴瘾，则一点风险没有。网管看自由派内部互撕，也乐得让你们继续撕裂下去。当然，国内的事情没法说，说说美国政治也算是一种历练，问题是要把对象找对，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廉价发泄。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认为自由派的认知错误是极权体制下的“逆向洗脑”造成的。极权宣传机器每天都在传播大量弱化智力能力的洗脑言论并屏蔽对立的观点和信息，确实将多数国民在政治判断上变得智力弱化不堪，既没有基本事实作为合理判断的依据，也没有任何理性论辩的逻辑和习惯。极权体制正面洗脑的结果是产生一大批头脑短路的愚民和别有用心的“五毛”，他们不知道或不在乎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疯狂的领袖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饥荒、“文革”等无与伦比的人为灾难。即便你把连篇累牍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会拒绝面对。绝大多数人出于恐惧、懒惰或愚昧，甘愿被极权宣传机器洗脑，放弃思考、乐得“装睡”，充分体现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面对这样一个弱智而极端的庞大人群，天天被令人生厌的洗脑包围着，某些压抑愤懑的自由派找不到理性辩论的适当对象，也无从培养自己的理性辩论习惯，因而反极权的思辨模式也变得极简化了。他们大都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反体制，但是对宪政民主尤其是国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太多认识。事实上，他们受极权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思维模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和“阶级斗争”类似的简单善恶观，敌友之间界线分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朋友的“敌人”也是自己的敌人……极权体制下形成的这套极简化思维在国内是够用的，因为反极权总是不会错的，但简单移植到国外就不够用了。六十年代，法国左派很欣赏极权中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还亲自在大街小巷发“红宝书”。他们的逻辑就是对苏联很失望，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在和苏联唱对台戏，所以自然就成了左派的“朋友”。其实，他们除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外，对红色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今天的中国自由派不能再犯同样性质的低级错误。欧美左右之争的是非显然不像极权—反极权那么截然分明，双方各有道理，也都有可能走过头。任何一方都没有资格以一贯正确自居，那样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然而，长期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很容易染上极权的习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对自己立场的正确性过于自信。平时不存在自由平等的辩论机会，而基本自由的缺失并不妨碍每个人都把自己想象为一贯正确的上帝——在政教合一国家，自己是上帝的代表；在无神论国家，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和“上帝”打起来，你是正义的话我就成了邪恶，自然是不会留有宽容余地的，正常的观点辩论很容易上升为愈演愈烈的人身攻击。左右之间水火不容、极化撕裂，根源是各自把自己神圣化，把对方妖魔化——不是弱智就是魔鬼附体。这种话语形态在自由派之间也是相当常见的，可见许多自由派也没有养成真正的宽容习惯。经常把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誓死捍卫你的言论自由”挂在嘴上，其实只是体现了革命公知式的轻浮——既然你已经坚信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他的言论自由还值得你“捍卫”吗？这种话听上去就是显得你“大人有大量”，可以“宽容”别人的胡说八道。这种“宽容”本身就是自以为是的傲慢。
如胡适所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真正的宽容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宪政民主的逻辑起点是人的判断力基本平等，因而政府并不比普通人更“正确”，因而不得对人民灌输“正确”价值观，其行为必须接受合宪性与合法性检验……但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人民内部、左右之间——不论你我是谁、持什么立场，任何人都不是上帝，都会犯错误，所以我们都得有这个自知之明：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当然自认为是正确的，但我得承认，你也有可能是正确的，因而双方都要为平和辩论留出空间。也许我们可以有十足的自信不遗余力地批判极权体制，但是这种姿态对接到宪政民主体制下的左右论争就不合适了。许多自由派似乎不能适应坐标系的转换，到了西方场景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对待左右立场，不能为不同立场保留应有的宽容空间。
除了思维极简和过度自信之外，极权国家养成的另一个习惯是喜欢夸张和走极端。任何体制都会有问题。传统礼教当然有问题，于是就有人概括为“礼教吃人”，进而全盘反传统；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可否认存在着剥削和贫富差距，所以就有人鼓动暴力革命+公有制，甚至在没有资本主义的国家鼓动实现社会主义。很不幸，近代的极端主义列车都被中国赶上了，一直把我们带到左翼极权。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要延续同样的习惯，因为福利国家有问题就要在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福利的国家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呢？“自由放任”貌似很“自由”，但它的背景思维可以是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之所以完全不管经济，是要让经济竞争变成一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斗争，趁早把那些弱者从物理上淘汰掉。这样的民族才能变得更加强大。既然民族强大是目标，国家在有所不为的时候是否也可有所为呢——譬如对人种进行优生试验？正如无政府主义很容易走向左翼极权一样，“放任自由”离极右也只有一步之遥。同样可怕的是左有问题就极右、右有问题就极左的思维习惯。它不只会让我们在经济政策上走偏，而且会让我们在反对平均主义的时候走向歧视、反对无神论的时候忘记政教合一的危险、从反对“多数人暴政”变成反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我们反对一个方向上的过度，却用力过度而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不幸的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不仅未能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有效质疑和制衡极端言论，反而通过一个个小圈子的“定制信息”使极端观点抱团取暖、提振自信。事实上，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比较政治学大家戴蒙德教授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一文中，将“定制信息”作为美国政治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原先美国选民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三大电视台，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事实基本上只有一个版本。1949-87年，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实施“公平主义”(fairness doctrine)规则，要求广播公司执照的持有者以诚实、公平与平衡的方式介绍有争议的话题。但1987年里根执政期间，FCC取消了这一政策；2011年，在《联邦法规》中删除了实施“公平主义”的行政规则。随着联邦政策的变化，美国媒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化，偏离了政治中立的职业规训，尤其是出现了大量政治右翼“脱口秀”。加上网络时代的信息来源更加多元，政治事实也出现了多个版本，不同意识形态光谱的选民可以“各取所需”，左右变成了彼此陌生、不可交流的两种动物，没有共同语言和认知共识。左派只看CNN，右派只看Fox News；挺川派和反川派各自根据自己愿意接受的政治认知，渐行渐远、日趋极端。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的进步反而成了倒退——退回到现代媒体出现的早期，民主共和两党都有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这些老报都曾经做过“党报”。后来随着媒体商业化，逐步脱离政治依附，变成独立报纸。现在，部分媒体又带上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对美国选民的政治极化推波助澜。
相比美国，中国官媒当然都历来“姓党”，但是2000年以来，新媒体的发展一度为中国新闻自由化带来一点希望。我原来十分乐观，现在也依然支持社交媒体的自由化，但是发现也不能过度乐观。博客、微博被封杀后，微信成为信息和观点传播的替代工具，而微信群基本上是价值观相近的同道群，同质化程度很高。不恭维地说，微信群里的各种假消息横行无忌，尤其是许多关于国外的消息很难核实，因而极容易以讹传讹。一个在右派微信群广为流传的帖子称：“川普一任的白宫工作人员比奥巴马任期少140人。如服务于美国第一夫人的工作人员就减少了39人。梅拉妮娅只用了5名工作人员，而米歇尔则用了44人。最后的结论是，“川普做了很好的表率，真是全美人的一个好榜样”。
由于这则信息经常被用来证明“白左”的“虚伪”和川普的“伟大”，我专门上网核实了相关说法。川普上台，总统任命的高官人数确实显著减少。但是一方面，政府未必越小越好，譬如左派普遍指责川普对该任命的官员不任命——部分可能因为他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对体制内人员不够熟悉，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要太多职业官僚束缚自己的手脚，致使必要的联邦职能不能正常履行。白宫工作人员也有所减少，但其中某些是职能部门。譬如2014年，非洲爆发埃博拉病毒之后，奥巴马在白宫国安委之下设立全球传染病防疫应对中心，2018年被川普解散，致使总统身边没有对全球瘟疫、网络攻击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向他直接汇报的专职官员。另一方面，白宫规模和预算虽然有所减小，但幅度很有限。2019年，白宫有领薪的工作人员418人，比奥巴马任期少36人。梅拉妮娅有工作人员11人，米歇尔有24人——确实差了一倍多，但并不像帖子说得那么夸张（还有帖子说梅拉妮娅只用了1人）。奥巴马执政的白宫平均年度花销差不多是4300万美元，相当于其2016财政年度的水平；川普执政头两年平均不到4000万美元，但2019年也达到4200万美元——是省一点，但数量极其有限，而且裁撤了核心部门人员，不一定能把活干好。(3)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则假消息让许多中国右派都认同帖子最后的结论：总统是“全美人的好榜样”。这样的认识和“毛左”的“伟大领袖是全国人民的好榜样”有多大差别呢？由此也可见，“右”不等于正确。事实上，极右的思维模式和极左高度相似。要避免这种低级错误，只有把属于事实的还给事实，不能只捡自己喜欢的新闻看，对自己不喜欢的事实采取“选择性失明”。如此，不同的微信圈子只会形成一个一个封闭、偏执、极端、意淫、彼此不能对话的群体。今天在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下竟然产生这样的结果，就太匪夷所思了。但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现象告诉我们，这不是不可能的，长期在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更需要警惕。
最近，拜登确定了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之后，另一则右派群里传得很欢的帖子说贺是如何的“左”，其中一条是说她在任加州检察官期间决定，价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盗行为一律不追究。2014年，贺锦丽任加州司法部长的时候，加州确实公投通过了一个第47号提案（加州比较爱公投），把价值950美元一下的偷盗及其它一些非暴力犯罪从“重罪”(felony)变成“轻罪”(misdemeanor)，因而不是不追究，而是不用坐牢。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把警力和司法资源集中在更严重的暴力犯罪，并减轻一直人满为患的加州监狱的压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是很有限、很宝贵的资源，因而这类改革是任何法治国家都必须作出的权衡。如今实施了五六年，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这些目的，以及是否助长了小偷小摸，完全可以用数据说话。如果得不偿失，大不了加州选民把它废了就完了；现在第47号法案还没有废，至少表明它的危害不如帖子说得那么可怕。事实上，贺锦丽本人并没有对第47号提案公开表态。在民主国家，不论再大的官都没有能耐决定某一个法案的生死，有什么理由把这个账算到她头上呢？只要搜一下贺锦丽的维基百科，就可大致了解她的政治立场，为什么要轻信这些张冠李戴的谣言呢？中国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被政府定性的“谣言”确实常常是“遥远的预言”，但是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或对于中国政府没有动机限制的言论（如贺锦丽的政治外貌），也动辄信谣传谣，那就令人悲哀了。
五、“白左”与“政治正确”
如果说中国右派误以为只有西方右派是朋友、西方左派是对手，那么西方某些左派也犯了性质同样的错误：误以为中国左派是他们的朋友。结果是太平洋两岸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右“拉手”：“左派”和左派握手，“右派”和右派握手，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一回事！两种误解相互激励：你瞧，“白左”就是极权的盟友，所以中国的右派只能和西方保守主义结盟嘛！
这当然是误解，“白左”不是极权主义。西方左派虽然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但是至少二战之后即不仅抛弃了暴力革命主张，而且也抛弃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激进社会主义学说，转而接受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司法独立、选举民主等宪政基本原则，而只是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追求社会正义、财富再分配等平等主义主张。因此，西方左翼早已融入到宪政民主体系之中，甚至可以说是宪政民主阵营的主力——民主当然是人越多越好，而左翼代表的主要是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当然，我们不需要认同他们某些具体主张，但自由主义的要义就是“双百方针”：只要在宪政民主的底线之内，任何主张都有发表和传播的自由；至于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由选民自己甄别。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的基本逻辑，其“底线”差不多就是不得鼓动暴力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1950年代，德国宪政法院曾两次取缔政党——一次是极右的纳粹党，一次是极左的共产党，理由都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党纲、组织结构和活动目的都是暴力推翻德国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这个底线之上，“白左”也好、“西马”也好，都是宪政民主阵营内的盟友。
当然，西左也有西左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某些西左因为不了解中国情况，可能误以为中国左派和自己是一回事，都追求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固然，中国左派也都把均富挂在嘴上，但是西左忽视了中国“左派”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在2017年访问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时候，一位印度裔美国社会学者问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国内有没有“安全问题”？我在错愕之余告诉她，汪晖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身份的人是绝对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的。即便要问什么“安全问题”，那要问的也是秦晖，而不是汪晖。可是，那里好像没有人知道秦晖，却有许多人知道汪晖，后者俨然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代表，还不止一次和哈贝马斯一起获奖。这也怪自由派“走出去”做得不够。你看，国家资助的所谓“中华外译项目”就对外推广了多少垃圾文字？自由派学者一般没有这种资源，出于各种原因在外知名度不够，这是事实。但这种状态和西左不了解也许不屑了解中国知识界现状乃至政体本质也有关系。
其次，欧洲左派学者当中有些人不只是一般的不了解中国现实，或是为了吃中国研究这碗饭而被迫沉默或说中国的好话，而是他们对极权体制真的有好感或有期待。也许他们混淆了民间文化和政治制度，把对中国文化的爱投射成对中国制度的爱；也许他们有某种梦想在欧洲实现不了，希望并误以为它能在“中国模式”中得到实现。2015年夏天，我在“后马大本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参加研讨，做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的报告，能明显感觉到某些参会者的不悦。不悦什么呢？人都是有盲区的。德国深受纳粹之害，但好像共产祸害要小一点，至少没有发生大屠杀或大饥荒，但这就能成为对极左理想心怀憧憬的理由吗？我曾经问柏林高研院一位生长在东德的美国学者，纳粹德国和共产东德哪个为害更烈？他明确说是纳粹。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共产极权在苏联、中国等绝大多数依附马列的国家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罄竹难书的史料和触目惊心的现实放在那里，难道还不够吗？真有必要继续留恋马克思吗？这些极左当然不能代表欧洲左派的全部，但是或已足够让中国自由派对“白左”心生厌恶。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普遍厌恶列宁，却有不少人喜欢马克思，好像在共产国家造成的灾难都是列宁式国家革命的错，马克思只是被绑架了，甚至仍然有人把他奉为社会正义乃至人类自由的思想偶像。2018年，马克思200周年生日，他的故乡特里尔还接受了来自中国的铜像。我写了“从马克思到列宁”，分析他和列宁的关系，结论是他和列宁其实是互相依存、难分难舍的；没有列宁按他的理想（至少以他的名义）建构的极权政体，马克思这个名字会和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这些人一起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虽然“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说得很好听，但是从他的无政府主义（消灭国家、消灭阶级）乌托邦理想中，开拓不出任何自由国家学说。
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左派从马克思主义脱胎而来，却未曾换骨。虽然经历了战后的适应和调整，后马克思主义仍然奉马为圭臬，只是修修补补，去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因素。然而，如果把这些东西以及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内容抽掉，马克思主义到底还剩下多少独特的思想贡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批判可被认为是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贡献，但是由于它自身的内在局限，批判之后提不出建设性的国家理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立场正确，但是不仅在汗牛充栋的西方人文学说中并无超越之处，而且也和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决定论基调背道而驰。战后欧洲左派的困境在于，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似乎没有找到替代性思想资源。事实上，既已融入宪政民主的文明主流，欧洲左派尤其是左翼学院派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做一个了断，至少和其极权政体主张彻底公开决裂。如果仍然和它们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那么左翼就不可能和宪政民主融合得很好，因为马克思的基调是反自由民主、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这样，欧洲左派自然就会和中国“左派”拉拉扯扯，而不可能和自由派融洽合作。
相比之下，美国左派（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总体上更为温和，基本主张是社会正义与平等。这些主张不仅本身就是宪政民主理念的一部分（如反歧视），而且也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才能实现。既然如此，美国左派和中国“右派”（自由派）本来应该是天然联盟，而对中国宪政民主事业表示支持的也多为美国左派。二者之间的分歧不在于制度认同，而更多体现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左派更注重物质平等，这是从罗斯福“新政”一直延续至今的民主党立场。往好处说，民主党比较“实在”——没有基本的物质平等，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机会平等？如果一个人吃不饱饭、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给他政治权利、言论自由的意义是否就会大打折扣？?基本福利不只是人的物质生存保障，也是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但往坏处说，福利主义瞧不起人，把人当成是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只能靠国家供养的弱者；老幼病残也许需要国家救助，普通正常人为何不能自食其力？过度福利必然养懒汉，对于人的成长来说有害无益，而且容易造成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滥用，让整个国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
在国际关系上，左派虽然在维护自由、人权与法治的立场上“政治正确”，但由于比较看重实际利益，不敢得罪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因而往往停留于“口炮”，很少来真格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国自由派喜欢川普的原因，共和党说得不多，但似乎更加守信、更讲原则。不过，这并不是绝对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最近去世，离总统大选仅一个月时间，川普却急着马上提名新的大法官候选人，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则跃跃欲试，准备极速核准保守派候选人；相比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奥巴马提名自由派候选人作为继任，却遭到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杯葛，其理由正是离当年大选“太近了”，而实际上当时离大选还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共和党前后矛盾的行为显然是极不讲原则的，只能损害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和政治中立。
不论如何，具体政策分歧不应被界定为“敌我矛盾”。实际上，美国不论哪个党上台，对华政策是稳定连续的，并没有体现出两党有什么系统性差异。共和民主两党本身虽然竞选时相互攻讦，但平时仍然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我们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好像一定要站在某一边和另一边势同水火？无论是与民主党为敌还是共和党为敌，走得太过都是与宪政民主为敌。欧美左派当中确有极左，但是他们不足以代表整个左翼。如果左派当中有人误解了中国或忘记了列宁式极权之痛，那么用中国事实把道理讲清楚就行了；如果他们继续对极权政体执迷不悟，那么就不是属于宪政民主阵营里的人，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
最后，西方左右之争本身也有变得越来越极端和彼此不宽容的趋势。经过长期的权利斗争，西左已经形成一套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指一个社会形成的绝大多数人不容违背的政治信条，在美国特别体现在种族平等问题上。它不仅意味着国家行为不得实行种族歧视，而且私人也不得流露出涉嫌歧视的言行。只要稍微偏离“政治正确”，轻则面临口诛笔伐的巨大社会压力，重则停职审查甚至丢失职位。这固然相当大程度上是源自对美国历史上对黑人伤害巨深的蓄奴制的反思，也体现了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从弗洛伊德事件来看，美国社会乃至政府的种族歧视仍然没有消失，这种“政治正确”仍有必要存在，因为它体现的是反歧视的政治自然法则。但任何一种原则或规训在实施过程中都有可能矫枉过正，产生英国宪法学家戴西所说的“公共意见的独裁”。这个度确实不好把握，譬如明目张胆的种族侮辱或仇恨言论显然不应被容忍，但是如何对待涉及种族的事实，如犯罪率、教育程度、领救济人数和单亲家庭的比例？是不是某些对黑人不利的事实也不让说？是不是凡是遇到种族问题的发言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要承担严重后果？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而对于实质性解决美国种族问题并无益处。就和政府压制言论不对一样，社会压制言论也是不对的。尽管某些言论是多数人不认同的，让它们说出来还是比窝起来、藏起来好。说了不对，当面怼他就是了；不让他说，不代表他就没有那种想法，实际上反而剥夺了通过自由言论纠正某些偏见的机会。言论自由本来是宪政民主国家的第一原则，但是即便美国也难免会在某些“敏感问题”上滑向不宽容。
中国有些自由派反对“政治正确”，但不关心“政治正确”的来由，同样也会矫枉过正，连带把“政治正确”当中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则给反掉了。政治本来无所谓“正确”，不同观点见仁见智，“政治正确”未必“正确”，但是“政治正确”的信条一般起源于某个政治自然法则，譬如关于种族问题的“政治正确”是来自种族平等（反歧视）。你可以不同意“纠偏行动”，反对给予黑人任何特权待遇，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不能在反对“政治正确”的时候站到了种族主义的立场上。政治可以“不正确”，但是原则不能不正确，否则我们就成野蛮人了。因此，无论在主张还是反对“政治正确”，我们都要明了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哪些可以反、哪些不能反；如果为反而反、意气用事，很容易让自己失去应有的底线。
无论是中国右派还是美国左派，都要牢记霍姆斯大法官的警世恒言：言论自由所保护的不是我们喜欢的言论，而正是我们憎恶和鄙视的言论。这句话的逻辑依据不是伏尔泰，而是休谟：人是理性动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不是上帝，别人不是白痴。这是为什么我不认可“白左”这样带有羞辱性的称呼，因为这表明我们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当作白痴。尤其是那么多的人（约半数选民）认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一套政策，隔着太平洋、信息和讨论受到各种屏蔽的我们有什么理由那么傲慢呢？这种姿态和独裁政体对人民的蔑视不是一个逻辑吗？如果你认为一个被数十万或更多的选票选上台的政客（如某个选区的众议员）错得离谱，那么离谱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你的信息和据此作出的判断。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受到质疑，但这显然不是说少数人的判断反而成了一贯正确。
六、远离极端、回归中道
总之，分裂并不可怕，“步调一致”也不是自由派的底色，但是左派右派变成水火不容的决裂就成问题了。左右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极”，这一“极”就成极权了。左右都是如此，极权意义上的极左或极右才是我们要反对的。中国经历了左翼极权，所以自由派对极左深恶痛绝，但极右也是要搞独裁的，而且在当今中国的自由派阵营，反民主、种族主义和政教合一等极右翼言论还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自由派不能不有所戒惧警惕。反左过度，会把自己变成极右，绕了一圈，又变回到自己本来要反对的那个东西——极权主义。某些“自由派”误以为右就是对、左就是错，其实是自己的极权思维没有肃清的表现。经过极左洗脑之后，国民尤其容易接受极右的再洗脑，因为二者的极权思维方式高度一致，都是非左即右、非对即错、黑白分明的单极化世界观，都自认为只有一个一贯正确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抓住一个“真理”或“启示”，而且还总以为真理和启示就在自己手里，凡是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就是谬误甚至邪恶。
无论左右，中国自由派都要回归宪政中道。在本质上，宪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为宪政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契约，也就是每一个理性人都能同意的一套基本约定。既然是每个理性人都能同意，社会契约是不可能走极端的，因为不同人的利益、观点、信仰注定是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观点、信仰不同的人要对同一部社会契约达成合意，这部社会契约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宽容，由此衍生出一套政治自然法，并通过某种宪政民主机制得以实施。国家必须宽容一切思想和言论，不能定于“一尊”，因为根本不存在一种绝对“正确”的左或右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多元的、个人的、见仁见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确答案”，因而任何正当建立的国家都不得强加任何正统思想或信仰，否则就是极权国家。无论是极左政权禁止右派言论，还是极右政权禁止左派言论，都是一丘之貉。我们不仅不能允许国家压制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更不能试图通过国家去压制别人的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养成尊重不同信仰和立场的习惯。
在今天的中美争端中，自由派支持美国，既不是因为它是美国，也不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左或右、共和或民主，更不是为了支持某一个特定政治或宗教倾向的总统，而是因为我们支持美国所代表的宪政民主体制。从疫情应对不力到弗洛伊德事件表明，美国的宪政体制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实上，美国的两党政治极化表明它的一部分社会契约可能正在瓦解，甚或从未稳固形成。批评美国并不是“反美”，而是为了让它的宪政体制变得更好，就和批评中国不是“反中”一样；否则，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和极权体制一样了。美国的生命力正是源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禁止国教、言论与新闻自由，源自除了和平表达之外几乎不设底线的信息交流和观点碰撞。美国宪法牢牢抓住这一条政治自然法，使之两个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在此岸观看彼岸的欧美左右互斗，可以心潮澎湃，可以拍案而起，甚至可以下注赌一把，但切勿太入戏。其实，极权国家无左右；左右本身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才有意义，极权国家的围观者是没有什么资格评判的。在一个既没有福利也没有自由的国家，为了别人多一点自由还是多一点福利而吵得不可开交，既得罪人，也让别人看笑话。
无论此岸彼岸、左派右派，全世界的自由派应该是一个君子俱乐部、正派人的共同体。何谓“君子”？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为“小人”呢？君子有底线，小人无底线；“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底线是什么？底线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属于自己的疆域内行使自由，但不能越界、不能过度，否则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牺牲别人自由的基础上；政治独裁要剥夺别人的选票，种族主义要歧视弱势族群，政教合一要通过国家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别人——凡此种种，都是小人之举。在中国，自由派是一个被流氓欺压的人群。我们要做一个正派人，不要沾染流氓的习气，去欺负比我们更弱的人。
在极权国家的极端土地上生活，自由派不能迷失自己，不能以别人的左右来定义自己的方位，既不能因为某国是世俗极权，所以就主张特定的宗教政治，也不能简单把国内的反左投射到西方的反左，把自己变成种族平等和“一人一票”的敌人。我们要有自己的方位，把它牢牢锚定于政治自然法，对宪政民主体制下的一切观点立场采取最大程度的宽容。只有这样，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才能形成最大多数的联盟。
注释：
1, Foran, Clare, How Bernie Sanders Explains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 Atlantic, 20 November 2015.
2, Jaclyn Peiser, ‘Their tactics are fascistic’: Barr slams Black Lives Matter, accuses the left of ‘tearing down the syste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2020/08/10/barr-fox-antifa-blm/.
3, Adam Andrzejewski, Trump’s Leaner White House 2020 Payroll Saved Taxpayers $23.5 Million Since 2017, Forbes, 30 June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adamandrzejewski/2020/06/30/ trump-further-honed-the-white-house-2020-payroll-and-saved-us-taxpayers-235-million-since-2017/#265937b83b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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