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为了推动政治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带头退居二线，成立中顾委。他为了安抚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搞了一个干部离休制。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可享受此光荣政治待遇。发全额工资，有好的医疗服务，费用全免，逢年过节还有礼物送。
以下是一位退休老教师的自述。本文以第一人称记录如下：
自从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我当了一辈子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可是，当我八十年代告别讲台时，享受的是离休干部待遇。那是缘于我学生时代的一次冲动，准确地说是参加了一次革命行动。这事情的原委，容我慢慢道来。
我出生在北平的一个闽籍富商人家庭，成长在福州的三坊七巷。我的父亲毕业于福建法政学堂，后进入政界，却在福建省主席陈仪与蒋介石的政争中，夫妇俩被军统特工当街狙杀，成了国民政府的“烈士”。当时我才十三岁，带着十一岁的弟弟，靠政府微薄的抚恤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抗战时期，厦门大学撤到闽西的长汀。在校园里，基督教团契非常活跃，我从中得到安慰和帮助。大概是我事事处处都很努力勤奋，受到同学们的拥戴。在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厦门的那一年，我担任了厦门大学学生会女生部主席。
1947年初的一天，高班的同学陈景汉，神秘兮兮地来找我说：“我们要组织一个反美示威，我是总指挥，你做副总指挥”。那时，北平刚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女大学生的“沈崇事件”。全国各地，尤其是校园里，反美情绪高涨。同为女大学生的我，当然是义无反顾，全身投入。然而，我并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在厦门大学的地下组织，精心策划的一次反美、反蒋的行动。
1947年元月七日，我们数百名厦门大学男女学生，举着横幅标语走出厦大校门向市区进发。途中还有一些厦门双十中学的学生加入。示威游行的队伍走在厦门市区的主要街道，繁华的中山路上，我们高呼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军驻华”的口号，引起市民们的围观和响应。机电系学生曾宪诚是地下党党员，他早已隐藏在中山路的一座楼房的二楼，拍下了这张示威游行队伍的照片。
这次示威游行活动期间，并没有受到政府当局的阻扰和镇压。我们顺利回到校园，还兴高采烈地开了庆功会。
几天之后，厦门警备司令部的人马闯进厦大校园，逮捕了参与示威游行的七名男生，和四名女生。我是那天示威游行的副总指挥，当然逃不了。
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学者。他在军警面前慷慨直言、据理力争：“谢雪如是国家烈士遗属，又是我孩子的家庭教师。另外几位女同学，也都是出身良好家庭、品学兼优的学生。请把她们留在这里，由我严加管教”。于是，我们四位女同学得以逃脱魔掌。男学生还是被厦门警备司令部抓走了。
那次示威游行之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曹锦如，对我格外亲近起来。她经常来校园看望我，带给我一些关于苏联的书籍，还隐隐地告诉我：在那个地方，是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天新地”……。可是，我一心向往基督教的团契生活，不明白曹干事的明里暗里的启发。不久，随着我的未婚夫，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深造去也。
而这位当年潜伏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曹锦如，如今是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我经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戴过的帽子五花八门，一直是革命的对象。
就在我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有一个多管闲事的干部，在我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我向组织交代个人历史的材料。“嘿，谢老师在1947年指挥了一次反美示威游行？这可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啊，符合离休干部待遇”！就这样，我成了离休干部。
我的弟弟谢崇永，算是真正的离休干部。因为杀父之仇，他痛恨蒋政权。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因为组织里出了叛徒，他不得不逃离学校，去乡下打游击。1949年，他随解放军杀入厦门，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参与了厦门的各项建设，在他离开工作岗位时，当然是离休干部待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来美国与儿子同住。在出国前，我把这份离休干部待遇的工资，全部捐给了我任教的学校，设立了一个贫寒女生补助基金。尽管那些学生中，有些人在那个荒唐时代，让我吃足苦头。
九十年代的一天，我的那位高班同学陈景汉，又找到了我。原来他也来到美国，并且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两个当年的反美示威游行正副总指挥，在美国“会师”了。
附记：查阅相关资料，在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文件《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周恩来也提出：“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是第二战场，把蒋管区人民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同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也就是说，那些发生在中国许多城市里的学生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其目的不仅仅反美，主要目标是反蒋，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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